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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哲學還是中國思想  ——也談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危機
中國哲學還是中國思想  ——也談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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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哲學究竟是“哲學在中國”,還是“中國的哲學”。
  歷來存在著不同意見。黑格爾認為真正意義上的哲學從希臘開始,由于東方人的精神還沉浸在實體之中,尚未獲得個體性,因而還沒有達到精神的自覺或自我意識。所以,所謂中國哲學還不是哲學,不過是一些道德說教而已。無獨有偶,2001年9月訪華的法國著名哲學家德里達亦認為中國哲學不是哲學而是一種思想,主張哲學作為西方文明的傳統,乃是源出于古希臘的東西,而中國文化則是邏各斯中心主義之外的一種文明。
  那么,中國哲學究竟是不是哲學?中國哲學是哲學還是思想?這個問題不僅僅是名詞概念使用的合法性問題,它關系到研究中國哲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乃至合法性和可能性等一系列的問題。
  除非我們能夠證明“中國究竟有沒有哲學”根本不是一個學術問題而是意識形態的問題,否則就應該以學術的態度對待之。
    一
  “中國有沒有哲學”或者“中國哲學是不是哲學”的問題,首先需要確定的是“哲學”的定義。我傾向于從廣義和狹義兩個方面規定哲學:就廣義的哲學而論,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印度哲學以及其他文明的哲學都是哲學。但若從狹義上理解,哲學就是西方哲學,中國哲學的確不是哲學。相對于狹義的哲學,我們可以將廣義的哲學稱為“思想”。就此而論,世界上所有文明最高的意識形態都是“思想”,西方思想則是“哲學”。這就是說,中國文明、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是“思想”,只是西方思想采取了“哲學”的形式,因而被稱之為“哲學”。或者也可以這樣說,就哲學所研究的對象和問題而論,中國哲學當然是哲學,但就哲學作為一個學科而論,中國哲學則不是哲學。
  我們可以籠統地將西方哲學看做是一種科學思維方式,它通過理性認識把握自然萬物的本質和規律,以公理化系統為基本模式,以“是什么”為問題,試圖以層層抽象追問最高的普遍性的方式,獲得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
  就狹義哲學而論,判斷中國哲學是不是哲學,可以視這種科學思維方式為標準,實際上也就是以西方哲學為標準。在西方哲學的名下有一系列“部門”或者“分支”,例如本體論(形而上學)、認識論、邏輯學等等,它們之間界限分明,都有規范的概念、方法和理論系統,自成一學科。而中國哲學雖然不能說沒有討論過相應的問題,但的確沒有這樣明晰的學科規定,也相應地沒有學科性的發展。當我們以西方哲學為標準來衡量中國哲學的時候,肯定會發現中國哲學不符合西方哲學的規范。如果站在西方哲學的立場看,中國哲學的確不是哲學。
  然而,如果從廣義的哲學即“思想”的角度看,中國哲學則是哲學,我們不妨稱之為“中國思想”。
    二
  如果就哲學問題而論,不能說中國哲學不是哲學。尤其是西方哲學的發展過程證明,通過科學思維方式是不可能解決哲學問題的,故而中國哲學的思路便成了一種選擇,雖然這一選擇也不會是惟一的選擇。西方有些哲學家如海德格爾借鑒東方思想包括中國的道家思想,就是一例。
  我個人主張,哲學是廣義的人生哲學,因為哲學產生于人類精神試圖超越自身的有限性通達自由境界的至高無上的理想,亦即我們通常所說的“終極關懷”的問題。當然,像美學(文學藝術)、宗教和哲學都是人類精神終極關懷的不同體現。所以僅就終極關懷之問題而論,還不能確定中國哲學是或者不是哲學。中國思想的特殊性在于,如果從西方人的角度看,很難區分它究竟屬于哪個學科領域。我們經常說,在中國思想中,不僅文史哲不分家,而且在某些學者看來亦具有宗教的性質,例如稱儒家思想為“儒教”,實難以西方劃分學科的方式疏理清楚,一旦疏理清楚了,恐怕就不再是中國思想了。
  所以,將中國哲學稱之為“中國思想”,一樣需要說明理由。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當我們在此使用“思想”這個概念的時候,既不是從認識論上規定的,也不是從意識形態的結構上說的,亦與社會思潮和政治思想無關,而是一般地意指某一種文化的精神性的神韻和精髓。簡言之,中國文明、西方文明乃至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文明,其精神文明中的最高成就,作為文明的靈魂的東西,就是“思想”。顯然,“思想”可以是許多“學科”的研究對象:文化、文學、歷史、宗教,其中也有哲學。不過,“思想”亦比所有的“學科”更古老、深邃和源始。
  那么,在哲學與思想之間做這一區分,有什么意義?
  在不同的文化、社會、歷史背景之下,人類精神在追問終極關懷之問題的過程中,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思維方式或世界觀,這種思維方式或世界觀則影響著人類的生活方式。西方哲學作為一種思維方式或世界觀,主要表現為科學思維方式。自近代以來,尤其是啟蒙運動以來,這種科學思維方式極大地促進了自然科學和技術的發展和進步,并且將科學的精神和方法貫徹于自然、社會和人類精神的所有領域,將整個世界引向了現代化的路徑。不過,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西方思想家們開始反思科學思維方式的局限性。人們逐漸意識到,哲學作為科學思維方式雖然在對自然的認識等方面產生了非凡的成就,但是亦有其自身的限度。它在對于自然“祛魅”的過程中亦使精神的領域科學化了,而面對終極關懷的問題則越來越顯得無能為力。在某種意義上說,思想的哲學化或許正是西方哲學面臨之種種問題的根源之一。哲學作為思想的一種表現形式,自有其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但如果我們將思想等同于哲學,勢必使豐富多彩、奧妙無窮的精神世界在抽象化的過程中失去它的內在生命。我們可以把“思想”看做是活生生的、具有本源性的、構成性的源始境域,“哲學”則是學科化、規范化和程式化的“科學”。思想是“根”,哲學則是由此“根”而生出的“樹干”之一。如果哲學能夠從思想之源中汲取養分,那么就可以茁壯成長。而當哲學遺忘了它的根時,它便喪失了生命的活力。
  以上關于“思想”與“哲學”所說的,基本上關乎“思想”與“哲學”的差別。如果我們將“思想”看做是廣義的哲學,則需要另有說明。
  如前所述,哲學產生于人類精神試圖超越自身有限性通達至高無上的自由境界的理想,廣義而論,這更應該看做是思想的起源。換言之,思想起源于終極關懷問題,哲學則是其中對此問題的一種回應方式。“思想”這個概念雖然籠統,但是當我們通過“思想”來體現文明的神韻和精髓,并且視之為廣義的哲學的時候,就不是什么隨隨便便的東西都可以稱之為“思想”的了。“思想”既是一種認識能力,也是思維的結果,更可以看做是思想的對象。在某種意義上說,我們的思想去思想思想的對象,也就是思想的反思,而反思則帶有自我意識的性質。雖然人類文明創造了許許多多光輝燦爛的偉大成就,然而只有當它能夠反思自己的成就,達到思想的自覺的時候,才能說達到了比較高的境界。中國有句成語道:“殊途同歸。”西方的諺語則是:“條條道路通羅馬。”中國思想與西方思想一樣都是以某種至高無上的思想境界為追求的目標,只是所走的道路有所不同罷了。如果可以將思想看做是廣義的哲學,那么中國思想與西方思想就是兩種不同的哲學道路,這兩條道路殊途同歸,目的是一個,那就是人類的精神家園。
  當然,盡管“同歸”,畢竟“殊途”。從廣義上將中國思想看做是哲學,的確需要說明。
  文史哲不分雖然是中國哲學的特點,但并非中國哲學所獨有,在希臘哲學中就是哲學與科學不分的,甚至許多思想包含有宗教的成分。人類思想初創之時,所有的成分原本熔為一爐,學科劃分乃是后來的事情。盡管在中國思想中文史哲不分,但是思想家們對“天”、“道”、“理”、“氣”、“心”等概念范疇的思考,既不是文學的虛構,也不是歷史的記載,更不是宗教的教條,而是思想的探索。他們探索的領域,屬于世界觀和人生觀,無論是外在的超越還是內在的超越,總之具有超越的性質。
  如前所述,世界各大文明都有自己的“精神”和“靈魂”,我們可以從廣義上把它們看做是哲學的對象,不過最好稱之為“思想”。西方人鍛造了一種科學思維方式,走上了哲學的道路,這是西方思想的特點。由于關于終極關懷的哲學問題是人類精神永遠在追問但卻不可能有終極答案的難題,所以沒有哪一種解決的方式可以終結人類精神的探索。因而,西方思想采取了科學思維方式,那只是其解決哲學問題的特殊思路,并不是惟一的思路。既然西方思想不是解決哲學問題的惟一思路,探討這些哲學問題的中國思想就有其自身的生存空間和存在的意義,而且構成了西方哲學之外的另一種選擇。所以從廣義上說,中國哲學當然也是哲學。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說,西方哲學一定屬于思想,但思想不一定非要采取西方哲學的形式,它完全可能走另一條路,例如中國哲學之路。
    三
  如前所引,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史新編》中曾經提出了“中國哲學”與“哲學在中國”的區別。這就是說,中國哲學不是哲學在中國的表現,中國哲學雖然與西方哲學都屬于哲學的名下,卻是兩種不同的哲學。換言之,中國哲學作為中國哲學有其自身特有的特征。不過,中國哲學究竟應該叫做中國哲學還是中國思想,還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關鍵是,中國哲學究竟有沒有能力對當今世界所面臨的種種問題做出自己的回應?這也就是中國哲學的現代化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中國哲學就沒有出路。
  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危機,具有極其復雜的社會歷史、文化、政治、思想等背景,從根本上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問題,幾可看做在中西文化的沖撞與融合之中,在激烈的社會變革之中,中國傳統文化走向現代化所遭遇之難題的一個縮影。鑒于問題的復雜性,我想把問題限制在學科問題上,簡單討論中國哲學的研究方法、中國哲學的現代化和哲學史觀三個問題。
  首先,中國哲學的研究方法問題。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危機,與按照西方哲學的概念、方法和理論框架疏理中國古典文獻典籍,并且以西方哲學為標準衡量中國思想的學術活動,密切相關。盡管以西方哲學為參照系研究中國哲學無可厚非,在今天看來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不顧中國哲學的特殊性,強制性地將其納入西方哲學的框架系統,不只會產生合法性危機的問題,而且使中國哲學喪失了作為中國哲學的精髓和神韻,這幾乎已經成了人們的共識。現在的問題是,如果我們既不可能按照中國哲學傳統的思路走下去,也不能繼續按照西方哲學的方式研究中國哲學,我們應該怎么做?
  我以為,我們可以以哲學解釋學為基礎,通過視界交融的方式,在中國古典哲學與現代哲學之間建立一種積極的對話關系。不過為了防止過度的相對主義,亦即不同的視界交融產生的不同成果之間難以通約,需要采取“還原”的方法作為補充,亦即確定原初本源的境域作為“視界交融”的基礎和前提。若就更加廣闊的思想環境而論,我們亦有必要采取還原的策略。為了避免以邏輯代替真實的歷史,我們有必要盡量“復原”當時的歷史環境,確定一種哲學思想在當時的恰當的歷史地位,從而使被邏輯簡化了的歷史豐富起來。對于中國哲學的研究來說,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以西方哲學的概念、方法和理論框架疏理中國哲學的歷史,實際上就具有邏輯地簡化歷史的危險。
  當然,我們發現了以西方哲學的概念、方法和理論框架疏理中國哲學的問題所在,但是我們是否有必要徹底拋開西方哲學而另辟蹊徑,回到一百多年前甚至更久遠的過去,完全按照中國傳統的注經解典的方式研究中國哲學?我認為這既不可能,也沒有必要。中國思想需要汲取外來的文化其中包括西方文化來取長補短、煥發青春,閉關自守、固步自封的年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而且無論大環境還是小環境,都早已滲透了西方思想的影響。另外,我們必須承認,中國思想的確缺少西方哲學的思辨性和清晰性。所以,今后的中國哲學研究面臨的最大難題可能就是如何糾正原樣照搬西方哲學研究中國思想的不良后果,借鑒西方哲學之長,同時不至于喪失中國思想的精髓與神韻。
  其次,中國哲學的現代化問題。中國哲學之“重生”的關鍵并不在于它究竟是哲學還是思想,而在于其自身的現代性轉化的問題。
  簡言之,中國哲學的現代化不能理解為“西化”,也不能簡單地理解為科學化。中國哲學百年來最主要的經驗教訓就是現代化不等于西化。我以為,中國哲學現代化的原因、目的和標準集中于一點,就是看它是否能夠積極地、建設性地并且有其獨到之處地回應現時代的現實問題。在當今世界全面展開了現代化、全球化之際,我們有必要明確一個基本原則:全球化并不是要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化”為一種文明,恰恰相反,它不過是為各式各樣的文明相互之間展開交流融合提供的一個大平臺。
  中國哲學的現代化可以有不同的方式。其一美其名曰“返璞歸真”,回溯到中國哲學的本源,去尋找治療現代文化之疾病的靈丹妙藥。其二為各取所需,為我所用,用傳統文化中與現代文明具有一定親和性的東西彌補其缺陷。其三則是解釋學的方式:關注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之間的“視界交融”,所謂創造性的轉化。我認為,這第三種方式比較合理。文化保守主義顯然是不可行的,從傳統文化中找出點兒補丁縫縫補補,更不是根本的解決辦法。解決中國哲學的現代化問題,首先需要確定或者確立現代文化所植根的土壤或者根基,也就是所謂一種理論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問題,這是中國近百年來的現代化進程所獲得的最寶貴的經驗教訓。中國文明植根于自身的傳統文化土壤之中,中國的現代化當然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因而,問題的關鍵就在于證明中國哲學對于解決現代文明之難題所具有的意義。
  我們可能會問,一種古典哲學如何對現代文化的難題具有現實意義?且不論中國的傳統文化構成了中國現代文明的“底色”,中國文明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完全徹底“西化”,因而中國哲學作為傳統文化的精華亦應該成為中國現代文明的靈魂。實際上任何時代的哲學都不僅僅具有歷史意義,而且具有現實意義。為此,我們需要重新調整我們的哲學史觀。
  第三,重新審視我們的哲學史觀。我們的哲學史觀長期以來受教條主義和極左思想的束縛,慣于以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形而上學與辯證法蓋棺論定,似乎這就是我們研究哲學史的目的。另一方面,則是深受黑格爾的哲學史觀的影響,把哲學史看做是一種哲學自身發展演變的線性進化過程,似乎越是后來的哲學一定比在先的哲學更接近真理。這種哲學史觀的負面影響,決不亞于以西方哲學的概念、方法和理論框架疏理中國哲學所產生的后果。就此而論,我想引入一種與黑格爾的哲學史觀不同的哲學史觀。
  哲學——無論中國哲學還是西方哲學,就其起源于人類精神的終極關懷而論,它的問題境域具有無限的開放性的特點,因而不存在終極的答案,只有各式各樣不同的解答方式。一種哲學思想,例如孔子的學說,之所以具有現實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我們面對同樣的哲學問題而可以采取的一種選擇。從這個角度看,哲學思想無論多么古老,都同時具有歷史性和現實性的雙重意義,甚至可以說其現實性恰恰體現在歷史性之中。這就是說,如何思想都不會因為成為歷史而過時。在某種意義上說,當我們研究古典哲學的時候,古人的思想就在我們的思想中“復活”了,而這種“復活”并非簡單地“復古”。由于我們與古人面對的是同樣或者類似的哲學問題,他們的思想就成了我們的哲學思考的必經之路,由此出發我們才能選擇和開拓新的道路。因而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尋找和確定中國哲學面對的哲學問題與我們所面對的哲學問題之間的內在關聯,從而將有史以來所有的哲學思想都納入我們的選擇范圍之中。這樣一來,我們才能辨別清楚中國哲學中的“死東西”和“活東西”,重新塑造中華文明的靈魂。
  總而言之,就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危機問題而論,我們不僅需要重新審視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之間的復雜關系,也需要重新審視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之間的復雜關系。
中國人民大學學報京17~24C8新思路張志偉20032003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學報京17~24C8新思路張志偉20032003
2013-09-10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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