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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對孫中山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
中國大陸對孫中山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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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182(2001)03-0007-09
  關于中國大陸孫中山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回顧和綜述,曾有1985年姜義華先生《孫中山與民粹主義研究述評》及1991年張海鵬先生《孫中山社會主義思想研究評說》兩文。由于研究的縱深拓展,而且此課題研究的若干特點及進展脈路至20世紀90年代以后始漸趨明晰,一篇新的總結性文字的出現就顯得很有必要。
  20世紀50年代以來,由于受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冷戰”以及海峽兩岸意識形態的敵對狀態的直接影響,對孫中山社會主義思想的研究一度成為禁區或被遺忘的角落。“那些持有反共反社會主義立場的研究者,一貫視社會主義若洪水猛獸,故不愿讓社會主義的‘異端邪說’來玷污‘國父’的形象;而不少信奉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者,則向來以科學社會主義為正統,也不肯承認‘資產階級革命家’會有社會主義思想。”(注:黃彥:《社會主義現實與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廣東社會科學》1993年第3期。)盡管雙方的立場有異,但在評價孫中山時盡量避而不提他的社會主義思想卻是一致的。隨著政治氣候的變化以及兩岸敵對狀態的緩和,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也逐漸進入了研究者的視野,而且愈到后來愈成為研究者的熱門話題。對大陸來說,這種明顯的變化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一個明顯的例證就是,1985年在河北召開的“孫中山研究述評”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提交會議的論文涉及到孫中山思想和實踐的方方面面,而關于孫中山的民生主義——社會主義的研究狀況,國內學者未提供一篇專題論文。在中國人民大學所編《中國近代史》復印資料所收1980-2000年間直接論述孫中山民生主義——社會主義的32篇文章中,1985年之前僅有4篇,1985-1990年間7篇,1990年之后占21篇。這雖只是一個很小的側面,統計也很粗略,但也能大致反映出大陸學術界對孫中山社會主義思想的關注程度和研究趨勢。其實,越來越多的研究者使用“社會主義”一詞直接來稱謂孫中山的“民生主義”,這本身就標志著某些意味深長的微妙變化。
  孫中山社會主義思想的來源
  至于孫中山社會主義思想的來源及構成,既是學術界討論得比較熱烈、研究得比較深入的問題,也是意見分歧較大的問題之一。雖然迄無定論,但學者們仍有一個共同的、基本的傾向,即傾向于用多角度、多層次、多元化的方法來解析和闡釋這一問題。學者們均認為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有傳統的本土文化和外來的西方文化兩個淵源,但對它的構成的解說則因人而異,總的來看涉及到以下基本要素:中國古代的大同學說,井田制度,太平天國的農業社會主義,維新思想家發展資本主義的思想,包括亨利·喬治的“單稅社會主義”、穆勒的地價理論、摩里斯·威廉的《社會史觀》在內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學說,早期空想社會主義,第二國際改良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俄國民粹主義,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等等(注:參看李澤厚:《論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歷史研究》1956年第11期;李時岳:《孫中山的“平均地權”綱領的產生和發展》,《光明日報》1956年10月27日;夏良才:《亨利·喬治的單稅論在中國》,《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何茲全:《民生主義的真諦》,《北京社會科學》1996年第4期;張海鵬:《孫中山社會主義思想研究評說》等文。)。在此,我們根據研究者的大致傾向將上述各種解說分為三類:
  1.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主要來源于中國傳統思想。持此種觀點的學者認為,“孫中山雖然吸收了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的有益部分,但是,在孫中山思想中仍是以儒學為中心的傳統文化占主導地位”(注:祥吉:《孫中山研究中幾個有爭議的問題》,人民日報1986年12月1日。)。頗具代表性的當屬李澤厚,他認為:亨利·喬治的“社會主義”只是民生主義的“具體內容和辦法”,“太平天國的農業社會主義的土地綱領和九十年代改良派發展資本主義的思想是其最主要和最直接的思想淵源”(注:李澤厚:《論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歷史研究》1956年第11期。)。郭展禮的《孫中山大同思想》(注:見張磊、王杰主編:《孫中山與中國近代化》(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一文,根據孫中山自述:“余謀中國,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復歐洲之學說事跡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注:孫中山:《中國革命史》,1923年1月29日。該文收入《孫中山全集》第7卷(中華書局,1986年)。),認為其思想淵源緣自三方面,同時認為其中心思想是以“吾國固有之思想”為本,并進而指出《禮運·大同》篇是其代表。不少學者雖然并沒有直接申明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是以傳統文化為主要來源,但特別強調不宜將西方文化對孫中山思想的影響估計過高,從而忽略儒學思想對他的制約。有的學者認為,在孫中山的平等、自由、博愛觀念中,缺乏西方民主政治的人權觀念,因而孫中山的民主觀念與西方的民主觀念并不相同(注:參見祥吉:《孫中山研究中幾個有爭議的問題》,人民日報1986年12月1日。)。總體而言,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種曾經是比較流行的觀點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和質疑,但至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對孫中山與傳統文化研究的逐漸升溫,支持這種看法的學者又有漸次增多的跡象(參見下文)。當然這種回復現象并不是簡單的重復,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的細化和深入。
  2.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主要來源于近代西方理論。這種觀點毋庸置疑曾是最為流行的看法。李時岳認為,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主要來源于西方資產階級的所謂土地國有學說,以亨利·喬治的理論為基礎,吸取了約翰·穆勒的土地方案(注:李時岳:《孫中山的“平均地權”綱領的產生和發展》,《光明日報》1956年10月27日。)。張海鵬也與此論相同,他說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主要是以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學說為養料”(注:張海鵬:《孫中山社會主義思想研究評說》,此文系提交1991年在武漢召開的“紀念辛亥革命8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后收入《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論文集(中華書局,1994年)。)。更值得注意的是,夏良才從厘清亨利·喬治的單稅論、約翰·穆勒的地價學說、威廉的《社會史觀》、英國基爾特社會主義等學說流派與孫中山社會主義思想的具體聯系入手,最后得出“孫中山的以平均地權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思想主要接受了亨利·喬治的影響”(注:參見夏良才上揭文及《孫中山與基爾特社會主義》,《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2期。)的結論。遺憾的是,如此深入細致的研究在這方面并不多見。韋杰廷還在《孫中山與科學社會主義》一文中論述了孫中山在“資本公有”和“按勞分配”兩個方面明顯受到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影響(注:見《益陽師專學報》1989年第4期。)。
  認為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來源于第二國際或社會民主主義,是近年來一種頗值得關注的觀點。李玉貞強調,社會主義存在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的兩種模式,而孫中山更傾向于前者(注:李玉貞:《孫中山與共產國際關系的若干問題》,臺北:《國史館館刊》復刊第22期。)。慕尼黑大學金德曼(Gottfried-Karl Kindermann)教授也指出,孫中山運用德國模式,其中也包括俾斯麥的國有化方案,與馬克思主義者進行爭辯,認為工人群眾的利益是可以通過社會改革來實現的,并非要通過血腥的、離間的階級斗爭來達到目的。這也成為他后來聯合德國的思想緣由之一(注:金德曼:《孫中山的對德觀點與對德政策》,該文提交“孫中山與世界和平國際研討會”(2001年3月11-13日,中國廣州)。)。對這一點作了較為系統的探討的是莫世祥教授的《歐美社會民主主義在中國的回響——以三民主義的后期發展為例》一文。該文指出:“歐美社會民主主義是影響三民主義后期發展的另一國外思想來源。孫中山與國民黨理論家在中國民主革命過程中,學習、吸取和宣傳歐美社會民主主義關于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的建設性主張,為我所用地對社會民主主義作了革命性的改造。隨著直接民權學說納入民權主義,‘實業的民治主義’納入民生主義,后期三民主義臻至中國激進民主主義的理論高度,成為國共合作的革命的旗幟。”(注:莫世祥:《歐美社會民主主義在中國的回響——以三民主義的后期發展為例》,該文提交“孫中山與20世紀的社會變革學術研討會”(2000年11月,中國中山市)。)
  3.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存在一個對傳統“由離異到回歸”的軌跡。探討孫中山的思想體系與傳統儒學的內在聯系,至20世紀90年代已呈炙手可熱之勢。雖然迄今還沒有專文正面論述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愈到晚年愈接近傳統文化,但仍有一些學者不滿足于對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來源作是傳統思想還是西方思想的簡單界說,力圖把它看作一個前后并不完全一致的流變過程。章開沅《從離異到回歸》一文可以說是這一思路的典型之作(注:章開沅:《從離異到回歸——孫中山與傳統文化的關系》,中國孫中山研究會編:《孫中山和他的時代》,中華書局,1989年。)。宋志明以為“孫中山的思想理論同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儒家思想關系十分密切”,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孫中山是現代新儒家思潮的“前導和先驅”(注:宋志明:《孫中山與現代新儒家思潮》,《學習與探索》1994年第6期。)。胡瑞華以為,“從孫中山整個思想演變的軌跡看,明顯存在著前期更加傾慕西方文化,后期才真正注重中西融合、挖掘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分創造新文化的特點”,同時以為孫中山思想由前期向后期的轉變發生在辛亥革命之后,特別是1913年“宋案”發生之后(注:胡瑞華:《孫中山與中國傳統文化》,《陜西師范大學學報》1996年第2期。)。郭齊勇將孫中山文化思想形成和發展的歷史線索分為三期:早年是含有西化意識的“對歐洲文明采取開放態度”時期;民元以后至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之前是“保守固有之文明”“作成一中西合壁之中國”時期;晚年是具有明顯的文化復歸傾向的“內審中國之情勢,外察世界之潮流”時期(注:郭齊勇:《孫中山的文化思想評述》,《中國社會科學》1996年第3期。)。李吉奎在《論孫中山晚年的儒學觀》一文中指出,孫中山晚年重新解釋三民主義,一方面繼續吸納、融合西方政治學說,同時也“因襲”孔孟儒學中有價值的部分,“力圖恢復一切國粹,恢復固有的道德和智能”,從而構成了其晚年思想中儒學傾向的特色(注:李吉奎:《論孫中山晚年的儒學觀》,《中山大學學報》1994年第3期。)。其他如孫占元的《孫中山與中國傳統文化》,湯志均的《孫中山和儒家“大同學”》,郭展禮的《孫中山大同思想》,姜義華的《論孫中山晚年對西方社會哲學的批判與對儒家政治哲學的褒揚》等文(注:以上各文均系提交1996年11月在中山市召開的“紀念孫中山誕辰13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后收入《孫中山與中國近代化》(人民出版社,1999年)文集中。),均是這方面的力作。拙文《略論近代中國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的整合》也曾提到,孫中山對“吾國固有之思想”的“因襲”,愈到晚年成分愈多,色彩愈濃。“盡管西方的資本主義在近代中國的‘器物’層面取得了摧枯拉朽的進展,但中國學習西方也必然以自身的文化基因和民族傳統為本位來篩選西學的內容,因而不大可能達到整體超越的程度。”(注:敖光旭:《略論近代中國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的整合》,《學術研究》1998年第12期。)盡管這方面的探索目前還遠稱不上成熟,具體考察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在中西文化之間的變動軌跡的力作尚未問世,但把孫中山的包括社會主義思想在內的思想體系視為一個有機變動過程,而不是僵死的模式,這種研究思路應該繼續引起學界的關注。
  孫中山社會主義思想的性質
  大陸學術界對孫中山社會主義思想的定性基本上是從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話語系統出發而作出并長期沿用下來的。準確地說,列寧《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注:全文見《列寧選集》第2卷,423-428頁。)一文長期以來直接成為這一問題的立論基礎及標準表述。其實,除文化大革命這一特殊時期之外,對列寧的定性的質疑幾乎從來都沒有中斷過。可以說,20世紀80年代以來學術界對孫中山社會主義思想研究的進展一直是在對經典的反思中進行的,其得失高下也往往以對經典反思的深淺為判。總體而言,大陸馬克思主義學術界對孫中山社會主義思想的定性或反思經歷了三個明顯的階段。
  從20世紀30年代中共理論界對《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的譯介和討論至80年代初的半個世紀為第一階段。這一階段對孫中山的民生主義——社會主義的定性主要是“民粹主義”。1912年7月11日布魯塞爾出版的《人民報》刊載了孫中山的一篇題為《中國革命的社會意義》的短文。列寧針對此文寫了《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發表在彼得堡出版的《涅瓦明星報》上。該文一方面贊揚了孫中山的“與民主主義的含義不同,比民主主義的含義更廣泛”的“真誠的、戰斗的”思想體系,一方面提出了諸如“主觀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空想”、“小資產階級空想”、“學理上……是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反動分子的理論”、“極其反動的空想”、“反動的經濟理論”等一系列批判意見,斷言孫中山“同俄國民粹主義者十分相似,他們的基本思想和許多看法上是完全相同的”,因而與俄國資產階級民主派一樣,“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派也具有完全同樣的民粹主義色彩”。20世紀30年代圍繞著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關系問題,理論學術界曾展開一場論戰。通過論戰及之后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反復論證(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述有王稼祥的《關于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陳伯達的《三民主義概論》,何干之的《三民主義研究》,李澤厚的《論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思想》(《歷史研究》1956年第11期),胡繩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有關部分,楊子偉的《孫中山與民粹主義》(《鄭州大學學報》1981年第3期)等文。參看姜義華《孫中山與民粹主義研究評述》,載《回顧與展望——國內外孫中山研究述評》,中華書局,1986年。),列寧的看法最終被確立為唯一的也是具有絕對權威的解說。
  20世紀80年代學術界整體對列寧“民粹主義”定性的反思構成了第二階段。在此之前也有孫中山的研究者以各種方式對列寧的論斷提出了不同看法。20世紀50年代以來,這方面最早的代表文章大概是李時岳的《論民生主義——近代中國革命民主派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及其預防資本主義禍害的主觀社會主義》(注:見《史學集刊》1956年第1輯。)。毫不夸張地說,這篇文章的思辨深度與20世紀80年代學術界的普遍反思水平毫不遜色,在一定程度上它還起了開路先鋒的作用。該文將孫中山的“主觀社會主義”看作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對列寧有關民粹主義的論述只字未提。1981年李時岳、趙矢元合著的《孫中山與中國民主革命》(注:遼寧人民出版社,1981年。)對這一觀點作了進一步闡釋,指出了孫中山的社會主義與俄國民粹主義的本質區別。該書的附錄《孫中山〈中國革命的社會意義〉校勘記》還對這篇文章的幾種外文文本作了比勘,進而指出列寧所見到的《中國革命的社會意義》只是孫中山演說的一部分,且譯文并不精確,“如果列寧看到了孫中山演說詞的全文,將作怎樣的評論呢?勘比之余,值得深思”,從而動搖了經典的根基。于此前后,李新主編的《中華民國史》(注:中華書局,1981年。),章開沅、林增平主編的《辛亥革命史》(注:人民出版社,1980年。),張磊的《孫中山思想研究》(注:中華書局,1981年。),姜義華的《孫中山與民粹主義研究述評》等一批很有影響的著作及文章都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辨析。將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定性為民粹主義乃是削足適履的做法,這一點逐漸被學界所普遍接受。
  另一方面,孫中山的社會主義屬于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主觀社會主義或空想社會主義的觀念又隨之根深蒂固,李時岳《論民生主義》、《〈實業計劃〉和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注:原載《汕頭大學學報》1987年第1期,后收入《近代史新論》(汕頭大學出版社,1993年)。),李澤厚《論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思想》,張磊《試論孫中山的社會經濟思想》(注:載《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2期。),胡繩《論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注:見《歷史研究》1987年第1期。),張海鵬《孫中山社會主義思想研究評說》等文可以看作是具有階段性意義的總結文獻。
  大約在20世紀的最后10年,學界對孫中山社會主義思想定性的研究及反思又出現了比較明顯的新特征,即將孫中山思想的研究與20世紀的國際走勢和中國社會主義的現實進行比照探討,越來越要求對固有的研究模式和話語系統作必要的調適,徹底擺脫教條主義、經典主義的非科學性束縛,有的甚至涉足長期無人問津的“禁區”。此為第三階段。
  將經濟關系作為解釋歷史人物政治見解的唯一和絕對依據,或者先找出歷史人物的某些非本質特征,然后再到經典著作中去查找似是而非的標簽,此種方法論已受到越來越多的研究者的非難。拙文曾指出,或許只有把包括孫中山在內的民族精英的精神磨難,“置于整個民族悲劇的高度——而不是尋找他們屬于什么階段的蛛絲馬跡——我們才能得出具有說服力的結論。忽視中西階級狀況的根本特點,背離歷史人物的歷史文化背景和文化規定性而人為地指定他們作某個階級的‘政治代表’,使我們在許多問題上捉襟見肘,甚至自欺欺人”(注:拙文:《略論近代中國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的整合》,《學術研究》1998年第12期。)。資深孫中山研究專家黃彥深有體會地說:“孫中山的思想狀況是相當復雜的,階級色彩又是不很鮮明的。像這樣一位人物,對他應該采取更加慎重和實事求是的態度,而不必急于根據某位經典作家提出的理論原則來給他貼上階級標簽。”(注:黃彥:《社會主義現實與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廣東社會科學》1993年第3期。)耿云志也以為孫中山的民生主義——社會主義“缺乏現實的階級基礎”,它“不是中國社會中任何一個特定階級自己錘煉出來的思想。或者說,它不是任何一個特定階級的階級意志的直接表現。這樣的思想,只有對國家民族命運特別關切,同各個階級都有關聯而又存在相當距離的知識分子最容易接受。這種思想聚拢了古今中外多種不同的思想雜糅一起,其外表的階級色彩已十分模糊”,因而“顯得具有超越性”(注:耿云志:《論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孫中山與中國近代化》(上),172-173頁。)。
  孫中山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理論框架是:鑒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出現的社會潰瘍,為避免社會革命的發生,中國革命必須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于一役,并且中國的社會革命可用和平手段來實現。對孫中山的這一創造性構想,歷來評述者認為是一種主觀社會主義,是超越社會發展階段的空想,也是反動的思想。20世紀90年代以來已有不少新老學者直接間接地對此進行商榷。青年學者陶季邑強調說: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國民黨人的社會主義的性質,“在五四以前屬于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在五四以后屬于新民主主義范疇”(注:陶季邑:《論早期國民黨人的社會主義思想》,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237頁。)。“作為發展中國社會經濟的理論,孫中山等人的社會主義基本上并不是主觀與空想社會主義”(注:陶季邑:《論早期國民黨人的社會主義思想》,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240頁。),“總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社會主義思想基本上不是主觀與空想的,而是基本上符合當時中國實際情況的。”(注:陶季邑:《辛亥時期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的社會主義思想新論》,《求索》(長沙)1993年第4期。)提出更富于理論深度的質疑的是馮祖貽《從馬克思的“超越”論看孫中山的“避免”論》(注:載《貴州社會科學》1994年第2期。《新華文摘》同年第4期轉發。)一文。馮文認為孫中山“民生主義真正的精髓應當是這個‘避免’論”,它與馬克思的“超越”論有以下共同之處:第一,兩者都論證了一個國家在社會發展階段上可以超越、避免資本主義,徑直實現社會主義;第二,馬克思是針對俄國,孫中山是針對中國,對西歐而言,兩者均屬于東方國家;第三,兩者考慮問題的方法和從歷史經驗中找實證的思想方式都有相似的地方。“他探索中國道路的模式竟然與馬克思俄國道路模式有這么多相似之處,尤其值得驚嘆。”文章還特別提到,馬克思關于俄國道路的論述是20世紀50年代才正式發表的,列寧生前也沒有看到過;“人類學筆記”的更多手稿在20世紀70年代才陸續問世,孫中山更無法知其底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更應對這位偉大先行者抱有深深敬意。
  就目前的文字看,對孫中山社會主義思想定性反思最激烈的可能是前文已提到的資深孫中山研究專家黃彥研究員。他特別強調要“立足于當前的社會主義現實,對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進行認真探討和科學總結”(注:黃彥:《社會主義現實與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廣東社會科學》1993年第3期。)。并尖銳指出:“歷來人們對于社會主義思想的分類標準及其具體分法,可說是五花八門的。除了《共產黨宣言》是按它們的階級屬性來劃分外,目前最流行的是按其基本思想特征而劃分為空想社會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兩大類。但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和世界各個地區,各種社會主義的具體的思想特征千差萬別,有似非這兩個概念所能概括得了的。而列寧用于孫中山身上的‘主觀社會主義’這一概念卻極為罕見,它僅僅從思想的主觀動機而不是客觀內容作出概括,隨意性較大,科學性則似感不足,筆者對這個概念的使用是有所懷疑的。”(注:黃彥:《社會主義現實與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廣東社會科學》1993年第3期。)他不同意將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視為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或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流行說法,而認為它與《共產黨宣言》所列舉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沒有任何共同之處”,“與《共產黨宣言》所列出的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思想特征也并不近似,而是大相徑庭的”。同時,他還對“孫中山的國家社會主義實質上是國家資本主義,節制資本是為了最大限度的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結論提出了質疑:“明明孫中山說的是由于看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病,不愿再走歐美的老路,而要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他的節制資本和國有化計劃就是專為限制私人資本主義的自由發展、阻止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在中國建立而制訂的,怎能反過來說是要最大限度地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要建立一個沒有弊病的資本主義社會呢?至于說國家政權掌握在哪個階級手里,往往決定國有化的階級性質,這當然是對的。但是,孫中山雖然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導者,中國的資產階級卻從不曾給予這個革命運動以有力支持,也不曾掌握過政權。南京臨時政府不過是一個時間短暫的過渡性政權;孫中山也決不會讓執政的軍閥統治者來領導實施他的國家社會主義計劃;至于在他晚年,曾明白宣示要建立一個俄國式的新共和國,反對國家政權和政治制度為資產階級所專有,更排除了他的國有化計劃的資產階級性質。考慮到這種種歷史因素,作出這個國有化的性質是由資產階級共和國所決定的論斷,是欠妥當的。”(注:黃彥:《社會主義現實與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廣東社會科學》1993年第3期。)盡管黃彥研究員所提出的問題尚無普遍的回應,但它無疑是頗有思辨力度的。相信不久將會有商榷的文字問世,以推動這些問題的深入研究。
  李玉貞研究員也對以往史學家對孫中山的階級定性提出強烈質疑。她說:“蘇聯史學家和部分中國學者,一般以孫中山對待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態度來界定孫中山的階級屬性,把他劃入資產階級革命者的范疇。筆者以為,確切些說,若把孫中山學說三民主義置入世界政治局勢發展的進程中去看,他的抉擇是清楚的——不是資本主義而是社會主義。”(注:李玉貞:《孫中山與共產國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學叢刊(32),449頁。)并進而指出,人們之所以把孫中山稱作“資產階級革命家”,其理由在于革命的方法或道路上。他們認為孫中山不贊成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提出的“用階級戰爭”和“無產專制”的辦法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他就沒有上升到蘇式共產主義者的高度。“這顯然是有失公允的。”(注:李玉貞:《孫中山與共產國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學叢刊(32),453頁。)
  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與中國馬克思主義
  大陸學術界對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的區別和聯系的看法是有反復的。早在20世紀50年代之前,毛澤東就對孫中山與中國共產黨人之間的密切聯系和繼承關系作了明確說明:“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規地說起來,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的”(注:毛澤東:《青年運動的方向》,《毛澤東選集》第2卷,360頁。);“現代中國人,除了一小撮反動分子以外,都是孫先生革命事業的繼承者。”(注:毛澤東:《紀念孫中山先生》,《毛澤東選集》第5卷,312頁。)然而這些正確論斷卻被他自己發動的政治運動淹沒了。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直接決定了學術研究的命運,許多人認為對歷史上的“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代表”必須堅持“立足于批”的原則,否則就是“為資產階級爭歷史地位”,是“無原則的歌頌”。至于說孫中山等人是中國社會主義的思想先驅,更是無稽之談。雖然也有人確認“資產階級革命派”對馬克思主義作過介紹,但卻以為是出于“任何解釋和篡改馬克思學說的反動的企圖”(注:于晉:《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中國共產黨的形成》,《學習》1951年第4卷,第12期。)。重新正視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顯然是“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的事。
  記得在1982年大陸學者與臺灣學者曾就辛亥革命的性質問題展開論辯,張玉法先生曾責難說:“中共史學家經常強調孫中山先生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先驅者’,如果此說確實被中共史學家承認的話,那么中山先生便是社會主義取向的一位革命家,而不是資本主義取向的革命家,此為中共史學家自相矛盾之處。”(注:祥見《辛亥革命當然是全民革命》一文,載臺北《中國時報》1982年4月4日。)章開沅教授后來就此作出答復:至于所謂“中共史學家經常強調孫中山先生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先驅者’云云,這恐怕是一種訛傳。我們從來都把孫中山先生看作民主革命的先行(驅)者,卻未曾說他開創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導”(注:章開沅:《就辛亥革命性質答臺北學者》,《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然而,章開沅先生稱之為“訛傳”的說法隨即在學術界彌漫開來。比如楊天石在《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前途》一文中就直接說:“應該承認,孫中山是近代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驅宣傳家和思想家。”(注:載《北京社會科學》1987年第1期。)黃彥研究員一方面承認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與科學社會主義有著很大的距離”,另一方面則強調:“即使如此,我們仍必須承認它是本世紀初期中國人追求社會主義理想的最高成就,孫中山是中國科學社會主義確立、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結合起來之前最偉大的社會主義思想先驅。”(注:黃彥:《社會主義現實與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廣東社會科學》1993年第3期。)
  當然,上述認識的漸次明晰也經歷了一個不算短暫的過程。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與馬克思主義存在著質的區別,學界對此的意見始終是一致的,而至于兩者是否存在密切聯系,或聯系的程度如何卻頗有爭議。在1986年11月于中山市舉行的“孫中山和他的時代”國際學術討論會上,仍有不少學者不贊成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有著密切聯系的看法(注:參見《孫中山研究中幾個有爭議的問題》,人民日報1986年12月1日。),隨著研究的縱深推進,近年來這種分歧出現明顯淡化的趨勢。使這種分歧趨于淡化的主要得力于史學界在以下兩方面卓有成效的研究:其一,孫中山對歐美式的資本主義模式的反思和批判;其二,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對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這方面的標志性成果大致有:李時岳《論民生主義——近代中國革命民主派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及其預防資本主義禍害的主觀社會主義》、《從洋務、維新到資產階級革命》(注:原載《歷史研究》1980年第1期,后收入《近代史新論》(汕頭大學出版社,1993年)。),高放等人《辛亥革命前革命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和探索》(注:載《東岳論叢》1980年第2期。),王進《我國資產階級思想家早期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介紹》(注:載《文史哲》1981年第4期。),李憲濤:《略談孫中山對歐美民主制度的批評》(注:載《天津日報》1981年10月13日。),庹平《孫中山對非資本主義道路的探索》(注:載《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86年第6期。),楊天石《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前途——兼論清末民初對孫中山民生主義的批評》,胡繩《論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韋杰庭《孫中山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注:見中國人民大學編《中國近代史》復印資料,1990年第6期。),陶季邑《孫中山探索社會主義的歷史啟示》(注:載《湖湘論壇》1993年第4期。)《辛亥時期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的社會主義思想新論》、《社會主義思潮對早期國民黨人的影響》(注:載《貴州社會科學》1994年第5期。)等等。盡管立論的意境規摩遠近高低各不同,淹博識斷各有千秋,然而這一時期研究的傾向性結論仍是顯而易見的:
  1.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既有相通之處,又存在著質的差別。一方面,“他們(孫中山等人)本身都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僅僅是同情馬克思主義,并沒有接受馬克思主義。”(注:高放等《辛亥革命前革命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和探索》,《東岳論叢》1980年第2期。)另一方面,孫中山和馬克思主義者“實有相通之處”(注:段云章:《孫中山的中國近代化與社會主義的連接》,張磊、王杰主編:《孫中山與中國近代化》,人民出版社,1999年,38頁。),“作為民主主義者的孫中山和馬克思主義者存在著世界觀的差異,但由于孫中山具有進化唯物主義和進化發展思想,又因其來自下層社會而對工農夙抱同情,這就使得孫中山和馬克思主義者在論述中國問題時常有趨近。”(注:段云章:《孫中山的中國近代化與社會主義的連接》,張磊、王杰主編:《孫中山與中國近代化》,人民出版社,1999年,37頁。)“孫中山的言行及其綱領政策和馬克思主義者是同多于異,他謀求中國近代化的思路與社會主義趨向是進一步連接而不是疏遠了。”(注:段云章:《孫中山的中國近代化與社會主義的連接》,張磊、王杰主編:《孫中山與中國近代化》,人民出版社,1999年,46頁。)
  2.孫中山社會主義思想的形成是整合包括科學社會主義在內的各種思潮和吸納借鑒國際共運的實踐經驗的直接結果(參見前揭韋杰庭《孫中山與科學社會主義》一文)。“激進的革命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的探索乃是孫中山先生創立三民主義理論體系,特別是其中民生主義學說的理論淵源之一。”(注:高放等:《辛亥革命前革命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和探索》,《東岳論叢》1980年第2期。)
  3.“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既是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的先驅,又是中國人民探索社會主義的先驅。”(注:陶季邑:《孫中山探索社會主義的歷史啟示》,《湖湘論壇》1993年第4期。)“首先在我國介紹馬克思及其學說的,不是無產階級的革命者,而是資產階級的思想家。”(注:王進:《我國資產階級革命家早期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介紹》,《文史哲》1981年第4期。)同時,“由于階級的和歷史的局限性,他們不可能担負起正確地、廣泛地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重任”(注:王進:《我國資產階級革命家早期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介紹》,《文史哲》1981年第4期。),甚至“會出現對馬克思主義原意的誤解以至歪曲”(注:高放等:《辛亥革命前革命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的介紹和探索》,《東岳論叢》1980年第2期。)。
  4.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及其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案,在中國和世界社會主義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注:陶季邑:《孫中山“社會革命”方案的歷史地位》,《湖南教育學院學報》1997年第4期。)。它是“整個近代經濟思想和社會主義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這條道路的偉大終點”(注: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1979年,333頁。)。孫中山對中西優秀文化的“因襲”、“規復”及頗具首創精神的“創獲”,凝聚著異常寶貴的體認,如:近代中國將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階段,近代中國革命分兩步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可采用和平方式,中國民主革命成功后應建立國營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發展的所有制結構和實行“平均地權”的土地綱領,“使外國之資本主義以造成中國之社會主義”,如此等等,“不僅符合國情,反映了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而且對以后中國共產黨人產生了影響,對今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不無借鑒意義”(注:陶季邑:《孫中山對國情的探索》,《湖南師大社會科學學報》1994年第2期。)。“孫中山沒有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看作是兩種對立的、你死我活的社會制度”,這說明“孫中山的社會主義至今仍有其現實意義”(注:李時岳:《〈實業計劃〉和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汕頭大學學報》1987年第1期。)。
  張磊研究員曾評論說:“無論是風云變幻的動蕩時代,還是曲折頓挫的歷史行程,都未能使孫中山的形象和業績有所淡化。恰恰相反,他的理論和實踐得到越來越多的人們的理解和贊頌”,“歷史人物在時空兩個方面具有如此的普遍意義,無疑是頗為罕見和難能可貴的”(注:張磊:《試論孫中山理論與實踐的普遍意義》,原載《廣東社會科學》1992年第3期。)。這里所說的孫中山的“理論和實踐”,當然在很大程度上也包括孫中山對社會主義的思考和探索。
  收稿日期:2000-12-11
《廣西大學學報》:哲社版南寧7~15D1社會主義論叢敖光旭20012001本文力圖在縱覽研究全貌的基礎上,主要從孫中山社會主義思想的來源、孫中山社會主義思想的性質以及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關聯等方面,對大陸學術界的研究狀況作了評述;同時著意捕捉20世紀50年代以來尤其是近年大陸學術界對孫中山社會主義思想研究的特點和走勢,指出結合中國社會主義現實,對原有的結論和分析模式進行不斷的反思成為近年來這一領域的新特點和新趨勢。孫中山/社會主義思想/研究綜述本文系提交2000年11月12日于臺灣高雄中山大學舉行的“中山學術與兩岸發展”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發表時略有增補。敖光旭(1968-),男,湖北南漳人,中山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在讀博士研究生。 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所,廣東 廣州 510275 作者:《廣西大學學報》:哲社版南寧7~15D1社會主義論叢敖光旭20012001本文力圖在縱覽研究全貌的基礎上,主要從孫中山社會主義思想的來源、孫中山社會主義思想的性質以及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關聯等方面,對大陸學術界的研究狀況作了評述;同時著意捕捉20世紀50年代以來尤其是近年大陸學術界對孫中山社會主義思想研究的特點和走勢,指出結合中國社會主義現實,對原有的結論和分析模式進行不斷的反思成為近年來這一領域的新特點和新趨勢。孫中山/社會主義思想/研究綜述本文系提交2000年11月12日于臺灣高雄中山大學舉行的“中山學術與兩岸發展”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發表時略有增補。
2013-09-10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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