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思韻網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選擇語言   簡體中文
你好,請 登陸 或 注冊
首頁 人文思韻 傳奇人物 歷史思潮 時代作品 話題討論 國民思韻 民初捐助 賬戶管理
  搜索  
    歷史思潮 >>> 世界經濟政治及文化 現化商業
字體    

中國哲學研究的回顧和展望
中國哲學研究的回顧和展望
網載     阅读简体中文版


  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我國逐步實行改革開放,無論在社會結構還是思想文化方面,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中國哲學的研究也不例外。客觀地總結、理性地反思中國哲學研究的經驗教訓,展望未來發展趨勢,這對于中國哲學的研究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一
  現代意義的中國哲學研究,始于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商務印書館1919年出版,近年中國大陸出版了多種版本)。其后,主要的有三十年代初期出版的馮友蘭《中國哲學史》(1931年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上冊,1934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上下冊,北京中華書局 1961年4月出版“新一版”);四十年代初期出版的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1943年北平私立中國大學講義,1958年北京商務印書館按照原書紙型出版,1982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新一版”)。胡適在書中十分注重方法論,認為哲學史是關于人生問題的“種種研究法和種種解決方法”(《導言》),主張按照達爾文進化論的觀念對其進行歷史的考察;認為哲學史是“循序漸進的思想發達史”,“最重學說的真相,先后的次序和沿革的線索”,“第一要務,在于使學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變遷的線索”(同上);主張用西方哲學的體例和模式,建構中國哲學史體系。馮友蘭在書中主張,研究哲學史“是要在形式上無系統之哲學中找出其實質的系統”;注意探討哲學家思想的中心觀念及其層次構架,以及學派的興替和思潮的演變。張岱年在書中側重于對中國哲學固有范疇、概念的梳理,考察其歷史演變,并探討了中國哲學的特點。概而言之,這些著作都重視方法論的問題,都重視中國哲學固有概念的詮釋,以及中國哲學發展線索的清理。而且,十分重要的一點是,作者都采用了西方哲學的理論分析和體系建構方法。可以說,在本世紀前半葉的中國哲學研究中,“學理研討為上”是重要的特征。把哲學史看作思想發展的歷史,認為哲學史的發展有自身的規律和特點,中國哲學具有自身獨特的范疇和概念,是這個時期的普遍認識。
  五十年代以后,隨著國內政治氣候的變化,中國哲學研究歷經坎坷。受當時全盤“蘇化”的制約,中國哲學史研究受到“蘇聯模式”的影響,特別是受從50年代到70年代期間的“唯政治思維”的箝制(參見拙文:《唯政治思維的危害及其產生原因》,載《新華文摘》1992年第11期),導致中國哲學的研究也走上了政治化、簡單化、甚至庸俗化的道路。這主要表現為把中國哲學史簡單地化約為“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辯證法和形而上學”的斗爭史,并且將其提高到政治斗爭的層面分析,認為“唯物主義必然進步,唯心主義必然反動”,從而使中國哲學的研究單調沉悶、枯燥無味,甚至出現了不少令人扼腕長嘆的悲劇、啼笑皆非的鬧劇(例如“孔丘是復辟資本主義的吹鼓手”,“中國哲學史就是儒法斗爭史”,等等)。顯然,這個時期的中國哲學研究,盡管有一些成績,但在總體上違背了學術研究自身的規律,違背了中國哲學的歷史實際,因而是令人痛心的。
  八十年代以來,隨著政治動亂的結束,改革開放的進行,中國哲學的研究出現了新局面。這個新局面出現的前奏,是1979年在山西太原舉行的“中國哲學史學會”成立大會期間,以“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為主題的熱烈討論,會后出版了《中國哲學史方法討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出版)。其后,報刊相繼發表了一系列關于中國哲學史研究方法論的反思文章。以對蘇聯日丹諾夫的“哲學史定義”的突破為契機,學術界圍繞哲學史的定義、對象、范圍、目的,哲學遺產的繼承,唯心主義的歷史評價,哲學與政治的關系等問題,各抒己見,相互辯駁。先是對流行了將近三十年的“兩軍對戰論”(唯物對唯心、辯證法對形而上學,又稱“對子論”)進行反省。經過討論,初步形成共識:中國哲學史并不僅僅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辯證法和形而上學之間的“兩軍對戰”的歷史;“對子論”不能準確概括中國哲學的實際。進而,有學者發表文章,論述“唯心主義在一定條件下的進步作用”,對歷史上的“唯心主義”學術流派和“唯心主義”哲學家,給予了相當程度的積極評價(金春峰:《唯心主義在一定條件下起進步作用》、《對唯心主義要具體分析》、《作為哲學思想發展前進的一個環節的唯心主義》,(《讀書》1980年第1、2、3期), 方立天:《評唯心主義在社會史上的作用》,(《人民日報》1980年7月17日); 王樹人:《關于唯心主義在一定條件下起進步作用的問題》,(《人民日報》1980年8 月18日)。
  在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的研討熱潮中,一些學者針對流行了三十年的“兩軍對戰論”,提出了“圓圈論”。“圓圈論”者認為,哲學史就是人類認識發展史,人類的哲學認識充滿矛盾和曲折,有其發展的階段性。每一階段的哲學運動,大體都有一個思想的起點和終點,形成一個首尾相應的邏輯進程。這個邏輯進程,必然經歷曲折和反復,肯定和否定,由偏到全,由低到高,“表現為近似于螺旋式的曲線,近似于一串圓圈組成的大圓圈”,因此,中國哲學史研究應當“努力去探索中國哲學的歷史發展中所固有的‘圓圈’”(蕭shà@①父、李錦全主編:《中國哲學史》上冊,第4—11頁,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圓圈論”的代表作,便是由簫shà@①父和李錦全主編、已經印行十余萬套的《中國哲學史》(上、下冊)。在今天看來,人們對“圓圈論”未必全然認同,但“圓圈論”在當時的提出和實踐,無疑是對“階級斗爭論”、“兩軍對戰論”的匡正,是中國哲學史研究進程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
  從理性思維和研究進路的層面考察,可以說,十年浩劫結束后的中國哲學史研究,是以方法論的探討為突破契機的。這場方法論討論的直接成果,除了前述太原會議及其論文集《中國哲學史方法論討論集》的出版,以及各大報刊發表的論文外,還有北京大學教授張岱年的《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凡》(中華書局1983年出版,北京)。該書是迄今為止唯一的關于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的系統專著。該書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哲學與哲學史、哲學思想的階級分析方法、理論分析方法、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方法、批判繼承法、史料整理方法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獨特見解。此外,還有蕭shà@①父、陳修齋合編的論文集《哲學史方法論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83年出版),等等。與此同時,學術界有人針對五十年代對馮友蘭提出的哲學史“抽象繼承法”的政治性批判,對“抽象繼承法”進行重新評價,給予相當的肯定,甚至有的是很高的評價。進入九十年代以后,對于馮友蘭“抽象繼承法”給予肯定性評價的學者進一步增多。
  在突破日丹諾夫“哲學史定義”的“蘇聯模式”后,學術界對于如何深化中國哲學史研究,在實踐上作了探討。首先是開展中國哲學范疇的研究。有學者發表文章,倡導開展中國哲學范疇和重要概念的研究(張紹良:《研究中國哲學史上的范疇和重要概念》,  《光明日報》1981年4月30 日)。 北京大學湯一介發表了《論中國傳統哲學范疇體系的諸問題》(《中國社會科學》1981年第5期), 引起了學術界的普遍關注。范疇研究在學術界的普遍認同和集中體現,是1983年11月在西安舉行的全國性的“中國哲學范疇討論會”。張岱年、王明、馮契、湯一介、方立天、方克立和一些重點大學的研究生,以及美國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等七十余人參加了會議。會后出版了論文集《中國哲學范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出版), 湖南的《求索》雜志以《筆談中國哲學史范疇研究》為題,發表了張岱年、馮契、湯一介、王明、杜維明等人在大會的發言(《求索》1984年第1、2期)。后來,張立文出版了《中國哲學范疇發展史(天道篇)》、《中國哲學范疇發展史(人道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1995年出版),葛榮晉出版了《中國哲學范疇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哈爾濱),張岱年出版了《中國古典哲學概念范疇要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張立文還出版了《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可以說是對范疇研究思路的延伸和深化。總的看來,中國哲學范疇的研究,開闊了學術界的眼界,拓展了研究領域,深化了研究成果,并在客觀上鞏固了對“蘇聯模式”的突破。特別重要的是,中國哲學范疇研究路子的開啟,實質上是對自五十年代以來學術與政治混為一談、以政治代替學術的唯政治思維的清理,是中國哲學研究工作者主體意識的覺醒的重要表現,是對既往的學術研究思路和觀點的撥亂反正。同時,也是中國哲學史研究方法論的深化,是方法論討論的邏輯性成果。但是,范疇研究的一個明顯弱點,是有的研究者將范疇看作孤立的、可以離開歷史發展的僵固的概念,從而窒息了范疇的生機。而且,不少論者都是“論誰愛誰”,幾乎所有中國古代哲學的范疇,在論者那里都成了盡善盡美的。這個弱點,張岱年先生在1983年于西安舉行的中國哲學范疇討論會上,已經當場指出。于是,學術研究的現實召喚新的研究方法和領域。
  伴隨中國哲學研究領域的重新尋找,關于中國哲學史和思想史的關系的辨析,具體而言,哲學史研究的“純化”和“泛化”的討論,成為題中應有之義。1983年11月,在西安舉行了首屆全國中國思想史學術討論會。會議的一個重要議題,便是哲學史和思想史的關系問題。與此同時,配合這次討論,《哲學研究》1983年第10期發表了一組文章。湯一介、張豈之、周繼旨闡發了自己的見解。會議閉幕式上,李錦全作了《試論思想史與哲學史的聯系和區別》的專題報告(《哲學研究》1984年第4期全文發表)。文章的要點是:思想史研究的對象和重點, 是思想流變發展規律的歷史進程;哲學史研究的對象和重點,則是理論思維發展的內在邏輯。會議大致形成了一個認識:哲學史、思想史、文化史,是三個相互聯系的概念和領域,就范圍而言,文化史最大,思想史次之,哲學史最小。這次會議的討論,對于中國哲學研究的“純化”,具有積極的意義。此后,涌現了一批關于中國哲學理論思維特點、中國哲學發展路徑、中國哲學的哲理化進程、中國哲學的體系等內容的論著,豐富了中國哲學研究的百花園,進一步突破了哲學史研究的“蘇聯模式”,進一步在學理上清理了“極左”思潮對中國哲學研究的危害。
  繼中國哲學范疇研究之后,“思潮研究”成為新的路子。這個研究路子的領頭人和率先實踐者,是北京大學教授湯一介,其代表作是他的《郭象與魏晉玄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這本著作,緊扣哲學家與社會思潮、學術思潮的關系,對哲學家與學術思潮的互動,作了精到的闡釋。其后,有楊國榮的《王學通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蕭shà@①父、許蘇民的《明清啟蒙學術流變》(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從不同的角度和歷史時期,對學術思潮、社會思潮與哲學思想發展的內在關系,作了進一步的探討。
      二
  有趣的是,就在中國哲學史界進行自我反思,一些人刻意營造“哲學味道”的時候,遍及神州的“文化討論”熱潮的興起,使范疇研究、邏輯結構研究、體系研究之類的“純化”活動受到沖擊。中國哲學研究的力量,基本上轉移到了文化研究方面。
  八十年代中期驟然興起并迅速蓬勃發展的文化討論,給中國哲學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以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反思為核心,關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特質、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理想人格、審美情趣、國民品性、倫理觀念,特別是中西文化的優劣長短的探討,成為各界人士關注的重心。盡管在文化討論的中期(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特別是后期(九十年代前期),有人探討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層面的問題,甚至商業文化、旅游文化、飲食文化、體育文化、政治文化、法律文化、神秘文化、性文化等層出不窮,但人們關心的焦點,始終是思想文化亦即不少學者所說的“深層結構的文化”。而且,人們公認,哲學是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問題是文化的根本問題。這樣,中國哲學研究者自然在文化討論中引領風騷。張岱年、任繼愈、蔡尚思、龐樸、湯一介、李澤厚、王元化、蕭shà@①父、李錦全、丁偉志、丁守和、馮天瑜、張立文、方克立等,以及甘陽、劉曉波、《河殤》的作者,無論他們的觀點相近還是相悖,但關注的是思想文化,是中國哲學的精神實質和未來走向,則是殊途同歸的。由于中國現代化涉及的問題極為寬泛,因而文化討論中的中國哲學研究,不僅沒有“純化”,反而大大“泛化”了。這種“泛化”,不僅沒有使中國哲學的研究偏離正常的軌道,相反,正是這種“泛化”,給中國哲學的研究拓展了新的領域,開辟了新的方向,從而使中國哲學的研究成果蔚為大觀。這場討論,論者比較集中地探討了中國文化的出路問題。其代表性觀點有“徹底重建”、“全盤西化”、“西體中用”、“復興儒學”、“中魂西體”、“綜合創新”等(詳見拙著:《文化批判與文化重構——中國文化出路探討》,陜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這些不同觀點之間的爭鳴,對于深化文化研究,對于正本清源,有著積極的意義。同時,對于拓展中國哲學研究的領域,逐步形成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中國哲學研究方法;對于鑄造適應世界潮流而又保持民族優良傳統的現代新型哲學,都有重要的理論價值。
  九十年代以來,伴隨著“弘揚民族文化”呼聲的日益高漲,中國哲學的研究主流仍然在文化研究方面。其間,“國學”研究是重要內容之一。提倡國學,弘揚國學,是以文、史、哲等學科中以古典部分為重心的部分學者的愿望。這個愿望的現實表現之一,是對國學的分門別類的爬梳、闡釋,其犖犖大者便是由張岱年主編的《國學叢書》(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開始陸續出版)。該套叢書已經出版的《國學今論》、《漢字說略》、《先秦儒學》、《讖緯論略》、《魏晉玄談》、《宋明理學》、《天學真原》、《歧黃醫道》、《道經總論》、《明清學術流變》等。這套從書的作者,都是真正的專家。叢書出版后,受到學術界和社會人士的歡迎,并獲得了榮譽甚高的“中國圖書獎”。與這套叢書相輔相成的,是湯一介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化論著輯要叢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出版)。已經出版的有《國故新知論——學衡派文化論輯要》、《走出東方——陳序經文化論著輯要》、《時代之波——戰國策派文化論輯要》、《知識與文化——張東蓀文化論著輯要》。如果說,張岱年主編的《國學叢書》以其研究的深入和見解的獨特為特長的話,那么,湯一介主編的這套叢書,則以其資料的翔實和典型為特色。 此外, 還有馮天瑜等人撰著的《中華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出版),  馮天瑜撰著的《中華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以及其他種種相關的叢書、專題研究論著、斷代文化史、論文集等。國學研究涉及的內容甚為廣泛,但關注的焦點卻仍然是如何把握、闡釋、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特別是如何尋找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結合點,為中華文化的復興盡力。因此,無論研究者從事的學科屬于哪個領域,最終還是落腳于“思想文化”這個根本性的層面。應該說,九十年代以來的國學研究,對于中國哲學研究的推進,具有重要的資料積累和思想創新的價值。至于國學研究中有人假學術旗幟以謀政治之私,則是個別現象,不為真正的學人所齒。
  總的看來,文化研究的成就巨大,但問題也不少。無可諱言,八十年代的文化討論,存在著政治化、玄虛化、情緒化的現象,影響了文化研究的客觀性和科學性。尤其嚴重的是,由于功利主義態度的驅使,文化討論淪為某些人獵取名利的工具,而不是推動民族文化現代化的一個途徑。不過,這并不能夠抹煞這場討論的特殊意義。這場文化討論,與中國社會現代化和中國文化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相一致。它的價值主題,是促進現代新型文化體系的建設。它在民族文化深層結構的層面上思考現代化建設的癥結所在,而不是停留于浮淺的表面。這實際上是一次民族文化變革的思想啟蒙運動,是從文化現代化的時代高度去提高民族文化素質。實際上,文化討論中,理性的聲音始終十分強烈,繼承傳統,超越傳統,是絕大多數論者的共識。龐樸提出“繼承五四,超越五四”;湯一介提出“讓世界走向中國,讓中國文化走向世界”;至于張岱年提出的“綜合創新”,則更是為多數研究者所認同。當然,由于種種原因,比如文化理論準備的不足,以及其他非學術因素的影響,這場討論沒有取得人們預期的已經可以看到的成果。
  八十年代以來的文化研究,大致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八十年代。這個階段,主要是圍繞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系展開討論,焦點是中國傳統文化是否適合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傳統文化在今天有無價值。其間,對傳統文化持批評性、否定性意見者居多。特別是在西方學術思潮被大量介紹進來,人們在急于為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的現代化尋找出路的急迫心情下,一些人“西化”的調子比較高。討論中政治化、情緒化的色彩比較濃厚。但在八十年代后期,已經開始有以北大教授羅榮渠為代表的“從西化到現代化”的比較冷靜的探索。第二個階段是九十年代。這個階段,主要是發掘傳統文化的優秀成份,闡釋傳統文化的經典,“國學”成為關注的重點。近年來,由于市場經濟負面作用的影響,以及轉型期社會的特殊情況,中國大陸社會出現了種種問題。為了對治諸多社會弊病,不少中國哲學研究者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學者們比較一致的認識,是要發掘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成分。其間,儒道兩家思想成為關注的重點。盡管在傳統思想文化資源現代價值方面,論者見仁見智,但承認傳統資源中有合理的成分,有適合現代化建設的積極因素,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這較之以往那種全盤否定民族傳統文化的虛無主義態度,不啻天壤之別。總的看來,論者對傳統文化的肯定性意見日益增多。但是,在“弘揚傳統文化”這個籠統的口號下,文化研究魚龍混雜。多數論者是把傳統文化看作民族文化建設的資源,用現代意識進行審視,加以發掘,力圖進行“創造性轉化”。但也有論者將傳統文化看作一成不變的、盡善盡美的,宣揚回歸傳統。更有甚者,有的論者提出復興儒學的口號,認為傳統文化就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直接來源”,半部論語仍然可以治天下。盡管如此,文化研究的主流仍然是健康的。其重要表現,就是有些論者在總結八十年代文化研究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開始了扎扎實實的研究。過去那種大而空的論題被逐漸擯棄,空疏的學風得到矯正。圍繞“和平與發展”的世界主題,緊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文化建設,以古今中西的交融碰撞為基線,人物研究、思潮研究、通史研究、斷代研究、學派研究、專題研究、專書研究、比較研究,都有學者在進行深入的探討。就研究視野而言,世界眼光更為宏闊,世界意識大大增強;就研究角度而言,宏觀研究、中觀研究、微觀研究齊頭并進,而中觀研究和微觀研究日益增多,特別是宏觀與微觀相結合、中觀與微觀相結合的課題,比重越來越大,成果越來越多。就理論層面而論,文化與哲學、文化與價值、文化與實踐之間的關系,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視,并已經有了初步的成果。許蘇民的《文化哲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司馬云杰的《文化價值哲學》(多卷本,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1995年出版),陳筠泉、劉奔主編的《哲學與文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等專著,便是代表。這些著作的出版,對于文化理論的建立,對于中國哲學研究的深化,起了促進作用。同時,也是對此前單純依靠外國文化人類學理論進行文化理論架構建設和文化研究的偏向的糾正。
      三
  近年中國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是關于現代新儒學(香港、臺灣和海外稱為“當代新儒學”)的研究。從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由于方克立(前南開大學教授、現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院長)和李錦全(廣州中山大學教授)領導的“現代新儒學思潮研究”課題組的辛勤勞動,使現代新儒學在大陸學術界逐漸地廣為人知,成為學術研究的顯學之一。方、李二人領導的課題組,包括將近20所國家重點大學和研究院的人士,以中青年學者為主。該課題組已經出版的成果有《現代新儒家學案(上、中、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出版),《現代新儒學研究論集(一、 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 年、1992年出版),《現代新儒學研究叢書》(遼寧大學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于近年分別出版)。該課題組成果的出版,以及開展的相應的其他學術活動,溝通了兩岸三地(大陸、臺灣、香港)有關的學術聯系,增進了學者間的了解和友誼,豐富了中國哲學的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在現代新儒學研究的熱潮中,出現了三種不同取向的研究思路。第一種是客觀持平地從學術思潮清理、學術成果發掘的角度,以學理探討為主,對現代新儒學思潮進行分析研究;第二種是盲目認同現代新儒學思潮,對近代以來的學術發展大勢和現代新儒學思潮知之甚少,卻又宣稱現代新儒家的理論如何了不得,并以大陸的現代新儒家自居;第三種是盲目批判現代新儒家和現代新儒學思潮,對近代以來的學術發展,只是單純從政治的層面進行理解,對現代新儒家的論著并不了解,僅僅憑借某種并不正確的政治直覺就發議論、下結論,甚至把大陸研究現代新儒家的學者也說成是現代新儒家。后兩種研究取向和思路,實際上是一種情緒化的表現。這種情況表明,對于學術界的某些人來說,學術研究要真正成為科學,而不是情緒宣泄的工具或者謀取政治經濟利益的手段,還需假以時日。
  近年來,面對貪污腐化、吸毒販毒、賣淫嫖娼、搶劫欺詐之類的道德淪喪、行為失范的嚴峻形勢,學術界強烈呼吁:“重建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展開了關于人文精神的討論。參加討論的學者中,盡管并不都是中國哲學專業的研究者,但其著眼點卻匯歸于中國哲學的基本精神和現代價值方面。迄今出版的著作有郭燦的《中國人文精神的重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李錦全的《人文精神的承傳與重建》(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王曉明編的討論集《人文精神尋思錄》(文匯出版社,1996年出版)等。至于正在進行中的關于人文精神方面的研究,為數甚多。關于人文精神建設的研究,實際上是中國哲學研究對現實的反映。它表現出兩個指向:一是對于傳統哲學精神的重新審視和現代開掘;二是對于當代社會的精神提升和理性引導。這表明,中國哲學研究具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關于人文精神問題的討論中,有論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從來就沒有人文精神。既然沒有,何來“重建”?還有論者認為,人文精神也要進行價值區分,今天要發揚、要建設的是“優秀的人文精神”。這些宏論,特別是人文精神而有“優秀”與不優秀之分的“高論”,對于正在進行人文精神建設研究的學者,需要認真思考并嚴肅回答。
      四
  除了上述成就外,就整體而言,值得特別指出的,還有通史研究、斷代史研究、專題研究、專人研究、專書研究、資料整理、辭書編纂等方面的成就。
  中國哲學通史研究方面,代表性著作有: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新編》(1——6冊,人民出版社1983——1989年出版),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史》(1——4冊, 前三冊“文革”前曾經出版, 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發展史》(已經出版先秦卷、秦漢卷、魏晉南北朝卷、隋唐卷,人民出版社1984——1994年出版),馮契的《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上、中、 下,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985年出版),蕭shà@①父、李錦全主編的《中國哲學史》(上、下,人民出版社1982——1983年出版)。這些著作,都是潛心研究之作,對于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宣傳和普及,對于中國哲學研究人才的培養,對于中國哲學精神的闡釋和弘揚,起了重要的作用。
  斷代哲學史研究方面,代表性著作有:錢遜的《先秦儒學》(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金春峰的《漢代思想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出版);孔繁的《魏晉玄談》(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石訓等8人的《中國宋代哲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侯外廬人等主編的《宋明理學史》(上、 下, 人民出版社1984 ——1987 年出版);  張立文的《宋明理學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年出版);陳來的《宋明理學》(遼寧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蔣國保等人的《清代哲學》(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馮契的《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呂希晨的《中國現代哲學史》(吉林大學出版社1984年出版)。這些著作對于中國哲學史通史和中國哲學史人物的研究,具有深化的作用。
  專題研究方面,更是百花爭艷,春色滿園。主要的代表性著作有:張豈之主編的《中國儒學思想史》(陜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趙吉惠等人主編的《中國儒學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龐樸主編的《中國儒學》(1——4卷,東方出版中心1997年出版),熊鐵基等人的《中國老學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方克立的《中國哲學史上的知行觀》(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方立天的《中國古代哲學問題發展史》(上、下,中華書局1990年出版),夏甑陶的《中國認識論思想史稿》(上、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1996年出版),丁偉志、陳崧的《中西體用之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出版), 陳來的《古代宗教與倫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三聯書店1996年出版,北京),李存山的《中國氣論探源與發微》(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出版),李志林的《氣論與中國傳統思維方式》(學林出版社1990年出版),祝亞平的《道家文化與科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1995年出版)。此外,關于儒家心性學說、中國哲學本體論、中國哲學史上的人性論等,也有專著探討。專題研究論著的出版,填補了不少學術研究的空白,豐富了中國哲學研究的成果。
  專人研究方面,更是碩碩果累累。主要的代表性成果有:辛冠潔、蒙登進等主編、多人合作撰寫的《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評傳》(三卷四冊,齊魯書社1980年出版),《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評傳(續編)》(4冊,齊魯書社1982年出版),《中國近代著名哲學家評傳》(2冊,齊魯書社1982年出版);匡亞明的《孔子評傳》(齊魯書社1985年出版),蔡尚思的《孔子思想體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楊澤波的《孟子性善論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出版),劉笑敢的《莊子哲學及其演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出版),崔大華的《莊學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周桂鈿的《虛實之辨——王充哲學的宗旨》(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陳來的《朱熹哲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出版),束景南的《朱子大傳》(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陳來的《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張立文的《走向心學之路——陸象山思想的足跡》(中華書局1992年出版,北京),郭齊勇的《熊十力思想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這類專人研究,盡管其中有的由于受到八十年代初期條件的限制而帶有時代痕跡,但總的說來,它們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征,是作者長期鉆研的結果。
  專書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這方面的代表作有;辛冠潔等人主編、多人合作撰寫的《中國古代佚名哲學名著評述》(三卷,齊魯書社1985年出版),牟鐘鑒的《〈呂氏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研究》(齊魯書社1987年出版),錢玄的《三禮通論》(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等等。
  此外,還有介于專題、專人、專書之間的綜論性著作,比如李澤厚的《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1979年——1987年出版)。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介于專題、專書研究之間的“周易”研究。周易研究的興趣,肇源于八十年代的文化研究,而在九十年代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周易》作為傳統儒學經典《十三經》之首,在文化討論熱潮形成之初,便受到了人們的重視。1984年,由武漢大學、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等單位發起,在武漢大學召開了“中國周易學術討論會”,到會的200余名學者來自十多個國家。后來,關于周易的國際學術會議、 全國性學術會議、省級學術會議以至地區一級的會議,接連不斷。可以說,周易研究所受到的重視程度,周易研究的參加者之多,社會影響之大,中國哲學史領域沒有一個專題、一本書可以與其媲美。如果說,八十年代的周易研究還屬于比較理性的階段的話;那么,九十年代的周易研究,則陷入了相當的迷誤之中。有的連《易經》與《易傳》都弄不清楚的人,居然也在那里大談“周易研究”;更有甚者,有的人打著科學的旗號,假學術研究之名以販私、謀私。什么周易與預測學,周易與命相,周易與風水,種種荒誕不經之論泛于市,給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聲譽造成了極壞的影響。當然,真正進行嚴肅客觀的學術研究的,也為數不少,成就也很大。其中,著名周易研究專家、山東大學教授高亨的《周易大傳今注》(齊魯書社1979年出版)、《周易古經今注》(重訂本,中華書局1984年第一版,北京),北京大學教授朱伯kūn@②的《易學哲學史》(1——4卷,華夏出版社1994年出版),吉林大學教授金景芳、呂紹綱的《周易全解》(吉林大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立文的《周易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帛書周易注譯》(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山東大學教授劉大鈞主編的《大易集要》(齊魯書社1994年出版),武漢大學教授蕭漢明主編的《醫易會通精義》(人民衛生出版社1991年出版),湖北大學教授羅熾的《中華易文化傳統導論》(武漢出版社1995年出版)等等,都是各有特色的嚴謹著作。根據這些年來的情況,大致說來,周易研究的一個學術取向和發展趨勢,是從傳統文化研究和現代文化建構的角度,進行拓展性研究。
  資料整理方面,較之“文革”以前,也有長足的進步。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教研室整理出《中國哲學史教學參考資料》(上、下,中華書局1981年出版上冊,1982年出版下冊,北京),方克立等人整理出《中國哲學史論文索引》(5冊,中華書局1986年——1994年出版, 北京),方克立、王其水主編了《二十世紀中國哲學》(華夏出版社1995年出版),“當代哲學叢書編委會”編輯了《中國哲學》(廣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編輯出版了《中國哲學年鑒》,從1982年開始,每年出版一本,直到如今。
  辭書編纂方面,也有較大成績。張岱年主編的《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哲學史》(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7年出版),馮契主編的《哲學大辭典·中國哲學史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5年出版),張岱年主編的《孔子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3年出版),方克立主編的《中國哲學大辭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趙吉惠主編的《中國儒學辭典》(遼寧人民出版社將于1988年出版),黃開國主編的《經學辭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等等,都成為學習、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有力工具。
  學科建設方面,史料學和方法論被提到了重要的地位。繼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料學初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之后,張岱年出版了《中國哲學史史料學》(三聯書店1982年出版),劉建國出版了《中國哲學史史料學概論》(上、下,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前述張岱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凡》(三聯書店1984年出版),也是學科建設中的重要成果。此外,國內幾乎所有招收中國哲學碩士生、博士生的大學,都給碩士生、博士生開設了史料學和方法論兩門課程,從而為中國哲學史學科建設的科學化提供了比較堅實的基礎。
  值得指出的是,雖然現行的國內學科分類,將以前包容于“中國哲學”學科的佛教、道教等劃出,歸入已經單列的“宗教”學科,從而與“哲學”學科并列,但鑒于它們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中,屬于“中國哲學”學科,故這里仍然需要簡要地給予介紹。主要的有:任繼愈主編的《宗教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1年出版),任繼愈主編的《中國佛教史》(計劃出版8卷,已經出版第一、第二卷,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1985 年出版), 方立天的《佛教哲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 年出版), 呂大吉主編的《宗教學通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賴永海的《中國佛性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郭朋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齊魯書社1986年出版)、《隋唐佛教》(齊魯書社1980 年出版)、  《明清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石峻、樓宇烈、方立天等匯編的《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三卷,中華書局1981年——1987年出版)。關于道教的著作,有任繼愈主編的《中國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王明的《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出版),卿希泰主編的《中國道教史》(第1——4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1996年出版),卿希泰的《道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牟鐘鑒等人的《道教通論——兼論道家學說》(齊魯書社1991年出版),胡孚琛的《魏晉神仙道教》(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總結上述情況,我們可以看到,數十年來的中國哲學研究,盡管道路曲折,歷經磨難,但在學者們的艱苦奮斗下,終于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世界上有著不可忽視的地位和作用。今天,我們回首往事,絕對不是也毫無必要為過去的失誤曲意辯護,文過飾非的結果,只能導致中國哲學研究的困頓。只有理性地反思過去,才能順利地走向未來。在社會處于轉型時期的當代中國,考諸中國哲學研究實際,可以展望未來的發展趨勢。我認為,今后的中國哲學研究,大致可以分為三個不同的進路。其一,參與生活,干預現實。按這個進路研究的學者,無論是對現實持充分認同態度,還是持嚴厲批評態度,都將以精神文明建設、當代文化建設為切入點,以中西對比、古今觀照為基本方式,闡釋自己的中國哲學觀,推動社會的進步。其二,注重學理,提倡用“全球眼光”看問題,把中國哲學研究納入國際學術研究的規范之中,重視與國際學術界的“接軌”。按照這個進路研究的學者,既可能強調純學術,強調學術與政治的分離,也可能通過學術闡發政治見解,為一定的政治“服務”;甚至不排除依靠政治而推行自己的學術見解的可能。其三,倡揚主體意識,提出獨特的哲學見解,建構自己的哲學體系。按照這個進路研究的學者,大致會以馮友蘭、熊十力、牟宗三等哲學家為榜樣,努力會通中西,融貫古今,以最終“成一家之言”為滿足。無論按照哪種進路研究的學者,都富有歷史担當感和時代責任感,都將為建立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現代新型哲學體系而盡力。從總的趨勢考察,未來的中國哲學研究,將是多元并舉、千帆競發。過去那種以政治取代學術,以一種模式規范研究行為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同樣,過去那種帶有明顯自戀情結的孤立、封閉的研究方式和心態,也將被越來越多、越來越廣泛的國際學術交流所沖破,而轉變為開放的、相互聯系的、遵守共同規范的研究。總之,未來的中國哲學研究將是萬象更新、姹紫嫣紅的世界,是和而不同的文化融合、文化更新的自然歷史過程和邏輯結果。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竽去于下加婕去女
    @②原字為山下加昆
  
  
  
中國哲學史6京11~20B5中國哲學李宗桂19981998作者:中山大學文化研究所教授 作者:中國哲學史6京11~20B5中國哲學李宗桂19981998
2013-09-10 21:26

歡迎訂閱我們的微信公眾賬號!
春秋茶館訂閱號
微信號 season-tea(春秋茶館)
每天分享一篇科技/遊戲/人文類的資訊,點綴生活,啟迪思想,探討古典韻味。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為元首清廉不阿至情至性
林森(1868年—1943年8月1日)字子超,號長仁。福建閩侯人。1868年出生于福建省閩侯縣尚干鄉,1884年于臺北電信局工作。1902年到上海海關任職,其間參加反清活....
學貫中西品讀東西文化
林語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中國文學家、發明家。福建省龍溪(現為漳州市平和縣)坂仔鎮人,乳名和樂,名玉堂,後改為語堂。美國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碩士....
資助民初精神網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發表評論歡迎你的評論
昵稱:     登陸  註冊
主頁:  
郵箱:  (僅管理員可見)

驗證:   验证码(不區分大小寫)  
© 2011   民初思韻網-清末民初傳奇時代的發現與復興   版權所有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聯繫我們    1616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