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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文化選擇的重大轉折  ——論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文化特色
中國現代文化選擇的重大轉折  ——論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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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2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15(2002)-02-0045-04
  1919年爆發的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及此后黨的文化方向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所有這些,80余年來史家已多有闡述并形成共識。但是,對于五四新文化運動在促使中國現代文化選擇發生重大轉折的過程中,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先進分子如何從追求“人權與科學”發展為追求“民主與科學”,從“走西洋式的道路”到“走俄國人的路” 這一重大思想變化的文化原因,卻語焉不詳。本文僅對此作一初步探討。
   一、“五四”前文化選擇的西方特色
  新文化運動以五四運動爆發為界,分為前后兩個階段。通稱的新文化運動,普遍認為始于1915年《青年》雜志的創刊,及其后興起的白話文運動和反孔教活動。這一運動在當時雖已顯現出政治色彩,但尚無馬克思主義的介入,而且口號也是“人權與科學” 而不是“民主與科學”。因此,就意識形態說,五四前的新文化運動,可概稱為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平民化運動。其基本點,在于全面審視、估價戊戌維新運動以來中國傳統文化價值,實際上是否定“中體西用” 文化體系中那個“中學”的意識形態,而著力重塑一種全部“西洋式”、更準確說是“歐美式” 的文化體系,即所謂“全盤西化”。這是要求脫離封建傳統文化體系的一種矯枉過正的表現。
  所謂“全盤西化”論的說法是不科學的。文化,本屬人類共同創造、能為人類共同享用的精神財富。既然文化有其共通點,就應只有特色之別,又何謂“全盤西化”?所謂“全盤西化”,不過是要以外國文化特色全部代替中國文化特色,而這正是“全盤西化”論者不愿承認的。胡適就曾一再聲明,希望用“徹底現代化” 取代“全盤西化”的用語。盡管嚴格說來,這場以外國文化特色取代中國文化特色的新文化運動不是他而是陳獨秀首倡,但后來陳獨秀的文化思想發生重大轉變,他卻在“全盤西化” 的道路上愈走愈遠。
  再與其他同代人作一比較。如嚴復是既通曉外國特色,又通曉中國特色的文化巨人,但他選擇了中國特色為方向,成為中國第一代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梁啟超也是一位文化巨人,且通曉中國特色較外國特色為多,但在對待中西方文化方面,他能與時俱進,接受挑戰,敢于用中國不只孔孟一家的全部文化特色與外國特色抗衡,從而開辟了“中體西用”文化交融的新途徑,成為中國第二代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并形成與“全盤西化”派平分秋色的一個具有生命力的文化與政治派別,即通稱的新傳統主義或當代新儒學的創始人。胡適本來也中西兼通,但他在行動上寧取外國特色,唯英、美文化馬首是瞻。當向往“法蘭西文明”的陳獨秀于1919年果斷地選擇了法國革命式的方向,很快又接受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之后,胡適仍固守五四前新文化運動陣地而成為中國資產階級第一代“西化”即西方特色自由主義的當然領袖,“全盤西化”也隨之好像一直就是“全盤英美化”。
   二、陳獨秀首倡“人權與科學”
  五四前夕,北京民國政府不僅以孔孟之道壓制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革命思想,還企圖用其規范正處于發展中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行為,而自己卻實行老莊哲學的極端主義。這以袁世凱瓦解國會,祀天祭孔,復辟稱帝最為典型。舊勢力對民主思想的壓制和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蔑棄,使國家與社會處于暴力肆虐、四分五裂的狀態。
  在此情況下,新文化運動倡導者認識到,與地主階級當權派在政治上尋求走同一條路已不可能。必須割斷與封建統治者相聯系的臍帶,走自己的路,全面引用歐美的個體本位主義倫理觀,大力提倡個體人的自然權利意識,擴大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社會基礎,為反封建的民主運動準備條件。這是五四前新文化運動的歷史使命,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平民化運動的實質,也是五四前新文化運動的口號是“人權與科學”的原因所在。
  1915年9月,陳獨秀在《青年》雜志創刊號上發表的《敬告青年》一文,最早將個體本位主義倫理觀的建立與社會政治密切地聯系起來,該文不啻與地主階級當權派意識形態決裂的宣言。
  陳獨秀創辦《青年》雜志時還沒有接受馬克思主義,也不是激進民主主義者。那時他還是歐事研究會會員,是《甲寅》雜志的主要撰稿人,并且明確表示不同意孫中山的民主主義立場。報此看來,他應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陣營中的一員。這并不奇怪,中外許多馬克思主義者早年都曾經是無政府主義者,而無政府主義就是極端化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終極目的是人類解放;自由主義的出發點是人人自由。區別在于無產階級提倡的是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而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則是為先解放自己奮斗。但兩者在反對封建專制和殖民壓迫方面有著某種共識。所以,真正希望人人皆能得自由的理想主義者,嘗試接受馬克思主義也不是很難的事。
  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疾呼:“國人而欲脫蒙昧時代……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他認為,革命并不應只是少數人的黨派活動,而“不出于多數國民之運動,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無與于國民根本之進步”(注:陳獨秀:《一九一六》(1916年1月15日),《獨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頁。)。多數國民之所以沒有被發動起來,主要是因為封建的傳統文化、倫理道德還在束縛著他們的思想。所以,必須啟發民眾覺悟,使他們與封建倫理觀念決裂,代之以新的倫理觀念,即以自由、平等、博愛為本的具有西方文化特色的倫理觀。
  陳獨秀認為:酉方文化的核心是“純粹個人主義之大精神”,而中國封建文化則是以“家庭本位主義”、“損壞個人獨立自尊之人格”、“剝奪個人法律上平等之權利”為特征的。他從比獲中得出結論:“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注:陳獨秀:《吾人最后之覺悟》(1916年2月15日),《獨秀文存》,第41頁。)這就是說,如果不以絕對自由的個性解放取代“以群為本”的中國特色倫理觀,則現行的“中體西用”的文化模式與議會政治就猶如恍惚迷離的鏡花水月。1916年底,陳獨秀明確表達出“全盤西化”的文化設想:“欲建設西洋式之新國家,組織西洋式之新社會,以求適今世之生存,則根本問題,不可不首先輸入西洋式國家之基礎,所謂平等人權之新信仰,對于與此新社會新國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徹底之覺悟,猛勇之決心;否則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注:陳獨秀:《憲法與孔教》(1916年11月1日),《獨秀文存》,第79頁。)陳獨秀提倡的這種與孔教“不可相容”的“西洋式”的文化基礎是“平等人權”、“自由平等”,是法國革命的產物。陳獨秀從這時起直至1919年,追求的是法蘭西文明,也是眾所周知的。
   三、由“人權”到“民主”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文化分野
  但是,“西洋式”的國家、社會、信仰及倫理思想的確立,由黑暗的中世紀發展到法國革命并不是一蹴而就,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幾百年間一浪接一浪的文化革命運動演進的結果。其間兩個關鍵的先行性文化運動是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
  14世紀開始的文藝復興,主要的貢獻是發現“人”的存在和價值,那時還談不到“權”。它依靠自然科學的進步成果否定“上帝”的存在,并揭示了這樣一個道理:只有反映人的價值的人文科學的步步前進,才能揭露教會的惡行,實現“人”作為人而存在的權利。始于16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其目的就是要最后剝奪教會的世俗權力,進而涉及到“人”的實際權利和權力問題。當時,“人”向教會爭取的主要是經濟權利和政治權力,所以西歐300年間宗教戰爭連綿不斷,一直延續到法國革命時代。在此過程中,也是科學啟發了人應有的權利和權力意識。只有這樣,才有可能進一步發動提倡個性解放為特征的理性主義的人權平等運動,才有此后多數人為資產階級奪取權力的民主革命的發生。
  回顧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有助于理解五四前文化選擇從內容到形式的“西洋”化特性。當然,其中差異在于作為五四前新文化運動對立面的“孔教”本身并非宗教,社會性敵人也不是教會,而是封建官僚機構。這就造成了五四前的文化選擇一開始就必須同時發動對封建意識形態及封建政權的挑戰,從而迅速向“民主”階段躍進。
  這樣,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發動新文化運動時便以科學與人權為口號,模擬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運動,在進行過程中就不能不發生目標轉移與發展方向的分野,最終形成了人們現在所認識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它體現了提倡白話文、文學革命、平民教育以及疑古思潮的人文科學的作用,而提倡與普及自然科學的目標則轉向了實際針對社會底層民眾的落后意識與生活處境,即胡適所說的“五鬼鬧中華”那種需要長時間及足夠手段才能克服的貧窮、愚昧、迷信、疾病等現象。
  然而,普及科學與爭取人權的文化革命運動,在西歐所針對的是教會這樣一個強大的權力目標,并伴隨著以百年計的流血戰爭,而在中國,對于某些人來說,這場運動卻只成為目標移向下層民眾的點滴改良,白話文與文學革命或貧民教育本身似乎就成為五四運動以前,甚至以后的新文化運動的目的。胡適和蔡元培極力追隨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英國哲學家羅素與美國教育家杜威,成為“全盤西化”新文化運動的象征,而提出“科學與人權”口號、提倡走西洋式道路的最初發起人陳獨秀,卻好像脫離開了“文化”范圍。實際上,正是陳獨秀堅持了“科學與人權”的正確方向,并最終將運動導向民主革命,這才是切合中國歷史需要的文化選擇。
  但是,中國畢竟與西歐不同,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不可能像西歐那樣以百年計的時間去改良大多數普通人的命運,它需要的是立即進行民主革命。在這方面,陳獨秀依舊是五四文化選擇的首先覺悟者。1919年,他超越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式的解放個性及儒家思想的羈絆,躍進到了要求民主與權力的階段。他以《新青年》雜志名義,實際上是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動員群眾力量向整個反動黑暗社會宣戰,直接攻擊事實上禁錮個人自由權利的中國“巴士底獄”——封建專制政權,以求進一步解放廣大人民群眾,形成社會民主力量。他于1919年1月發表的《本志罪案之答辯書》(簡稱《答辯書》),即是一篇要求人民權力的檄文。也正是在這個時候,陳獨秀用“民主”口號代替了“人權”口號。隨后發生的五四愛國運動,證實了陳獨秀的選擇是正確的。
  “人權”和“民主”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人權”是指人的個人權利(rights);“民主”是指人的社會性權利,有否定少數人專政強權與少數人權力服從多數人社會性權利的內涵,泛指人民的權力(powers)。“人權”的“人”是單數(man),源于法國革命時的《人權宣言》,指人的自然權利,包括政治參與權利,是“自由”的屬性。“民主”的“民”是多數(people),源于希臘之“德謨克拉西”。“德謨”意為平民,“克拉西”意為政制、政體或政權,是一種政治制度,是“權力”的屬性。有時,“民權”一詞與“民主”通用,嚴復就曾這樣使用,孫中山也使用“民權主義”。民初曾有過“國權”與“民權”之爭,但其意皆為政治“權力”,而以“人權”代用“民權”的則不多見。
  但不知為何,有些學者將“自由”與“民主”、“人權”與“民主”混用。例如,說1915年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所用的“人權”口號,亦可稱為“民主”。其緣由,可能是因為忽略了陳獨秀自身思想的發展。1915年陳獨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高舉“科學與人權并重”大旗;1919年在《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一文中他又舉起了“民主與科學”的大旗。但4年間陳獨秀思想的發展變化,卻被某些學者所忽視。
  其實,“人權” 與“民主”概念并不一致,而“民主”和馬克思主義概念也不完全一致。就在與《敬告青年》同日發表的《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一文中,陳獨秀將“人權”與“民主”的概念已區別得很清楚。他指出:只有“人心”與“人權”覺醒之后,才能有“群起”之舉。他在文章中將“法律”與“民主” 并提,認為它們同屬“權力” 范疇。那時,陳獨秀強調的是“人心” 的覺醒,而不是號召“群起”的運動,更不是要求掌握使法律“民主”化的權力,故用“人權”,而不用“民主”。
  《本志罪案之答辯書》的獨到之處在于,認為主張科學與人權的人,已構成具有強大力量的多數社會群體,有權要求限制信仰孔教與“舊政治”的少數人與專制集團權利,有權剝奪這些人與專制集團的權力。1919年1月,陳獨秀還提出了“民主”的內涵是指多數人的權力,指斥議員等少數人不得以全民代表自居:“老百姓的發言權,固然無人能來剝奪,但是一部分的老百姓可以自居為全體老百姓來發言嗎?”(注:陳獨秀:《請問蔣觀云先生》(1919年1月26日),《獨秀文存》,第398頁。)
  當時,林琴南將《新青年》的“罪狀”歸納為兩條:一曰“覆孔孟”,二曰“鏟倫常”。蔡元培的立場是既應有立孔孟、正倫常的自由,也應有覆孔孟、鏟倫常的自由。立其所應立,鏟其所當鏟,兼容并蓄,優勝劣汰。而陳獨秀在《答辯書》一文中的立場則是:“本志同志本來無罪,只因擁護那德謨克拉西和塞因斯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大罪的。”《答辯書》除了認為“破壞孔教、破壞禮法、破壞國粹、破壞貞潔、破壞舊倫理(忠、孝、節)、破壞舊藝術(中國戲)、破壞舊宗教(鬼神)、破壞舊文學” 的“破壞” 沒商量外,還大力主張“破壞舊政治(特殊人治)”。政治屬權力范疇,“人權”有權利參與,無權力破壞;“民主”則不同,既有權利參與,也有權力破壞。
  1915年至1916年陳獨秀的“人權”思想,是主張人們與孔教倫理思想決裂,建立“西洋式”的新信仰,為建立新國家、新社會奠定思想基礎。而1919年的《答辯書》則號召人們實行“破壞”行動,并觸及到現實政治。如陳獨秀發出“除三害”,即“軍人害”、“官僚害”、“政客害”的號召就是明證。他說:“若想除這三害,第一,一般國民要有參預政治的覺悟,對于這三害,要有相當的示威運動。第二,社會中堅分子,應該挺身出頭,組織有政見的有良心的依賴國民為后援的政黨,來掃蕩無政見的無良心的依賴特殊國民為后援的政黨”(注:陳獨秀:《除三害》(1919年1月19日),《獨秀文存》,第393頁。)。而要做到“除三害”,就必須有“民主”來保障。五四運動正是在民主與科學的大旗下,打破了封建政治和倫理綱常的桎梏、以至意識形態的樊籬,才發展成為一場反帝愛國的政治運動。這面民主的大旗可以激勵愛國志士們義無返顧地勇往直前,開辟一個超越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局限的歷史新時代。
  五四新文化運動使中國現代文化選擇發生了重大轉折。其主要特色是,在學習西方先進文化的基礎上,以民主與科學為武器,革新中國特色的傳統文化,探求中華民族獨立解放和崛起的道路,進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指導。盡管運動的倡導者過分夸大了文化倫理觀念對政治的作用,對中西文化的認識也存在著某種極端主義的傾向,但他們對中西方文化差異的認識,對新倫理觀變革現實的重大作用的認識,已較前人大大地向前跨越了一步。他們拋棄傳統文化的糟粕,汲取西方文化的精華,向以孔教為核心的封建意識形態進行了猛烈的沖擊和批判,帶來了人們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的思想大解放,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具有革命意義和作用。他們以西方文化的價值觀,取代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提出信仰自由,反對思想專制;主張人權平等,反對等級制度;主張人格獨立,反對人身依附,從而使一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從封建文化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創造了廣泛的群眾基礎。
中共黨史研究京45~48K4中國現代史劉景泉20022002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中國先進分子從“人權與科學”到“民主與科學”、進而從“走西洋式的道路”到“走俄國人的路”的文化選擇,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成為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代表莫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五四新文化運動/文化選擇/馬克思主義傳播A Signal Turn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al Option--On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intheMay Fourth Times  Liu JingquanIn the course of theNewCulturalMovementin the May Fourth Times,the advanced Chinese elements made twocultural options in succession.One is from "Human Rights andScience" to "Democracy and Science".The otheris from "Takethe Western Way"to"Take the Russian Way".These cultural options represent theturn ofthemodernChineseculture.They promote the wide spread of Marxism in China and thuslaythe solid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founding of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its representing ofthe orien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dvanced culture.劉景泉 1955年生,現為南開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天津 300071 作者:中共黨史研究京45~48K4中國現代史劉景泉20022002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中國先進分子從“人權與科學”到“民主與科學”、進而從“走西洋式的道路”到“走俄國人的路”的文化選擇,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成為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代表莫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五四新文化運動/文化選擇/馬克思主義傳播
2013-09-10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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