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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演變中的三種形態及其人文意義
中國文化演變中的三種形態及其人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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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G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478(2001)02—84—03
  文化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概念體系,本文言及的文化是就其精神文化而言的。當代中國文化內部的急速分化已經造成文化領域阡陌縱橫的局面,其內部差異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認識。我們可以根據淵源長遠劃分為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根據時代性質劃分為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根據傳播工具和消費主體區分為士大夫文化、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形態。后三種文化形態恰恰表現了文化權力不斷下移和人文精神不斷高揚的中國文化形態的歷史演變歷程。
   一、“言文疏離”的古代士大夫文化形態
  語言和文學是文化發展和傳播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在中國古代文化中,“言”是指日常生活用語或口語,“文”是指書面語言。“言文疏離”是中國古代語言和文學發展史中一個重要的特征,它之所以能代表古代文化形態的樣式,主要有以下幾點理由。
  首先,漢字在傳統文化傳播中具有崇高的位置,變成一種統治文化觀念。中國是一個崇尚文字的歷史古國。遠在周代,宮廷教育的科目設“六藝”,說明周代不但有識字教學的科目,而且已經產生了分析漢字形體結構的科學。在漢代,稱文字學為“小學”,在經今古文斗爭中,一批古文經學家利用漢字因義構型的特點,把分析漢字形、音、義作為解讀儒家經典的津梁,使文字學取得了與儒家經學相應的地位。到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敘》里做出了“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使,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識古”的有名論斷,漢字在中國文化傳播中的崇高地位已確定無疑。這種地位經過歷代科舉制度的強化,借助諸多名人書法的傳揚,又由于被漢字書寫的典籍越來越多,漢字用于外交政務的使用頻率也越來越高,因而日趨鞏固。漢字變成每一時代首先需要關注的一種解讀前代文化、書寫當代文化、存于后世文化的工具,它自己也成為一種重要的文化要素,變成了一種統治文化的觀念。(注:參見王寧.二十世紀漢字問題的爭論與世紀的漢字研究[ J ]. 中國社會科學,1997.(1).)
  其次,統治者把“文”和“言”相分離,并以“文”作為統治的工具。中國文學早期的原生狀態,可以肯定是言文合一的。然而由于言文合一不免多為方言產品,而在古代社會交流較少的情況下,方言交流和傳世又相對有較大的局限,因而在其不斷發展中,經過文人學者的雅化,而逐漸成為傳世之作乃至教育的工具。春秋戰國時期有所謂“雅言”,“雅”是“正”的意思,“雅言”就是正確規范的語言,是大家都應該遵循的語言。孔子在誦讀詩書和執行典禮的時候并不是說他自己的家鄉話山東話,而是用各地都通行的雅言。這便使言文有所分離。秦統一后,秦始皇鑒于“言語異聲,文字異形”,影響政策法令的順利推行,妨礙各地區經濟、文化交流的情況,命丞相李斯、中車府令趙高、太使令胡毋敬等對文字進行整理,“罷其不與秦文合者”,制定字型固定、筆畫簡省的“小篆”,作為規范文字,推行全國。特別是當時掌握文字的知識分子——士,多變為貴族卿大夫的家臣,成為經典正統的解釋者和傳播者。傳統社會中的士大夫不同于現代社會中的知識分子具有完整的人格精神。他們的人格精神完全是依附于統治階級并為貴族服務的。恰如陳獨秀所批判的那樣,“余嘗謂唐、宋八家文之所謂‘文以載道’,直與八股家之所謂代‘圣賢立言’,同一鼻孔出氣。”(注:陳獨秀.獨秀文存(1)[M].)在這種情況下,用來傳播文化的主要工具——文言文,成了貴族享用的特權。勞動人民的文化權利被剝奪,文字也就成了統治者控制社會的工具。
  再次,文人用雅言進行文學創造,使得雅言成為文學創作的主流語言。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最早表現為藝術話語同生活話語的分離。在秦漢文學的發展中,賦的形成史表現為文學離開音樂和口傳,而走向散文化、書面化的過程——銘刻和書寫醞釀出訴諸視覺的文學方式。新的文學方式造就出知識階層的審美趣味,新的趣味推動了對于“華藻”和“文辭”的追求,這種追求最終導致了漢賦的產生。因此,賦不僅代表了作家文學的崛起,而且也標志了書面文學的崛起。(注:參見王小盾.中國韻文的傳播方式及其體制變遷[J]. 中國社會科學,1996. (1).)
  綜上所述,無論是漢字本身的發展規律,還是統治者控制社會的需要,或者是文人審美趣味的驅動,都促使古代中國社會“言文疏離”的現象延續了兩千年之久,貫穿整個封建社會。雖然自宋代以來城市經濟的發展,市民文化需求大增,市民文學從潛滋暗長到廣為流行。但官方的交流工具、教育工具,乃至文人雅士的所謂高雅文學,仍然是用那言文互相疏離的古代文學、古代漢語為規范。黑格爾曾說;“理念既然是這樣具體的統一體,這個統一體就只有通過理念的各特殊方面的伸展與和解,才能進入藝術的意識:就是由于這種發展,藝術美才有一整套的特殊的階段和類型。”(注:黑格爾.美學(1)[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94.)黑格爾將藝術形式的演變看作是藝術精神演變的結果,這一點以往我們在理論上是認可的。因而,語言文學樣式,或者說文化傳播樣式,同時代文化之間,可以形成互相一致或同構的關系。由此完全可以說,“言文疏離”代表著中國古代文化形態。并且,借助于對“言文疏離”的語言文學樣式相互關系的考察,將有助于我們洞察時代文化的內蘊,從而更為深刻地闡釋傳統,更為自覺地重構歷史。
   二、“言文合一”的現代精英文化形態
  從社會文化的發展來看,中國近代的社會文化轉型,是由發端于明中葉的經世致用的學術思想革新和西學東漸的潮流逐漸緩慢地發展滲透,后經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量變,最終發展到新文化運動的一次思想學術文化的反傳統和全面革新的質變。
  從民族文化矛盾上看,傳統上層文化與下層文化相互并存、相互對立的矛盾運動,構成傳統文化向前發展的內在動力。胡適指出,“我們中國幾千年的文學史上有兩個趨勢,可以說是雙重的進化、雙重的文學,兩條路子”。“一個是上層的文學”,它是貴族文學、文人的文學、私人的文學;“一個是下層的文學”,它是老百姓的文學。(注:胡適:《中國文藝復興運動》。)近代以來,傳統的矛盾不但沒有消失,又面臨著民族文化的外部矛盾,即中西文化之間的沖突。因而中國新文化的創建究竟是一如既往,肯定上層文化,否定下層文化,還是走一條相反的路線,其意義和結果是不言而喻的。
  從語言文學發展的歷程來看,至少明清時盛行的小說已采用當時的白話文,在這些最接近口語的書面語中,較少受到統治思想的規范,它較多地體現了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經驗、感受和欲求。但是,小說的中心化并沒有被處于中心意識形態框架中的文化慣例認可,而是原來處在中心位置的意識形態體系在西風東漸中被逐漸侵蝕,在西風東漸中移入,并部分本土化了的新的意識形態走上了中心地位。這種新的意識形態是推崇科學與民主的,它賦予知識分子一種啟蒙民眾的歷史重任。正是在這種歷史的訴求中,小說伴隨著社會的轉型進入了中心地位。因此,走近中心化的近代小說與過去的傳統小說的不同點,就是由消閑的、泄憤的、影射之類的創作動機轉到了文化啟蒙的動機上。
  由于上述原因,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提倡革新文學,反對舊文學。把語言文學的革新與政治的革新聯系在一起,認為“欲革新政治,勢不得不革新盤踞于運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注:陳獨秀.獨秀文存(1)[M].)新文化運動的結果,文學革命獲得完全的成功,白話逐漸地用于越來越多的新文學報刊。1921年,教育部通令全國小學教科書一律使用白話。由此,使得中國傳統的“言文疏離”的古代士大夫文化形態,轉變為“言文合一”的現代知識分子文化,也就是今天所謂的精英文化形態。知識分子在人格獨立的前提下,全面繼承了士大夫的社會角色和身份,負責向全社會提供精神文化產品,享有解釋歷史、評議現實的職業特權,參與對于意識形態的注解和宣傳,向民眾灌輸社會理想。國家、政黨或抽象而言的社會通過他們壟斷傳播媒介,確立價值尺度和審美趣味的標準。總之,他們處于文化舞臺的中心,并形成精英文化的普遍范式。
  “言文合一”的文學革命,從當時社會發展的實際來看,遠遠不止限于文學方面的革新,而更多的是新思想的傳播和科學教育普及的需要,它無疑是為國人打開了方便之門,使整個社會交流思想的工具獲得了進步,使人們獲得一次語言文學傳播工具的徹底大解放。從人文角度看,有兩個意義非常重要。一是中國近現代文人自我意識的高漲和主體精神的張揚,促成了不可抑制的文化權力下移的趨勢,以文人為主角的社會文化模式取代了以貴族為主角的文化模式。文人自覺地在建立新型文體的過程中,確立自身作為歷史主體的價值地位。二是文化權力下移,人民群眾獲得了“共見共賞”的文化權力。恰如胡適所評價的那樣,“白話文學運動,是一個很嚴重的運動,有歷史的根據,有時代的要求。有他本身文學的美,可以使天下睜開眼睛的共見共賞,這個運動不是用意氣打得倒的。”(注: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M]. 上海良友出版公司1935年版.)
   三、電子傳媒的當代大眾文化形態
  大眾文化當下在中國有三種意義指向。它們規定著人們對大眾文化的性質、功能和發展方向的基本態度及其實踐導向。一是將其視為“市井文化”或者“市民文化”、“小市民文化”、“通俗文化”,還有的將其稱為“娛樂文化”、“消費文化”、“快餐文化”等等;二是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里倡導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以及十五大提出的,建設“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三是西方學者把“MassCulture ”作為“文化工業”(Culture Industry)的產品來界定的,其基本含義是指“大量生產的文化產品”。這三種意義指向都具有現實意義和使用功能。因而在日常生活和理論研究中經常將其意義相混淆,需要我們從認識上加以澄清。我們這里講的“大眾文化”是從三個方面來理解的:一是以文化工業生產為特征,二是以市民大眾為消費對象,三是以現代傳播媒介為手段。可以說,大眾文化是一種隨著人類社會發展而出現的信息化、商業化、產業化的當代文化形態,是中國改革開放、走現代化道路的產物,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產物。
  第一,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國走上了改革開放之路,思想的解放引起了文化領域中的革命,文化從政治的附庸品中走了出來,真正地成為不斷滿足人們精神需要的食糧。這是我們今天大眾文化建設的政治基礎。
  第二,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使得歷來被認為與工業性的生產不相關聯的文化,也同樣被推向了市場。迫使大一統式意識形態和集權式計劃經濟下的板塊文化解體,并在市場機制下尋求新的生長點,逐步形成現代意義的大眾消費文化系統。這是大眾文化發展的經濟基礎。
  第三,大眾文化也是現代科技的產物。大眾傳媒的形成與發展,使一定形式的文化能突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大量復制,廣泛傳播,使人們在不同時間或空間同時共享這些文化。這種發展反過來又促使大眾文化的各種表現形式更具特色。正因為有電視這種媒介,“春節聯歡晚會”才能在同一時刻被全國幾億人甚至全世界的華人收看。電子媒介的存在和發展使地域界限消失了,使大眾文化擁有更為雄厚的群眾基礎。
  第四,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大眾具備了享有大眾文化的經濟條件。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使人們普遍解決了溫飽問題,很多人還能投資于文化消費。中國經濟的增長,人民收入的增加,電視機由家庭消費的奢侈品變為日常用品,報紙在城市已相當普及。人們手中可以支配的收入的增加,為大眾文化的發展打下了物質基礎。
  當中國處于社會文化轉型的時候,伴隨著文化傳播工具的革新,電子傳媒時代到來了。電子傳媒對精英文化形成了巨大的沖擊,它所培育的大眾文化取代了精英文化的主流地位,形成了眾神狂歡的當代中國大眾文化形態。如同“言文合一”語言工具革新一樣,它有著重要的人文意義。一是使人民群眾擺脫傳統觀念的禁錮,從脫離現實基礎的精神牢籠中解放出來,不斷獲取更多的主體自由、社會自由與精神自由。二是滿足了社會各個層次特別是大眾的精神需要。人文精神應該既承認人的差別,又承認人的平等;既承認人的力量,也承認人的弱點;既尊重少數的“巨人”,也尊重大多數人的合理的哪怕是平庸的需求。大眾文化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具有了現實的人文意義。
  統觀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任何一次重大社會文化轉型,差不多都是伴隨著傳播工具的革新而使人獲得解放的。在西方文明史上,作為人文主義先驅的中世紀意大利詩人但丁,就是首創用意大利語寫成偉大的作品《神曲》的,當時正統的文學作品都是用拉丁文寫的。恩格斯指出:“意大利是第一個資本主義民族。封建的中世紀的終結和現代資本主義的開端,是以一位大人物為標志的。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紀最后一位詩人,同時又是新時代的最初一位詩人。”(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9. )恩格斯的贊譽不僅是從但丁對封建社會、教會、中世紀蒙昧主義的人文精神批判上,也體現在對但丁使用自己民族的語言,打破傳播主流意識形態的工具——拉丁文的霸權地位上,為文藝復興運動提供了先進的思想與文化工具。在中國,“言文合一”的語言文學革命,使人民大眾具有了“共見共賞”的文化權力;當代大眾電子傳媒的興起,又使得人民大眾成為社會文化的主宰,并向著思想和精神解放的深度和廣度發展。電子傳媒對社會進步的深遠影響,對語言和文字來說是無法比擬的。它體現了人類文明發展的趨勢,高揚了人文主義精神,是時代進步的重要標志。
  
  
  
長白學刊長春84~86G0文化研究張曉光20012001語言和文學是文化發展和傳播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任何一次重大社會文化的轉型,都是伴隨著傳播工具的革新而向前發展的。在中國文化的歷史演變中,就經歷了言文疏離的士大夫文化、言文合一的現代知識分子文化,即精英文化,直至今天的大眾文化三種形態。每種文化都體現了當時文明發展的趨勢,具有現實的人文意義,也是時代進步的一種標志。中國/傳播工具/文化形態/人文精神張曉光,中共吉林省委黨校,吉林 長春 130012 作者:長白學刊長春84~86G0文化研究張曉光20012001語言和文學是文化發展和傳播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任何一次重大社會文化的轉型,都是伴隨著傳播工具的革新而向前發展的。在中國文化的歷史演變中,就經歷了言文疏離的士大夫文化、言文合一的現代知識分子文化,即精英文化,直至今天的大眾文化三種形態。每種文化都體現了當時文明發展的趨勢,具有現實的人文意義,也是時代進步的一種標志。中國/傳播工具/文化形態/人文精神
2013-09-10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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