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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女子教育的近代化歷程、特點及啟示
中國女子教育的近代化歷程、特點及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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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大學 教育系 閻文芬)
  1840年,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的國門,西學東漸給中國帶來了男女平等的新觀念,資產階級的“天賦人權”理論成為促使國人覺醒的有力武器,中國女子教育這才告別了蒙昧教育的昨天,開始了文明教育的發展歷程,這一發展歷程可以概括為“一條主線;兩種沖突;三個特性。”
      (一)一條主線
  中國近代女子教育在維新派挽救民族危亡的強烈呼聲中蹣跚起步,又在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民主革命浪潮中不斷汲取時代的內容,豐富自己,從而走向深化。顯然,近代社會的愛國救亡與民主革命的歷史主題是貫穿中國近代女子教育發展的一條主線。
  如果把中國近代女子教育的發展比作一個結構的話,那么,從戊戌維新啟蒙運動起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這一結構就處在不斷的建構之中,近代西方文化是組成這個結構的主架,傳統文化中的某些因素也經過改造而變為這個結構中的成分,從一定意義上說,這個結構是由“西學東漸”的刺激引起的,并伴隨著中國社會革命的深入和發展,在強大的時代主題面前,不斷調整其內部的構架。
  1894年爆發的甲午中日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大轉折點。甲午戰前,中國雖開始了向西方學習,但主要限于自然科學和技術方面。早期維新派“中體西用”、“中道西器”思想及其實踐使古老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結構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變化,但并沒有觸動舊文化的核心,甚或相反,其出發點還是維護這個核心。因而思想界雖然也吸收了西方文化的某些成分,但在各個文化領域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傳統的儒家思想和封建的倫理綱常。甲午戰后,中國思想界發生了重大變化,剛剛從封建營壘中轉化而來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開始用西方資產階級的進化學說、民權學說評判舊的文化、舊的制度,他們以極大的勇氣走上政治舞臺,担負起挽救民族危亡的歷史重任。婦女問題,作為一個社會問題,維新派首次把它提到歷史日程的顯著位置上。“興女學”作為婦女解放的切入點,引起維新派的熱切關注。他們歷數女子教育家庭的、社會的種種作用,發出了“婦學實天下存亡強弱之大原”的感嘆,提出了“強種保國”、“相夫教子”的女子教育觀。剖析這一思想,首先它帶有鮮明的階級性。為了救亡圖存,還很弱小的資產階級勢力,不得不向社會的各個方面尋找援助,資產階級維新志士朦朧意識到占人口一半的婦女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他們以“物競天擇”、“弱肉強食”來激發人們的熱情,以“自由、平等、博愛”做為爭取權利的口號。但由于階級的局限性,他們把婦女解放的口號劃定在“相夫教子”的狹小圈子里,提出女子受教育后“學成勿與外事,相夫教子得已多。”〔1〕其次, 帶有鮮明的時代烙印,有強烈的愛國主義色彩。救亡圖存是時代賦予資產階級維新派的神圣歷史使命。戊戌時期的女子教育也完全納入了愛國主義這一軌道。興女學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達到“種進”而國強,一方面為了壯大救亡的隊伍,喚起婦女的覺醒,少數知識婦女意識到“天下興亡,女子亦有責焉”,增強了歷史責任感,這就使中國女子教育一經產生便融匯于挽救民族危亡的歷史洪流之中。
  戊戌政變后,先進的知識分子進行痛苦地反思,大膽地探索,到了20世紀初,一股強大的民主思潮出現在中國大地上。新思潮以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為基礎,出現了許多流派分支,整個思想界空前活躍,猶如各色紛呈的萬花筒。同時中國大地上也出現了一個既了解西方政治學說,又了解西方自然科學的新的知識分子群。而它的出現,帶來新的社會思潮的勃起。在新思潮的激蕩下,有關資產階級的婦女理論,開始傳入中國。斯賓塞的《女權篇》、林樂知的《全地五大洲女俗道考》1903年在中國正式出版,一些報刊登載了《泰西婦女近世史》、《論歐洲古今女人地位》等長篇文章。報刊上發表的《貞德傳》、《世界十二女杰》、《東歐女豪杰》等文章還介紹了西方的一些著名的婦女活動家。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婦女解放的一些觀點在報刊上也有片斷的介紹。國內的一些有識之士開始以資產階級觀點研究婦女問題,寫出了《女界鐘》(1903年)、《女子新世界》、《女界淚》等卓有見地的婦女理論專著。
  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傳播,為婦女教育的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在資產階級民主運動蓬勃發展的廣闊背景下,女子教育與戊戌時期相比大大地拓寬視角,突出的表現為:強調女子的天賦之權,將女子教育作為女權的預備。他們不僅重視女子“國民之母”的地位,而且要求承認“女國民”的地位,提出“國民二字,非但男子負担起資格,即女子亦納此范圍中”,“國民之母”說側重于女子在相夫教子“鑄造國民中的責任與義務,而“女國民”說更強調“男女平等的權利”〔2 〕他們對戊戌時期相夫教子的“賢妻良母”說提出質疑,指出宗賢妻良母,則專注于女子應盡之義務,結果使女子“終身為社會附屬品補助品”,因而喪失了應有的權利。〔3〕他們指出“有權利而無義務,人心何以悅服?有義務而無權利,天下亦無此不情。”〔4 〕秋瑾特作《勉女權》歌:“吾輩愛自由,勉勵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權天賦就,豈甘居牛后?〔5〕這些都說明天賦人權思想進一步深入人心。從而規定:女子教育的宗旨,不在于養成賢妻良母,而在于養成比賢妻良母更廣大、更重要的“社會的人”,她有著同男子同樣“做人”的目標和担負社會改革的責任。孫中山先生在領導辛亥革命的過程中始終注視著女子教育的革新與發展,多次強調實行女子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質的重要途徑,也是實行男女平權的重要手段。如果說,戊戌時期的興女學,其政治色彩還不十分突出的話,辛亥革命時期,覺醒的婦女則紛紛投入反清革命。婦女中涌現出如秋瑾這樣杰出的婦女領袖和一批頗具才干的婦女活動家。革命志士陳天華強烈地呼吁“凡我的女同胞,急急應該把腳放了,入了女學堂,講些學問,把求國的担子,也担在身上,替數千年來的婦女吐氣。”把女子教育和國家的興亡、婦女自身的解放緊密聯系起來,女子教育逐步匯入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洪流。
  “五四”新文化運動使女子教育步入了科學化發展階段。“五四”運動是個百家爭鳴的時代,各種主義、各種學說、各種思想流派競相亮相,婦女教育的深入探索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展開的。人們也只有在這種氛圍中,才能通過比較、鑒別,發現真理,進行選擇。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主義以其無與倫比的科學性與深刻性獨占鰲頭,因而成為一批先進知識分子的最后抉擇。他們開始試圖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去認識婦女問題,并初步認識到:只有社會主義才能解決中國問題,才能解決婦女問題。使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女子教育也終于掀開了歷史的新的一頁。此后,女子教育的目的有所變化,首先在于使女性認識到自己作為人的存在,即恢復獨立自主人格。人格完全的人,是不該做“某人的某人”,而應該是社會上一個獨立健全的分子。先進的知識分子對殘害婦女的封建制度、封建倫理道德的深刻批判,對婦女自身弱點的無情揭露,為廣大的婦女受教育乃至形成獨立的人格,創造了強大的理論氛圍。然而,要實現婦女人格獨立,重要的還在于婦女自身意識的覺醒。五四運動的顯著特點便在于此。“五四”時期,一部分知識婦女開始對自己的主體地位有了比較確切的認知,并成為社會婦女整體的表率,起著導向作用。自身意識的覺醒,又使她們深深感到提高自身素質的重要,認識到沒有自身素質的提高,何談婦女人格獨立?因此她們強烈要求大學開女禁。大學開放女禁和中學男女同校是“五四”時期令人矚目的女子教育成就。至此,中國女子教育走上了健康發展的道路。
      (二) 兩種沖突
  即指賢妻良母觀與反賢妻良母觀、興女學與禁女學的沖突。
  在以封建主義的綱常名教和專制政治為核心的傳統文化遇到西方資本主義近代文化的撞擊、滲透時,引起嚴重的沖突。這沖突一方面來自舊營壘里的深閉堅拒和頑固抵抗,一方面來自提倡女學的人本身的思想觀念的糾結。歸根到底它涉及的是女性的歸宿問題,是固守家庭?還是回歸社會?
  賢妻良母的教育思想是中國女子教育的傳統思想,因它的根深蒂固,雖經時勢變遷,仍綿延存續著。這種觀點認為,教育子女,管理家務是婦女的天職,女子應當以家庭為世界,以相夫教子,己任并以此為女人的美德,以片面角色的肯定規范著女性的完整發展。說什么,“做賢妻良母的人是一種無名英雄,她的努力常在暗中,犧牲埋在地下,她們的成績是許多男子努力的大憑藉,她們是文化的基礎……這簡直是應保存的社會情形了”〔6〕,這種“歌頌”的實質, 是把婦女束縛在家庭的借口。
  反賢妻良母主義者從女性是人這一意義上對賢妻良母觀進行了批駁,認為“賢妻良母,實則,男子之高等奴隸耳”〔7〕。 葉紹鈞在《女子人格》一文中指出:“女子只應做某某的妻、某某的母,除此之外,沒有別的可做了。母為什么要良?因為要撫養成男子的兒女。妻為什么要賢?因為要幫助男子立家業。試問一個人活在世間,單單對于個人有關系,這種人生,不是同“阿黑”、“阿黃”一樣沒有價值么?對于大群,不是毫無關系,可有可無的一個贅瘤么”?〔8〕強調指出, 女子教育“務使有完全人格,有獨立之能力。”〔9 〕《女子世界》號召女性要養成女國民資格,大聲疾呼,婦女要趕快覺醒,“撇脫賢妻良母的依賴性,靠自己一個人去做那驚人動地的事業。”〔10〕
  興女學,讓婦女走出閨門去學堂讀書,這是中國幾千年所沒有過的,因此,遭到守舊派的極力阻撓。他們認為辦女學是膽妄已極,大傷風化的舉動。1904年,導迷在《覺民》雜志上發表了《女學的阻力》一文,文章分析了這一情況產生的原因。他說:“因為我們中國的人防到妻子,如同防偷食的狗,又象防偷食的貓,妻女亦不許出外一步,好象一霎眼,就要被他人騙去的模樣。這個心思,人人有的,而且有了幾百年。這個根已經種來深得很,掘都掘不起的了。所以一聞現在女學生,出外入學堂讀書,他們耳中就大大的聽不進了。”〔11〕頑固派對女學堂極盡造謠誣蔑之能事,使剛剛誕生的女校慘遭夭折,許多女學生以死與之抗爭,付出了極大的代價。資產階級革命志士以對這一倒行逆施進行了揭露和斗爭。把興女學與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斗爭聯系起來,“先興轟天震地之革命。”所以,興女學與禁女學的沖突實質上是維護封建統治與反封建統治的問題。
  這兩種沖突是新舊思想在女子教育上的表現,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它根植于中國歷史土壤,強烈地反映出中國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色。一方面看到封建女子教育觀屬屬相因,根深蒂固;另一方面,我們又清楚地看到,先進的中國人在清理、揚棄、改造這歷史的精神積淀的同時,邁出了中國女子教育的重要一步,找到了女子教育的出路,那就是:回歸社會,成為真正社會的人,自由的人。
      (三) 三個特性
  其一,歷史造成了女子教育發展的復雜性。
  中國的封建社會是宗法制度與等級制度相結合的社會,“三綱五常”等一整套封建倫常是封建時代人際關系的準繩,“女子無才便是德,”“男尊女卑”的婦女觀,在斗轉星移的歷史長河中,早已滲透溶化在社會習俗的各個方面,規范著人們的生活行為、心理情操、是非善惡觀念,形成了強大的惰性,積淀在社會文化心理結構之中,因而中國近代女子教育的發展無不包含著社會的改造、是對社會習慣的改造,也是對民族文化的轉移,其涉及范圍之廣、難度之大,十分明顯。這也正是中國近代女子教育只有在社會革命的啟迪推動下才能發展的重要原因。
  回顧中國近代女子教育的產生和發展,起碼要具備三個條件:其一,女子教育問題作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被提上歷史日程,并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其二,婦女本身積極參與。中國近代曾發生過感人涕零的惠馨殉學和慧仙毀家興學兩件事。杭州貞文女學堂校長惠馨全身心獻給了女教事業。開學那天,她登臺演說,痛陳女子教育的重要,說到激動處,她突然拔刀從胳膊上割下一塊肉,厲聲道:“這塊臂肉,作為開學的紀念。這貞文女學校,倘若從此日推廣,我臂肉還能重生,如果這女學,半途而廢,我必定以這身子來殉這學校的。”果然,在她自知靠勸捐不能解決學校的經費時,她給將軍副都統寫了一封信,痛陳女學興衰的利害關系,信發出后,便服毒自盡,留下遺言道:“愿將一死,感動當局,請辦學經費,興女學、圖自強。”她的事跡令女界為之震動,之后不久,又出現了一位毀家興學的慧仙。試看,中國女子教育發展的每一步何等艱難,流淌過多少志士仁人的汗水、鮮血。其三,政府的允諾、支持。從1898年中國人自己辦的第一所女校的產生到1907年女學章程的頒布;直至1992年不分性別的壬戌學制的誕生,無不需要政府的支持。
  第二,特定的歷史環境形成了女子教育的多元性。
  女子教育發展多元性是由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造成的。具體表現為:其一,1907年以前,清政府對女學抱有偏見,沒有進行統一的管理和協調,這雖然失去了政府的支持,但給女子教育的發展帶來了機遇,能夠在官方控制不嚴密的情況下,按自己的思路辦理女子教育,并形成了各自的特色。許多女校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封建思想的束縛,順應了時代潮流。其二,女子教育體制大體有三種類型,即①普通女子學校——重視對學生進行道德教育、智能訓練,同時注意發展女子體育,1907年《奏定女子小學堂章程》明確規定了女子學堂的宗旨:“養成女子之德操與必須之知識技能,并留意身體發育。”②女子職業學校——以“發展女子的職業能力,培養社會各方面的實用人才,給予女子自立之資格”為宗旨,其辦學形式、類型也較為靈活。③女子師范學校——以培養高等小學、初等小學的女教員,推動女子教育的普及為宗旨。其三,還有入學年齡的多樣化,課程設置各具特色,辦學經費的籌集也是多種渠道,比如,當時有各種名目繁多的教育捐,如創辦捐、常年捐、特別捐。這種多元化對女子教育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相當一部分女學也因此具有了獨立性和靈活性,但也造成了各地女子教育發展的不平衡,增加了從總體上提高女子教育層次的難度。
  第三,女子教育總體發展上的落后性
  突出表現為:其一:女子受教育的狹隘性。中國近代女子教育是極少數人的教育,正如陶行知所說法:簡直是:“小姐教育”、“少奶奶教育”、“姨太太教育”的綜合名稱。大多數的女子被屏棄宮墻之外,日困于貧、愚、弱的境地中,過著奴隸般的生活。1920年,沈雁冰在《怎樣方能使婦女運動有實力》一文認為,女子運動實力如何?要看婦女運動的中堅團體是哪一階級的婦女,他把社會上的女子分為三等,他排除了第一等闊太太貴小姐和第三等貧苦人家靠勞工糊口的婦女,唯把希望寄托于第二等婦女——中等人家的太太和小姐,能夠受教育的當然也是這部分婦女。占女性人口大多數的下層勞動婦女在接受教育問題上尚未形成某種程度的自覺。我們也可以從當時女生數的統計資料中體察到這一點。據中華教育改進社從民國元年到民國十五年關于女子教育的統計:初等教育的女生數僅占全體學生總數的6%左右, 中學女生數占全體總數的3.14%,大學女生數只占2.54%。其二,女子受教育的被動性。中國近代女子教育由萌芽、興盛到發展,幾乎完全是由男子一手包辦的。男性思想家和革命家一直是女子教育的倡導者和實際上的領導者。中國人自己辦的第一所女校是由男子倡辦的;第一個女學章程是由男性制定的,男女平等教育體制的形成也是在男性思想家的倡導下展開的。女子教育發展的被動性,直接影響了女子教育的進程。
      (四)幾點啟示
  審視中國女子教育與社會革命交織在一起,紛繁復雜的發展歷程,其意義十分重大。它所突出表現的“非獨立性”、與“非女性化”兩大特征,尤其值得我們思考。
  非獨立性:中國近代女子教育在社會革命中誕生,并伴隨著社會革命而發展。因為當時先進分子更多的是從反封建的角度去闡明他們的女子教育主張,在他們看來,剝奪女子受教育權利的是整個封建社會,是在幾千年封建社會中形成并遺傳下來的封建制度、封建文化、封建道德。因此,要爭取女子的受教育權利,首先是對封建社會的批判,這必然是一種社會革命,而且是整個社會革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種非獨立性是有其特殊的社會背景和歷史必然性。并且它又在兩種意義上強化了中國女子教育的社會革命色彩。一方面,只有在社會革命時才想到女性的力量,想到提高女性素質、女子教育的重要性。社會革命是它唯一的導火線。一方面,一次又一次的社會革命又給它加上了一個又一個的“社會革命”的砝碼,從而使女子教育天平完全傾斜到社會革命一端。這給女子教育帶來的結果是沒有形成獨立的女子教育體系,缺乏對女子教育發展內部規律的探討。
  非女性化:傳統社會的雙重標準,使男女兩性在享受社會權利與自由方面差別懸殊人為地造成性別差異,這是出于對女性的歧視和壓迫的需要。所以女性解放運動的發展必然提出“男女平等”并在這一口的鼓舞下,使女子得到一些權利與自由。但這也使女性盲目地走入了屬于男性的社會,以男性的一切為理想、為目標,向男性看齊,以男性文化同化自己,把男人享有的一切看作天堂,把男人的行為和言論看作自己的楷模和不容置疑的公理。中國近代女子教育發展的歷程也充分顯示出這一特點。中國女子教育的近代化是對男子教育的歸屬認同。它表現為從培養目標到教育內容、教育方法等等追求的都是以男性為標準的模式。這種女子教育發展的“非女性化”特點,把男女平等的教育當作男女相同的教育,從而作為女子教育的唯一目標。這也就必然導致女子教育的茫然。也就是說,一旦女性取得了和男子平等的教育權利以后,女子教育向何處去?
  20世紀80年代,我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時代,在這一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逐漸擺脫了女子教育發展的缺憾,她們試圖擺脫傳統觀念的束縛,在自我價值的坐標上運行,而不再在以男性為軸心的軌跡上劃圈,而是認識自身,在過程中實現自我,首先使女子成為你自己。因而,與近代女子教育相比,帶有明顯的時代特點,即科學性、實踐性。
  所謂科學性:從女子教育觀察的視角來說,已經走出了男女平等即相同的理論框架。正在著力構建女子教育發展體系,即包括女子教育的目標體系,女子教育的內容體系,女子教育實施的方法、步驟等等,這一體系的構建也試圖建立在科學、合理的基礎上。從而正確地認為,女子教育并不在于使女性達到男性在現實存在中的水準,而在于使女性擺脫男性存在的標準,從而使自己的存在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存在,使自己成為真正的人,而不是“男性化”的人。
  所謂實踐性: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是指女子教育發展要切合中國實際,即是從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狀況和發展趨勢及女性身心發展規律出發。二是加強女子教育的科研與實驗。強化科研意識,各地采取了不同方式開展各種類型的改革試驗,在實踐中探索女子教育的新出路。預示著中國女子教育將以一個嶄新的面貌出現于社會。
  注釋:
  〔1〕林紓:《閩中新樂府·興女學》引自《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第739頁。
  〔2〕《論文明先女子》,《東方雜志》四卷十期。
  〔3〕《民立報》,1911年6月5日。
  〔4〕《論女學之關系》,《云南》第16號
  〔5〕《秋瑾集》第117頁。
  〔6〕《現代評論》二周年刊。
  〔7〕朱有@①:《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二輯下冊,第682頁。
  〔8〕《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三聯書店,第126頁。
  〔9〕劉巨才:《中國近代婦女運動史》,第168頁。
  〔10〕同〔2〕,第180頁。
  〔11〕同〔2〕,第220頁。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王加獻
  
  
  
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滬73-78D423婦女研究閻文芬19961996 作者: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滬73-78D423婦女研究閻文芬19961996
2013-09-10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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