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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哲學發展的方向與途徑    西方哲學的中國化與當代中國哲學的建構
中國哲學發展的方向與途徑    西方哲學的中國化與當代中國哲學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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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哲學界出現了一個值得肯定的現象,就是提倡中國哲學(主要是中國傳統哲學)、西方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對話。哲學界有識之士認識到,這三者的對話如果僅僅停留于觀照相互間的同異差別是不夠的,其深層的意義是把這三者作為建構當代中國哲學的思想資源和理論視野。這就必然涉及西方哲學中國化的問題,因為從廣義上說,馬克思主義哲學也屬于西方哲學,而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當代中國哲學則是傳統的中國哲學的延續。于是,當代中國哲學站在三者對話的基礎上建構自身的過程,就遇到了西方哲學中國化的問題。
    其實,當哲學作為一門近代學科出現在中國的時候,一開始就遇到了這個問題。因為中國傳統學術中沒有獨立的哲學學科,哲學是來自西方的學科。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中國近代以來的哲學思考是以向西方尋求真理為導向的,是西方哲學在中國產生并擴展影響力的過程,是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西方哲學中國化的嘗試。這里簡略地談談中國近代以來西方哲學中國化的歷史過程中大體上有哪些普遍性的問題。
    近代以來西方哲學的中國化可以從兩個層面來分析:社會層面和文化層面。
    就社會層面而言,中國近代是個社會大變動的時代,西方哲學思想之所以能影響中國,是由于它們在某個方面、某種程度上滿足了中國近代社會大變動的需求。這就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需要的程度。在涌入近代中國的西方哲學中,進化論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社會影響最大。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它們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對“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作出了合乎中國社會歷史發展要求的回答。進化論原本作為有哲學意義的科學理論,在中國并無多少影響,然而當它與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需要相聯系,就成了有科學意義的哲學理論,風靡中國,極大地影響了從戊戌維新到“五四”時期的兩代人。而就馬克思主義哲學來說,中國人首先接受的也是同社會變革緊密相關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形態變遷的理論。可以說,某一西方哲學在中國社會層面上影響力的大小(亦即其中國化的深淺),與它滿足中國近代社會大變動需求的廣度和深度緊密相關。
    就文化層面而言,西方哲學的中國化是指它們在中國取得了新的理論形態,有著與其在西方不盡相同的面貌。如進化論在中國具有了一種世界觀的新形態;杜威的實用主義在美國是其民族精神的象征,而在中國主要以“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一科學方法論的新形態而出現;即便是技術性很強的分析哲學,在中國哲學家手里也是另一種形態,即并沒有像西方分析哲學那樣用邏輯分析來瓦解形而上學,而是用邏輯分析方法來建構形而上學。馮友蘭、金岳霖和張岱年的一些著作就表現了這一點。至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取得了毛澤東思想的新形態,更為大家所熟知。這樣的新形態意味著西方哲學的中國化使西方哲學發生了某種變形,由此其“合法性”也往往受到質疑:既然變形了,還能冠以原先的名稱嗎?套用金岳霖在上世紀30年代對“哲學在中國”和“中國的哲學”的區分,也許可以這樣來回答這種質疑:原封不動地把西方哲學搬到中國,這是西方哲學在中國;西方哲學在中國取得新形態,這是中國化了的西方哲學。前者是對西方哲學的譯述,后者意味著西方哲學在中國獲得了發展和出新,表現了中國哲學家在建構自身理論時的創造。從文化層面來說,西方哲學在中國之所以取得了新形態,是因為中國傳統哲學成了其重要的思想資源。所以,西方哲學中國化的理論建構始終貫穿著如何對待中國傳統哲學的問題。而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著三個互相聯系的普遍性的環節:變革、融合、制約。
    首先是變革。與中國近代社會的大變動相適應,中國人所青睞的基本上是西方近代以來的哲學。這些西方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存在著時代性差異:前者是在資本主義工業化時代產生的,后者是在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農業社會里形成的。這就決定了西方哲學中國化的過程,必然是對中國傳統哲學的變革(解構)的過程。這是西方哲學中國化的第一個重要環節。沒有這樣的變革,西方哲學無法在中國顯示其影響,只能被中國傳統哲學所拒斥或同化,建構其中國化的理論也就無從談起。這樣的變革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這種可能性不僅來自于滋生哲學的社會土壤正在新陳代謝,還來自于此前的中國思想文化背景。西方近代哲學是與文藝復興直接相連的。在中國步入近代之前的明清之際,已有著某些類似西方文藝復興的思想胚芽,這就為中國人接受和理解西方近代哲學提供了思想文化的歷史基礎(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梁啟超把在西方思想激蕩下產生的中國近代思想(包括哲學)稱之為明清之際思想的“復活”)。提供了接受和理解西方近代哲學的可能性,也就提供了用西方近代哲學變革傳統哲學的可能性。因為只有接受和理解了西方近代哲學,才談得上它對傳統哲學的變革。可以說,近代西方哲學的中國化都是與變革傳統哲學相伴相隨的。當然,如何變革傳統哲學、變革傳統哲學的哪些方面,在西方哲學中國化的不同歷史時期以及不同理論學說中是有差別的。
    其次是融合。在中國近代,西方哲學中國化的理論建構走的是將西方哲學或多或少與傳統哲學相融合的途徑,否則中國近代以來在西方哲學引導下的理論建構就會被看作是純粹從外國輸入和強加的,在中國傳統哲學中是沒有根基的,與以往的傳統哲學是沒有歷史延續性的。這樣的理論建構與中國化是不沾邊的。因而,將西方哲學與傳統哲學相融合,是西方哲學中國化的另一個重要環節。這個環節主要有以下三種形式:一是將兩者處于自在狀態的相通之處予以自覺的融合。一般來說,兩者融合的基礎是它們具有某種相似性。盡管傳統哲學與西方哲學存在著時代性、民族性的差異,但兩者所要回答的都是最根本的問題,即宇宙世界的根本原理、人類生活的根本準則、人類認識的根本規律。因此,兩者的差異只是表現在對這些根本問題的提問方式、側重方面、所得結論上,但所要回答的問題在內涵上是具有相通性的,這就使兩者的融合有了可能。而西方哲學中國化的理論建構正是把這種可能變成現實。二是在對兩者進行比較的基礎上取長補短。上述兩者的融合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是互相取長補短。通過比較,可以看到西方哲學和中國傳統哲學各有其特點,但它們各自的特點并不就是各自的長處,因為特點往往既是其所長,也是其所短之處。如金岳霖認為,與分析哲學相比,概念的歧異性是中國傳統哲學的一個特點,這個特點既有缺點又有優點,其缺點在于概念的意義模糊,優點在于其蘊藏的豐富情感是哲學化為行動的原動力,而這正是分析哲學所不及的。西方哲學中國化的理論建構,往往從揭示中西哲學的特點入手,分析各自特點的優長和缺失,由此達到中西哲學取長補短之融合。三是由于哲學是以概念、范疇等理論思維的方式來掌握世界的,因而對中西哲學概念的相互詮釋和發明就成了西方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融合的重要方面。通過這樣的相互詮釋和發明,在西方哲學中國化的理論建構的過程中,中國傳統哲學的概念、范疇就有了西方的含義,而西方哲學的概念、范疇也有了中國的意味。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馮友蘭的“新理學”、金岳霖的《論道》和張岱年的“天人五論”,都體現了這一點。
    再次是制約。在西方哲學中國化的過程里,變革和融合這兩個環節是有內在聯系的:變革不僅僅是對傳統哲學的否棄,同時也包含著對傳統哲學的提升;融合則是在變革傳統哲學中實現的,同時又使變革獲得了歷史上的繼承性。比如,胡適“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方法論,作為杜威實用主義中國化的產物,在變革傳統哲學缺乏邏輯方法的同時,也把傳統樸學的方法提升到科學方法論來認識,把近代西方科學方法和樸學方法相融合,從而與中國傳統方法論有著一脈相承的連續性,并進入中國哲學方法論的新階段。然而,無論是變革還是融合,均以對西方哲學的理解為前提。理解總是在主體的“前理解”即原有觀念結構的作用下發生的,而傳統哲學在主體的原有觀念結構中占據著重要位置。因此,傳統哲學作為主體的觀念結構的組成部分,參與了對西方哲學的理解,使傳統哲學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不可避免地滲入在西方哲學中國化的理論建構中。所以,傳統哲學的制約,與變革、融合交織在一起,成為西方哲學中國化的第三個環節。這樣的制約作用表現為造成主體(即中國哲學家)往往無意識地對西方哲學產生“誤讀”。正由于“誤讀”是無意識的,因而更能顯示中國化的底色。但是,對于“誤讀”的作用需要作具體分析。一般來講,“誤讀”的正面作用是使中國人容易接受外來的觀念,并和原有的傳統相銜接,但同時也可能帶來負面的作用,就是外來思想的根本精神在誤讀中遭到扭曲和遺失。比如用“大同”來解讀“社會主義”,一方面有利于中國人理解后者,表現了對傳統的理想社會的繼承性,另一方面又容易使人把理想社會主要看作道德理想的傳統,而忽視了社會主義的根本實質還包括發展生產力。因此,盡管“誤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只有不斷認識“誤讀”的負面作用,才能使西方哲學中國化的理論建構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
    揭示中國近代以來西方哲學中國化中的一些普遍問題,對于我們今天如何在中國哲學、西方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互動對話中發展當代中國哲學術月刊滬5~13B5中國哲學陳衛平20042004隨著人們對中國哲學常規性敘事不滿足感的增強,要求改寫中國哲學的愿望也變得更加強烈,并開始嘗試超越之道。文章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面,反思和檢討了中國哲學常規性敘事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走向中國哲學“原創性敘事”的途徑和方式,認為建立多元的哲學觀和哲學史觀、通過歷史時空的移動及廣泛的對話參與尋求中國哲學的普遍性和差異性、在視域和范式的引導下獲得觀察中國哲學的深度視點、在領悟整體意義與深化部分研究之間形成中國哲學的良性詮釋循環、追求對中國哲學的充分描述、復雜關聯的說明及意義關懷等,對于造就中國哲學的原創性敘事來說,都是非常基本的。本文系作者提交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和中國人民大學學報聯合主辦的“重寫哲學史與中國哲學學科范式創新”學術研討會(中國人民大學,2004年3月)的會議論文。霍桂桓






付The Doctrine of "YuanHengLiZhen" in the Theory of I-Ching
  Zheng Wan-geng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陳衛平 上海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 作者:學術月刊滬5~13B5中國哲學陳衛平20042004隨著人們對中國哲學常規性敘事不滿足感的增強,要求改寫中國哲學的愿望也變得更加強烈,并開始嘗試超越之道。文章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面,反思和檢討了中國哲學常規性敘事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走向中國哲學“原創性敘事”的途徑和方式,認為建立多元的哲學觀和哲學史觀、通過歷史時空的移動及廣泛的對話參與尋求中國哲學的普遍性和差異性、在視域和范式的引導下獲得觀察中國哲學的深度視點、在領悟整體意義與深化部分研究之間形成中國哲學的良性詮釋循環、追求對中國哲學的充分描述、復雜關聯的說明及意義關懷等,對于造就中國哲學的原創性敘事來說,都是非常基本的。本文系作者提交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和中國人民大學學報聯合主辦的“重寫哲學史與中國哲學學科范式創新”學術研討會(中國人民大學,2004年3月)的會議論文。霍桂桓






2013-09-10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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