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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對外開放三十年回顧與展望(一)
中國對外開放三十年回顧與展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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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30年來的實踐證明,對外開放是中國選擇的一條正確道路,是中華民族的振興之路。對外經濟貿易作為我國對外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窗口,正是在鄧小平對外開放理論和黨的各項方針政策指引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
  目前,我國已進入世界經濟大國行列,經濟總量(GDP)位居世界第四;貿易伙伴已達220多個,貨物貿易總額由1978年的206億美元增長到2007年的21738億美元,增長了104倍,同期世界排名由第32位躍居到第3位,占全球貿易比重由1985年的1.8%提高到2007年的近8%;服務貿易總額由1982年的44億美元發展到2006年的1917億美元,24年間增長了43倍,占全球服務貿易的比重從0.6%升至3.6%;2007年以來,服務貿易繼續保持強勁增長勢頭,僅上半年進出口總額就達1142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33.1%,其中出口增長38.7%;外匯儲備由1978年的1.67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5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利用外資幾乎從零開始,到2007年年底累計外商直接投資逾7500億美元,已連續15年居發展中國家之首;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雖然較小,但已取得積極進展,截至2007年年底,我國從事跨國投資與經營的各類企業已發展到3萬多家,對外投資遍及全球170多個國家和地區,累計對外直接投資金額1000多億美元;對外經濟合作(包括承包工程、勞務合作、設計咨詢等)也取得了長足發展,營業額由1992年的30億美元增長到2006年的356億美元,增長了10余倍,2007年1—11月的營業額已大大超過2006年全年水平,達394億美元。
  一、中國對外開放的理論基礎
  中國近30年的對外開放是以鄧小平對外開放理論為基礎和指導的。尤其是開放初期,新中國在經歷了幾十年閉關鎖國之后,為什么要對外開放,開放時間有多長,誰是開放的對象,開放的基本內容是什么,以及如何對外開放等,這些都是中國在選擇一條嶄新的道路時必須要回答和解決的幾個最基本的問題。對此,鄧小平以一個偉大政治家的智慧和氣魄,高瞻遠矚地為中華民族的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
  1.為什么要對外開放
  “文革”結束后,我國國民經濟已處于崩潰邊緣。中國到底向何處去?在這種危機的關頭,鄧小平深刻反思了中國近百年落后挨打的歷史,果斷提出了走開放之路的思想。他指出:“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中國在西方國家產業革命以后變得落后了,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閉關自守。新中國成立以后,人家封鎖我們,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也還是閉關自守,這給我國帶來了一些困難。三十幾年的經驗是,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行的,發展不起來”。不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
  他還指出:“發展經濟,不開放是很難搞起來的。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都要搞開放,西方國家在資金和技術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這闡明了當代世界經濟一個鮮明的特征,開放已成為世界經濟的潮流。因此,中國必須順應時代發展潮流,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中國需要對外開放。不走這條路,就沒有別的路可走,只有這條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榮之路。
  2.對外開放時間持續多久
  從當時的國際大環境來看,20世紀70年代下半期,我國面臨的國際政治局勢總體有所緩和。對此,鄧小平敏銳地指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我們搞開放政策,利用國際和平環境更多地吸收對我們有用的東西,這對加速我們的發展比較有利。所以,對外開放應成為我們的一項長期政策,最少50年到70年不變,50年至70年以后更不會改變,要變也只能變得更加開放,否則,我們自己的人民也不會同意。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中再次指出:“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堅持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所以,對外開放應成為中國長期堅持的基本國策。
  3.對外開放的基本內容是什么
  鄧小平對外開放理論重點是經濟對外開放,但又不限于經濟,同時也包括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鄧小平對外開放理論不僅僅是強調要發展對外貿易、利用外資和各種形式的對外經濟合作與交流,而且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結合,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走開放型經濟發展道路。這是鄧小平對外開放理論對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大貢獻。
  關于經濟領域的對外開放,鄧小平指出,不僅要繼續擴大對外貿易,而且可以讓外商來華直接投資辦企業、搞加工貿易,我們還可以間接使用外資,包括向國際金融機構、外國政府和商業銀行貸款,甚至可以到國際市場融資等。同時,還要考慮利用外國智力,請一些外國人來參加我們的重點建設以及各方面建設,請來之后,應該很好地發揮他們的作用。
  尤為重要的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作出了對外開放的重大決策,率領全黨、全國人民制定了我國對外開放的總體戰略和一系列方針政策,第一次把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對外開放全面付諸實踐;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集中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智慧不斷豐富和發展對外開放理論,擴大對外開放內容,逐步推動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
  4.對外開放的對象是誰
  對外開放的對象應當是全方位的。“一個是對西方發達國家開放,我們吸收外資、引進技術等更主要從那里來。一個是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開放,……還有一個是對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開放,這些國家都有自己的特點和長處,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總之,“開放是對世界所有國家開放,對各種類型的國家開放”。
  同時,鄧小平還特別強調:“我們歡迎海外華僑、華人都回來走走。一是了解我們的國家,二是回來看看有什么事情可以參與,可以盡力。我相信在國外的華僑、華人是會熱心支持我國的建設事業的。”“我們還有幾千萬愛國同胞在海外,他們希望中國發達起來,這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我們要利用機遇,把中國發展起來。”事實也充分證明,海外華僑、華人在我國對外經濟貿易發展歷程中的確發揮了重要作用。
  5.對外開放方式的選擇
  一是“摸著石頭過河”,循序漸進地開放。我國地域遼闊,改革開放前長期實行計劃經濟,如何有步驟地進行對外開放,減少開放的風險,是一個重要的戰略問題。因此,根據中國國情和國際經驗,采取了漸進式對外開放策略,即開放區域采取了由點(經濟特區先行)到線(沿海地區)、由線到面(內陸)梯度推進的做法;開放領域則采取了先貨物貿易后服務貿易、先制造業后服務業逐步擴大,直至全面開放的做法;市場運行規則逐步與多邊貿易體制和國際慣例接軌。
  二是“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多層次、寬領域、深層次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充分利用兩個資源、兩個市場,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步伐。
  三是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這是通過對外開放推動祖國和平統一的偉大構想。它也充分體現出了一個偉大的政治家的胸襟和氣魄。鄧小平曾指出,“不保證香港和臺灣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就不能保證它們的繁榮和穩定,也不能和平地解決祖國和平統一問題。”通過開放,內地同他們的聯系就密切了,相互了解增多,同時內地經濟發展了對他們也有積極影響,有利于和平統一。香港、澳門的順利回歸及其穩定與發展,成功踐行了這一偉大構想。正如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所指出的,“香港、澳門回歸祖國以來,‘一國兩制’實踐日益豐富。‘一國兩制’是完全正確的,具有強大生命力。”
  二、中國對外開放的基本歷程
  鄧小平對外開放理論是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來源于實踐,又在實踐中不斷充實和發展,有力地指導著我國波瀾壯闊的對外開放實踐。
  30年來,在鄧小平對外開放理論的指導下,黨和國家制定了建立經濟特區、利用外資、發展對外經濟貿易的一系列方針和政策,對外開放由沿海地區逐步擴展到全國,對外開放領域不斷拓寬,外經貿體制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和參與經濟全球化的要求進行了全面改革。這些政策措施是鄧小平對外開放理論的具體化,成為指導改革與實踐的傳動紐帶,為我國開放型經濟發展注入了巨大的生機與活力。
  從對外開放的總體步驟和格局來看,自1979年以來,中國實行的是從沿海到內地、從東向西、由局部到全面,逐步推進的漸進式開放戰略。其重要標志是:
  1.對外開放揚帆啟程階段(1979—1983)
  1979年7月,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對廣東、福建兩省的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優惠措施。1980年5月,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設立經濟特區。這4個經濟特區的設立,是中國對外開放航船開始揚帆啟程的重要標志。
  2.對外開放從沿海逐步向內地推進階段(1984—1991)
  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對外開放的范圍由特區逐步擴大到了沿海、沿江、沿邊地區,初步形成從沿海向內地推進的格局。
  1984年5月,開放大連、秦皇島、天津、煙臺、青島、連云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14個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月,分兩步開放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閩南廈漳泉三角地區和遼東半島、膠東半島。
  1988年4月,黨中央和國務院做出重大決定,設立海南省,同時興建我國最大的經濟特區——海南經濟特區,并給予了較大的政策傾斜。
  1990年4月,決定開發和開放上海浦東,實行經濟技術開發區和某些經濟特區政策。
  1991年,開放滿洲里、丹東、綏芬河、琿春4個北部口岸。同年,國務院還相繼批準上海外高橋、深圳福田、沙頭角、天津港等沿海重要港口設立保稅區,借鑒國際通行規則,發展保稅倉儲、保稅加工和轉口貿易。
  3.對外開放加速向縱深發展和全方位對外開放地域格局基本形成階段(1992—2000)
  1992年,鄧小平到南方視察并發表了重要講話。在這些重要講話精神的指引下,中央決定采取有力措施,加速將對外開放推向縱深。中國對外開放出現新的轉折點。
  1992年,以上海浦東為龍頭,開放蕪湖、九江、黃石、武漢、岳陽、重慶6個沿江城市和三峽庫區,實行沿海開放城市和地區的經濟政策。同時,開放哈爾濱、長春、呼和浩特、石家莊4個邊境和沿海地區省會城市。
  開放琿春、綏芬河、黑河、滿洲里、二連浩特、伊寧、塔城、博樂、瑞麗、畹町、河口、憑祥、興東13個沿邊城市。鼓勵沿邊城市發展邊境貿易和與周邊國家的經濟合作。
  1992年,開放太原、合肥、南昌、鄭州、長沙、成都、貴陽、西安、蘭州、西寧、銀川等11個內陸省會城市。隨后幾年,又陸續開放了一大批符合條件的內陸縣市。
  2000年,伴隨著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對外開放進一步擴大到廣大西部地區。至此,全方位對外開放地域格局基本形成。
  4.對外開放步入歷史新階段(2001—至今)
  2001年12月,中國加入WTO,標志著中國的對外開放進入了新的階段。加入WTO后,原區域性推進的對外開放轉變為全方位的對外開放;開放領域由傳統的貨物貿易向服務貿易擴展;市場準入的程度進一步提高,市場環境也隨著一系列法律和法規的制定和完善而更加透明和規范;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等WTO的基本原則和中國加入WTO的承諾,成為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所遵循和參照的基本依據。
  三、中國對外開放的實踐與特點
  中國的對外開放沒有現成的模式可參照,更不能照搬其他國家的做法,只能根據中國自己的國情在實踐中不斷摸索,不斷完善。從這一現實出發,中國的對外開放可以說是既經歷了痛苦的抉擇、艱難的探索,又以其輝煌的成就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式開放之路的真正價值和意義。這也恰恰是許多外國政要、學者對中國的快速發展瞠目甚至看不懂,但又不得不承認或羨慕的事實。概括地講,中國的對外開放實踐有以下幾個主要特點:
  1.全方位、寬領域、深層次對外開放
  (1)全方位對外開放。根據國際經濟政治多極化的趨勢,我國對外開放轉變了過去只同一部分國家交往的局面,逐步形成了面對全球開放的格局。
  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我國提出了“市場多元化”戰略。當時的目標和要求是:在繼續鞏固和發展與美國、日本、歐洲和港澳地區貿易的同時,大力開拓周邊國家、東盟國家、中東國家市場,努力增加同非洲地區和拉美地區的貿易,采取多種形式發展同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貿易往來。這是中國在對外開放中首次提出全方位發展對外貿易并將其作為國家戰略予以實施。經過多年的努力,市場多元化戰略已取得成效,我國的貿易伙伴不斷增加,目前已遍及世界220多個國家和地區。
  中國政府非常重視在經濟貿易領域開展與世界各國和地區的雙邊溝通和交流,與14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經濟貿易混合(聯合)委員會機制,定期磋商,全面探討雙邊經貿關系發展,緩解矛盾,促進經貿關系健康發展。中國還先后與歐盟、美國、日本等國家建立起對話機制,積極參與亞太經濟合作組織、上海合作組織等區域組織活動,并在WTO及國際多邊組織中承担義務和發揮建設性作用。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的全面參與者。
  (2)寬領域對外開放。對外開放重點是經濟對外開放,但又不限于經濟,同時也包括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
  就經濟領域而言,針對國際經濟和政治格局的有利變化,鄧小平同志指出對外開放不僅要繼續擴大商品貿易,而且可以讓外商來華直接投資辦企業、搞加工貿易。這就使原來的對外經貿交流從貿易領域擴展到投資和生產領域,同時也轉變了原來我國對外貿易主要是為了“互通有無、調節余缺”的思路與做法,要與所有國家和地區大力發展對外貿易。其間,我國貿易政策也經歷了一個不斷調整的過程,從“調節余缺”到以各種方式大力發展對外貿易;從“進口替代”到充分利用好“兩個資源、兩個市場”,從以鼓勵出口為主的貿易政策到考慮進出口大體平衡;從粗放式貿易擴張到轉變貿易增長方式,中國政府均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促成上述轉變的實現。
  在利用外資方面,中國摒棄長期堅持“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理念,為外國資本敞開了大門,使外資在中國現代化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除了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外,中國還接受了國際金融機構和外國政府的對華援助,同時也向國際金融機構、外國政府和商業銀行借用貸款,到國際市場進行融資,包括企業境外上市等,利用外資領域不斷拓寬。
  隨著我國對外開放進程的逐步深入,服務領域開放步伐不斷加快,服務貿易迅速發展,在我國對外貿易中所占比重逐步提高。據統計,1982年中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只有52億美元,占世界服務貿易總額的0.7%,占中國貿易總額的6.9%;到2006年,中國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達到1917億美元,占世界服務貿易總額的比重提高到3.6%,占中國貿易總額的比重也升至9.8%。服務貿易正在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新亮點,并孕育著巨大增長潛力。
  (3)深層次對外開放。黨的十四大以后,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實行的一系列開放措施和優惠政策逐步推廣到廣大內陸省份,對外開放進一步向縱深發展。
  在1997年9月召開的黨的十五大會議上,江澤民同志提出,“面對經濟、科技全球化趨勢,我們要以更加積極的姿態走向世界,完善對外開放格局,發展開放型經濟,增強國際競爭力,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和國民經濟素質提高。”這是黨的第三代領導人對走向21世紀的我國對外開放深度和奮斗目標的高度概括。為了實現這一奮斗目標,我國加入世界多邊貿易體系的步伐加快,并于2001年12月正式成為WTO的成員,開放的廣度和深度進一步拓展,我國對外開放跨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隨即,我國又與東盟10國就10年內建立自由貿易區達成協議,并首先啟動了“早期收獲計劃”,關稅水平大幅降低乃至為零,非關稅措施進一步減少,貿易更加便利化,貿易自由化程度超越了WTO多邊貿易體系。迄今我國商簽的自由貿易區協定,如中國—智利自貿區、中國—巴基斯坦自貿區的“早期收獲計劃”,都是我國對外開放向深層次推進的具體行動,也是目前世界上開放程度較高的一種形式。目前,中國已達成協議或正在商談的自由貿易區有12個,其中5個已簽,7個在談。這些自由貿易區涵蓋了我國2006年對外貿易總額的1/4。同時,中國還在開展與印度、韓國的FTA聯合可行性研究,并且正在啟動與哥斯達黎加、挪威、瑞士的FTA聯合可行性研究,與更多國家和地區尋求更廣泛領域、更深層次的合作,實現互利共贏、共同發展。
  2.積極有效利用外資
  積極有效利用地外資是我國改革開放基本國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對外開放的核心內容之一。早在1979年1月,鄧小平同幾位工商界領導人談話中就指出:“現在搞建設,門路要多一些,可以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華僑、華裔也可以回來辦工廠。”在他的推動下,五屆人大二次會議于1979年7月1日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并于同年7月8日正式公布實施。此后,我國又陸續制定了《外資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等,以及有關實施條例和細則。這些法律法規為我國吸引和利用外資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據,也為營造一個有利于外商投資的環境奠定了基礎。
  1986年10月,國務院發布了《關于鼓勵外商投資的規定》(即“二十二條”),進一步明確了對外商投資企業,尤其是先進技術企業和產品出口企業在所得稅、土地、水電、用工費用、利潤匯出和進出口配額、關稅減免、外匯調劑等方面給予優惠,保障外商投資企業享有按照國際通行做法進行經營管理的權利。這些具體政策措施的提出和全面貫徹,有力地促進了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我國沿海地區吸收利用外商投資的迅速增長,拉開了以市場換資金、換技術、換管理的引資序幕。
  但是,就在我國利用外資取得積極進展的同時,受根深蒂固“左”的思想觀念影響,對利用外資的批評甚至責難也越來越多。這就是所謂外資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1992年初,此時年事已高的鄧小平親自視察了中國的南方,并發表了重要談話。他指出,判斷姓“資”還是姓“社”的標準,“應主要看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鄧小平的“三個有利于”打消了人們的疑慮,堅定了大膽利用外資的信心,我國對外開放和利用外資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在新形勢下要“改善投資環境和管理辦法,擴大引資規模,拓寬引資領域,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創造條件對外商投資企業實行國民待遇,依法完善對外商投資企業的管理,發揮我國資源和市場的比較優勢,吸引外來資金和技術,促進經濟發展。”根據上述要求,有關部門陸續出臺了引導外資投向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和企業技術改造,投向中西部地區的政策和措施。
  1995年6月,國務院批準發布《指導外商投資方向暫行規定》和《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1997年12月,國務院批準了對《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的修訂,對外商投資鼓勵類、限制類、禁止類項目做出規定,進一步明確了鼓勵外商投資的方向,促進了外商投資的積極性。2002年、2004年和2007年又先后三次修訂了《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修訂后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擴大了國家鼓勵外商投資的范圍,減少了限制外商投資的條目。
  在鄧小平利用外資理論指導下,我國利用外資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自1993年以來,我國一直是發展中國家中最大的外資流入國,到2007年年底實際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累計已超過7500億美元;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國公司中已有450多家來華投資,有些還把公司總部和研發中心遷到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在促進國民經濟增長、帶動產業技術進步、擴大出口和提供就業機會等方面,都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據統計,2007年外商投資企業繳納的稅收近萬億元人民幣,占全國稅收總額的20%;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占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約60%,而在1985年和1990年時的占比僅為3.4%和17.4%;外商投資企業吸納的就業人口近5000萬,如果加上外貿和勞務輸出涉及的直接就業人口則達上億人。
  3.實施“走出去”戰略
  中國經歷了20年的以“引進來”為主的對外開放戰略之后,積累了一定的經濟和技術實力,初步具備了主動參與全球化分工的能力,于是中央在1998年提出了實施“走出去”戰略。該戰略主要包括:采取對外投資、對外承包工程和對外勞務合作等多種方式走出國門,以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兩科資源”,實現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走出去”戰略的提出和實施,不僅成為中國擴大對外開放的轉折點,而且成為提高中國開放型經濟水平的重要舉措。
  實際上,早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就有少數國有企業(主要是貿易公司)開始走出國門,開辦代表處、公司或設立企業,但大都是夫妻老婆店,既不熟悉國際市場情況,經營管理又不規范,結果導致絕大部分企業蒙受損失。這是中國企業在對外開放初期朦朧走出國門的嘗試階段。盡管這一階段付出了一定代價,但通過總結教訓和經驗,為后來實施“走出去”戰略奠定了基礎。
  1984—1992年,中國開始形成對外投資管理體制的雛形,主要標志是1984年和1985年分別頒布了《關于在國外和港澳地區舉辦非貿易性合資經營企業審批權限和原則的通知》和《關于在境外開辦非貿易性企業的審批程序和管理辦法的試行規定》,初步實現了由個案審批向規范性審批的轉變。
  1993—1998年,對外投資步入進一步強化管理階段。1993年,原外經貿部起草了《境外企業管理條例》,并授權作為境外投資企業審批和歸口管理部門。1997年還頒布了《境外貿易公司、代表處管理辦法》。
  1999年至今,是“走出去”戰略提出及其全面實施階段。1999年2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原外經貿部、國家經貿委、財政部《關于鼓勵企業開展境外帶料加工裝配業務的意見》。這份文件從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工作重點、鼓勵政策、審批程序、組織實施等方面,提出了支持我國企業以境外加工貿易方式“走出去”的具體政策措施。在2000年3月召開九屆人大三次會議上,江澤民同志再次強調指出,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們要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努力掌握主動權,必須不失時機地實施“走出去”戰略,把“引進來”和“走出去”緊密結合起來。之后,國務院相關部門又分別制定了具體實施的配套措施,包括設立外貿發展基金支持中小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為企業走出去建立信息平臺、開辟“境外經濟合作區”等,有力地促進了我國“走出去”戰略的實施。
  迄今為止,我國海外投資的數量和規模雖依然較小,但已取得積極進展,并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據統計,2006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211.6億美元,其中非金融類176.3億美元(占83.3%),同比增長43.8%。截至2007年年底,我國從事跨國投資與經營的各類企業已達3萬多家,累計對外直接投資金額1000多億美元,遍及全球170多個國家和地區。
  事實表明,“走出去”既是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國經濟發展一定階段和對外開放基本國策的必然要求,有利于充分發揮中國的比較優勢,深層次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在國際競爭中培育和發展中國的跨國公司。
  4.大力發展對外貿易
  對外貿易是一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的重要方式和渠道。但是,改革開放以前,由于我國經濟發展總體上處于一種封閉狀態,進出口始終在低水平上徘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經貿工作的指導思想和有關方針政策不斷調整和完善,有力地促進了對外貿易的發展。我國對外貿易在世界排名中,也從改革開放初期的第32位不斷上升,近3年來一直穩居第3位,成為名副其實的貿易大國。
  從貿易結構來看,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出口商品中初級產品和資源性產品占有較大的比重,進口則以機械設備和工業制成品為主。由于受國內供給能力和國際市場容量兩方面的制約,這樣一種出口商品結構很難實現出口的持續增長。為了優化出口結構,我國實行了一系列工業制成品優先的出口產業政策。“七五”至“十五”期間,我國的出口產業政策進一步完善。國家對工業制成品中我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如輕工和紡織產品)、附加價值比較高的產品(如機電產品)以及有利于帶動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提高總體競爭力的產品(如船舶、成套設備)等,在一定時期都給予了出口優惠政策。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我國完成了出口商品結構的第一個轉變,即由改革開放初以初級產品為主向工業制成品為主的轉變。據中國海關統計,1978年初級產品出口占我國出口的54.8%,工業制成品占45.2%;1985年,我國出口商品總額中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包括機電產品)所占比重已近平分秋色,分別為50.5%和49.5%(其中機電產品占6.1%);到1990年,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所占比重已變為25.6%和74.4%(機電占17.9%),工業制成品成為中國出口貿易的主力軍。
  進入21世紀以來,出口商品結構進一步優化。2000年,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所占比重分別為10.2%和89.8%(機電占42.3%),2006年這一比重已變為5.5%和94.5%(機電占57.6%),而且高新技術產品的比重已占出口總額的29%。2007年,出口商品結構繼續優化,初級產品出口增勢放緩,而機電產品出口增幅超過總出口增幅2個百分點,較2006年提高0.9個百分點,機電產品在中國出口貿易中的主導地位更加明顯,占當年出口總值的57.6%。
  增強出口競爭力的另一個關鍵因素就是產品的質量。20世紀80年代中期,鄧小平同志在談到如何擴大出口時指出:“工業生產特別是出口產品的生產,中心是提高質量,把質量擺第一位。……要立些法,要有一套質量檢驗標準,而且要有強有力的機構來嚴格執行。這一關把住了,可以減少很多弊端,卡住那些弄虛作假的行為。”“要打開出口銷路,關鍵是提高質量。質量不高,就沒有競爭力。”根據鄧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20世紀90年代,我國明確提出了“以質取勝”和“科技興貿”戰略。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又提出了“轉變貿易增長方式”的思路和要求,同時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限制“兩高一資”產品出口、實行出口許可、開征或提高出口稅、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稅等。這既是增強出口商品競爭力、實現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正確處理好質量與數量、效益與速度關系的必然選擇。
  5.加強對外經濟合作
  對外經濟技術合作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除利用外資和進出口貿易外,還包括對外承包工程、勞務合作、境外投資、接受外來的經濟技術援助以及對外提供經濟技術援助等多種形式。我們這里所講的對外經濟合作,主要包括對外援助、承包工程、勞務合作等。這些形式對推動我國企業走向世界,積極開拓國際市場,加強與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合作,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總結了長期與第三世界國家合作經驗的基礎上,中國對援外工作進行了一系列合理調整和改革,援助方式更加靈活,援助項目更加務實,包括提高了成套項目和技術援助比重,積極推行經援項目承包責任制。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國先后對數百個建成項目進行了多種形式的技術合作、代管經營、租賃經營、合資經營等,使援助項目的經濟效益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和提高。
  1995年以來,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中國對援外工作進行了全面改革,促進了對外援助與互利合作的有機結合。對生產性的援外項目,爭取走雙方企業合營的路子,如利用援助款項舉辦合資合作企業,帶動商品、技術出口、承包工程及勞務合作。對于受援國政府將貸款轉貸給私人經營建設的項目,爭取由中國公司進行工程承包。它標志著中國援外工作發展的一個新階段。截至目前,中國共向110多個國家和區域組織提供了2000多個援助項目。
  胡錦濤主席在2005年9月還宣布,中國將進一步擴大對重債窮國和最不發達國家的援助規模,并通過雙邊渠道,在今后兩年內免除或以其他處理方式消除所有同中國有外交關系的重債窮國2004年年底前對華到期未還的全部無息和低息政府貸款;在今后三年內向發展中國家提供100億美元優惠貸款及優惠出口買方信貸,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的醫療援助,并為發展中國家培訓培養3萬名各類人才。
  中國的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是在改革開放以后逐步發展起來的。中國人力資源豐富,國民經濟門類比較齊全,擁有雄厚的工程設計和施工力量。經過近30年的努力,我國工程承包和勞務合作事業有了很大發展,從事這項業務的企業已達上千家。經營主體逐步由流通領域的窗口型公司轉向生產領域的實體公司,經營水平不斷提高,規模不斷壯大。2006年,國際經濟合作營業額達356.9億美元,其中,承包工程299.9億美元,對外勞務合作53.7億美元,設計咨詢3.3億美元。截至2006年年底,我國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累計完成營業額1658億美元和410億美元,累計派出勞務人員382萬人,僅2006年末在外人員就有67萬多人。
國際貿易京4~10F52外貿經濟、國際貿易陳文敬20082008
陳文敬,商務部研究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
作者:國際貿易京4~10F52外貿經濟、國際貿易陳文敬20082008
2013-09-10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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