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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工作的經驗與發展
中國社會工作的經驗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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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總結了我國40年來基本上是由政府負責的、非專業化社會工作的經驗與不足,指出改革以來社會工作及專業社會工作教育的迅速發展是體制改革推動的必然結果。文章認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的社會工作應采取政府與社會責任共担的模式;同時,中國的社會工作和社會工作教育面臨著本土化與創新的雙重任務。
  作者王思斌,1949年生,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我國的社會工作專業教育已經起步,為理性地推進我國社會工作及社會工作教育的發展,有必要對以往的經驗和今后的發展取向進行認真的分析研究。
    一、中國社會工作的特點及經驗積累
  在談及發展中國的社會工作和社會工作教育時,首先要清楚我們以往的積累是什么,面對的現實是什么,以及這些積累對進一步發展社會工作及社會工作教育的意義是什么。
  談到積累,我們不可能追溯太久,本文所指的是1949年以來中國社會工作的經驗,而現狀是指改革以來變化著的國情。
  40多年來中國社會工作的積累是什么?姑妄言之,是由政府負責的、非專業化的社會工作模式。所謂政府負責是指:第一,幾乎所有福利性、服務性、公益性的活動都是由政府負責和推行的。政府通過強有力的行政體系,動用行政力量,由政府通過行政化的單位和群眾團體向群眾提供服務。行政管理構架承担了大量的社會工作服務的職能[(1)a]。第二,幾乎所有資源都由政府提供。不管是生活必需品,還是就業機會,基本上由政府進行分派。生活服務也由單位或準行政機構幫助解決。所謂非專業化至少包含兩重含義:第一,以往實際社會工作者并不是一種專門的職業。這里有兩個事實:第一個事實是那些人們熟知的社會工作概念實際上指的是本職工作之外的福利性、公益性助人活動,而一旦人們把這種助人活動當作其本職工作時,對他來說就不再是社會工作了。第二個事實是那些實際上主要從事社會工作的職業人員基本上是以行政干部和準行政干部的身份出現的。非專業化的另一個含義是,從事實際社會工作的人大多沒有受過社會工作所要求的較系統的專門訓練,或者說以往我們缺乏這種專門性訓練。不管實際社會工作者,還是在本職工作之外的助人者,大多不具有專業社會工作的知識背景。
  這種行政性、非專業化的社會工作是有其社會經濟和文化基礎的,或者說,它有自己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支撐條件。
  社會政治支撐條件是社會主義制度,及與之相應的社會政治結構框架。1949年以后,整個國家被高度組織起來,形成以單位制為特征的集中計劃管理體制[(1)b]。政府在社會運行中居于絕對的支配地位,社會少有發育。這樣,全社會在政治動員和統領下運行;政府掌握了至上的權力,也就包攬了幾乎全部責任,包括為社會成員提供服務和幫助的責任。強有力的行政體系為社會管理和實際上的社會工作提供了組織運行的條件。在這一過程中,政府采用行政的手段、社會動員的方式并借助思想工作解決各類問題[(2)b]。
  經濟支撐條件是與強有力的集中計劃管理體制相應的公有制。通過支撐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政府牢牢地掌握了國家的經濟資源及資源分配權。基金會之類社會團體的缺乏也使社會服務只能將獲取經濟支持的希望寄托于政府,而大多處于各類組織之中的社會成員的需要則由單位的財政預算統籌解決。這樣,公有制經濟成為解決各類社會問題和為民眾排憂解難的后盾。
  文化支撐條件有兩個基點。其一是40多年來由政府提倡、并在社會上廣泛流行的集體主義和為人民服務的價值觀念。對政府部門和各級各類干部來說,它曾成為其職業活動的最高信條;對一般民眾而言,它也成為一種觀念上的時尚。在相當一段時間內,“集體主義”、“為人民服務”是“高尚”的代名詞,并成為意識形態的一部分。文化支撐的第二個基點則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即以崇德尚禮的家族集團主義為核心的儒家文化。這種傳統文化在20世紀幾遭抑揚,至今仍占有重要地位(特別是在熟人社區中),并在人們之間相互服務的過程中得到具體體現。
  不能否認,這種行政性的、非專業化的社會工作發揮了重要的功能。第一,它對社會上最困難的那部分人的生活和安全起到了基本的保障作用。政府通過行政體系和行政手段將照顧和保護最困難的人的任務交給基層行政和準行政組織,并納入它們的本職工作,從而使那些喪失勞動能力的老弱病殘及孤兒獲取基本的保障。第二,解決了較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在中國,與社會落后和不發達相聯系的社會問題大多是在政府的動員和組織下解決的,如50年代初消滅和改造娼妓,移風易俗,以及持續的反貧困和大規模救災等實踐都是社會工作的組成部分。這些都是通過社會動員和民眾參與取得成效的[(1)c]。應該說,行政型社會工作是解決人民生存需求(生存權)的重要手段。第三,造就了一代人的奉獻意識。為人民服務的時代精神與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相結合培養了一代人的奉獻精神。人們一度以奉獻為榮,從而形成一種良好的社會道德環境。這不但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社會問題,而且實際上也解決了人們的許多困難,可以說是最寶貴的財富和資源。
  從另一方面來看,以政府為主體的行政型社會工作也存在著一些不足。這主要表現為:第一,重政治運動,輕公眾主動參與。在以往以解決社會問題為目的的社會工作中,政府(包括單位和群眾組織)常常是以政治目標為旗幟,通過政治動員使民眾參與到這些活動之中,從而使民眾更注重行為的政治意義,而忽視了其社會意義,致使在不采取政治運動式動員時,人們的社會意識相對淡薄。第二,在解決具體問題方面,重思想教育,輕實際利益的提供。由于社會長期在政治的軌道上運行,且社會(具體化為單位)的物質資源相對匱乏,因此,當人們遇到實際困難時,單位和組織常常把做思想工作作為手段。這往往并不能解決實際問題,反而積累了問題。“先生產,后生活”就是一個典型的口號。第三,重一般性原則,輕個別性原則。雖然多年來政府和組織都強調“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做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但行政取向的社會工作畢竟主要以社會動員、社會管理為特征,這就使得在實際的社會工作中,一般原則常被置于主要地位,而對解決人們面臨的現實、具體和帶有特殊性的困難與問題則顯得無力。這不但與行政型的社會工作模式有關,與行政人員充當社會工作者有關,也與他們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專業工作方法和技巧有關。
  在以往40多年的時間里,中國基本上選擇了上述優劣并存的實際的社會工作模式。如果上述概括不是偏頗的,那么對于這種積累,我們就應持客觀的態度。虛無主義是偏激的,妄自尊大也是有害的。如果說“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那么,是那個時代和國情選擇了那種實際的社會工作模式。同時,當我們反思那個時代時也已發覺了它的不合理性之所在。今天,站在已經變化了的國情的立場上看問題,就會得出以往那種發揮了重要功能的社會工作模式有必要加以改進的結論。
    二、中國社會工作發展的現實背景及基本取向
  我國發展社會工作和社會工作專業教育的現實社會背景是什么?或者說是哪些因素促使社會工作和社會工作專業教育被提上的議事日程呢?明了這個問題有助于我們進一步認識以往實際社會工作的經驗與不足,以更好地確定今后的發展取向。
    (一)促使我國社會工作發展的因素
  許多因素促進了我國社會工作的迅速發展,其中最主要的有四點:即工業化、體制改革、一般社會問題加劇和社會進步。
  第一,工業化。工業化造成的社會變遷進而引發的社會問題被認為是導致社會工作出現的重要因素。在國外的文獻中,工業化曾被認為是導致社會工作出現的首要原因。從伊莉莎白的濟貧法到俾斯麥的社會保險制度都是英德工業化的直接產物。美國社會工作的發展也是由工業化所引發的。所以,社會工作與工業化的相互關聯是歷史的客觀事實。因此,許多介紹社會工作發展歷史的文獻都強調了這一點[(1)d]。在中國,將工業化視為社會工作首要推動因素者也不乏其例,認為工業化在推動社會進步的同時也引發了許多社會問題,如失業、相對貧困、家庭小型化、人際關系冷漠等。這些都要求有一種機制來應付。而國外首先找到了社會工作這個工具。在許多社會理論(如社會趨同論)看來,工業化是一種客觀的社會變遷力量,它不依社會制度的差異為轉移而客觀地發生作用。這種理論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驗證。譬如在中國,工業化同某些問題之間的聯系也是明顯的。但我們又必須同時注意到中國工業化的特殊性。因為,中國的工業化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進行的,慣常稱之為社會主義工業化。此外,大規模的廣泛的工業化是在廣袤的國土上包括農村展開的。這樣,中國的工業化就具有這樣一些特點:(1)在50-70年代的近30年時間里,國家依靠行政力量,有計劃地推進工業化;政府依靠組織的力量,依靠計劃體制,依靠農業支持工業的策略推動著整個國家的工業化進程。由于這種高度的組織性,所以沒有發生在西方許多國家出現的無政府的混亂狀態,社會問題或者被消化,或者被掩蓋了。雖然,某些問題也加重了社會工作的任務,但中國對這些問題的反應方式是與西方有別的,這就是行政管理型的社會工作。它并未直接導致專業性社會工作的產生。(2)80年代以來迅速發展的農村工業化是中國工業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采取了工農相補、勞動力就地轉移及“離土不離鄉”等做法,從而農村社會、農村家庭并未被大規模地破壞,鄉土關系仍然在起作用。這也削減了工業化對農村社會沖擊的程度,農村社會問題也未如西方早期發展中那么突出。當然,我們不能否認工業化、城市化使一些農村人的生活和心靈處于漂泊狀態,特別是對那些進城的打工族來說更是如此。但這與西方工業化初期的狀態仍有所不同。實際上,80年代以來興起的社會工作潮流主要不是工業化啟動的。時至今日,工業化所引發的諸如民工潮等問題仍處于社會工作的視野之外。
  第二,體制改革。80年代中后期以來,中國的社會工作迅速起步的一個直接動力是國家的體制改革。這場改革的總思路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是由政府責任和權力獨攬向政府和社會分權及責任分担的有限責任制的轉化。這是一個責任和利益重新劃分的過程。80年代中期,民政部為了推進民政工作和社會工作的開展,在發展民政教育的同時,支持北京大學開辦社會工作與管理專業。可以認為,這是社會工作專業教育的發端。接著,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社會工作教育呈加速發展的勢頭。一些院校由部門干部培訓轉而開設了社會工作系。這無疑是和體制改革、特別是行政體制改革相聯系的。80年代中后期,由經濟體制改革牽動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提出了轉換職能的要求,即變管理職能為服務職能[(1)e]。“服務”本來是一個極普通的字眼,在這時卻有了特別的意義。于是一些以培養各級各類管理干部為己任的院校轉而發展社會工作專業教育。因為從一般理解上講,社會工作是與服務聯系在一起的。體制改革對社會工作的直接推動則來自對“企業辦社會”、“單位辦社會”等舊制度的改革。企業、單位職能專業化以減輕它們對職工福利服務的負担,從而提高工作效率,一度成為改革的熱點。而服務社會化也就成為改革的配套工程。通過服務社會化,企業和單位將部分職工福利及服務的提供轉交給社會,于是民辦社會服務設施發展起來。民政部支持倡導的城市社區服務也蓬勃發展。而這種帶有社會工作性質的社會服務、社區服務對社會工作的促進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第三,社會問題。社會問題是社會工作發展的直接動因。許多社會學家指出,社會轉型和急劇的社會變遷會引發社會問題,如我國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及城鎮的待業和失業問題,人們的社會心態失調問題,區域發展不平衡和貧困問題等等,都與社會變遷有關。當然,有些問題并不一定是由社會轉型引起的,比如人口老化、獨生子女教育、殘疾人問題、新建城區的社區意識淡薄等。上述問題有的早已存在,但被社會體制掩蓋了、弱化了,其解決方式也被行政管理和思想工作等代替了。而改革以來這些問題才凸現出來。社會問題的出現和顯現提出了化解的需求。在政府(通知組織、單位)不能靠行政手段、也不能完全承担責任的情況下,發展社會工作就成為必然。
  第四,社會進步的需求。社會進步是人類的共同追求,但每個社會又都有自己的社會進步標準。1949年以來。中國以滿足人們的物質和精神文化需求作為目標,從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就成了社會進步的標志。社會進步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如果說1949年以后的一段時間里,中國政府以擺脫貧困、解決人民的衣食溫飽為主要目標的話,那么現在,人們在物質生活方面已提出小康水平的要求。顯而易見,當人們處于貧困境況時,社會工作易于將其納入自己的工作范圍,因為社會工作的價值就是協助那些貧弱者改變處境,追求社會公平。而在后一種情況下,社會工作也并非沒有用武之地,因為它有幫助人們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能,以更好地生活和成就自我及貢獻社會的職能。因此當人們擺脫了饑寒威脅之后,仍會遇到新的困難,且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又會出現新的問題和需求。社會工作應該應付這種新的挑戰。改革以來中國社會有了巨大的進步,這不僅表現為人們物質生活水平的改善,也表現為人們主體意識及權利和責任意識的提高,許多潛在的需求迸發出來。高層次的需要表現得更為強烈。正是社會進步滿足了人們原來的需要并造就了新的需要。社會工作在回應這些需要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這種回應是具有前瞻性和發展性的。可以認為,恰恰是社會工作的發展反映了我國社會進步的要求。
  以上我們無非是想說明,社會工作不但對于幫助那些貧弱者和社會脆弱群體是必要的;對其他遇有困難的社會人士和群體也同樣是需要的,雖然前者對社會工作者來說顯得尤為重要。這樣我們就可以從社會進步、社會發展的角度來審視社會工作的角色,社會工作的責任也就無疑是長遠的。
    (二)中國社會工作的發展取向
  在上述背景下,中國社會工作發展的取向如何?我以為應該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政府與社會的責任共担。如前所述,40年來中國實際的社會工作主要是由政府(通過單位)及與其密切關聯的群眾團體承担的,隨著經濟體制和行政體制的改革,政府(單位)將把福利和服務等工作轉移到社會中去。這樣社會團體、社會服務機構的作用將顯得十分重要。近幾年來。一些群眾團體即先于政府而轉變職能,打出了服務、志愿服務的旗幟,一些純民間服務機構也在提供服務方面發揮著令人矚目的作用。社會開始發育,政府和社會互補的格局開始出現。面對日益深入的改革,社會團體的進一步發展是必然的,因而政府和社會在社會工作、社會服務方面的互補格局將進一步得到發展。需要指出的是,政府不應該也不會拋棄社會工作的責任,而將任務全部推給社會團體或社會服務機構。在較近的一段時間內,政府(通過單位)在社會工作和提供社會服務方面仍將起著主導作用。它將有責任去解決那些政策性和區域性問題,并通過政策和行政力量幫助人們解決困難。另一方面,政府應大力提倡、積極支持民間社會服務團體,通過政策鼓勵它們更好地為群眾提供服務,尤其是具體的服務,以承担起那些政府依靠政策難以顧及的任務。在這里,要特別注意發揮與政府有密切關系的群眾團體的作用。這樣,全國性群眾團體和純民間機構就可能在政府--社會向度上形成一個連續體系,它們在工作層次上有必然的分工,在工作內容上又有交叉,如果三者關系得當,就可以形成一個責任共担的完整的服務體系,這里既有傳統的架構,又有新要素的加入。
  第二,現有社會行政人員價值觀念的“再塑”。迄今為止,我國成系統的社會工作大多是由政府部門及工、青、婦等群眾團體承担的。作為政府延伸的基層群眾組織也承担了重要的職能。這些部門、團體和機構的工作人員以為人民服務作為自己行動的信條,但在實際行動中,由于行政體系的作用,導致其行為多為管理行為,即使服務活動也常以管理的方式出現和實現。久而久之,這些社會行政人員和實際社會工作者就養成了管理性格。而政府的職能轉化也將使各級政府官員和群眾團體的干部由“父母官”變為“服務者”。這種角色的轉變,首先需要角色意識的轉變,即確立社會工作者的服務意識,樹立以民為主的觀念,真正還其人民公仆的形象。這會是十分艱難的過程,因為官貴民賤的傳統意識作為一種惰性阻礙著上述轉變的實行;而這種轉變又是十分重要的,舍此就不可能真正扮演好服務者的角色。當然,我們所談價值觀念的“再塑”,并未否定包括民政部和其他群眾團體的干部已經具有的“孺子牛”精神和公仆意識。但現實表明,這種精神和意識還遠遠不夠,還需要大大強化,乃至“再塑”。
  第三,提高現有社會工作人員的專業素質,包括其知識水平和服務技巧。期望在短期內培養出一支全新的專業化社會工作者隊伍來提高我國社會工作的服務水平是不現實的。因此,現有各方面的實際社會工作者是一批寶貴的人力資源。如果他們具有了高度的服務意識,適用和熟練的工作技巧,再加上強有力的社會動員能力,就能很好地適應中國社會的需求,提供有效的服務。各級干部和實際社會工作者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是富有經驗的。但僅靠思想工作不足以解決人民群眾的各種困難,因此必須更加廣泛地提高他們的知識水平和服務技巧。在這方面,進行大規模的在職培訓是一條可行的措施。
  第四,促進社會工作實踐與理論研究的結合。如果說1949年以來中國的社會工作沒有多大成績,那是令人難以信服的,因為40年來中國政府解決了許多重大社會問題,從而為世人所稱道;然而,要系統地擺出我們的工作經驗,又顯得十分困難。因為長期以來,無論是民政工作還是群眾團體的工作都缺乏理論的梳理而流于群眾化。可以說,在社會工作領域,我們是重實踐、輕理論的,從而帶有非規范性特點。這不僅不利于經驗的傳播,也不利于它的提高。世界社會工作的發展早已進入制度化、規范化的水平,所以,促進社會工作實踐與理論研究的結合是中國社會工作發展所面臨的重要課題。實踐與研究的結合可以多種方式進行。一方面,實際工作者可以在提高理論素養的基礎上對自己的經驗進行總結;另一方面,理論工作者也可以通過參與社會工作實踐而總結出系統的、有理論深度的經驗。幾年來民政系統大力提倡理論研究是有遠見的,這反映出我國社會工作者的自覺,當然這一任務還遠沒有完成。
    三、專業社會工作發展的著眼點--本土化與創新
  談到中國社會工作的發展,不可避免地會涉及如何對待中國已有的經驗和國外經驗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大致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是強調中國社會體制和文化的特殊性,因而拒絕外國經驗;第二種觀點主張中國經驗與國外經驗相結合,取長補短;第三種觀點是否認中國有真正的社會工作,因而主張拿來主義,全盤“西化”。實際上,只要是認真的、負責任的學者,就會發現第三種觀點欠妥當。因為這種觀點是從最外表的形式上而不是從實質上定義社會工作,或者說是以西方的社會工作為標準來評判中國的實際。
  前兩種觀點既有相同點,又有明顯差異,但它們在同一個概念下生長出來,這就是本土化。就像任何其他社會科學、人文科學一樣,后發展國家和地區的社會工作都會遇到本土化任務,它成為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共同問題[(1)f]。但在本土化概念的背后,人們常有不同的選擇:是建立一套純粹土生土長的社會工作模式,還是吸收國外的經驗并化為自己的東西,兩種本土化觀各有自己的理解。所以,本土化已成為一個模糊概念。因此,當我們討論社會工作本土化問題時,有必要明確我們指的是什么。
  我以為,本土化的提法有一些基本的社會背景假設。第一,社會異質性。它的一般狀況是兩個社會之間的差異性,極端狀況則是社會的獨特性。前者看到兩個社會的不同,但承認社會文化的可借鑒性,而后者過分強調二者的差異從而否認這種借鑒的可能性。第二,主體社會文化的存在,即該社會有自己的經驗,而不是虛無主義。正是由于主體社會文化(社會工作經驗)的存在,它才可能形成一套獨特的社會工作模式和體系,也才可能吸收和改革外來的經驗。
  實際上,關于本土化的理解的差異是對于不同社會差異性認識的反映。在認為某一社會是獨特的,是與另一種社會完全不同的那些人看來,本土化就是發展自己獨特的東西,獨尊土生土長的東西,而排斥其他外來的經驗。因為在這種觀點看來,由于本社會的獨特性,那些產生于其他社會的社會工作經驗對本社會是無用的,是文不對題的。另一種情況則是,人們既承認不同的社會之間的差異也承認其共同點,即雖然產生于其他社會的社會工作經驗在運用于本社會時有局限,但兩個社會必然有其相同之處,因而是可以借鑒的。通過變換這些外來經驗可以成為適用于本社會的東西,為我所用。當然,如果細分起來,在第二種情況中還有不同,即依對本土社會、本土文化看重的程度不同,本土化還可以分為“中體西用”和外國經驗的“移植變換”兩種。所謂“中體西用”即一開始就有強烈的主體意識,認為外來經驗只不過是為我所用。“移植變換”則更看重外來經驗而缺乏明確的主體意識,但也認為它必須加以適應性改造。
  我以為上述關于社會工作本土化的粗淺討論是有些超前的,因為至今中國社會工作教育剛剛起步,甚至還未來得及仔細品味本土經驗與外來知識的差異和優劣;但我又以為,積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及我國臺灣的經驗,這一討論又是必然的。所不同的是我們被動地去適應這一過程,還是以學術上的自覺去理性地對待這一過程。故關于本土化問題的提出不是多余的,盡管我們還需對本土化的涵義作出認真的規定。
  這樣,關于本土化的討論就可歸于如何看待本土社會工作經驗的問題。即我們把本土經驗看得多重,把本國本地的國情、社情看得多么獨特。如果我們認為產生于本土的經驗是豐富的,對現實社會來說基本上是適用和夠用的,那么社會工作本土化的任務就小一些,就是“中體西用”的問題;反之,如果我們對本土社會工作經驗不那么有信心,或認為產生于原社會體制下的經驗已基本上不再適于變化了的現實,那么本土化就是“移植變換”了。所以,對于本土化課題我們要弄清楚的是,我國社會工作的經驗是什么?它是否適用于變化了的國情?西方的社會工作經驗是什么?它有哪些適用于我國?其中當務之急是搞清楚我國社會工作的經驗是什么,其知識體系是什么。這不是經驗的功夫,而是理論的提煉,不是大略地指出它的幾個特征(如本文所做的),而是具體的、能指導實踐的詳細闡述--從指導思想到工作過程。時至今日,我們的這項工作還沒有開始,或剛剛開始。
  這對社會工作教育機構是相當迫切的,因為舍此,它們就不能在更高層次上將人們的實踐過程中被證明為有效的東西傳授給學生,教育就永遠是落后的,因而也是低效或無效的。總結中國的社會工作經驗是當務之急,而學習借鑒外國經驗也實為必需。因為這會給我們一個新視角、新參照系,而這種新參照系是具有一定科學意義的。只有在些基礎上,我們才能有所創新。
  從社會工作的體系來看,創新又有其層次性,即基本理論層次、實務理論層次、工作方法和工作技巧層次。國外社會工作的理論貢獻長于實務層次,這是社會工作的自自特點所決定的。
  如前所述,由于長期以來我國的社會工作著重實踐而理論總結不足,又加之我國的特殊國情,因此,社會工作理論和方法的創新任務是艱巨的。或者說,不論在社會工作的基礎理論,還是實務模式以及工作方法的建設方面,我們都有廣闊的未開墾的處女地。這對社會工作者既提供了廣闊的角色扮演空間,也預示著沉重的壓力。作為社會工作學科建設和創新的一部分,我以為如下幾個領域的研究應予更多的關注。
  第一,我國社會工作的基本價值或社會工作賴以進行的的指導思想。社會工作作為一種助人的、特別是幫助較困難人群的專業,是十分強調價值觀的。可以說,助人的價值是社會工作者的第一面旗幟。在西方,社會工作的基本價值是建立在自由、平等、博愛和對人的權利的承認基礎之上的,個人主義和人本主義成為西方社會工作的潛臺詞。中國長期以來崇尚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重視社會和集體利益。在我國社會工作的專業特征不斷加強,西方社會工作的工作方法和實務模式越來越多地被我們借鑒的情況下,怎樣處理上述兩種價值觀之間的沖突是一個重要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在這一方面取得進展,就表明中國的社會工作還不成熟,至少是理論的不成熟。
  第二,政府、群眾團體、基層社區相結合的社會工作體系的建構原則及模式。在計劃體制下,由政府、群眾團體和基層社區構成的社會工作體系是渾然一體的,這就是一切都納入行政系統,由政府按計劃提供服務。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團體和社區的行為能力將會增強,但純粹市場化的社會服務提供機制又有許多弊病,這是被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經驗所證明了的[(1)g]。我國在從計劃體系向市場體制轉變的過程中,社會福利、社會服務事業要走到何種程度,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實現政府、社會團體與社區互助系統的良好結合,既是一項實踐的任務,也是一個需要理性思考的問題。
  第三,在重要的社會工作領域尋求突破。在我國,期望在社會工作的各個領域都取得突破性進展是困難的。因此,應該在較為成功和有特色的領域進行挖掘和總結。我以為城市社區服務和農村扶貧是兩個重要的入手點。因為這兩個項目都吸納了政府、群眾團體和社區的廣泛參與,從而在服務提供的渠道方面有代表性;另外,這兩類服務普遍開展于我國城鄉,成為規模宏大,具有廣泛社會性的項目;同時,這兩類服務都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績,具備進行研究的基礎和條件。因此對這兩項從內容到服務提供方式上都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工作項目的研究應下大力氣,力求有所突破。
  第四,發掘傳統社會工作的價值。一般認為,社會工作產生于西方,社會工作的理論和方法也都產生于西方。實際上,我國在社會工作方面也有其貢獻,如30年代的華北平民教育運動和鄉村建設運動即為突出的例證。當社區工作在西方尚未被廣泛注意的時候,晏陽初等一批知識分子倡導并極力推進的鄉村建設和發展運動已有目的、有計劃、有措施地開展起來,后因種種原因雖被終止而不得其果,但畢竟留下了有益的經驗;還不用說這種運動后來被移往國外,并得到國際認可[(2)g]。筆者認為,晏陽初等開創的華北平民教育運動和鄉村建設運動是有豐富的經驗、教訓可以總結的,這對我國的農村社會工作仍不失參考價值。
  總之,我國的社會工作傳統在轉型期面臨著新的考驗和選擇。力求在現實國情、歷史經驗和外來經驗的結合點上有所創新,將對中國社會工作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責任編輯:馮小雙〕
  (1)a 參閱雷潔瓊《雷潔瓊文集》(下),開明出版社1994年版第430頁;盧謀華《中國社會工作》,中國社會出版社1991年版第82-83頁。
  (1)b 路風:《單位: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形式》,《中國社會科學》1989年第1期,第72-74頁。
  (2)b 孫立平等:《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中國社會科學》1994年第2期,第52-53頁。
  (1)c 盧謀華:《中國社會工作》,第79、104-108頁。
  (1)d 參閱徐震、林萬億《當代社會工作》,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41、49頁;袁華音、王青山編《社會工作概論》,黃河出版社1990年版第29-31頁。
  (1)e 《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984年10月20日《人民日報》。
  (1)f 莫泰基、朱亮基:《社會工作課程規劃:第三世界的角度》,載《現狀·挑戰·前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13頁。
  (1)g 周永新:《社會福利的觀念和制度》,香港,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104-105頁。
  (2)g 《中國大百科全書》(社會學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1年版,第452頁。
  
  
  
中國社會科學京097-106C4社會學王思斌19951995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京097-106C4社會學王思斌19951995
2013-09-10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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