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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分期與現代性特征
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分期與現代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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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號:I206.6 I20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019(2000)06-0001-04
  我們所要討論的中國現代文學,包括了從“五四”文學革命開始,到80年代末期的文學,即我們習慣意義上稱作的中國現代文學與中國當代文學兩個時期的文學。近幾年來,將中國現代、當代文學合一納入到“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文學史概念已得到較普遍的認可,并已有多種20世紀文學史問世。我們也認為從時間范疇上給近百年文學史命名是比較科學的。我們的文學史仍然采用現代文學之名,主要是表明我們主要描述的文學史對象是20世紀文學中的一個階段,20世紀初期的文學我們仍視為現代文學發生的源頭與背景,“五四”之后的文學與它有著質的區別。而文學史下限我們只討論到80年代末期,是因為90年代以來的文學思潮相距太近,進入文學史需要一個沉淀的時期。將現代、當代文學合一,也是根據教育部新頒布的中文系教學大綱的需要,而這兩個時期文學的連續性意義已為學術界所公認。
  關于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分期
  首先,我們需要辨識近代文學與現代文學的關系。中國文學由古代向現代的轉變不是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中突然實現的,它經歷了從鴉片戰爭以來,尤其是20世紀之初十多年的社會變革與文學變革的醞釀與準備。梁啟超在1923年撰述的《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用進化論觀點,把近代社會的歷史描述為社會實踐重心頻繁轉移的過程,這就是經歷了一個由“器物”變革,“制度”變革到“文化”變革的實踐過程。他將“文化”變革納入到了近代社會變革的整體框架之中,但是他沒有看到“五四”“文化”變革的全新意義。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1922年)中,將晚清的語文革新運動和詩界文界革命的實踐,作為中國古代文學的終結與白話文學的資源準備。一方面我們必須肯定近代文學作為“五四”新文學的先導性與過渡性的意義,另一方面,我們必須看到“五四”文學運動所帶來的中國文學觀念的新的質變。這種新舊的質變既體現在對封建文學思想體系的全面批判中,也體現在對傳統文學形式規范的否定中。
  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階段的劃分一直與社會的政治變革歷史聯系在一起。有不少文學史家或學者希望從文學自身演變的規律中來劃分文學的歷史,這無疑是有道理的。但是中國近百年的文學一直處在政治風云際會的社會劇變之中,它的變化無不與中國社會的變動休戚相關。20世紀的中國社會是中國歷史上不多見的,一直處于社會大變動的一段特殊的歷史時期,它幾乎沒有給作為精神生產形態的文學提供相對裕余充足的條件,使其從純文學的意義上來自覺自足地發展,這就決定了近百年文學歷史的分期整體上難以游離于社會的歷史變動的特征之外。
  從1917年“五四”文學革命開始到1927年這十年是現代文學的發生期。這個時期的文學特征突出表現為在對傳統文學的批判性變革中,中國文學的現代性特征初步確立:以體現人性的自覺、個性的解放為核心的啟蒙主義文學思潮表現了科學民主的現代理性精神,鮮明地顯示了與封建專制文化思想體系的分野。白話文對文言文正宗地位的取代所帶來的文學語體形式的根本變革,各種新型文學樣式的出現及其文學實績的初步顯示,有力地宣告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地位的確立。在面向世界的廣博采納中,全面開通了中國文學與外來文學交流融匯的渠道,中國文學開始獲得了現代視野。
  1928年至1949年是現代文學的發展期。這一階段的文學特征,首先體現為多元化文學思潮的整體發展狀態,并且圍繞著社會變化與政治斗爭,形成了不同文學思潮的對立競爭與不同區域文學面貌相對自成格局的文學局面。這20余年的文學格局主要由三方面的文學潮流構成:一是從20年代末期開始出現的普羅文學思潮,經歷了由左翼文學到40年代的工農兵文學思潮而形成的革命文學思潮;二是代表國民黨政府行為,體現國家權力意志的官方文學思潮,包括從30年代的民族主義文學到40年代的戰國策派倡導的文學思潮,以及30年代后期與40年代的部分國統區其他官方文學;三是無黨派的知識分子作家構成的民主主義文學思潮和自由主義文學思潮;從后期新月派文學到30年代現代派創作,從30年代京派文學到40年代海派都市傳奇,還有三四十年代巴金、老舍、曹禺、錢鐘書等人的創作,大都屬于這一文學思潮范疇,而從區域范圍來看,這一文學思潮主要由淪陷區與國統區的文學創作構成。其次,三四十年代的文學形成了多元化的文學價值觀念,從文學的主題到文學的形式建構與審美風格的追求呈現為多元化的傾向,這也是現代文學逐漸發展成熟的一個標志。再次,長篇敘事文學的豐收與成熟是這個階段的突出成就。一批文學大家的創作走向成熟,文學新人成批涌現,構成了這一時期文學繁榮興旺的發展局面。抗日戰爭的爆發并沒有阻礙現代文學的多元化發展。抗戰文學的主題在30年代初期東北淪陷區文學以及東北文人的流亡文學中就開始奏響,包括茅盾30年代上半期的一系列社會分析小說,艾青30年代的部分詩歌等,皆表現了殖民主義文化統治下的社會悲劇。抗戰后文學主題相對集中,但是文學思潮的演進并不是在某個區域內單一演進的,像錢鐘書、張愛玲等人的小說,馮至、九葉派詩人的現代主義詩歌,國統區與淪陷區的都市通俗文學,以及大批散文、雜文作家的創作,皆體現了文學的多元化的發展。這也是我們將現代文學三四十年代作為一個整體階段來描述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們把1950年至1978年近30年的文學作為現代文學發展的第三階段,即現代文學的曲折變化時期。這一時期的文學主要繼承了上一時期革命文學思潮的傳統,是現代文學思潮的一元化文學時代。從第一次文代會對解放區文學方向的提倡,到第二次文代會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口號,第三次文代會將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作為“最好的創作方法”,這一時期對現實主義的一貫倡導與實踐,都更加突出體現了意識形態化的政治性影響。如果說建國初期十七年的文學較多體現了現實主義文學思潮的積極影響的話,那么,“文革”十年便呈現為左傾思潮對現實主義文學生命力的嚴重侵蝕。70年代末期文學的撥亂反正,仍帶有過渡性的特征。
  70年代末期的思想解放運動帶來了80年代文學的復興,這一階段的文學突出表現為文學重新步入了多元化的文學歷史的發展軌道。現實主義文學經歷了文學本質意義上的復歸、深化與發展過程。一度中斷了的現代主義文學思潮以其文學變革與文學復興的先鋒姿態出現在80年代的文學思潮中。從意識流小說、荒誕小說、新筆記小說、新歷史小說到朦朧派詩歌、新生代詩歌,再到探索性、實驗性戲劇等,在80年代文學中都結出了豐碩的果實。這一時期文學的另一特征,是大眾化文學思潮與文學的商品化趨勢在80年代后半期開始影響文壇,處于文學中心的“純文學”或“精英文學”位置受到動搖,文學的邊緣化趨勢已初現端倪。
  關于現代文學的現代性歷史特征
  在對現代文學性質的描述中,較長時期,大都借用了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中國新民主主義文化性質的精典闡釋,即“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因而中國現代文學的性質就是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學。若從文學的時代精神與文學反映歷史的本質特征來看,這一論述是完全符合中國現代文學前三十年的歷史面貌的。我們把現代文學從時間范疇上延至80年代末期,也就無法再用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文學性質來概括社會主義時期的文學了。再則,作為文學性質的界定,既要有對文學與社會歷史關系的規律性特征的認識,又應該體現文學審美地作用于社會歷史特征的描述,以及文學自身嬗變規律的總結。近些年來,有學者試圖從現代化的意義上來概括總結現代文學的特征,又由于人們對現代化內涵理解的分歧,也沒有達成統一認可的價值判斷標準。而且,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學的現代化仍處在初期探索性時期,要定義現代文學的性質,也是困難的。鑒于此,我們僅對中國現代文學在歷史嬗變中所呈現出來的某些現代性特征作一些概括性總結與闡釋。
  鮮明的政治意識與歷史使命感是中國現代文學最為顯著的特征之一。
  20世紀的中國歷史是在經歷了深重的憂患與災難的滄桑歲月中,逐步走向興盛的民族自立自強的歷史。中國現代文學始終是與民族的生存發展緊密相關的。可以說,中國現代文學就是一部近百年來中國社會大動蕩,大變革,大陣痛的產物。1900年八國聯軍攻占北京,中國進入20世紀的歷史的第一頁,就是民族的屈辱史與憤怒史。中國社會日益殖民地化的現實與民族危機,迫使中國現代知識分子開始重視思考探索救亡圖存,拯興民族的道路。“五四”時期的啟蒙主義文學思潮體現的就是一批先覺的精神界戰士對歷史責任的自覺而莊嚴的承担。他們扮演著思想啟蒙與文學啟蒙的雙重角色。在雙重角色中,他們首先充任的是思想啟蒙的精神界戰士的角色。他們深知,只有有了人的覺醒,“沙聚之邦”才可成為“人國”,只有先“立人”,才能后“立國”。他們大都是為了思想啟蒙而走上文學啟蒙道路的。“五四”時期的啟蒙主義文學思潮是與民族興衰的憂患聯系在一起的,文學的變革與社會的變革休戚相關。新文學從一開始,就奠定了文學要自覺承担民族憂患的歷史使命的傳統,這是由中國社會的歷史境遇與現代知識分子的生存境遇所決定的。
  “五四”后的中國社會并沒有因為新文化運動與新文學運動從黑暗走向光明。爾后的30年,隨著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銳,中國社會一直處于動蕩不安、危機重重的艱難歲月中。“五四”后,中國現代文學經歷了陣營的分化,整體上逐步強化了文學的政治傾向性與功利主義色彩。20年代最有影響的是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作家群的創作,前者標舉的是真實地觀照現實,表現人生,改造人生的文學價值取向,而后者雖然標榜的是為藝術的文學,但是他們的創作又是最具時代精神的產物。30年代影響文壇的是左翼文學思潮與以現代派為代表的現代主義文學思潮。新興的左翼文學公開主張文學為無產階級斗爭服務,突出強調文學的階級性傾向,而現代派文學在所謂“純藝術”的追求中,低吟的依然是與民族前途、個人前途相關的心靈苦悶,含蓄地表現的仍是夢醒了無路可走的精神迷惘。抗日戰爭中的文學呈現出悲壯的戰斗氣息。國統區、淪陷區與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文學匯合成反帝愛國的主潮,“抗日御辱”,“抗日救國”成了全國民眾的頭等政治。這一時期的文學主潮演繹著苦難受辱,反抗斗爭,光明與黑暗交戰的共同主題。40年代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區文學匯聚成工農兵文學的潮流,堅持文學為政治服務的方向,文學的政治化傾向得到了政策性的強化。國統區40年代的文學較多歷史題材的創作與諷刺文學,作家的政治傾向性在一種隱晦的敘事中表現出來。
  解放后,第一次文代會突出地強調了解放區的革命文學傳統,把文學看做是“無產階級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將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作為“新中國的文藝方向”。1953年召開的第二次文代會規定了文學藝術的基本任務,要以文學藝術的方法來促進人民生活中的社會主義因素的發展,反對一切阻礙歷史前進的力量,幫助社會主義基礎的逐步完成。1954年對《紅樓夢》研究的批判,1955年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運動,大大地強化了文學服從無產階級的政治意識。這一時期,廣大作家自覺遵從共產黨的文藝政策,在文學與政治的關系中,努力追求文學與政治的藝術融合,加上長期的斗爭生活的積累與一代知識分子從黑暗走向光明的心靈變遷,50年代后期,作家們為新中國貢獻了一批較優秀的藝術成果,像《紅旗譜》、《紅日》、《紅巖》、《創業史》、《林海雪原》、《山鄉巨變》、《青春之歌》等長篇小說,《放聲歌唱》、《回延安》等詩歌,以及《茶館》、《蔡文姬》、《關漢卿》等劇作。無疑,這一批作品,是與共產黨在50年代的文藝政策與文藝方向一致的,也是作家在服務于現實的政治中,較好地融入了自己對生活的藝術感受的產物,是政治思想性與藝術的創造性較好的結合的成果。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文藝橫遭反動政治摧殘的時期,自然是文藝的凋零時期。
  進入新時期后,第四次文化會提出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針,這比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內涵要深廣得多,寬松得多。由于撥亂反正,思想解放的社會政治思潮的過渡性特征的影響,80年代的文學仍體現著較鮮明的政治色彩與政治傾向,從側重政治控訴的“傷痕文學”到側重政治批判的“反思文學”,從著眼政治經濟體制變革的“改革文學”到把藝術觸覺伸向古老文化傳統的“尋根小說”,都在為民族的復興盡著文學赤子的舔犢之情。在療治歲月的創傷與心靈的創作中,新時期80年代的文學再次承担了文學的思想啟蒙的歷史責任,并且整體上呈現為文學與政治的藝術融合,作家心靈的體驗與時代精神的共鳴,再不是政治對文學的干預,也較少文學對政治的理性圖解。
  鮮明的政治意識與歷史使命感賦予了中國現代文學史詩性的品格,在對封建專制制度與文化思想體系的批判與否定中,建構起了以現代科學民主意識為核心,爭取個性發展與民族發展為基本內容的現代性文學思想體系。但是,政治意識與歷史使命感的功利性傾向不同程度地制約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審美變革與藝術創新。在文學與政治的藝術融合,作家心靈的審美體驗與時代的精神產生共鳴時,文學的政治意識與歷史使命感則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品格與宏大氣象;當政治硬性干預文學,文學理性地圖解政治,被動地服從政治時,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也就產生了一批文學贗品或教條主義的文學讀本。中國近百年文學與政治關系的復雜性,留給了我們豐富的啟示。
  現代文學史是一部逐步走向人民大眾的文學演變史,大眾化是現代文學一個重要特征。
  1917年文學革命發難時,陳獨秀提出的響亮口號就是要建設“平民文學”,推倒“貴族文學”,用“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代替“迂晦艱澀的山林文學”,其實質就是要根本改變舊文學,把文學從少數人手中解放出來。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的“五四”文學變革主要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開通民智,啟蒙大眾;二是推倒舊文學,建設新文學。在近代維新改良運動中,就有了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向文言文發難。戊戌變法的領袖之一,近代白話文運動的前驅裘廷梁在《論白話為維新之本》中道:“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話若。吾中國而不欲智天下斯矣,茍欲智之,而猶以文言樹天下之的。”維新派把改革文言,采用白話作為開通民智的重要手段。做為“五四”文學革命發難宣言的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并不滿足于用白話文作為改良社會的工具,而是要“用白話來做文學的工具”,以白話文為正宗,直接建設白話文學。他的“八不主義”是從文學的本質意義上變革文學的綱領。
  在“五四”文學革命中提出的“平民文學”口號,在30年代開展的大眾化文藝運動,以及抗戰時期的關于文藝的“民族形式”問題的討論,40年代以來的工農兵文藝思潮等,它們不僅僅是從文學的語言及其他形式方面來展開的大眾化討論與實踐,而是一個包括了文學與大眾生活,文學與大眾的情感、趣味,文學創作主體與大眾的角色位置等豐復而復雜的具有文學思潮意義的重大問題。正是從上述關系中,鮮明地反映出現代文學與中國古代文學具有本質性區別的現代性特征。概括來說,“五四”以來的文學從根本上改變了舊文學的價值觀念。首先,將平民化的大眾人生做為了各個時期最主要的描寫對象,結束了“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主宰文學的時代。現代文學整體上以對大眾生活的貼近體現大眾的意志,受到人民大眾普遍關注,這是中國文學史上從沒有過的。其二,新文學從一開始就融入了平民主義、人道主義、個性解放的現代思想,創作主體整體上的價值觀念與情感態度是與廣大民眾為一體的,作家與大眾的角色位置在變化調整中,基本呈現為平等關系。其二,現代文學主要采用的是人民大眾日常生活中的現代口語,各種現代文學形式在不斷改造中,為大眾所理解接受。
  近百年來,通俗文學的不間斷性的發展也是現代文學大眾化特征的體現。現代文學發生期文學的倡導者們對鴛鴦蝴蝶派小說、黑幕小說、武俠小說等消閑文學是持全面批判態度的。新文學一開始倡導的為人生的文學,反映現實的文學也正是在突破了統治文壇的封建主義載道文學與消閑文學之后獲得現代性意義的。從30年代開始,言情小說和武俠小說等通俗文學受西方文學的影響,受時代變遷與同時代新小說的影響,也不同程度地獲得了現代性新質,出現了一批較為受讀者關注的通俗小說家和通俗文學作品。特別是進入80年代后,受商品經濟大潮與港臺文學影響,大陸文學中以小說為主要形式的通俗文學構成了文學的一大潮流,成為了文學史上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文學現象。
  現代文學是在現代化的追求中不斷變革傳統的新的民族化的文學。傳統文學的現代化與外來文學的民族化,構成了現代文學的又一個重要特征。近百年的中國文學歷史可以說是一個在外來文學的影響下,求新求變的重新解構的過程。中國現代文學是在借鑒西方文學的過程中獲得不同于中國傳統文學的某些本質性特征的。然而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學根深蒂固的傳統在西方文化與文學思潮的涌入中不可能無所作為地被淹沒被摧毀,中國現代文學之所以不是西方文學的拼盤移植,依然呈現出現在特有的中國化特征,也主要是固有的文學傳統作用的結果。中國現代文學是對外來文學自覺選擇,對外來文學加以中國化改造的產物,是中西方文化與中西方文學互動交融的結晶,是具有中國特色又具有現代性意義的民族的新文學。它既不是一種中西方文學簡單地對立沖突的產物,也不是簡單化地與傳統文學徹底決裂的結果。
  “五四”時期的文學思潮與“五四”新文化思潮一樣,以激烈的批判方式甄別傳統,反思傳統,揚棄傳統,從而得以在新文學建設中繼承真正的優秀傳統。對傳統的偏激態度,是重建新文學的一種變革策略。唐tāo@①的《在民族化的道路上》一文指出:“五四”新文學“并不像守舊派憂慮的那樣,將中國古代文化沖洗凈盡,絲毫不留”,“古典作家中一切有用材料,包括仍然保持生命力的文學語言和藝術表現方法,不僅受到尊重,而且作為民族的優秀遺產,被繼承,被吸收,消化生發,融匯貫通,成為新的機體的一部分”。“五四”是一個思想文化全面轉型的歷史時期。“中國的新文化是在中國文化系統的開放過程中產生的新的文化,這種文化是在對中國固有文化傳統的解構過程中建立起來的,沒有這個解構過程,中國的文化無法成為開放的文化,舊文化無法成為新文化,但這種解構又絕對不是拋棄,不是砸爛,中國固有文化傳統是通過與外來文化的對立、斗爭、匯合、融合繼續在中國新文化的系統中得到傳承、再生和發展的。”[1](P.5)一個封閉、停滯的舊文化與舊文學系統是無法提供變革自身的思想武器的,因此,“五四”新文學不得不向西方借鑒,必須把中國文學納入到開放的,動態的,與西方文學的發展相融的新文學系統中去。近代文學維新運動之所以沒有實現對舊文學的取代,也正是由于將改良納入了傳統的軀殼,這就不能不被舊體式、舊風格所淹沒。傳統的母體中是不能脫胎出異質的新文學的。魯迅對新的文學的建設構想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2]他主張在中西古今文化的貫通融合中創造新文化與新文學,這一構想為現代文學的歷史所證實。
  發生期的中國現代文學一開始就置身于世界文學的多元格局中全面開放,廣納百川,現實主義、自然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西歐文學、北歐文學、俄國文學、日本文學等紛紛涌入,形成了新文學尉為壯觀的嶄新氣象,全面實現了對舊文學的變革與取代。20年代對西方文學的大量引進并以之為參照來建構新文學,并沒有形成對民族“固有之血脈”的舍棄。代表這個時期文學成就的魯迅、郁達夫的小說,郭沫若、聞一多、徐志摩的詩歌,朱自清、周作人、冰心的散文等,都鮮明地映現著民族傳統文化精神與傳統文學審美機制對他們創作的影響與制約。新文學從一開始,就體現了現代性與民族性融合的特征。
  進入三四十年代的文學選擇,在面向世界文學的總體格局中,較突出地取向于蘇聯無產階級文學與歐洲的現實主義文學,這一傾向的形成受到了國內外政治格局與社會關系變化的直接影響。從30年代的左翼文學思潮到40年代的工農兵文學思潮,在面向世界革命文學思潮時,更加突出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結合,“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征”[3](P.500)。這一時期革命文學思潮在中西文學關系的認識上,存在著某些較片面的傾向,對傳統的東西繼承的多,改造的少,對西方文學的選擇也較多受到了現實主義文學一元化觀念的限制。
  在三四十年代,西方現代主義的文學思潮也一直影響著中國現代文壇。這一股外來文學思潮的影響,側重在對中國傳統文學的現代性改造方面。現代主義的文學思潮希望盡快完成中國現代文學與西方現代文學的接軌,然而,這一股西方思潮的影響實質上也沒能完全脫離中國傳統文學的制約,像30年代現代派詩人戴望舒、何其芳,主要接受的是法國象征主義詩歌的影響,但是從他們詩歌的表現情緒到意象的群體構成以及審美風格,都明顯地打上了傳統文化的烙印,顯示了中國古典詩歌傳統的潛在的深厚的影響。這一階段,還有一批作家自覺地接納多種西方文學思潮的影響,在古今中外文學的融匯中探索民族的新文學,像曹愚、李健吾的戲劇,艾青、馮至的詩歌,錢鐘書、張愛玲的小說等,可以說都不同程度地體現了多元化文學選擇的價值取向,是對新的民族文學形式建構的較成功的探索。
  新中國建立后的50年代至70年代的文學,強化了三四十年代的革命文學傳統,文學實踐中,中西文化價值觀念的對立傾向日益嚴重,除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外,對西方文學思潮基本上采取的是回避或排拒的態度。至“文革”十年,將大量的古代文學的藝術精華作為封建主義文化予以了否定,新文學的民族化逐步走上了一條脫離現代化改造的道路。到80年代,文學又重新回歸多元化,現代文學重新站到了面向世界,面向現代化的基礎上,中國古代文學的優秀傳統與西方現代文學的藝術經驗得到了同樣重視,“五四”以來的現代文學自身的優秀傳統得到了弘揚。至80年代中后期,現代文學呈現出新的繁榮景象。
  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化與民族化探索經歷了曲折的歷史過程,但是總體上在綜合中外古今文學的基礎上,實現了對中國文學的現代性改造。它既不失“固有之血脈”,又“別立新宗”,把中國文學納入到了與世界文學大體同步的潮流中。中國現代文學是在現代化的探索與建設中逐步走向成熟的新的民族的文學。
  收稿日期:2000-10-27
《荊州師范學院學報》15~2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澤龍20012001本文闡釋了中國現代文學(1917~1989)的歷史分期及其原因,分析了各個階段文學的不同狀況,總結了中國現代文學所具有的現代性特征。中國現代文學/歷史分期/現代性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division of historical periods/modernity本文為高等教育出版社即將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的導言。The Division of Historical Periods and the Modern Featur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WANG Zhe-nong(Jingzhou Teachers college,Jingzhou,434104)The paper elaborates the division of the historical period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1917~1989)and the bases of the division.It also analyses its different situations in various periods and summarises the modernistic featur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王澤龍(1957-),男,荊州師范學院中文系教授。荊州師范學院 湖北 荊州 434104 作者:《荊州師范學院學報》15~2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澤龍20012001本文闡釋了中國現代文學(1917~1989)的歷史分期及其原因,分析了各個階段文學的不同狀況,總結了中國現代文學所具有的現代性特征。中國現代文學/歷史分期/現代性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division of historical periods/modernity本文為高等教育出版社即將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的導言。
2013-09-10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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