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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文化傳統與“尊孔”、“批孔”
中國的文化傳統與“尊孔”、“批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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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以來,讀了幾位前輩論說世界文化與中國文化的文章和著作,自己也就有所思索 。梁漱溟先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講到“世界文化三期重現說”時,有云:“質 而言之,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有似希臘文化在近世的復興那樣。”( 注:《梁漱溟學術精華錄》第64頁,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這是一個 美好的預言,也是美好的愿望。
  梁先生所謂“中國文化的復興”,也即是“孔子的禮樂”的復興。這話是他在20世紀2 0年代之初講的。到了80年代,他在《東方學術概觀》中講“我們今天應當如何評價孔 子”時,曾引前輩夏增佑所著《中國古代史》云:“孔子一身直為中國政教之原,中國 歷史孔子一人之歷史而已。”又引前輩柳貽征《中國文化史》云:“孔子者中國文化之 中心,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自孔子以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自孔子以后數千年 之文化賴孔子而開。”梁先生說:“兩先生之言幾若一致,而柳先生所說卻較明確。”
  諸公之言,很發人深省,我由此便想到了中國歷代的“尊孔”和“批孔”。記得十來 年前,季羨林先生在《從客觀上看中國文化》一文中講到西方文化和東方文化時,曾說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注:《中華文化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第3頁,中華書 局1992年4月第1版。)我看世人評價孔子,也不免循此規律,這里且從“尊孔”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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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在世時,雖是“圣之時者”,卻似不甚得志,魯迅曾說:
  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著的時候卻是頗吃苦頭的。跑來跑 去,雖然曾經貴為魯國的警視總監,而又立刻下野,失業了;并且為權臣所輕蔑,為野 人所嘲弄,甚至于為暴民所包圍,餓扁了肚子。弟子雖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卻只有七 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個人。有一天,孔夫子憤慨道:“道不行,乘桴浮于 海,從我者,其由與?”從這消極的打算上,就可窺見那消息。(《且介亭雜文二集·在 現代中國的孔夫子》)
  為什么說孔夫子“死了以后”才“做定了‘摩登圣人’”呢?這要從漢代的“獨尊儒術 ”說起,而且還要歸功于劉邦和武帝。
  劉邦本來不是崇儒尊孔的,據《漢書·酈食其傳》記載,有個騎士對酈生說:“沛公 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說劉邦“不喜 儒”,這是一段“嘉話”。
  但劉邦思想亦有變化,從“不喜儒”到崇儒尊孔,有個過程。這里起關鍵作用的,是 叔孫通。
  史稱劉邦初做皇帝,與群臣宴飲之時,“群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劉邦 “患之”。于是叔孫通獻計,與儒生“共起朝儀”。其后即按此“朝儀”行禮。這一舉 措,立見效果。史稱“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無敢喧嘩失禮者”。于是劉邦 十分滿意,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叔孫通趁此機會,立即向劉邦建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為儀,愿陛下官之 。”于是這些儒生都有了官銜,而且各得“五百金”的賞錢,高興地說:“叔孫生圣人 ,知當世務。”這是說,叔孫通亦“圣之時者”。(詳見《漢書·叔孫通傳》)
  從劉邦“不喜儒”到封賞儒生,可見儒者的妙用。
  再說武帝。武帝時期,“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漢書·武帝紀》),是為世所稱的 ;但汲黯卻說他“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漢書·汲黯傳》)這是怎么回事呢?這說明 武帝之崇儒術,未必全心全意,這從此后元帝與宣帝的一段對話中也可看出問題。《漢 書·元帝紀》云:
  (元帝)八歲,立為太子。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 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 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 太子也!”
  所謂“漢家自有制度”,這話很有深度。大概從劉邦開始,即已“霸王道雜之”。漢 朝家法如此,而元帝有所不知,故宣帝慨乎言之。我在50年前寫過一篇《漢代崇儒的真 相》,也談過這個問題。(《益世報·人文周刊》第40-41期)
  至于漢代以后,歷朝歷代之崇儒尊孔,柳貽征先生的《中國文化史》言之甚詳。(注: 見《中國文化史》第二十五章,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孔子從“至 圣”而逐步上升為“大成至圣文宣王”,連孔子的后裔都封為“衍圣公”,則柳先生所 謂:“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可謂信而有征。與此同時,魯迅先生所謂“孔夫子之在 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云云,也非無征不信。
  權勢者們之捧孔子,不僅見于古代,也見于近代。這是魯迅親眼見過的。他說:
  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或想做權勢者們的圣人,和一 般的民眾并無什么關系。……在三四十年以前,凡有企圖獲得權勢的人,就是希望做官 的人,都是讀“四書”和“五經”,做“八股”,別一些人就將這些書籍和文章,統名 之為“敲門磚”。這就是說,文官考試一及第,這些東西也就同時被忘卻,恰如敲門時 所用的磚頭一樣,門一開,這磚頭也就被拋掉了。孔子這人,其實是自從死了以后,也 總是當著“敲門磚”的差使的。
  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從二十世紀的開始以來,孔夫子的運氣是很壞的,但 到袁世凱時代,卻又被從新記得,不但恢復了祭典,還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 們穿起來。跟著這事而出現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門終于沒有敲開,袁氏在門外死掉 了。余剩的是北洋軍閥,當覺得漸近末路時,也用它來敲過另外的幸福之門。盤據著江 蘇和浙江,在路上隨便砍殺百姓的孫傳芳將軍,一面復興了投壺之禮;鉆進山東,連自 己也數不清金錢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數目了的張宗昌將軍,則重刻了《十三經》,而且把 圣道看作可以由肉體關系來傳染的花柳病一樣的東西,拿一個孔子后裔的誰來做了自己 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門,卻仍然對誰也沒有開。(《且介亭雜文二集·在現代中國的孔 夫子》)
  在魯迅先生看來,袁世凱、孫傳芳和張宗昌這些權勢者,也和古代的權勢者一樣,其 崇儒尊孔,都是為我所用。從劉邦到袁世凱,雖改朝換代,而尊孔這一文化傳統,卻歷 久而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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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批孔”,也可以從古代說起。這里且不說那與孔子并世的隱者對夫子的譏刺,( 注:見《論語·微子》。)只說漢代的王充和明代的李贄。
  在“評法批儒”時期,王充曾以“批孔”著稱。他著有《論衡》,寫過《問孔》。但 “問孔”并不等于“批孔”。他只是說,孔子的話不見得句句都對,不認為“圣賢所言 皆無非”。如此問孔,未可厚非。
  王充又寫過《儒增》,對漢代的儒書,多所批評。但他批評漢儒,也不等于批孔。他 在《正說》中說:
  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說;后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滑 習詞語。茍名一師之學,超為師教授。及時早仕,汲汲競進,不假留精用心,考實根核 。故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五經并失其實。
  這些話都是批評當代儒生的,不是批評孔子的。
  還有,王充不但不曾批評孔子,他寫《自紀》,還曾說過:“可效仿者,莫過孔子。 ”又說:“鴻才莫過孔子”。
  不過,盡管如此,正當舉世奉行尊孔之時。王充竟敢“問孔”,仍是“冒天下之大不 韙”的。
  再說李贄。
  在“評法批儒”時期,李贄也是以“批孔”著稱的。說李贄批孔似比說王充批孔有些 實據,當年禮部給事中張問達疏劾李贄,就曾說他“以孔子之是非為不足據,狂誕背戾 ”。(注:《神宗實靈》第369卷,轉引自《明實錄類纂》“文教科技卷”第13頁。)李 贄《藏書·世紀列傳總目前論》中確有關于“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的言語,他說:
  前三代,吾無論矣;后三代,漢、唐、宋是也。中間千百余年,而獨無是非者,豈其 人無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未嘗有是非耳。然則予之是非人也,又安能已? 夫是非之爭也,如歲時然,晝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也 是矣。雖使孔子復生于今,又不知作如何非是也,而可遽以定本行罚賞哉!
  當舉世皆“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之日,李贄出言如此,確實未免“狂誕背戾”。問 題似不在于他批評了孔子,而在于觸犯了官方儒學的統治。這是有害于當代的政教、有 損于世道人心的。
  但當大金吾審訊李贄時,李贄卻說:“罪人著書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無損。”李 贄死后,袁中道撰寫《李溫陵傳》,也說他的著作“大有補于世道人心”。(注:《珂 雪齋近集》卷三,1982年11月上海書店重印本。)這樣的話,不知有誰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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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古代這些尊孔、批孔的事例看來,歷朝歷代的權勢者大抵都是尊孔的;凡是“知當 世務”即識時務的儒生也都是尊孔的。兩千年間不識時務者只有半個王充和一個李贄。 李贄涉嫌批孔,不得好死。歷史昭示如此,耐人尋思。
  當然,耐人尋思者,更有近世的事。
  近百年來,世界大勢是發生了空前的變化的,不僅中國自身改朝換代,西方文化也云 涌而來,中國的文化之門也不得不開。面臨西方文化的沖擊,也就發生了新的尊孔、批 孔的問題。“五四”運動本來不是“批孔”運動;但提倡“新文化”,打倒“孔家店” ,孔子也就無所逃于天地之間。
  當然,在這幾十年里,有批孔的,有尊孔的,言論也非一律。這同政治主張似有一些 關系。康有為主張變法維新,著《孔子改制考》,建立“孔教”,是尊孔的。章太炎主 張種族革命,著《諸子學略說》,謂“孔子之教,惟在趨時”,“儒家者流,熱中趨利 ”,是批孔的。但章氏批孔,半途而止。他在《致柳翼謀書》中說自己是因為“深惡長 素(康有為)孔教之說”,才“激而詆孔”的。章氏之回心轉意,和他后期“既離民眾, 漸入頹唐”,(注:見《且介亭雜文末集·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也許不無關系。
  此外,劉師培上書端方,有“尊孔”、“讀經”的倡議;(注:劉師培《上端方書》, 引自《劉師培辛亥前文選》第104-105頁。三聯書店1998年6月北京第1版。)林琴南《答 大學堂校長蔡鶴卿書》說到“覆孔孟、鏟倫常”,謂“人心喪敝,已在無可挽回之時” 。(注:見《林琴南文集·畏廬三集》,北京中國書店1985年3月第1版。)凡此種種,也 都是尊孔的。
  “五四”以后,仍然批孔、影響較大者,有李大釗的《從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 動的原因》和魯迅的《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李大釗說:“中國的勞動(工)運動,也 是打破孔子階級主義的運動。孔子的學說,對于勞動階級,總是把他們放在被統治者的 地位,作統治者階級的犧牲。”他還說:“孔子主義(就是中國人所謂綱常名教)并不是 永久不變的真理。孔子或其他古人,只是一代哲人,決不是‘萬世之師表’。他的學說 ,所以能在中國行了兩千余年,全是因為中國的農業經濟,沒有很大的變化,他的學說 適宜那樣經濟狀況的原故。現在經濟上生了變動,他的學說,就根本動搖,因為他不能 適應中國現代的生活,現代的社會。就有幾個尊孔的信徒,天天到曲阜去巡禮,天天戴 上洪憲衣冠去祭孔,到處建筑些孔教堂,到處傳布‘子曰’的福音,也斷斷不能抵住經 濟變動的勢力來維持他那‘萬世師表’、‘至圣先師’的威靈了。”(注:見李守常《 史學要論》附錄第136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說“綱常名教”,“不是永久不變的真理”,從經濟上作此解釋,這在當時是新穎的 。但在林琴南看來,很可能也是“覆孔孟、鏟倫常”的胡言亂語。
  魯迅的文章,我在前面已經引過,這里不再多說;但有一點要說的是:魯迅的文章雖 然可以說是批孔的,但他批的主要是那尊孔的。魯迅立論的根據,不是“經濟”,而是 事實。從袁世凱到張宗昌,都有尊孔的故事,魯迅講的很有意思。這些故事不像是魯迅 捏造的,卻是令人深思的。
      5
  上面講了“尊孔”和“批孔”,現在要回到“中國文化的復興”。
  什么是“中國文化的復興”呢?說來說去,不過兩個字:“尊孔”。而“尊孔”也正是 中國文化的一個傳統。
  梁漱溟先生講“世界未來文化”時,還十分肯定地說:“以后世界是要以禮樂換過法 律的,全符合了孔家宗旨而后已。”又說:“我雖不敢說以后就整盤的把孔子的禮樂搬 出來用,卻大禮旨趣就是那個樣子,你想避開也不成的。”(注:《梁漱溟學術精華錄 》第64頁,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這話是說得非常自信的,不容置疑 。
  但我惑而敢問的是:“孔子的禮樂”是什么模式?梁先生在這里并沒有說,不知他在別 處可曾說過。只有魯迅說袁世凱稱帝之前恢復過孔子的“祭典”,這“祭典”應是“符 合了孔家宗旨”的;孫傳芳也曾復興過“投壺之禮”,這是前面講過的。可惜余生也晚 ,都沒有見過。但這樣的典禮,是否可稱“孔子的禮樂”、“符合了孔家宗旨”呢?未 可知矣。
  
  
  
魯迅研究月刊京4~7G0文化研究郭預衡20032003作者通訊處 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 郵編 100875 作者:魯迅研究月刊京4~7G0文化研究郭預衡20032003
2013-09-10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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