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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回顧與前瞻
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回顧與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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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關系學(也可以稱為“國際政治學”)是本世紀產生的一門學問或者說學科(注:有關國際關系學或者說國際政治學的出現與發展,可參見拙著:《西方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即使在研究水平相對發達的歐美國家,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水平與哲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和歷史學等學科相比也有很大差距。在中國,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情況更是如此。本文將簡短回顧這門學科在我國的發展沿革,并對今后一段時期(所謂“世紀之交”)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若干重點難點做些分析。篇幅所限,敘述的內容只能是粗線條和輪廓式的。
  真正意義上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在中國不過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
  50年代,我國只有極少的中央級單位和重點高等院校有從事國際問題研究的研究教學人員,沒有像樣的隊伍。60年代初,基于外交和國際斗爭的需要,毛澤東、周恩來曾經多次批示,要加強對國際問題的研究。之后,這方面的力量和關注有所加強。比如,外交部設立了國際問題研究所,中聯部建立了蘇聯東歐研究所、拉美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成立了世界經濟研究室,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和上海復旦大學陸續建立了世界經濟專業和國際政治專業。不過,由于“文革”的干擾,剛剛建立的這些機構基本上還未起步就陷入停滯狀態,前后耽誤了十幾年時間。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國際關系研究的隊伍得到迅速發展。這是真正飛躍發展的時期,是中國國際關系研究者開始與國際接軌的時期,是研究力量和水平迅速上升的時期。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尤其為適應中國迅速國際化后帶來的一系列新變化,我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和教學的機構及其規模激劇壯大。最近20年內,一大批有影響的全國性國際問題研究機構相繼建立,這些研究機構分屬于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教委所屬各高等院校,中央黨校和省市黨校,政府各部委(尤其是外交部和國家安全部),解放軍等五大系統;其中,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片各所,外交部的國際問題研究所,國家安全部的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經過這些年的發展和開拓,不僅成為國內權威和知名的國際問題專業研究機構,而且已經有了一定的國際影響,成為中國國際關系學界對外交往的重要窗口(注:這方面的情況,可見李琮主持完成的調研報告《我國國際問題研究的現狀和趨勢》(內部討論稿),1995年6月。)。更令人可喜的是, 國際關系隊伍形成了老中青的各種梯隊,有越來越多的大學和研究所招收和培養國際問題研究教學人才,也有越來越多的有志從事國際關系理論、教學和實際工作的大學生、研究生和博士生進入這一領域;以筆者所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為例:90年代以來,國際片各所差不多平均每年都要招收博士生和碩士生30人左右(1999年國際片七個所計劃招收博士生15人,碩士生14人);如果不是受名額限制(每個導師通常招一個學生),能夠招收的數量起碼會再翻一番。不夸張地講,國際關系研究像經濟學、社會學等研究領域一樣,已經成為目前中國理論學術領域的最受關注和重視的領域之一,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蒸蒸日上的景象。
  從研究討論內容上劃分,亦可看出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不同重心和變化所在,它們同樣能夠反映出時代的進步:改革開放以前是第一階段,受各種因素局限,中國的國際關系研究主要服從于“推進世界革命”、“反帝反修”的“左”傾思想影響,基本談不上真正意義上的獨立探索,有限的力量主要從事國際共運、國際工運、蘇聯東歐問題和政黨關系方面的追蹤,另有少量的人員從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分析,著眼點主要是揭露其陰暗面和垂死性;到中蘇分裂、中美關系改善和中國加入聯合國以后,才有一部分人力和精力用于比較符合國際一般性課題的問題,如大國關系、南北關系與國際組織的關系等等。總起來看,以我劃線、以左為線的傾向占了主導地位,國際關系研究的水平較低,而且與國外同行難以對話。第二階段始于1978年即改革開放以后,直至1989年蘇聯東歐劇變和世界形勢發生重大改變。這一時期與前一階段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學習借鑒國外先進經驗的熱情極為高漲,大量外國國際關系理論的知識和說法得以引進,同時對改革開放以前受“左”的教條束縛所產生的問題進行了嚴厲批評和糾正。這一時期是中國學者真正接觸外國現代國際關系理論的時期,諸如勢力均衡論、不同行為主體理論、世界市場基礎上的國際新政治經濟格局(相互依賴理論)和其他許多理論都一一介紹進來,同時對歐美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認識也有大的變化,不再僅僅強調腐朽性的一面,而是試圖全面看待其新的變化和問題。不過,這一時期在比從前大大提高的基礎上,也存在不少缺陷,最主要的是缺少深入分析和系統的獨立思考,引進得較多而消化得不夠。90年代以來,特別是9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世界形勢的巨大改變,也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高,中國國際關系學界思考問題和研究問題的方式相應發生變化,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自我意識大大加強,這里面包括獨立思索和創造的意識、對外國經驗和知識加以合理借鑒和批評的意識、對自身傳統要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并且發揚光大的意識等等。理論研究也更加冷靜務實,根據有的研究者的概括(注:俞正梁和陳玉剛:“中國國際關系與國際關系理論二十年”,全國國際關系理論討論會論文,1998年10月打印稿,第1—2頁。),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和國際戰略研究至少發生了七個方面的轉型,它們分別涉及指導思想、對時代主題的認識、國際價值取向、國際戰略力量劃分、國際事務介入態度、國際斗爭方式和建設國際安全機制等內容。
  總而言之,改革開放的這一二十年中,我國的國際政治學理論研究從無到有、從單一到逐漸多樣化,應當說已經取得了很大進步。看看“文革”期間和此前的狀況,看看現在的眾多研究機構和學術刊物以及招生情況,看看學術界渴望進一步發展、渴望獨樹一幟的強烈自我意識,就知道這種進步有多大。然而,筆者認為,現在還不是自滿的時候,我國國際政治學的研究水準距國外同行還差很大一截,我們仍然需要像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剛剛改革開放時那樣坦承差距和虛心學習。這既不是崇洋迷外,也不是食洋不化,更不是否認建立中國人自己的國際政治觀的必要性與可能性;恰恰相反,學習是為了更好的創造,借鑒是著眼于真正的特色,只有踏在別人已有成就的基礎上,才會實現新的超越。
  那么,具體到研究領域,中國學者有哪些地方需要改進,還存在什么缺失呢?我以為,首先,我們可能缺少一部比較系統完整的國際政治思想史。在這部國際政治學說史或思想史里,對“理論國政學”的描述和分析,應當占有重要份量。所謂“理論國政學”,指的是“理論的理論”,即有關國際政治學建筑的基本問題的分析(包括方法論),如同理論社會學、理論歷史學和理論經濟學的奠基作用一樣。當然,這部國際政治學說史,還應當全面敘述和討論從近代國際關系產生以后思想家們對國際關系的討論,包括歐美的馬基雅弗利、霍布斯、黑格爾、康德、馬克思等人直至當代的各種學派,發展中世界的納塞爾、甘地、尼赫魯直至當代的阿明、卡多佐、桑多斯,列寧、斯大林直至前蘇聯東歐自成一體的各種論述,中國的嚴復、康梁、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直至當代中國學術界等內容。其次,我們可能缺少對當代國際政治學經典作品的全面介紹,特別是缺乏對80年代以來國外學者的工作及主要作品的分析。改革開放以前,除了極個別的“供批判用”的翻譯作品外(如基辛格的《選擇的必要》等),國際政治學界的主要著作、尤其是探討學科建設理論的著作基本上沒有介紹進來;80年代中期以后,國內學術界陸續翻譯了一批公認的經典作品,但總起來看,我們不僅對國際政治學的古典代表作介紹得不全,特別是對于國外80年代以后、尤其是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以來的研究進展,包括各種新的重要思潮、學派和方法論,國內學術界注意得很不夠。第三,我們可能缺少哲學思想的啟示和激勵,缺少國際政治學之外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滲透與幫助。在中國,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度有過的“哲學熱”之后(它與破除兩個“凡是”的思想解放運動對哲學的強烈召喚有直接聯系),近十余年來,哲學思維和方法對包括國際政治研究在內的中國社會科學的激發推動,似乎處于冷凍狀態,人們很少感受到作為一種“智慧”之學的哲學的影響力。中國新一代國際政治學者所缺少的或最需要加強的,主要還不是具體的學說觀點或專業知識,而是哲學辯證思維及其方法論的錘煉。同理亦適合于國際政治專業的學者對其他學科的“工具箱”的借用。第四,我們可能既缺少“實用主義”以外的其他學派,也缺少精細、專業的個案分析。中國現有的國際問題研究,多半是馬克思主義、現實主義和全球主義等學派觀點的混合,有的時候再加上一點“傳統文化”;它們的基本取向是實用主義的,它們的研究途徑多半是動態跟蹤式的,它們的分化與組合既不明確、也不有力。對比一下經濟學、社會學等相對先進的社會科學學科在當代中國的狀況,中國國際政治學界內部形成的學派分支顯然少得多也弱得多(注:這方面的更詳細的分析,可見拙文“中國國際政治理論研究的幾個問題”,資中筠主編《國際政治理論探索在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以上說的是理論方法之類的改進,就具體的外交和國際戰略而言,我以為下面幾個方面的研究也許需要更大的關注與投入。它們很可能構成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新的“生長點”和“突破口”,這里不妨談得稍仔細一些。
      第一個方面,全球化進程的利與弊。
  在中國,全球化研究始于90年代初。最開始時,人們更多談論的是全球化的經濟層面,尤其是經濟的相互依存性給各國各民族帶來的好處和積極影響。隨著近幾年問題一面的凸顯,特別是由于近一時期由亞洲金融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震蕩的加劇,現在,越來越多的人(不止是學者)認識到:第一,全球化既是一個難以阻擋的世界性進程,也是一把“雙刃劍”,對接受者來說利與弊兼而有之;舉一個例子:金融和貨幣領域的自由化措施,既可以增強各國吸收外資、打入國際市場的能力,也可能增大各國、尤其是新興工業化國家遭受國際投機資本打擊、甚至誘發國內社會經濟動蕩的風險。第二,全球化是一個復雜的歷史過程,盡管它確實以經濟現代化為主要內容之一,但又不僅僅是一個純粹經濟的、市場的進程,而是包含著政治的、社會的和文化的多種成分,近年來它向世人更充分地展示了多重因素交織作用后的復雜后果。第三,各國發展的經濟起點、社會制度和文化背景有著很大的差異,這些差異使得不同國家在進入全球化過程時,不能不有非常不同的戰略考慮及政策取舍。第四,尤其重要的是,就我們自身而言,無論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還是作為發展中世界的一員,哪怕單單作為一個歷史文化傳統悠久的人口及幅員大國,中國都不可能簡單地在全球化過程中與歐美一些強國“完全趨同”,而必須有一個趨利避害的“選擇性進入”或者說“創造性進入”。我國國際問題研究界面臨的挑戰應運而生:為什么說全球化是一個難以阻擋的世界性進程,不介入行不行?面對全球化的所謂“大勢”,我們怎樣選擇、又何以“創造性”地進入?什么樣的“進入”才既有利于中國自身的發展,也有利于人類共同的進步?這種“創造性”如何量力而行,有理有利有節?
      第二個方面:國際制度與國際規范。
  冷戰結束以來的近十年里,國際事務中一個愈來愈明顯的現象是,國際組織的作用日益增大,國際規范對于約束各國行為變得更加有力,國家關系及國際交往中更多采取了合作而不是對抗的方針。應當說這是一種歷史的進步,是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不斷努力的結果,也是國際間相互依存不斷增大的使然。這里談論的國際制度、規范與合作,其實是一些相當寬泛的概念,覆蓋著眾多的領域和問題。比如,它們不僅包含經安理會授權的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的貸款行為,也包括形形色色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和非政府組織(如綠色和平運動和各種人權組織),還有許多以各種國際法、國際公約和多邊協議出現的形式,甚至涉及到一些不成文的國際慣例和行為方式等等。如果國際制度、規范與合作在后冷戰時期的增強,只不過是舊的兩極體制瓦解的一種反映,那這種趨勢當然值得歡迎、值得推動。但問題并不如此簡單,它同時也給新局面下的各國帶來了一些新的問題,比如,就那些成文的公約或多邊協議而言,人們會問:“是誰制訂了這些制度、規范與合作方式?其間是否包含著在特定歷史階段上國際力量格局的舊的特征?是否公正、是否合理,以及是否仍然符合及適應新世紀到來時的時代變化?”當現實中國際制度與規范出現問題時,譬如講某些國際組織對民族國家的干涉超越了一定限度,或者,某些國際約束嚴重妨礙了各國政府行使主權的權利,自然會有更多的疑問與反詰出現。與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的情況有同也有異: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們也有維護主權、捍衛發展權的重大利害關系;然而另一方面,隨著綜合國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高,中國的國際責任與義務也在相應增加,這次我國政府在亞洲金融危機面前有關“人民幣不貶值”的承諾就是一突出事例。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是,我們如何對待不同的國際制度和規范?在多大程度上參與現有的國際合作?在堅定不移地維護國家主權原則的同時,如何思考新形勢下主權的實現形式和各種途徑?進入國際規則的過程中如何在權利與義務之間保持一種動態的、必要的平衡?哪些國際規則仍有進步意義,哪些不夠合理、公正?哪些屬于我們暫時無法加入、但從長遠角度講必須進入,哪些屬于我們現在不得不接受、但今后要逐漸加以改造的對象(注:有關國際規則和國際制度的性質及作用,可參見拙著《當代國際政治析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1 版)第8章“霸權和平與‘國際規則’”,以及拙文“中國崛起與國際規則”(《國際經濟評論》1998年第2期)。)?
      第三個方面,國際社會與國際道義問題。
  在人類即將進入新的世紀時,它并沒有從根本上擺脫舊的困惑:一方面,它似乎比以往任何世紀都更看重國際社會的群體價值及其道義標準;聯合國安理會日益增多的維和行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斷強化的干涉措施,以及全球范圍的生態環保運動、女權運動和各種國際范圍的“新社會運動”,加上各種大眾傳播媒介和信息工具的作用,都一再提醒世人,國際社會作為一種相對獨立的存在,已越來越不容忽視,各國不得不重視(可能還不得不認同)某些共同的道義尺度。然而,另一方面,舊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并沒有隨著冷戰的結束而消失,相反,有些時候、有些場合,它們仍然無視一些公認的國際準則,肆無忌憚地表現出來,或者改頭換面地存在于某些國際組織和國際規范的背后名下,從而使國際道義的權威性合法性受到質疑。無論站在什么角度衡量,中國的國際事務研究者都有理由更多地關注這一困惑的內涵,盡自己的努力作出回答;這方面,要承認我們以往的重視和研究都不太夠。依筆者管見,有三個一般性的問題需要研討:第一,所謂的“霸道”與“王道”之間究竟有什么樣的關系?“霸道”之后才有“王道”,還是“霸道”混雜于“王道”之間,甚或說“王道”只有通過“霸道”方能體現?第二,國際道義的源泉來自何處?是源于康德所說的“人類向善的本能”,還是國際上無數歷史經驗教訓的積淀?第三,國際社會的實質何在、發展趨勢又如何,其價值觀靠什么建立?它是一個先驗的東西,還是表現為演進、變化的過程?在此基礎上,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工作者還需要聯系我們國家對外交往的實踐經驗,探討與國際社會及其道義相關的戰略策略問題,例如:如何認識國際社會及其道義在“戰爭與革命”與“和平與發展”的不同年代的各自性質?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悠久、人口眾多、自身實力不斷壯大的國家,對于建設一個和平、穩定與繁榮的人類新世紀,應當有什么樣的新貢獻?在保障本國發展的第一位需要與改造舊的國際關系的全球性呼吁之間,我們可能有多大的取舍余地?在新的紀元里,占當今人類五分之一的中國人,如何使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先哲留下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更加充實和發揚光大?
      第四個方面,國際安全的新形勢。
  蘇聯的解體和冷戰的結束,并沒有像國外有些觀察家預測的那樣,自動導致“和平的千福年”。緩解此起彼伏的民族、宗教沖突,遏止不恰當的外部干涉和由此引發的矛盾,爭取全球范圍更大程度的穩定與安寧,仍然是擺在世界各國及國際社會面前的艱難任務之一。不過,在國際安全形勢方面,確也出現了一些值得重視的新特點:首先,雖然軍事手段及傳統的軍事安全仍然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但經濟因素(包括金融、貿易、投資和技術合作等等內容)在總體國際安全中的地位卻在明顯上升,所謂“經濟安全”、“金融安全”、“貿易安全”、“生態安全”的重要性得到日益增多的共識;此外,目前仍未止息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和全球金融動蕩,也從不同側面提醒人們,國家安全不能止限于對外部勢力的防范,而要與國內的改革、發展與穩定聯系起來;在全球化的時代,擁有更加開放、健康的國內社會經濟政治制度(比如良好的金融監管制度、社會保障體系、防止腐敗的機制等等),才能使國家安全更有保障。換句話說,安全性是與進步性聯系在一起的,國家安全乃至國際安全是在動態的、開放的過程中實現的。這種新的綜合安全觀的出現,預示著后冷戰時代的發展變化,給各國政治家戰略家以新的沖擊和啟示,也給國際間的各種合作與規范帶來新的機會和挑戰。我們不難見到,在各國和國際間尋求和平與穩定的各種努力中,所謂“共同安全”、“協商安全”和“合作安全”等等,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與以往兩極時代少數國家說了算、動輒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的做法不同,各國現在更加看重諸如區域性合作、靈活的和有實效的妥協方式、非零和的“雙贏”格局、雙邊與多邊并行不悖的解決辦法、非聯盟式安全安排等內容,實現國際和平、處理國際爭端的途徑與從前相比明顯更加多樣化、多層化。當然,不能否認,盡管總體上國際軍備競賽的勢頭有所減弱,但少數軍事上占優的國家并沒有放棄“冷戰思維”,它們在“總量削減”的表象下追求著新的優勢位置,所謂“高邊疆安全”的形成便是一例(包括研制新一代“高精尖”的武器裝備,使原子彈等大殺傷性武器微型化,準備信息戰,發展太空作戰手段,致力于研究所謂“非人員殺傷性”的打擊方式等等)。這種消極現象,亦給和平與發展的現時代,增添了不少困惑和難以確定的因素,值得我們警惕和防范。
      第五個方面,外交轉型的國際比較。
  縱觀當今世界,變革與發展絕不只是所謂“轉型中國家”的事務,各國、尤其是各主要國家(包括世界大國和地區強國)在冷戰結束之后,無不在根據變化的環境和任務進行自我調整和變革(同時包括內政和外交兩方面),無不在為即將到來的新世紀做各種謀劃及準備。就我國國際問題研究者的關注而言,進行外交轉型的國際比較并從中獲得借鑒啟示,無疑是當務之急之一。理論上講,外交的轉型并不是當代獨有的現象,它發生在自民族國家產生以來的所有階段上;每當舊的時期結束、新的發展時期出現,作為一個國家對外關系的政策體現的外交工作,必然形成從指導思想、交往原則到敵我友關系構思和戰略策略的一系列相應改變。然而,在當代條件下,確有一些獨特的新內容新趨勢,值得跟蹤研究;例如,人們不僅在最近半個世紀里,觀察到了世界由“戰爭與革命”朝“和平與發展”的時代變化,由粗放式擴張朝集約式增長的技術變化,由所謂“經濟發展第一”朝注意生態平衡的“可持續發展”的理論變化,而且,更在最近的幾年內,親眼目睹了蘇聯解體、冷戰結束、海灣戰爭、亞洲金融危機、全球經濟及科技的一體化趨勢、全球政治與理念的多極化趨勢等歷史性事態,所有這些當代史實都不可避免地將給各國新時期的外交留下深刻的印記,并且對于塑造未來的國際關系產生久遠的影響。因此,外交轉型的國際比較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它要客觀而充分地記錄歷史,它應認真汲取正在流逝中的經驗和教訓,它還應當提供一定的戰略思考和前瞻性說明。比如,它可以告訴人們,從世界各國的情況比較,為什么更加專業化、“與國際接軌”的外交是必需的,為什么外交人員要不斷更新觀念和自我充實,為什么外交工作不能不變得更加多層次多渠道,為什么外交決策過程有可能更加立體化和科學化,為什么國家的整個對外政策既服務于國內改革、發展與穩定,又同時受制于國內政策目標的實現程度,為什么在當代條件下貿易的或其他經濟技術的手段比傳統的武力方式更有助于國家利益的實現,為什么國際間的利益和矛盾很難用一個尺度權衡及應對,……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如果我們研究人員能夠系統深刻而不是簡單化情緒化地對這些問題加以梳理和說明,能夠在理論層次上深掘下去,“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學說必能在已有成就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
  
  
  
改革重慶76~81D0政治學王逸舟19991999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 作者:改革重慶76~81D0政治學王逸舟19991999
2013-09-10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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