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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情報學研究的繼承與發展(1990~2005)
中國情報學研究的繼承與發展(199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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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國內情報學界對中國情報學的未來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論調:悲觀者認為,中國的情報學猶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步入了空前的危機。情報學在理論研究領域近年不僅未取得突破性進展,甚至連研究對象和學科定位等基本問題依然搖擺不定,一些傳統上屬于情報學的研究領域已經被其他新興學科蠶食。實踐領域更是幾乎喪失情報學賴以發展的基礎。傳統情報機構的市場化并不成功,傳統情報機構的數量銳減,一些幸存下來的機構也由于經費緊張、人才匱乏等原因無法正常開展工作[1,2];樂觀者認為,中國的情報學順應環境的變化,在理論和實踐領域不斷開拓創新,情報學的視野更加開闊,滲透能力更強[3,4]。
  我們希望通過分析國內情報學自1990年至2005年的研究內容,比較全面地揭示這一時期中國情報學研究的繼承與發展狀況。這不僅是為了澄清上述爭論,更是為厘清情報學未來的發展道路提供客觀依據。
  1研究樣本
  鑒于核心期刊文獻較全面地反映了一個學科的研究熱點和水平,因此,本研究以中文社會科學引文(CSSCI)的“圖書館學、情報學與檔案”學來源期刊中的9種情報學核心期刊所載文獻為樣本[5]。這9種期刊為《情報學報》、《情報資料工作》、《情報理論與實踐》、《情報科學》、《圖書情報工作》、《圖書情報知識》、《圖書與情報》、《現代圖書情報技術》和《情報雜志》。
  本研究利用維普期刊論文數據庫采集樣本數據。由于2006年的期刊文獻數據尚未完整地反映在數據庫中,因此,我們采集的數據時間范圍為1989~2005年。采集的樣本數據包括題名、作者、機構、刊名、關鍵詞和分類號。在數據采集和統計環節,我們有三點需要說明:①由于自2006年起,《情報學報》和《情報資料工作》的數據無法從維普期刊論文數據庫中檢索,因此,采用了2005年12月在預研究階段獲得的數據。《情報學報》的數據是從2001年第1期到2005年第4期,《情報資料工作》的數據是從2001年第1期到2005年第2期;②數據庫中無《情報科學》1995~1997年的數據;③出于以下兩方面的考慮,1989年的數據未納入統計范疇。首先是考慮研究各階段研究內容的變化時,第一個階段(1990~1993年)必須有可以比較的參照對象;其次是出于劃分時間段的需要。
  據本研究統計,自1990年起到2005年止,有12924位作者在上述期刊共發表論文20532篇。其中,《情報雜志》4893篇、《圖書情報工作》3595篇、《情報科學》3056篇、《現代圖書情報技術》2219篇、《情報理論與實踐》2102篇、《圖書情報知識》2029篇、《圖書與情報》1507篇、《情報資料工作》621篇、《情報學報》509篇。
  2情報學研究內容的學科與主題分布
  2.1情報學研究內容的學科分布
  G9S725.jpg
  依據每篇文獻的分類號,我們對樣本的學科分布情況逐年進行了統計,結果見表1。
  樣本共含有24 255個分類號,分布于除Z以外的21個大類。其中,G類占72.64%,F類11.14%,T類占10.41%,三者合計幾乎占總數的95%。除此之外,文獻量較多的還有C類和D類。顯然,G、F、T為高頻類。進一步細分這三個類中的文獻,我們發現大部分文獻集中分布于G25(10 817次)、G35(5 423次)、G20(1 537次)、TP39(1 522次)、F27(1 068次)。依據年代和各類的主要下位類,我們對屬于上述類目文獻進行了更細致的統計,結果見表2至表5。由于我們的研究目標是揭示情報學研究內容的繼承與發展狀況,所以不再對G25類進行更細致的分析。另外,需要大家注意,表中第1列的合計值并不等于其各下位類小計之和。這是由于①部分文獻直接以上述分類號標引,而未歸入其下位類;②部分文獻具有多個下位類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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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顯示,G35的各下位類文獻量呈明顯的兩極分化狀態。G350(情報學)和G354(情報檢索)一直是研究的重點,兩者約占G35總文獻量的70%。與此相反,G355類16年間只有1篇文獻,G357僅有18篇。G351、G352、G353和G358類,平均每種期刊每年也僅有1~2篇文獻。
  表3顯示,G20類是1998年以后才形成和發展起來的研究領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G203類(信息資源及其管理),該類文獻幾乎占G20類文獻的一半。
  表4中的數據顯示,1993年以前TP393的文獻為0,1994年為5篇,而到2001年就已經達到196篇。TP393類的文獻占TP39類文獻量的80%以上。這表明計算機網絡對情報學研究造成了巨大影響。
  表5顯示,F270類(企業經濟理論和方法)的文獻數量幾乎是F27類文獻量的80%,其內容主要涉及知識管理、競爭情報和企業信息化三個方面。
  2.2情報學研究主題的變化
  樣本的分類統計結果從宏觀上反映了情報學自1990年以來的主要研究領域。下面我們通過關鍵詞詞頻統計,更精確地掌握各時期的主要研究內容,進而揭示情報學研究主題的變化情況。
  2.2.1研究熱點的變化
  詞頻是反映特定研究領域和對象被關注程度的最佳指標。我們以四年為周期,將樣本劃分成四個階段,分別統計各階段關鍵詞出現的頻率,并以出現頻率最高的30個關鍵詞所反映的研究對象和領域作為研究熱點。統計結果見表6。
  我們進一步整理表6中的數據,發現1990年以來的研究熱點大致可以歸納為五個方面:
  (1)對學科本身的探討。表6中的數據顯示,“情報學”和“圖書館學”是貫穿于始終的高頻詞。
  (2)信息資源管理。信息資源管理是一個不斷發展變化著的領域,在各階段的表現不盡相同。1990~1993年反映為“期刊”、“圖書”、“光盤”、“文獻資源”、“情報”、“藏書建設”等詞,1994~1997年“信息資源”成為新的高頻詞,1998~2001年分化成“信息資源”、“網絡信息資源”和“信息管理”,2002~2005年進一步細化為“信息資源”、“網絡信息資源”、“信息資源建設”、“信息管理”、“信息組織”、“資源共享”等。嚴格來說,1998~2001年和2002~2005年的高頻詞“知識管理”也是這一領域的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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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情報檢索。該領域的高頻詞主要有“情報檢索”、“聯機檢索”、“信息檢索”和“數據庫”。受網絡環境和技術發展的影響,1998年以后逐步又分化出“搜索引擎”、“元數據”、“XML”、“數據挖掘”等關注度較高的子領域。另外,“數字圖書館”和“圖書館自動化”方面的文獻基本上也可以歸入這一領域。值得指出的是,“數字圖書館”一詞在1998~2001年和2002~2005年這兩個階段分別高居高頻詞的第5位和第2位。
  (4)國際互聯網。1994年以后,“Internet”、“Web”、“因特網”、“信息網絡”、“計算機網絡”、“網絡環境”都是出現頻率最高的關鍵詞,這反映了網絡對情報學研究所造成的巨大影響。
  (5)信息服務與信息產業。與信息服務有關的高頻關鍵詞包括“情報服務”、“信息服務”、“情報工作”、“圖書館工作”、“讀者工作”等。信息服務是情報學的重要研究內容,從1990~1993年“情報服務”位居高頻詞第五,隨后的三個時間段,“信息服務”分列第三、第四位就可見一斑。“信息產業”是1990~2001年連續出現的高頻詞,但在2002~2005年間未進入前30位。與信息產業相關的高頻詞還包括“信息市場”、“信息服務業”和“市場經濟”。
  除此之外,我們還發現“中國”和“企業”兩個關鍵詞出現的頻率極高。“高校”一詞在三個時間段出現。“美國”一詞在1998年以后的文獻中頻頻亮相。雖然這些詞不專屬于某個領域,但是對于我們了解情報學研究所涉及的主體和范圍卻大有裨益。
  2.2.2新出現的研究主題
  統計各時間段與前一相鄰時間段相比較新出現的關鍵詞,以此作為尋找各階段新興研究主題的依據。結果見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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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從表7可以看到,情報學的研究受外部環境的影響非常明顯。最突出的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國際互聯網。“Internet”、“信息高速公路”高居1994~1997年新增關鍵詞的第1、2位,此外還有“校園網”、“CERNET”。這一影響隨著時間的延續日益深入,“網絡信息資源”、“搜索引擎”、“電子商務”、“Web”、“網絡資源”、“互聯網”、“服務方式”、“ASP”、“網絡安全”、“信息時代”、“萬維網”、“網絡技術”等幾乎占1998~2001年前30位新增關鍵詞的一半。2002~2005年延續了這種狀況,與此有關的新關鍵詞包括“數字參考咨詢”、“虛擬參考咨詢”、“網格技術”、“Web挖掘”、“語義網”、“SAN”、“Web服務”、“教育信息化”、“知識檢索”、“學科信息門戶”。
  (2)經濟熱點。“信息市場”(1990~1993年)、“信息產品”(1994~1997年)、“知識管理”、“知識創新”、“知識組織”(1998~2001年)、“知識檢索”(2002~2005年)反映了市場經濟和知識經濟對情報學研究的影響。
  2.2.3消亡的研究主題
  統計每個時間段與前一相鄰時間段相比較消失的關鍵詞。如果一個領域的特征詞連續4年都沒有在文獻中出現,我們可以認為這個研究方向基本已經消亡,結果見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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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看到,表8最顯著的一個特征是許多帶有“情報”的關鍵詞在后三個階段消失。原因是眾所周知的,1992年9月全國科技情報工作會議決定將“情報”改為“信息”之后,大量以前冠以“情報”的關鍵詞也做了相應的修改。譬如,“情報來源”、“情報產業”、“情報載體”、“情報戰略”相應地改為“信息來源”、“信息產業”、“信息載體”和“信息戰略”。另外,由于社會和技術因素的變化也造成一些關鍵詞逐漸淡出了情報學的研究視線。譬如,由于互聯網的發展和檢索系統用戶友好性的不斷提高,聯機檢索不再是需要探討的學術和實踐問題,因而“聯機檢索系統”、“國際聯機檢索”等詞逐步消失。
  3情報學研究內容的繼承與發展
  依據上述統計結果,我們對中國1990年以來情報學研究內容的繼承與發展狀況概括如下:
  (1)情報學的研究對象和學科定位等是情報學界最關心的論題。自1990年起,G350類的文獻量除在1998年出現過一次較大幅度的減少外,基本上是穩步增長。16年累計達2 107篇,占G35類文獻總量的38.85%。自20世紀90年代,情報學界開始了對學科的名稱、屬性、定位以及與其他相關學科關系的大討論。在G350類文獻中,“情報學”、“情報學研究”、“學科建設”、“發展趨勢”、“學科發展”、“研究對象”、“學科體系”、“學科定位”等一直是出現頻率非常高的關鍵詞。
  1987年盧太宏和楊聯綱在《變革中的情報工作新觀念與新方式》一文中指出,情報學的研究對象要“從科技情報延拓到各類社會需求的情報,從單一領域的情報系統演變為綜合的社會情報系統”,打破了“情報學研究科技情報的傳遞的理論、方法和原理,主要任務在于揭示科技情報的產生、加工處理、傳遞交流和利用”的傳統共識,由此形成了對“大情報觀”的爭論[6]。到1992年,“情報”改“信息”事件激化了情報學界對情報學學科的大討論。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受信息資源觀、計算機網絡、知識經濟的影響,情報學在極短的時間內涌現出許多新的研究方向,使得正確認識和回答這一系列情報學的基礎問題變得更加困難,許多研究者對情報學“泛化”的后果表示極大的憂慮。這方面的爭論還遠未結束。目前每年仍有相當數量的文獻專門探討這些問題,2006年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也支持了這方面的研究[7]。
  (2)情報檢索一直是情報學的主要研究領域。自1990~2005年,G354類的文獻量持續增長,16年的累計數達1731篇。統計G354類中的關鍵詞,出現頻率最高的是“數據庫”、“聯機檢索”、“搜索引擎”、“檢索方法”、“檢索工具”和“檢索系統”,這些詞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領域的研究內容。同時,不同階段關鍵詞詞頻的變化也反映出了計算機和網絡技術的發展對該領域所造成的巨大影響。20世紀90年代初期,聯機檢索和光盤數據庫是研究的熱點,因而頻頻出現“聯機檢索”、“DIALOG”、“光盤檢索”、“CD-BOM”等詞。90年代中后期,這些詞出現的頻率大大降低,代之以“搜索引擎”、“網絡信息檢索”、“全文檢索系統”、“網絡數據庫”、“數據挖掘”等。
  另外,G202和TP39是與G354密切相關的類目。G202類中的關鍵詞,頻率最高的除了“信息技術”、“信息分析”、“信息資源”、“信息管理”、“知識管理”等以外,就是“信息系統”、“信息檢索”、“數據挖掘”、“數字圖書館”、“信息組織”、“搜索引擎”、“信息構建”、“XML”、“元數據”等與信息組織和檢索有關的詞。而TP39類的關鍵詞,除了“Internet”、“因特網”、“計算機網絡”等對國際互聯網的不同表述形式以外,出現頻率最高的就是“搜索引擎”、“數據庫”、“數字圖書館”、“信息檢索”、“網絡信息資源”和“網絡信息檢索”,基本與G354類的高頻關鍵詞一致。所以,從主題角度來看,三者實質上屬于相同的研究范疇。
  國內有研究指出,“技術化”是情報學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8]。根據表2、3、4的數據我們可以看到,所謂技術化趨勢,更準確地說是網絡技術與信息檢索技術相結合的研究成果數量迅猛增長。這一結論基于以下三點:其一,高頻關鍵詞是一個領域主要研究對象和熱點問題最直接的反映。顯然,上面我們列舉的G202、G354和TP39類中的高頻關鍵詞都是網絡技術與信息檢索理論和技術交叉融合的產物;其二,根據G35、G20中與技術有關的下位類和TP39的下位類文獻分布情況。G20中只有G202與技術有關,因此不再贅述。G35有3個與技術有關的下位類,即G354、G356和G357。G356類文獻16年累計之和僅420篇,而且自1999年起迅速下降,2003年以后的年發文數都不超過5篇,可以認為是一個正逐步走向消亡的領域。而G357類文獻16年累計僅18篇,幾乎可以忽略不計。TP39類的文獻以TP393(計算機網絡)為主。TP39類除TP393外只需要考慮TP391。因為從文獻量來看,TP393占81.14%,TP391占10.84%,分散在其余類目中的文獻量很少。TP391類文獻自2004年起有明顯的增長,但從數量上來說仍不足TP393類文獻的1/3。而且,該類與TP393在同一時間段出現的高頻關鍵詞基本相同;其三,G354、G202和TP393的文獻增長基本同步。我們看到,G354類的文獻量在1996年以前比較平穩,每年都是50篇左右。1996年以后開始增長,1998年有一個較大幅度的提升。TP393類的文獻量1994年以前為0,1994年以后不斷增長,同樣在1998年產生了一個較大幅度的跳躍。G202類1997年才算正式起步,此前只有零星的文獻發表。筆者認為,這種“技術化”趨勢是一件好事,說明情報學在自身傳統的研究范疇不固步自封,而是順應外界環境的變化,不斷借鑒和汲取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做到了與時俱進。但是,我們也需要防止出現“純技術論”的傾向,為此,我們必須始終堅持“用”的觀點,同時加大扶持情報學其他領域研究的力度,促進學科的均衡發展。
  (3)企業是情報學應用研究的主體。“企業”一詞在表6所列的四個時間段出現頻率都比較高,而表5中的數據卻顯示前兩個時間段幾乎沒有文獻發表,我們對此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1990~1997年與企業情報工作相關的文獻被歸入了G359類,因而導致表5和表6的數據出現上述不一致的情況。
  表5、表6中的數據充分表明企業一直是情報學應用領域的主戰場。隨著我國經濟市場化程度的深入,信息是企業生存發展的戰略要素的觀點被廣為接受,信息技術的發展為企業信息戰略的實施提供了物質基礎。因此,2001年以后,這一領域的研究得到越來越多研究者的重視。研究內容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對企業情報工作和信息系統建設的討論,逐漸分化成三個相對穩定的方向,即企業信息化、企業競爭情報以及企業信息資源管理與知識管理。
  (4)信息資源觀的形成是情報學取得的最顯著的成就。雖然在表3中,從2000年開始G203類的文獻量才有明顯的增長,但我國情報學界對信息資源的研究卻始于20世紀80年代末期,這在表6中有非常明顯的表現。正如我們在前面所見到的,我國情報學界對信息資源管理的認識和信息資源觀的形成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從對表6中所列關鍵詞的分析可以看到,20世紀90年代初,信息資源觀還處于萌芽時期,受圖書情報一體化思想的影響,情報學研究的出發點和歸宿還是文獻工作;90年代中期,信息資源觀初步形成。改革開放政策使我們真切地感受到世界經濟、政治對我國的影響。特別是經濟全球化和非線性變化的市場環境,讓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信息的重要性。在這樣的背景下,逐漸就信息是推動社會進步和發展的寶貴資源這一觀點達成共識。“信息資源”一詞的使用頻率也迅速提高;90年代末期至今,信息資源觀成為貫穿情報學理論和應用研究的主體思想。在其影響下,情報學與社會需求和其他學科的技術與理論緊密結合,形成了包括網絡信息資源管理、知識管理等在內的許多嶄新的研究領域,強有力地推動了情報學的發展。
  邱均平教授2005年提出,情報學的研究重點呈現技術化、網絡化和數字化、理論化、實用化和科學化趨勢,本研究基本支持這一觀點[9]。通過對樣本的分析,我們認為,從1990年至今,情報學的主要研究領域基本穩定,并在繼承以往成果的基礎上結合社會、經濟和技術的發展不斷探索創新。但是,我們同時也深刻地認識到在這16年里,情報學研究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研究內容過于集中,各領域發展嚴重失衡。我們從表2可以看到,在G35類的文獻中,除G350和G354外,平均每年發文量超過25篇的只有G356和G359類。而且這兩類的文獻數量也分別在2001年和2000年以后急劇下降,這與G350、G354、TP39、G20和F27類文獻的持續高速增長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學科內部各領域發展的嚴重失衡必然產生木桶理論描述的“短板效應”,不利于情報學的持續發展。
  (2)長期懸而未決的基本理論問題之爭是情報學發展最大的隱患。明確而穩定的研究對象是一個學科產生和延續的前提,然而,情報學界卻對情報學的研究對象是文獻、情報還是信息爭論不休。20世紀90年代后期,在知識經濟浪潮的沖擊下,許多研究者開始關注知識管理。在本研究樣本中,關鍵詞包含“知識管理”的文獻從1999年的6篇迅速上升到2002年的93篇,在2004年達到122篇。基于知識管理研究的不斷升溫,部分學者轉而提出情報學的研究對象是知識,這使問題進一步復雜化。近年,情報學的泛化已經引起情報學界的廣泛關注,究其本源,實質上就是情報學的研究對象模糊,定位游移不定造成的惡果。這一問題不解決,就把握不住“體”和“用”的關系。當環境變化,出現與本學科相關的新事物、新現象和新進展時,就容易盲目跟進。其結果不僅是研究偏離了學科發展的軌道而不自知,而且由于研究內容非己所長,所謂的研究只能是對相關學科已取得成果的簡單模仿,缺乏深度和創新性。這一問題已經威脅到情報學的學科地位,G350的文獻量反映了研究者們對此的重視程度,但遺憾的是迄今仍然沒有解決。因此,我們認為應該加強這一領域的研究,切實為情報學的發展奠定基礎。
  (3)情報學的應用研究亟待加強。根據對樣本的分類和主題分析,我們發現情報學的應用研究涉及面極其狹窄。20世紀90年代以來,企業幾乎是情報學應用研究的唯一主體,盡管科研、政府和其他社會領域的信息資源建設和情報保障研究也偶見報道,但并未形成百花齊放的局面。眾所周知,我國情報工作發端于科學研究領域的情報需求,它曾經是推動我國情報學發展的動力之源。但是,在本研究所劃分的四個時間段內,關鍵詞包含“科技情報”的文獻量分別只有21、16、33和17篇。在新環境下如何做好科學研究的情報保障工作這個重要的課題居然沒有得到研究者們的重視,不能不認真反思。另外,政府是最大的信息資源擁有者、生產者和消費者。毫無疑問,政府的信息行為應該是情報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我們所見到的文獻卻極為有限。1999年以后,與政府有關的研究,內容多為闡述政府信息化和電子政務,而很少討論如何破解政府信息資源利用率低下、如何改善政府決策中的情報保障、如何促進政務信息的有效傳播等難題。其他領域的情況基本與此相似。情報學只有得到了廣泛的應用,才真正具備了旺盛的生命力,學科地位才能不斷得到鞏固和提高。
  綜上所述,在從1990~2005年的16年里,情報學在努力完善自我的內在驅動力和社會經濟與技術發展的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不僅在部分領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而且開拓形成了一些新的重要研究領域,為情報學的發展注入了活力。但是,情報學目前仍然存在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有些問題甚至攸關存亡,這也是不容我們忽視的現實狀況。
情報學報京285~294G9圖書館學、信息科學、資料工作段宇鋒/寇功杰20082008
情報學/繼承/發展/中國
Heritage an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in China (1990~2005)  Duan Yufeng and Kou Congjie本研究以維普期刊論文數據庫為數據來源,利用專用軟件分析1990年至2005年間我國情報學核心期刊所載文獻的學科分布和主題的變化,得到四點結論:①情報學的研究對象和學科定位等是情報學界最關心的論題;②情報檢索一直是情報學的主要研究領域;③企業是情報學應用研究的主體;④信息資源觀的形成是情報學取得的最顯著的成就。并進一步指出,情報學研究存在三個方面的問題:①研究內容過于集中,各領域發展嚴重失衡;②長期懸而未決的基本理論問題之爭是情報學發展最大的隱患;③情報學的應用研究亟待加強。
作者:情報學報京285~294G9圖書館學、信息科學、資料工作段宇鋒/寇功杰20082008
情報學/繼承/發展/中國
2013-09-10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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