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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典詩歌研究在俄國
中國古典詩歌研究在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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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詩歌從前在俄國介紹得不太多。19世紀只有一些從西方語言譯出的詩歌。當然,在1880年俄國著名漢學家V.Vasil'ev院士編寫世界第一部《中國文學史綱》之時,譯了《詩經》中《國風》的不少詩,有的引全文,有的只引幾句,向俄國讀者第一次介紹古代中國詩歌,并分幾類,如“婚姻歌”、“愛情歌”(又分女性歌、男性歌)、“嘲笑歌”、“頌酒歌”、“訴苦歌”、“官場歌”、“家常歌”。〔1〕1882 年他出版了《中國文選》第三輯俄文譯本和注解,是《詩經》的《國風》全譯文及注解〔2〕。但是這部著作只是為了給學生當作教材用的, 沒有多少文學價值,不是用詩體譯的,是逐字逐句直譯的(下面我還要談談這本書)。第一本較系統的詩選是1923 年出的俄文版《唐詩選》〔3〕,是由漢學家Ju.K.Shchutskij教授用俄文詩體譯的。
  Ju.K.Shchutskij 從《古唐詩和解》選了唐代五十多名詩人的詩(同時也參考一些日本人編的唐詩選),把詩分為九類,認為是中國古代詩歌最重要的典型題目,如“自然與我”、“離開自然”、“友人”、“在異鄉”、“失寵”、“妻子”、“在廟宇”、“古詠”、“高齡”,另附白居易長詩《琵琶行》。他的老師著名漢學家Alexeev 院士寫了序言(主要談中國詩歌翻譯的問題),以法國Ju.Gauthier 翻譯的及俄國從西方語譯的中國古詩為例,對那種似是而非、添枝加葉的翻譯提出了批評。Alexeev為每一類詩作寫了較短的但非常深刻的引言, 介紹每個題目之特點,可以說這是俄國第一部忠實介紹中國詩歌的書。
  從1923年到1949年,俄國沒有出版中國詩歌集。從50年代開始,俄國翻譯家大量翻譯中國古典與現代詩詞。1949年著名漢學家L.Eidlin(漢名艾德林)教授出版了他編譯的白居易絕句及一些新樂府〔4〕。 后來他于1951、1958、1965、1978年出版了《白居易詩選》〔5〕, 每次補充一些新譯的詩,撰寫新的序言。60—80年代Eidlin教授還譯了其他詩人的詩,從屈原到唐代孟浩然、李白、杜甫等,但只譯每人幾首而已。從60年代起,Eidlin教授專門譯陶淵明之詩。1965年第一次編出《陶淵明詩選》,后來多次再版,每個版本也增加一些新的譯文(如1972年版本)。他采用一種新的譯法:把中國詩的一行據詩中的停頓,分別譯為兩行(如七言詩分4字和3字,譯為俄文時共兩行)。很多譯者用他的方法(實際上這個方法早在19世紀蒙古人譯中國章回小說中的詩時已經用過,Eidlin不了解這一點,以為此法是他的獨創)。Eidlin的譯文很準確,他特意不押韻,是用無韻詩譯的,因為押韻不一定能保存原意,常常為了押韻要用原作沒有的詞。50年代俄羅斯讀者對中國各方面有很大的興趣,有的詩人自己不會中文,托漢學家給他們一行一行地譯成俄文,然后加工成俄文詩,如列寧格勒(Leningrad)詩人A·Gitovich這樣譯了杜甫(1955、1962年版)、李白(1956、1957年版)、 王維(1959年版)的詩。1979年另一位詩人A.Steinberg出版了他譯的《王維詩集》。還有世界著名女詩人A.Akhmatova譯了不少中文詩歌, 如屈原的《離騷》、一些李白的詩等。也有些漢學家自己會寫詩,也譯了不少古典詩歌,如L.Cherkasskij教授譯了曹植的詩(1962、1973年版),M.Basmanov專門譯宋詞,出版了《李清照詞選》(1960、1970年版)、《辛棄疾詞選》(1959、1961年版),I.Golubev譯了《陸游詩集》、 《蘇東坡詩詞集》等。另有I.Smirnov 譯的關漢卿等元代詩及明代高啟的詩(1979年版)。1957年出版了漢學家A.Shtukin譯的《詩經》全文。Shtukin于40年代就譯完了《詩經》,但因被捕坐牢, 這個譯本直到1957年才問世。
  怎樣評價這些譯文?翻譯家寫詩天才不一;他們(漢學家)中文水平參差不齊。漢學家中,Eidlin教授的譯文我想是最可靠的。他專門談詩歌翻譯的可引用性。確實,如我寫什么研究論文要引用某詩人的一首詩,我當然看已發表的俄文譯文。除了Eidlin及Shtukin 的《詩經》譯文外,大部分都不好用。或者譯的不夠準確,或者離原意太遠。大概的意思當然對,但具體的一行詩不行,不能引用。當然,有時有例外,如A.Akhmatova譯的一些李白的詩文,但這樣的例子不多。
  不過可以看出來,從50年代至今俄國譯出了中國主要的古典詩人的作品。談起研究情況就比較復雜了。中國詩歌從《詩經》開始,上面已經說過,在俄國《詩經》第一次是V.P.Vasil'ev院士1880年介紹的。他大概第一次提出《國風》是民歌的看法,認為《詩經》是研究世界古代社會非常重要的材料。Vasil'ev寫道:“我們手上的這些歌,既保存了當地的天才,中國人民的天才,又證明了過去中國人同其他人一樣,欲望和缺點很相近:在可愛的教師沒有把他們教育成偽君子之前,他們曾經比較坦率。我們在這里可以看見情歌;待嫁的姑娘之歌;迷上自己女友的情人之歌;安排幽會的歌;被拋棄的妻子的怨歌;夫婦、情人、親眷離別的哀怨的歌。同時應當注意的是,這些哀怨也反映了社會和政治的環境情況。”〔6〕Vasil'ev也注意到大概其他學者未注意的問題。《詩經》中有些題材是世界其他古代民族完全沒有的:“這里歌頌的不是祭司和預言家(先知),而是忠誠的官員或者皇帝的奴仆,使臣;他們以自己的名義說話,發牢騷,抱怨不承認他們的優良品質……”〔7〕
  俄羅斯學者還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雖然《詩經》之詩是許多獨立國家之創作,盡管題目相同,但各種題材有不同的說法,“這是注家們完全忽略了的見解”。Vasil'ev第一次提出中國現代民歌及各地區特征研究的重要性。中國學者大概要到“五四”時期才注意到這個問題。總的來說Vasil'ev對《詩經》有創新的見解。
  在1882年出版的他編的《中國文選》(注釋本第三輯)中,他譯了《國風》的全部作品,并作了注釋。他的注解對傳統的儒學銓釋提出了相反的見解。他大約是第一個反儒注解《詩經》的人。他認為《國風》是真正的民歌。他把每首詩全文忠實地譯出來、敘述傳統的注解,然后寫自己的意見。如《國風·周南》的《參差荇菜》,Vasil'ev認為是婚姻歌,與文王和太姒沒有什么關系,述青年人想到一個少女,在床上輾轉反側,而這美麗的少女也夜里輾轉反側,想什么時候上天會把如意郎君給她送來。〔8〕又如《邶北·二子乘舟》,Vasil'ev認為, 與魏宣公家庭之事沒有什么關系,只是簡單描述一對情人乘船去游覽〔9〕。當然現在看來,這是一般的觀點,但在當時完全是新的。后來1958年N.Fedorenko(漢名費德林)教授出了一本《詩經及其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的書〔10〕,較系統地對俄羅斯人介紹了這部偉大的作品。1985年圣彼得堡大學E.Serebrjakov教授寫了一篇文章專門研究儒家怎樣解釋《詩經》中的情歌,儒家怎樣利用《詩經》討論君王與他的妻子要具備哪些品德、夫婦之間的關系應當是怎樣的,正確理解夫婦的義務對社會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的整個體系都有意義,婦女在社會中的地位及其它倫理問題。
  屈原也是N.Fedorenko教授研究的主要對象。40 年代他在重慶蘇聯使館工作期間開始研究屈原,師從郭沫若。雖然1943年他因寫《屈原研究》獲博士學位,但他在1986年才出版了介紹屈原的一本100 多頁的書〔11〕,分析屈原的作品。
  60年代I.Ljsevich開始研究樂府。1969年他出版了一本題為《中國古代詩歌與民歌(漢代樂府)》的書〔12〕。他認為樂府不是一個體裁,而是一組體裁,包括:(1)抒情歌詞;(2)謠,謠與當代社會有密切聯系,儒教士人說通過謠表現天命,李氏認為不是天命,而是人民的命運(人民的意志);(3)敘事詩,這樣的詩常常插入人物對話。 這些是倫理性的歌詞,但情節沖突的基礎可能是凡人的平凡的日常(家庭)生活悲劇。真正的敘事詩很少,也不是漢代的作品,如《焦仲卿妻》,大部分都是一些片斷作品,情節不完整,有些作品位于敘事詩與抒情詩歌邊緣上(如《孤兒》)。Liscvich認為某些歌是古代說唱的片斷,例如他認為《擊壤歌》就是這樣的,盡管人們很難同意這種看法。
  Lisevich研究的主要對象是文人樂府。他認為古詩(如古詩十九首)也可以歸入文人樂府。建安詩人也用民歌形式,但他們創作了嶄新的表現作者個性的作品。Lisevich還研究文人樂府里作者因素的加強是如何發生的。抒情詩越來越流行,而文人樂府中沒有謠的體裁。他指出,文人樂府同民間樂府相比,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社會題材。社會烏托邦的主題用另一種方式展開的:如果古代是以“仁義之邦”思想為基礎的,其中既無壓迫者也無被壓迫者,那么在文人(如曹操、王粲)樂府中這種思想就變為“仁義之君”的思想。作者認為文人樂府的特點是創作個性化日益加強,個人的思想感情成為詩人的描寫對象。
  Lisevich揭示樂府詩歌存在的復雜情景:民歌——文人作品(對民歌的加工),然hòu@①又是作者加工后的民歌變體。因此,我們面對的是集體創作。這樣看問題有助于理解文人樂府中存在各個時代的詞語和現實事物。如蔡琰的作品《胡笳十八拍》到了民間,在口頭流傳的過程中又發生了變異。
  Lisevich的研究有不少新的看法,很值得注意。最近他的研究生S.Zenin正在繼續他的研究,寫好了碩士論文(1992年獲得學位),題目是:《謠:從古代到17世紀》〔13〕Zenin與一般的漢學家不同, 他是數學家,后來學中文,對中國民歌有了興趣。他研究謠這種體裁的文化淵源,包括民歌在儒學中的意義(各種哲學家對“民”的理解、對天命和民心的界定、童謠的概念等),又如謠的特性(童謠與民謠的區別等)這類問題。他詳細地研究杜文瀾編的《古謠諺》,分析各個時代謠的修辭:周代21首、漢代54首、六朝187首、唐63首、宋60首、元22首、明117首——共524首謠,而且通常民謠比童謠多。例如漢代童謠23首,民謠31首;明代童謠33首,民謠84首。Zenin 特別重視具有批判意義的謠,即那些對人或事提出褒貶評價的謠,展示謠的批判性質:原來六朝的民謠對統治者持批評態度的較多(20首,但同期流傳下來15首贊美統治者的謠)。明代是32首批評,33首贊美。據了解,這樣的統計是首次進行的,有助于更深地理解全部中國民謠及其社會作用。
  Zenin在考察謠的利用這一問題時,不僅引用了中國的材料, 還參考了古朝鮮文獻、古越南史籍(如《越史略》)、日本典籍(如《日本紀》)中有關童話的資料。廣泛采用整個遠東的資料進行研究。使作者有可能揭示中國文化(主要是儒學文化)的一個特點——利用童話作為政治武器以及童話所具有的作為征兆的特殊作用,而這一特點正是上述遠東諸古國所共有的。
  Zenin研究謠的修辭特點時基本上是分析謠的格律, 把謠的格律同《詩經》及《楚辭》的格律進行比較,指出童謠和民謠大多數是四言詩。
  筆者以為Zenin的研究對俄國漢學和國際漢學有重要的貢獻。
  曹植研究是Cherkasskij(漢名車連義)的碩士論文題目。1963 年他出了一本《曹植詩歌研究》〔14〕。作者的目的是揭示曹植詩同民間詩歌的聯系,描述曹植的創作道路,他的詩作的創新之處,確定曹植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作者認為曹植的詩滲透著矛盾的思想。渴望有所作為時而代之憂愁的沉思;追求英雄業績常為凄涼的嘆息所代替。激動與惆悵、渴望行動與無法滿足,這就是曹植詩歌的情感要素。Cherkas-skij指出,曹植詩創作同他的世界觀有著密切的聯系。他的世界觀既含有儒學因素,也含有道學因素。作者認為曹植從道學思想里主要汲取了它的奇幻思想,而不是它的哲學基礎,盡管曹植曾經努力領悟道家的某些哲學原理,首先是無為論。曹植跟著孔子大談君子,認為君子是自己的理想。Cherkasskij還研究了曹植詩的形式、 他在五言詩方面的革新、追求準確地表達思想、大膽地將新詞語用進詩歌(這些詞語在他之前很少有人用過或者用在另一個意思上)。作者指出曹植詩的開頭與結尾特別考究,認為這些詩句是作品中最重要的。
  三國時期的詩人中,俄國學者研究了阮籍。出版了V. Maljavin(漢名馬連文)的專著《阮籍》(1978年)〔15〕。作者以漢末三國整個時期作為廣泛的襯托來描述阮籍,試圖再現他的生平,并展示同時代人和后來各時期歷史家著作傳統中阮籍形象的方方面面。例如《晉書》里詩人阮籍的形象是矛盾的,相當復雜的。在一定程度上不乏心理深度。Maljavin仔細研究詩人阮籍吸收莊子思想的情況,得出結論說,他只汲取莊子思想里他本人覺得重要的東西。一方面我們見到的是一定的觀念系統、自己的價值品位、原則和理想;另一方面是深刻的充滿情感的個人的世界觀。作者同樣詳盡地研究阮籍的抒情詩。阮籍的詩作里,感情和大自然充滿不安的無定性、凄涼的歡愉——這就是阮籍抒情詩的令人驚詫的內涵。Maljavin還突出一個方面——阮籍筆下的世界大同主題。這要求作者分析阮籍的音樂觀。阮氏認為音樂是大同理想的體現者。M-aljavin評論阮籍的這本著作雖然篇幅不大,但內容豐富,是獨特地綜合研究著作的一個例子:研究一個詩人的創作時緊密地同他的哲學探索和對其他藝術門類(音樂)的觀點聯系在一起。
  1994年圣彼得堡出版了一本完全不同的M.Kravtsova博士寫的書,題名為《古代中國詩歌研究》〔16〕,這不是系統介紹古代詩歌的專著,而是完全新的文化學(culturology)的研究。Kravtsova主張為了理解中國詩歌,要深入研究古代信仰、宇宙觀、宇宙論、國家制度等問題。她研究詩歌特別注意古代文化的特征,多用考古材料、中國和西方學者寫的古神話研究、中國文化及華夏民族形成的問題。作者以為古代中國文化可分為中原與楚國(南部)文化傳統。她從《詩經》分析開始,主張《國風》中大部分是民歌,但也有古代無名詩人寫的作品(如《邶風》中的《北風》及《豳風》中的《鴟xiāo@②》)。 Kravtsova博士特別仔細介紹了《楚辭》,然后介紹中原文化特點,包括中原人的宇宙論及世界模型,如五方的觀念(以沈約寫的《白馬篇》為例),作者認為沈約或曹操《苦寒行》中描述西征之法與古代宇宙論有密切的關系(當然曹操描寫真實情況,但沒有提戰爭本身)。Kravtsova 以為古代的遠征詩之主題思想是古代的地緣政治觀念,詩中沒有提真實敵人,敵對力量是西方之地,野蠻人(狄、胡住的地區)的自然(山水);中原與西域之界就是山或河,軍士離開中央(即首都)越遠,自然越接近敵對空間。Kravtsova 博士以為遠征詩的空間結構特征我們也可以在中世紀初期(即三國晉代)的情詩里發現。情詩間的結構主題也是中央與遠方對立,在情詩里是女人與男人所在之處,但是中央在情詩里不一定是首都,大多數是女人所在之地。她等待從遠方要回來的情人或丈夫。Kravtsova博士也仔細地談古代神祗及各種儀式, 帝王崇拜之原始根源,上層政權觀中的薩滿教因素及祭司因素,儒教帝王論等問題,但沒有舉例說明。
  《古代詩歌研究》的另一章名為《婚姻與愛情》。作者多采用荷蘭R.H.Van Gulik關于房中術之研究成果, 介紹古代自然哲學中性的色情論,儒教有關家庭與愛情的看法及中國情詩的paradox (似是而非論)。Kravtsova博士以為這個Paradox在于中國情詩是徹底色欲性的,描寫自然、山水、女人之外貌,她的內室或暗指天地相交或暗示女人之性欲苦悶,但是連中國讀者看這些詩也沒有意識到這是愛情色情之詩,因為詩人用各種間接表現方法,專門的表示色欲之形象。第一類是用動物形象,如用雌雄,馬(男生殖器之隱喻),鴛鴦、燕等各種鳥;第二類是植物形象,如草、青苔、浮萍等以及滴落其上的雨或露(天山的水)和各種爬蔓植物以象征女性(它們繞樹上,暗指女性抱男性),或楊(陽也)與柳(陰也)。情詩常用蓮花形象(與佛教詩不同),在情詩中蓮(或菱)象征性交,采蓮或菱暗示女性向往與情人會見。Kravtsova 博士以漢樂府為例說明詩中直接描述男人對女人之愛情的部分,如沈約寫的《少年新婚詠》從西方人之眼看不出來什么淫穢的意思,但在中國以為是有傷大雅之義。
  研究南部即楚國文學傳統之時,Kravtsova介紹楚人信仰, 但是特別研究神秘之游。她從《離騷》分析開始,以為《離騷》描述的是神秘之游,《離騷》主人公乘神車而出游,這細節與一般的薩滿出游不同,薩滿不用什么坐騎,或騎鳥及野獸,從來不用車。但是Kravtsova 想主人公乘的車與中國神話載日之車可能有些關系,所以她很仔細分析古代的日崇拜及與日有關系的神話概念如扶桑,若木,后羿射日,但以為后羿不是楚國神話人物。作者同意英國S.Allan教授的看法, 以為桑是殷人的圖騰。Krartsova 在研究羲和生日神話與日車神話概念以及屈原的《九歌》時得出結論說:(1)楚國本地有日車神話, 該神話主角是東君;(2)楚國神話中的日車概念類似古代印度Asvinau兄弟神話;(3)因《離騷》主人公乘日車,所以他出游之描寫與薩滿教完全不同。
  作者繼續研究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描述神秘出游之作品,如《穆天子傳》及后羿見西王母,多利用屈原《天問》、《遠游》及漢代賦之傳統及漢末三國時代以來的游仙詩。
  分析中國山水詩之時,Kravtsova指出中國自然感悟特征。 中國山水詩歌中表現的自然觀有兩個來源,一是漢賦保存的南部信仰,另一是道教抒情詩,這都是Kravtsova之書上部的內容。
  第二部談到中原詩歌傳統、古代中國對詩人創作的看法,詩人天才是天帝(帝嚳)賜的,詩歌創作與帝王崇拜,詩歌與樂禮關系,漢代郊廟歌辭等問題。有專門一章中討論儒教對詩歌看法的形成,儒教詩論對漢詩的影響,儒教詩論演變等問題。
  Kravtsova專門研究南部詩歌傳統形成, 中國文學史中的《楚辭》地位,《楚辭》與漢賦的關系。最后一節談《楚辭》這個辭集的結構及其深意,結論是《楚辭釋文》有較復雜的內部結構。為了探討外部組織,論者利用數字的方法(《楚辭》分為兩部分,1至8文及10—17文,每部分包括三個“九”字等)。結構之深層可能與五方空間概念有關系。作者還認為《楚辭》中數字暗示漢代宇宙論及宗教儀式,所以《楚辭釋文》這部書是漢朝編的,不是唐代文學之作,大概是王逸編的原作。
  雖然筆者不能同意Kravtsova的某些結論, 如南部傳統有印歐之基礎及一些古代神話解釋,或對《楚辭釋文》結構的解釋等問題,但需要承認目前為止Kravtsova之書是俄國漢學最豐富的, 參考了許多中國資料及現在中國與西方學者研究成果而有創造性的、可以引起不少爭論的綜合性著作。Kravtsova之研究還附有她自己譯的古詩(《詩經》17 首,漢樂府7首,《楚辭》四個作品,漢賦三篇及唐前抒情詩。 她的譯法與前人完全不同,如譯五言詩時企圖在俄文句子中也保留五個實字(虛字不算),保留所有的中國詩歌表現方法(如對偶、重疊等),這也是新的嘗試。
  L.Eid lin教授的博士論文:《陶淵明及其詩歌》〔17〕(1967年)與其他評論陶淵明創作的書在寫法上完全不同。此書既有翻譯又有研究。除了引言和詩人生平及創作道路之外,這部書大部分是陶詩譯文、詳盡的翻譯說明,大量的注釋,并對當時已有的西方譯文(德、英、法)提出自己不同的見解。Eid lin利用了一切中國傳統的注釋, 包括罕見的,如董氏注。董氏注本是上海的著名教授郭紹虞借給他的(后來他還給郭紹虞教授,但聽說不知哪兒去了)。Eid lin 論陶淵明的著作是研究加翻譯的樣板;譯文很確切,而且證據十足,沒有許多西方譯者常犯的錯誤和主觀性。
  研究部分包括陶淵明生平與創作的重要問題,如陶淵明傳記的問題,如最早的《宋書·隱逸》中的陶潛傳·梁·蕭統寫的陶淵明傳,《晉書》、《南史》及無名氏《蓮社高賢傳》(6世紀)中的陶淵明傳。Eid lin把諸傳作比較,指出每個傳記特征及共同點。作者認為可以從陶淵明的詩中得知不少有關他的生平知識。Eid lin 分析了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此外他還專門研究鐘嶸與蕭統對陶詩的評價。
  Eid lin認為陶詩直接反映詩人的生平, 作者引用陶詩試圖重擬陶淵明義熙二年,即解印去縣之前的生活,然后研究詩人“歸去”之緣因及分析《歸去來辭》的意義。作者專門討論陶淵明對自然的看法及他對生命與死亡的看法(詩人懷疑赤松子與王子喬長生不老,從儒教態度來看道教、佛教對身體與靈魂的看法(據陶淵明寫的《形影神三首》及其他詩)。
  Eid lin教授認為, 在陶淵明詩中還有一個重要的命題就是陶氏對道德與貧苦的看法。Eid lin 教授不同意有的學者認為陶淵明思想來自道教(如朱熹以為陶氏思想基礎是莊子與列子),或相反,有人以為陶氏是儒教之詩人。他以為陶淵明的世界觀是較復雜的,他是奇特的,具有民主思想的儒士,不愿作官,是一位歸田不成的道家典型的消極的隱士。
  Eid lin教授特別詳細分析陶淵明的《桃花源詩并記》, 這個作品與《列子》描寫的大禹到終北國不同。終北國中人不要勞動,而陶淵明描述的烏托邦之土人家與一般的人一樣要耕田,但是不要讀書。Eid l-in以為陶淵明想讀書是失去了自然本性。《列子》描述超自然的情況,而陶淵明描述可以得到的幸福生活,雖然不知怎么達到幸福的生活。阮籍的無君無官之說,鮑敬言之無君論(見《抱樸子·外篇》卷48)為《桃花源記》奠定了基礎。儒教與道教二元思想同時影響陶淵明,《桃花源記》體現了儒道思想之影響。
  Eid lin也研究歷代對《桃花源記》的評價及看法,如唐代王維、韓愈、曹唐(《題武陵洞》),章碣(《桃源》);宋代蘇軾(《和桃花源詩》),王安石(《桃源行》)、方回(《桃源行》)、明代袁宏道等文人的看法。Eid lin教授的書是一部非常可靠的、 很有分量的陶淵明創作研究。1995年白俄羅斯Minsk城再版了此書, 這類專題過去很少有再版的機會,Eid lin這部專著的再版說明不少讀者對此有興趣。
  海參威的女研究家T. Tomikhai于1988年在莫斯科出版了一本關于庚信的小冊子。〔18〕這本書敘述庚信的生平,研究他的山水詩、他的詩歌同民歌的聯系、他的懷古詠史之詩,分析庚信詩的格律。作者認為,庚信晚期的作品洋溢著愛國主義思想;正是愛國主義的題材成為他后期生活的主導題材,新的思想內容引起風格上的變化。總的來說,Tom-ikhai的著作首次把這位有意義的詩人介紹給俄國讀者。
  還有一部評述唐代之前詩歌的著作《謝靈運》〔19〕(1980年)。作者是L.Bezhin.漢學家,寫短篇和中篇小說,現在事實上成了著名的俄國小說家之一。他的這部著作是一部寫得很生動的中國詩人生平傳記的范本,書里展示了4至5世紀中國文化的特點、關于風流的概念、由風流而演釋出來的“狂”的概念,還有人的行為是奇行的問題。Bezhin也考察崇情、長壽觀。作者在長篇緒言里描述謝靈運的祖先、他的前人和導師,包括同謝家十分接近的畫家顧愷之。作者仔細描述謝靈運的詩人生平,展示他性格上的矛盾(他既是風流才子,又是顯宦、陰謀家,身兼隱士,熟知佛道之說)。Bezhin的結論是謝靈運的詩政治內容比初看起來要豐富。謝靈運對大自然的接受與傳統的美學觀緊密聯結在一起。Bezhin同意西方研究家的說法:中國的山水詩(包括謝靈運)同西方的山水詩有一系列共同點,但他認為也有許多不同點,這些不同點同思維結構有關。例如,在中國,對自然界的感受從來也沒有達到歐洲那樣主觀化的程度。在中國,自然界沒有脫離人,因為三才(天、地、人)是和諧的、統一的。詩人的“我”沒有提到自然力之上;與歐洲不同,人沒有被看作自然界之王。總的來說,Bezhin的這本著作,同Maljavin的著作一樣,都是作為《東方作家和學者》叢書出版的,向俄國讀者介紹了一位4至5世紀杰出的詩人。
  可以認為,寫作這本書時,Bezhin考慮到創作另一部題為《風流名士》(1982年)的書〔20〕。這不是一部描述3至4世紀一個詩人或畫家的書,而是描繪文人生活方式的書。這種文人大部分情況下是詩人,或者畫家。為此,Bezhin考察一系列對理解風流至關重要的世界觀問題,如生活是藝術,生活觀,各種思維模式和生活模式,藝術家行為的怪癖性,隱居生活的理想,尋找長生不老,情的概念和對待愛情的態度,對待酒、自然界的態度,關于生與夢(夢中生、憶中生)的觀念。作者還研究詩人對語詞(語詞是一種游戲、語言幽默感、妙語)的態度,如對藝術家外貌、衣裳,對游戲、音樂、舞蹈的態度。他還利用鮑照(寫情感、罪責、夢、回憶)、潘岳、嵇康、阮籍等詩人的詩作為例子。這本著作材料豐富,對理解當時中國詩人文藝創作的特點無疑是有益的。盡管看起來很奇怪,俄國漢學家對唐詩研究并不多。雖然V.Alexeev 院士很早在1911年發表了他評注李白山水詩的文章,1916年出版了重要著作《詩人論詩:司空圖詩品研究》〔21〕,1923年為他的弟子Ju. Tshju-tskij編譯的《唐詩選》寫了序言與注釋,他并沒有出版關于唐詩的專著。其他弟子,如上面提到的Eidlin教授許多年翻譯研究白居易之詩,編出了許多白居易詩選,寫了很有趣的研究性的序言,可惜沒有出版關于白居易的專著。但他1946年發表了《白居易詩中的對偶》〔22〕的論文,他利用西方學者對偶分類法研究白居易律詩中的同義性對偶(即兩行之字、詞、語法對偶),對稱的(即每個詞相比,如上行寫大,第二行“小”字等)及語法上的對偶(即句法同,而字、詞中無對偶)。E-id lin教授還談到中國詩中除了兩行中對偶還有一行中的對偶。作者作了這樣的統計:他譯的836行中,有85行中有對偶(有同義性的, 也有對稱性的),但是行中對偶比起兩行中的對偶沒有那么嚴格。
  另一個Alexeev院士的弟子O.Fishman教授1958年出了一本叫做《李白:生平與創作》〔23〕的介紹李白的通俗小冊子(遺憾的是,她那部碩士論文《歐洲對李白的研究》(1946年),至今未出版)。除此之外,還可提出一本通俗小冊子——也是Alexeev院士的學生、 現圣彼得堡大學教授E.Seribrjakov 論杜甫的小冊子《杜甫評傳》(1958 年)〔24〕和L.Bezhin的杜甫詳盡的傳記(1987年)〔25〕。 這部傳記是從30年代就開始出版的《名人傳記》叢書之一。
  1984年新西伯利亞市出版了一本青年布里亞特學者G.Dagdanov《王維創作中的禪宗思想》〔26〕,本書試圖研究王維同佛教和尚的聯系。作者證明說王維差不多是唐代唯一在廟里受到教育的中國大詩人。 Dagdanov指出王維在禪宗里看到了創作上自我表現、 精神上完善的新的可能性。王維一生的全部創作都在努力尋找禪、詩、畫之間的和諧。達氏提出佛教作品的幾個范疇:
  (1)宣揚隱居主題、具有佛學色彩的作品;
  (2)描繪同佛教和尚友誼主題的作品;
  (3)鮮明地表現出看破紅塵、世俗皆空的作品;
  (4)表達詩人相信因果報應和來世轉生的作品;
  (5)表現詩人在選擇佛、道及其他學派之間動搖不定的作品;
  (6)可以姑且稱之為“廟詩”的一組作品;
  (7)詩人根據佛教團體和個人要求寫的散文和詩歌(偈等)。
  禪詩和偈詩都是Dagdanov這本小冊子詳細研究的對象。
  1991年G.Dagdanov出版了新的一部專著研究孟浩然,題為《中世紀中國文化中的孟浩然》〔27〕。這個標題不是偶然的,因為作者介紹唐代詩歌各種形式,如古詩、樂府、律詩、排律、絕句等,也詳細介紹唐代佛教等孟浩然創作之背景。Dagdanov是Eid lin教授的弟子, 他寫的這本書也利用他老師寫陶淵明研究之方法。因為我們知道關于孟浩然的生平不多,他利用孟浩然的詩來修復詩人的傳記,補《舊唐書》的記載,也介紹其他詩人,如杜甫、皮日休及蘇軾對孟浩然詩的評價。Dagda-nov引譯孟浩然很多詩,與Eidlin教授一樣,引每首詩,注釋它,分析它,描述事件與詩人生平聯起來,設專門一章談孟浩然在長安寫的詩,下一章題為《陶淵明:理想之形象》。Dagdanov以為唐代詩人注意到前時代文學遺產之時他們特別提出陶淵明的自然、歸田之思,他的自由的生活。Dagdanov分析孟浩然詩中的陶淵明詩的形象,作者以為“對孟浩然來說,陶淵明不僅僅是他努力仿效的理想形象,他的生活中許多片斷是同詩人陶淵明的名字聯在一起的,他在歡樂之時,在悲哀之時,都求助于陶淵明。”
  Dagdanov設專章研究孟浩然的世界觀,特別詳細說明孟浩然的佛教觀,詩人對佛教的興趣及佛教在中國傳播的問題。 作者以為孟浩然詩46首可稱之為“佛教詩”。孟浩然常用佛教術語、佛教形象、佛教思想,特別是浮生之義;探討了“無生”、“滅”與佛教“涅pán@③”之關系等問題。Dagdanov也專門分析孟浩然描寫佛廟之詩,雖然孟浩然在佛教方面,特別對佛教思想、哲學、神秘觀念有興趣,但對佛教儀式沒有興趣。他常去佛廟,喜歡與和尚談話。作者專門研究唐詩、孟浩然詩中的佛教隱士的形象。總的來說,Dagdanov的書較全面地介紹分析了孟浩然創作道路,引譯很多從前沒有譯成俄文的孟浩然的詩。
  當然,除了上面提到的著作外,還有些評論整個唐代詩歌的專論和單篇論文,如Eidlin教授寫的很精確的唐詩概論一文〔28〕;V. Suhkorukov關于王維的文章〔29〕等。80年代Serebrjakov教授開始研究女詩人之創作。他從唐代薛濤開始,編了薛濤詩用詞頻率辭典。后來把薛濤詞匯與同時期張籍詩詞匯比較,結論是薛濤的詩語匯接近于張籍的語匯,但在個別的語意詞源結構上有區別,即哪些概念薛濤比張籍用的多一些,如“天象、天體”一類的詞,薛濤用18個詞表示,共用了112次;而張籍一篇篇幅相同的詩文,只用10個詞表示,共用了42次。這類的研究在俄羅斯從前沒有人作過。但總的說來,俄國對唐詩的研究不夠充分。這里的原因是各種各樣的。唐詩多如瀚海;研究工作復雜;俄國唐詩專家Eidlin教授多年來打算寫一部論唐詩的書,但可惜的很,始終未能如愿。
  不過宋代詩詞可以說運氣不錯。從50年代末60年代初圣彼得堡大學E.Serebrjakov教授專門從事宋詩詞的研究工作。 他選擇陸游的創作作為自己博士論文的題目。首先他把陸游的詩《入蜀記》譯為俄文并做了注釋〔30〕。這個譯本于1968年出版,即在《入蜀記》英譯本在美國出版之前。英譯者曾經專門寫信給筆者,要求寄給他一本Serebrjakov 的俄譯本,想利用謝氏在翻譯過程中的探索成果。Serebrjakov 不是簡單地將陸游日記譯出并加注釋,而是描述了研究這部日記的情況,附于書內。Serebrjakov指出,陸游的日記同地理著作無疑有共同之處,但在日記中,作者鮮明與獨具一格的個性表現得更明顯,顯示出陸游追求自然界美的享受。同時,正如這位研究家指出的那樣,大自然常常以間接的形式出現在陸游的面前——反映在前代詩人的創作里。 筆者想, Serebrjakov 教授在這里抓到了中國文化很重要的一個方面:每一塊石頭,每一眼清泉,每一座山,已經被詩人詠頌過或者被畫家畫過,因此山水已經不僅僅作為原始大自然的一小塊,而同時又像一座“紀念碑”,使人聯想到某個偉人,常常是詩人。[按:難怪與歷史傳說和名人傳說常常聯在一起的地名傳說,在中國民間文學里流傳很廣。 JSerebrjakov教授從《入蜀記》著手,然后全面研究陸游創作, 寫了一部關于陸游的博士論文(1973年)并于同年發表了一部專著《陸游生平與創作》〔31〕。這是有關詩人陸游的詳盡傳記,考察陸游的宦海生涯和他那巨大的詩歌創作遺產,從早期詩作開始。謝氏強調指出陸游關于詩人天職的論斷——為祖國服務、為同胞服務,即愛國主義,在很多方面受到儒教思想的局限。謝氏在不同年代寫了不少單篇評論陸游的文章,例如以陸游為例論述中國古典詩歌的形象性、論述陸游詩中的比喻。在研究陸游之后,Serebrjakov教授轉向研究10至11世紀的詩歌, 即晚唐及宋初的詩歌。這項工作的成果是1979年出版的著作《中國十至十一世紀的詩詞》〔32〕。這是評論該時期詩歌——詞的形成的一部重要研究著作。首先是《花間集》,南唐詞人的創作,王禹@④、蘇舜欽、梅堯臣之詩,歐陽修在詩與詞兩個文體的發展中的作用。謝氏不僅分析詩詞的內容及其體裁規則的區別,而且特別注意格律、平仄交替的問題;他強調聯想在詞中的作用,例如韋莊填的菩薩蠻,其中影射和借用了不少前人的形象和詩句。Serebrjakov教授在研究梅堯臣的創作時指出, 梅氏贊成詩詞要表現新思想,不同意西昆詞派。Serebrjakov 詳盡地分析梅堯臣的格律詩,某些形象語詞的淵源(如青苔出自李白詩)、梅堯臣思想的起源及他對王安石的態度。作者在分析歐陽修的詞時得出的結論說,靠了歐陽修文學實踐,從體現的主題和思想的豐富、藝術手法之多彩,詞開始接近于詩。總的來說,Serebrjakov 教授的這部著作展示出晚唐和宋初(10—11世紀)是中國詩歌史上重要的時期,值得專門的研究與詳細介紹,這不是一般性的宋詩介紹而是有相當高的創新價值的學術著作。I.Serebrjakov同時研究宋代女詩人的創作,如韓希孟之詩, 以為這是很有天才的女詩人。韓希孟的名字很少人知道,連譚正璧編的《中國文學家大辭典》里也無她的名字。
  俄國對明詩的研究很不充分。只能提一提尚未發表的I.Smirnov 的碩士論文《論高啟》(1978年),發表了一些文章和翻譯了高啟與其他明代詩。〔33〕
  最近I.Smirnov譯完了清代沈德潛編的《明詩別裁》全本, 并寫了沈德潛選詩的標準及中國歷代編詩選詩之原則,同時也研究沈德潛詩選序言及其他從前所編的詩選序言,研究的目的是企圖闡明中國傳統詩歌美學評價的標準。
  清詩是差不多全未研究的領域,只有關于黃遵憲的一篇文章(V. Semanov教授寫的)〔31〕及海參威遠東大學女碩士T.Zajats女士寫的一本題為《秋瑾——生平與創作》的小冊子(1984年)〔34〕這本小冊子是第一次在俄國介紹秋瑾的詩歌及她的革命思想。(有趣的是日本長崎俄僑出的《VOLJA》(自由)1906年7月5日發表了秋瑾的一封信。)
  T. Zajats分析秋瑾詩詞,注意到秋瑾創作中的傳統形象及其變形(如劍的形象也有傳統的意義,也有新的革命的意義)。她的詩在描寫花之時(主要的在創作初期)暗指人,大多數指女人等等。秋瑾也用不少新詞匯,她的詩與她的散文有關系,Zajats以為秋瑾創作中也有啟蒙主義的因素,也有浪漫主義的特征(當然是中國式的浪漫主義),可說秋瑾創作是傳統因素與啟蒙主義及浪漫主義因素的結合。Zajats的書較全面地介紹秋瑾的創作(包括散文)。
  總的可以說,中國古典詩歌在俄國的研究還不夠。無論哪一個時代哪一個朝代,都有很多尚未研究的大詩人,也沒有人專門研究中國詩歌發展規律、格律、韻腳等問題,至于詩學手段(比喻、形容語及其他詩詞表達手段)差不多幾乎沒有人問津。只有有名的中國語言專家S.Yak-hontov(圣彼得堡的教授),研究過一些六朝時代的韻腳問題及古典詩歌(以唐詩為例)語法〔36〕。希望將來有人研究這些很值得研究的問題。
  注釋:
  〔1〕Vasil'ev V. P. 《Ocherk istorii kitajskoj literatury》(《中國文學史綱》);St. Peterburg. 1880. P 459—472。
  〔2〕Vasil'ev V. P. Primechanija ma tretijvypusk 《Kitaj-skoi khrestomatii》(中國文選第三輯注釋).St. Peterburg.1882(石印本)。
  〔3〕《Antologija kitajskoj liriki 7—9v. v.》(《7—9世紀中國抒情詩選》),Moskva-Peterburg. Vsemirnaja literatura.1923。
  〔4〕BoTsjui:《Chetverostishija》(絕句), Moskva. Goslitisdat. 1949。
  〔5 〕關于編出的古典詩歌俄譯本參見:李福清《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在蘇聯(小說、戲曲)》,學生書局,1991年;田大畏編的《俄譯本簡明表》,129—132頁。
  〔6〕〔7〕Vasil'ev V.P.《中國文學史綱》P457—458。
  〔8〕〔9〕參閱前注《中國文選第三輯注釋》P8—9:P51。
  〔10〕 Fedorenko N.T,《Shiching》iego mesto v kitajskojliterature(《詩經》及其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Moscow. Izda-tel'stvo vostochnoj literatury,1958。
  〔11〕Fedorenko N.T.:Chü Yuan. Vremja i tvorchestvo:Isto-ki i problemy tvorchestva(屈原.他的時代與創作.創作根源與其他問題),Moscow. Nauka. 1986。
  〔12〕Lisevich I. S. Drevne-Kitajskaja poezijai narodnajapeshja (Yue-fu kontsa Ⅲ v do n. e.nachala Ⅲ v.n.e.) (中國古代民歌與詩歌(漢代樂府)),Moscow.Nauka.1969。
  〔13〕Zenin S. V. Kitajskaja anonimnaja aforisticheskajapoezija Czhanr "yao" s drevnosti do 17 veka (中國佚名警句式詩歌:古代至17世紀“謠”研究)論文提要,Moscow. 1992:Zenin S.V.:Istoki zhanra "yao"(謠體裁之起源)——"Literatura i kul' tu-ra narodov Vostoka",Moscow, Nauka, 1990, 51—67頁。
  〔14〕Cherkasskij L.E.:Poezija Tsao Chi(曹植詩歌研究),Moscew. Izdatel' stvo vostochnoj literatury, 1963。
  〔15〕Maljavin V.V.:Yuan Chi(阮籍),Moscow, Nauka,1978。
  〔16〕Kravtsova M. E. : Poezija drevnego Kitaja. Opytkulturologicheskogo analiza(古代中國古代詩歌研究.文化學分析嘗試),St. Peterbury, Peterburgskoe vostokovedenie,1994。
  〔17〕Eid lin L. Z.:Tao Yuan-min i ego stikhotvorenija.(陶淵明及其詩歌),Moscow. Nauka.1967。
  〔18〕Tomikhai T.X.:Yü Hsin(庚信研究),Moscow, Nauka. 1988。
  〔19〕Bezhin L.E.:Hsch Ling-Yün (謝靈運研究), Moscow,Nauka,1980。
  〔20〕Bezhin L.E.:Pod znakom vetra i potoka(風流名士),Moscew, Nauka, 1982。
  〔21〕中文介紹參見筆者寫的《蘇聯研究中國文學理論概況》——《中國文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論文集》,鐘彩鈞主編,中央研究院,臺北,1992,321—322頁。
  〔22〕Eidlin L.Z.:Parallelism v poezii Po Ju-yi (《白居易詩中的對偶》)——《Trudy Moskov skogo Instituta Vostokovede-nija, Moscow. Izdatel' stvo, Moskovskogo Instituta Vostokov-edenija, 1946, vyp.3,169—180頁。
  〔23〕Fishman O.L.:Li Po.Zhizn'i tvorchestvo(《李白:生平與創作》),Moscow, Izdatel' stvo vostochnoj literatury, 1958。
  〔24〕Serebrjakov E.A.:Du Fu:kritiko-bio-graficheskij oc-herk(《杜甫評傳》),Moscow, Goslitizdat, 1958。
  〔25〕Bezin L.E. Du Fu(《杜甫》),Moscow, Molodaja gvar-dija, 1987。
  〔26〕Dagdanov G. B.: Chan-buddism v tvorchestve Wan Weja(《王維創作中的禪宗思想》),Novosibirsk,Nauka,1984。
  〔27〕Dagdanov G. B. : Meng Hao-jan v kulturesrednevekovogo Kitaj(《中國中世紀文化中的孟浩然》),Moscow,Nauka,1991。
  〔28〕Eidlin L.Z.:Tanskaja poezija(《唐代詩歌概論》),Literatura narodov Vostoka. Moscow.Nauka. 1970. 130—175頁。Tanskaja poezija(《唐代詩歌》)—Poezija epokhi Tan. Moscow.Khodozhestvennaja literatura.1987.5—24頁(《中國文學叢書·唐詩卷序言》)。
  〔29〕Sukhorukov V.T. : Poezija Wang Wei' ja v russkikhperevodakh(《評俄譯王維詩》),Klassicheskaja literatura Vos-toka.Moscew.1972.200—2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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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Serebrjakov E.A.:Lu You. Poezdka v shu(陸游:入蜀記》),Leningrad. Izdatel'stvo Leningradskogo Universiteta.1968。
  〔31〕Serebrjakov E.A.:Lu You.Zhizn'i tvorchestvo(《陸游生平與創作》),Leningrad.  Izdatel'stvo Leningradskogo Uni-versiteta, 1973。
  〔32〕Serebrjakov E.A.:Kitajskaja Poezija 10—11 vekov.Zh-anry shi itsy(《中國十至十一世紀的詩詞》),Leningrad.Izda-tel'stvo Leningradskogo Universiteta.1979。
  〔33〕Smirnov I.S.:Iz istorii poezii kontsa 14 veka (R-annij etap zhizni i tvorchestva Kao Ch'i(《14 世紀末詩歌之一頁:高啟初期創作研究》),Voprosy vostochnogo literaturovede-nija i tekstologij, Moscow, Nauka, 1975,163—172頁。
  〔34〕Semanov V. I. : Antiimperial sticheskie motivy vpoezii Huang Tsung hsian'ja——《黃遵憲詩歌中的反帝主題》。
   Vzaimosvjazi literatur vostoka i Zapada.  Mosckva.Izdatel' stvo. vostochnoi literatury, 1961.81—118頁。
  〔35〕Zajats T.:Zhizn'i tvorchestvo (《秋瑾——生平與創作》),Vladivostok, Izdatel' stvo Dal'nevostochnogo Universit-eta, 1984。
  〔36〕Jakhontov S.E.:Gramatika Kitajskikh stikhov (《中國詩的語法》)——Teoreticheskie problemy i zuchenija literaturDal'nego Vostoka, Moscow, Nauka.1974。
文學遺產京103~114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李福清19981998作者簡介 李福清(B·R·Riftin),1932年生,1955年畢業于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中國語文科,1969年任俄羅斯科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高級研究員,1970年獲語文學博士學位,現為俄羅斯科學院通訊院士,主要著作有《中國的講史演義與民間文學傳統》等。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后的繁體形式    @②原字為號右加鳥    @③原字為般下加木    @④原字為亻右加(采去木下加冉)       作者:文學遺產京103~114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李福清19981998
2013-09-10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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