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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史上對孫犁評價的變遷  ——與趙樹理比較
中國文學史上對孫犁評價的變遷  ——與趙樹理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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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964(2007)01—0007—07
  前言
  2002年7月中國作家孫犁以90歲高齡去世了,而對孫犁的評價, 隨著時間的推移在逐年提高。近年出版的有關現當代文學史、當代文學研究、現代文學研究等方面的書籍、論文中,孫犁作為與趙樹理并列的解放區文藝的代表作家,得到了近乎同等的評價。初露端倪的是在幾部文學史、研究書籍中,有關二人的論述用了幾乎同等的篇幅,有時孫犁甚至占了較多的頁數。但是,眾所周知,對他們的評價曾經是比較懸殊的。1949年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幾部文學史著作中,趙樹理獨自一人獲得了很高評價,而與之相對,孫犁只不過被作為其他解放區出身的作家之一稍稍言及。這種評價與當時的文藝路線、思潮有關。這種評價對日本學者的影響也很大。趙樹理作為中國新文學的代表作家,其代表作《小二黑結婚》、《李家莊的變遷》等在日本被翻譯出版,不僅如此,出自日本人之手的文學史著作、文學辭典中也特意拿出不少篇幅對他進行介紹。與之相對,孫犁的作品沒有翻譯,文學史上幾乎沒有提及,文學辭典中也只有僅僅數十行的記載。這種狀況一直持續至今。在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不久出版的文學史著作對20世紀五六十年代孫犁創作的發展以及對其研究的進展有所涉及,記述也稍稍詳細,但與趙樹理相比,最初的姿態還沒有改變。變化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而改變顯著是在最近幾年。
  一般認為,孫犁和趙樹理都是在抗日戰爭中的解放區開始創作的。1913年出生的孫犁僅比1906年出生的趙樹理小7歲,他們幾乎同時開始創作。趙樹理最初的小說《悔》寫于1929年,孫犁的小說習作之一《棄兒》發表于1930年。而二者各自開始獲得較高評價的作品也是在同一時期,趙樹理的成名作《小二黑結婚》發表于1943年,孫犁的早期代表作《荷花淀》發表于1945年。前者以其形式和語言的大眾化廣獲好評;后者則以其清新的語言和優美的描寫受到贊揚。作品的內容同樣都是描寫抗日戰爭中根據地的生活,趙樹理首先設想是給當時的農民讀的,而孫犁也許并沒有特別意識到這些。另外,前者把目標瞄準在當時解放區日常生活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青年男女的婚姻自由以及束縛人們的封建思想上,并指出了克服它的方向,是描寫有關特定問題的作品;而后者則通過描寫一個送丈夫參加抗日的農村年輕妻子的心情和行動來表現抗日戰爭中中國人的心態,內容帶有普遍性。趙樹理其后有《李有才板話》(1943年)、《孟祥英翻身》(1944年)以及長篇《李家莊的變遷》(1946年)等作品發表,確立了其作為作家不可動搖的地位。孫犁創作了《蘆花蕩》(1945年)、《碑》、《鐘》、《藏》(1946年)以及中篇《村歌》(1949年),不久以其獨特的風格受到好評。
  1949年7月,新中國即將成立之際, 在北京召開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之后,二人同時被選為全國文協(后為作協)的理事,但新中國成立后文藝界對二人的評價卻相當懸殊。
  以下,我們追隨時代的腳步,與趙樹理對比著看看對孫犁評價的變遷。
  一、新中國成立后的評價
  新中國成立初期,文學史中對孫犁是如何評價的呢?以下展示的文學史記述可以說是對孫犁最早的嚴肅評價,節錄如下:
  孫犁有短篇集《蘆花蕩》、《荷花淀》、《囑咐》和中篇《村歌》等。他的作品大都以抗日時期的冀中農村為背景,能夠生動地描繪出農村男女勤勞明朗的性格和英勇斗爭的精神,有著濃厚的生活氣息和抒情的風格,尤其著重于表現農村青年婦女在戰爭中的心理變化和她們的偉大貢獻。……在他這些作品中,關于農村女性活動的描繪往往占很重要的地位,其中有勇敢矯健的革命行為,但也有一些委婉細膩的男女愛情,有時這種細致的感觸寫得太“生動”了,就和整個作品的那種戰斗氣氛不太相稱,因而也就多少損害了作品應有的成就。
  以上內容出于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中的一節(見下卷,第302~304頁)。該書上卷于1951年9月由開明書店出版,下卷于1953年8月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日文版在1955年11月到1956年4月之間分5冊出版,是當時具有代表性的現代文學史著作。孫犁、趙樹理等解放區作家和作品出現在原書下卷,所以,以上所引用的對孫犁的評價應該是到1953年為止的東西,其代表作之一的《鐵木前傳》還沒有完成,只是對《荷花淀》、《蒿兒梁》、《囑咐》、《村歌》、《風云初記》等作品的總體評價。但孫犁作品的特征基本上被抓住了,與此同時應該注意的是其中也有對孫犁風格的批判。全文在原書中約占一頁半。
  與此相對,對趙樹理的評價又如何呢?同書第十八章《新型的小說》第一節《解放區農村面貌》談到:“解放區的小說無論是主題內容還是語言形式都充滿了新的氣息,這是與五四運動以來的小說相比全新類型的作品。”在總結了解放區小說的特征之后,記述從趙樹理開始,頁數達4頁,是孫犁的兩倍還多。 其內容也引用了周揚、茅盾等人的評價,在明確趙樹理創作的總體特征的同時,列舉了《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邪不壓正》、《福貴》、《傳家寶》等作品,并進行了詳細論述。引用周揚、茅盾等有代表性的評論家的評價,說明當時對趙樹理及其作品的討論已經比較深入,并有了定論。我們來看看書中所引用的這二人分別對趙樹理的評價。
  周揚在《論趙樹理的創作》中稱趙樹理是“一位具有大眾風格的人民藝術家”,并有如下評價:
  趙樹理的突出成功,一方面固然是得力于他對于農村的深刻了解,他了解農村的階級關系、階級斗爭的復雜微妙以及這些關系和斗爭如何反映在干部身上,這就使他的作品具有了高度的思想價值;另一方面也是得力于他的語言,他的語言是真正從群眾中來的,而有時經過加工、洗練的,那么平易自然,沒有一點矯揉造作的痕跡。在他的作品中藝術性和思想性取得了較高的結合。
  這里概括評價趙樹理的作品是響應解放區的改革的,表現出對趙樹理較高的評價。而茅盾在《論趙樹理的小說》中對《李家莊的變遷》這樣評價道:
  《李家莊的變遷》不但是表現解放區生活的一部成功的小說,并且也是“整風”以后文藝作品所達到的高度水準之一的例證。這一部分優秀的作品表示了“整風”運動對于一個文藝工作者在思想和技巧的修養上會有怎樣深厚的影響……現在單來說一說這部書的技巧。用一句話來品評,就是已經做到了大眾化。沒有浮泛的堆砌,沒有纖巧的雕琢,樸實而醇厚,是這部書技巧方面很值得稱道的成功。這是走向民族形式的一個里程碑,解放區以外的作者們足資借鏡。
  做到了大眾化,是民族形式的里程碑,這說明實現了讓農民容易接受;“解放區以外的作者們足資借鏡”,則高度評價了他的貢獻是超越所有現存文壇作家的。茅盾指出這部作品受到了“整風”運動的深刻影響。
  對以上周揚、茅盾的評論,王瑤在文學史中加以補充說明:“這就是說趙樹理的作品之所以成功,為廣大群眾所歡迎,是因為他能夠比較深入地實踐了為工農兵服務、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文藝方向的原故。”評論認為,趙樹理作品的成功是忠實地實踐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稱《講話》)中為工農兵、人民群眾服務的方針、路線的結果。可以說,對趙樹理的高度評價與當時緊跟《講話》的文藝思潮密不可分。
  劉綬松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在介紹解放區小說的一章中,關于趙樹理的部分占了4頁篇幅,在介紹其經歷的同時列舉了《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等作品并進行詳細分析。在周揚、茅盾評價的基礎上,評價他實踐了《講話》精神,這一點基本與王瑤相同。而關于孫犁僅提到《荷花淀》并簡短總結道:“寫在1945年的孫犁的短篇小說《荷花淀》,以一種清新樸素的筆調描繪出了冀中平原游擊區人民的爽朗、無畏的英雄性格和美麗愉快的戰斗生活,充溢著一種革命的浪漫主義氣息。”[1]127 比王瑤的文學史對趙樹理和孫犁的評價更為懸殊。
  正如以上所看到的,關于趙樹理是由當時具有代表性的評論家對其創作的內容和形式兩方面的成果、創作的特征、創作所達到的效果以及該創作與《講話》路線的關系等,進行了全面肯定。與之相對,對孫犁僅就《荷花淀》等幾部作品的特征給予了一定評價,而其創作所具有的獨特風格還沒有十分明確地指出。對于孫犁研究的進展始于20世紀50到60年代。孫犁于1956年完成中篇名作《鐵木前傳》,大病后又于1962年著手并完成了長篇小說《風云初記》,與此同時,1962年散文集《津門小集》、1963年評論集《文學短論》的增補改訂版先后出版。這些都顯示了孫犁創作的發展和充實。這些創作以及對它們的研究反映到文學史上卻是相隔很久的“文化大革命”后。
  值得注意的是,以下的研究是沿著孫犁創作發展的軌跡進一步分析其特點,明確了他所具有的獨特風格。而且,請注意這些研究多發表在1962、1963年。特別是1962年中國走上挽救大躍進失敗的政策調整軌道,是新中國成立后從未有過的自由在文藝界也得到保證的一年。這年孫犁打破了1956年大病以來長久的沉默。發表了17篇作品。以下的這些研究可以說也是在這種狀況下發表的,如《一個有風格的作家——讀孫犁同志的〈白洋淀紀事〉》(方紀1958年4月)、《關于孫犁作品的片斷感想》(黃秋耘1962年10月)、《美的頌歌——孫犁作品學習筆記》(冉淮舟1962年5月)、《孫犁的藝術(上)——〈白洋淀紀事〉》(馮健男1962年1月)、《孫犁的藝術(中)——〈鐵木前傳〉》(馮健男1962年2月)、 《孫犁的藝術(下)——〈風云初記〉》(馮健男1962年3月)、《介紹〈荷花淀〉》(黃秋耘1963年)、《一部詩的小說——漫談〈風云初記〉的藝術特色》(黃秋耘1963年2月)、《風格獨特的〈風云初記〉》(鐘本康1963年5月)、《讀〈風云初記〉》(冉淮舟1963年2月)、《評〈風云初記〉》(楚白純1963年8月)、《也評〈風云初記〉——與楚白純同志商榷》(維章1964年4月)、《情景交融的風俗畫》(秋耘1962年12月)、《關心與愛護——讀孫犁的〈文學短論〉》(吉九章1964年8月)等等。其中特別是方紀、黃秋耘、馮健男、冉淮舟的評論,對孫犁作品把處于社會變革期的農村年輕女性表現出的優秀品質,通過優美的文章描寫出來的特征,更加明確詳細地分析,把他的獨特風格也逐一明確。馮健男認為,孫犁的作品浪漫主義氣息很濃,具有詩的韻味,冠之以“詩體小說”的美稱。孫犁從這些評論家那兒得到了從未有過的高度評價,但這些評論家、研究者都是單純喜愛孫犁作品的那一類評論家、研究者,與我們前面指出的,周揚、茅盾等對形成時代文藝思潮起作用的權威評論家是不同的。孫犁并不是得到了文壇主流的評價。
  二、從“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到1980年代的評價
  正如我們前面提到的,“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不久出版的文學史著作基本上沿襲了“文化大革命”前對孫犁的評價。雖然,加上王瑤的評價可以說涉及到了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孫犁創作的發展和研究的深化,但與趙樹理相比,這些評價和定位依然很難說是高的。
  1979年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九院校編寫組編,江蘇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版)第十四章題為“趙樹理等的解放區小說”,分為五節,即趙樹理(第一節)、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第二節)、周立波的《暴風驟雨》(第三節)、其他長篇小說(第四節)、其他短篇小說(第五節)。其中,“趙樹理”一節占了7頁半,列舉了《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并進行了詳細分析,對其成就和創作特點給予了很高評價,這與“文化大革命”前是一致的。關于孫犁在第五節“其他短篇小說”的第一位提出,約占2頁(第489~491頁)。如下論述,其中包括了一部分顯示對其研究深化的評價。
  孫犁的小說,在描寫美和丑的斗爭時,著力歌頌美的勝利。熔敘事、寫景和抒情于一爐,洋溢著濃郁的詩情畫意。作者擅長于以散文的手法來寫小說,不講究故事的頭尾完整,但在截取生活的某一片斷來展示主題時,又注意這一局部的完整性;不追求情節的曲折離奇,而在情節的自然展開中又能于平淡中見波瀾;對人物極少作靜態的描繪,而在行動過程中寥寥幾筆又勾勒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作品還有著濃烈的鄉土氣息。這就構成了作者的清新俊逸的藝術風格。
  這部分文字,特別是對孫犁創作特征的說明,包含了過去文學史中從未有過的評論,令人深思。
  10年后(1988年)出版的《簡明中國現代文學史》(顏雄、程凱華、毛代勝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1988年8月版)的第九章“解放區小說”, 其結構為第一節趙樹理、第二節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第三節周立波的《暴風驟雨》、第四節孫犁等的小說,和前文提到的書結構基本相似,但值得注意的是,孫犁的名字已經提到章節的標題上。論述解放區的小說時,孫犁的名字緊跟著趙樹理、丁玲、周立波之后提出,趙樹理占5頁多,孫犁約占了3頁。從量上看,孫犁和趙樹理所占的篇幅差距縮小了,另外此書對孫犁的評價有些內容是迄今沒有的新東西,令人矚目。其一就是反映了對有關1980年代初盛行的文學流派的討論做了記述。第四節這樣開頭:“‘講話’后解放區的短篇小說,除趙樹理以他獨特的風格飲譽文壇外,影響最大的要數后來‘荷花淀派’的軸心作家孫犁。”[2]245 另外, 該書把孫犁描寫的東西總體歸納如下,在試圖明確孫犁作為作家的特質這一點上也值得注意:
  孫犁的作品表現了一個總的主題:反映黨領導下的農民在偉大民族解放戰爭中的覺醒,挖掘農民內在的靈魂美、人情美。通過這種挖掘來歌頌美的新時代、新農村的誕生,歌頌創造著美的革命,表現自己對于美的追求。為了表現這樣的主題,孫犁創造了自己的人物形象系列體系。在抗日民族解放戰爭中,識大體、具有樂觀主義和獻身精神的農村婦女,是他的主要描寫對象。他注重從男女之間的愛情、夫妻之間的倫理,從“家務事、兒女情”中去展現人的靈魂,反映時代精神和時代面貌。
  而且,該書不僅確立了孫犁的地位是屬于以魯迅、艾蕪、沈從文為代表的描寫農民和下層民眾的“靈魂美、人情美”的作家這一系列的,同時還指出了孫犁的新穎之處:
  孫犁比他的文學前輩幸運,他生活在民族解放戰爭的新時代。戰爭和革命,改變了人民的生活,也改變了民族的精神氣質。農民的心理、社會風俗習慣、倫理道德觀念在新的時代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孫犁及解放區其他作家所表現的正是這種解放了的新時代的農民的靈魂美和人情美,可以說是在一個更高的水平上大大發展了魯迅所開創的表現農民及下層人民靈魂美與人情美的抒情體小說。
  該書并詳細分析了孫犁的代表作《荷花淀》,指出他與趙樹理重視故事情節的作風不同,并引用了黃秋耘的評價,總結如下:
  他的文學語言,“可以說得上是一種美的語言,它們不但能夠準確地表達出作者的思想感情,描繪出鮮明的生活圖景,刻畫出生動的人物形象,而且還能夠賦予作品以一種獨特的詩意和藝術魅力”。就是這些:散文式的結構,充滿詩意的寫景和出色的文學語言,構成了孫犁的抒情體小說的獨特藝術風格,使他的作品具有打動人心的歷久不衰的藝術魅力,幾十年來始終受到群眾的喜愛,并且形成了一個人所公認的新興的文學流派:荷花淀派。
  追溯到1950到1960年代的研究,這可以說反映了1980年代對孫犁研究的深化。
  三、1990年代以后的評價
  中國20世紀90年代所出版的文學史著作,我們要分別看看以所謂現代(即1949年以前)為對象的現代文學史和以新中國成立后至今為對象的當代文學史。
  從現代文學史來看,我把手頭現有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按出版先后順序排列如下,我們可以對比趙樹理和孫犁在其中各自所占的篇幅:
  1.《中國現代小說史》(楊義著,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趙樹理——21頁,孫犁——21頁;
  2.《中國民國文學史》(葛留青、張占國著,人民出版社,1994年):趙樹理——2頁多,孫犁——1頁;
  3.《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蘇光文、胡國強主編,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趙樹理——3.5頁,孫犁——概述部分有一點記述;
  4.《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孔范今主編,山東文藝出版社,1997年):趙樹理——6頁,孫犁——1頁;
  5.《中華文學通史·近現代文學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張炯等主編,華藝出版社,1997年):趙樹理——11頁,孫犁——10.5頁;
  6.《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趙樹理——10頁,孫犁——3頁;
  7.《中國現代文學史》(朱棟霖、丁帆、朱曉進主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趙樹理——3頁多,孫犁——1頁;
  8.《中國現代文學史》(程光煒、劉勇等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趙樹理——8.5頁,孫犁——5頁。
  以上趙樹理和孫犁分占的頁數,1~4和6~8分別是6∶1和3∶2,只有5 占了幾乎同等的篇幅。從這些數字也可以看出對孫犁的評價在逐漸提高,而在以當代為對象的文學史中,這種傾向更為顯著。
  從當代文學史來看,我把手頭現有的當代文學史按出版先后順序排列,對比二人各自所占的篇幅如下:
  1.《中國當代小說史》(金漢著,杭州大學出版社,1990年):趙樹理——7頁,孫犁——4頁;
  2.《當代中國文學史》(劉文田、周相海、郭文靜主編,河北大學出版社,1991年):趙樹理——6頁,孫犁——6頁;
  3.《新編中國當代文學史》(金漢、馮云青、李新宇主編,杭州大學出版社,1992年):趙樹理——1+4,計5頁,孫犁——2.5+4+0.5,計7頁;
  4.《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發展史·下》(蘇光文、胡國強主編,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趙樹理——2.5頁,孫犁——3頁;
  5.《中華文學通史·當代文學編》(第九卷)(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張炯等主編,華藝出版社,1997年):趙樹理——3頁,孫犁——5頁,同書第10卷關于孫犁“文化大革命”后的散文占5頁,因而關于孫犁共計10頁;
  6.《中國當代文學史》(陳其光主編,暨南大學出版社,1998年):趙樹理——5頁多,孫犁——8頁;
  7.《中國當代文學概論》(於可訓著,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趙樹理——2.5頁,孫犁——2頁;
  8.《共和國文學五十年》(楊匡漢、孟繁華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趙樹理——1頁多,孫犁——1頁多;
  9.《新中國文學史》(張炯編著,海峽文藝出版社,1999年):趙樹理——3頁多,孫犁——4頁(含新時期);
  10.《中國當代文學五十年》(王萬森、吳義勤、房福賢主編,青島海洋大學出版社,2001年):趙樹理——7頁,孫犁——8頁;
  11.《中國當代文學史寫真》(吳秀明主編,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 年):趙樹理——18頁,孫犁——17頁。
  除去1、4、7對趙樹理使用了較多的頁數外,其余都是二者同等, 或是孫犁占的篇幅較多。大多數當代文學史著作中趙樹理和孫犁的比重已經出現了逆轉。為什么會發生這種情況呢?
  其答案已經在《新編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中,以簡單明了的形式表示出來了。關于趙樹理,論述到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登記》和1955年完成的《三里灣》以及50年代到60年代發表的《鍛煉鍛煉》、《套不住的手》、《實干家潘永福》等作品。趙樹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迫害1970年去世,所以論及的對象截止到他創作作品的1960年代初。關于孫犁的論述有三部分:以1950年代發表的《鐵木前傳》為主的一部分,對“文化大革命”后發表的散文,包括受到高度評價的回憶錄、文學評論等進行論述的部分以及對同樣是“文化大革命”后發表的被稱為“新筆記小說”的短小說的論述。“文化大革命”中幸免于難的孫犁在其后迎來了第二個創作高峰,使他的創作得到了進一步發展。這是與趙樹理在文學史上所占比重發生逆轉的原因之一。不用說,這個逆轉的原因還在于對二者文學內容的評價也發生了變化。
  對孫犁作品的評價也脫離了“講話”的政治優先的束縛,達到了切合作品實際的、前所未有的周到、妥當。
  對《鐵木前傳》的評價中可以看到新觀點,值得關注,請注意強調的部分:
  《鐵木前傳》是一部現實主義的杰作,它不是現成的公式、概念、口號的產物,孫犁重視形象的“生活性和真實性”,作品中那樣活的藝術形象,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黎老東變得面目全非了,他只顧自己發家而不顧其他,但這又并非秉性貪婪,而是為了攢下家業,遺愛子孫;與傅老剛的友誼,一方面是“這樣的交情,斷絕了也好”,而當他回憶往事時,心里承受的是沉甸甸的痛苦和慚愧,這是生活在新舊交替時代的真實人生的寫照,而不是某種概念的傳聲筒。至于小滿兒更是一個獨特的藝術形象,……這是50年代塑造出的性格最為復雜多彩的藝術形象之一。
  這是切合作品實際的,準確地把握住人物各自的描寫特點的優秀評價。對小滿兒這個充滿魅力和矛盾的人物把握得恰到好處。而在論述《鐵木前傳》中所體現出的創作特征的下一節,有一些迄今未見的評價,請注意著重部分:
  《鐵木前傳》比之孫犁過去的作品來,似帶有更多的對哲理、社會發展規律的思考,從而使作品顯得更為含蓄、凝重和精煉。正是孫犁這種追求美的、充滿詩意的、透露出清新秀雅藝術氣氛的、有著散文式舒展流暢的結構和敘述方式的獨特風格,影響了我國當代的一批作家,……于是形成了一個以孫犁為核心被稱之為“荷花淀派”(或稱“白洋淀派”)的作家群體。
  應該說這是對孫犁深刻的思想、切實的創作方法及其成果和對年輕作家產生的影響的正確評價。另外該書用了近4 頁的篇幅對孫犁“文化大革命”后發表的散文從內容到特征進行了詳細分析,給予了很高評價:
  后期散文……不僅在風格上保持了自然樸素的傳統,而且筆力更為凝練、深沉,他常將深邃的思想見地,寄于淡泊瑣事之中,于平淡中見崎嶇,藝術造詣更臻圓熟。
  孫犁新時期的散文回憶性的占多數,從自己的年輕時代、幼少年時代、抗日戰爭時代的各種經歷,到亡妻、“文化大革命”中去世的友人、熟人,如詩人遠千里、畫家馬達和作家趙樹理、何其芳等,涉及許多領域。還有就是有關古今中外文學作品的文章,特別引人注目的是論及中國古典的經史子集等書籍,其造詣之深令人驚嘆。
  書中對孫犁關于古今中外文學作品的文章的評價如下,它是對孫犁每篇散文各自所具有的深深韻味的準確評價。
  人們對散文的理解,通常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孫犁所持的見解無疑是前者。他把文藝性散文以及序跋、傳記、文藝隨筆、雜文等都視為散文的范疇。在他的散文創作中,既有針砭時弊的警策篇章,又有評論古今文學創作的文藝隨筆,題材豐富,形式不拘一格……其思想之深,感情之真摯,文筆之老練,在一定程度上都師承了魯迅雜文傳統。
  這也可以說又是一個極高的評價。而且同書對孫犁“文化大革命”后寫的短篇小說也給了很高評價。這些小說和其他作家的同類小說一起被歸為“新筆記小說”。引文如下:
  在新時期文學創作中,較早寫作新筆記小說的是老作家孫犁,早在80年代初期,他就以孫蕓夫為筆名,陸續發表了一批新筆記小說,總其名曰“蕓齋小說”。其中《幻覺》……寫得高度凝縮,質樸自然,不事雕飾,大有返璞歸真之風范。《王婉》、《小D》追寫動亂年代人們靈魂被污染,被扭曲,被異化, 記錄下一個使人啼笑皆非、欲哭無淚的時代,痛斥和鞭撻了玩弄人性于股掌之間的邪惡勢力。小說寫得筆力雄健,人稱“深得明清筆記小說玄奧旨趣”。
  這是對“蕓齋小說”這種孫犁獨特小說的恰當的評價。
  正如我們以上所看到的,在文學史上,孫犁無論是1950年代的《鐵木前傳》還是“文化大革命”后的散文、新筆記小說,都得到了與其作品相稱的周到的高度評價。與此相對,關于趙樹理的評價如何呢?1955年發表的當時受到高度評價的《三里灣》在該文學史中,對于其準確把握并描寫出農業合作化過程中產生的各種問題,特別是把落后人物生動寫實地形象化等,給予了很高評價,但同時也指出了如下問題:
  《三里灣》也有它的不足,所寫的矛盾展開得不夠充分,問題的解決也似乎匆忙了一點;對新人形象的塑造雖作了努力的探索,然與馬多壽相比,仍缺乏藝術光彩;有些描寫如何科長巡視三里灣村與作品所寫的矛盾結合不夠緊密,也過于冗長等。
  從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趙樹理發表的《鍛煉鍛煉》、《實干家潘永福》等幾個短篇指出了當時社會上存在的問題,是批判性的作品,在發表當時就毀譽參半。其后描寫“中間人物”(既非英雄也非壞人的普通人)的作品一時受到了很高評價,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作為“中間人物論”受到批判,這些作品也成為趙樹理受誹謗的靶子。他作為敢于寫出這些的作家,其膽識也受到了該書的高度評價。而且,趙樹理的作品所形成的大眾性和民族性及其出色的技巧都得到了很高評價。另一方面,該書也指出了他的局限:
  由于無法擺脫的時代和歷史的原因,趙樹理的創作當然也存在著某種局限,他提倡“問題小說”,強調創作直接為當前的政治服務,注目于古代文學和民間文藝的傳統而忽視對外來文藝的借鑒等,因而藝術視野不夠開闊,比較封閉,不僅影響到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典型形象的創造,藝術表現力也難有較大的發展提高。
  對趙樹理和孫犁評價的逆轉,不僅在文學史記載的量的方面,也涉及到質的方面。從以上介紹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
  四、對孫犁評價的最高點
  我們通觀20世紀40年代到現在,對孫犁的創作給予最全面、恰當評價的可以說是《中華文學通史》。在第七卷“近現代文學編”和第九卷、第十卷“當代文學編”中,孫犁所占的篇幅共計20余頁,與此相對,趙樹理只有17頁弱。同書列舉了孫犁經過《荷花淀》、《鐵木前傳》、《風云初記》到晚年的散文、新筆記小說的每個作品,并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和評價,這里由于篇幅的關系我們只看對其作為作家的總體評價部分。如論述孫犁初期創作的章節,其末尾部分這樣記載:
  作為解放區一位有代表性的作家,他和另一些有成就的作家不同,創作中很少方言土語,也不借用民間通俗文藝的手段。他的創作表現出明顯的“五四”新文學創作的傳統特色,也可看到外國文學的影響,孫犁傾向于較為開闊的藝術境界。
  使用方言土語、民間通俗文藝形式的是趙樹理。與之作為對比的孫犁的創作具有五四新文學的特征,受到外國文學的影響等這些評價是很重要的。另外認為孫犁涉及了廣泛的領域,這也是對孫犁文學所具有的普遍性的評價。
  對于他晚年作品的優秀之處從各種角度闡述之后,又做了這樣的總結:“孫犁的散文是和中國散文的深厚傳統相連接的。就文字而言,他已到達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就精神而言,他雖酷肖古人卻仍然是屬于他的時代的。”(第10卷,第215頁)這也可以說是極高的評價。
  我想用另一個耐人尋味的評價來結束本稿。這出自把孫犁和趙樹理從生涯、性格、創作特征、思想內容、創作理念、影響等幾乎各個方面進行比較研究的專著中的一節。僅僅是這本名為《趙樹理孫犁比較研究》的專著本身,就反映了近年來對孫犁評價的提高。這本專著的內容也是十分耐人尋味的,我們只看它對孫犁和其作品所具有的普遍性的評價:
  可以說孫犁是解放區作家中歷史局限性最小的作家。因此,不少當代青年作家愿意到孫犁的作品中汲取養分,或直接向孫犁本人討教,進而受到了孫犁的影響。比如,河北作家阿寧說,“在國內的這些作家中對我影響最大的要算孫犁,他是一個很美的作家,他的作品不受時代的局限,具有廣泛性、概括性,寫的東西更為久遠,如《鐵木前傳》等,都是百看不厭,特別是他的作品中滲透出的人文精神,對我的影響很大”[3]259。
  原文中用了“歷史局限性最小的作家”這樣的字眼,說明其作品的價值超越了時代的局限性,具有普遍性。趙樹理的作品在解放區和新中國成立后17年的中國得到了不可類比的高度評價,而孫犁的文學具有與之正好相反的特性。這大概就是對孫犁的評價近年有所提高的原因吧。而對孫犁的評價隨著時間的流逝一定會越來越高。
  (本文由渡邊晴夫教授用日文寫出,為原創作品,并授權由蔣錦文翻譯成中文,葉君在譯文基礎上進行了刪減和局部修改,特此注明)
  收稿日期:2006—03—02
  修改日期:2006—10—15
信陽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7~1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渡邊晴夫20072007
孫犁/趙樹理/文學史/評價
1949年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幾部文學史著作中,趙樹理獨自一人獲得了很高評價,而與之相對,孫犁只不過被作為其他解放區出身的作家之一稍稍言及。這種評價與當時的文藝路線、思潮有關。“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不久出版的文學史著作對20世紀五六十年代孫犁創作的發展以及對其研究的進展有所涉及,記述也稍稍詳細,但與趙樹理相比,最初的姿態還沒有改變。新時期以來的文學史著作中對孫犁和趙樹理的評價發生了明顯變化,而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在大多數當代文學史中趙樹理和孫犁的比重已經出現了逆轉。這種逆轉不僅在文學史記載的量的方面,也涉及到質的方面。
作者:信陽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7~1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渡邊晴夫20072007
孫犁/趙樹理/文學史/評價
2013-09-10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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