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思韻網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選擇語言   簡體中文
你好,請 登陸 或 注冊
首頁 人文思韻 傳奇人物 歷史思潮 時代作品 話題討論 國民思韻 民初捐助 賬戶管理
  搜索  
    歷史思潮 >>> 世界經濟政治及文化 現化商業
字體    

中國哲學發展的方向與途徑    走出“中西古今”之爭,融會“中西古今”之學
中國哲學發展的方向與途徑    走出“中西古今”之爭,融會“中西古今”之學
網載     阅读简体中文版


    今天的中國文化實際上是在五六千年的發展歷程中不斷吸收各民族、各國家、各地域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在這漫長的過程中,有兩次重大的外來文化影響了中國文化的進程。第一次是自公元1世紀以來印度佛教文化的傳入。第二次是自16世紀末、特別是自19世紀中葉起西方文化的東漸。這兩次外來文化的傳入,深深地影響了中國文化以及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說每一次都使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進入一個深刻的轉型時期。為了說明在西方哲學沖擊下中國哲學應如何發展,本文打算先回顧一下印度佛教傳入的歷史,看看能否對上述論題的討論有借鑒之處。
    印度佛教(包括其作為哲學思想)傳入中國,大體上經過了三個歷史階段:(1)由西漢末至東晉,佛教首先依附于漢代方術(道術),到魏晉又依附于魏晉玄學;(2)東晉后,佛典翻譯漸多且趨于系統,已可見印度佛教與中土文化之不同,從而引起兩種不同文化的矛盾與沖突,并在矛盾沖突中相互影響和吸收;(3)自隋唐以后,印度佛教文化深深浸潤著中國文化,據《隋書·經籍志》記載,當時“民間佛經,多于六經數十百倍”;同時中國文化也深刻地改變著佛教文化的形態,特別是在儒、道兩家的影響下,形成了若干中國化的佛教宗派。例如天臺宗、華嚴宗、禪宗在心性問題上融合了中國儒家的心性學說,天臺宗甚至吸收著道教的某些思想,而華嚴宗和禪宗無論在內容與方法上都與老莊思想(如“任自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至宋代后,可以說印度佛教完全融化在中國文化之中(此時印度佛教在印度幾乎已經斷絕),形成了新儒學(即宋明理學)。中國文化吸收了印度佛教卻并未變成印度文化,恰恰相反,而是印度佛教被中國文化所消化吸收了。
    之所以簡要地闡述印度佛教文化作為一種外來文化傳入我國的歷史,是因為希望能從歷史的蹤跡中得到某些借鑒和啟示,以便我們在研究西方文化傳入中國時有一個參照系。
    而西方文化真正對中國文化發生影響是在16世紀末,當時傳入的主要是西方基督教耶穌會的一些學說。這時的傳教士采取的策略,是使基督教思想附會于原始儒家思想(例如利瑪竇就是這樣),而中國絕大多數士人或對基督教持反對態度,或以中國思想(特別是儒家思想)來了解基督教思想或欣賞西方的奇巧技藝。一些士大夫往往也用儒家思想來附會甚至皈依基督教,例如徐光啟、王征等人,都是用中國的“天”來附會“上帝”(這從某個方面看,有點像佛教傳入之初的“格義”和“連類”)。19世紀中葉起,西方列強不斷入侵,西方文化如潮水般涌入中國,自此演化成長達百多年的“中西古今”文化之爭。因此,研究20世紀西方哲學傳入中國的歷史,對我們了解百多年來中國哲學的發展變化是非常必要的。
    百多年來的“中西古今”之爭,實際上也就是所謂“全盤西化”和“本位文化”之爭。其中還包含著把“古”與“今”對立起來的思想趨向。這種處理不同文化間問題的簡單化思想方法,是不利于文化健康合理發展的。當前,我們應該拋棄把“中”與“西”、“今”與“古”對立起來的觀點,走出“中西古今”之爭。是否可以說,我國的目前文化發展似乎正處在如同南北朝至隋唐之間印度佛教對中國文化沖擊的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轉化之時,即由兩種文化的矛盾沖突階段,轉向本土文化開始消化外來文化的第三階段。在這第三階段中,中國文化的發展將會走出“中西古今”之爭,進入全面深入地吸收、融合西方文化的時期。而要走出“中西古今”之爭,也許應當把握兩個基本觀點:第一,應該看到中西兩種文化雖有相異之處但也有“相同”之處,而且即使所謂“相異”,也可以在對話與商談中得以調和,從而做到“和而不同”;第二,任何文化都會因其地理的、歷史的、民族的甚至某些偶然的原因而既有其優長處,也有其短缺處,沒有一種文化可以完全地解決所有民族存在的問題,或者說可以解決人類存在的一切問題。
    下面我打算以現代中國哲學的發展為例,來說明中國哲學在與西方哲學相遇后,現在正是處在如同佛教傳入中國后的第三期之初的那個時期,正在走向吸收和融合西方哲學的時期,并且可以預期經過一個不太長的時期,會形成全新的、不同于西方哲學的現代中國哲學。
    最早把西方哲學傳入中國且最有影響的,應該說是嚴復。他的譯著《天演論》等書,其進化論思想影響了中國幾代人的哲學觀念,可以說他是介紹西方哲學到中國來的第一功臣。其后,康德哲學、叔本華哲學、尼采哲學、無政府主義思潮、馬克思主義、古希臘哲學、實用主義、實在論、黑格爾哲學、羅素等人的分析哲學、維也納學派哲學、現象學、存在主義、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后現代主義、詮釋學、符號學等等,紛紛先后進入中國,影響著中國哲學界。(這有點像從南北朝到隋唐,印度佛教的大小乘經、律、論的各種思潮傳入中國的情形一樣)。從20世紀初起,“中國哲學”的建立可以說是從研究“中國哲學”的歷史入手的,先是出版了若干種《中國哲學史》,其中以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和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為代表,以證明自先秦以來中國就有著自己的哲學。這說明,中國學者自覺地把“中國哲學”從“經學”和“子學”分離出來,作為獨立的學科進行研究了。自20世紀30年代初起,中國哲學家在吸收西方哲學的基礎上形成了若干現代型的“中國哲學”體系,先有熊十力的和張東蓀的,后有馮友蘭的和金岳霖的等等。但是,無論是熊十力、張東蓀還是馮友蘭、金岳霖,他們都是在或多或少吸收了西方哲學的基礎上建構其現代中國哲學體系的。
    1949年后,由于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化,中國哲學的教學與研究以斯大林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和日丹諾夫在西方哲學史討論會上的講話為指導,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發展到“文化大革命”,中國傳統文化被全盤否定。這仍可說是另一種“中西古今”之爭,致使中國哲學出現了斷層。改革開放以來,自20世紀80年代起,西方哲學各流派如潮水一般涌入中國,先是存在主義、尼采哲學,接著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科學哲學、現象學、結構主義,以至解構主義、后現代主義和詮釋學、符號學等等,都先后被介紹到中國來,打開了中國哲學界學者們的眼界,給中國哲學界多角度研究中國哲學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參照系。這真有點像南北朝到隋唐時期印度佛教大量傳入中國一樣,再次大大地沖擊著中國的哲學界。進入21世紀,中國哲學應如何發展?這當然是眾多中國哲學家(或者中國哲學工作者)所十分關心的問題,但這也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對此我認為,再用一句現在時興的套話:“與世界接軌”。現在中國哲學的發展很可能會像唐朝時期那樣出現眾多的中國化的佛教宗派一樣,出現若干中國化的西方哲學的流派。例如我們也許應該在學習和消化西方哲學的基礎上,形成中國化的存在主義、中國化的現象學、中國化的解構主義、中國化的后現代主義、中國化的詮釋學、中國化的符號學,當然毫無疑問,還有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包括吸收西方馬克思主義)等等。如果中國哲學界真能如此,我想至少對中國哲學的發展有兩方面非常重要的意義:一方面,我們不僅是單方面地吸收西方哲學,而且與此同時使中國哲學加入到西方各派哲學之中,這樣可以使西方哲學增加若干中國哲學的資源,豐富西方哲學的視野,并使中國哲學與當今世界哲學的主流接軌;另一方面,在創建中國的現象學、詮釋學和周易符號學等等之時,提升著中國哲學的內涵,把中國哲學引入到關注世界哲學發展的主潮流之中。當然,我們在創建中國化的現象學、中國化的詮釋學等等同時,也要發展不同派別的現代新儒學,或者創建現代新道家。但是,無論是現代新儒學或現代新道家,都必定是經過西方哲學洗禮的現代中國哲學。中國有長達四五千年的文化根基,它的哲學不會因為受到當前西方強勢哲學的影響而失去自我的,它的生命力應該正是在大力吸收和融化其他民族和國家的文化中得到提升,來壯大自己的文化。
    我想可以舉出一兩個例子來說明我的觀點是可以成立的。我認為,在上個世紀末中國最應注意的哲學家是馮契同志。馮契同志是一位馬克思主義學者,但他力圖在充分吸收中國傳統哲學和西方分析哲學的基礎上,使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他的《智慧說》(三篇)可以說是把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唯物主義辯證法、分析哲學和中國傳統哲學結合得較為成功的典范。馮契同志在他的“導論”中一開頭就說:“本篇主旨在講基于實踐的認識過程的辯證法,特別是如何通過‘轉識成智’的飛躍,獲得關于性與天道的認識。”馮契同志不是用實踐的唯物辯證法去解決“思維與存在何者為第一性”的問題,而是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來討論中國哲學“性與天道”問題,而對如何獲得“性與天道”的認識,又是借用了佛教的“轉識成智”說。馮契同志還用分析哲學的方法,對“經驗”、“主體”、“知識”、“智慧”、“道德”等層層分析,得出如何在“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的過程中轉識成智”,并由此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化理論為方法,化理論為德性”。從這里我們可以體會到馮契同志邏輯分析和綜合思辨的深厚功力,也說明他研究哲學的目的歸根結底是為了用實踐唯物辯證法來解決“性與天道”這一古老又常新的中國哲學問題。我認為,只有像馮契這樣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和解釋中國哲學問題,才是創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必經之路。
    我還想再舉一個例子,這就是自1998年起我提出的“創建中國解釋學”的問題。我們知道,中國有著比西方更長的解釋經典的歷史,但是中國卻沒有建立起一套系統的解釋哲學問題的理論與方法,而在西方,由解釋《圣經》開始,經過了好幾個世紀漫長的醞釀過程,直到德國哲學家兼神學家施萊爾馬赫(Friedrich Schleirmacher,1768-1834)和歷史學家兼社會學家狄爾泰(W.Dilthey,1835-1911),解釋學才真正成為一種重要的哲學理論體系。這就是說,在西方“解釋”成為一種“學”也只有一個多世紀的歷史。中國為什么雖有很長的解釋經典的歷史而沒有“中國的解釋學”,我認為這里有一個“文化自覺”的問題。因為在西方解釋學傳入中國之前,我們還沒有自覺到要將兩千多年來中國對經典解釋的各種方法和理論總結起來使之成為一種“學”。一種“學”(理論體系)的建立應該是對其研究對象有了理論和方法上的自覺,即自覺地把研究對象作為“對爭”來研究,并使之成為社會普遍接受的系統的理論與方法。現在西方解釋學傳到了我國,我們就可以有一個參照系來考慮創建中國解釋學了。我們能否建立起不同于西方解釋學的“中國化的解釋學”呢?我認為這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這是因為我國有很長的解釋經典的歷史,積累了非常豐富的解釋經典的資源以及解釋經典的獨特的方法和理論。如果我們對之加以系統的整理和總結,定會得到某些不同于西方解釋學的理論與方法,這樣無疑將會對人類文化、對世界哲學作出重大貢獻。
    一個多世紀以來的“中西古今”之爭應該結束。我們必須看到,中國哲學、西方哲學各有所長,而且事實證明了目前中西哲學已在對話中相互吸收著。中國哲學因吸收了西方哲學而正在從“傳統”走向“現代”;西方哲學的重要學者(如海德格爾、哈貝馬斯、弗朗索瓦·于連、恩巴托·艾柯等等)都先后把目光轉向中國,希望從中國哲學中得到某些啟示。同時現在人們已經注意到人類文化正在走入新的軸心時代,而“新的軸心時代”必定是要回溯其文化源頭、傳承其文化命脈、會通古今之精華的新時代。中國哲學正處在這一中西融合、古今交會的轉型期。如前所述,它一方面在創建著西方強勢文化影響中的中國化的種種哲學流派(如中國化的現象學、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詮釋學、中國符號學等等);另一方面也在吸收西方哲學(和其他各民族、各國家的哲學)中,更新中國的傳統哲學,創造著新的現代中國哲學(如現代新儒學或者現代新新儒學、現代新道家等等)。展望21世紀,中國哲學必將在“返本開新”上形成有中國特色的新哲學體系,取得新的輝煌成就。“返本”,必須對我國的哲學源頭有深刻的把握,即如雅斯貝爾斯所說,回顧兩千五六百年前那個軸心時代的、屬于我們自己的哲學源頭。我們對自己哲學的來源了解得越深入,面對新世紀才會有強大的生命力。而所謂“開新”,指一方面必須對我國的傳統哲學作出新的合乎時代的解釋,另一方面又要利用我國傳統哲學資源,面對當前人類社會的重大問題創造出新的哲學理論。“返本”和“開新”是不能分割的,只有深入發掘傳統哲學的真精神,我們才能適時開拓出哲學發展的新局面;只有敢于面對當前人類社會存在的新問題并給以新的哲學解釋,才可以使傳統哲學的真精神得以發揚和更新,使中國哲學在21世紀的“返本開新”中“重新燃起火焰”。當今,中華民族正處在偉大的民族復興的前夜,我們必須抓住這個時機,走出“中西古今”之爭,把握住融會“中西古今”之學的方向,創建出新時代的、學術月刊滬5~13B5中國哲學湯一介20042004隨著人們對中國哲學常規性敘事不滿足感的增強,要求改寫中國哲學的愿望也變得更加強烈,并開始嘗試超越之道。文章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面,反思和檢討了中國哲學常規性敘事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走向中國哲學“原創性敘事”的途徑和方式,認為建立多元的哲學觀和哲學史觀、通過歷史時空的移動及廣泛的對話參與尋求中國哲學的普遍性和差異性、在視域和范式的引導下獲得觀察中國哲學的深度視點、在領悟整體意義與深化部分研究之間形成中國哲學的良性詮釋循環、追求對中國哲學的充分描述、復雜關聯的說明及意義關懷等,對于造就中國哲學的原創性敘事來說,都是非常基本的。本文系作者提交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和中國人民大學學報聯合主辦的“重寫哲學史與中國哲學學科范式創新”學術研討會(中國人民大學,2004年3月)的會議論文。霍桂桓






付The Doctrine of "YuanHengLiZhen" in the Theory of I-Ching
  Zheng Wan-geng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湯一介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作者:學術月刊滬5~13B5中國哲學湯一介20042004隨著人們對中國哲學常規性敘事不滿足感的增強,要求改寫中國哲學的愿望也變得更加強烈,并開始嘗試超越之道。文章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面,反思和檢討了中國哲學常規性敘事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走向中國哲學“原創性敘事”的途徑和方式,認為建立多元的哲學觀和哲學史觀、通過歷史時空的移動及廣泛的對話參與尋求中國哲學的普遍性和差異性、在視域和范式的引導下獲得觀察中國哲學的深度視點、在領悟整體意義與深化部分研究之間形成中國哲學的良性詮釋循環、追求對中國哲學的充分描述、復雜關聯的說明及意義關懷等,對于造就中國哲學的原創性敘事來說,都是非常基本的。本文系作者提交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和中國人民大學學報聯合主辦的“重寫哲學史與中國哲學學科范式創新”學術研討會(中國人民大學,2004年3月)的會議論文。霍桂桓






2013-09-10 21:26

歡迎訂閱我們的微信公眾賬號!
春秋茶館訂閱號
微信號 season-tea(春秋茶館)
每天分享一篇科技/遊戲/人文類的資訊,點綴生活,啟迪思想,探討古典韻味。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為元首清廉不阿至情至性
林森(1868年—1943年8月1日)字子超,號長仁。福建閩侯人。1868年出生于福建省閩侯縣尚干鄉,1884年于臺北電信局工作。1902年到上海海關任職,其間參加反清活....
散文大家曠達風趣
梁實秋(1903年1月6日-1987年11月3日),號均默,原名梁治華,字實秋,筆名子佳、秋郎,程淑等,中國著名的散文家、學者、文學批評家、翻譯家,華人世界第一個研究莎士....
資助民初精神網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發表評論歡迎你的評論
昵稱:     登陸  註冊
主頁:  
郵箱:  (僅管理員可見)

驗證:   验证码(不區分大小寫)  
© 2011   民初思韻網-清末民初傳奇時代的發現與復興   版權所有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聯繫我們    1616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