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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市與區域發展相互關系的多層面研究
中國城市與區域發展相互關系的多層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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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921;TU984 文獻標識碼:A
  在國民經濟發展的研究中,人們往往對部門經濟的研究給予較多的注意,而對綜合性的區域發展問題則涉及較少。實際上,人類進入信息化、城市化的高度集約化和社會生活日趨現代化、智能化的新時代,科學研究的創意思維和應用高新技術手段越來越明顯了。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國家工業化進程加快,引起了區域性的城市化現象,地區經濟與基礎設施建設產生了新的飛躍,城市與區域發展的關系更加緊密了。各地不少學者對于這兩者的相互關系開展了多層面的、綜合性的研究,這是我國在城市與區域發展的相互關系研究方面的最重要特征。人們也普遍意識到科學研究已成為推動社會生產發展和改善人類生活及其環境所不可缺少的力量。我國的城市與區域發展研究也正適應這一歷史潮流,研究方法和成果不斷創新,不斷向前發展。
      1 區域發展增長極理論與城市空間擴散發展范型的研究背景
  早在本世紀20年代,北美西歐許多發達國家進入了高度工業化和城市化階段,城市與區域開發的問題越來越復雜,面臨各種人地關系、資源開發與環境生態、城市擴散后引起的土地資源緊缺和交通等問題。工業化與城市化過程引起許多經濟學家、地理學家的重視。一般認為,區域發展理論始于G.繆爾達爾(Myrdal)的著作《經濟理論和不發達地區》和赫爾希曼的著作《經濟發展戰略》,他們的研究為當時的“區域發展研究確定了方向”[1],并為歐美區域發展理論中的“極化發展”研究提供了“基本范型”(Friedmann and Weaver,1979)。隨后J.弗里德曼(Friedmann)發表了一系列關于區域經濟發展的文獻,如1959年的“區域規劃:空間整合中的問題”;后來于1964年又出版了《區域發展和規劃》。弗里德曼首次提出,在發展的規劃中,“宏觀經濟的算術研究需要并通過區域的幾何研究而得到加強”[2]。此后,西歐出現了大量的國內和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以及將城市增長和區域發展納入國家發展計劃內,但是,區域發展理論的研究由于區域開發政策受到挑戰而陷入了危機。當時比較熱門的有關區域增長理論的三種戰略,其一是羅丹(R.Rodan)提出的關于“大推進理論”的平衡增長戰略,即是“將整個工業當作一個巨型企業或托拉斯來處理”[3];其二是赫爾希曼提出的“不平衡增長戰略”,該戰略在本質上與F.佩魯克斯(Perroux)的“增長極戰略”相一致[4];其三是弗里德曼提出的區域發展戰略“激活核心區域”,即集中投資城市區域(作為區域發展的生長點)的戰術思路。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黨的中心工作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全國以至區域經濟開發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國家幾個五年計劃建議提出了要按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的客觀要求,認真進行國土開發和整治的研究。“從國家總體發展的高度來看,既要切實保護耕地,確保農業基礎的增強,又要充分考慮城市發展對土地的合理需求;既要不斷改善整個國土的生態條件,積極擴大植被和森林覆蓋率,又要充分考慮城市內部廣大市民對生存空間和生態環境不斷改善的合理要求。”[5]這就需要處理好城市發展與區域協調的相互關系。在這種形勢下,我國近20多年來在區域規劃、國土開發、城鎮體系與中心城市的研究方面吸收了西方發展理論和分析方法,并力求我們的規劃符合國情,城市發展應考慮城市區域的協調發展與支撐體系的層次性與空間擴散的規律性,適應經濟建設的客觀需求,這樣才能加快城市的合理發展、減少“城市病”,促進地區經濟的長足發展,從而產生了巨大的、長期的社會、經濟和生態效益。
      2 城市與區域發展相互關系的研究深化
  科學工作者對事物的認識不是一次就完成的,而是有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因此任何科學理論的真理性都是絕對和相對的辯證統一。人們在探索自然規律的過程中,把科學認識活動按不同目的、不同功能、不同層次而分為不同類型。區域發展研究也是通過對不同區域客體的考察、分析對區域的內在特點、外在聯系以及未來發展形成完整的認識[6]。在70年代以前,城市研究與地區規劃是分離的,城市總體規劃脫離區域規劃的指導,各個城市各自為政,區域性的基礎設施沒有統一規劃,缺乏相互銜接,生態環境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沿海與內地經濟快速增長,城市與區域之間的聯系日益加強,地區之間、城市之間的經濟技術合作不斷增加。最近20多年來,我們地理科學工作者與經濟學家、城市規劃專家加強了合作,在全國各地以及重點開發地區做了大量的城鎮體系規劃、國土經濟規劃和綜合開發規劃等工作,我們中一些研究城市的學者,以往對城市與區域的相互關系在不同類型地區城市空間集聚與擴散的客觀規律性認識不足,在國土開發與城鄉、城市的空間布局方面存在著較大的盲目性。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資金、技術、人才和信息等各種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將加大,其集聚與擴散正在不同層次上進行,城市發展更加復雜,更需要從較大的區域范圍進行研究。我們認為,目前城市與區域發展研究內容和深度比70年代以前加強了,研究手段和方法更新了,具有國際水平的綜合性成果層出不窮,在國際學術交流上有更多的共同語言,并有助于研究水平的提高(注:胡序威等。沿海城鎮密集地區空間集聚與擴散研究(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報告),1998.)。以下幾方面是我們在城市與區域規劃相互關系的研究中取得的較為深刻的體會。
  2.1 結合國家經濟建設需要,研究城市發展規律等理論問題
  國外對城市與區域開發方面做過許多綜合規劃工作,如美國大紐約地區規劃、英國大倫敦市的區域規劃和德國的魯爾工業城鎮布局規劃等,并出版過一些專著和圖紙。空間結構發展理論主要有增長極理論、非均衡發展理論、城市區域集聚理論等,理論的總結均結合我國的國情和地區實際情況。例如,我們在研究江蘇省城市化過程和各地、市國土規劃時,看到蘇南地區特別是太湖平原地區,改革開放后出現了高密集、高強度的土地開發與城鎮擴散的狀況。蘇錫常地區已與上海初步形成了城市群連綿區,經濟發展轉入“軸面擴展”的城市國際化階段,城鎮與工業區沿著長江和滬寧高速公路集聚與擴展,出現許多工業化、城市化區域;南京、鎮江地區處于“點軸轉換”的高度集聚與外延擴展階段,邊緣地區出現新的增長點。城市發展沿著用地條件好、交通方便與區位優越的地域展開,經濟效益顯著。因此在規劃中采取“點、線、面”相結合的發展模式,即加強中心城市的極化作用和對沿海、沿江采取集聚開發形式,促進本地區社會經濟全面快速發展。我們在長江三角洲與東南沿海的研究中提出了“定向開發、點面結合,形成組團式布局”的新思想[7,8]。
  2.2 在區域規劃、國土規劃中加強綜合分析
  區域經濟的聯合規劃有利于優勢互補,打破條塊分割、地區封鎖,促進生產力要素在更大范圍內合理流動和組合,順應了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因而也是我國城市與區域開發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
  美國地理學家J.弗里德曼很注重城市與區域的相互關系研究,在60年代中期他綜合分析了美國區域成長因素提出八個命題:①區域經濟是對外開放的經濟;②區域內中心城市的成長由外界誘發;③出口部門的增長效應取決于區域政治社會結構和當地居民的消費類型;④能否適應對外開放的變化取決于管理水平;⑤區域經濟增長中可以部分作為重點企業的選擇;⑥經濟增長趨勢發生在城市區域的發源地;⑦勞動力的流動能夠在經濟增長中平衡;⑧在經濟長期持續增長的區域,將出現一個發展空間經濟的整合(城鄉一體化)[2]。
  在弗里德曼看來,區域經濟具有較強增長趨勢的在于“核心區域”,應實施“城市—工業增長極”的戰略。他的理論對于我國東南沿海和沿長江經濟帶的區域發展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2.3 在區域經濟總體發展過程中注意城市與區域開發的相互關系研究
  城市的區域分化,即工業化與城市化問題,是城市發展過程中的一種重要的運動形式。隨著城市的發展,城市組織日益復雜,同時也不斷分化,導致城市在更大的范圍內進行適當的功能分工,這就促進了城市與區域開發的相互密切的聯系[9]。
  城市與區域發展的相互關系是新形勢下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和空間布局應當鼎力研究的迫切問題,特別是在城市人口、工業集中與交通繁忙的區域。近50年來,我國地理學家對于城市和區域發展相互關系的研究,獲得了較為顯著的成果,揭示了地區經濟發展與中心城市的本質聯系,掌握了其內在規律,為制定我國城市建設和地區經濟發展,以及合理布局生產力,提供科學依據[10]。
  研究城市與區域發展的相互關系時,應注意一個區域內城市的集聚和區域經濟活動的特征,開拓區域、城市化區域與經濟區域研究的視野,關注城市區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問題。在長江流域重點經濟集聚區(注:指重慶地區、宜昌三峽地區、武漢—宜昌地區、南昌—九江地區及滬寧杭城市群地區。)研究城市與區域問題時,我們注意到三個方面的相互作用:(1)區域經濟活動的展開改變了只依托中心城市的功能作用的集中、強化和擴散的作法;還要注意城市地區的擴展潛力與支撐體系的合理性問題。(2)經濟活動中心的形成以及城鎮空間結構的發展與交通軸線布局的擴散密切相關,特別是我國沿海沿江開放地區的城市更加明顯,例如滬寧高速公路兩側、南昌—九江地區和武漢—宜昌地區。(3)區域內外社會經濟物質交流和文化科技交流中心,連同這種形式表現出來的企業之間與人地關系的集聚性表現。以上三方面的相互作用,表現為城市有機體晝夜間人流、物流、信息流在城市地區的集中與擴散,形成了城市與區域發展相互融合的地域生產綜合體。
      3 城市化進程中的區域空間發展問題
  城市是現代社會政治、經濟、科技和文化的中心,在積極推進農村人口與經濟向城市地區集聚和農村地區轉變為城市地區的城市化過程的同時,實現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將對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工業化步伐加快了,促進了城市化的進程,特別是沿海地區的經濟發達區城市化進程加速,正步入城市化和城市發展的嶄新時代。但我國的城市化和城市可持續發展方面還存在不少亟待解決的突出矛盾和問題。
  3.1 關于城市化適度比例問題
  工業化引起城市化,尤其是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區域表現得特別明顯。但我們在研究江蘇城市化問題時,就不能就江蘇論江蘇。當前,世界經濟重心逐步轉向亞太地區,上海將成為其中心,江蘇是上海最近的腹地,應考慮發揮江蘇在亞太地區的積極作用,因為這種作用將超過“四小龍”。這個城市化問題已經出現在江蘇,如果江蘇處理得好,將對全國有指導意義,起示范作用。但城市化的速度和比例應當適度,應當適合中國的國情、區情。我國人多地少,如果各個地區都按照西方工業化的模式硬套,在最近10~20年內要求達到60%的城市化水平或者更高一些,都是不合適的。我們在計算江蘇省2020~2030年城市化水平時,運用了十多個有關支撐體系的指標,分別進行了詳細的預測;其中有關全省66個縣(縣級市)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化問題,按照農業機械化水平、經營規模(每個勞動力負担0.53hm[2]計算),分別測算了各縣市未來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規模、速度,比較準確地給出了高中低三個方案,為江蘇省城市化水平預測提供了科學依據。我們主要是從城市的人口容量、產業結構、就業崗位、高技術產業應用潛力、出口規模、環境容量、人均用地、城市投資能力等方面去認真分析,得出一個比較科學,較為適度的城市發展規模和城市化水平,各地區各個城市都不能千篇一律。總之,城市化是一個綜合性的區域發展和社會經濟問題,應當很好地深入研究。
  3.2 關于城市合理發展問題
  城市發展問題研究首先要考慮城市與區域協調發展問題。城市總體規劃應與區域規劃相銜接,應和周邊城市相協調,形成各具特色的城市。城市群不單是空間形態的布局,而應有經濟上的內在聯系,考慮城市群內城市的個性、職能分工與基礎設施條件,考慮各地區各部門的綜合利益和部門利益。國外很重視區域協調發展,德國在城市規劃中有一條專門討論城市與周邊城市、區域規劃和國土規劃的聯系,還討論機制上的聯系。我們在機制、體制等方面存在突出問題,在有些地區,市縣、市與郊縣的矛盾很大,一些涉及到區域性應當統一規劃建設的問題,往往是“政出多門,各自為政”[10],其結果是重復建設,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和人、財、物的巨大浪費。
  關于城市發展問題,不少專家提出首先要重視城市規劃研究工作,目前研究水平不能滿足城市發展的要求。我國經濟發展過程、體制環境與國外差別較大,國外城市規劃經驗雖有一定借鑒意義,但不能指導我國的城市規劃工作。今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相當數量職工下崗,大型企業集團對經濟影響力增強,這些都將對城市產生深遠的影響。決策不科學容易造成嚴重浪費,全國有不少地方追求短期效益、抓形象工程并以此為“政績”,如有的城市拆遷規模過大,群眾很有意見。在珠江三角洲地區,部分縣市的小城鎮(鄉鎮)目前的人口規模和用地規模均較小,但卻規劃為小城市的規模,人口規模、用地規模分別比目前的規模超出5~6倍、10倍。按這樣的規劃進行實施,勢必造成相當大的資源、財力的浪費。目前,沿著高速公路建成了很多商品房,造成大量積壓,房子建得密密麻麻,城市不象城市,鄉村不象鄉村。在江蘇省,部分沿海縣城目前的人口規模不過10多萬人,在改造過程中把道路規劃得過寬、過大(如80m),勢必浪費寶貴的土地資源。在城市規劃與建設中,有些事物發展具有普遍規律性,我們應從區域角度綜合分析那些關鍵性問題,項目分析研究應從早計議,應當有較高的超前性和可操作性,但不能脫離我國的國情。
  3.3 城市可持續發展問題
  可持續發展是一種既滿足當代、又不損害其后代滿足其需要的新發展觀,它作為全球性的發展戰略,也是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本戰略。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指出:“我國是人口眾多、資源相對不足的國家,在現代化建設中必須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問題很多,但以下四個方面最為重要。
  3.3.1 控制人口增長,加強人口與環境的科學教育,樹立可持續發展觀念
  人口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是全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前提。控制人口增長和保護環境要每個市民來努力,首先要更新思想觀念,確立人口與社會經濟、資源環境協調發展,建立全社會的安全保障系統,努力創造就業崗位,使人口與環境兩項基本國策家喻戶曉,人人皆知,使國家政策成為廣大群眾的自覺行為和實際行動,并通過有效的法律監督、輿論監督,形成良好的社會規范和風尚[11]。
  3.3.2 加強環境保護的領導和管理,確保環保目標的實現及項目的落實
  環境意識和環境質量如何是衡量一個地區的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標。各級領導都要牢固樹立環境保護意識,認真解決人口與經濟發展、資源利用和生態環境的協調問題,堅持經濟發展、資源合理開發、城鄉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原則,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三效益的統一,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和工業布局,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特別是要保護好我國的大江大河與湖泊的淡水資源,保護好我國的水源地。
  3.3.3 合理布局中心城市生態框架,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
  我國許多城市的用地緊缺問題由來已久,建設部90年代初的資料統計表明,我國大城市建設用地人均指標為77.2m[2],其中特大城市不足60m[2];生活居住用地人均指標為40m[2],其中特大城市只有22.4m[2],平均市區人口密度達1.68萬人/km[2],生活居住用地的平均人口密度達420人/公頃,其中特大城市達到450人/公頃,最高的上海、廣州達到750~800人/公頃。由于人口與工業過度集中,城市的大氣污染和水體污染都十分嚴重,綠地少,環境問題突出。因此,自90年代以來,各大城市都強調要在開發新區的同時積極疏散中心城區的人口和工業,調整城市土地利用結構和布局,特別是合理布置中心城市的生態框架,增加綠地與開敞空間(包括市民廣場等),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
  3.3.4 改善工業區、文教區、居住區的環境,綠化美化家園
  對于一個現代化可持續發展的城市而言,環境建設是非常重要的。良好的生態環境、土地資源、水資源等自然資源保護是規劃上的首要任務。在將自然環境改變成人工環境過程中,首先在選址擇地上應避開自然生態保護區,避免無計劃地占用耕地,最大可能地節約用地,最小限度地改變已有的自然生態環境。在城市地區對工業區、文教區與居住區要積極采取措施綠化環境,增加道路兩側、工業區與生活區的綠地。對城市水源地要作為自然生態區來對待,保證其環境沒有污染或較少污染。
  城市可持續發展就是人口、經濟、社會、資源和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我們的城市規劃與建設、城鄉一體化規劃,以及區域規劃等都要把生產、消費、社會、經濟、資源和城鄉的區域發展問題當作一個有機整體[12],通過政府機構、政府的政策與人們的規范不斷協調、不斷優化,就能獲得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源源動力,創造出面向21世紀可持續發展的現代化城市。我們認為,今后的城市規劃指標要科學合理,規模指標要適度并符合國情,努力減少“長官意志”,充分發揮各部門領導與專家綜合論證的作用,科學合理地編制地區發展規劃和城市總體規劃,使我國的區域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相互協調,統一實施,使我國的城市發展真正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地理科學進展京208~214K91中國地理姚士謀/湯茂林/李昌峰/朱英明/管馳明20002000目前,我國工業化、城市化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城市化步伐加快了,城市與區域發展的關系更加密切。本文著重從三個側面討論了城市與區域發展的相互關系,即研究背景,如何深化該研究及區域空間發展。城市化/區域發展/城市與區域開發/綜合分析Urbanization/Regional development/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Comprehensive analysis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49771031)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A Multi-Dimension ResearchYAO Shi-mou,TANG Mao-lin,LI Chang-feng,ZHU Ying-ming,GUAN Chi-mingNanj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Limnology,CAS,Nanjing 210008China is now entering into a new pha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Since 1979,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has been more rapid than it had before,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strengthened.The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from three main aspects:1)research background;2)how to enhance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and 3)the regional spatial development in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湯茂林 李昌峰 朱英明 管馳明 中國科學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南京 210008 姚士謀(1940-),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1964年中山大學經濟地理專業畢業后到中科院南京地理所工作至今。現為國際地理聯合會(IGU)區域處代表、中國城市規劃學會理事。長期從事城市與區域經濟研究,曾在國內外公開發表論文60多篇,出版專著8部。 作者:地理科學進展京208~214K91中國地理姚士謀/湯茂林/李昌峰/朱英明/管馳明20002000目前,我國工業化、城市化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城市化步伐加快了,城市與區域發展的關系更加密切。本文著重從三個側面討論了城市與區域發展的相互關系,即研究背景,如何深化該研究及區域空間發展。城市化/區域發展/城市與區域開發/綜合分析Urbanization/Regional development/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Comprehensive analysis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49771031)
2013-09-10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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