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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動態經濟效應分析:長期均衡和短期調整
中國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動態經濟效應分析:長期均衡和短期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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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F125·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369(2008)2-0047-11
  導 言
  由于在世界貿易組織(WTO)多邊框架下達成協議十分困難,現在各國開始積極探索比較容易達成一致的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FTA)形式,其中以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為主要代表,這些經濟區都具有一定的排外色彩,對其他國家形成很大的沖擊,因此從1998年末開始,東亞國家也開始摸索建立自由貿易區。比如,韓國已經分別與智利、新加坡、冰島和東盟簽署了FTA協定,與美國、日本等國的談判也在進行。日本與新加坡、馬來西亞、墨西哥和菲律賓已經簽署了FTA協定,與智利、韓國、東盟的談判也已啟動。但是,東亞地區作為一個整體所簽訂的FTA協定數目在世界上還是最少的。
  在2002年之前,我國經濟重點主要放在加入WTO上,近幾年對建立自由貿易區開始表現出很高的熱情。2003年6月和10月中國內地分別與香港和澳門地區簽署的具有自由貿易區性質的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CEPA)正式實施,可以看作我國自貿區建立正式拉開了帷幕。在此基礎上,中國-東盟(ASEAN)自由貿易區(10+1)也迅速啟動,2005年7月,《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之《貨物貿易協議》開始實施,2007年1月《服務貿易協議》簽署。2005年11月,中國-智利自由貿易協定簽署。2006年11月,中國-巴基斯坦自貿協定簽署。另外,我國與新西蘭、澳大利亞、韓國、印度、冰島和南部非洲關稅同盟等的自貿區談判也已經啟動或安排。在學術界,與建立FTA相關的各種研究紛紛展開,本文期望在刻畫建立FTA對中國經濟的動態影響方面作出有益的嘗試。
  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綜述與FTA相關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并提出本文的研究目的;第三部分簡單介紹本文所采用的向量自回歸和向量誤差校正模型,介紹變量的選擇和數據處理,介紹本文模型的設定過程;第四部分主要根據協整方程和調整系數、脈沖反應函數、方差分解和Granger因果檢驗的結果分析中國建立自貿區的長期經濟均衡和短期動態調整過程;結論和政策性建議在第五部分。
  FTA的理論和實證研究
  自由貿易區(FTA)是在最少限制的制度安排下的最初級的區域整合形式①。事實上,FTA除去了WTO的最惠國待遇和多邊主義原則,代之以雙邊主義和地區主義的特惠貿易協定。FTA成員國間適用低關稅,最終達到無關稅,相反,非成員國則適用WTO維持的關稅。FTA經濟效應的研究主要是分析建立FTA后對于區域內外國家的經濟各有何影響,通常認為FTA的經濟效應包括四個方面:貿易創造效應、貿易轉移效應、市場擴大效應和競爭促進效應。其中,貿易轉移效應引起效率降低,經濟影響是負面的,而其他三方面的效應都會通過提高效率給域內國家的經濟帶來好的影響。
  Viner(1950)首先提出了貿易創造和轉移效應的概念②,這兩種效應是由于建立自貿區后成員國和非成員國適用不同關稅水準而產生的,兩者的相對規模大小決定FTA是否導致福利增加,這實際上是一種靜態效應描述。自由貿易區的動態經濟效應在經濟整合初期看不出,隨著時間推移,將逐漸表現出來,這主要體現在市場擴大效應和競爭促進效應上。從長期看,由于建立FTA后,成員國間的貿易障礙消除,國內外廠商將站在同一立足點上相互競爭,此時唯有市場效率高者才能夠生存。隨著經濟規模的變大,成員國企業為了爭奪高的市場占有率將展開更激烈的競爭,透過淘汰、兼并與技術更新等方式來提高生產活動的效率,降低生產成本,結果將導致域內商品相對于域外有著比較優勢,減少貿易轉移效應的發生,而且市場競爭程度的提高也有助于降低廠商對市場的壟斷力,會進一步使產品價格下降,消費者福利提高。當然,FTA的動態效應也不總是正面的,成員國的經濟整體會有所得,但具體到產業層面,競爭力較弱的產業則會受到直接的打擊。
  國外研究FTA動態效應的實證文獻很多。比如,Thompson(1993)分析了加拿大證券市場上制造業投資者對美加建立FTA的反應,發現加拿大制造業在美加FTA建立后有著確實的收益和損失,投資者也在進行著相應的調整③。Gaston和Trefler(1997)分析了美加建立FTA前后兩國勞動市場的雇傭勞動和工資的變化。一般來說,建立FTA后,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會得到促進,就業增加,而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就業減少,但實際檢測結果并不支持這個判斷。建立FTA后,所有可交易部門的產業中,就業減少,特別加拿大的就業減少份額達9%~14%,是美國的兩倍,實際出口和進口都收縮。另外,工資收入與建立FTA與否相關性不大,維持穩定的狀態,只有微弱的3%程度的上升。當然,這個時期就業的大幅減少可能與加拿大和美國國內經濟不景氣有關④。Ethier(1998)認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締結FTA,會帶來促進發展中國家資本流入的效果⑤。Baldwin和Robert-Nicoud(2000)的實證分析結論是經濟小國與大國建立FTA時,小國的生產部門會遭受損失,小國生產部門的GDP、就業和工資與進口價格指數有著相同的變化方向,而大國制造業部門的就業會增加⑥。Beaulieu(2000)也分析了美加FTA建立后關稅的下落對勞動市場的影響,指出FTA對于加拿大收入幾乎沒有影響,但是對于制造業的就業有著小的負的影響。而且發現關稅下降會顯著降低非熟練工的就業,但是不影響熟練工的收入。勞動市場的這種就業結果是緣于在建立FTA前,低技術密集型的產業相對于高技術密集型的產業受到了更多的保護⑦。Brox(2003)使用AIDS系統分析了美加建立FTA后加拿大消費者的消費和儲蓄模式的變化情況,發現FTA將會降低加拿大的儲蓄率,增加加拿大除服務業之外的所有商品的消費份額。韓國和日本對雙邊FTA經濟影響的研究也很多⑧。如Fukugawa(2000)描述了建立韓日FIA兩國能夠獲得的利益。從韓國方面,韓國能夠獲得規模經濟和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等高的動態利益;由于與日本的貿易自由化,能減少盲目重復的投資習慣;建立FTA能夠強化金融協力,擴大日元資金的活用機會。從日本方面,韓國是一個能夠容易地吸收日元資產的國家;金融危機以后,韓國迅速推進了相關改革且富有成效,而日本欠缺這種改革,這也是與韓國建立FTA的社會動機⑨。Shin和Wang(2003)發現建立韓日FTA后兩國貿易量增加,而且發現匯率不確定性與貿易量之間存在負的相關關系,為了促進兩國間的貿易,在討論韓日FTA時,必須強調匯率調整這個問題⑩。
  目前中國對FTA的研究也不少,比如,張祖國(2002)分析了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意義和前景,認為中國與東盟市場一體化,不會引起對中國產業的巨大沖擊,反而有利于中國企業開拓東盟這一新市場(11)。張遠鵬(2002)分析了東亞地區自由貿易協定的興起狀況,認為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產業競爭能力有了較大提高,已經具備構筑雙邊、小范圍自由貿易區的條件,而且目前機遇很好(12)。胡鞍鋼(2001)提出了建立中國、香港、日本和韓國的三國四方自由貿易區的設想,以進一步推動東亞地區的區域經濟一體化(13)。劉昌黎(2001)分析韓日FTA對韓日兩國的影響,也分析了韓日FTA對中國的影響以及中國政府的對策(14)。馮昭奎(2002)分析了“日韓FTA產業論壇”的研究情況,還分析了實現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兩種可能途徑,一是三個“10+1”交融模式,二是“東盟自由貿易區+中日韓”兩個板塊的結合(15)。宋群(2002)分析了東亞經濟合作的一些情況,指出,推動區域一體化合作都有一些比較強的國家為主導進行,而東亞經濟合作中還沒有形成這種合適的力量(16)。陳雯(2002)運用貿易份額法和引力模型考察東盟自由貿易區對東盟區內貿易的作用,結果表明,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區內貿易的發展(17)。可見,上述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論分析,量化研究還不多,而且主要是一些靜態經濟分析,研究的對象主要是與東盟的雙邊FTA。
  我們期望本文的研究能夠在實證分析建立自由貿易區對中國經濟的動態影響方面作出有益的嘗試,并得出有益的政策建議。我們不僅從整體上分析建立自貿區對中國工業生產部門、貿易部門和投資部門的短期和長期影響,而且也具體分析了中國內地與香港地區建立CEPA后所帶來的動態經濟效應。
  研究方法、變量選擇與模型設定
  1.研究方法
  本文選擇能夠把握變量相互作用,能夠刻畫變量從短期向長期均衡調整的向量自回歸(VAR)或向量誤差校正(VEC)模型來分析建立FTA對中國的工業生產、貿易和投資部門的影響情況。
  VEC的優勢就在于能夠把系統內變量間的這種長期均衡關系和短期動態調整特征結合在一個模型中分析,保持信息的完整性,從而也使其成為本文進行自貿區動態經濟效應分析的基本方法。
  建立了平穩的VAR或VEC模型后,我們就可以進入正式的經濟計量分析了。分析方法之一就是使用脈沖反應函數。本文采用能夠避免正交化對變量排序依賴性的一般脈沖反應分析。分析方法之二就是預測誤差的方差分解,它是研究所有關聯變量影響目標變量的不同貢獻度的一種分析方法,可以用來判斷經濟序列變量間的短期動態相關性。為了對脈沖反應和方差分解的結論進行補充和說明,還有必要對系統變量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并且與ECT調整系數顯著性所揭示的長期因果關系結合起來分析。
  2.變量選擇
  為了分析FTA的經濟效應,選擇FTA的代理變量很重要。Revenga(1992)(18)、Grossman和Helpman(1995)(19)的研究中使用進口價格指數作為FTA的代理變量。韓國經濟政策研究院(KIEP)和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IDE)等在分析FTA的經濟效應時經常使用關稅作為FTA的代理變量。由于我國沒有公布有關進出口價格指數的資料,而關稅(20)時序資料則相對容易獲得,因此本文選擇進口關稅率(Tariff Rates,TARA)(21)作為FTA的代理變量。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的進口關稅率漸漸下降和總進口額增加的事實(見圖1),實際上,關稅率和進口價格指數有相同的移動方向,可以認為建立FTA后的關稅率下降與工業產品進口價格指數的下落是相關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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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我國進口關稅率和總進口趨勢圖
  建立FTA后經濟受到的影響范圍可以包括生產、消費、貿易和投資等部門,但是基本的研究主要在生產方面。本文在分析FTA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時,著重對三個部門進行分析:第一是工業生產部門,選定工業增加值(IGDP)、就業(IEMP)和平均工資報酬(IW)作為相關變量;第二是分析貿易部門,選擇我國的總出口額(EX)和總進口額(IM)作為整體分析變量,對香港地區的分析變量則是中國內地對香港的出口額(EXHK)和從香港的進口額(IMHK);最后是分析投資部門,選擇總的外商直接投資實際數額(FDI)一個相關變量,香港地區對中國內地的直接投資用FDIHK表示。本文把中國內地與香港和澳門地區正式建立具有自貿區性質的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的2003年作為我國建立自貿區的起始研究時間(22),因此,本文研究的時序期間從2003年開始,選擇的數據是2003年1月到2006年12月的月度時間序列(23)。本文利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消費價格指數(CPI)月度同比數據對所有名義數據(就業除外)進行了平減(基年為2005年),由于本文所有月度數據的季節性都較強,利用Census X12乘法方法進行了季節調整,為了避免數據劇烈波動和消除潛在的異方差性,對季節調整后的數據取自然對數(關稅率除外)。
  3.模型設定
  本小節分別對工業生產、貿易和投資部門建立VAR或VEC模型,三個部門的內生變量向量y[,t]分別為(TARA IGDP IEMP IW)′、(TARA EX IM)′和(TARA FDI)′,外生變量只包含常數項。模型設定分三個步驟完成:第一,利用單位根檢驗檢查時間序列的平穩性;第二,確定VAR模型的滯后長度;第三,利用Johansen跡檢驗確定每組變量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如果存在,估計出變量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并將VAR模型修正為VEC模型。
  (1)單位根檢驗。本文運用ADF檢驗法進行單位根檢驗。由于ADF統計量的分布是非標準的,因此使用Mackinnon臨界值來判斷。
  ADF檢驗結果表明,各變量的水平值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接受原假設H[,0],即都是不平穩序列,而其一階差分都拒絕原假設H[,0],因此它們均是一階單整I(1)序列。由于不平穩的時間序列不能直接進行回歸,否則會產生偽回歸,應該采用處理非平穩變量的協整分析方法。
  (2)協整檢驗。協整檢驗主要用于檢驗非平穩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的比例關系,稱為協整關系。我們的數據中,所有變量本身都是非平穩的,可以進行協整檢驗。如果至少存在一個協整方程,說明它們之間存在著長期均衡關系,否則就不存在穩定的線性關系了,而協整方程的存在是構建VEC模型的基礎。由于本文分析中樣本相對較小且變量較多,所以采用Johansen檢驗方法來估計變量間的長期均衡關系,以得到一個有效無偏估計量。
  在進行協整檢驗以前,必須首先確定VAR模型的結構,即滯后長度。綜合AIC和SIC最小標準,本文工業生產部門無約束VAR模型的時滯應選取5,貿易部門VAR模型的時滯選取4,投資部門模型的時滯選取2。在滯后長度確定之后,再驗證協整檢驗模型的形式,本文確定工業生產部門和投資部門的最合適模型為協整空間中只有常數項,數據空間有均值和線性趨勢項,貿易部門的協整空間相同,數據空間只有均值。
  第一組和第二組變量協整檢驗結果表明,TARA、IGDP、IEMP和IW以及TARA、EX和IM之間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存在唯一的一個協整方程,換句話說,關稅率與工業增加值、就業和工資水平變量以及關稅率與總出口和總進口變量雖然具有各自的長期波動規律,但是它們之間還存在著長期的動態穩定比例關系,具有共同的隨機趨勢。從經濟意義上看,這種協整關系的存在便可以通過某些變量的變化來影響另一變量的變化,因此,中國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所引致的關稅率下降沖擊可以傳導到工業生產部門和貿易部門的宏觀經濟變量之間,兩個部門變量間的連鎖波動和相應變化最終會分別收斂在各部門的長期均衡狀態。而協整檢驗結果顯示投資部門中關稅率與FDI不存在協整關系。因此,我們必須把工業生產和貿易部門的VAR模型校正為有協整約束條件的由短期波動向長期均衡調整的VEC模型,滯后長度分別比原VAR模型減少1期,而對投資部門則要建立一階差分的標準VAR模型,這種模型的約束性最強,參數個數最少。在下一節,我們將根據這些模型的估計結果進行相應的動態經濟分析。
  動態經濟效應分析
  本節主要根據VEC或VAR模型估計的結果分別就建立FTA對工業生產部門、貿易部門和投資部門的經濟效應作一個動態的解釋,最后再具體分析與香港地區建立CEPA的經濟影響。根據已有的理論和實證研究,一般會預期建立FTA導致的環境變化(如進口關稅率下落、進口價格指數的下降)會導致工業生產部門的增加值和就業減少,工資收入影響不大,出口會增加,進口會減少或不確定,外商直接投資會增加。
  1.工業生產部門
  根據工業部門VEC模型所估計出的標準化協整方程為:
  β′y=TARA+9.4742IGDP+9.8833IEMP-19.3831IV-11.6650=0 (1)
  (4.2705) (1.9074) (-3.1139)
  上式的第二行為t統計量。由該協整方程可以看出,4個變量之間具有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如果分別把IGDP、IEMP和IW的協整參數換算成1的話,可以知道,關稅率每下降1%,在長期均衡狀態上,工業增加值最終會上升0.106%,就業增加0.101%,平均工資報酬則會下降0.052%左右,而且在統計上都是顯著的。(1)式的右端就是VEC模型中的誤差校正項ECT,它限制了工業部門內生變量的長期行為必須收斂于這個協整關系,而且考慮了向這個均衡值的短期動態調整過程。因此,任何對短期非均衡誤差的適應性調整,都使得變量自身不斷地向長期均衡趨近,調整系數就描述了這種偏移向均衡的調整速度。這里估計的調整系數為:
  α=(-0.0915-0.0973 0.0010 0.0060)′ (2)
  (-0.8528)(-3.9960)(0.8197)(0.4178)
  其中,每個元素為VEC系統里4個方程對應的ECT的估計系數,可見,工業增加值變量對偏移的調整速度最快,平均工資報酬其次,就業最慢。
  有了系統變量的長期均衡關系后,我們還想知道建立自貿區后工業部門的主要變量對于關稅率下降沖擊的短期動態調整過程,這可從基于VEC模型的脈沖反應函數和方差分解分析看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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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工業生產部門主要變量對進口關稅率下降的脈沖反應函數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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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 工業生產部門主要變量的方差分解
  由圖2可知,進口關稅率初期一個單位標準差的正向沖擊首先引起工業增加值0.003%瞬時下降,然后是3期的連續增加,第5期又急劇下降,第6期后又恢復增加但是波動很大。換句話說,關稅率下降1%,在短期基本上會導致工業增加值下降,在第2期和第10期下降幅度最大,達到近0.006%。可見,工業增加值的這種短期反應與我們的預期相似,而協整方程揭示的增加值在長期的最終增加則與預期相反。這說明,建立FTA會對中國原來受到保護的弱勢產業形成沖擊,使得工業增加值出現相當長時間的下降,但是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資源重新配置,產業結構進行調整后,工業部門的生產會恢復直至超過建立FTA前的水平。而工業部門的就業和工資報酬對關稅率下降的短期反應也是急劇的波動而且基本上是下降的,關稅率一個標準差的負向沖擊會導致就業在短期內下降達到平均0.027%的水平,工資的下降幅度雖然小,但也達0.008%的平均水平,雖然在第12、13期的時候短暫上升一點點。對比長期收斂值,我們知道就業水平的這種短期下降是暫時的,長期看建立自貿區還是會導致就業的最終上升;但是,工資報酬的下降卻是永久的,這些與我們對就業和工資的預期變化也不完全相似。可見,為了避免建立FTA的長短期不利影響,事先勞資雙方建立相應的對策是很重要的,要選擇合適的FTA建立時機,引導弱勢產業和群體做好充分的準備。方差分解進一步考察了工業部門主要變量之間的動態影響關系。由圖3可以看出,工業增加值和工資報酬的短期劇烈波動其實并不是由于進口關稅率下降沖擊主要引起的,關稅率沖擊只分別解釋了工業生產和工資波動的不到10%,而就業和工資沖擊對工業增加值波動的解釋在第5期之后平均達到了20%和50%的強度,增加值和就業沖擊對工資波動的貢獻度也有17%和30%左右。但是,關稅率下降沖擊卻是導致就業水平短期波動的主要因素,影響程度達到平均30%的水平,工業增加值和工資沖擊對就業波動的解釋程度相加起來在前10期也就10%的水平,10期后略有增加。
  上述協整檢驗給出了變量間的長期均衡關系,脈沖反應函數和方差分解分析給出了短期沖擊反應方向和互相影響程度,這些變量在長期和短期是否構成因果關系還需要進一步的驗證。對于存在著協整關系的非平穩變量,Granger因果檢驗必須是基于VEC模型的,即不能省去模型中的誤差修正項(ECT),否則得出的結論可能出現偏誤,這里ECT的顯著性和滯后差分項的聯合顯著性檢驗可以分別用來說明變量間的長期和短期因果關系。本文檢驗工業部門各變量作為一個經濟系統的互為因果關系的結果略,ECT的t值見(2)式第二行。
  第一組TARA方程的檢驗表明,在短期內,IGDP格蘭杰引起TARA,但是IEMP、IW都不格蘭杰引起TARA,且ECT也是不顯著的。這說明了無論在短期還是長期,關稅率變量基本上都不能由這三個解釋變量引起,應該屬于外生的制度性安排。IGDP方程的檢驗中,TARA、IEMP和IW都格蘭杰引起IGDP,而且ECT的t值也很高。這說明了建立自貿區后所出現的工業增加值的短期下降和波動以及長期的增長基本上都是由關稅率、就業和工資變量的變化引起的,雖然方差分解顯示它們在短期對工業增加值的影響力度不同。第三個方程的檢驗表明,IW格蘭杰引起IEMP,但是TARA和IGDP不格蘭杰引起IEMP,而且ECT也不顯著。雖然方差分解認為關稅率的下降沖擊更多地解釋了就業的短期變動現象,但是因果檢驗意味著關稅率在短期和長期都不是引致就業變化的原因,就業水平的最終上升可能還與其他一些因素相關。IW方程中,TARA、IGDP和IEMP都不格蘭杰引起IW,ECT也不顯著,這至少可以說,建立FTA后工資水平的下降不是由于關稅率的下降所引起的,這也與方差分解的結果相一致。
  總的說來,建立FTA對中國工業部門的影響是比較積極的,似乎沒有理由對建立FTA有太多担憂,市場的力量再加上合理的政策導向能夠解決建立FTA對中國工業生產所帶來的沖擊。
  2.貿易部門
  貿易部門VEC模型估計出的標準化協整方程為:
  β′y=TARA+14.1916EX-18.7652IM+36.4748=0 (3)
  (2.5838) (-2.7205)(2.6427)
  相應估計的調整系數為:
  (0.0035 0.0152 0.0257)′ (4)
  (0.3068)(3.5589)(5.1070)
  協整關系的存在意味著貿易部門非平穩變量間也具有長期的均衡關系,三個變量的變化最終會受到上述協整關系的約束:關稅率每下降1個百分點,在達到長期均衡時,總出口會增加0.07個百分點,總進口會減少0.05個百分點,而且在統計上都是顯著的,這一協整關系的符號和系數符合我們的預期。而總進口對偏移的調整速度要快于總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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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 貿易部門進出口對進口關稅率下降的脈沖反應函數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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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5 貿易部門進出口變量的方差分解
  圖4和圖5的脈沖反應函數和方差分解顯示,TARA一個標準差負向沖擊從一開始對總出口持續作正向影響,開始的幾期波動較大,第2個月達到峰值,而且我們發現,在10期之前,關稅率對總出口波動的解釋力要大于總進口,達20%左右,以后總出口就維持在0.012%的緩慢增長水平上,根據協整關系可知,關稅率下降對總出口的沖擊是持久性的,會一直增長到收斂水平。而進口關稅率的下降對總進口的沖擊反應模式有些相似,開始7期總進口是短暫的波動,雖然在第2期和第4期略為下降,但是總體上增加,并且這種上升在第7個月之后趨穩,大約處于0.005%的上升水平。我們知道,總進口的這種上升是不長久的,長期來講,總進口還是趨于減少,顯然,總出口對總進口短期變化的影響力要高于關稅率。換句話說,方差分解分析顯示,在短期中,關稅率下降導致總出口增加的結果比較有說服力,而總進口增加的結論由于關稅率對其說服力最低而打了折扣。
  (4)式第二行兩個調整系數的t統計量以及Granger因果檢驗表明,關稅率雖然在短期沒有成為進出口變化的Granger原因,但是在長期,建立自貿區所導致的關稅率下降卻是總出口增加和總進口減少的重要原因。在短期,進出口則成為關稅變化的原因,可見,建立自由貿易區,降低進口關稅率,也是中國的貿易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內在要求和特定產物。另外因果檢驗還發現,短期內,總進口的變化并不會引起總出口的變化;但是反過來,總出口的變化卻會導致總進口相應變化,這與方差分解是一致的,因為10期前總進口對總出口的解釋力只有15%左右,低于關稅率很多,而總出口對總進口的貢獻度在初期就達到20%以上,而且隨著時間推移,較快增加,在第14期時已經超過了總進口自身的解釋力。
  3.投資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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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6 投資部門脈沖反應函數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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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7 投資部門的方差分解
  由于投資部門非平穩變量間沒有發現協整關系,因此不存在長期均衡,為了避免偽回歸問題,我們構建了一階差分的VAR模型來進行分析。由于關稅率與FDI在長期并不符合一定規律,因此可以說,關稅率在長期對FDI變化的解釋和預測能力有限。而且Granger因果檢驗發現,在38.4%的水平上,FDI不是TARA的Granger原因,在21.5%的顯著性水平上,TARA不是FDI的原因,因此,在短期,關稅率和FDI也彼此都不成為引起對方的原因。由圖7的方差分解也可以看出,關稅率對FDI的解釋力在15個月內都只有3%左右,FDI的變化幾乎完全由其自身所解釋。圖6短期脈沖反應函數軌跡也顯示,關稅率的一個標準差擾動僅僅引起FDI短短5期的振蕩,從第6期FDI就幾乎回到原來水平,沒有變化了。總的FDI的變化情況與我們預期的不同。而且上下兩個標準誤的置信帶顯示,該軌跡在90%的置信水平上是可靠的。因此,我們完全沒有必要担心建立自由貿易區是否會對我國吸收FDI的總體水平帶來不利的影響。
  4.以香港為例
  2003年,中國內地率先與香港地區簽署的具有自由貿易區性質的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CEPA)正式實施,這也標志著我國自貿區建立工作的正式開始。在最近連續的5年內香港地區在中國內地的貿易伙伴排名中一直位列第四位,僅次于歐盟、美國和日本,雙方貿易額在2004年就突破了1 000億美元,而且與香港的CEPA是中國實施的第一個自貿協定,因此,單獨分析該CEPA實施4年來對中國內地與香港地區的雙邊經濟影響就很有意義。
  我們主要分析進口關稅率的下降對中國內地與香港地區的進出口以及從香港地區吸收的FDI的動態經濟影響。同樣,對中國內地對香港地區的出口(EXHK)、中國內地從香港地區的進口(IMHK)以及香港地區對中國內地的FDI(FDIHK)三個變量進行ADF單位根檢驗。結果顯示,EXHK在不同的顯著水平上均接受平穩性假設,因此為零階單整I(0)序列,而IMHK和FDIHK則是含有一個單位根的非平穩時間序列。雖然TARA和IMHK不平穩,由于EXHK是平穩的,我們不需要進行協整檢驗,本文直接對一階差分的TARA和IMHK變量以及水平的EXHK變量構建VAR模型進行估計和分析,AIC和SIC信息標準顯示該系統的合適滯后階數為1期。
  脈沖反應函數分析顯示,負的關稅率沖擊立即引起EXHK和IMHK的瞬時增加,在第2期都達到峰值,EXHK上升0.02個百分點,IMHK上升0.03個百分點,此后兩個變量繼續作正向響應,不過幅度逐漸減小,到第14個月時EXHK仍然保持0.003%左右的微小升幅,而在第13個月時,IMHK已經收斂于0值了。這些脈沖反應函數的點估計軌跡在90%的置信水平下是可靠的。可見與香港地區建立CEPA基本上有利于雙邊貿易額的增加,而且對香港地區出口的增加會持續更長時間,所以建立CEPA對雙邊貿易的影響是正面的。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指出,除了IMHK不是TARA的原因外,其余每一個變量都是另一個變量的Granger原因,由此可見,關稅率的下降是導致中國大陸對香港地區進出口增加的原因,只不過關稅率對IMHK的影響要大于EXHK罷了,這可從方差分解看得出來。
  我們也同時考察了關稅率下降與香港地區對中國內地的FDI之間的短期和長期關系。兩個變量之間的Johansen協整檢驗指向在4.05%的顯著性水平上存在一個協整方程,檢驗模型為協整空間中只有常數項,數據空間有均值和線性趨勢項。根據AIC和SIC標準確定VEC模型的滯后值為4期。估計出的標準化協整方程可知,關稅率與香港地區對中國內地的FDI之間存在著穩定的負向關系,關稅率每下降1%,FDIHK最終會上升0.037%,這與FDI的預期變動方向相同。ECT的調整系數中FDIHK的t統計量在統計上很顯著,這清楚說明了中國內地與香港地區建立CEPA是導致長期均衡時香港對中國內地FDI增加的重要原因。
  從短期而言,關稅率的一個標準差負向沖擊對從香港地區吸收的FDI產生明顯影響,FDIHK從0期開始下降,從第3期到第9期則持續正向響應,其中第3期和第5期上升到最高的0.04%左右,在第10期到第14期又開始負向反應。顯然,FDIHK對關稅率下降沖擊的短期反應的變動性很大,而且可以預見在第15期之后又會上升。方差分解表明,關稅率對FDIHK短期波動的解釋力在第6期后一直穩定在10%左右。基于VEC模型的Granger因果檢驗也指出,在短期,關稅率下降在6%的顯著性水平上成為FDIHK變化的Granger原因。可見,關稅率的下降會導致FDIHK在短期內劇烈波動,在長期內最終上升,而且無論在短期和長期,關稅率下降都是FDIHK如此變化的重要原因。綜合上面對中國內地和香港雙邊貿易和投資的分析,作為中國實施的第一個自由貿易區,其經濟影響在短期和長期內都是很積極的,這也為中國與其他國家或地區建立自貿區提供了一個成功的范例。
  結論性評注
  本文利用基于VEC或VAR模型的協整檢驗、脈沖反應函數、方差分解和Granger因果檢驗等方法分析了工業生產、貿易和投資部門各個關聯變量在FTA代理變量進口關稅率下落沖擊下受到影響的短期動態調整過程和長期均衡狀態,以估計建立自由貿易區后中國出現的實際收益或損失以及其程度大小,并以與香港地區建立的CEPA為例進行了個案分析。
  本文分析顯示,建立自由貿易區后,我國工業生產部門的增加值和就業水平在短期內會下降,而且波動很大,但是經過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得到提高以及各種資源的重新配置之后,增加值和就業在長期都會增加,超過建立自貿區前的水平;工資水平在一開始就會出現下降,而且會一直持續下去。這里,關稅率的下落沖擊是引起工業增加值短期和長期變化的重要原因,但是卻不是引起就業和工資水平變化的原因,所以既不應該把就業的最終增長完全歸功于關稅率下落,也不應該認為工資水平的持久性下降就是建立自貿區的負面影響,應該分析其他可能的影響因素,并且在建立自貿區之前通過勞資協商等方法以規避建立自貿區可能帶來的風險。建立自貿區會導致中國的總出口持續增加,也會導致總進口在短期內有所增加,但是長期來看,總進口還是會下降。總出口的短期增加不是由關稅率和總進口變化引起的,總進口的短期上升也不是由關稅率引起的,但是總出口的變化卻是重要的原因。然而,關稅率的下降卻是造成長期總出口增加和總進口減少的重要原因。可以預見,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會在長期進一步維持中國的貿易順差,這種基于工業結構調整升級、資源合理配置和國際產業良性轉移的貿易順差是內生的和可持續的,無需去刻意降低。關稅率下降對長期FDI變化的解釋和預測能力有限,在短期也構不成FDI變化的原因,因此,也不要担心建立自貿區是否會對我國吸收FDI的總體水平帶來不利的影響。
  總體說來,建立自由貿易區對我國經濟各個部門的動態影響是有益和積極的,即使工業增長和就業等會暫時受到損害,但是隨著時間推移,根據建立自貿區的市場擴大效應、競爭促進效應以及從國外的技術轉移等動態效應,這些損害在長期可以被消除,政府再輔之以合理政策、對企業和群體等的正確引導以及充分的準備,因此,根本不必要對建立自貿區有太多的担憂,相反自貿區的建立是促進中國經濟升級的有力外因,是開拓和鞏固國際市場的有效手段,更是促進東亞經濟一體化,建立中國在東亞經濟中領導地位的必由選擇。中國內地與香港地區建立具有自由貿易區性質的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就是一個成功的范例,這可從本文的具體分析中得到佐證。
  注釋:
  ①根據Balassa的看法,區域整合可以依其整合程度的高低,分為五種不同的層次(由低到高):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經濟聯盟以及經濟與貨幣同盟。作為世界上最成功的一體化組織,歐盟早已向最高的經濟與貨幣同盟方向發展。
  ②Viner J. The Custom Union Issue. New York: Carnegie Endowmn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950: 41-55
  ③Thompson A. J. The Anticipated Sectoral Adjustment to the Canada-United States Free Trade Agreement: An Event Study Analysis.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May, 1993, 26(2) : 253-271
  ④Gaston, N., Trefler, D. The Labour Market Consequences of the Canada-U. S. Free Trade Agreement.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Frb, 1997, 30(1): 18-41
  ⑤Ethier W. J. The New Regionalism. The Economic Journal, 1998, 108: 449, 1149-1161
  ⑥Baldwin R. E., Robert-Nicoud F. Free Trade Agreements without Delocation.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ug, 2000, 33 (3): 766-786
  ⑦Beaulieu E. The Canada-U. S. Free Trade Agreement and Labour Market Adjustment in Canada.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May, 2000, 33 (2): 540-563
  ⑧Brox J. A. The Impact of Free Trad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Pattern of Canadian Consumer Spending and Savings.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03, 14: 69-87
  ⑨Fukugawa Y. Japan-Korea FTA as a new Initiative in East Asia: Beyond Bitterness. Global Communications Platform from Japan, 2000
  ⑩Shin K., Wang Y. Exchange Rate Uncertainty and Free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Japan and Korea. KIEP, 2003, 03-11
  (11)張祖國.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意義和前景.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2(1)
  (12)張遠鵬.論東亞地區自由貿易協定的興起.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2(5)
  (13)胡鞍鋼.建立中國、中國香港特區、日本、韓國三國四方自由貿易區設想 國際經濟評論,2001(3)
  (14)劉昌黎.論日韓自由貿易區.世界經濟,2001(11)
  (15)馮昭奎.10+3:走向東亞自由貿易區之路.世界經濟與政治,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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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陳雯.試析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對東盟區內貿易的影響.世界經濟,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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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Grossman G. M. and Helpman E. The Politics of Free-Trade Agreement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Sep, 1995, 85(4): 667-690
  (20)這里關稅是異于進口環節稅的一個指標,關稅和進口環節稅二者構成海關進口稅收,結合出口退稅,可以得到進出口稅收凈收入。
  (21)進口關稅率的近似計算公式:TARA(%)=100×(關稅/總進口)。
  (22)由于香港地區在我國貿易中的地位僅次于歐盟、美國和日本,因此把與香港地區正式建立CEPA的2003年作為我國建立自貿區的起始研究年限是合理的。
  (23)所有的原始數據由商務部統計資料網站(http://www.mofcom.gov.cn/tongjiziliao/)和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網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index.htm)提供,其中就業和平均工資報酬只能獲得相應的季度資料,我們利用RATS軟件的DISTIRIB.SRC程序擴展為高頻的分月數據。
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南京47~57F52外貿經濟、國際貿易陳詩一/陰之春20082008
自由貿易區/動態經濟效應/協整檢驗/向量誤差校正模型
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在中國正處于一個方興未艾的發展階段,研究自貿區建立對中國經濟的長短期影響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本文利用向量誤差校正模型研究了建立自貿區對中國工業生產、貿易和投資部門的動態經濟影響,分析顯示自貿區的建立對中國的總體經濟影響是積極的,中國內地與中國香港地區率先建立的CEPA就是一個成功的范例。
作者: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南京47~57F52外貿經濟、國際貿易陳詩一/陰之春20082008
自由貿易區/動態經濟效應/協整檢驗/向量誤差校正模型
2013-09-10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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