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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少數民族近代文化史研究三題
中國少數民族近代文化史研究三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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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關于研究意義和研究視野問題
  近幾年來,我國學術界對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史的研究,可以說是碩果累累成就輝煌。但若說還有什么薄弱環節的話,下面兩點大概是應給予關注的。其一,對近代以后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史涉及較少。許多有關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史的論著,重點在古代史,一般只寫到明清時期,而對1840年以后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110年近代時期的少數民族文化史卻大多沒有繼續寫下去。然而無論是從歷史的角度還是從現實的角度來看,這近代以后的110年卻是整個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史最值得關注的一段。因為這110年,作為古代中國與現代中國之間的一個歷史大過渡時代,整個中華文化,包括漢民族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的核心主題和時代命運,都發生了空前的巨變。其基本的內容可以概括為,在外來的西方文化的沖擊挑戰下,中華傳統文化陷入從未有過的持續性危機,逐漸發生近代變遷轉型,進而開始探索民族文化的現代復興和重建這樣一個宏大壯闊的歷史過程。這110年在中國漫長歷史巨流中雖然只是很短的一段,但無論是整個中華文化還是各少數民族文化在此期間所經歷的歷史命運之跌宕起伏,所發生的傳統形態之歷史巨變,可謂驚心動魄。在整個中華文化史和各少數民族文化史中,沒有任何一個時期象近代110年這樣錯綜復雜、地覆天翻,既彌漫著舊文化危機時的災難和屈辱,又交織著新文化探索中的迷惘與希望。這期間,作為中華文化組成部分的我國各少數民族文化,在整個中華文化發生空前巨變的時代環境與宏觀格局下,都經歷了各具特色的近代變遷進程。這些變遷過程的走向、結果和影響,無不對近代以后的各少數民族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要理解和把握當代我國各少數民族文化的由來與現狀,不能不特別關注這個歷史大變動的近代時期。因此我們說,中國少數民族的近代文化史,是我國少數民族文化史研究中十分重要但卻重視不夠的一個領域。
  另一個需要關注的薄弱點,是在研究視野上從世界文化的宏觀背景和參照系上來研究把握的不多,從中外文化相互關系的角度上來關注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史的不多。中國傳統之學術,大多重視歷史之縱向源流和傳承,而對域外之橫向聯系和影響卻較少強烈關注。就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史的研究來看,應該說大多還是較為注意少數民族文化發展演進的外部環境和外部影響的。但是這種關注一般還只是局限于中華文化的體系內,主要是重視漢民族文化,內地中央王朝文化對各少數民族文化的相互關系與影響,較少把中國少數民族文化放置到世界文化的更大背景上,來對外部世界其他文化與中國少數民族的聯系和影響進行研究,或是把中國各少數民族的文化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文化進行比較研究;較少從聯系、影響、比較的視野上來宏觀把握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史的結構體系、發展特征,以及它在世界文化發展史上所處的位置和作用。
  上述兩方面的薄弱點,可說是互為因果相互影響的。一方面,對近代以后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史研究不多,使人們很難感受到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史與外部世界文化聯系的廣泛內容及這種聯系的重要影響。因為相對而言,在近代以前的漫長時代,外部世界的文化對我國少數民族文化的聯系和影響確實不多,而且這種聯系和影響較之內地漢文化的聯系和影響也確實是相對次要的。在這個意義上說,對中國少數民族古代文化史的研究主要是一種向內的視野,是有其內在緣由的。但另一方面,缺乏一種世界文化的宏觀視野,缺乏從中外文化相互關系的開闊背景上來研究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史,卻也會或多或少地導致我們對近代以后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史研究的忽視或涉及不深。因為近代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史與古代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史之最大不同,來自于外部世界的宏觀環境。外來西方文化的沖擊和影響,已成為對近代以后少數民族文化變遷進程和走向產生重大影響的一個關鍵性因素。如需準確把握和理解近代以后中國少數民族文化的歷史命運、變動進程和走向之緣由及其意義,都必須把視野擴展到外部世界的廣闊范圍,從近代世界歷史的宏觀格局和時代特征,從一個相互聯系和影響日漸加深、擴展的世界背景上來內外結合地研究、把握近代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史。過去那種相對封閉、孤立和內向的研究視野和研究方法,顯然已不適應于近代以后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史研究的要求了。
  二、關于中國少數民族近代文化史演進的時代環境和總體趨勢問題
  近代以后的中國,時代環境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作為整個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的各少數民族近代文化的歷史進程,總體上受著當時中國社會宏觀環境與狀況的制約,受著中華文化近代命運和總趨勢的影響。因此,要把握近代以后我國各少數民族文化種種進程走向之緣由,我們先要看看近代中華文化的宏觀環境、時代主題和總體趨勢如何,看看各少數民族的近代文化是如何在這樣一個大的背景條件下發展演變的。
  我們知道,文化是一個歷史過程,近代以后的中華文化應該是在此之前的中華文化的繼續。那么,1840年以后的中華文化出現了什么樣的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變動趨勢與特征呢?我們說,區別于以往年代的近代中華文化的一大特點,便是從這時起,中華文化的演進超越了以往那樣一種獨立發展、相對封閉的常規,而開始卷入到一種與外部世界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接觸、沖撞的旋流中,在一種與外來文化發生復雜的相互作用的環境中發展、演變。近代以后,這種源自外部西方文化的沖擊力量,與中國傳統文化內部力量之間的關系是極其錯綜復雜的。內外力量交錯作用下的近代中華文化,其歷史命運的選擇和走向可以說是一波三折,跌宕起伏。但總的來看,透過近代百年歷史的重重迷霧,我們還是可以把握到近代中華文化的這樣一種歷史脈博和核心主題的,那就是傳統文化如何走向現代化的問題。鴉片戰爭后,在外來的西方文化沖擊下,原有的中華文化傳統日漸陷入從未有過的生存危機中,隨著這種外來壓力與內部危機的加深,傳統文化開始發生自覺或不自覺的變遷轉型,中華民族便也隨之開始了探尋文化復興、重建和走向現代化的努力。這是一個宏大的歷史過程,它到來的初始動因,源自于外來西方文化的沖擊,而這一過程開始后的進程和走向,則又取決于中華文化內部的特殊結構,取決于外來因素與內部原有力量之復雜關系和這種關系的變化狀況。
  相對封閉、獨立發展是近代以前中華文化以發展演變的基本特征之一。雖然說在以往的歷史年代,中華文化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文化也曾有過這樣那樣的聯系交往。在中國廣闊疆域的某些地區,這種與外部世界的文化聯系與交往,有時也還產生過十分重要的影響。如漢唐之時南亞佛教文化之傳入;元代以后伊斯蘭文化之傳入我國西北邊疆,以及歷史上東南亞文化對我國西南邊疆民族文化的影響等。但是總的來說,近代以前的中華文化總體上是在與世界保持相對封閉的狀態下,依據自身的歷史條件和內部環境而自成一體獨立發展演變的。但是,進入近代以后,情況卻逐漸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鴉片戰爭觸發的中英直接沖突,作為中華文化改變其傳統常規走向的一個標志,揭開了近代以后中西文化長時間、大規模廣泛接觸、碰撞和較量的時代帷幕。
  那么近代以后的這次中西文化交往沖突,為什么會引起中華文化陷入深刻危機呢?因為我們知道,中西文化交往由來已久而非自近代才開始。事實上,早在一兩千年前的漢魏時代,中西文化便因絲路之開辟而有了溝通往來。16世紀海路大通,全球聯系建立后,自新航路而來的西方傳教士亦曾促成了明清之際西學東漸、東西文化交往的一大熱潮。但以往所有西來之文化,同中華文化一樣同屬農本世界之傳統文化。而在農業文明的歷史范疇內,東亞之中華文化卻始終處于領先或略勝一籌的地位,外來文化自不足以動搖中華文化之根基。明清之際西方雖已漸露近代文明曙光,但由天主教、耶穌會教士傳入的西學,卻多是傳統的西學,而對當時西方正在興起的資本主義文藝復興中的人文精神、近代科學和新教倫理,耶穌會教士卻多有抵牾而無意東傳。然而,到19世紀中葉,世界歷史的格局,中西文化關系的性質,已經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西方近代工業文明的崛起已使世界歷史的重心自東向西發生傾斜,中西文化的關系已變成傳統農業和落后手工技術的傳統文化同近代工業和先進科學技術的現代文化的關系。因而,在這場近代中西文化沖突較量中,兩者力量之孰優孰劣已是如此明顯,這是中華文化處于退卻狀況以至陷入空前危機的根本原因。仍處于農業文明階段的中華文化,無論怎樣博大悠久,無論如何成熟完備,均已不再具有足夠的文化優勢來抵御、消融或同化外來的西方工業文化。無可回避的歷史選擇和出路,只能是回應西方文化的沖擊和挑戰,對自己的原有文化加以改造,使其發生歷史性的轉化而向現代工業、現代科技的新文化過渡。但是,這個過渡路漫漫而極其艱辛,它交織著在外力壓迫下被迫轉型的那樣一種民族的心靈磨難、痛苦和屈辱,交織著歷史過渡時期的迷惘、困惑,也交織著對民族文化新生的希望的曙光。 
  毫無疑問,近代中華文化的這樣一種歷史命運和時代環境,不能不從總體上規范了作為中華文化之一部分的各少數民族文化在近代的基本進程和走向,不能不從宏觀上決定了近代中國各少數民族文化變遷的性質、內容和主題。因此,從事近代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史和研究,下面幾個新的問題是我們首先應予注意的。
  第一,必須把近代以后各少數民族的文化,放置到近代整個中華文化歷史巨變的大背景上去考察,即從近代中華文化時代命運的基本進程和走向的宏觀格局上來理解和把握近代以后各少數民族文化的基本趨勢、演變方向和性質。從根本上說,近代中國少數民族文化的核心問題,也是一個如何由傳統形態走向現代形態,如何由傳統農業文化過渡到現代工業文化的問題。由于共同面對著來自外部的西方現代工業文明的沖擊,近代以后我國所有的漢族和少數民族,無論其原有的文化發展狀況如何,無論其原有的文化形態怎樣,都共同被卷入到了近代文化變遷的時代環境之中而面臨著某種共同的命運和發展主題。在整個中華文化發展史上,所有的少數民族之間,所有的漢民族和少數民族之間,出現了如此相同的歷史主題和時代命運,面臨著如此相對一致的文化變遷過程,這只是到了近代以后才出的現象。這是因為它們都面臨著一個來自外部世界的西方文化的沖擊和挑戰。因此,研究近代以后的各少數民族文化,應先對中華文化近代變遷的宏觀背景、總體趨勢和核心主題有一個大致的把握,并把各少數民族的近代文化放置到近代中華文化的變動過程中去考察。
  第二,對近代以后我國少數民族文化史的研究,應把研究的視野從中華文化內部擴展到世界文化的更大范圍上,從中西文化相互關系和近代世界歷史基本格局的外部背景上考察研究。因為正是有了來自外部世界的西方文化的沖擊挑戰并引起中華文化的種種變遷,才使1840年以后的中華文化演變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近代性質。研究視野上由以往的向內更多地轉向外部,應該說正是研究中國少數民族古代文化史與近代文化史的一大差異或不同特點。在研究近代以前漫長年代的我國各少數民族文化史時,我們一般來說主要關注的是我國各少數民族之間,各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的文化關系。其中尤以內地漢文化及傳統儒學對邊疆各少數民族文化的滲透、擴散、影響為關注之重點。許多研究都是以漢文化──少數民族文化,以內地文化──邊疆民族文化這樣的視野和角度來把握各少數民族文化史的。應該說,近代以后我國各少數民族文化之間,漢民族與各少數民族文化之間的交往聯系,以及漢文化向邊疆民族地區的擴散傳播,仍在大體遵循著以往的歷史慣性繼續推進著。但是,由于西方文化的擴張沖擊以及隨著這種擴張沖擊的增強,內地漢文化對邊疆少數民族的影響力是相對下降或減弱了。同時,近代以后隨著中國卷入世界體系之中,尤其是西方勢力的介入,傳統之少數民族文化與漢民族文化的關系了發生了許多變化,出現了許多新的情況。近代以后,我國邊疆各少數民族文化的發展進程及其走向,大致受著三種力量以及這三種力量所形成的相互復雜關系的制約影響。一是各民族內部的本土的力量,二是內地漢民族和內地中央王朝的力量,三是來自外部世界的西方擴張力量。這三種力量的消長變化及其它們在不同邊疆民族不同時期中的表現形式,造成了近代我國邊疆各少數民族文化歷史進程的極其多樣性和復雜性。但總的來看,外來的西方文化力量卻呈不斷增強的趨勢。同時,與內地漢文化不同的具有近代工業文明性質的西方文化,對邊疆各少數民族的傳統文化有更深刻的沖擊影響力,引起邊疆少數民族的整個社會文化形態發生了與漢民族文化影響不同的變化。因此,對近代以后各少數民族文化的研究,就必須將這一研究對象放到近代中西文化沖突的關系格局上,從外部世界的大背景上來把握。
  第三,近代以后我國各少數民族和漢民族的文化,其面臨的時代命運和經歷的歷史變動,在總體上是一致的。但是,各少數民族和漢民族文化近代變遷的具體過程、具體內容,各少數民族和漢民族發生的傳統文化之向現代文化轉換的具體模式,卻可能是各具特點互不相同的。這些不同特點的出現,主要是因為,當19世紀中葉近代中國開始歷史性轉變的時候,我國各少數民族與漢民族所處的歷史起點及其原有的文化傳統并不一致,它們所受到的近代西方文化的沖擊在時間的先后和內容的廣度深度上,以及在面對這種沖擊時各自作出的回應方式亦各有不同。事實上,在外來的西方文化沖擊下,原有之傳統文化開始發生近代性質的變遷過程并向現代社會轉換過渡,仍是近代以后世界歷史文化中一個全球性的普遍現象。西方的近代全球擴張曾把世界所有地區的國家、民族、文化卷入了一個日漸強化的一體化全球體系中。但是,由于受著各個國家各種文明原有結構和傳統不同的影響,在亞洲、非洲、美洲等不同地區,這個世界近代文化的變遷轉型和各民族走向近代化的具體模式又是十分不同的。因此,對我國各少數民族近化文化史的研究,既需要把這一研究對象放置到近代整個中華文化歷史變動的大背景上,分析探究各少數民族文化與整個中華民族近代文化如何變遷的一般趨勢和普遍規律,同時又需要個別比較分析務各少數民族近代文化變遷的具體過程和內容。如果我們不僅將各少數民族與漢民族相比較,而且還與世界其他地區和國家的民族相比較,我們便可能會發現,在近代我國各少數民族文化史中新出現的種種復雜現象,哪些實際上是有著全球性的一般性質和普遍意義,哪些又表現出我國各少數民族近代文化變遷和傳統轉向的特殊模式,以及這些特殊模式形成的深刻內在原因及其后果影響。這樣一種宏觀與微宏、國內與世界的縱橫比較研究,將有助于加深和拓展我們對中國少數民族近代文化史的研究。這種研究將不僅有我們自己的民族特色,同時又能與世界各國學者展開有效的對話和交流。
  三、關于中國少數民族近代文化變遷的若干特殊現象問題
  把我國各少數民族文化放置到近代中國的歷史背景上,我們會發現我國少數民族近代文化變遷中的下述幾個值得關注的特殊現象。
  第一,在近代我國少數民族文化的變遷過程中,西方文化對我國各少數民族文化的沖擊影響力之增強,近代以后中國國家力量的衰微和中央政府對邊疆控制力之減弱,這兩種趨勢是互相對應、逆向同步推進的。從晚清以后,中國國力日見下降,中央集權體制因吏治腐敗內亂蜂起而運轉乏力,對邊疆民族地區的政治控制力和行政管轄力逐漸減弱了。晚清政治的這一變化,既給西方對我國邊疆民族地區的滲透擴張以機遇,反過來,西方文化對邊疆民族地區沖擊影響力的增強,以及由此引起的邊疆民族地區在政治、經濟、文化上與中央的疏遠和某些地方離心傾向的增長,又進一步導致晚清以后中央王朝統一集權體制的瓦解和中央政府對邊疆統治的失控。由于我國大多數少數民族有地域分布上的邊緣性的特點,因而中央政府集權程度之高低,中央政府對邊疆控制力之強弱,對邊疆少數民族文化的進程和發展走向始終有著十分關鍵的影響。從晚清以后,東南亞的緬甸、安南、柬埔寨、暹羅等國先后淪為西方殖民地,納入到了西方近代世界殖民體系的軌道中;中亞細亞、南亞次大陸也變成了西方世界的外圍國。世界格局之巨變使中國西南、青藏和西北內陸等邊疆民族地區,變成了東南沿海之外的中西文化接觸碰撞的另一陸上前沿地帶,邊疆民族地區變成了西方文化向中國擴張滲透的另一關鍵地區。因而那些地處邊疆、遠離內地的邊境地區的少數民族,往往可能會比內地許多地區還要更早、更直接地受到西方文化的沖擊影響,并因此而較早地開始它們近化性質的文化變遷歷史過程。正是在這樣的特定時代條件作用下,那些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是荒蠻偏僻和落后封閉之地的某些邊疆民族地區,卻可能會在近代中國政治和文化變遷中扮演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角色,或成為近代中國社會大變革年代中的一個活躍熱點地區。比如邊陲云南,20世紀初不僅有了現代中國第一條通向國外的國際鐵路,不僅建起了全國首座水電站,而且辛亥前后成為革命黨人活躍的地區,有河口起義、騰越起義,有蔡鍔首倡反袁之舉并成為護國運動的策源地,以及西南軍閥和西南地主實力派在民國時期扮演的重要角色……所有這一切都是晚清以后邊疆民族地區社會歷史變動的一個結果。對這些變動之由來和性質的把握,只有從近代中外關系之演變,從近代世界歷史的外部背景上才可能有全面的分析認識。
  第二,近代以后由于內地漢文化和西方文化同時向邊疆民族地區擴散傳播,使一些邊疆少數民族文化的多元復合性特征日益明顯。本民族本土的傳統,與內地的漢儒文化和外來的西方文化交織并存,發生種種的多元文化沖突與融會,引起近代以后邊疆少數民族文化向一種新的混合形態轉換。雖然這種混合和轉換在各邊疆少數民族文化中的表現形式和推進程度并不一致。尤其需注意的,是近代時期邊疆民族受其他文化傳播影響模式的變化。過去,在中華文化的范疇內,漢儒文化是由內地中心向邊疆外緣擴散傳播的,漢儒文化的影響力一般隨地域上的近遠而呈由強到弱的擴散形式,越是遠離內地的邊疆受漢儒文化的影響力越弱。而外來的西方文化則往往是從邊疆向內地擴張推進的,因而那些地處邊疆的少數民族往往還會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而發生文化變動。
  第三,近代以后,我國邊疆各少數民族對西方文化沖擊影響所作出的回應方式和結果是很不一樣的。總的來看,那些地處邊陲,受漢儒文化影響較淺弱的少數民族,其原有文化在受到西文化沖擊后之發生解體、變遷轉型,或是轉而在某些方面接受認可外來之西方文化,往往可能要比內地漢民族更快更容易些。對此,我們可以從不同的方面來加以說明分析。其一,這些地處邊疆的少數民族,在受到西方文化沖擊時,其原有文化可能多還處于較為落后或原始的氏族社會階段,處于原始多神教的、非文字的部落口傳文化階段,因而對西方文化沖擊所作出的維系傳統的回應要比漢民族被動無力。比如近代西方的宗教在那些處于原始宗教泛神論和圖騰崇拜階段、或是還沒有本民族自己文字的少數民族中(如西南邊疆的怒族、拉祜族、景頗族、苗族、壯族)傳播往往較快較普遍。西方人甚至還給這些少數民族創制了拉丁字母的文字系統以傳播西方文化。其二,有些邊疆少數民族的文化,或者由于歷史積淀和傳統不如漢儒文化那樣根深蒂固,或者其文化內部的同質一體化與整合程度不如漢民族文化那樣高度系統化、規范化,因而在接受西方化時,其原有文化對西方文化的排斥程度較之漢儒文化就要低一些。其三,許多邊疆少數民族,歷史上就有接受外來文化以改變自己原有文化的結構傳統和歷史進程的經歷和背景,接受外來文化是這些邊疆少數民族以往文化發展中的一個基本特征,這與漢民族文化主要以自我為核心自成一體獨立發展的歷史經歷有所不同,因而近代以后接受西方文化影響也可能比漢民族要快些。
  第四,近代以后西方文化在我國邊疆民族地區的增長,往往還與我國近代邊疆危機的日漸加深交織在一起。西方往往從文化、宗教、歷史、民族等方面挑撥邊疆與內地、地方與中央、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的關系,制造隔膜、猜忌和矛盾,進而培植親西方和有分裂傾向的邊疆民族利益集團,人為地制造出一系列嚴重威脅中國國家統一的邊疆民族問題、分裂問題和與毗鄰國的邊界劃分問題。從而使近代邊疆民族文化問題具有了十分突出的政治色彩。不過,這里需要指出的是,近代西方這些曾導致中國邊疆危機的擴張活動,卻又從另外一個方面促成了中華文化整體性現代意識的覺醒。正是在近代中西兩大文化體系的沖突和差異對比中,凸現出了中華文化的被國內所有民族接受和維護的全中華民族的共同命運、共同利益和共同意識。
                    (責任編輯  楊 杰)
  
  
  
思想戰線昆明29-34A849民族研究劉鴻武19951995 作者:思想戰線昆明29-34A849民族研究劉鴻武19951995
2013-09-10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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