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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神經語言學的回顧與前瞻
中國神經語言學的回顧與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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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神經語言學的性質與方法
      1.1 神經語言學的性質
    神經語言學研究語言與大腦的關系。它的目標是探索人類語言習得和掌握、言語生成和理解時的神經基礎和神經機制,并在此基礎上解釋、驗證語言學的某些理論觀點,促進語言學理論的建設,最終建立符合人的神經認知特點的語言學理論。在語言學內部的分支學科中,神經語言學與心理語言學關系最為密切,從某種意義上說前者其實脫胎于后者。二者最大的區別在于,神經語言學需要運用特有的方法和手段,探測與語言有關的神經機制,而心理語言學未必論及腦機制問題。心理語言學的研究目標是研究人們語言習得和掌握、言語生成和理解時的心理機制,神經語言學則將心理機制推進到神經機制。心理機制和神經機制是有聯系的,因此,在心理學和神經學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二者交叉形成的邊緣學科,比如神經心理學就有著較長的研究歷史,它使用神經心理學測驗和神經檢查的方法,研究腦損傷患者心理障礙與腦損傷部位的關系,從而揭示心理活動的腦解剖學基礎。其中,研究語言障礙與腦損傷部位的關系即失語癥的研究是神經心理學一個重要內容。神經語言學家通常也認為是以失語癥的研究為發端,因此神經心理學與神經語言學之間存在部分重疊領域。神經語言學與心理語言學之間的另一差異在于,個案研究在神經語言學的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這也不同于心理語言學重視樣本大小、注意數據采集和平均數算法的做法(注:王sū@①、汪安圣(1992:21)提到認知心理學已“開始重視個別差異和個案研究”,“為了揭示內部心理機制,已開始重視包括自我觀察在內的個案研究及表現出來的個別差異”;王新德、湯慈美(湯慈美 2001:7)也提到:“認知神經心理學在研究方法上的特點之一是它不強調研究報告中的例數,即使對一例腦損傷患者進行了詳盡的實驗分析,也可以成為一篇優秀的論文。”)。
    神經語言學在整個認知科學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認知科學的最終目標是揭示人腦的工作原理,語言作為人腦獨有的高級功能,使得對語言神經機制的探討在認知科學的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
      1.2 神經語言學的方法
    與語言學其他分支學科相比,神經語言學最大的特點是運用了神經科學主要是腦科學的研究方法。這些方法對于神經語言學的研究來說是至關重要的,現就主要的幾種簡介如下。
      1.2.1 電刺激法
    電刺激法可用于測定腦區功能,例如Penfield和Roberts(1959)將此方法用于癲癇治療,為避免在摘除患者皮質的病灶區時觸及語言區,防止患者手術后喪失語言能力,在手術開始之前,Penfield等人利用電刺激法對患者進行皮質定位。
      1.2.2 病理觀測法
    通過觀測腦損傷部位與行為障礙,推斷二者之間的聯系。例如從1861年開始的失語癥研究已有大量證據證明,左半腦特定區域的損傷可以導致言語表達和理解等方面某些功能的喪失。
      1.2.3 行為測試法
    例如雙耳分聽技術,Kimura(1961)第一個用這種方法說明了正常人在語言加工能力方面的大腦兩半球的差異,證明了左半球在語言信息方面的加工優勢。用得較多的還有分視野測試等。
      1.2.4 神經電生理技術和腦成像技術
    前者如事件相關電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ERP),后者如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PET)、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等。這些技術的特點,是可借助于特定的實驗設備測定大腦的實際工作狀態,以此研究大腦的功能。這些技術目前受到普遍關注,主要有無創傷性和時空分辨率高等優點。
      2.20 世紀中國神經語言學研究的回顧
    “神經語言學”術語的提出在20世紀70年代,但神經語言學的研究起源一般以1861年Broea對Tan患者的報道為標志。過去的一二十年間,隨著世界范圍的腦研究熱潮的興起和無損傷性神經電生理和神經影像技術的使用,國外神經語言學研究在研究規模和研究深度上都得到了較大的發展,這一趨勢正在繼續。中國神經語言學研究起步晚,不但與國外神經語言學研究相比有較大的差距,就是與國內心理學領域所作的語言研究相比也有較大的差距。主要表現在:(1)研究隊伍單薄,尤其是具有語言學背景的研究人員少;(2)研究深度不夠。國外神經語言學研究觸及語言學的各個分支,包括興起時間不長的語用學、認知語言學中的一些結論,都被神經語言學及時檢驗,而國內神經語言學的語言研究雖然也涉及字詞、句子等各個層面,但直到上個世紀末,很少有文章涉及當代語言學理論;(3)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上的不足。國內神經語言學目前主要采取觀察失語癥患者的做法,對正常人和其他病癥的語言觀測很少。從最近幾年開始,以正常人為被試、使用神經電生理和腦成像技術的研究才逐漸增多。
    像國外的研究一樣,國內最初關注“語言與大腦”關系的研究者并非語言學家,而是從事神經醫學工作的人員。在我國,真正從語言學角度來參與這一領域的研究比神經醫學界晚了近30年。我們將在神經心理學和語言學兩個背景下回顧中國神經語言學研究。
      2.1 神經心理學界研究回顧
    我國這一領域最早的研究是王新德(1959)發表的“單純失讀癥”。20世紀80年代以來,語言障礙的研究在我國神經心理學界受到關注,是報道最多的一個領域。神經心理學界對腦與語言關系的研究成果較集中地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漢語的字詞識別;一是失語癥。
      2.1.1 漢語字詞識別研究
    與拼音文字相比,漢字有著獨特的表義性,字形和字音之間的對應關系不如拼音文字強。漢字的識別過程到底怎樣?與拼音文字的識別過程有何不同?圍繞著這樣的問題,近幾十年來心理學界展開了廣泛研究。主要涉及的問題有:字形屬性對漢字識別的影響、語音在漢字識別中的作用、語義在漢字識別中的作用。探討的焦點有兩個:一是漢字識別是否具有“復腦效應”;再是語音在漢字識別中的作用,即由形到義的過程中,是否需經語音轉錄這一步驟。
    1974年,日本研究者角田信忠提出了“單腦語言”與“復腦語言”之說。他以15名操漢語者為被試,證明漢語屬“復腦語言”類型,即在漢字識別過程中,左右半腦均起作用(轉引自王德春等1997:179)。此后,這一問題吸引了眾多的研究者。主要存在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漢字認知主要是左半球的功能;另一種則像角田信忠所認為的那樣,漢字是大腦左右半球并用的“復腦文字”。高寶國等(1993)傾向于后一種觀點。郭可教等(1995)的實驗結果發現,字形、字音和字義的認知均與大腦兩個半球有關,顯示出漢字認知的復腦效應。張武田等(1998)利用對漢字字音或字義進行匹配的實驗,證明兩半球之間的加工優于半球內的加工,即兩側大腦半球協同活動要比單側半球加工效果好。
    臺灣以曾志朗等人為代表在神經語言學領域也做了不少頗具成效的工作,內容涵蓋語音、文字、詞匯、句法等多個層面。早期曾志朗等(Hardyck Tzeng and Wang 1977;Tzeng,Hung and Wang 1979;Huang and Tzeng 1981)在文字組合規則與中文閱讀歷程的關系上做了大量研究,發現給漢語讀者呈現漢字時,他們表現出左視野優勢,與拼音文字的右視野優勢不同,日語中的漢字也表現出左視野優勢。但是,辨認漢字時表現出來的左視野優勢隨著閱讀歷程的推進會轉化為右視野優勢。這說明漢字的加工需要右半腦參與,而語言信息的加工仍然由左半腦負責。
    近年來研究者開始將神經電生理技術用于漢字詞識別的研究,以直接觀察對漢語字詞識別的腦內加工過程,目前主要使用的是ERP技術。魏景漢等(魏景漢、匡培梓等1995;羅躍嘉、魏景漢1997,1998)采用漢字形、音、義正啟動和詞義聯想等一系列實驗,對漢字形、音、義的關系進行了全視野和半視野的研究,結果發現:大腦兩半球在漢字認知加工中關系十分復雜,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哪側半球占優勢。大腦半球的優勢問題應從加工速度與加工強度甚至更多的維度重新認識,所以“優勢半球”的概念有必要進行修正。
    漢字不像拼音文字,其書寫形式不能直接表征語音,對漢語字詞識別中的語音中介問題存在兩種觀點:一是強語音作用觀(Tan,Hoosain and Peng 1995),認為在視覺漢語字詞加工中,語音激活部件是自動的,而且在時間上也特別早,由字形到字義需要經過語音為中介。另一種是強字形作用觀(周曉林1997;周曉林等1998),認為漢語字詞加工中的語義激活過程不同于拼音文字,主要由字形-語義之間的直接激活傳輸(或計算)決定,語音信息在視覺字詞加工中雖然自動激活,但對語義激活作用很小。對漢字識別中的形、音、義神經機制問題的探討,通過失讀癥患者來做的研究較多,我們將在后文論述。
    羅躍嘉、魏景漢(1997,1998)運用ERP技術來研究這一問題,他們關于全視野和半視野漢字詞義聯想的研究表明:形、音、義的關系錯綜復雜,難以分割。因此,漢字加工中形、音、義的關系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是否通過音而達義的問題,形、音、義均存在加工與再加工的反復過程,它們交錯進行,并且在加工時間上可能有部分重疊。
    譚力海、彭聃齡、周曉林等人對漢語字詞識別過程中的形、音、義關系還作過其他方面的探討,議題包括:漢字視覺識別過程中形碼和音碼的作用(譚力海、彭聃齡1991)、漢字的讀音及其在字義提取中的作用(彭聃齡、楊暉1997)、語義激活時語音的有限作用(周曉林1997)、閱讀漢字提取意義時的語音信息的作用(Tan,Spinks and Gao,et al.2000)、漢字識別中音義激活的時間進程(陳寶國、彭聃齡2001)等。這些研究視角較全面,頗具深度,但因不直接涉及神經機制,故在此不詳述。需要提及的是最近一些使用fMRI技術推進這些議題的研究:Tan等(2000b)考察了漢字和漢語詞語加工的腦激活情況,認為不管是單個漢字還是雙字詞,閱讀漢語都以神經系統的廣泛活動為特征,不同于以前認為閱讀單個漢字激活右側半腦,閱讀雙字詞激活左側半腦的觀點;唐一源等(2002)研究了默讀漢字詞的腦功能偏側化的成像情況,結果顯示語義可能被自動激活,同時也不能排除語音加工的參與。左腦半球與漢字詞加工密切相關,右側半腦也有一定參與,但其確切作用尚不清楚,該研究發現的激活腦區與Tan等(2001)的發現有一致性。
      2.1.2 漢語失語癥研究
    失語癥研究是神經語言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神經語言學中的諸多重大結論均來自失語癥研究,今后的神經語言學也仍將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對腦損傷患者的調查。在調查時,對患者的語言能力狀況測試是進行臨床診斷和制訂語言康復計劃的重要依據。因此,制訂失語調查法十分重要。西方的失語調查法有較長的歷史,早在Broca時代就有。Head在1926年編制的檢查法,由許英魁于20世紀40年代譯介到國內,并一直沿用到70年代。但因這一檢查法是翻譯的,所以有很多地方不符合漢語實際,不具有針對性,并且它著重檢查患者的聽理解和文字理解,對口語表達及文字表達能力測試內容較少。
    漢語失語癥研究領域最突出、最系統的成果是高素榮等(1993)所主編的《失語癥》一書。其主要貢獻在于:本書所訂的“漢語失語檢查法”考慮了漢語特點,反映了漢語失語癥的基本內容;對漢語失語癥作了較為合理的分類,奠定了漢語失語癥研究的基本框架。此后對失語癥時有報道,但研究基本在此書分類的框架下進行。
    失讀癥、失寫癥和傳導性失語是漢語失語癥研究較多的幾種。失讀、失寫引起研究者的興趣主要還是因為漢字不同于拼音文字的表義性。通過失讀癥患者來探討漢字形、音、義存儲的神經機制是失語癥研究中的一個熱點。高素榮(1993:150,151)分析了各型失讀病人在字詞層級的閱讀障礙,認為存在三種形、音、義聯系中斷的形式:形、音、義失讀,即形、音、義之間的聯系均受損;形、音失讀,形、義聯系正常而形、音聯系受損;形義失讀,形、音聯系正常而形、義聯系受損。三種失讀形式的概率表明,形、音聯系最弱,最易受損,而形、義聯系最強。這一結論與王新德等(1992)、尹文剛(1990)、胡超群(1989)得出的結論一致。胡超群(1992)調查了失讀患者對高于字詞層級的語句、篇章的閱讀,結論類似。有關漢語失寫癥的臨床報道,從20世紀80年代逐漸出現(王新德等 1981;王新德 1985;王新德等 1986;李鴻智等 1988;李漪等 1988)。90年代,陳海波等(陳海波 1994;陳海波等 1997)、王炳釗等(1994)也有報道,劉曉加(1995)、劉曉加等(1996)設計了評定漢語失寫能力的檢查法并進行了初步檢驗。由于書寫有賴于聽覺、視覺、運動覺、視空間功能和運動功能的完整性,失寫癥的研究要比失讀癥更為復雜,目前對失寫癥的發病機理、失寫癥與腦損傷部位的對應關系等問題尚無定論。有人曾對漢語失寫癥的特點作過一些總結(郭可教 1989)。
    傳導性失語首先由Wernicke(1874)從理論上推測得出,此后得到臨床上的證實。其特殊性引起了研究者的極大興趣,在國外是報道較多的一種類型。國內高素榮等(高素榮1993,1999,2000)進行過系列研究,重點是傳導性失語患者的復述障礙和朗讀障礙。馮赤峰等(1999)、張秋香(2001)也有報道。
      2.1.3 神經心理學界語言研究評價
    神經心理學界在語言與大腦關系的研究方面,起步比語言學界早,做的工作也比語言學界多。但是,他們的研究還不能稱為真正的神經語言學研究,原因主要有兩點:
    第一個原因是神經心理學界的研究雖然采用了較多的語言材料,但對材料的把握缺乏語言學理論的指導,尤其是,語言系統包括語音、詞匯、句法、語義等各個方面,這些方面的語言學理論經過長期建設已具備較高水準,而神經心理學界的研究目光主要停留在字詞識別等問題上,不能充分利用語言學已有的成果,在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上都顯得十分單薄。并且因為語言學知識的缺乏,使得神經心理學界普遍存在基本概念不明的問題:以字詞識別研究來說,這一問題之所以引起神經心理學界的極大興趣,是因為他們認為漢字與拼音文字的不同是漢語與其他語言的最大差別。漢字的表義特征固然不同于拼音文字的表音特征,但文字只是語言的記錄符號,文字不是語言。由于將文字等同于語言,所以神經心理學界的研究又將文字體系中的“字”等同于語言體系中的“詞”,因此有人認為反義詞即反義字,無關詞即無關字,甚至漢語的認知很大程度上即漢字的識別。理論知識的缺乏和基本概念的不明削弱了研究的科學性,影響到結論的可靠度,而且也給一些應用領域帶來了問題,比如《漢語失語檢查法》雖然力圖從漢語特點出發,但其中的一些檢測項目,在語言材料的選擇上仍帶有較大的隨意性,沒有對語音、詞匯、句法等方面進行全面考慮,談不上充分反映漢語特性,這必然會影響這一檢測法在臨床上的使用效度。
    第二個原因是心理學界的最終研究目的大多不在于探索語言本身的規律。偏重心理學的研究往往是將語言視作人的認知能力的一種,他們更關注人們處理語言信息時所反映的更為普遍的認知規律,比如漢字識別過程中存在筆畫、部件效應還是整體性效應的問題,其背后是整體與部分在知覺和認知中的作用這一心理學傳統問題。偏重神經醫學的研究更關注語言障礙對應的病灶部位和發病機理,語言障礙只是作為臨床表現被描述,這種為臨床診斷服務的描述從語言學的角度看是極其粗略的。由于研究目的存在分歧,所以盡管神經心理學和神經語言學的研究有不少交叉的、值得相互借鑒的地方,但他們的研究并不能相互替代。
      2.2 語言學界神經語言學研究回顧
      2.2.1 語言學界的介紹性工作
    Luria(1975)出版《神經語言學的基本問題》一書,該書對神經語言學這門學科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趙吉生、衛志強(1987)將此書譯為中文,對神經語言學理論在我國的傳播起到了良好作用。國內有個別文章對此書進行了評介,如蔡寒松(1992)。桂詩春(1992)翻譯了Zurif的“語言與大腦”一文,文章的目的在于研究語言理論能否用于解釋語言能力的選擇性破壞;沈家煊(1992)翻譯了Blumstein的“神經語言學:對失語癥中語言與腦關系的綜觀”,文章評述了神經語言學的一些重要問題,特別是關于成人失語癥中語言障礙的研究。Zurif、Blumstein談到的研究對象是英語失語癥,所以桂詩春、沈家煊二位的譯文使讀者能對英語背景的神經語言學研究有一個大致的了解。衛志強(1994)的“人腦與人類自然語言——多方位研究中的神經語言學”一文,考察了神經語言學已經取得的研究成果及有待解決的諸多問題,闡述了神經語言學的學科性質,提到了漢語神經語言學研究的一些初步結論。
    王德春等(1997)編著的《神經語言學》一書是目前國內唯一系統介紹神經語言學的著作,這本書提供了神經語言學研究的理論框架,較為全面地論述了言語的神經機制,并且兼顧了正常言語的生理機制和言語障礙的病理機制,這與僅僅關注失語癥的研究不大相同。當然必須注意到,該書在論述言語交際、言語生成和理解的神經機制時,較多地借鑒了Luria的觀點和材料,對正常人這些方面神經機制的探討仍停留在理論的層面,來自實證的材料過少。
      2.2.2 語言學界的研究性成果
    以上所提到的語言學工作者對神經語言學所作的介紹性工作功不可沒,他們使大家對這門新興學科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認識,但這些介紹性工作畢竟不能促使神經語言學在中國語言學界成為一門分支學科。神經語言學在我國形成的標志是楊亦鳴等人寫的幾篇重要文章:“漢語皮質下失語患者主動句式與被動句式理解、生成的比較研究”(1997)、“中文大腦詞庫形、音、義碼關系的神經語言學分析”(1998)、“名動分類:語法的還是語義的——漢語名動分類的神經語言學研究”(2002)等。尤其是“漢語皮質下失語患者主動句式與被動句式理解、生成的比較研究”一文的發表,對神經語言學在我國的形成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正如《中國語言學年鑒》(林連通、顧士熙 2002:401)所指出的那樣:“該文的發表對我國大陸神經語言學學科的最終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楊亦鳴等人的研究是開創性的,他們的工作是真正意義上的神經語言學研究,具有如下特點:(1)研究的出發點基于語言學視角,雖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神經心理學方面的知識和理論,但分析材料、解釋實驗結果時都自覺運用語言學理論,目的在于探討語言本身的性質和規律;(2)結論的得出并非來自理論的推導,而是借助腦科學研究方法。正如我們前文所指出的,腦科學研究方法的運用是神經語言學最大的特點,楊亦鳴等人的研究結論主要是通過運用病理觀測和腦成像等技術得到的,充分體現了神經語言學在方法上的實證性;(3)楊亦鳴等人的研究以漢語為語料探討語言學問題。國外的神經語言學在過去的二三十年里拓寬了研究領域,取得了相當多的研究成果,但這主要都是以英語為材料得出來的。不同語言的神經機制是否相同的問題,正引起越來越廣泛的關注,因為這一問題與普遍的語言加工機制是否存在有關,并進而與語言的起源、語言的本質等語言學所要解決的終極性問題有關。以漢語為語料進行的神經語言學研究正是從這樣的角度顯示出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語言學界所取得的神經語言學成果,主要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中文大腦詞庫研究;再是基于當代句法理論的神經語言學研究。
      2.2.2.1 中文大腦詞庫研究
    大腦詞庫也稱心理詞典,是大腦中關于詞匯信息的內存(楊亦鳴等 2000)。中文大腦詞庫研究漢語使用者的詞匯辨認、儲存和提取等問題。楊亦鳴等的“中文大腦詞庫形、音、義碼關系的神經語言學分析”一文,通過對12例漢語失讀癥患者的臨床觀察和測評研究,分析了中文大腦詞庫中的形、音、義碼關系,認為失讀癥患者的確存在形音義失讀、形音失讀和形義失讀等三種情況,但否認了神經心理學界所認為的“漢語的形和義結合較牢固而形和音結合較脆弱”的結論,又因為形音失讀的存在,因此語音轉錄也不是認讀漢字的必需環節。“基于神經語言學的中文大腦詞庫初探”同樣利用的是前文的12例漢語失讀癥患者的調查材料,但從語義結構、語音表征、形體表征、存儲和檢索等方面作了系統的理論探討,得出了一系列關于中文大腦詞庫的結論,比如在中文大腦詞庫的語義聯系中,詞與詞的并列關系是各種聯系中最為密切的一種,上下位關系的詞語間聯系也較為密切,但搭配關系的詞語間聯系則不如英語詞顯得強烈;聲母、韻母或聲調相同的詞語間聯系比較密切;形體相近的詞語間聯系比較密切;中文大腦詞庫的檢索方式并非直接進達,而是擴散激活的形式。在中文大腦詞庫背景下進行的關于形、音、義等問題的探討,因為有意識地運用了語義學、語音學和文字學等方面的理論,將形、音、義放在一個整體的框架下考察,所以得出了較為系統的結論,將這方面的研究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崔剛(1994)分析了8位漢語Broca失語癥患者的詞匯障礙情況,驗證了國外研究者關于大腦詞庫的一些觀點,并初步得出中文大腦詞庫的幾點特性,其中有的結論被楊亦鳴等(2000)否定。崔剛(1999)分析了24位失語癥患者的語言材料,主要比較了Broca和傳導性失語癥患者在語音障礙上的表現。利用同樣的被試材料和已有的研究結論,崔剛(2001)(注:2002年本書由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中文版,更名為《失語癥的語言學研究》。)出版英文專著《失語癥的口語表達障礙研究》一書,書中介紹了有關失語癥的一般性知識,除了分析Broca和傳導性失語癥患者的語音障礙和詞匯障礙外,還補充了句法障礙和語用障礙兩部分的內容。本書是國內第一部從語言學角度研究失語癥的專著,作者有意識地運用了語言學的理論框架對失語癥的語言障礙進行了描寫和分析,可惜書中病例類別不全面,對漢語特點把握不夠細致準確,很多理論解釋都過于粗略。
    楊亦鳴等(2001)以失語癥調查為基礎,對中文大腦詞庫的存取單位等問題作了初步探討,認為存取的基本單位是詞,不是語素,更不是字。但該文設計的實驗任務針對性不強,漢語中存在大量由兩個成詞語素構成的合成詞,以這一類詞為材料,很難判斷患者到底是以語素還是以詞為單位存取。比如文中提到,患者會出現以首音節或尾音節代替目標詞的現象,如將“剪刀”說成“剪”,將“手電筒”說成“筒”,這樣的例子其實無法說明患者是在提取語素構成合成詞的過程中出現了問題,還是整詞提取出現了問題。其次,文中有些地方出現論證矛盾:比如患者對“臉盆、鬧鐘”一類語義透明度高(注:語義透明度高,按心理學界的定義,指的是合成詞的整詞語義可從其成分詞素的語義推知的程度(王春茂、彭聃齡 1999)。)的詞,在理解時要優于“眉目、馬虎”一類語義透明度低的詞。從詞匯化理論看,“眉目、馬虎”等的詞匯化程度比“臉盆、鬧鐘”高。按該文觀點,存取方式如果是以整詞為單位,那么詞匯化程度高的詞語因其內部成分所包含的句法、語義信息對整個詞語的影響小,詞的“整體性”強,所以對這一類詞的加工應優于詞匯化程度低的那些詞。因此,實驗中發現的患者不能理解這些詞的現象,顯然不能作為整詞存取的證據,而應從其他方面來解釋。Packard(2000)也持整詞存取觀點,但王文斌(2001)以漢語中三種不同類型的并列式詞語為材料,認為詞素分解的方式在并列式合成詞通達的過程中的確發生,并認為語義透明度高對通達起重要作用。
    中文大腦詞庫的最新研究成果,是楊亦鳴等人(2002)發表在《語言科學》創刊號的“名動分類:語法的還是語義的——漢語名動分類的神經語言學研究”一文。名動分類是一個基本的語法問題,因為世界上任何語言都有名詞和動詞。在過去的20年間,神經心理學界在不同語言的失語癥患者身上發現了大量的名動分離(dissociation)現象,名動分離的存在說明名動分類具有心理現實性,但對這一現象的解釋長期以來主要存在兩種不同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名動分離主要由名、動兩類詞的不同語義特征決定。名詞的典型語義是表示事物,動詞的典型語義是表示動作,所以才會出現不同類型的失語癥患者在物體命名和動作命名上的分離(Petersen等 1988)。另一種觀點認為名動分離主要由名、動兩類詞的不同語法特征決定,以英語為例,英語動詞承載了大量的語法標記,在句法加工中起關鍵作用,因為一個形式完好的句子中,可選論元和強制論元的數目和范圍均由特定動詞決定。所以名動分離的原因應從形態學或句法角度進行解釋(Lapointe 1985;Shapiro,et al.1987)。兩種觀點各有實驗證據,總體來看,“語義決定論”得到的支持更多。導致“語義決定論”占上風的另一間接證據,是因為神經心理學界從很早就開始報道命名性失語癥中大量特定語義范疇受損的病例,比如,有的患者對有生命的事物存在命名障礙,有的恰好相反,對無生命的事物存在命名障礙。這表明詞語靠語義特征類聚,從側面證明了名動分離的語義解釋。但是,從當代語言學理論出發,如果名動分類確實以詞語的意義為基礎,那么整個語法體系的合法性必將遭到質疑。這樣,名動分類就應該而且只能依據語法功能。楊亦鳴等認為,結論的不同,很大程度上源于研究者的實驗設計有語義偏向,因此文章從語法角度設計實驗,結果發現,語法特征可以作為名動劃界的依據。文章同時指出,語義特征,包括語音、正字法等方面的特征均可以為詞的劃分提供依據,只是根據這些特征得到的類并不是語法的類。從語言學角度看,只有依據語法特征劃分出的類才是語法的類。較之以往的研究,本文在研究手段上有了很大突破:實驗的被試為正常人,并結合使用了ERP和fMRI兩種先進技術作為實驗工具。我們認為,神經心理學界在名動分離問題上得出的結論,不是可靠與否的問題,關鍵仍在于研究者缺乏語言學的理論知識。支持“語義決定論”的大量證據來源于動作和物體的命名任務。事實上,這一任務要求根本無法檢測到人的語言能力,因為語言能力必須在有句法操作的狀態下才能顯現,所以,命名的障礙不是語言能力的障礙。換句話說,名詞不是物體命名的標簽,動詞不是動作命名的標簽,從語義角度作出的解釋其實是將人的世界知識和語言知識混為一談。
    臺灣學者在詞序、名動詞分離、形態學、量詞等問題的研究上取得過一系列成果,這些研究以漢語失語癥為對象,尤其注重在跨語言比較的背景下,利用漢語特性來檢驗一些從印歐語的研究中得出的觀點。仍以名動分離問題為例,Wernicke失語癥患者在物體命名上有障礙,而Broca失語癥患者在動作命名上有障礙。根據語法角度所作的解釋,認為具有失語法癥(agrammatism)的Broca失語癥患者所表現出的主要動詞問題,其實是他們句法和/或形態損傷的副產品。在漢語中,動詞和名詞都沒有詞形變化,因此沒有理由預期形態損傷和動作命名之間的聯系。Bates等(Bates,Chen Tzeng,Li and Opie 1991)檢驗了Broca失語癥患者和Wernicke失語癥患者在物體和動作命名上的理解和生成情況,發現在患者群和物體/動作命名之間存在相互作用,但在執行理解任務時這種相互作用不存在,所以Broca失語癥患者動作命名的缺陷不能歸因于名、動詞之間的形態差異。此外,他們利用漢語復合詞的特殊內部結構,還發現對于由動詞詞素和名詞詞素組合而成的復合動詞,Broca氏患者傾向于說出這些詞的動詞部分,而Wernicke氏患者表現相反。患者在次詞匯水平上的這些表現很難從句法和標準的詞匯觀點進行解釋,他們認為這實際支持的是分布式詞典中的語義/概念效應。該文注意到了漢語的名、動詞在形態學上與其他語言的不同,但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單純的命名任務其實探測不到語言能力,因此不能因為漢語失語癥患者在物體和動作命名上存在雙重分離,而漢語名、動詞沒有屈折形態,就推斷出名動分離為語義上的原因。事實上,曾志朗等(Tzeng和Chen 1988)另文提到,無論動詞是否在句中出現,非流利型漢語失語患者都能在動詞前后正確計劃句子框架,主要句子成分語序正確。這正好說明,患者保留了這些動詞句法方面的信息,僅僅是在符號形式的處理上存在問題。另外,該文使用的證明次詞匯水平加工的27個復合詞材料存在很大問題,其中20個是像“吃飯、寫字、送花”這樣的動賓短語,還有一例既是詞又是詞組(剪紙),一例是動詞本身的形態變化(指指)。文章認為復合詞無需在線(on-line)加工,而是作為一個整體被提取,但實驗證明在詞匯內部的加工上也存在名動分離,因此不能從句法和形態學上獲得解釋。事實上,因為實驗使用的絕大部分材料是短語,而短語是經過在線加工形成的,短語的生成是句法運算的結果,所以如果實驗的任務要求合適,患者表現出的對立恰恰應該從句法層面來解釋。
    曾志朗等(Tzeng,Chen and Huang 1991)還研究了漢語失語癥患者的量詞問題。在漢語里,冠詞、數詞等都不能直接出現在與之相聯系的名詞前面,而是必須在中間插入一個量詞成分。名量詞的恰當使用是漢語語法最大的難點之一。曾志朗等考察了漢語失語癥患者在量詞方面的表現,得出以下兩點結論:首先,漢語失語癥患者在名量詞的產生方面存在困難,有數量明顯的缺失和/或替代錯誤。其次,Broca失語癥患者和Wernicke失語癥患者所犯的替代錯誤是不一樣的,前者往往選擇一個中性量詞(如“個”)去替代他們找不到的那個形式,缺乏規律常是后者犯的主要錯誤,表明一個更加雜亂的選擇加工系統在運作。要對Broca失語癥患者和Wernicke失語癥患者這些表現差異作詳細分析,就需要重新考慮失語法癥和語法倒錯癥(paragrammatism)之間的區別。總之,臺灣神經語言學研究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認為語言類型可視為一個自然的實驗條件,利用某種語言的獨特性,有益于解釋一些在其他語言中很難回答的問題。楊亦鳴等(2003)通過失語癥調查,也對漢語量詞及其分類的神經機制進行了探討,發現名量詞和動量詞的分類有一定神經電生理機制和心理現實性,但專用和借用的分類則缺乏心理和神經基礎。
    臺灣學者在漢語神經語言學方面做的工作很多,但因為學術背景的原因,他們的研究仍帶有濃厚的心理學色彩。
      2.2.2.2 基于句法理論的神經語言學研究
    神經心理學界在句法方面的研究,中國大陸主要以少數幾篇探討歧義短語心理加工機制的文章為代表(張亞旭等 2000;張亞旭等 2002)。臺灣學者(Hung and Tzeng 1996)通過失語癥調查,發現漢語Broca失語癥患者在功能詞的生成方面表現出明顯困難,但無論流利型還是非流利型患者,詞序都基本保持完好。Luke和Liu等(2002)借助fMRI技術,發現漢語的句法加工是在語義加工的基礎上進行的,沒有專門腦區負責。
    句法是語言系統最核心的部分,句法研究最能代表語言研究的高度。神經語言學在研究方法上具有科學性,這種科學性若能和句法理論的精密性結合,必然會使雙方都受益。但神經心理學界的研究在這一點上顯然存在較大遺憾。對于以語言研究為目的的心理語言學和神經語言學來說,只有向句法研究邁進,才可能真正走向成熟。在心理語言學領域,過去的20年里有關漢語兒童語言習得的研究得到迅速發展,語言學家們對中文兒童語言的語音、語法、語義和語用方面的特點進行了大量描寫。這方面的研究,中國大陸以李宇明(1995)、周國光及其同行(周國光 1997,周國光等 2001)為代表;香港研究李行德(1997)有專文評述。兒童語言研究中最中心的議題是兒童句法能力的發展,目前香港、中國臺灣、美國已建立三個兒童語言語料庫(Lee and Wong 1998),其中李行德等以8個粵語兒童為對象建立的語料庫,專門用于研究粵語兒童語法的發展。當然,兒童語言發展究其本質不是一個量增長的問題,如果不能解決語言發展和神經機制發展之間的對應關系,無論建立的樣本有多大,都無濟于事,因為行為層面的描寫注定不能從根本上解釋語言發展的原因。
    與句法理論結合的神經語言學研究,以楊亦鳴、曹明(1997)的“漢語皮質下失語患者主動句式與被動句式理解、生成的比較研究”一文為經典,文章通過對漢語皮質下失語患者的主動句式和被動句式理解、生成狀況的調查分析,指出了漢語句法結構在聽路徑、閱讀路徑和生成路徑中提取加工的相對獨立性及其與詞匯信息在大腦結構中儲取的相對分離性,認為皮質下結構更多地參與了句法結構的儲取加工,并認為主動句法結構與被動句法結構在大腦結構中表現出一種相對獨立而又互相聯系的平行式儲取機制。關于“平行式儲取機制”的結論尤其值得注意,因為根據Chomsky(1957)早期的理論,主動句是核心句,被動句是在主動句的基礎上經過轉換規則處理之后生成的,轉換規則處理需要一定的時間來操作,因此被動句的生成和理解較主動句需要更長的時間。但楊亦鳴等人的調查不支持這樣的假設,他們發現:主動句生成時間最長,其次是把字句,被字句生成時間最短。事實上Chomsky自己在1993年的時候就提出過放棄深層結構和表層結構的想法(Chomsky 1995:187,191)。最近更加明確地提出要取消深層結構和表層結構,并指出基于轉換思想的理論是錯誤的(Chomsky 2002:10)。根據Chomsky最近的最簡方案理論,運用理論推導,可以演算出主動句、被字句和把字句生成所需的步驟。實際上這種從理論上得到的生成步驟的多少與楊亦鳴等從實驗中獲得的反應時數據完全對應:主動句的生成步驟最多,其次是把字句,而被字句的生成步驟最少。
    楊亦鳴等(楊亦鳴、曹明 1998;楊亦鳴、梁丹丹 2002)兩篇文章充分體現了神經語言學和理論語言學之間的互證關系:一方面,神經語言學可以檢驗理論語言學的基本原則和研究結論,使理論研究不只是停留在假說的階段;另一方面,如果檢驗發現實驗數據與理論不一致,那么可能是檢測手段和檢測過程的不嚴密造成的,也可能是理論本身出錯,但不管怎樣,都會促進二者不斷走向完善。所以,神經語言學和理論語言學攜手,必將推進整個語言學的科學進程。總的來說,與語法理論相結合的中文大腦詞庫研究和基于當代句法理論的神經語言學研究,促成了神經語言學作為一門學科在我國的初步形成。
      3.中國神經語言學研究前瞻
    我國神經語言學起步晚,目前依然處在起始階段,有大量的工作需要開展。可以預見,今后中國神經語言學將經歷一個迅速發展的時期,在以下幾個方面可能會呈現新的面貌。
      3.1 不同學科之間的合作將得到加強
    神經語言學屬語言學的下位學科,但它與心理學、神經學等有著極其密切的關系,這種邊緣學科的性質正吸引著越來越多的、不同學術背景的人員參與其中。神經語言學起源于臨床醫學人員對失語癥的研究,此后很長一段時期都未引起語言學家的注意,直至20世紀40年代,Jakobson第一個自覺地將語言學理論運用到失語癥研究,此后才不斷有語言學研究者表現出對語言的腦神經機制的研究興趣。中國的神經語言學發展經歷了一個類似的過程:當語言學家真正投身這一領域時,相鄰學科事實上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當然,不同學術背景的研究者所做的工作在性質和最終目標上都存在著差異,因此合作才顯得尤其必要。神經心理學背景的研究者在技術掌握、病例收集、實驗設計、數據處理等方面具有較強的優勢,而語言學背景的研究者在材料的把握和理論分析上具有優勢,二者若能取長補短,必將在語言與大腦關系問題上做出新的成績。
    像我們前面所介紹的,很多心理學界的研究者已經在漢字識別等問題上做了大量研究。語言作為人腦特有的高級功能,目前吸引著心理學界的廣泛注意,甚至有些研究者已開始轉向,專門進行語言的神經心理研究。神經語言學研究與他們的研究在最終目的上存在著差別,但的確有很多重疊的地方。所以,加強各學科之間的合作已成必然。
      3.2 研究隊伍的培養將得到加強
    對一門學科的建立和發展而言,高素質的人才培養是關鍵。上世紀90年代中期,徐州師范大學語言研究所楊亦鳴確立了中國大陸第一個以漢語語料為主的神經語言學研究方向,率先招收這方面的碩士研究生,并籌建了神經語言學研究課題組,開始了神經語言學研究隊伍的培養建設工作。迄今為止,該課題組已在《中國語文》等重要刊物陸續發表了多篇神經語言學方面的研究論文。目前,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聘請楊亦鳴為該校博士研究生導師和博士后學術聯系導師,專門招收神經語言學方向的的博士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員。
    因為神經語言學的研究條件不易創造,不但要與其他學科,如心理學、神經學等有較密切的聯系,而且在經費、研究設備方面也有著較高要求,因此目前神經語言學研究人才的培養僅限于個別地方;另外,神經語言學文理兼融的性質使得它在吸收研究人員時,也應是文理兼融,但目前報考人員仍以文科出身占絕對優勢,其他背景的極少。這些狀況都不利于這門學科的良性發展,有待改變。
      3.3 新的研究方法的使用將得到加強
    神經語言學在10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研究手段不斷得到補充。先是主要針對失語癥患者的臨床-解剖法,以后引入心理實驗的方法,目前最引人注目的是神經電生理和神經影像學技術。我國現有的神經語言學成果,目前仍然主要是依靠對失語癥的研究取得的,對一些先進手段遠未達到充分利用的程度。另一個問題是,所有的方法各有優勢和局限,如何充分利用每一種手段的優勢,并做到各方法之間的取長補短,是利用現有手段的關鍵。比如ERP具有較高的時間分辨率,fMRI具有較高的空間分辨率,現在已經有人試圖將這二者結合使用,以獲得時間分辨率和空間分辨率的雙重精確。最近也有人利用近紅外技術觀測腦區的語言功能(楊炯炯等 2001)。對于語言學背景的研究者來說,更應注意一些無創傷性技術,因為這些技術不但可以用于腦損傷患者,也可以直接用于對正常人的腦功能測試,觀察人腦在加工語言信息時的活動變化。最近臺灣的鄭秋豫(2000)提出應開辟漢語神經語言學的新方向:因為根據神經學目前極具代表性的連通論觀點(connectionist perspective),語言的產生和發展,語言系統的建立和受損,以及受損后可能有的應變、適應等問題的研究,都應不再局限于腦部某一特定區域,所以研究對象可以擴大到失語癥患者之外的其他病理人群,比如帕金森癥患者的病灶就與腦部某個特定區域無關,它是整個腦部神經系統的病變,病灶與神經通道有關。以這樣的思想為指導,鄭文研究了以國語與閩南話為母語的帕金森患者的語言現象,包括VOT(voice onset time,嗓音起始時間)與聲調受損情況。
    研究方法上的新動向值得關注,因為神經語言學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各種手段的適當使用和技術上的新突破。
      3.4 研究領域與應用領域將得到進一步拓寬
    國內神經語言學研究主要集中在字、詞識別等層面,語法方面的研究很少,這與理論語言學的發展速度和發展水平相比都極不相稱。隨著神經語言學研究人才的培養,研究人員的增多,今后研究領域必將拓展,神經語言學與理論語言學之間相互促進的趨勢定會大大增強。
    現在的中國神經語言學研究還十分薄弱,對應用領域的指導作用還不明顯。神經語言學在實踐上具有重大價值,可以分為兩個領域:一是用于失語癥的診斷和治療。對患者語言障礙的描述有助于判定腦損傷的部位及病情,這種描述越精確,對醫生和患者便越有利。正如我們前面提到的那樣,現在的一些失語檢查法的制訂缺乏語言學上的依據,一些語言康復計劃的制訂同樣如此,這些方面的工作急需神經語言學家的參與。神經語言學的研究成果還能被計算機科學廣泛吸收。神經語言學研究的是生物學意義上的人腦的高級功能,而計算機學界關注的是人工智能化,如何使計算機智能化,模擬人腦的功能,首先要對人腦的工作原理有一個了解。神經語言學研究能提供人腦加工語言信息的一些原理,這對計算機解決自然語言生成、理解等問題無疑大有幫助。
    神經語言學作為一門學科在我國剛建立不久,但它具有極其廣闊的研究前景。在今后的發展過程中,它必將為整個語言學和認知科學的當代語言學京139~153H1語言文字學梁丹丹20042004神經語言學研究主要集中在神經心理學界和語言學界。中國神經心理學界的研究起步較早,在漢語字詞識別和失語癥等研究上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他們的研究目的決定了他們從事的不可能是真正的神經語言學研究。以漢語語料為特征的中國神經語言學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逐漸形成,成果分兩個方面,一是中文大腦詞庫研究,再是基于當代句法理論的神經語言學研究。與語法理論相結合的中文大腦詞庫研究和基于當代句法理論的神經語言學研究促成了神經語言學作為一門學科在我國的初步形成。今后我國神經語言學將在學科合作、研究隊伍的培養、新方法的運用和研究領域、應用領域的拓寬等方面得到加強。中國/神經語言學/回顧/前瞻十分感謝本刊匿名審稿人對本文提出的寶貴意見。滴石On the Metrical Type of Modern Standard Chinese
  --A Type Based on Looseness
  Wang Hongju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梁丹丹 南京師范大學 通訊地址:210097 江蘇 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E-mail:ldd233@sina.com 本刊網址:http://www.cass.net.cn/chinese/s18_yys/dangdai/index.htm 作者:當代語言學京139~153H1語言文字學梁丹丹20042004神經語言學研究主要集中在神經心理學界和語言學界。中國神經心理學界的研究起步較早,在漢語字詞識別和失語癥等研究上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他們的研究目的決定了他們從事的不可能是真正的神經語言學研究。以漢語語料為特征的中國神經語言學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逐漸形成,成果分兩個方面,一是中文大腦詞庫研究,再是基于當代句法理論的神經語言學研究。與語法理論相結合的中文大腦詞庫研究和基于當代句法理論的神經語言學研究促成了神經語言學作為一門學科在我國的初步形成。今后我國神經語言學將在學科合作、研究隊伍的培養、新方法的運用和研究領域、應用領域的拓寬等方面得到加強。中國/神經語言學/回顧/前瞻十分感謝本刊匿名審稿人對本文提出的寶貴意見。滴石
2013-09-10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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