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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史研究概況述評
中國國民黨史研究概況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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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20世紀下半葉以來,中國國民黨史研究呈現繁榮景象。李云漢在“中國國民黨史研究和幾個層面”一文中,對包括海峽兩岸的國內學者的研究出版狀況作了詳細的評介。他說:“通論性黨史著述,為數當在50種以上”,其中“體系完整,內容充實,足資代表某時代、地域或特別方面”,而又常見的,有30種。有關國民黨黨史專論性著作,包括階段性、地區性、專題性以及有關黨史人物的傳記等一共列舉了28種。各種論文集有36種,所收學術論文總數在300篇以上。(注:見李云漢《中國國民黨黨史研究與評論》,(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版,第74-83頁。)
    在如此眾多的專著中,我們認為,屬于通論性質的、有一定學術水平的只有4種,即:①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初版于1929年,上海民智書局出版,計1262頁;1938年商務印書館再版,1976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第3版,計112頁;1960年中華書局版計1686頁。②張其昀:《黨史概要》,1951-1955年先后由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分冊出版;1979年3月增訂2版,增加“補編”一冊,共計2148頁。③羅家倫:《七十年來之中國國民黨與中國》,1964年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出版,計171頁。④蔣永敬:《百年老店:國民黨滄桑史》,1993年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出版,計324頁。
    此外,李云漢在上述文章中沒有提到的、在大陸出版的主要專著還有以下7種,它們是:①李友仁、郭傳璽主編:《中國國民黨簡史》,1988年,北京檔案出版社出版,計404頁。②蕭效欽主編:《中國國民黨史》,1989年,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計364頁。③宋春主編:《中國國民黨史》,1990年,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計669頁。④苗建寅主編:《中國國民黨史》,1990年,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計707頁。⑤彥奇、張同新主編:《中國國民黨史綱》,1991年,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計794頁。⑥劉健清、王家典、徐梁伯主編:《中國國民黨史》,1992年,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計788頁。⑦馬尚斌等著:《中國國民黨史綱》,1992年,遼寧大學出版社出版,計516頁。
    以上列舉的11本專著,詳古略今現象極為明顯。
    不少專論性著述內容豐富、見解深刻,對研究中國國民黨史極有貢獻,但它們畢竟不是全面、系統意義上的中國國民黨史著作。
    海外學者主要從事國民黨人的傳記、國民黨歷史上重大歷史事件的專題性研究。據李云漢統計,用外文撰寫的孫中山傳記在50種以上,蔣介石傳記亦在30種以上。此外對黃興、汪精衛、宋教仁、戴季陶、馮玉祥、廖仲愷、胡漢民等人亦有多種研究成果發表。(注:見李云漢《中國國民黨黨史研究與評論》,第84-85頁。)近年來,亦有蔣經國傳記問世。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見到一部全面系統的《中國國民黨史》的外文著作問世。
      (二)
    閱讀已經出版的中國國民黨史以及眾多的有關國民黨的著作與論文,我們有兩點突出的印象。
    第一,受到政治需要以及主觀感情的支配較多,嚴肅的學術性著作較少。
    鄒魯的《中國國民黨史稿》、張其昀的《黨史概要》、羅家倫的《七十年來之中國民黨與中國》都屬于官書性質,為中國國民黨政治服務殆無疑義。
    臺灣海峽兩岸的學者,在論著中往往流露了“孫中山情結”。以孫中山組建中華革命黨一事為例。二次革命失敗,孫中山到了日本,總結失敗的教訓認為,這一切都是由國民黨沒有統一號令,黨員不服從黨魁統一指揮。“黨魁則等于傀儡,黨員則有類散沙”。因此,對參加中華革命黨的人,他提出兩點要求:第一,黨員要“犧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權利,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第二,黨人入黨時不僅要宣誓,而且要在誓詞上簽名、“捺手印”,表示誓不反悔。當時黃興、譚人鳳等人對“附從孫中山”一詞有不同看法,又認為簽名后還要捺手印,近乎侮辱,拒絕加入中華革命黨。已出版的國民黨史著作對孫中山的這些措施都予以肯定,或予以同情的理解,認為“孫中山重新樹起了一面革命的大旗,成為凝聚一部分革命力量的中心”;“他光明磊落,大公無私,為發動第三次革命東奔西走,一片苦心,逐漸為大家所理解”。對“附從孫先生”、“捺手印”兩點實際上是肯定的。唐德剛在1999年版的《晚清七十年》一書中對此事有一段評論,他說:
    “‘二次革命’失敗之后,中山再度逃亡日本。是年9月27日,孫氏乃用強制辦法,把那個原為三權相制的國民黨,改組成一個由他個人獨裁專制的‘中華革命黨’。這是一個革命政黨的性質上的轉變——事實上也可以說是國民黨成立以后的‘第一次清黨’(1927年的‘清黨’實在是第二次)。被清除出黨的(或不愿加入的)都是一些譽滿中國的同盟會、國民黨時期的革命元勛,如黃興、胡漢民、汪精衛、于右任、李烈鈞、柏文蔚等人。自此以后,……就變成了一個由領袖個人獨裁專制的革命政黨了。雖然它的政策上明文規定著,在革命成功取得政權之后,老百姓們在它的訓政之下受訓,受訓及格,被認為可以行使‘政權’了,它便會主動地還政于民,實行憲政。
    其實正如盧梭所說的,一個人如使用沒有節制的權力,這權力是沒有不被濫用的。所以縱是民主睿智的現代哲人孫中山亦在所不免。辛亥以前孫氏只是一個以‘同盟’精神和形式組成的革命政黨的‘總理’,他是不能濫用其權的。1907年3月中山在日被逐出境,他只因私下收了日本政府贈送的區區5000元,已被黨內同志攻擊得體無完膚,同盟會幾乎為之瓦解。等到1913年之后,國民黨被改組,一些有民主自由思想的元勛被清除出黨,中山變成‘中華革命黨’黨魁之后,情形便不一樣了。中山為著‘黨’的前途,甚或個人的權力,他的政治行為就逐漸脫軌。”(注:唐德剛;《晚清七十年》,岳麓書社1999年版,第555-556頁。)
    在臺灣學術界,對國民黨總裁蔣介石的評價已經達到“神化”的地步。汪榮祖、李敖合著的《蔣介石評傳》一書批評這種現象。書中揭露了兩個例子:一是臺灣大學葉慶炳寫的“生活在偉人光輝里”,發表在1978年4月5日的《聯合報》,其中有云:
    “3年前的4月5日午夜,蔣公離我們而去,那時刻,臺北本來好好的天氣,突然疾雷驟雨,聲勢令人驚悸。平時我讀古人傳記,常常發現當一位偉人溘然長逝,自然界會出現突如其來的變異。從前我總認為這種神話式的記載,目的無非在渲染偉人之不平凡。由于崇拜偉人,有人編織了偉人臨終時的神話;也由于崇拜偉人,大家愿意相信這種神話。于是,神話也成了歷史。可是,自從我親身經歷了蔣公逝世那夜的突發性疾雷驟雨,我不敢再堅持我以前的看法。”
    另一是臺灣師范大學教授江應龍寫的“蔣總統是神”,發表在1975年5月1日《幼師月刊》上,其中有云:
    “盡管現在是科學時代,盡管現在是民主時代,但是我仍然肯定:‘蔣總統是神’!”(注:轉引自汪榮祖、李敖合著《蔣介石評傳》上,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頁。)
    學術研究成了政治的俘虜,竟然到了這一步!
    第二,視野不夠放開,就事論事多,從中國社會政治形勢發展的全局考慮問題不夠。
    以中國國民黨的奮斗目標——政綱為例。1894年11月檀香山興中會成立時,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的奮斗目標。當時,由滿洲貴族做皇帝的封建專制政權已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嚴重障礙。“驅除韃虜”就是驅除滿洲貴族,廢除專制政權;“創立合眾政府”就是按美國模式建立民主共和政府。這顯然是順應歷史潮流的。1905年8月,同盟會在東京成立時,提出的奮斗目標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與檀香山興中會提出的奮斗目標相比,“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兩點沒有改動,卻增加了一條“平均地權”。“平均地權”就是限制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論者肯定它是革命綱領,具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對于“平均地權”一點,又認為是孫中山的預見。從就事論事的角度看,這種觀點無疑是無懈可擊的。
    如果我們將視野放開,考慮晚清十多年來中國社會政治形勢的演變,我們不得不承認: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同盟會的奮斗目標,已經落后于形勢發展的要求了。
    1894-1895年甲午戰爭清廷慘敗;1898年謀求政治現代化的戊戌維新運動又被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保守派鎮壓。但是僅僅兩年以后,慈禧太后卻下令變法維新。新政時期改革維新的步伐遠比戊戌運動的要求大得多;科舉取士制度被廢除了,新式學堂興建了,商律頒布了,商部建立了,民營工商業得到扶植。紳商資產階級力量得到發展。1905年日俄戰爭,日本獲勝,推動了“君主立憲”思潮的發展。慈禧太后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決定預備立憲。1908年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在中國政治舞臺上形成一個頗有生氣的立憲派。1909年各省咨議局先后成立,立憲派在各省,特別在江蘇、湖南具有舉足輕重的力量。這一切說明:晚清十年中國社會政治生態與1894-1898年相比,有了極大的變化。
    清王朝自上而下推行新政,是符合社會進步要求的。雖然不少滿洲貴族仍不甘心喪失權力,但至少可以說,相當一部分滿洲貴族同意君主立憲。在這種形勢下,再堅持“驅除韃虜”,顯然是不策略的。君主立憲不同于民主共和,但與封建帝制有原則區別。在當時,從封建帝制到君主立憲,顯然是一個巨大進步。實際上,立憲派是革命派反對專制政權的同盟軍。在這種形勢下,批判立憲派是失策的。民營經濟是紳商立憲派的基礎。在新政時期,近代民營經濟和資產階級剛剛得到初步發展,遽爾提出“平均地權”,限制資產階級發展,既違背社會發展的要求,也得不到正在成長中的中國資產階級——紳商和立憲派的擁護。
    武昌起義是革命派發動的,但起義后各省宣布獨立,是在立憲派的支持下完成的。但立憲派與革命派“同床異夢”,他們不擁護孫中山,卻選中袁世凱。袁世凱是晚清時期新政的積極推動者。袁世凱上臺是立憲派的勝利。國民黨失敗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沒有根據中國政治形勢的變化提出符合實際的政治綱領以團結、利用一切可以團結、利用的人士,包括紳商立憲派以及擁護立憲的滿洲貴族,并給他們以實際利益。
    放開視野,深刻認識晚清政治形勢的發展,對中國國民黨的政綱——奮斗目標,將會有一個新的認識。
    第三,對領導人的功過是非的評價較多,對他們的思想理念的分析則較少。
    已出版的國民黨史著作對事件過程及人物評價著墨較多。但由于主觀因素的干擾,評價分歧很大。又由于評價分歧,事件過程的敘述亦隨之詳略有異。對國民黨及其領導人思想理念的分析、綜合、評判的工作做得不夠。
    有人認為,政黨史包括思想史、政治史與人物史三部分。政黨的主義、理論之發展為思想史;政綱政策之實行為政治史;黨員個人活動為人物史。一般地說,這種觀點沒有錯。但是政黨的主義、理論、政綱、政策都是是黨員,特別是領導人物制訂的。領導人物制訂政黨的主義、理論、政綱、政策,有他自己的理論基礎。在中國國民黨內長期實行并成為習慣的制度是“服從領袖”。領袖人物的思想、理論,在中國國民黨的政綱、政策形成過程中,在中國國民黨日常活動及興衰過程中都起著決定的作用。因此,要深入了解中國國民黨就必須深入研究黨的主要領導人的理論、理念特點的形成與變化及其思想根源。迄今所見到的臺海兩岸出版的中國國民黨史,對孫中山思想理念的研究比較充分,但還需要深入;對其他人物的思想理念的研究還停留在表面層次上。
      (三)
    撰寫中國國民黨史需要考慮下列幾個理論問題。
    第一,研究政黨歷史的基本指導思想。
    人們考慮問題總有一個指導思想。歷史學家評價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也總有一個標準,這個標準就是指導思想。19世紀末20世紀初,史學界流行進化史觀,進化論成為他們的指導思想。50年代中期以后,殷海光大力提倡“科際史學”、“引社會科學入手”,就是以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為指導思想研究歷史。研究歷史沒有指導思想是不可思議的。
    在中國國民黨史研究領域內,臺灣某些學者往往批評大陸學者遵循一種意識形態——階級分析,即以階級分析作為指導思想。凡是有“階級分析”字樣出現的著作,都斥之為“階級分析框架”沒有突破。但是,只要仔細分析他們的著作就可以發現,他們在反對大陸學者遵循一種意識形態的同時也遵循了另一種意識形態,即與大陸學者相對立的意識形態——“反階級分析”的意識形態。他們是以“反階級分析”作為指導思想的。這種分歧不說明需要不需要指導思想,只說明用哪種意識形態作為研究的指導思想。
    在中國國民黨研究中出現上述現象并不奇怪。中國國民黨史研究涉及若干政治集團的利益,原本是一門政治性很強的學科,國共兩黨長期的激烈斗爭,又增加了這門學科的政治敏感性。中國共產黨人相信唯物史觀,中國國民黨人在政治上反對中國共產黨,在學術上也就反對以階級分析方法研究歷史,分歧就從這里產生。
    我們認為研究歷史需要有指導思想。但是,我們又認為研究歷史的指導又是多層次的,最高層次的指導思想,即基本的指導思想應是“實事求是”。遵照“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進行歷史研究就是要“言之有據,言之成理”;按照史料反映的歷史本來面目,揭示歷史真理,而不是對史料任意剪裁,以滿足某些主觀需要;對學者的批評冷靜思考,有理則吸收,無理可以解釋,但不必糾纏。崇尚真實,也就能夠昭示真理,給人們以新知,推動國家社會進步。
    社會科學的某些理論,可以引入中國國民黨史的研究,作為指導思想。研究方法也應包括在指導思想的范圍以內。作者在指導思想上存在什么樣的研究方法,在研究實踐中,他就按這種方法去做。但是,作為指導思想的某些社會科學理論以及研究方法,都必須服從于基本的指導思想,即都必須符合“實事求是”的原則。以階級分析為例。在階級社會存在著不同的階級,不同的階級具有不同的利益,因此階級分析適用于研究階級社會的歷史。但是,需要說明的是:階級斗爭觀點及階級分析方法并不是馬克思的發現。早在法國復辟時期歷史學家梯葉里(1775-1856)已經用階級與階級斗爭理論來解釋歷史,并且將階級關系歸結為財產關系。他認為,各個階級之間所以要進行斗爭,是因為它們之間的實際利益是互相沖突的。另一位復辟時期法國歷史學家米涅(1796-1884)于1828年出版了《法國革命史》,分析法國大革命的原因,認為是由于社會各階級之間的物質利益的沖突。基佐(1787-1874)也是復辟時期法國的著名歷史學家。他對法國革命與英國革命的歷史有深入的研究,他認為,階級斗爭象一根紅線一樣貫穿在人類全部的歷史,法國大革命就是第三等級反對其他僧侶和貴族兩個特權等級的斗爭。以上所述都是史學史上的基本知識。因此,階級分析方法完全可以作為研究歷史的指導思想。當然用階級分析方法研究歷史也要遵守實事求是的原則,不能絕對化、不能簡單化。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反對“以階級斗爭為綱”,但仍然主張完全可以實事求是地運用階級分析的理論和方法研究歷史。
    學術著作是科學。科學研究要做到實事求是必須客觀冷靜地分析問題,切忌主觀因素的干擾,特別是政治感情的干擾。政治感情干擾了學術研究那就沒有學術是非可言。我們曾經閱讀了一本中國國民黨史的著作。這部書中對大陸學者批評中國國民黨的論點,訴之為“歪曲歷史”;對大陸學者肯定中國國民黨的論點,又說成是“統戰陰謀”。學術真理與謬誤的標準何在?這是政治感情干擾學術是非的一例。
    百年來國民黨的活動與中國各界同胞有密切關系,廣大民眾對中國國民黨有各種各樣的感情糾葛,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但是,作為嚴肅的學者在研究國民黨史時必須服從理智,即遵守實事求是的原則。
    第二,政黨的定位及評析政黨歷史作用的角度。
    政黨在政治運作中處于什么地位?它的基本目標是什么?在幾本書名為《中國國民黨史》的著作中似乎未引起作者的重視與研究。我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國民黨史必須要解決的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了,才會有一個明確的研究思路和觀察問題的角度。
    先從政黨是什么樣的組織說起。下文提出三點意見:
    首先是政黨是一群要求達到一個共同政治目標的人組成的。這一群人或是某一階級,或是某一階層,或是某一團體,或是志同道合的一群。他們組成政黨,目的是集中力量實現共同的政治目標。這個政治目標是多種多樣的,概括起來不外兩大方面:一是通過參加政治選舉,或是通過武裝斗爭,掌握國家政權;二是掌握國家政權以后推動國家和社會的發展與進步。
    其次是政黨要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必然要組織一個最高領導機構,即最高決策機構。這個機構除了確定最終目標及達到這個總目標的總政策外,還要根據形勢的發展,決定貫徹總目標和總政策的各個時期的“政綱”。
    再次是為了實現政治目標,政黨需要通過組織與紀律,形成一個穩定的、有一定規模的、有力量的戰斗集體。
    如果讀者贊同以上三點分析意見,那么,可以得出兩點結論:
    一是政黨是一種手段,或者說是一種工具,它不是政治目的。通過組織政黨這種手段,集中力量,掌握政權。
    二是政黨掌握政權也不是組織政黨的最終目的。政黨掌握政權的目的是為了推動國家社會的發展進步。推動國家社會發展進步,這才是組織政黨的最終目標。
    這兩點結論是符合歷史實際的。孫中山創立興中會的總目標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同盟會的四大政治目標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創立興中會、同盟會都是達到政治目標的手段。“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即是掌握政權;“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即是推動國家社會進步發展,因此,一個政黨的成敗得失,它的歷史地位應該從推動國家社會發展進步這一視角來分析。撰寫一部中國國民黨史當然要論及中國國民黨自身的理論思想、政綱政策、黨的各級組織及黨員個人的實踐活動等方面的發展演變、興衰嬗替的規律,總結這些方面的經驗教訓。但是探討這些規律,總結這些經驗教訓都是為了更深入地認識中國國民黨在推動中國國家社會進步發展方面所起的正、反兩方面的作用。
    第三,國家社會進步發展的標志
    要研究中國國民黨對中國社會歷史發展起哪些作用,首先要明確國家社會發展進步的標志是什么,然后再衡量中國國民黨在這些方面是作出業績,還是有所損害?程度又如何?這樣,國家社會進步發展的標志又成為衡量中國國民黨歷史功過的標準。
    我們認為,國家社會的發展進步包括兩個方面,即客體方面與主體方面。就客體方面說,國家社會發展進步包括生產力的發展、國家主權與民主政治的維護與發展、社會文化的進步以及生存環境的保護與改進;就主體方面說,即人類自身的發展和進步,包括文化思想、科學技術素質與水平的提高和倫理道德水平的提高。客體的發展進步與人自身的發展進步是密切聯系的。社會歷史是人創造的,生產力的發展要人來實現,維持主權與發展民主政治、文化事業也要人去完成。人總是根據自己的理論、創造歷史的,人的文化思想、道德水平制約著生產力的發展以及民主政治等方面的發展。這許多因素構成了國家社會進步發展的標志。
    黨派是治理國家社會的手段,政黨的歷史就要從它是否推動國家社會發展進步的角度進行評論,而不是狹隘地站在黨派興衰的立場上進行評議。
    第四,關于“黨史”與“國史”、“黨史”與“革命史”的關系。
    中國國民黨的歷史與中國的歷史關系如何?學術界有不同看法。就1949年以前的歷史而論,有人主張“黨史”即“國史”,也有人認為“黨史”是“國史”的骨干。對編寫一部中國國民黨史來說,這是—個必須解決的問題。
    “黨史”不是“國史”,這是十分明確的;也不能籠統地說“黨史是國史的骨干”。關鍵的問題是要看這個政黨是執政黨還是在野黨。中國國民黨在實施“訓政”時期,“以黨治國”;國家事務即是黨的事務,研究這段時期的中國國民黨黨史當然要研究在它的掌握下國家事務的得失、經驗和教訓。在中國國民黨沒有掌握全國政權時期,如晚清時期、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國史”也要寫入中國國民黨史么?或者,以中國國民黨史為“國史”的骨干么?大多數學者恐怕難以贊同這個觀點。
    黨史與革命史的關系如何?這也是一個存在著模糊觀念的問題。50年代張其昀奉蔣介石之命寫了一部《黨史概要》,又署一名“近八十年中國革命史”,在他看來,中國國民黨史就是中國革命史。這個結論經不起推敲。中國國民黨的前身,興中會和同盟會舉起反清革命旗幟,難道反清革命的組織就只是興中會和同盟會一家么?反抗北洋軍閥統治的革命難道就只有中華革命黨一家么?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各黨派、各人民團體又放在什么樣的位置上?冷靜地分析中國國民黨的歷史,在某些時期,難道沒有蛻變為阻礙中國國家社會進步發展的政黨么?中國國民黨史不能自封為中國革命史。中國國民黨史就是中國國民黨史;中國革命史有民國檔案南京87~91K4中國現代史茅家20042004中西文明交流的歷史源遠流長。1840年后西方列強的大規模入侵造成中華民族的嚴重危機,在思想文化領域則逐步演變為“五四”前后中西文化的論戰。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等人對中西文化的態度既互相聯系又有某些差別,他們在中西文化沖突與融合、民族性與時代性辯證綜合的基礎上, 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道路。研究這一段歷史,將為提升中華民族的“文化自覺”提供寶貴經驗。中西文明/沖突與融合/民族性與時代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收稿日期]2003-08-02方輝
    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山東 濟南市 250100
    
    
        山東大學考古學TO Inaugurate the Historical Path of the Integration of MarxiSm with China ln the Conflict and Fusion between Western and Oriental Cultures
  Wang SuliThe history of the intercommunication of western and oriental cultures is of long standing. In 1840, the western powers invaded China and put the Chinese nation into great danger. In the field of mentality and cultur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vasion, there broke out a big debate about western and oriental culture in China. The atutudes of the early Marxists to the cultures, such as Chen Duxiu, Li Dazhao and Mao Zedong etc. were not only interlinked but also differentiated. Based on the synthesis of the conflict and fusion of the western and oriental culture, they inaugurated the historical path of integraing Marxism with China. To study this period of the Chinese history can provide the valuable experiences for upgrading the "cultural conse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茅家琦 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教授 郵編:21009 作者:民國檔案南京87~91K4中國現代史茅家20042004中西文明交流的歷史源遠流長。1840年后西方列強的大規模入侵造成中華民族的嚴重危機,在思想文化領域則逐步演變為“五四”前后中西文化的論戰。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等人對中西文化的態度既互相聯系又有某些差別,他們在中西文化沖突與融合、民族性與時代性辯證綜合的基礎上, 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道路。研究這一段歷史,將為提升中華民族的“文化自覺”提供寶貴經驗。中西文明/沖突與融合/民族性與時代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收稿日期]2003-08-02方輝
    山東大學東方考古研究中心,山東 濟南市 250100
    
    
    
2013-09-10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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