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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文字學研究五十年
中國古文字學研究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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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年以來,伴隨著新中國考古事業的發展,新的古文字資料不斷涌現,拓展并改變了人們對諸多問題的舊有認識,開辟了新的研究領域。學者在繼承乾嘉樸學的基礎上,借鑒考古學的理論及方法,無論資料董理還是各專題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
  古文字學的50年發展大致可劃為兩個時期,在前30年中,各類古文字資料開始系統整理,新資料的蓄集在使研究水平迅速提高的同時,也孕育著新學問的創立。這些工作積厚流廣,致使近20年來,古文字學研究呈現出全新的面貌。甲骨文、金文等一批刻銘獲得徹底清理;西周甲骨學、戰國文字學等重要學科分支相繼形成;古文字學以考古學為基礎,并與其他學科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廣為應用;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均見突破。古文字學超越傳統金石學,從未像今天這樣在理論與實踐兩方面都表現得如此充分。
      一、商周甲骨文的發現與研究
  商代甲骨文的發現迄今適值百年。建國以后,殷墟發掘踵史語所于后崗及侯家莊的甲骨文發現,在殷墟內外多處遺址又有新的收獲,從而將人們對甲骨文埋藏地點的考慮擴大到小屯殷王室宗廟和宮殿中心區甚至殷墟之外,豐富了對甲骨文出土地點的認識。
  殷墟自有契文出土以來,私掘之風益盛,估者因字論價,故偽刻重出,良莠雜柔,造成研究者引征抉擇的不便。加之私掘品脫離地層及伴出物,時代難測。30年代的殷墟發掘始開科學整理研究甲骨文之先河,而建國以后兩批重要的甲骨發現更使這一工作漸臻完善。1973年,小屯南地發現大批商代刻字甲骨,綴合整理后實得甲骨4500余片。1991年,花園莊東地和南地復見商代刻辭甲骨584片,其中完整卜甲近300片。兩批甲骨內容豐富,頗具特色,且有明確可靠的地層關系,并常與有分期特征的陶器共存,為甲骨學研究提供了彌足珍貴的科學資料。
  西周甲骨文的發現乃甲骨學史之重要成就。50年代以后,山西等地零星發現的獨具特色的刻字甲骨,已逐漸使人認識了稟承殷制的周契文字。1977年,陜西岐山鳳雛村西周初期宮殿遺址發現大量周代甲骨文,時代可溯至商末,內容涉及商周之際的重要人物及事件,對研究西周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商周關系和周文化淵源極具價值。此后,河北邢臺南小汪和北京房山琉璃河又續有西周甲骨文發現,西周甲骨文研究遽成專學。
  殷墟甲骨文經歷年掘獲,散佚嚴重,私家之藏屢聚屢失,數易其主,況科學發掘品數量巨增,均亟待整理。50年以來,甲骨文整理工作日受重視,duān@①文別錄非止一家。胡厚宣先后有《戰后寧滬新獲甲骨集》(1951年)、《戰后南北所見甲骨錄》(1951年)、《戰后京津新獲甲骨集》(1954年)和《甲骨續存》(1955年)四書行世,于新摹舊拓廣搜博求,集錄甲骨13814片,不乏精品殊品。 李亞農《殷契摭佚續編》(1950年)、郭若愚《殷契拾掇》兩編(1951、1953年)及陳邦懷《甲骨文零拾》(1959年)也各有新獲。綴合之作則有曾毅公《甲骨綴合編》(1950年)及郭若愚等《殷虛文字綴合》(1955年),對恢復和提高相關卜辭的史料價值貢獻尤顯。
  50年代末,殷墟卜辭資料開始全面匯集。歷20余年,由郭沫若主編、胡厚宣任總編輯的《甲骨文合集》(1978~1983年)終成完帙。此書廣選累年舊錄商代甲骨近42000片,并于校重、去偽、 綴合諸方面多有建樹,成績卓著,為甲骨文著錄的集成之作。此后胡厚宣新出《蘇德美日所見甲骨集》(1988年)及《甲骨續存補編》(1996年);李學勤等合纂《英國所藏甲骨集》(1985~1992年),不僅包括金璋等人所聚舊物,且掇增新辭。俱為《合集》的有益補充。 《小屯南地甲骨》(1980 ~1983年)則對1973年殷墟所獲甲骨予以全面整理。其與《殷虛文字甲編》、《乙編)雖同屬科學發掘所得,但《屯南》不僅細注甲骨的考古發掘單位號,且更注重甲骨層的疊壓關系及同出的有助斷代的陶器特征,并附卜辭摹本和鉆鑿資料及研究成果,其著錄水平之高及體例之完備均屬空前。
  甲骨文自發現迄今,數量日進,海內外所藏已逾15萬片,新一輪的資料整理工作仍在繼續。《甲骨文合集補編》對《合集》之外的重要資料及新見卜辭續有結輯。殷墟花園莊東地、南地及西周甲骨文的整理工作也有新的進展。此外, 姚孝遂等主編《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1988年)及《殷墟甲骨刻辭類纂》(1989年),從不同角度對卜辭資料重做厘次。
  卜辭分期斷代乃甲骨學研究之先務,盡管有關的斷代雛型早已由董作賓著手建立,但他顯然并未將其守為不可更易的定論。陳夢家《甲骨斷代學》首先發展了董氏的理論,他以發掘坑位及卜辭系聯等大量證據,論證董氏舊定小屯YH127及其他若干坑出土的后稱自組、子組、 午組的卜辭為文武丁時代的失誤,并將其前移至武丁時期。這一觀點后來得到賓組與子組同版卜辭的助證。而考古學的地層分析以及小屯南地和花園莊南地自組、午組卜辭僅出自殷墟文化第一期地層的事實,更為相關卜辭時代的前移提供了堅實證據,成為甲骨文斷代研究的重要突破。
  盡管自組、子組和午組卜辭的時代統屬早期的觀點已被普遍接受,但對其具體時間的劃定仍存分歧。胡厚宣定三類卜辭于武丁以前。陳夢家列自組、子組于武丁晚期,午組卜辭雖早于賓組,但也僅限于武丁時期。蕭楠據小屯南地的地層關系及同出器物,以自組、午組卜辭俱為武丁晚期。林@②則將自組卜辭前移至武丁早期,得到考古學研究的有力支持。學者續對有關卜辭詳究精辨,展示了漸趨一致的學術見解(注:a.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文津出版社,1991年。 b.方述鑫:《殷虛卜辭斷代研究》,文津出版社,1992年。 c. 彭裕商:《殷墟甲骨斷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 d.李學勤、彭裕商:《殷墟甲骨文分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殷墟婦好墓及小屯南地甲骨的發現,使對董作賓舊定武乙文丁即后稱歷組卜辭時代的研究成為新熱點。李學勤倡歷組卜辭屬武丁晚期至祖庚時期,并提出殷墟甲骨分期兩系說,多有應求。另一些學者則據小屯南地地層關系及對歷組卜辭內容的分析,仍守董說。這些論辯極大地促進了殷墟卜辭的分類斷代研究。
  殷墟卜辭的斷代研究日趨精細,不僅賓組、出組、何組卜辭得到更為細致的劃分,且無名組卜辭時代的判定以及盤庚至小乙與帝辛卜辭的辨識也廣見論列。學者或主自組貞人扶卜辭為殷墟甲骨中時代最早之物,其中一部分可越至武丁以前。盡管并非所有學者都承認自組卜辭的上限可以提前到比武丁早期更早,但這并不影響他們根據不同的標準尋找早于武丁的卜辭。帝辛卜辭的研究進展似乎更顯平實,文丁周祭祀譜的擬建事實上已使晚殷周祭祀典析為三個獨立的系統(注:嚴一萍:《文武丁祀譜》,《史語所集刊》第46本第2分,1975年。), 這意味著黃組周祭必有一系應屬帝辛。
  卜辭分期的理論方法更趨成熟,一王只容一類卜辭的簡單模式漸遭汰除。遵循書體特點對卜辭分類斷代顯示了某些積極因素,而以卜辭內容所反映的人物事跡的同版關系作為分組標準的研究也漸成風氣。甲骨鉆鑿形態的分析已被普遍作為分期斷代的依據之一,從而使卜辭分期的方法更臻豐富。
  商代的占卜制度隨著考古學與甲骨學的綜合研究始有揭示。卜辭語法研究也一改過去的薄弱局面,詞匯及語法問題都受到充分的注意。管燮初《殷虛甲骨刻辭的語法研究》(1953年)、沈培《殷墟卜辭語序研究》(1992年),均系這方面研究的力作。
  學人舉契以論史,成為50年甲骨學研究的突出成就。有關商代政治史研究(注:丁山:《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科學出版社,1956年;《商周史料考證》,龍門聯合書局,1960年。),從殷代王權的神化到王權并非不受方國聯盟、神權和族權制約的認識廣見闡釋。對商代國家政體的探索,學者互持封建、方國聯盟、多王制以及宗法制為核心等不同論點,而于卜辭“眾”、“眾人”及人祭身份的究辨更爭鳴不絕。
  殷卜辭不僅遺有鳥圖騰轍跡,且存復雜的親屬稱謂,為殷代親族制研究的絕好史料。張政@③以十進制氏族組織解商代氏族制及族之結構。李學勤棄日名舊論而主近于謚法。張光直以親群為據提出十干廟號兩系說。林@②承非王卜辭之論,對父系家族形態慎析明辨。裘錫圭、楊升南分別從不同角度探討商代宗法制及其內涵。朱鳳瀚作《商周家族形態研究》(1990年),則是這方面的系統研究成果。
  商代祭祀制度頗有鉤沉,對卜辭“大示”、“小示”及“上甲廿示”等集合廟主的理解見仁見智。陳夢家基董作賓首創“五祀統”提出“周祭”概念,間匡董說。周祭祀首及入祀先王先妣祀序又有不同擬構。卜辭四方風、@④田、逆祀、bēng@⑤祭等問題的研究皆有發創。
  甲骨文商史研究的其他方面也成績顯著,官制研考日趨系統,禮制探討漸致深密,五行觀及尚白習俗多沈邃之談,戰史及軍制研究也見突破,刑法之制依卜辭實錄儀軌詳正,晚殷征人方日譜之編制勉臻于成。商代社會及經濟史研究頗多新論,楊升南《商代經濟史》(1993年)、宋鎮豪《夏商社會生活史》(1994年)、彭邦炯《甲骨文農業資料考辨與研究》(1997年),皆率意之作。張政@③考裒田肖田,胡厚宣講田功施肥,于省吾辨谷物名實,遞為心極。商代馬政、牛耕、田獵等問題的研究達到新水平。卜辭“工”與“百工”之探義,冶鑄史料之考定,擴大了商代經濟史的研究范圍。商代醫史也多有證訓。
  卜辭天文歷法及方國地理研究各有進展。年祀、歲時、交食、歲首月首等問題皆有闡釋;氣候考察篤實可取。陳夢家構殷代地理框架,李學勤著《殷代地理簡論》(1959 年), 鄭杰祥作《商代地理概論》(1994年)。
  甲骨學之綜合研究,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1956年)啟其端。該書對甲骨文研究的經過、方法和所及內容進行了全面科學的闡述,既體現了作者于甲骨學研究的精意灼識,也是對甲骨文發現前65年研究成果的系統總結,達到了甲骨學研究的高峰。此外,陳邦懷作《殷代社會史料征存》(1959年)、饒宗頤著《殷代貞卜人物通考》(1959年),王宇信撰《甲骨學通論》(1989年)及《西周甲骨探論》(1984年),亦契學典要。
      二、商周金文的發現與研究
  建國以來新發表的商周有銘青銅器幾近3500件,數量殷富,分布廣大,且長銘重器迭見,如吉光片羽,無愧為商周史料之淵藪。
  商代重器以殷墟婦好墓及相關銅器群為大宗,彝銘所記人物多可與卜辭對證,為殷墟文化的分期及卜辭斷代確立了重要標尺,開辟了商代文字研究的新途徑。殷墟出土戍@⑥鼎及亞魚器群,山西曲沃出土@⑦孳方鼎,為晚殷長銘及紀年銅器增添了新資料。湖北蘄春出土盂方鼎,遼寧喀左發現孤竹國銅器,都是極富意義的重要收獲。
  兩周有銘重器的發現無異于為《周書》補足百篇遺文,極大地拓展了周史研究,琳瑯之作目不暇接。利簋首以彝銘印證文獻追述的甲子之事,價值彌重。何尊銘記成王初遷成周,可與文獻互參。保卣、@⑧卣及保員簋述及周初重要史實,乙卯尊、伯唐父鼎與柞伯簋銘記商周禮俗儀注。@⑨@⑩進諸器與靜方鼎的發現,不僅使宋著厚@(11)方鼎及安州六器獲得新的對比資料,且器銘反映的西周史實也足資重視。這些資料對商周史的研究頗具價值。
  西周中晚期鐫銘銅器的精要之款更不勝枚舉。流失海外的鮮簋重新介紹于世。駒尊與@(12)方彝分記西周馬政及軍事組織,可與達@(13)蓋及禹鼎等器匹合研究。陜西莊白一號窖藏出土微史家族四世銅器,蔚為大觀,其中墻盤鑄284字銘文,述周微兩世家均溯至周初, 意義重大。藍田出土永盂,岐山董家村窖藏裘衛四器及@(14)yí@(15),或記土田之易,或篆辭訟,使西周土地及法律制度研究漸致深入。伯@(16)諸器、駒父@(13)蓋、多友鼎及史密簋各載長銘,于研探周夷關系及西周地理尤具價值。@(17)鼎銘文始見宣王太史籀,吳虎鼎銘稱周王“申厲王命”,俱為時代明確的宣王銅器。三十七年善夫山鼎、三十三年伯@(18)父@(13)等晚周高王年銅器及作冊@(19)卣、此器的發現,促進了西周王年及歷法研究。扶風齊家村出土幾父壺和柞鐘器群,齊村得獲厲王胡簋,強家村新見師@(20)鼎, 長安張家坡窖藏孟簋及師@(21 )簋諸器,永壽發現逆鐘,皆重要史料。不啻如此,新出輔師@(22)簋、詢簋、師同鼎、虎簋蓋可分別與舊傳師@(22)簋、師詢簋、同簋及師虎簋相互闡發。殷器宰甫卣,周器班簋、格伯簋、鄂侯鼎等傳世重器復得重見,使對諸器器形、銘文等問題又有新的認識。山東滕縣重獲不其簋,與傳世簋蓋適相匹配。深藏秘扃的師克@(13)也紛紛刊世。吳鎮烽著《金文人名匯編》(1987年),各家對新舊彝銘的匯集整理也互有側重。上海博物館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1986~1990年),收商周金文925種,精擇拓本摹本1140余件,分代分國排次,極便利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罄20 余年之功纂就《殷周金文集成》(1984 ~1994年),集殷周彝銘之大成,收器11983件,左右采獲,資料胥備, 體例科學,于各器之出土、著錄、流傳、收藏等基本情況詳疏明載,遠勝舊錄,為金文研究的劃時代巨帙。
  兩周銅器的分代分域研究步入了嶄新階段。在分代研究方面,唐蘭闡釋彝銘“康宮”問題,為西周銅器探討新的斷代標準;又著《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1986年),自成體系。陳夢家撰《西周銅器斷代》(于60年代續成專著,未完稿),綜論銘文、器形及紋飾,結合考古學與文獻學考校銅器時代,所證西周銅器之眾倍于前人。又辨銘究史,因文循禮,體大思深。西周中期銅器的斷代問題十分復雜,微史家族等一批重要銅器的發現使標準器斷代法擴大為標準器群斷代研究成為可能。此外,利用金文人名的系聯關系以確定各器時代的探索也極有意義。
  對西周金文月相語辭的正確理解直接關系到銅器斷代及西周歷法的建立。馬承源考察西周具有完整紀年的銅器,探討四分月相與金文合歷的可能性。劉啟益以定點月相對西周銅器進行可能的整理。黃盛璋申初吉本指初干吉日之舊論,進而對月相含義提出新釋。劉雨則將初吉發展為月中吉日。馮時通過討論晚周銅器,別吉日與月相為兩系統,于月相語辭也有新解。這些研究對周歷的重建及西周銅器編年研究都十分有益。
  兩周銅器分域研究成績顯著。遼寧凌源出土西周燕侯盂,北京房山琉璃河發現周初克器、堇鼎等器,對燕國始封及早期燕史研究極有裨益。戰國燕銘的增加對文獻缺佚的燕國史實及燕君世次也有補苴,其中燕王職督造之兵可正劉宋及唐人議論之謬。與燕比鄰的中山國重器則有空前發現,鼎、壺等器長銘罕見,補充了文獻有關中山國史料的不足,增加了人們對中山與燕國歷史的認識。
  兩周晉器的發現意義重大。山西北趙出土至少五世西周晉侯銅器,填補了有關研究的空白。散佚海外的晉國重器陸續購歸,傳世晉侯銅器也得甄別。春秋子犯編鐘銘記重耳歸國、城濮之戰及踐土之盟等重要史實,可補正經史。三晉兵器、量器的國別、年代、特點、鑄地及鑄造制度等問題也有系統研究。
  應國、虢國銅器又有新品出土。南陽發現西周申器,湖北鄖縣春秋墓出申王之孫叔姜@(23),申國稱王,于銘文首見。山東等地續見莒器、紀器、滕器、@(24)器,齊器、魯器及諸小國銅器也有新的發現和研究,上曾器的出土則首立姒姓曾器之典型。
  兩周楚器出土日富,使楚史及楚文字研究蔚然成風,綜合性研究益顯詳密。西周楚公逆鐘的發現對傳世@(25)銘之解讀殊多幫助。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獲見大批有銘銅器,多為楚器,少為蔡、上@(26)等國媵器及滅國之器,于楚及與相關諸國關系的研究極有意義。新出楚王@(27)章@(25)與宋錄@(27)章鐘同銘惠王五十六年,為建國以來首見直書楚王年號的銅器。戰國節制史載過簡,鄂君啟節的出土則對楚史、地理及相關制度之研究不可或缺。
  江漢江淮諸國銅器多有發現(注:黃錫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輯證》,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河南、湖北等地廣見兩周黃器、曾器,特別是隨縣戰國曾侯乙墓大批重器的出土,始明金文屢稱的姬姓曾國或即文獻所見之隨國。墓中65件編鐘詳載曾國與列國律呂音名,為先秦樂學研究的珍貴文字。
  新見吳、越、徐、舒、蔡國銅器十分可觀。丹徒出土周初宜侯矢簋,銘記武成兩代伐商并省東國之事,又遷虞侯于宜,賜土授民,學者就虞侯之實多有辯詰。浙江紹興發現吳配兒鉤@(28),河南固始出土宋公@(29)@(23),安徽壽縣蔡昭侯墓則出吳蔡重器,均為研究諸國歷史的重要史料,且銘文之考校綴讀也頗精徹。吳越銅兵珍品不絕,王器數倍于舊。徐舒彝銘始有明判。諸國銘器的整理研究多綜合之作(注:董楚平:《吳越徐舒金文集釋》,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施謝捷《吳越文字匯編》(1998年),于兩國銘器窮搜博羅,悉舉目睹,殊備檢拾。
  陜西寶雞發現@(30)伯墓地,為研討@(30)國歷史及周@(30)關系的嶄新資料。又見春秋秦公鐘@(25),乃長銘秦器之罕有新品。新出秦兵的研究多有創獲,王輝《秦銅器銘文編年集釋》(1990年),則是對秦銘研究的階段性總結。
  商周金文各專題研究日臻深入。早期徽識銘文之含義開始賦予多層次、多角度的解釋。新見徽銘提供了更多的勘比資料,殷墟西區出土大量具有不同族名的銅器,分布嚴整;西周金文涉及世族之內容也相當豐富。凡此均促進了商周族邑布局及貴族家族形態的研究。商周國族研究的另一種趨向則是有關方國地理的爬梳考實,河南羅山息國銅器等數批徽銘的發現及傳世彝銘的整理,都使這方面研究取得不少成績。
  張亞初等撰《西周金文官制研究》(1986年),陳漢平作《西周冊命制度研究》(1986年),參證《周禮》以揭西周官制及冊命制度之原。兩周金文反映的諸侯爵制已有深入研究,金文所見周代禮制續有研考,利用約劑銘文探究西周法制思想,或據金文軍行內容研釋西周軍制及鄉遂制度,皆成績斐然,有關@(31)京地望、新邑與成周關系的討論也漸有新識。商周金文所涉及的其他問題也廣有論列。
  兩周金文的韻讀文法深為學者關注。于省吾歸冬于東,陳邦懷、陳世輝分作金文韻讀,于古音研究創獲甚豐。金文詞類及語法現象多有闡釋,管燮初作《西周金文語法研究》(1981年),則是對相關問題研究的結穴。
      三、先秦時期其他古文字資料的發現與研究
  對中國文字起源的探討一直是學術界的重要課題。新石器時代普遍被認為是文字形成的關鍵時期,分布于黃河、長江流域諸文化及更晚的二里頭文化、早商文化遺址都發現大量陶文,可析為百余種不同字體。其中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龍山文化及二里頭文化陶文多被視為早期文字。山東鄒平發現龍山時代11字陶文,其與漢字的關系有待研討。事實上,早期文字資料的逐漸豐富已使對文字起源的理論探索成為可能。郭沫若主指事字先于象形字而發,汪寧生據民族學資料追尋文字之源,均極具啟發。其他學者也從不同角度對此問題進行了有價值的研究。
  商周陶文、書辭及石刻文字乃難得之史料,于商周史研究發揮著愈益重要的作用。陜西鳳翔秦公墓發現春秋石磬刻銘,意義重大。臨淄發現戰國“王@(32)”量,完整而可容算,澄清了齊國量制的有關紛議。鄭州、滎陽、咸陽等地所出陶文既富且新,秦封宗邑瓦書的研究也有進展。先秦古璽代不絕出,新品或有結集研究(注:王人聰:《新出歷代璽印集錄》、《新出歷代璽印集釋》,《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專刊》之二、三,1982、1987年。)。貨幣及其他雜器銘也屢有新見。
  東周文字的重要發現當推載書和簡牘。山西侯馬發現晉都新田遺址,出土大批盟書,內容包括宗盟、委質、納室、詛辭及卜筮辭等,纂成《侯馬盟書》(1976年),為古文字研究與考古學研究的成功結合。河南溫縣繼有盟書發現,與侯馬盟書書體一致,遣辭類似,人物近同,暗示了二者的某種聯系。盡管兩批盟書的時代尚有爭議,但其對東周史及其時盟誓制度的研究無疑十分重要。
  戰國竹簡層出不窮,價值彌重,簡牘學因之迅速興起。戰國簡以楚簡最巨,早期發現有長沙五里牌、仰天湖、楊家灣,信陽長臺關及江陵望山楚簡;晚期發現則有江陵藤店、天星觀和九店,荊門包山、郭店,臨澧九里,常德德山和慈利石板楚簡。時代屬戰國中晚期,內容為遣冊、卜筮祭禱記錄、訴訟文書、日書及先秦典籍,對研究戰國歷史及文字具有重要意義。學者據以印證楚世族源傳說,發覆楚史制度,考稽歷法,建說官制,比察名物,釋證地理,精彩紛呈。
  戰國曾簡乃迄今所知時代最早的簡書,其近于楚簡,不啻文字官制。簡文為遣冊,以車馬兵甲為主,對解決古代車制等問很有幫助。天水放馬灘戰國晚期秦簡內容包括日書及墓主記,墓主記屬稗官言,有裨于文學史研究。四川青川秦牘《為田律》為研究秦國土地制度的寶貴資料,學者或有詳釋。
      四、古文字的研究考釋
  古文字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需要有自己完善的理論,自唐蘭《古文字學導論》之后,古文字學的理論建設又有新的突破。學者或據周初四德器論殷周文字簡化,或依古文字字形的歸納分析,提出漢字形體演變的規律性認識,極具創見。高明著《中國古文字學通論》(1987年),裘錫圭作《文字學概要》(1988年),林@②作《古文字研究簡論》(1986年),陳煒湛等撰《古文字學綱要》(1988年),陳世輝等成《古文字學概要》(1988年),皆系全面闡釋古文字學理論的佳作。
  文字考釋是古文字研究的基礎,50年來最重要的成果當推張政@③對殷周易卦的解讀。他將甲骨文、金文由數字組成的符號與《周易》對譯,獲得成功。這一工作卓爾不群,不僅揭示了數字符號昧失的本義,且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古代思想史及相關問題的研究。
  對古文字考釋方法的總結,前有唐蘭四法,后有楊樹達十四法,互有異同。唐蘭繼早年的釋字成績續有新論(注:《唐蘭先生金文論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楊樹達則先后出版《積微居金文說》(1952年)、《積微居甲文說·卜辭瑣記》(1954年)及《耐林@(33)甲文說·卜辭求義》(1954年)等一系列論作,于各自所倡釋字方法多予實踐。
  郭沫若有關甲骨文金文研究的一系列奠基之作于建國以后重新刊行,且多經作者披覽修訂,復有灼識。如于《卜辭通纂》眉批釋甲骨文者字,先學者所談20余年。《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重加增訂,拓本移換十之六七,銅器圖像增入若干重器,釋文考校補缺正謬。郭沫若還就新出文字率先考釋。
  于省吾考釋文字重析字形,兼顧音義及古文字的相互聯系與發展變化,又通貫辭例,所得多不易之論。其《甲骨文字釋林》(1979年),擇舊作之精,貢獻顯著。張政@③則更重古文字的定音,因而不拘字形之囿,發前人未發,屢有創見。裘錫圭講詞釋字分析綿細,說論允愜,學說集成《古文字論集》(1992年)。此外,馬敘倫著《讀金器刻詞》(1962年)、朱芳圃作《殷周文字釋叢》(1962年)、陳邦懷成《嗣樸齋金文跋》(1993年)、李學勤撰《新出青銅器研究》(1990年),均頗有建樹。
  甲骨文約五分之一的文字已得辨識,金文研究也成績驕人。新識字多疑文難篇,頗顯功力,一批關鍵字的釋讀幾逮本義。鳥書研究極有進展(注:a.容庚:《鳥書考》,《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64年第1期。 b.張光裕、曹錦炎:《東周鳥篆文字編》, 翰墨軒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考釋新器,發微舊銘,多精辟之論。
  六國文字舉凡金、石、簡、帛、陶、印、貨幣,種類甚富,相互參證,發明尤多。金文長銘迭見,一改過去物勒工名的簡單格式,僅中山彝銘增新見字形,明舊所不識,即使對戰國文字的舊有認識大為改觀。長沙子彈庫楚帛書研究日益精審,早期工作旨在通釋全文,辨明性質,但苦于文字漫滅,闕疑待問者眾。80年代后學者始利用帛書紅外照片考釋文字,疏通語意,使對帛書內容及性質的認識轉趨成熟(注:a.李零:《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中華書局,1985年。 b.饒宗頤、曾憲通:《楚帛書》,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5年。)。石刻、璽印、貨幣文字研究多有新見,《石鼓文》、《詛楚文》、《行氣玉銘》均不乏研釋。羅福頤撰《古璽印概論》(1981年),曹錦炎作《古璽通論》(1996年)。貨幣文字新得日甚,釋文屢出新說。戰國文字的綜合研究更非昔日可比,李學勤論題銘國屬,開分域研究之先。學者或于戰國文字形體特征和地域特點闡釋周詳。何琳儀著《戰國文字通論》(1989年),綜述戰國文字研究成果。
  由于古文字考釋工作成績顯著,各種工具書編纂告罄。孫海波《甲骨文編》(1965年)、容庚《金文編》(1959、1985年)分別增訂再版,較舊著補缺續終。徐中舒主編《甲骨文字典》(1988年),匡謬正俗,釋字精當。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1996年),兼采眾說,互有擇舍。高明廣集新舊陶文總成《古陶文匯編》(1990年),又合作《古陶文字征》(1991年),于陶文整理頗具系統。羅福頤纂《古璽文編》(1981年)及《古璽匯編》(1981年),資料完備,且釋文訂補亦精(注:吳振武:《〈古璽匯編〉釋文訂補及分類修訂》,見《古文字學論集初編》,香港中文大學,1983年。)。商承祚編《石刻篆文編》(1957年),又輯《先秦貨幣文編》(1983年)及《戰國楚竹簡匯編》(1995年),與張頷《古幣文編》(1986年)、郭若愚《戰國楚簡文字編》(1994年)各見所長。諸書皆于古文字之分類編述,重在匯集。高明《古文字類編》(1982年)及徐中舒《漢語古文字字形表》(1980年),則于各類古文字慎辨清選,排比類次,以示文字興衰演變之跡,頗便參證。
考古京69~75H1語言文字學馮時20002000作者:馮時,北京市,100710,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作者:考古京69~75H1語言文字學馮時20002000
2013-09-10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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