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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和日本:《三國演義》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中國和日本:《三國演義》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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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編號:0257-5876(2006)04-0061-15
  沈伯俊:金文京教授,在中國古典名著中,《三國演義》大概是中日兩國人民共同感興趣的小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三國演義》研究取得了長足進展,中日兩國學者在這一領域的交流也有了新的面貌。我想和您共同回顧這一時期的研究情況,并對研究的發展趨勢進行展望。
  金文京:很高興有機會同沈教授一起進行回顧和展望。《三國演義》作為中國古代小說的代表性作品,成書以后,很快傳播到日本、韓國(朝鮮)、越南等近鄰國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這些國家的人民對《三國演義》的喜愛、對其內容的熟悉程度,比之中國,可謂毫不遜色。早在元代,朝鮮半島的高麗人所編的漢語會話課本《老乞大》中就有當時高麗商人在大都(今北京)的書店買到《三國志平話》的記載,這是有關《三國志平話》最早的文獻紀錄。而在日本,1689—1692年之間出版的湖南文山(京都天龍寺的兩位和尚義轍、月堂的合名)所譯《通俗三國志》是世界上第一個《三國演義》的外文譯本,對《三國演義》在日本的普及產生了極大影響。長期以來,日本學者都很重視《三國演義》研究。因此,日、中兩國學者就此進行交流,確實是非常有意義的。
  一、新的進展,新的突破
  沈伯俊: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的《三國演義》研究發展健康,成績突出,為整個古代文學研究界所矚目。其主要標志是:其一,學術成果大量涌現。根據我的初步統計,這一時期,中國大陸已經公開出版《三國演義》研究專著、專書大約140部,相當于過去三十年總數(5部)的二十八倍;發表研究文章大約2000篇,相當于過去三十年總數(135篇)的十五倍。其中包括一批水平較高,影響較大的成果。其二,學術會議接連舉行。二十五年來,總共舉行了十七次全國性的《三國演義》學術研討會,五次專題研討會,兩次國際研討會。這些會議,有力地推動了研究的發展。其三,學術團體紛紛成立。繼1984年4月中國《三國演義》學會成立之后,一些省、市、縣級學會也陸續成立,有的地方還建立了專門研究機構。它們是《三國演義》研究事業不斷發展的主要推動者。
  金文京:日本目前保存了元代兩種不同的《三國志平話》版本以及明代《三國演義》的幾種版本(在中國大都已失傳),這些寶貴資料,無疑為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條件。日本學者對《三國演義》各方面的研究所取得的諸多成果,可供中國學者參考。只因國情不同等種種因素,日本學者的觀點及研究方向、興趣所在都與中國學者有所差別,甚至在某些問題上存在著意見分歧,需要兩國學者之間進一步的交流和討論,這對《三國演義》研究的發展應該是有益處的。
  沈伯俊:二十五年來,中國《三國演義》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大大超過了以往任何歷史時期,在一系列問題上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取得了若干新的突破。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有下列幾個問題:第一,關于羅貫中的生平籍貫。這個問題,以往研究不多。80年代以來,人們對羅貫中的籍貫、交游等問題進行了積極的探討,主要圍繞其籍貫問題的“東原”、“太原”兩說展開爭鳴。持“東原”說的代表性論文有劉知漸的《重新評價〈三國演義〉》(載《社會科學研究》1982年第4期)、王利器的《羅貫中與〈三國志通俗演義〉》(載《社會科學研究》1983年第1—2期)、沈伯俊的《關于羅貫中的籍貫問題》(載《海南大學學報》1987年第2期)等;持“太原”說的代表性論文有李修生的《論羅貫中》(載《山西師院學報》1981年第1期)、孟繁仁的《〈錄鬼簿續編〉與羅貫中種種》(載《三國演義學刊》第2輯,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版)、劉世德的《羅貫中籍貫考辨》(載《文學遺產》1992年第2期)等。在兩種觀點的碰撞中,劉穎在《羅貫中的籍貫——太原即東原解》(載《齊魯學刊》1994年增刊)中提出,《錄鬼簿續編》所說的“太原”,很可能是指東晉、劉宋時期設置的“東太原”,即山東太原,與“東原”實為一地。楊海中的《羅貫中的籍貫應為山東太原》(載《東岳論叢》1995年第4期)、杜貴晨的《羅貫中籍貫“東原”說辨論》(載《齊魯學刊》1995年第5期)也進一步論述了“太原”應指“東太原”,亦即“東原”。這一具有啟發意義的思路,為“東原”說與“太原”說打通了聯系,朝著問題的解決前進了一步(參見拙作《新的進展,新的突破——新時期〈三國演義〉研究述評》,收入本人所著《三國演義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金文京:羅貫中的生平籍貫,是中國學者的熱門話題,卻被日本學者冷落了。主要的原因在于日本學者一般對羅貫中的作者地位持不置可否的態度,因為有關羅貫中的惟一可靠的文獻是《錄鬼簿續編》,而沒有具體的資料足以證明《錄鬼簿續編》所說的羅貫中就是《三國演義》的作者。日本學者并不積極地探索羅貫中籍貫諸問題,原因也即在此。我的《羅貫中的本貫》(載《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動態》1989年第3號)大概是目前唯一的論文,文中主張金末元初北人南徙為人口流動的主要動向,正如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仁甫原是山西河曲人,在金末元初先寄居河北真定,后定居南京。羅貫中或他的父祖輩也很可能先是太原人,后來移居東平,再轉到杭州,因為我們有理由相信寫定《三國演義》的作者不熟悉北方地理,可能是南方人。
  沈伯俊:80年代以來,中國《三國演義》研究中第二個引人注目的問題是:關于《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長期以來,學術界公認《三國演義》成書于元末明初。一些學者不滿足于“元末明初”的籠統提法,對《演義》的成書年代問題作了進一步的探討,提出了五種有代表性的觀點:一、“成書于宋代乃至以前”說。持此觀點者主要是周邨的《〈三國演義〉非明清小說》(載《群眾論叢》1980年第3期)一文。此說完全忽視了《三國演義》吸取元代《三國志平話》和元雜劇三國戲內容的明顯事實,難以成立,因而至今無人贊同。二、“成書于元代中期”說。持此說者以章培恒的《三國志通俗演義》排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前言和袁世碩的《明嘉靖刊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乃元人羅貫中原作》(載《東岳論叢》1980年第3期)為代表。章培恒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似當寫于元文宗天歷二年(1329)之前”,袁世碩則認為《演義》成書于14世紀20年代到40年代。近年來,杜貴晨又進一步認為《演義》“成書于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至元文宗天歷二年(1329)之間,即泰定三年(1326)前后”(《〈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載《中華文化論壇》1999年第2期)。三、“成書于元末”說。持此說者以陳鐵民的《〈三國演義〉成書年代考》(載《文學遺產增刊十五輯》,中華書局1983年版)和周兆新的《〈三國志演義〉成書于何時》(載其主編之《三國演義叢考》一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為代表。四、“成書于明初”說。持此說者較多,如歐陽健的《試論〈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載《三國演義研究集》,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3年版)、任昭坤的《從兵器辨〈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載《貴州文史叢刊》1986年第1期)等。五、“成書于明中葉”說。持此說者有張國光的《〈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于明中葉辨》(載《社會科學研究》1983年第4期)、張志合的《從〈花關索傳〉和〈義勇辭金〉雜劇看〈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成書年代》(載《河南大學學報》1990年第5期)、李偉實的《〈三國志通俗演義〉成書于明中葉弘治初年》(載《吉林社會科學》1995年第4期)等。近年來,張志和(與上述張志合為同一人,僅署名有異)接連撰文,力主此說(見其《透視〈三國演義〉三大疑案》一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面對上述諸說,我曾經提出:要確定《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必須具備三個條件:第一,對作者的生平及其創作經歷有比較清晰的了解。第二,確認作品的原本或者最接近原本的版本。上述諸說,大部分把嘉靖壬午(元年,1522)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簡稱“嘉靖壬午本”)視為最接近原本面貌的版本,甚至徑直把它當作原本,并在此基礎上立論。然而,近年來的研究表明,嘉靖壬午本乃是一個加工較多的整理本,這樣,以往論述的可靠性就不得不打一個相當大的折扣。第三,對作品(包括注文)進行全面而細致的研究。直到今天,我們尚未充分具備上述三個條件。因此,要真正形成令絕大多數學者信服的結論,仍有待于更加深入、更加系統的研究。
  金文京:對于《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日本學者很少研究。上面我已說過,日本保存了中國早已失傳的多種《三國演義》版本,這就構成了研究上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也因此,日本學者的貢獻主要表現在版本系統的研究上。
  沈伯俊:正好,我要談的80年代以來中國《三國演義》研究中第三個引人注目的問題就是:關于《三國演義》版本的整理與研究。先談談版本的整理。二十五年來,《三國》版本的整理出版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按照出版形式,可以分為影印、排印兩大類別。關于影印本,就我所見,比較系統地影印《三國》版本者主要有四家:一、臺灣天一出版社影印的《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其中的“《三國演義》專輯”共收書8種,除最后兩種系續書外,包括以下6種:(1)《三國志通俗演義》,萬歷十九年(1591)金陵周曰校刊本;(2)《三國志傳評林》,明萬歷年間余象斗刊本;(3)《通俗演義按鑒三國志傳》,萬歷三十三年(1605)鄭氏聯輝堂三垣館刊本;(4)《三國志演義》,楊春元校,萬歷三十八年(1610)書林楊閩齋刊本;(5)《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清初吳郡綠蔭堂覆明刊本;(6)《第一才子書》,清三槐堂刊本。二、陳翔華主編,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影印的《三國志演義古版叢刊》。其第一輯包括5種版本:(1)《全像批評三國志傳》,萬歷二十年(1592)余氏雙峰堂刊本;(2)《湯學士校正全像通俗三國志傳》,江夏湯賓尹校正,明萬歷間刊本;(3)《通俗演義三國志傳》,明萬歷間劉龍田喬山堂刊本;(4)《三國志傳》,明朱鼎臣輯;(5)《三國英雄志傳》,清寶華樓刊本。第二輯包括7種版本:(1)嘉靖二十七年(1548)建陽葉逢春刊本《三國志傳》;(2)上海殘本散葉;(3)夏振宇本;(4)周曰校本;(5)熊清波刊本;(6)熊佛貴忠正堂刊本;(7)李卓吾評本。三、中華書局影印的《古本小說叢刊》,包括6種《三國》版本(按《叢刊》編輯順序):(1)《全像三國志傳》,萬歷三十九年(1611)鄭世容刊本;(2)《三國志傳》,萬歷年間喬山堂劉龍田刊本;(3)《三國志傳》,萬歷三十三年(1605)聯輝堂鄭少垣刊本;(4)《三國志傳評林》,萬歷年間余象斗刊本;(5)《三國志傳》,萬歷二十年(1592)雙峰堂刊本;(6)《鼎峙三國志傳》,明藜光堂劉榮吾刊本。四、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古本小說集成》,包括2種《三國》版本:(1)嘉靖元年本《三國志通俗演義》;(2)《二刻英雄譜》,全稱《精鐫合刻三國水滸全傳》,明崇禎末年雄飛館刊本,二十卷,每頁上層為《水滸》,下層為《三國》,其中《三國》為“李卓吾評本”。此外,還有一些出版社影印了某些《三國》版本,如北京大學出版社影印的《鐘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浙江人民出版社、中國書店分別影印的《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金文京:臺灣天一出版社的《明清善本小說叢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古本小說集成》等大型叢書中的《三國演義》影印本,無不利用日本所藏的版本;而在日本國內,因經濟條件所限,卻幾乎沒有出版過影印本。唯一的例外是井上泰山影印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史傳》(關西大學出版部1998年版),即現藏于西班牙的葉逢春本。此書一出,很多中國學者始能借以目睹葉本面貌,影響頗大。不過,此書的影印并不完善,它把原本版框上的號碼全部刪掉,不能不說是功虧一簣。由陳翔華主編、去年出版的《三國志演義古版叢刊》第二輯收錄此書,保留了原本編號,才算彌補了這一不足。
  沈伯俊:關于排印本。80年代以來,《三國》的各種排印本紛紛問世。其中相當一部分并未經過認真整理,缺乏學術價值。不過,確有一些排印本貫注了整理者的研究心得,在底本選擇、整理方法、整理質量等方面各具特色,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其中值得注意的有這樣兩類:一、底本具有較高價值者。除了毛本《三國》已有多種標點本、校注本之外,若干重要版本都已有了標點本或校注本。如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汪原放標點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沈伯俊校注本,花山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周曰校本(劉敬圻、關四平點校本,北方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宋效永、奚泉民整理本,黃山書社1991年版;沈伯俊校理、李燁注釋本,巴蜀書社1993年版)、《鐘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李靈年、王長友校點本,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二、在整理方法上有所開拓者。如我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先后出版了《校理本三國演義》(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毛本《三國》整理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嘉靖壬午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整理本、《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整理本,以很大力量校正底本中的大量“技術性錯誤”(指那些并非出自作者的創作意圖,并非作品藝術虛構和藝術描寫的需要,而純粹由于作者一時筆誤或者傳抄、刊刻之誤而造成的,屬于技術范疇的錯誤),得到學術界同行的高度評價。
  金文京:對于沈教授的幾種《三國》整理本,日本學者也比較重視。上田望博士就曾在日本《中國古典小說研究》1996年第2號上發表《排印本〈三國演義〉的新面貌——以沈伯俊校理本為中心》一文,對您的幾種《三國》整理本和《三國演義》評點本作了介紹,并予以充分肯定。
  沈伯俊:其次,談談對《三國》版本源流的研究。現存的《三國演義》明代版本將近30種。過去一個長時期中,人們普遍認為:現存最早的嘉靖壬午本就是最接近羅貫中原作的版本,或者就是羅氏原作;《演義》只有由嘉靖壬午本派生的一個版本系統。上世紀80年代以來,學者普遍承認《演義》版本分為“通俗演義”和《三國志傳》兩大系統。前者以嘉靖壬午本為代表,后者以葉逢春刊本《三國志傳》為代表。這兩大系統究竟何者更接近原作面貌?主要有兩種觀點:一、認為嘉靖壬午本是反映了《三國演義》原本面貌,或更接近原作面貌的版本,以劉世德為代表。二、認為《三國志傳》的祖本更接近羅貫中的原作,以張穎、陳速、陳翔華、周兆新、沈伯俊等為代表。
  金文京:關于版本系統的問題,日本學者小川環樹在1965年發表《關索的傳說及其它》(原載巖波書店日譯本《三國志演義》第8冊,后收于1968年出版的《中國小說史研究》),便指出毛評本所見有關關索的故事為嘉靖本所無,卻見于周曰校本,而鄭少垣本等建陽出版的部分版本都有跟周曰校本不同的關索故事。這無疑對《三國演義》版本系統的研究具有極大的啟發性;只因當時資料不足,沒能展開進一步的探討。1979年成化本說唱詞話《花關索傳》影印出版,便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重大線索。1989年我和幾位朋友(古屋昭弘、大木康、冰上正、井上泰山)共同研究、撰寫的《花關索傳研究》(汲古書院出版)一書中,我就指出:不管是周曰校本系統或鄭少垣本系統,其中有關關索的故事都是后來加上的,而并不是原有的,否定了當時有些學者所持的羅貫中原本就有關索故事,被嘉靖本編者刪掉的看法。且根據這一觀點,把《三國演義》的版本分為五類,即:一、沒有關索故事的嘉靖壬午本(后來加上西班牙所藏另一嘉靖本即葉逢春本);二、有關索征云南的周曰校本系統(包括李卓吾本、毛評本等);三、有花關索荊州認父的建陽繁本《三國志傳》系統;四、有關索故事卻與周曰校本系統同中有小異的建陽簡本《三國志傳》系統;五、既有關索故事又有花關索故事的《英雄譜》本系統。
  同一時期,中川諭的《〈三國志演義〉版本研究——毛宗崗本的成書過程》(載《東洋學集刊》1989年61號)一文指出:周曰校本系統的版本在嘉靖本系統的基礎上,除關索故事之外,還增補了十處根據史書的內容。我的《〈三國志演義〉版本試探——以建陽諸本為中心》(亦載《東洋學集刊》61號)一文則提出具體的例子來證明余象斗本等建陽繁本系統的部分文字保留了比嘉靖本更早的原始面貌。上田望的《〈三國志演義〉版本試論——關于通俗小說版本演變的考察》(載《東洋文化》1990年71號)一文則從晚明時代背景及地域性出版文化的角度去分析《三國演義》版本的分化過程。以上三篇論文的中文譯本都收入周兆新主編的《三國演義叢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中川諭的《三國志演義版本研究》(汲古書院1998年版)吸收了這些研究成果,把版本分為三大系統:一、二十四卷本系統;二、二十卷繁本系統;三、二十卷簡本系統(他的分類雖比我少了二類,其基本觀點是一樣的),并對每一個系統的各種版本加以詳細的說明。另外,上田望的《毛綸、毛宗崗批評〈四大奇書三國志演義〉版本目錄(稿)》(載《中國古典小說研究》1998年4號)、《毛綸、毛宗崗批評〈四大奇書三國志演義〉和清代的出版文化》(載《東方學》2001年101輯)和中川諭的《關于繼志堂刊〈三國英雄志傳〉》(《中國社會文化》2006年20號)分別研究毛評本的情況,打破了以往長期流行的清朝以后毛本獨占天下的主流看法,證明毛本其實到了清朝中期才獲得獨占的地位。
  沈伯俊:日本學者的上述論著,我都拜讀過,確實有許多重要見解,對我很有啟發。
  金文京:日本學者對版本的研究都是經過對各種版本的嚴謹比對,得到的結論具有較高的客觀性,因此,學者之間沒有很大的意見分歧。而這些結論目前大部分已被中外學者所接受,成為共識。英國魏安的《三國演義版本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是一部內容扎實、記述詳細的好書,而它的主要論點也跟日本學者的看法基本上是相同的。至于目前中國學者爭論的嘉靖壬午本和葉逢春本究竟哪一個更接近羅貫中原作的問題,日本學者一般認為確定原本面貌現在言之過早。這兩種版本無疑是屬于同一系統,但文字上互有得失,難以遽定孰先孰后,需要更細密的比對研究。以上關于版本研究的情況,請參看石昌渝主編的《中國古代小說總目·白話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中由我撰寫的《三國演義》部分。
  沈伯俊: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三國演義》研究中第四個引人注目的問題是:關于《三國演義》的主題。有關討論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關于《三國》主題的多種概括。一些學者先后提出了“贊美智慧”說、“天下歸一”說、“謳歌封建賢才”說、“悲劇”說、“總結爭奪政權經驗”說、“向往國家統一,歌頌‘忠義’英雄”說等十余種觀點。二、關于主題研究的必要性與合理性。由于對主題的概括一時眾說紛紜,曾有學者對此表示懷疑和否定,認為主題根本就不存在,對主題的研究毫無意義。對這類觀點,沈伯俊撰文予以辯駁,肯定了主題研究的必要性及其學術價值(見《向往國家統一,歌頌“忠義”英雄——論〈三國演義〉的主題》,載《天府新論》1985年第6期)。三、關于主題的觀念和研究主題的方法。沈伯俊認為:“主題乃是作者通過作品內容所表達的看法和主張。因此,我們對主題的概括既要提挈作品的全局,又要反映作者的思想。”“同一部作品,在不同時代、不同階級、不同經歷、不同性格的讀者心中所喚起的感受,往往是大相徑庭的。人們可以闡發自己各不相同的感受,卻不應該把這些感受都稱為‘主題’。”(同上括注)歐陽健則認為:“主題這個概念也應該看作是一個模糊概念,它既可以指作家想告訴人們什么,也可以指作品實際上提供了什么,還可以指讀者從中領悟到了什么,以及這三者的統一。”“主題探究的模糊性就相應地造成了主題研究成果的相對性。”“從這個意義說,對于《三國演義》主題的說法的五花八門,正標志著研究的深入。這個過程永遠不會完結。”(《有關〈三國演義〉研究的兩個問題的思考》,載《明清小說研究》第2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年版)。
  金文京:對于《三國演義》的主題,日本學者的興趣不是很大。中國學者的研究,可供我們參考。
  沈伯俊:中國《三國演義》研究中第五個引人注目的問題是:關于《三國演義》的人物形象。《三國演義》總共寫了一千二百多個人物,其中有名有姓的大約一千人,堪稱古代小說中寫人物最多的巨著。其中,形象生動、性格鮮明、家喻戶曉的人物就有幾十個,而曹操、諸葛亮、關羽等形象更是文學史上所公認的典型。80年代以來,《三國》人物形象研究取得了顯著成績,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研究范圍明顯擴大。對過去很少論及的人物,如劉備、張飛、趙云、魏延、龐統、司馬懿、孫權、周瑜、魯肅、陸遜,以及謀士、使者等群體形象,出現了一批專題論文。二、研究的深度、角度、方法都大大拓展,新見迭出。如劉上生運用系統論方法分析曹操的性格結構,認為它是由相互聯系的追求、掩蓋和調節三種機制和相互滲透的心理、倫理、政治三個層次組成的復雜網絡系統,以追求機制為軸心的性格機制相互作用的平衡和失控,形成性格基本穩態特征和動態變化的矛盾統一,便頗有新意(《試論曹操性格的整體結構及其意義》,載《湖南教育學院學報》1988年第3期)。三、對人物形象塑造理論進行了深入的探討,集中表現為《三國》人物是否“類型化典型”的爭論。傅繼馥提出:“《三國志通俗演義》中的重要人物形象,是古代文學中類型化藝術典型的光輝高峰和不朽的范本。”(《類型化藝術典型的光輝范本》,載《社會科學戰線》1983年第4期)石昌渝認為,“類型化典型”的提法是不正確的(《論〈三國志演義〉人物形象的非類型化》,載《三國演義學刊》第1輯)。張錦池則認為,《演義》塑造人物的方法具有多樣性,很難用類型化藝術典型或非類型化藝術典型來論定。其總的特點是博采雅俗,因材成型(《論〈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創作原則和人物描寫》,載《明清小說研究》1993年第1期)。
  金文京:對于《三國演義》的人物形象,日本學者的研究不及中國學者。不過,也有一些論文值得注意。如土屋文子的《隆中·武當山·臥龍岡——諸葛亮的道教性格》(載《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動態》1993年第6號)、竹內真彥的《〈三國志演義〉中關羽的稱呼——圍繞〈演義〉的形成》(載《日本中國學會報》2001年第53集)、角谷聰的《三國志故事的形成——以蜀地方所傳張飛廟說話為中心》(載《中國古典小說研究》2005年第10號)等論文,都從不同的角度闡發《三國演義》中一些重要人物形象的某些特征,展現了年輕一代的研究成果。
  沈伯俊:除了上述五個問題,中國研究界討論熱烈、進展較大的還有三個問題:關于《三國演義》的創作方法與藝術成就;關于毛宗崗父子和毛評《三國》;關于“三國文化”研究。限于篇幅,這里姑且從略。
  金文京:在日本,研究成果比較突出的還有幾個方面。一是關于《三國志平話》的研究。上面說過,元代《三國志平話》的兩種版本都保留在日本。其中元至治間建陽虞氏所刊本大家早就知道,而與之同一內容的《三分事略》(天理圖書館藏)則是在1990年影印本(東京八木書店)出版以后才漸為人們所知。中國部分學者因《三分事略》題目中有“至元新刊”字樣,曾認為《三分事略》的刊刻比《三國志平話》早;不過日本學者一般都同意影印本解題中入矢義高的意見,即《三分事略》是一部粗糙的坊刻本,其刊刻年代應晚于《三國志平話》。對于《三國志平話》和《三國演義》的比較,在中國自從孫楷第《〈三國志平話〉與〈三國志傳通俗演義〉》(載《滄州集》,中華書局1965年版)之后,似乎沒有多大進展。而日本方面,小川環樹的《〈三國演義〉的發展蹤跡》(載《中國小說史研究》)一文,討論了《三國志平話》開頭部分的佛教性質及張飛人物形象的突出;我也寫過《試論〈三國志平話〉的結局》(在2005年8月在北京舉行的“第四屆中國古代小說數字化研討會”上發表),分析《三國志平話》的結局和元明兩代正統思想轉變的關系。至于《三國志平話》和元雜劇中三國戲的比較,有高橋繁樹的系列論文《三國雜劇和三國平話》(1—4)(載《中國古典研究》19、20號,1973—1974年);我所著《三國志演義的世界》(東方書店1993年版)中也有所論及。二階堂善弘、中川諭合著的《三國志平話》(光榮社1999年版),是日文全譯加以注解,也有較大的參考價值。
  沈伯俊:中國學者關于《三國志平話》的研究,我在《三國演義辭典》的《研究情況》部分和另外幾篇文章中曾作過介紹。不過,這一研究并未形成熱點,進展也不大。
  金文京:日本學者研究成果比較突出的另一方面是對《花關索傳》的研究。《花關索傳》無論對研究《三國演義》的版本或內容都具有極大的資料價值。上面提到的我與幾位朋友合著的《花關索傳研究》,內容包括原本的影印、對原文的校注,以及對語言特征、《三國演義》版本和關索的關系、有關關索的傳說研究,還有相關的資料目錄,是迄今為止有關《花關索傳》最詳實的研究。另外,我的《關羽之子與孫悟空》(原載《文學》1986年54卷,中文譯文載于《中外文學》1986年15卷4期),專門討論《花關索傳》的英雄史詩和神話特點;大冢秀高的《關羽的故事》(《中國小說生成史研究》第二章,中文譯文收入周兆新主編之《三國演義叢考》)則針對關羽的神話形象進行了分析。
  沈伯俊:對于《花關索傳》,中國學者除朱一玄先生出版過校點本(收入其校點的《明成化說唱詞話叢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并發表過《校點記》之外,僅有個別學者發表過論文,研究深度不及日本學者。
  金文京:日本學者研究成果比較突出的還有一方面是編纂研究文獻目錄。中川諭、上田望合編了《〈三國志演義〉研究文獻目錄稿》(載《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動態》1990年第4號)、《訂補》(同上刊1991年第5號)。對此,俄國李福清編有《補遺》(同上刊1994年最終號),收錄了中日、歐美的相關著作及論文。而中林史朗、渡邊義浩合編的《三國志研究要覽》(新人物往來社1996年版),則是文史的綜合目錄。
  沈伯俊:對于研究文獻目錄的整理編纂,我多年來一直比較重視。在《三國演義研究集》(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3年版)、《三國演義學刊》第一輯(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二輯(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版)、《三國演義辭典》(巴蜀書社1989年版)中,先后收入了我逐年分類編排的《〈三國演義〉研究論著索引》。中川諭、上田望二位合編的《〈三國志演義〉研究文獻目錄稿》,吸收了我這些索引的大部分內容。而我后來進一步充實《〈三國演義〉研究論著索引》時,也參考了他們的《目錄稿》。這一點,可算中、日學者的一次值得紀念的交流吧。
  二、特點、問題與不足
  沈伯俊:綜觀中國的《三國演義》研究,可以看到這樣幾個突出的特點:第一,初步形成了多層次、多角度、多元化的研究格局。例如:鄭鐵生的《〈三國演義〉敘事藝術》(新華出版社2000年版)是國內第一部從敘事學角度研究《三國演義》的專著,它運用敘事學的基本理論,從《三國演義》整體藝術特色出發,系統地論述了《演義》的敘事結構、人物敘事、戰爭敘事和羅貫中藝術創造的總體特征,表現了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邱嶺的《楠木正成與諸葛亮——兼考〈三國志通俗演義〉之成書年代》(載《〈三國演義〉與羅貫中》論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一文,將日本戰爭題材文學的代表作《太平記》與《三國演義》進行比較,特別是有關“三顧茅廬”和“死諸葛走活仲達”這兩個故事的對照比較,指出:“《太平記》中的三國故事只能借自《三國志通俗演義》,而不可能來自《新全相三國志平話》或其他。”由于《太平記》成書于1368—1374年之間,因此,“對《太平記》產生了影響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則必定成書于更早時候。明初不可能,至晚也應是元末較早時期。”文章進一步認為,《三國志通俗演義》大約成書于14世紀的20、30年代。作為研究日本文學的專家,邱嶺在比較研究基礎上所作的這一考證,另辟蹊徑,頗有新意,值得關心這一問題的學者重視。
  金文京:邱嶺先生這篇文章確實頗有新意,日本學者過去似乎注意得不夠。
  沈伯俊:第二,研究的系統性、綜合性逐步增強。例如:陳翔華的《諸葛亮形象史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在作者多年研究的基礎上,準確地概括了諸葛亮形象演變的歷史過程,肯定了諸葛亮形象在《三國演義》中的中心地位,剖析了諸葛亮形象的復雜性,并對歷史人物藝術形象塑造的規律作了富有創見的探索,堪稱諸葛亮形象研究的代表性成果。關四平的《〈三國演義〉源流研究》(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將《三國演義》的成書、文本與傳播作為一個邏輯與歷史相統一的整體,進行全方位的系統的考察與研究,探求這一文學和社會精神現象的形成機制及其所包含的文化意蘊與美學特質,進而總結中國長篇小說演進的某些規律性東西。這樣的著作,就是在吸收前輩時賢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經過本人潛心鉆研而得,反映了研究水準的整體提升。
  金文京:陳翔華先生的大著確是一部力作。此外,周兆新教授的《三國演義考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您的《三國演義新探》、關四平教授的《〈三國演義〉源流研究》和其他一些有特色的著作,我也比較關注。
  沈伯俊:第三,《三國演義》數字化工程已經初見成效。1999年,周文業先生率先提出“《三國演義》數字化工程”的概念。從2000年起,我和他共同倡導開展這一工程,并于2001年9月、2003年9月、2005年8月先后三次在北京舉行“中國古代小說數字化研討會”,均以《三國演義》的數字化為重點。幾年來,這一方面的實際研究工作主要由周文業承担,已經取得的主要成績有:一、實現了毛本、嘉靖元年本、葉逢春本、周曰校本、李卓吾評本、鐘伯敬評本、黃正甫本、李漁評本等八個重要版本的數字化,包括文字版、圖像版和圖文對照版三種形式。其中文字版采用文本方式,可用于檢索。二、出版了《〈三國演義〉〈三國志〉對照本》。三、建立了初步的《三國演義》電子史料庫,包括上述八個重要版本和有關文獻(如《三國志》、《后漢書》、《晉書》、《華陽國志》等)的電子文本。四、繪制了比較系統的《三國演義》地圖。這些工作,受到了國內外同行的歡迎和好評。
  金文京:我認為周文業設計的數字化工程是近年來《三國演義》研究中最值得重視的收獲。眾所周知,數字化是當前全球的大潮流,文學研究自不例外,而白話小說的研究應是數字化工程最容易有收效的領域。《三國演義》數字化工程不僅是《三國演義》研究的重大突破,也為整個白話小說的研究開了風氣,其功不可沒。
  沈伯俊:第四,學風比較端正。二十五年來,絕大多數研究者都能注意掌握資料,實事求是,避免鑿空之論。盡管在許多問題上存在不同觀點,爭鳴不斷,但多數學者都能遵循學術規范,互相尊重,平等討論,并能注意吸收對方意見的長處。這種求實、創新的學風,使整個研究發展比較平穩,很少有游談無根、嘩眾取寵的所謂“熱點”,很少有逞才使氣、唯我獨尊的無謂之爭。
  金文京:對于這一點,我和其他日本同行也頗有同感。正因為如此,我們很樂于參加在中國舉行的《三國演義》研討會。
  沈伯俊:第五,中外學者的交流,特別是中、日、韓三國學者的交流取得了一定進展。例如:我主持的三次“中國古代小說數字化研討會”,均有中、日、韓三國學者參加。2004年9月,由韓國中國小說學會主辦的“第三屆中國古代小說數字化研討會”在韓國首都漢城(今名首爾)舉行,也有中國、日本學者參加。這四次接連舉行的研討會,大大增強了三國學者在《三國演義》乃至整個中國古代小說數字化方面的溝通與合作。再如:我的《三國演義辭典》已由日本學者立間祥介、岡崎由美、土屋文子譯成日文,由著名的潮出版社出版(1996年初版);并由韓國學者鄭元基譯成韓文,由韓國泛友社出版(2000年版)。我的《三國漫話》也已由鄭元基譯成韓文,由韓國書村出版社出版(2001年初版)。而日本、韓國學者的論著,也常常被中國學者翻譯、介紹和引用。我就翻譯過狩野直禎的《〈三國志〉的誕生和流傳》、城野宏的《現在向孔明學什么》等論著,并多次介紹您和中川諭、上田望等先生的學術觀點。
  金文京:日本學者也比較重視學習、借鑒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如上田望的論文《三國說唱研究》(載《金澤大學文學部論集·言語文學篇》2003年第23號),其注11便特別說明:“凡引用《三國演義》,均據沈伯俊校理本。”
  沈伯俊:在與日本學者的交流中,我深深感受到你們治學的三大特點:一、高度重視對資料的全面占有。例如您和中川諭、上田望對《三國》版本的掌握。中川諭通過不同版本的文字比較,認為黃正甫本屬于二十卷簡本系統,其文字是由刪略繁本而成;既然如此,黃正甫本就絕不是最早的《三國》版本。他還發現了能夠證明黃正甫活躍在萬歷末年前后的有力證據——日本內閣文庫收藏的《興賢日記故事》。該書卷首題署為“洪都詹應用竹校正/書林黃正甫繡梓”,木記則寫明“萬歷辛亥孟夏月/書林黃正甫繡梓”。“萬歷辛亥”即萬歷三十九年(1611),可見黃正甫活躍于萬歷末年。而黃正甫本序文所署“癸亥”即天啟三年(1623),因此,它應該刊行于天啟三年(沈伯俊:《第二屆中國古典小說數字化研討會暨第二屆〈三國演義〉版本研討會綜述》,載《明清小說研究》2003年第4期):二、觀察細密。例如您發現嘉靖壬午本中一個重要的、以往一直被忽略的現象——“圈發”問題。所謂“圈發”,是指用圈點的方式表示字的聲調。嘉靖壬午本中某些字有圈發,而《永樂大典》也多有圈發,明代宮廷出版的所謂內府本中,幾乎都有圈發。據此,“似乎可以初步肯定嘉靖本是內府本。”這一點對中國學者很有啟發,我在《第二屆中國古典小說數字化研討會暨第二屆〈三國演義〉版本研討會綜述》中特別作了介紹。三、研究方法的多樣化。例如:您的《關羽的兒子與孫悟空》、大冢秀高教授的《關羽與劉淵——關羽形象的形成過程》、上田望博士的《明代通俗文藝中的三國故事——以〈風月錦囊〉所選〈精選續編賽全家錦三國志大全〉為線索》,都善于從通俗文藝作品中發掘中國古代小說題材和人物形象的淵源。這種嚴謹細致的學風,很值得我們中國學者學習。
  金文京:日本學者以往對《三國演義》雖有不少貢獻,但日本研究《三國演義》的學者遠遠不如中國之多,力量自是有限的,研究的視野也不夠開闊。可以肯定地說,中國學者也有許多長處值得日本學者學習和借鑒。
  沈伯俊:盡管中國的《三國演義》研究成就突出,但存在的不足之處也是相當明顯的。我認為主要有這樣幾個問題:第一,研究的系統性、深刻性仍嫌不足。例如:盡管有關毛宗崗父子和毛評的研究比之過去大有進步,但至今尚無一部全面研究毛宗崗父子和毛本《三國》的專著,盡管已有部分學者開始注意到從傳播和接受的角度進行研究,但至今尚無一部全面梳理《三國演義》接受史的專著。第二,題目陳舊、內容浮泛、缺乏新意的平平之作相當多。一些文章,一望而知是“炒冷飯”,作者既無卓異的見解,自然也就談不上對他人的啟示意義。平庸之作之所以頻頻出現,原因當然很復雜:有的是由于學術功力不足,有的是由于治學態度不夠嚴謹(或為了評職稱而臨時拼湊,或為了取得某次學術會議的入場券而草草應付,或對論題淺嘗輒止,率爾操觚);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對研究的歷史和現狀缺乏了解。第三,研究的思路不夠開闊,方法不夠多樣。例如:母題學的方法、原型批評的方法、比較研究的方法就使用得不夠。第四,部分學者的思想方法存在明顯缺陷。例如:在討論羅貫中的籍貫時,有人為了證明羅貫中祖籍為今山西清徐,從《三國演義》和《三遂平妖傳》中找出一些詞語(以《三國》為主),名之曰“清徐方言詞語”。在他們看來,只要是清徐人在使用的詞語,就等于“清徐方言詞語”,就可以證明羅貫中是清徐人。這在概念上是錯誤的,邏輯是混亂的。其實,稍加辨析就可發現,這些所謂“清徐方言詞語”,大多是明清小說中的常用詞語,而不是某一地區獨有的“地點方言”,并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因而不應作為考證作者籍貫的依據。有的研究者企圖從某些民間傳說中尋找小說作家的行蹤,卻忽視了這樣兩個問題:一、必須對相關的民間傳說予以準確的時間定位:究竟是小說創作之前的,還是小說完成之后的?如果把受小說影響而產生于晚近的傳說當作考證小說的依據,那就顛倒了因果關系,其結論往往是站不住腳的。二、更重要的是,作家籍貫與民間傳說,并沒有什么必然聯系。有人根據民間傳說,把貂蟬這個虛構人物說成山西定襄人,再進而根據這類傳說來考證羅貫中的籍貫,這有什么可靠性?第五,中外學者的交流渠道仍然不夠暢通,有效的合作更是少見。
  金文京:沈教授指出的《三國》研究中的不足之處,概括非常精當,值得所有的研究者共同注意。
  三、研究前景的展望
  沈伯俊:展望今后的《三國》研究,我想強調五個問題。第一,進一步深化《三國演義》的基礎研究。例如:一些基本事實的認定(如關于關索和花關索的情節,究竟是羅貫中原作就有的,還是在傳抄刊刻中增加的),一些重要概念的厘清,都需要通過精細的研究,爭取逐步統一認識,不能長期處于模糊不清的狀況。迄今為止,學術界對《三國》版本的研究仍然不夠深入、不夠系統。對于諸本《三國志傳》,人們至今研究得不多;對于《三國志通俗演義》和《三國志傳》兩大版本系統內各本的遞嬗關系,以及兩大系統之間的互相吸收,人們已有的掌握還相當粗略;對于不同版本中一些內容的認識,還存在較大分歧。這些問題若不解決,直接影響到對《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和羅貫中原作面貌這兩大問題的研究;而這兩大問題的研究,又直接關系到對一系列問題的定位。就拿《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問題來說,盡管二十幾年來出現了幾種不同的觀點,但受版本研究水平的局限,一時還難以定論,我們仍不得不沿用“成書于元末明初”的說法。然而,“元末明初”畢竟是一個籠統的時間概念,“元末”和“明初”分屬于兩個時代,能否加以判定,直接牽涉到整個作品的時代定位。長期以來,絕大多數文學史、小說史著作實際上都把《三國演義》列為明代作品;如果能證明它成書于元代中期或元代后期,那就必須把它列入元代文學史的范疇。若如此,以往對《三國演義》的各種分析,都應當重新加以審視,許多方面的認識不得不作出修改。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因此,我們必須在現有的研究基礎上,繼續深化對版本的研究,以版本研究的突破來促進整個研究的突破。
  金文京:關于版本系統的研究中,諸如周曰校本系統和建陽本系統、建陽繁本和簡本之間的關系如何、周曰校本系統和建陽簡本有關關索故事的先后關系等問題,目前都沒有弄清楚,這些問題在研究上的重要性絕不亞于對羅貫中原本的探索。只有全面了解《三國演義》版本的整個系統脈絡及其演變過程,才有可能追溯到原本或祖本問題。部分學者過分熱衷于原本的追求,是不足取的。為此,應更加努力介紹各種版本,發掘尚待發現的版本。近年來,由于各方面的努力,很多《三國演義》的秘本已經陸續影印出版,給研究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打破了很多研究上的障礙。不過,還有很多重要版本的真實面貌尚未公諸學界,這不得不說是一大缺憾。而因為日本所藏的有關版本較多,這一方面的工作顯然有待于日本學者的努力。最近日本有一家古書店出售明萬歷四十八年(1620)與耕堂費守齋所刊的《三國志傳》殘本,中國也出現了與國家圖書館的藏本不同的另一湯賓尹本的殘本,這些都是新的發現,足以增加我們對《三國演義》版本的知識。茫茫人寰,當有更多的寶貴版本等待我們去發掘,我們不應松懈這一方面的努力。
  沈伯俊:第二,必須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有所創新。對此主要想談兩點:一、在大文化的廣闊背景下深入開拓。自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隨著人們對《三國演義》進行多層次、多方位的觀照,文學的研究日益拓展到文化的研究。這既是一個歷史時期的“文化研究熱”在《三國演義》研究中的反映,又是《三國演義》研究自身向廣度和深度進軍的必然要求。一部內容豐富、底蘊深厚的作品,不僅是一種文學現象,而且是一種文化現象。像《三國演義》這樣對中華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產生了深遠影響的巨著,更是如此。從純文學的角度來看,《三國演義》以其對小說體裁的歷史性開拓、豐富多彩的故事情節、絢麗多姿的人物形象、宏大嚴密的總體結構、雄渾豪放的藝術風格,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國古代最優秀的長篇小說之一。同時,《三國演義》又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作品,積淀著極其豐富的文化內涵,具有多方面的文化意義。因此,對《三國演義》的研究,既可以從純文學的角度進行,也可以從文化的角度進行。這至少包含三個層面:一是對《演義》的文學特征和成就繼續進行精深的探討;二是將《演義》置于中華文化發展的長河中,深入發掘其文化內涵;三是全面總結《演義》對我們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廣泛影響。這樣,《三國演義》研究的天地將是無限寬廣的。二、積極運用新的研究方法。學術研究的歷史證明,研究方法的更新具有重要的意義。研究方法問題不只是一般的工具問題,還有一個哲學上的方法論層次和認識論深度問題。古代小說研究的每一次歷史性進步,都與研究方法的變革有關。二十五年來《三國演義》研究發展的歷程,也證明了這一點。例如:對于諸葛亮形象,許多學者都作過精彩的論述,而黃鈞先生則獨辟蹊徑,從母題學的角度進行探討,指出諸葛亮作為一個悲劇英雄形象,他那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奮斗精神,“欲與天公試比高”而終遭失敗的悲劇結局,其實是我國包括神話、傳說、小說在內文學創作中的一個永恒的母題。諸葛亮從歷史人物到藝術形象的演進過程,必然受到遠古神話中悲劇英雄,特別是夸父所留下的“種族記憶”的影響和制約。“夸父、諸葛等英雄與自然、天命所開展的這一場極其莊嚴壯烈的競賽,只能以薪盡火傳的方式一代一代地延續下去。”(《欲與天公試比高——諸葛亮形象史外部研究淺議》,載《〈三國演義〉與荊州》論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這樣的論述,頗能給人以新的啟示。隨著社會的全面進步,隨著人們思想的進一步解放,新的文藝理論、新的研究方法將不斷涌現。我們應當以開放的態度和求實的精神,認真鑒別,選擇吸收,推動《三國演義》研究的繼續深入。
  金文京:對沈教授談的這個問題,我表示贊同。
  沈伯俊:第三,必須進一步加強對研究史的研究。1998年,我曾撰文指出:“任何一門學問,都有其創立和發展的過程,都是在逐步積累中不斷豐富和完善的。只有充分掌握已有的研究成果,才談得上發展和創新;只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比前人看得更遠。因此,研究任何一個課題,都應該首先把握其研究史,了解在自己著手之前,別人已經研究了多少,研究到什么程度,有些什么觀點,存在哪些問題,從而確定自己的研究起點,選取適當的研究角度,這是學術界公認的治學之道。”“只有重視和加強對研究史的研究,才能從整體上提高《三國演義》研究的水平。為此,應當逐年整理《三國演義》研究論著索引,系統收集和整理新的研究資料,撰寫專門的研究著作,為今后的研究提供路標。同時,應當大大強化研究者重視研究史的意識,把這與樹立嚴謹求實的學風聯系在一起。”(《面向新世紀的〈三國演義〉研究》,載《社會科學研究》1998年第4期)此后,這一問題越來越受到學界同行的重視。僅以2004年10月在四川綿陽舉行的全國第十七屆《三國演義》研討會為例,會議收到的論文就有3篇屬于《三國演義》研究史范疇:一是陸勇強的《二十世紀羅貫中研究鳥瞰》,二是衛紹生的《新世紀〈三國演義〉作者之爭》,三是紀德君的《“千秋功罪任評說”——〈三國演義〉中曹操形象研究百年》(均已收入《三國演義學刊》2004卷,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我和譚良嘯編著、即將由中華書局出版的《三國演義大辭典》,附錄有迄今為止最詳細的《〈三國演義〉研究論著索引》,足資研究者參考。目前,已有不止一位學者正在撰寫比較系統的《三國演義》研究史,這對于幫助研究者掌握有關信息,避免低水平重復勞動,提高研究水平,顯然是大有裨益的。
  金文京:加強對研究史的研究,本是學術研究的應有之義,又具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我同意沈教授的主張。
  沈伯俊:第四,積極推進《三國演義》數字化工程。2004年9月在韓國舉行的“第三屆中國古代小說數字化研討會”上,上田望的《明清小說數字化應用研究》報告,介紹了他借助檢索系統軟件“Gramatical Pattern Scanner for《三國演義》”(簡稱GPS)和統計處理軟件“自己組織化圖解”,從詞匯、語法等角度對《三國演義》的電子文本加以具體分析的情況。GPS便于檢索六種版本,還具有計算各個則目中的詞語的出現頻率,以及根據此數據而顯示圖表的功能。借助“自己組織化圖解”軟件,他研究了下列語詞現象:(1)出現在《三國演義》的特定則目中的宋元時代的詞匯;(2)出現在《三國演義》的特定則目中的明清時代的詞匯;(3)在《三國演義》前后部中出現頻率不均等(差異程度很大)的詞匯;(4)在《三國演義》中使用頻率高的漢字。通過分析,他發現:“從語言風格來看,《三國演義》在詞匯、語法上與元代的《三國志平話》竟有甚多不同,元雜劇的常用詞也不多見于《三國演義》。”“前半部分與后半部分的語體相差懸殊,后半部分文言使用得多一些,這部分羅貫中自己寫的可能性很大。”他還進一步指出:“利用GPS和‘自己組織化圖解’對《三國演義》以外的古代小說的電子文本加以解析的話,應該一定會發現小說本身具有的語體特點等。而且在我們閱讀時沒有意識到的古代小說之間的親疏關系、繼承關系也未必不能發現。”上田望的工作具有開拓價值,其認識也極具啟發性。我在題為《關于推進中國古代小說數字化研究的思考》的報告中,就今后的工作提出了五點建議:一、古代小說專家和電腦專家各有所長,必須進一步緊密結合。二、各類小說的數字化研究應該彼此打通,互相促進。三、大力開發電腦的工具優勢。例如,《三國演義》研究涉及元明三國戲,自然應將這些三國戲全部數字化,設計強大而有效的檢索功能和比較功能,以利深入的研究。四、充分發揮人腦的創造性主導作用。電腦是為人服務的,無論其工具作用如何強大,都不可能取代人的研究。強調“充分發揮人腦的創造性主導作用”,主要想突出兩點:其一,研究者要為電腦提供正確的資料信息,設計良好的程序,提出最佳的要求;其二,利用電腦進行獨立的判斷和創造性的研究。五、積極探討網絡的交流互動功能,特別是中、日、韓三國學者的網上討論,交流互動。
  金文京:是的,應該全面地展開《三國演義》數字化工程。周文業先生的數字化工程,限于目前中國大陸的情況,全用簡體字,既不能真實地反映原本面貌,又與使用繁體字的中國臺灣地區和日本、韓國等國家的同類成果難以互換,這是一個明顯的美中不足之處。因此,電腦上的字體統一應是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沈伯俊:這就涉及我想到的第五個問題——努力加強中外學術交流與合作。回顧《三國演義》研究走過的道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是:中外學者的交流,對于推動研究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首先,在研究資料的收集上,由于歷史的原因,外國學者在某些罕見資料(如某些稀見版本)的掌握上,比之中國學者較為便利,可以為我們提供重要的參考。其次,由于知識結構、社會背景、文化心理的差異,外國學者在研究角度、研究方法、文化闡釋等方面有自己的特長,可以與中國學者互相交流,優勢互補。再次,進入數字化和網絡時代以后,中外學者交流與合作的現實可能性越來越強。因此,中國學者應該以誠摯而懇切的態度,與海外學者,特別是日本學者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加強合作,共同推動學術的發展。
  金文京:誠如沈教授所言,近年來日中兩國的學者通過幾次研討會的交流,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取得了可觀的成果。不過,有些問題在兩國學者之間仍有意見分歧,卻沒有徹底討論,仍是各持己見。今后應該更加努力地以實事求是的精神進行討論,共同追求真理,以期達成共識。另外,東亞各國都有其獨特的《三國演義》文化,2004年在韓國召開第三屆中國古代小說數字化研討會,得以跟韓國學者進行交流;不過,與越南方面的交流似乎幾近闕如,也是一大憾事。以后應該擴大視野,展望東南亞各國的《三國演義》文化。
  沈伯俊:是的。中日兩國學者應該加強學術交流與合作,亞洲各國,特別是中日韓三國也都應該加強學術交流與合作。例如,在推進《三國演義》數字化工程的問題上,韓國的趙寬熙教授在題為《中國古代小說數字化方案探索》的報告中,提出了一個重大課題:“為了迎接信息化社會,韓中日三國應如何建立一個中國小說研究數字化的方案。”他認為,建立中國小說研究基礎的全部工作原則上必須排除商業性,而應立足于學術性。這一工作的目標是:一、中國小說原著文本的數字化。除了制作古代小說的數字化正本文件,還應收集有關中國古代小說的碩士、博士論文資料,建成電子圖書館。二、建立中國小說文本目錄數據庫。目前,韓國學者正在建立20世紀發表的全世界有關中國小說的論文目錄數據庫,并正在準備數據整理和程序開發。為此,還需準備服務器和網站服務。三、最需要的是中日韓三國之間形成更緊密的協作體系。目前,三國學者正分別構筑數據庫,這必然造成對同一作品的重復作業;但因學術環境不同,要形成協作關系并非易事。因此,三國學者應該在持續召開的中國古代小說數字化國際研討會上,確認彼此的立場,相互交換意見,以建立相應的方案。趙寬熙的意見極富前瞻性,應是我們共同努力的方向。
  金文京:近年來的學術交流,促使日本學者增強了聯合意識。日本現在只有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會,還沒有專門研究《三國演義》的學會組織。最近,大東文化大學的渡邊義浩教授(研究三國歷史)帶頭倡導成立三國志學會,打算以文史結合為宗旨,集中力量全面展開相關的研究活動,加強國際交流。今年七月將召開成立大會,也要邀請一些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學者參加。我希望通過這些活動,更加促進《三國演義》各方面的研究。
  沈伯俊:金教授,我們這次對話,可以說是一次具有國際視野的學術回顧與展望。我相信,這對今后中日兩國的《三國》研究都將發揮積極的促進作用。
  金文京:我也很滿意這次對話,相信不遠的將來能夠得到更為美滿的研究成果。關心《三國演義》的讀者,可拭目以待。

文藝研究京61~75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沈伯俊/金文京20062006
沈伯俊,歷任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哲學文化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金文京,現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
作者:文藝研究京61~75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沈伯俊/金文京20062006
2013-09-10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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