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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模糊語言學的理論研究述評
中國模糊語言學的理論研究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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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H0—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285(2000)02—0076—06
  模糊語言學是中國語言學諸分支學科中起步較晚卻發展最快、影響面最廣的一門分支學科。模糊語言學在中國起步于20世紀70年代末。伍鐵平發表于《外國語》1979年第4 期的論文《模糊語言初探》是國內最早運用模糊理論對語言模糊性進行研究的論文。在此后數年間,伍鐵平又接連發表了30余篇有關語言模糊性的論文,對推動模糊語言學研究在中國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模糊語言學研究的成果,包括對模糊語言學某些基本問題的爭論,不僅為語言學界,而且也為哲學界、心理學界、文學界等其他不同學科、不同學術領域所普遍關注。從1979年至1998年的20年間,我國學者發表了數百篇模糊語言學研究論文,出版了多部模糊語言學專著,不僅極大地推動了我國語言科學的發展,而且對我國其他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學科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模糊語言學的研究方法和我國模糊語言學研究的特點
    1.模糊語言學的研究方法
  模糊語言學的基礎是模糊集合論。沒有模糊集合論,也就不會有模糊語言學。所以國內外學者在模糊語言學研究上的基本方法都是以札德的模糊集合論為基礎對語言的模糊性展開定量和定性的研究。一般說來,我國學者的模糊語言學研究傾向于定性的研究,西方學者則傾向于定量研究(數理邏輯運算和實驗統計測定)。
  札德在發表于《信息與控制》(Information and Control )雜志1965年第8 期的論文《模糊集合》中明確指出:“模糊集合是其成員隸屬度構成一個連續集的所有成員組成的一個類”。在傳統的集合論中,每一個集合的成員要么屬于它(隸屬度為1), 要么不屬于它(隸屬度為0)。可是, 在札德看來,對現實的自然界中碰到的對象進行分類,經常會找不到精確判定其資格的根據。他指出:“‘美人’或‘高個子’這些概念并不能構成一般數學意義上的類或集合。但事實上,這種不能精確劃分的類在人類的思維中卻起著重要的作用”。因此,札德提出用模糊集合的方法來處理模糊現象,來研究模糊概念。可見,札德是受模糊語言的啟發而提出模糊集合論的。札德在為《計算機科學和技術百科全書》撰寫“模糊集”詞條時寫道:“‘意義’、‘智能’、‘愛情’都是模糊概念。模糊集合論這個分支學科的起源是從‘語言學’方法的引入開始的,它轉而又推動了模糊邏輯的發展。”(注:轉引自伍鐵平《模糊理論的誕生及其意義》(上),《百科知識》1987年第1 期,第14頁。)由于這個原因,從模糊集合論的誕生之日起,它就對語言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模糊集合論適用于語言模糊性研究的一個根本原因在于語言范疇實際上就是某一個論域中的模糊集合。范疇的核心部分是范疇中所有成員共有的典型屬性(相當于集合的定義)是明確的;但是范疇的邊緣(相當于集合的外延,即組成該集合的所有元素)卻是模糊的,不能明確地加以確定的。傳統集合論的基礎是二值邏輯。在二值邏輯中,一個命題,即一個表達明確意義的陳述句,其真值要么是真(記作“1”), 要么是假(記作“0”)。根據這種二值邏輯的集合論, 一個概念范疇的內涵和外延都必須是明確的。例如“吉爾是個教授”這個命題,只允許取值“1”或“0”,即吉爾或者是個教授或者不是個教授,二者必居其一。可是,要是我們將這個句子中的“教授”改成“好人”的話,問題就出現了。因為“好人”是個模糊概念,其內涵(即基本涵義)十分清楚,每一個人都很容易判定什么樣的人是好人。但這個概念的外延卻是不明確的,因為我們不知道一個人要好到什么程度才算得上是一個好人。對這樣的命題,就不能簡單地用“1”或“0”去描述其真值。札德看出了二值邏輯的缺陷,提出以“隸屬度”(注: 關于“隸屬度”( degree of membership)的概念及其在語言分析中的應用,詳見M.Smithson, 1987. Fuzzy Set Analysis for Behavioral and Social Science.New York:Springer-Verlag.Chapter 1,pp.9—12.)的概念來解決這個問題。即對于像“好人”、“壞人”這樣的模糊概念的集合,規定其成員對該集合的隸屬程度,可以取閉區間[0,1]內的任何實數值,即可以在[0,1]的區間內連續取值,這樣,模糊集合中的每一個成員都有一個隸屬度與之相對應。這個隸屬度就構成了這個模糊集關于它的元素的隸屬函數(membership function)(注:Ibid, pp. 19—23.)。隸屬函數可用以描述各種模糊集合,這使得模糊集合論在研究各種模糊事物中具有特別重要的價值。
    2.我國模糊語言學研究的特點
  我國學者在定性研究上比較成熟,成果較多,特別是基于漢語的對比分析方法更受到西方學者的贊譽。西方學者在模糊語言學研究上多采用數學分析和哲學分析的方法,他們對漢語語料不夠熟悉,對漢語的語言模糊性缺乏深刻的認識,因此對我國的模糊語言學研究比較感興趣。概括說來,我國學者在模糊語言學研究上的特點可概括為:(1 )以漢語為基礎的跨語系對比及詞源對比研究。這類研究又分為共時對比和歷時對比兩種。其中,伍鐵平將模糊語言的歷時對比同修辭學、詞匯學和詞源學等方面的研究結合起來,不斷豐富模糊語言學的研究內容,把模糊語言學研究的水平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受到國際語言學界的好評。( 2)我國的模糊語言學研究不僅涉及了幾乎所有的語言學分支學科,而且還與文藝理論、心理學、人工智能、邏輯學、美學、語言教學、控制論等眾多學科相聯系,并在所有的這些學科領域中得到廣泛的應用。研究領域之廣、應用效果之顯著、產生影響之深遠,在我國語言學史上實不多見。(3)我國的模糊語言學研究既有宏觀的理論探討、 理論建構,又有微觀的觀察、描述和比較。另外還有大量的應用研究。所有的這三類研究初步構成了我國模糊語言學研究的比較完整的體系。
      我國學者的模糊語言學理論研究
  我國學者對模糊語言學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三類:(1 )對國外模糊語言學研究成果的譯介;(2)模糊語言學的理論研究;(3)模糊語言學的應用研究。限于篇幅,本文僅概述我國學者的模糊語言學理論研究。
    1.語言模糊性的概念和語言模糊性產生的根源
  伍鐵平在《模糊語言初探》一文中對“模糊概念”作出定義,對模糊語言和模糊概念的區別與聯系也作出了探討(注:伍鐵平《模糊語言初探》,《外國語》1979年第 4期,第39—44頁。)。在《再論語言的模糊性》一文中,伍鐵平又對歷史上外國學者關于語言模糊性的論述作出概述,提出區分語言的兩種模糊性(本體的模糊性和認識上的模糊性)(注:伍鐵平《再論語言的模糊性》,《語文建設》1989年第6期, 第39—44頁。)。對語言的模糊性進行探討的論文還有吳涌濤的《模糊理論的若干問題》(注:見《外語學刊》1991年第3期。), 曹鐵根的《簡論語言的模糊性與模糊語言》(注:見《湘潭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1988年第1期。)等。 苗東升在《論模糊性》(注:見《自然辯證法通訊》1983年第5期。 )一文中從哲學的高度把事物的模糊性概括為“事物類屬的不清晰性”和“事物性態的不確定性”。這個定義也適合語言的模糊性。我國學者還對“模糊”這個科學術語的名稱、概念和正名問題進行研究,這方面的論著有吳世雄的《現代漢語外來概念詞“同義異名”現象的個案分析及其啟迪》(注:見《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99年第4期。)。
  模糊語言學在國內發展的初期,國內學者對語言模糊性產生的根源有不同看法,主要的觀點有三種:第一種觀點認為語言符號的模糊性來源于事物的模糊性;第二種觀點認為,語言的模糊性源于人類認識的局限性;第三種觀點認為,模糊性是語言符號本身的基本屬性。客觀地說,這三種觀點本身都有失之片面之嫌。
  苗東升認為“模糊性來源于事物的普遍聯系和發展變化性”,但他同時又認為“模糊性在本質上是客觀的,但又包含一定的主觀成分”(注:苗東升《論模糊性》,《自然辯證法通訊》1983年第5期,第11—13頁。)。陳保亞《論語言符號的模糊與指稱》(注:見《思想戰線》1989年第4期。 )一文認為語義模糊性的根源在于語言符號的指稱功能中。這個看法顯然忽視了符號與所指物之間無直接聯系這一事實。其實,符號的指稱功能本身就是人類認知活動或所指活動的產物。吳涌濤則認為:“模糊性產生的根源不僅在于客體(符號的所指對象),不僅在于主體(符號的使用者),也不僅在于符號(語言)本身,而是主體和客體在語言中相互碰撞的結果,是三方面的特點同時決定的,不能只從單方面討論模糊性”(注:轉引自吳涌濤《模糊理論的若干問題》,《外語學刊》1991年第3期,第25頁。)。鄭通濤認為語言的模糊性, “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人們心理過程的特點及方式之中”(注:鄭通滔《模糊語言和模糊心理》,《廈門大學學報》社科版1984年第4期。)。 吳世雄則認為“語言模糊性產生于人的認識過程”。他通過對符號、所指活動和所指物所構成的語義三角形進行分析,論證了“符號的意義是人腦認知活動的結果”,因此“離開了認知活動,便不存在符號與所指事物的指稱關系,也就不會有指稱模糊或語義模糊”(注:吳世雄《論從認知角度研究模糊語言的重要意義》, 《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96年第1期第74—79頁。)。
    2.模糊詞語及其語義的研究
  由于人類語言的模糊性在語詞及其意義上表現得最為明顯,因此從一開始我國學者就十分重視研究模糊詞語及其語義的研究。這方面的成果較多,現分幾個方面概述如下:
  (1)語義模糊性的本質及產生根源
  石安石(1988)在《中國語文》1988年第1 期上發表了《模糊語義及其模糊度》一文,引發了一場有重要意義的爭論。中國的外語刊物也對這場爭論給予積極的回應。張喬的《模糊語義學》和王逢鑫的《我國語義學研究的現狀與展望》(注:見《中國語言學現狀與展望》,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都對這場爭論作了介紹。參加這場爭論的論文有:符達維《模糊語義問題辨述》(注:見《中國語文》1990年第2期。),許丕華、 吳博富《略論模糊語義的本質和根源》(注:見《沈陽師范學院學報》1992年第4期。), 石安石《模糊語義再議——答符達維同志》(注:見《中國語文》1991年第5期。), 馬毅《〈模糊語義問題辨述〉的辨述理論》(注:見《現代外語》1992年第3期。 )和陳新仁《模糊語義研究的現狀與未來——兼評石安石與符達維關于模糊語義之辨》(注:見《外語學刊》1993年第1期。)。
  通過這場論戰,解決了我國早期模糊語言學理論研究中存在的不少問題,對模糊語義的本質和產生根源有了更清楚的認識,對語義模糊性的界定以及語義模糊與其他語言學概念的區別更加明確,對于模糊語義的研究方法,比如如何運用模糊集合論來描述和分析各種語義模糊現象,也有了更深層次的思考。不過,在一些基本問題的認識上仍有不同意見。這場持續三年的論戰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它不僅深化了后來的模糊語言學研究,而且還拓展了模糊語言學的影響范圍。
  (2)語義模糊與歧義、多義、籠統、含混、 概括等語義學其它概念的區別。
  這方面的論著有伍鐵平《語言的模糊性和多義性等的區別》(注:見《語文導報》1987年第1期。),俞如珍《簡論詞的模糊性、 概括性和特指性》(注:見《外國語》1993年第2期。), 楊斐翡《英語中歧義與模糊的基本區別》(注:見《福建外語》1992年第3、4期合刊。)和吳世雄《應該區分詞語的含混與歧義》(注:見《外語教學》1994年第2 期。)。其中吳世雄文從認知角度對詞語的含混與歧義作出區分。楊斐翡和俞如珍的文章分別對英國語言學家Ruth Kempson的四種詞義模糊類型的劃分提出異議。
  目前,我國語言學界已經對語義模糊的本質、特點及其與其它語義學概念的區別有了清楚的共識。可是在實際上,仍然有不少人將概括、多義、歧義、雙關、含混等與模糊混為一談。這方面的例子詳見伍鐵平《模糊語言學綜論》(注:見《西南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97 年第6期。)。
  (3)模糊義與精確義的關系
  這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有二個,一個是伍鐵平在《模糊語言學》(北師大油印本)一書的第六章中所論證的“精確性和模糊性可以共存于同一個詞義的范疇中,并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的結論。伍鐵平在《論反義詞同源和一詞兼有相反二義》(注:見《外語教學與研究》1986年第2期。 )和《再論詞義向其反面轉化和一個詞兼有相反的兩個意義》(上、下)(注:見《外國語》1991年第3期、第4期。)中繼續對這個問題作了部分論述。伍鐵平的論述糾正了札德等國內外學者過分夸大模糊性的錯誤,使人們能正確地認識模糊性和精確性的辯證關系。
  第二個成果是石安石對漢語常用詞語的義項所做的統計調查。石的研究結果表明,札德和Schaff等國內外學者將具有某些模糊義項的詞語看成是模糊詞語或模糊集的做法是不妥的,因為“人類語言的詞語通常具有多個義項;在這些義項中有些是模糊的,而另外一些則可能是精確的”,而在石所調查的詞語中,模糊義項所占比重顯著低于精確義項。石安石此項研究的另一個意義是啟發人們從更小的語言單位及更深層次去研究模糊語義。
  (4)模糊語義形式化描述
  把模糊詞義視為一個模糊集,通過在模糊子集之間的狀態和關系進行描述,可以建立描述模糊語義的數學公式。尹斌庸《模糊集合論與語言研究》(注:《語言論文集》,商務印書館1985年2月版。 )提出用模糊集合論對模糊語義作出形式化描述的設想。苗東升《模糊學導引》的第六章“模糊語言”介紹了用札德的語言變量概念來定量地、形式地描述自然語言的語義模糊性的方法。杜厚文《模糊語義定量分析》(注:見《語言教學與研究》1985年第1期。 )在苗東升研究的基礎上更詳盡地介紹了對自然語言的模糊語義進行定量分析的模糊集合論方法。但杜厚文在對模糊概念的論述上有錯誤,對此吳世雄進行了批評(注:吳世雄《關于“外來影響詞”和“外來概念詞”的思考》,《河南大學學報》哲社版1997年第3期。)。
  石安石的《模糊語義及其模糊度》(注:見《中國語文》1988年第1期。 )在札德“隸屬度”的基礎上提出“模糊度”(即某個詞語某個意義所具有的模糊性的程度)的概念,對語義的模糊性進行定量分析。他根據兩組詞語的調查數據計算了有關的隸屬度和模糊度,以此比較不同詞語的模糊度,進一步澄清了模糊和籠統、模糊邊界與語義交叉現象的區別(注:石安石《模糊語義學及其模糊度》,《中國語文》1988年第1期。)。周志遠《也談語義模糊度》(注:見《中國語文》1990 年第2期。)針對石安石的上述語義模糊度計算公式提出異議。他認為“模糊數學中的模糊觀念考慮的僅僅是邊界的狀況,與語義學觀念似有不合”。周文提出一種新的模糊度觀念,即把模糊集看作是由某個模糊集的邊界狀況與核的狀況(大小)二者共同決定的東西(注:一個模糊集合A的“核”指在論域U中,隸屬度為1的全部元素的集合。一個模糊集合A的“邊界”也是一個模糊集合,它等于A的支集減去A的核。關于模糊集合的模糊度的計算方法可參見賀仲雄的《模糊數學及其運用》(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年出版)以及他和閔珊華合編的《懂一點模糊數學》(中國青年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周文根據這個新觀念得出了新的語義模糊度計算公式。
  此外,中山大學周海中也提出用模糊集合論和圖論的方法解釋自然語言的模糊語義現象。他關于模糊語義變量所作出的一個科學假設,被國際學術界命名為“周氏假設”,被認為是“對于計算語言學發展的一個重大貢獻”,“將成為高科技領域中的前沿學科”。(見廣州《現代人報》1994年7 月第一版的報道“周海中其人其事”和《科技日報》1987年10月3日的報道“誰說小人物不能干大事”)由此可見, 模糊語義研究對于計算機和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有著重要意義。
  (5)模糊語義的語言學研究
  伍鐵平的《模糊語言學》運用多種語言比較的方法來研究語義模糊。他的模糊語言學理論研究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種比較語義學研究。伍鐵平在他的不少論文中還運用比較詞源學的方法研究動物名稱、植物名稱、天體名稱、親屬稱謂和顏色詞在詞源義上表現出的模糊性。運用比較詞源學方法來研究語義模糊性的還有吳玉璋《從歷時和共時對比的角度看顏色詞的模糊性》(注:見《外國語》1988年第5期。)。
  從語義場理論出發來研究語義模糊性的論文有陳新仁《模糊語義研究的現狀與未來》(注:見《外語學刊》1993年第1期。 )和文旭《從語義場理論看語言的模糊性》(注:見《外語學刊》1995年第1期。 )。陳新仁的論文還進一步分析了伴隨、文體(風格)、情感、搭配和聯想等5種意義的模糊性。 文旭和匡方濤的《論語義的動態模糊》(注:見《福建外語》1996年第1期。 )從語義的歷時變化及語詞的實際運用中考察了語義模糊的動態性。
  (6)模糊語義的認知分析
  隨著認知語言學研究在我國的興起,認知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開始引入模糊語言學研究中。在模糊語義的認知研究上,吳世雄、陳維振《語義范疇的家族相似性》(注:見《外語教學與研究》1996年第4 期。)揭示了人類的類屬劃分(范疇化)對語義模糊的影響,論證了人類的類屬劃分具有生理的和文化的基礎以及由類屬劃分所得到的語義范疇具有“家族相似性”和模糊性,提出了一個改進型的語義分析模式。這方面的論文還有文旭的《語義模糊的認知分析》(注:見《福建外語》1999年第2期。)。
    3.語音和語法的模糊性研究
  尹斌庸《模糊集合論與語言研究》,把“元音”、“輔音”、“詞”、“非詞”這些語音學、語法學概念看作模糊集合,提出用模糊集合論解決這些問題的設想。用模糊集合論解決英語名詞可數性的成功事例是何自然的《英語名詞可數性的模糊界限》(注: 見《現代英語研究》1986年第1期。)。 徐盛桓《當代語言學研究的一些趨勢》(注:見《外語教學》1992年第4期。)對此做了方法論上的闡釋。他認為, 模糊數學的方法可用以對語言現象的分析研究,使人們對可數性、主語性、賓語性等語法現象有更確切的認識。宋志平、唐邦海《漸變:探討語法中模糊現象的新途徑》(注:見《外語學刊》1991年第1期。 )用“遞差”的概念詳盡分析了詞類之間或詞類內部的漸變,句法結構的漸變,句和詞之間的漸變。該文中的“漸變”即為我們在上文所說的“遞差”,它們和另一個語言學術語“梯度”一樣,   都是英語語言學術語“gradience”在漢語中的譯名,因此它們表達的概念是相同的。
  此外,認知語言學的原型理論也被用以研究語法的模糊性。袁毓林《詞類范疇的家族相似性》(注:見《中國社會科學》1995年第1 期。)運用原型范疇理論研究漢語的詞類,建立了一個基于原型理論的漢語詞類系統。徐云珠《原型理論和半情態動詞語義學》(注:見《外國語》1995年第3期。)則用原型理論分析了半情態動詞be able to 的語義范疇的內部結構。
      對今后我國模糊語言學理論研究的展望和建議
  從上文對我國模糊語言學所作的回顧中,我們不難看出,我國的模糊語言學研究在形式化程度上,在研究的系統性和深度上仍存在不少問題,在語言的各個方面和各個層次模糊性的研究上也有不均衡發展的問題,整個模糊語言學的學科構建仍欠完善。總體上說,我國模糊語言學的最大問題有三個:(1)形式化程度不高, 影響到整個模糊語言學的學科構建和模糊語言學研究成果的應用價值;(2 )對國外模糊語言學及其相關學科的新成果缺乏及時的把握和吸收;(3 )多語系和多學科的綜合研究仍是太少。
  針對上述問題,筆者對今后我國的模糊語言學研究提出下面幾點建議:
  (1 )要加強對國外出版的模糊語言學及相關學科出版物的譯介工作,大力引進國外的先進理論和方法,提高我國模糊語言學研究的系統性和理論深度。
  (2)我國的模糊語言學研究者應當消除門戶之見, 兼收并蓄各種現代語言學理論以及世界上各個國家、各種語言的模糊語言學研究成果,將它們吸收、消化并運用于漢語的語言模糊性研究。這就要求學漢語出身的研究者應當多學幾門外語,學外語出身的研究者除了要多學幾門外語外,還要認真鉆研漢語。要知道,單一語系的研究成果不足以闡明語言的普遍規律。
  (3)模糊語言學研究必須不斷吸收數學、計算機科學、 認知科學和人工智能研究的新成果,必須不斷提高研究成果的形式化水平。這樣做,不僅使模糊語言學研究成果在國家的科技進步中有更高的應用價值,而且有助于模糊語言學自身的學科構建。國家應采取措施,鼓勵學語言(漢語或外語)出身的模糊語言學研究者去學習數理邏輯和計算機科學等方面的知識,鼓勵學數學和計算機科學出身的科學家來研究模糊語言學,特別是要促成文理科的學者來對模糊語言學中某些對國民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的問題進行協作攻關。
  收稿日期:1999—10—09
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福州76~81H1語言文字學吳世雄/陳維振20002000該文回顧了模糊語言學在中國的發展歷程,分析了中國模糊語言學理論研究的特點和存在的問題,提出了今后中國模糊語言學理論研究的設想和建議。語言學/模糊集/語義模糊  Linguistics/Fuzzy Set/Semantic FuzzinessReview of Theoretical Fuzzy Linguistics Research in China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re Fujian Teachers University,Fuzhou, 350007,China)In this paper, developments of fuzzy linguistics theory inChina have been reviewed,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inChina's theoretical Fuzzy linguistics research have beenanalyzed,  prospects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Fuzzylinguistics research in China have also been put forward.吳世雄、陳維振,福建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福建福州,350007  吳世雄(1963— ),男,福建莆田人,福建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  陳維振(1949— ),男,福建福清人,福建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教授。 作者: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福州76~81H1語言文字學吳世雄/陳維振20002000該文回顧了模糊語言學在中國的發展歷程,分析了中國模糊語言學理論研究的特點和存在的問題,提出了今后中國模糊語言學理論研究的設想和建議。語言學/模糊集/語義模糊  Linguistics/Fuzzy Set/Semantic Fuzziness
2013-09-10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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