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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宏觀經濟學的理論構架與創新發展
中國宏觀經濟學的理論構架與創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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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至1999年是中國宏觀經濟學實現范式轉換,理論構架得以初步形成并獲得創新發展的時期。這一時期中國宏觀經濟學基本上確定了其研究對象與分析角度,引入了非均衡概念、預期分析、博弈分析與制度分析,形成了較成熟的宏觀經濟學思想,甚至出現了不同的宏觀經濟學流派。其理論構架與創新發展主要體現在以下八個方面。
   一、研究對象與分析角度的確立
  這涉及到總量分析、需求分析與供給分析、總量分析與結構分析、短期分析與長期分析、波動分析與增長分析、技術分析與制度分析等問題。鄧英淘、羅小朋認為,總量分析是宏觀分析的基本內容的最高層次,因為總供給與總需求的相互關系是整個宏觀經濟運行的主線,宏觀研究的主要任務就是圍繞這一主線,把反映現實經濟運行的各種經濟關系和變量揭示出來。(注:鄧英淘、羅小朋:《論總量分析與總量政策在我國經濟理論和實踐中的局限性——兼論我國經濟運行中的某些基本特征》,《經濟研究》1987年第6期。)胡汝銀認為需求分析有重大缺陷,(注:胡汝銀:《供給分析和社會主義宏觀經濟學的發展》,《經濟研究》1987年第11期。)主張以供給分析為支點,溶供給分析、結構分析和制度分析于一爐,建立社會主義宏觀經濟學。(注:胡汝銀:《低效率經濟學:集權體制理論的重新思考》第2、3、33頁,三聯書店1992年。)張風波、馬建堂則試圖將總量分析與結構分析結合起來。張風波提出,總量分析與結構分析是互補的,結構分析是總量分析的具體化,總量分析則是結構分析的抽象。對總量進行具體分類和深入分析,就可以統一到結構問題上來,對結構問題進行系統分析和綜合歸納,上升到理論的高度,便可以揭示出總量的基本特征。(注:張風波:《我國宏觀經濟的主要矛盾是結構問題》,《經濟研究》1987年第8期。)馬建堂想通過對國民收入、價格、儲蓄等典型總量指標波動狀況的分析,找出它們是如何通過一些中間機制轉化為產業結構的變動的,以把總量分析和結構分析結合起來,使宏觀分析中觀化。(注:馬建堂:《從總量波動到結構變動》,《經濟研究》1989年第4期。)張曙光認為,宏觀分析是以總量分析、波動分析、需求分析、短期分析為主要內容和主要特征的,(注:張曙光:《中國宏觀經濟理論》,《論爭與發展:中國經濟理論50年》(張卓元主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實際總供給是由總需求和前定價格決定的,短期內影響總供給的各個變量是給定的,因此,從供給方面很難說明產量是因何和如何波動,以波動分析為主的宏觀分析必須從需求分析和短期分析為主。(注:張曙光:《總量關系及其制度分析——兼評宏觀經濟研究中的一些理論觀點》,《經濟研究》1993年1期。)樊綱的觀點與張曙光很接近,他認為宏觀經濟學所要研究的就是,在制度與結構因素給定的情況下,在短期內如何燙平經濟波動的問題,(注:20樊綱主編:《體制改革與宏觀穩定——中國體制轉軌新時期的宏觀經濟問題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但考慮到中國正處于體制轉軌與結構轉換時期,因此,對宏觀經濟變量的說明還必須引入制度分析和結構分析。(注:樊綱主筆:《公有制宏觀經濟理論大綱》,上海三聯書店1990年。)
   二、非均衡概念的引入與宏觀經濟的微觀分析
  在80年代末,隨著貝納西《市場非均衡經濟學》(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與《宏觀經濟學:非瓦爾拉斯分析方法導論》(上海三聯書店1990年)、科爾奈《短缺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1986年)在中國的傳播,中國宏觀經濟分析開始廣泛引入非均衡概念,如劉小玄的《宏觀非均衡模型的比較》(《經濟研究》1987年第10期)、林義相的《“非均衡學派”及其理論》(《經濟研究》1987年第6期)、樊綱的《論均衡、非均衡及其可持續性問題》(《經濟研究》1990年第7期)第。張曙光對均衡作了三種界定:一是“古典”均衡。它有兩重含義,一重含義是指對立力量如供求關系在量上處于均等狀態,即變量均衡,另一重含義是指任何一種勢力這時不具有改變現狀的動機和能力,即行為最優或行為確定:二是非均衡理論中的均衡。它僅用變量均等與否來定義,而不管行為是否確定;三是指非瓦爾拉斯或科爾奈的廣義均衡。它僅用行為確定,從而一種狀態可以持續來定義均衡,而不管變量是否相等。(注:張曙光:《中國宏觀經濟理論》,《論爭與發展:中國經濟理論50年》(張卓元主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樊綱主張用變量均等定義均衡,變量不均等定義非均衡,用“可持續性”概念特指經濟狀態的行為特征。(注:樊綱主筆:《公有制宏觀經濟理論大綱》,第406-414頁,上海三聯書店1990年。)
  吳曉求認為,均衡與非均衡是指經濟系統經常出現的狀態或正常狀態;狹義的非均衡就是市場經濟出不清,廣義的非均衡是指系統暫時偏離了自己的期間趨勢和正常標準,非瓦爾拉斯均衡即廣義均衡或市場出不清下的均衡,中國經濟運行正是非瓦拉斯意義上的短缺均衡或稱科爾奈均衡。吳曉求又將非瓦爾拉斯均衡中的“短邊規則(Ⅰ)”和“短邊規則(Ⅱ)”兩種不同的類型,前者是僅限于總量關系的總量短邊規則,后者是既包括總量關系,又包括結構關系的總量——短邊規則,“短邊規則(Ⅰ)”和“短邊均衡模型”只考慮了總量,而未考慮結構,因而難以正確解釋現實社會主義經濟的均衡過程和均衡形式,現實社會主義經濟的均衡形式是突破了“短邊規則(Ⅰ)”的“自愿交換假定”和“效率假定”,以“短邊規則(Ⅱ)”為基礎的短缺均衡。吳曉求以此為基礎,從商品市場的供求、貨幣市場的供求以及商品與貨幣市場的綜合供求三個層次,對中國經濟短缺均衡的性質、產生的原因、均衡的過程與形式進行了系統的探討。(注:吳曉求:《緊運行論——中國經濟運行的實證性考察》,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吳曉求:《社會主義經濟運行分析——從供求角度所作的考察》,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
  厲以寧首先確認,無論是在傳統經濟體制下,還是在雙軌體制下,中國經濟運行都處于一種非均衡狀態,這是中國經濟“滯脹”的根源,也是中國經濟運行中二元機制的根源。厲以寧進一步區分了兩類經濟非均衡:在第一類非均衡中,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既存在超額需求,又存在超額供給,既存在需求約束,又存在供給約束,但微觀經濟單位是成熟的市場主體;第二類非均衡在市場特征上與第一類相同,區別在于其微觀經濟單位沒有擺脫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厲以寧提出,中國可行的方案是使第二類非均衡轉變為第一類非均衡,即優先改造企業運行機制,使之成為成熟的市場主體。(注:厲以寧:《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日報出版社1992年。)這已深入探討非均衡經濟的微觀基礎。
  楊瑞龍提出,以凱恩斯主義為代表的宏觀經濟學是以收入為中心的非均衡分析,而以新古典主義為代表的微觀經濟學是以價格為中心的均衡分析,因而出現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脫節。新古典綜合派試圖把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理論納入以價格為中心的新古典分析框架中,但它將宏觀失業均衡作為瓦爾拉斯均衡體系中的一個特例這實際上仍未真正解決宏觀非均衡分析與微觀均衡分析的矛盾,宏觀非均衡現象必須從微觀經濟行為人在非瓦爾拉斯均衡環境下的行為變異中得到說明。楊瑞龍進而嘗試以非均衡分析構建宏、微觀分析的橋梁,為中國經濟的宏觀非均衡提供一種合理的微觀說。(注:楊瑞龍:《宏觀非均衡的微觀基礎》,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
   三、制度分析的引入
  陳昭、張學軍、盛洪、楊仲偉、張曙光等考察了制度分析與總量分析的關系。(注:參見盛洪:《尋找宏觀經濟變動的制度原因》,《經濟研究》1989年第6期;張曙光:總量關系及其制度分析》,《經濟研究》1993年第1期。)厲以寧在研究中國經濟的非均衡性質時,楊瑞龍在探討宏觀非均衡的微觀基礎時,吳曉求在分析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時,陳東琪在考察中國經濟周期的強波特征時,都在不同程度上引入了制度分析。在如張曙光所說,對處于巨大社會變過和市場化進程中的中國經濟來說,制度因素始終是一個無法舍象的重要因素,必須作為宏觀分析的一個內生因素加以考察。這也許是中國的宏觀經濟分析不同于西方國家的重要特征。事實上,很多中國學者都是這樣做的。在這方面理論上的代表當推《公有制宏觀經濟理論大綱》。(注:張曙光:《改革的累積效應和一致性穩定政策選擇》,《經濟研究》1997年第9期。)
  《公有制宏觀經濟理論大綱》從公有制經濟關系的特殊規定性出發,通過對各種客觀存在的特殊利益矛盾及其經濟后果的分析,來說明宏觀經濟的運動和各種宏觀經濟變量,首先是從公有產權的基本矛盾出發,設定其經濟模型:
  公有產權=計劃者=國家-政府
  公有制經濟國家=計劃者+政府
  然后分別從總需求、總供給、總供求缺口及經濟周期等角度展開分析:1.總需求具有擴張的內在機制。首先,從消費需求來看,收入分配中利益主體間的博弈導致國民收入的貨幣增廣,從而引起總需求規模的擴大;其次從投資需求來看,地方擁有實際貨幣發行權及公有制固有的普通公益決策與具體決策人私人利益的矛盾,必然會推進投資膨脹,而在公有制經濟中貨幣供給方不獨立于貨幣需求方,貨幣本身可以成為利益分配和利益競爭的工具,總需求規模是在各種利益矛盾中膨脹的,出于同樣的理由,貨幣也正是在利益矛盾中越發越多的。2.實際總供給長期偏離于經濟潛在總供給。首先將潛在總供給區分為技術潛在總供給和經濟潛在總供給,為把制度因素引入宏觀分析奠定了基礎。并建立了勞動努力程度、資本有效程度及創新程度內生化的供給函數,然后分別考察了勞動努力程度遞減、資本利用效率與配置效率、創新激勵不足、創新空間狹小、甚至存在大量非生產性反創新行為,從而對實際總供給持續地長期單向偏離于經濟潛在總供給給出了制度解說。3.總需求的擴張與總供給的低效率的合力必然形成總供求的缺口,這一缺口的彌合,在固定價格條件下,就表現為被迫儲蓄和短缺,在市場價格條件下,就表現為通貨膨脹。4.在公有制條件下,經濟增長不受需求的限制,短缺的壓力導致經濟過度增長,而過度增長又加劇短缺,從而出現“過熱常態”。在公有制經濟中,如果發生經濟波動或循環,那么它一定以總需求膨脹始而以經濟調整終,并且,引起短缺、過度增長和比例失調的各種經濟利益矛盾,同樣成為經濟調整的阻力。(注:樊綱主筆:《公有制宏觀經濟理論大綱》,上海三聯書店1990年。)(注:樊綱、張曙光、王利民:《雙軌過渡與“雙軌調控”——改革以來我國宏觀經濟波動特點與對策研究》,《經濟研究》1993年第10、11期。)由于當時條件的限制,《公有制宏觀經濟理論大綱》只討論了分權化體制下公有制經濟的宏觀運行,而未考察二元混合體制下的經濟問題。(注:張曙光:《改革的累積效應和一致性穩定政策選擇》,《經濟研究》1997年第9期。)它為中國宏觀經濟運行中的高增長、高通脹提供了合理的解說,卻無法說明其中的高失業現象。于是,樊綱、張曙光、王利民等又從體制轉軌和制度變遷過程入手,分析了雙軌體制條件下中國宏觀經濟波動的特點,(注:樊綱:《論體制轉軌的動態過程——非國有部門的成長與國有部門的改革》,《經濟研究》2000年第1期。)考察了“二元混合經濟”條件下宏觀經濟變量的機理及特征,并提出了“雙軌調控”的新思路。樊綱沿著這一路役,進而探討所有制結構變化與宏觀經濟效率之間的相關性,從而使制度因素在其經濟模型中內生化的工作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四、預期與博弈分析的引入
  將預期較早引入宏觀分析的有樊綱、李拉亞、寧國青等,(注:參見樊綱:《論“公開宣布的通貨膨脹計劃》,《理論信息報》1988年9月9日;李拉亞:《通貨膨脹機理與預期》,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宋國青:《利率、通脹與儲蓄傾向——從兩次高通脹期間的儲蓄傾向看預期的作用》,《經濟研究》1995年第7期。)主要討論預期與通脹之間的關系。薛萬祥引入預期理論與博弈分析考察貨幣政策效應,他認為中國公眾預期是介于適應性預期與理性預期之間的準理性預期,并從公眾和政府信息獲得的非對稱性以及政府和公眾之間的博弈出發,對理性預期理論提出批評,指出它只考慮到公眾預期及其影響,而沒有考慮政府預期的影響,分析了政府和公眾預期都存在時,二者之間的博弈對經濟福利的影響。(注:薛萬祥:《預期、博弈與貨幣政策》,《經濟研究》1995年第12期。)將信息經濟學、博弈論與理性預期系統地納入中國宏觀經濟分析的當首推陳學彬的《宏觀金融博弈分析》(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年)。陳學彬提出,任何一種貨幣政策行為及其效應都是中央銀行和公眾在主客觀條件(決策目標和決策信息等)制約下進行理性決策的結果,這種理性決策行為就是互相影響、互相依賴的一種博弈行為。他于1996年考察了在完全信息博弈中中國貨幣政策的效應,(注:陳學彬:《我國貨幣政策的完全信息博弈》,《經濟研究》1996年第7期。)1997年又對銀行不良資產與金融風險和通貨膨脹的相關性進行了博弈分析,(注:陳學彬:《銀行不良資產與金融風險和通貨膨脹關系的博弈分析》,《經濟研究》1997年第7期。)進而考察了在非對稱信息條件下,央行政策信息披露對貨幣政策效應的影響,并以此為基礎修正了庫克曼關于單一規則的通脹波動性絕小于相對選擇規則的結論,指出中國在轉軌時期,抑制通脹的出路不在于以單一規則取代相機選擇,而在于從長遠利益出發,推行較為穩定的貨幣政策,并努力提高貨幣預測精度來降低通脹的波動性。(注:陳學彬:《非對稱信息與政策信息披露對我國貨幣政策效應的影響分析》,《經濟研究》1996年第12期。)
   五、構造一個新框架的嘗試
  鄭超愚認為中國當前經濟增長研究的主流形式在理論聯系實際上是不徹底的。因此,他嘗試構造一個一致的能夠在其支持下開展競爭性研究的宏觀經濟分析理論框架,以形式化中國宏觀經濟運行在經濟時期所發生的特異表現。其框架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1,構建AD-AS模型。鑒于強制儲蓄只是一個分析性定義而通貨膨脹缺口由短缺方式彌合部分無法實際度量,運用非均衡分析框架來描述雙重體制下的中國宏觀經濟運行;2,在上述模型的支持下描述經濟周期行為,進而給出經濟波動的內生和外生性解釋,證明實際供給效應表現為總需求曲線移動將引致總供給曲線同向移動,需求波動因此生成速度經濟現象;3,規劃貨幣供應量管理和國民收入分配調節的政策規則,描述貨幣供應量最優控制的實際政策規劃從而封閉了由以上理論框架模型化的宏觀經濟系統;4,引入經濟增長過程中的對外貿易的國際資本流動因素,分析開放條件下的經濟增長和波動,探討中國經濟的增長和波動與國際收支的關聯機制,以實現宏觀經濟分析理論框架的外延限定由封閉假設向開放假設的松馳。(注:鄭超愚:《中國宏觀經濟分析的理論框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
   六、宏觀經濟學流派
  依據理論基礎與政策主張的差異,我們可能將中國宏觀經濟學大致分為以下三支流派:
  一是以劉國光為代表的“寬松派”。在宏觀調控的目標上,主張追求總供給略大于總需求,形成一種“有限買方市場”的寬松環境,為經濟體制改革及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與結構的優化創造條件;在政策取向上,主張“穩中求進”,反對以通貨膨脹的手段促進經濟增長。(注:劉國光:《〈不寬松的現實與寬松的實現〉序》,載《劉國光經濟文選(1991-1992)》,經濟管理出版社1993年。)
  二是以吳敬璉為代表的“協調改革派”。認為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必須協調配套,由于缺乏現代市場經濟的基本前提和存在“市場失靈”,政府需要掌握的宏觀(總量)調節手段,集中必要宏觀決策權力;在政策取向上,與“寬松派”相似,主張采取偏緊的宏觀經濟政策以營造一個宏觀經濟關系比較協調的良好環境。(注:參閱吳敬璉:《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若干理論問題》,《經濟工作者學習資料》1988年第59期;《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中國展望出版社1990年;《再論保持經濟改革的良好環境》,《經濟研究》1985年第5期;《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戰略與實施》,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年。)
  三是以厲以寧為代表的“非均衡派”。厲以寧以其“非均衡”理論為基礎,在經濟運行機制與宏觀調控體系上主張由市場機制進行基礎性的第一次調節,政府進行事后的第二次調節,強調市場機制的作用;在政策取向上,認為一定的通貨膨脹是不可避免的,應主要通過需求管理政策優先解決失業問題。(注:參閱厲以寧:《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商務印書館1986年;《非均衡的中國經濟》,中國經濟日報出版社1992年;《市場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市場經濟體制與政府調節》,載于光遠主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與實踐》,中國財經出版社1992年。)
   七、微調經濟思想
  微調經濟思想的理論來源可以追溯到西方經濟學的中性政策理論、“松緊搭配”的政策理論及理性預期理論,在國內則來源于劉國光、戴圓晨等的“寬松環境”思想與張卓元等的“穩中求進”思想。陳東琪將這一思想系統化了。他在《改革時期宏觀經濟政策選擇——兼論宏觀經濟政策的操作》(《經濟學動態》1987年第9期)一文中強調,政策的指導思想和操作要樹立微調意識,用小調整代替大調整;在《當前需求控制的主要目標——兼論“穩中求進”的改革思路》(《經濟研究》1988年第2期)一文中進一步闡述了微調的觀點,從長期動態的角度討論了如何在政府干預中貫徹微調思想;在《強波經濟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湖南出版社1995年)中明確提出了“雙向微調”的思想與中性政策理論;在《微調論——走出短缺后的中國經濟與政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年)對其微調思想作了進一步的系統化并提出了具體的政策操作方法。
   八、開放視角中的宏觀經濟分析
  90年代中期以前的宏觀經濟分析基本上是一種封閉模型。自90年代中期開始,宏觀經濟分析開始置于開放的視角中。孫婉潔、臧旭恒考察了外資流入與國內通脹的關系。(注:孫婉潔、臧旭恒:《試分析外資流入與通脹的關系》,《經濟研究》1995年第9期。)張曙光、李揚等分析了國際資本流動對中國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注:參閱張曙光:《總量態勢、金融風險和外總部沖擊——當前中國宏觀經濟分析》,《經濟研究》1998年第3期;李揚:《國際資本流動與我國宏觀經濟穩定》,《經濟研究》1995年第6期;樊綱:《體制改革與宏觀穩定——中國經濟體制轉軌新時期的宏觀經濟問題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陳東琪、秦海試圖檢驗中國資本市場國際化的宏觀經濟效應。(注:陳東琪、秦海:《中國資本市場的漸進式國際化分析》,《經濟研究》1997年第7期。)華民、黃列嘗試進行開放條件下的宏觀非均衡分析。(注:華民、秦海:《中國開放條件下的宏觀非均衡分析》,《經濟研究》1997年第11期。)鄭超愚先是從利率、匯率、國際資本流動與套利的角度分析了外資流入與通脹之間的關系。(注:鄭超愚:《近年來中國通脹與外資流入》,《經濟研究》1996年第3期。)后又考察了在不同約束條件下,對外貿易的經濟增長效應,以內部融資與外部融資的邊際成本分析,確定利用外資的最優規模及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并使之模型化。(注:鄭超愚:《中國宏觀經濟分析的理論構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
  縱觀最近20年的發展歷史,中國宏觀經濟學成功地實現了范式的轉換,初步形成了規范的理論構架,將制度分析、結構分析等引入宏觀分析,從而在使宏觀經濟學的“本土化”或建立中國宏觀經濟學的道路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并為構建中國的宏觀經濟調控體系及出臺宏觀經濟政策以實現國民經濟的良性運行提供了理論支撐。但中國宏觀經濟學還十分幼稚,尤其迫切需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進一步發展:1,為中國的通貨緊縮提供理論解說。中國宏觀經濟學對通貨膨脹的研究相當深入,認識也比較一致,這就為相應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可靠的理論依據,但對通貨緊縮的研究就比較零散而膚淺,分歧也較大。中國的經濟實踐迫切需要宏觀經濟學提出系統而深入的通貨緊縮理論;2,建立全球視角的宏觀經濟學。迄今為止,中國宏觀經濟學基本上是在一種封閉理念下構建的。在當今經濟全球化的格局下,一國宏觀經濟運行與整個世界經濟息息相關,因而其宏觀經濟政策也失去了獨立性,往往成為多國博弈的結果。因此,我們必須從多國博弈的高度,在開放的模型中發展中國宏觀經濟學;3,構建一致的宏觀經濟學分析框架。目前,中國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還不一致,也欠成熟,從而導致了這一領域的分歧多,簡單重復勞動多。構建一個一致的宏觀經濟學分析框架,既可以使我們能開展競爭性研究,加速知識積累,也可以使我們加強與西方經濟學界的對話與交流。
社會科學戰線長春1~7F11理論經濟學陳東琪/張亞斌20022002中國宏觀經濟學的范式轉換與體系構建始于80年代中期,此后20多年的創新發展主要表現在:吳敬璉、胡汝銀、張曙光、樊綱等從中國經濟實踐出發確立了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與分析角度;厲以寧、貝納西、吳曉求、楊瑞龍等引入非均衡概念,并致力于將宏觀經濟結論置于合理的微觀分析基礎之上;樊綱、張曙光、王利民等引入了制度分析;李拉亞、宋國青、薛萬祥、陳學彬等引入預期與博弈分析;陳東琪等系統化了在80年代末與90年代初形成的微調理論;鄭超愚嘗試構造一個一致的能夠在其支持下開展競爭性研究的宏觀經濟分析理論框架。經過上述發展,中國宏觀經濟學已初步形成了融總量分析與結構分析、需求分析與供給分析、波動分析與增長分析、技術分析與制度分析、均衡分析與非均衡分析于一體的理論構架與體系。依據理論基礎與政策主張的差異,還形成了分別以劉國光、厲以寧、吳敬璉為代表的三支流派。中國/宏觀經濟學/理論構架/創新陳東琪 1956年生,湖南省湘潭市人。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現任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所長,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生導師。兩次獲孫冶方經濟學獎。提出的“微調”與“穩中求進”的經濟政策主張被政府采納,主要著作有《強波經濟論》、《微調論》、《政府干預論》等。 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張亞斌 1965年生,湖南省長沙市人,經濟學博士,湖南大學經貿學院教授、副院長。 湖南大學經貿學院 作者:社會科學戰線長春1~7F11理論經濟學陳東琪/張亞斌20022002中國宏觀經濟學的范式轉換與體系構建始于80年代中期,此后20多年的創新發展主要表現在:吳敬璉、胡汝銀、張曙光、樊綱等從中國經濟實踐出發確立了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與分析角度;厲以寧、貝納西、吳曉求、楊瑞龍等引入非均衡概念,并致力于將宏觀經濟結論置于合理的微觀分析基礎之上;樊綱、張曙光、王利民等引入了制度分析;李拉亞、宋國青、薛萬祥、陳學彬等引入預期與博弈分析;陳東琪等系統化了在80年代末與90年代初形成的微調理論;鄭超愚嘗試構造一個一致的能夠在其支持下開展競爭性研究的宏觀經濟分析理論框架。經過上述發展,中國宏觀經濟學已初步形成了融總量分析與結構分析、需求分析與供給分析、波動分析與增長分析、技術分析與制度分析、均衡分析與非均衡分析于一體的理論構架與體系。依據理論基礎與政策主張的差異,還形成了分別以劉國光、厲以寧、吳敬璉為代表的三支流派。中國/宏觀經濟學/理論構架/創新
2013-09-10 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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