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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學家為何難摘諾貝爾經濟學獎桂冠  ——解讀現代經濟學“數學化”之謎
中國經濟學家為何難摘諾貝爾經濟學獎桂冠  ——解讀現代經濟學“數學化”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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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經濟學究竟是一門什么樣的學科?經濟學究竟是否應該“數學化”?在現代經濟學中,它或許是一個勿庸置疑的問題。然而,勿庸諱言,在中國的經濟學界,反對“數學化”的傾向由來以久。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過去將經濟學的“數學化”貼上了“姓資”的標簽,視為禁區,誰也不能越雷池一步。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西方經濟學包括其分支學科數理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在內,顯然統統都要入“另冊”,被列為受批判的東西。就連愛因斯坦及其相對論,也要“誓問是哪個階級的?”當然,時過境遷,上述情況已不復存在。但遺憾的是,時至今日,在中國的經濟學界,反對經濟學“數學化”的聲音并未銷聲匿跡。那么,人們不禁要問:倘若仍將經濟學與數學或“數學化”對立起來“研究”,這樣的“研究”是否合理,是否科學?其實,現代經濟學常識暨科學研究的一般常識告訴我們:真正嚴謹科學的經濟學研究,離不開定量分析,自然也就離不開數字、數據、統計學、概率論與數理統計,當然更離不開數學、數學模型、“數學化”。而饒有趣味的是,不知是巧合還是必然,一年一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更是與統計學、數學結下了不解之緣。筆者在《統計與決策》2005年第12期(理論版)發表了一篇關于談“中國為何出不了牛頓、愛因斯坦及諾貝爾獎得主”的文章,該文主要是從思維模式、社會文化背景、體制等方面進行了粗略的探討。老實說,討論中國的科學、文化與諾貝爾獎這一沉甸甸的話題,的確是一大難題。因而,似應再從更小、更窄、更專的角度,去審視問題。在此,筆者調整視野,僅就諾貝爾經濟學獎并從學科的技術層面,即就經濟學“數學化”的相關問題,談一些粗淺的看法。
  一、經濟學研究離不開統計數據與定量分析
  中國有一句古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自古以來,人類經濟活動都要講求效率或效益,即要講成本核算,要盤算投入與產出之比。而從用手指數數到現代計算機(電腦)的運用,人類經濟活動中運用數學的方法和手段不斷提高。榮獲1976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曾如此贊嘆:“45年前一名熟練操作員用臺式計算器需3個月,用當時最先進的大規模計算機需40個小時才能完成的一項多重回歸分析,現在用電腦不到30秒鐘即可完成了”[1]。現代經濟學和統計學,必須“用數字說話”,“用數學說話”,定量分析從來就是經濟學和統計學的基礎;而數據、數字、數理統計、數學模型、數學、“數學化”,理所當然又是定量分析的基礎。隨著現代計算機科學技術的發明和廣泛應用,我們的經濟學、統計學及其定量分析,甚至還要越來越依靠計算機這個神奇的“電腦”去運算,令人們在“數學化”的基礎上又加上“電腦化”。也許,在盛行“以定性分析為主”的經濟學研究背景下,你可以、甚至有充分的理由拒絕“數學化”;而就像在計算機時代(或信息時代)來臨之際,誰都不可能完全拒絕“電腦化”一樣,當人們一旦“揮手告別了”長期形成的“以定性分析為主”的經濟學研究力法,“揮手告別了”傳統的經濟學思維模式,有誰還能拒絕經濟學的“數學化”呢?其實,定量分析≠數字游戲,“數學化”≠濫用數學。并且,還必須指出,“數學化”≠“數學教條主義”,“數學化”≠“妖魔化”。當然,作為一門通用的認識工具,作為現代經濟學的方法論支點,“數學化”并不是萬能的,不能將它神秘化。然而,也不能把它視為“異己力量”,更不能將它“妖魔化”。
  筆者非常贊成這樣一種說法:“大自然并不規定也不禁止任何數學理論”[2]。不錯,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但同時也是一門交叉性、邊緣性、綜合性學科。它是人類文明的共同產物,是多門學科研究的理論結晶。歷經歷代學者的艱辛探索,經濟學“數學化”的理論和方法應運而生,如需求函數、供給函數、消費函數、效用函數、生產函數、邊際分析、帕累托最優、投入產出模型、一般均衡模型、科斯定律、博弈論等。顯而易見,現代經濟學誕生多年來,就世界范圍而言,其理論和方法不斷改進完善,逐步向精密化、科學化、“數學化”、公理化、符號化方向發展。
  例如,預期效用函數,帕累托法則,基尼系數公式,一般均衡模型,Cobb-Douglass生產函數。
  當然,還有其它許許多多的經濟數學模型、公式或圖型。這些精美的數學模型、公式,在現代經濟學中,基本上得到了普遍的認可,甚至幾乎被視為公理或定理、定律。所謂公理,即未經證明就為我們接受的規律,就像π=3.14159……再無須證明一樣。按照科學家和數學家們的思維邏輯,任何科學研究的要旨都是數學公式,而公式中的結論具有雙重價值:不僅公式本身是一個簡潔的、有價值的結果,而且它還允許利用所有的代數、微積分和其它數學方法來推導出新結論。之所以現代經濟學中,不斷衍生出數理經濟學、計量經濟學等,而它們之中又不斷衍生出如像蜘蛛網一樣的各類經濟數學模型、公式,就是因為數學公式、數學思維具有通用認識工具的特征,可以向任何它能涉足的領域挺進。而正是因為人類社會經濟生活的多樣性、復雜性,為數理經濟學、計量經濟學、概率論與數理統計、博弈論的運用提供了寬闊的舞臺。
  以上這些精彩的、受人青睞的經濟數學模型,與其說是歸屬于經濟學的,倒不如說同時也是歸屬于統計學或數學的,抑或說,它是以統計學或數學為支撐的。或許可以毫不夸張地講,當今世界,現代經濟學如果失去了數據、數字、統計學、概率論與數理統計、數學模型、數學或“數學化”,便會顯得蒼白無力,甚至也就不成其為經濟學。也就是說,定量分析,“數學化”乃是大勢所趨。不言而喻,無論歷史地看還是邏輯地看,經濟學研究充分運用數理統計、數學方法,并趨向“數學化”,乃是這門學科發展的必由之路。
  二、經濟學家必須精通統計學與數學
  馬克思當年寫作《資本論》,研究考察的英國,社會經濟運行錯綜復雜,各種統計數據浩如煙海,他老人家要“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尋找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3],僅憑“主要采取定性分析的方法”能解決問題嗎?馬克思畢竟不是神,馬克思的腦袋也不是電腦或計算機,馬克思靠的就是數學,靠的就是定量分析。而定量分析不“數學化”行嗎?光靠“拍腦袋”是不行的!馬克思在 1863年致恩格斯的信中說:“有空時我研究微積分。順便說說,我有許多關于這方面的書籍,如果您愿意研究,我準備寄給您一本”[4]。他在1865年致恩格斯的信中也說:“在工作之余——當然不能老是寫作——我就搞搞微分學dx/dy”[5]。他在1882年致恩格斯的信中又說:“我未嘗不可用同樣的態度去對待所謂微分方法的全部發展——這種方法始于牛頓和萊布尼茨的神秘方法,繼之以達朗貝爾和歐拉的唯理論的方法,終于拉格朗日的嚴格的代數方法(但始終是以牛頓-萊布尼茨的原始的基本原理出發的)——我未嘗不可以用這樣的話就是使去對待分析的這一整個發展過程,說它在利用幾何方法于微分學方面,也之幾何形象化方面,實際上并未引起任何實質性的改變”[6]。由此可見,馬克思對牛頓、萊布尼茨發明的微積分是多么的欣賞。
  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曾透露:“在制定政治經濟學原理時,計算的錯誤大大地阻礙了我,失望之余,只好重新坐下來把代數迅速地溫習一遍,算術我一向很差,不過間接地用代數方法,我很快又會正確計算的”[7]。馬克思的坦誠,或許可以告誡我們:經濟學研究“數學化”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必要!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在回憶馬克思時講道:馬克思十分喜愛數學,他寫了一篇關于微積分的論文,據看過這篇論文的數學家們報告,它是很有價值的。在高等數學中,他找到最邏輯的同時又是形式最簡單的辯證運動[8]。而從《資本論》中運用大量的(有的章節甚至滿紙都是)統計資料、數學公式、表字、數據、符號,可以看出,馬克思對經濟學“數學化”的研究方法和表現形式,并不反對,甚至可以說頗為贊賞,而且應用自如。當然,在馬克思時代,計量經濟學尚未誕生,他所用的數學模型、公式、圖表、符號等,遠不如今天這樣廣泛、多樣和深奧。盡管如此,它也足夠令那些自命為“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極力反對經濟學“數學化”的人汗顏!
  我們知道,諾貝爾獎設立之初(1901年),只有物理學、化學、生理學或醫學、文學與和平5個獎項,直到1969年,才設立經濟學獎。第一次為“經濟科學”設立諾貝爾獎時,埃里克·倫德伯格教授代表諾貝爾基金會解釋道:“經濟科學已日益朝著數學的精確性以及對經濟內容的定量分析方向發展”,這種數學分析的技術如此成功,足以使那種“模糊的、用文字表達的經濟學”相形見拙了。這一年,挪威奧斯陸大學教授朗納·弗里希和荷蘭經濟學院教授揚·丁伯根,因為“使經濟學有了數學的準確性,并給了它一定結構,從而使定量分析和對各種假設的數學證明成了可能”[9],從而分享了第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
  繼而第二年(1970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則頒發給了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獲獎領域是“局部與一般均衡理論”,獲獎成就是“運用科學研究方式發展了靜態與動態經濟理論,并提高了經濟科學的分析水平”[10]。薩繆爾森是作為當代對數理經濟學、計量經濟學最有貢獻的經濟學家而獲獎的。而他半個世紀之前撰寫的巨著《經濟學》,集當代經濟學之大成,至今仍然風靡全球。他一直堅持認為,數學對于理解整個經濟學起著最本質的作用。
  從一定意義上講,數理經濟學(19世紀70年代)和計量經濟學(20世紀30年代)的誕生及應用乃是經濟學走向科學化、數學化、精密化、公理化的重要標志。19世紀德國杰出的哲學家康德曾說:“有多少數學知識,就有多少嚴格的科學”[2]。早在17世紀,法國哲學家、數學家、物理學家笛卡爾就曾說過:“我苦思冥想,終于悟出了萬物都可歸結為數學的道理。……這樣一門科學應該包含人類理智的精華,它的范圍應該包括每門學科可靠結論的取得”、“坦率地說,我堅信它(數學)是迄今為止人類智慧賦予我們的最有力的認識工具”[9]。
  可以說,從1969年至2005年,在50多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他們幾乎既是經濟學家,同時又是統計學家或數學家。不難發現,當今世界,經濟學理論研究已日趨精密化、數學化、公理化、模型化。并且,還必須清楚地看到這樣一種新的科學趨勢:在統計學、數學方法“滲透”經濟學的同時,實驗方法也在向經濟學領域“挺進”。自然科學中常用的研究方法——受控實驗被引進經濟學研究,實驗經濟學的應運而生,改寫了經濟學長于經驗統計數據描述而缺乏科學實驗的歷史。美國經濟學家弗農·史密斯被譽為“實驗經濟學之父”。也正是這一創建實驗經濟學的貢獻,史密斯當之無愧地摘取了2002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桂冠。需要指出的是,實驗經濟學的創立,其方法論的基礎除了實驗方法,概率論與數理統計、數學或“數學化”的程度極強,且其中主要是博弈論。而2005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則是獎給以色列和美國雙重國籍的羅伯特·奧曼教授及美國的托馬斯·謝林教授,以表彰他們在博弈論領域做出的貢獻。這是繼1994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的約翰·納什教授、約翰·豪爾紹尼教授和德國的萊因哈德·澤爾騰教授之后,經濟學家再次因博弈論研究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所以,無論從經濟學研究本身的科學性的角度講,還是從獲取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角度講,統計學、概率論與數理統計、數學模型、數學或“數學化”,乃是現代經濟學不可偏廢的必修功課。也就是說,提升經濟學“數學化”的強度,與獲取諾貝爾經濟學獎,是并行不悖的。因而,可以說,推進經濟學“數學化”的步伐,乃是經濟學家義不容辭的責任,對中國的經濟學家當然也不例外。
  當前,在中國,引起社會普遍關注的經濟熱點問題之一,是中國的基尼系數問題。基尼系數是反映貧富差距的重要指標。基尼系數是根據嚴密的數學模型和統計數字計算的,簡言之,它是指收入最高人群的收入百分比與收入最低人群的收入百分比之差。例如,某國收入最高的20%人群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50%,而收入最低的20%人群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15%,這樣,基尼系數為50%-15%=0.35。其數值越小,表明收入差距越小;反之,數值越大,則表明收入差距越大。國際上一般準則為:基尼系數在0.2以下為絕對平均,0.2~0.3為比較平均,0.3~0.4為差距允許警戒線,0.4~0.5為差距過大, 0.5以上為差距懸殊。據世界銀行公布的基尼系數,美國(1997)為0.408,英國(1991)為0.361,日本(1993)為0.249,中國(1998)為0.403,俄羅斯(1998)為0.487,越南(1998)為0.361。據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調查中心的測算,中國的基尼系數1994年為0.445;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測算,1995年為0.452[11];《中國國情國力》雜志資料表明,2000年為0.409,2001年為0.418,2002年為0.433[12]。
  對于具有社會責任感、歷史使命感的經濟學家,當然有責任指出這些客觀事實,并探求解決(而不只是“解釋”)問題的各種方案。經濟學家決不能僅僅是充當“現行政策的描述或頌歌”[13]的角色,更不應淪為某一利益集團的代言人。不言而喻,保持獨立、客觀、公正,乃是經濟學家(暨知識分子)的應有品格和學術良知,同時也是其理應肩負的社會責任。中外經濟學家概莫能外。因而,關注經濟社會的發展與對社會弱勢群體的人文關懷,乃是經濟學家義不容辭的學術良知和天職所在。一般地講,一方面,經濟學家的專業稟賦、職業(道德)操守,與社會責任并不矛盾;而另一方面,經濟學家從專業上提升“數學化”的強度,進一步提高學術成果的客觀性、科學性、公理性、普適性,當然同獲取諾貝爾經濟學獎也并不矛盾。勿庸置疑,對于中國的經濟學家而言,提高統計學、數學的專業素養和堅守學術良知(似應包括增進學術勇氣)均顯得十分重要。
  三、數學是現代經濟學理論架構的方法論支點
  當今世界,自從設立諾貝爾經濟學獎以來,經濟學家們的著作中數學化、公理化、精密化、科學化的色彩更加濃厚了。數學模型、公式、圖表、符號等數學語言,在經濟學中真正找到了用武之地。在經濟學領域,數學從來就是其基礎的基礎。現代經濟學研究離不開定量分析,而定量分析離開了數理統計、數學、數學模型、數學化能行嗎?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威廉·配第的名著乃稱《政治算術》,法國重農學派的創始人魁奈的名著則題為《經濟表》,而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大衛·李嘉圖的《原理》、馬克思的《資本論》,到凱恩斯的《通論》,再到薩繆爾森的《經濟學》等,無一不與數字、數學有關。自從斯密發表《國富論》標志現代經濟學誕生以來,市場機制這一形式古老而內容常新的經濟學難題便一直困擾并不斷吸引著人們,它令一代又一代經濟學家承前啟后,耗盡畢生精力而去研究探索。從亞當·斯密、李嘉圖、馬克思、凱恩斯、薩繆爾森、弗里德曼到里昂惕夫、哈耶克、劉易斯、舒爾茨、布坎南、阿羅、科斯、納什、蒙代爾、史密斯等,可謂人才輩出,群星燦爛,令人敬畏。因而在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極為豐富,從而使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大廈日臻完善。同自然科學領域一樣,作為重要的分析研究工具,數學暨“數學化”如今已成為現代經濟學理論架構的方法論支點。定量分析方法、數學思維方法、概率論與數理統計,乃是現代經濟學理論武庫中的常規武器。數學工具在數理經濟學、計量經濟學中更是大有用武之地。
  遺憾的是,當我們驀然回首,不難發現,中國的經濟學界歷經風風雨雨,走過了漫長艱難的歷程。勿庸諱言,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歲月,“一切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都是庸俗經濟學”,經濟學“數學化”當然屬于“批判”的東西。在經濟學(包括整個哲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被涂抹上濃厚的意識形態的色彩之際,哪能容得了講什么科學性、“數學化”?在過去研究經濟學,誰“一不小心”講了科學性,講了客觀數據、數字及數理統計、數學(那時還無“數學化”一說),則被“劃成右派”或“劃進大牢”,孫冶方先生的牢獄之災便是例證。而令他倒霉的其中一篇文章的題目就是《把計劃和統計放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經濟學家們講成本核算、利潤、利潤率,要被評判為“利潤掛帥”,“不突出政治”。而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則出現畝產萬斤糧的“奇跡”,甚至“放衛星”:畝產10余萬斤糧!“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這些在今天看來十分荒謬,令人難以置信的事,現在回過頭去冷靜地看,出現不講科學,不假思索,不講真實數據、數字、數理統計和數學常識,既違背公理、理性原則,也違背生活、生產基本常識。而這種非理性、非科學的行為,靠“拍腦袋”辦事,雖直接與“政治掛帥”的主張有關,但與輕科學性,反“數學化”的主張也不無關系。而一些褻瀆科學、喪失科學精神、違反科學原則的行為,又往往還是打著“科學”的旗號的。
  令人欣慰的是,如今,在經濟學“數學化”方面,在中國業已初見端倪。請看中國的幾份權威性經濟學期刊,近20年來,數理經濟、計量經濟、定量分析的論文從無到有,從少到多,現已蔚為大觀。舉最為權威的《經濟研究》雜志來講,過去幾乎全是定性分析,全是文字性(或被稱為“文學性”)描述的文章。而現在,則幾乎85%以上的文章是定量分析[14]。如今,每當人們翻閱《經濟研究》、《管理世界》、《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等雜志,幾乎滿紙統計數據、數學模型、公式、圖表、符號。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張維迎先生在紀念《經濟研究》創刊50周年筆談中講到:“今天的《經濟研究》己越來越像一本真正的學術期刊了,……20年前,《經濟研究》上很少看到數學公式,而今天的情況是很少看不到數學公式。……這正是中國經濟學越來越成熟的標志。當然,數學只是經濟學的研究工具之一,最重要的還是思想”[15]。這里,給人們的信號或許是:中國經濟學界的前沿,已正在與國際接軌。較之于文字性(或“文學性”)描述,數學語言、公理化的表述,顯然才更易于與國際學術界對話。而中國經濟學家的諾貝爾獎之夢,或許有望在這種科學理性的耕耘創新之中實現。
  當然,必須承認,在中國,經濟學研究中運用數學方法剛剛起步,似乎還遠談不上“數學化”的程度。比如,就每年發表的學術論文看,除了《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經濟研究》、《管理世界》、《統計研究》、《統計與決策》、《預測》等少數幾份雜志發表一些計量經濟學、數理統計學論文之外,數以千計的學術期刊大多發表的是定性分析的經濟學文章。這種現狀恐怕還一時難以改變。更何況,還有一些反對經濟學“數學化”的文章占用有限的期刊版面。誠然,就某些文章,某些經濟學分支學科(如計量經濟學)及數理統計而言,的確已經“數學化”。這并非壞事,這恰恰是非常可喜的。而這些在中國經濟學界尚屬少數,根本談不上整體上的“數學化”。眾所周知,自從諾貝爾經濟學獎開設伊始,“數學化”便是其評獎的硬條件、硬尺度、顯規則,而不像在中國流行有各種各樣、五花八門的潛規則,有空子可鉆,有后門可走。而“數學化”的不足或缺陷,乃是中國經濟學家的軟肋。因此,不容樂觀的是,中國經濟學家離諾貝爾獎還有相當的距離。看來,誠如屈原詩云:“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中國的經濟學家們無疑仍然面臨著任重而道遠的艱巨使命!
  有關諾貝爾經濟學獎問題,著名經濟學家、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劉國光先生講過這樣一段十分精彩的話:“對于諾貝爾獎特別是自然科學的諾貝爾獎,我們要肯定它的意義。經濟學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也有在市場經濟的一般理論、方法或者技術層面作出貢獻的經濟學家,是值得我們尊重的。但是,諾貝爾獎從來不獎給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諾貝爾和平獎只考慮獎給中國不同政見者。因為社會科學有意識形態性,評獎者有政治上的偏見,有意識形態的偏見,因此諾貝爾獎不是我們追求的目標。當然,如果我們有些學者的經濟研究和理論,在不違反社會主義原則的前提下,能夠獲得諾貝爾獎,這也不是壞事,但是我們不必追捧這個獎,更不能把它作為我們經濟學教育的奮斗目標。因為對于中國經濟學理論真正作出馬克思主義貢獻的人,一定是得不到諾獎的”。而關于經濟學的“數學化”問題,劉國光先生雖然十分強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歷史方法和邏輯方法的統一”,但并未提出對充分運用數學或“數學化”的非議。且明確指出:“數學在經濟學當中只是一個輔助工具”[16]。上述中肯的觀點,反映了劉國光先生作為一位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一貫立場和思想。當然,這些問題的確頗值得我們更進一步地深入研究和深刻反思。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成果——實驗經濟學的功能,似乎與馬克思主義者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有異曲同工之妙。實驗經濟學作為一門新興的經濟學科,它具有對許多經濟理論證實或證偽的科學的方法。這也正是實驗經濟學倍受經濟學家青睞的關鍵之所在。正如實驗經濟學的創始人史密斯所講:一項未經實驗過的理論僅僅是一種假設而已。而這種理性思辯、數學思維、實驗方法等科學精神,正是中國經濟學界所欠缺的。實驗經濟學的創立,顯然有利于我們似乎久違了的科學精神、理性精神、創新精神的覺醒。
  四、結語
  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科學的時代。而現代經濟學中,統計學、概率論與數理統計、數學模型、數學或“數學化”的長驅直入,尤其是實驗經濟學的異軍突起,科學理性或許能帶給我們這樣的啟示:既然經濟學作為一門科學,那么就應該以科學的態度去對待它,無論是傳統政治經濟學(包括所謂“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還是現代經濟學或西方經濟學(包括所謂“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無論是理論經濟學,還是應用經濟學;也無論是主流經濟學,還是非主流經濟學,人們都不應該“盲從”,不應該“頂禮膜拜”。它們都只是進一步研究問題的方法,都只是研究的“出發點”,而不是“歸宿”,更不是“真理的終結”,我們知道,每一門科學,都不是萬能的,都有它的適用或解釋的范圍。無論宏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無論數理經濟學還是計量經濟學,無論概率論還是博弈論,無論定性分析還是定量分析暨“數學化”,也包括實驗經濟學自身,它可以幫助人們“解釋、描述或預測”許多經濟現象和問題,但它不可能直接去解決經濟問題。再說,任何一門科學,都不可能成為解決人類社會生活所有問題的方法。而任何經濟學家(包括像斯密、馬克思這樣的經濟學大師——如果他們在世的話),面臨當今如此復雜的社會經濟現象,都不可能為之開據一張處方而使其藥到病除,普天下壓根兒就沒有、當然也就找不到這樣的能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不過,我們還是應該相信一位先哲說過的一句話:“問題與解決問題的方法同時存在”。
  其實,我們應當對經濟學“數學化”持寬容的態度、樂觀的態度、敬畏的態度。并且,應當提請部分學者:切莫把經濟學“數學化”視為“妖魔化”,或視為“洪水猛獸”!須知,在經濟學研究中,定量分析,“數學化”,“用數字說話”,“用數學模型說話”,以及“用計算機說話”,當然不是萬能的,有時甚至難免出現誤差,但它總比“拍腦袋講話”、“閉著眼睛講話”強一百倍!
  在經濟學研究中,若一味地、純粹地做“數學游戲”、“數字游戲”(如果有的話),固不可取,但排斥定量分析,排斥統計數據,排斥數學模型的“研究”方法,又是否科學?天下哪有這樣的“經濟學”或“經濟科學”呢?經濟學畢竟不像文學,經濟學中的文字描述固然不可或缺,甚至也很重要,但缺少或排除了數字、數理統計、數學模型等“數學化”的基本要素,這樣的非精確的、模糊的理論,與經濟學內在的科學性的要求似乎是相去甚遠的。經濟學不排除“激揚文字”,甚至對文字游戲、同義反復、同義異語都可包容,然而,其理論架構的方法論基石、支點,必須是也必然是以數字、數理統計、數學模型、數學或“數學化”、公理化為支撐的。否則,且不用說難以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桂冠,其自身的發展和創新也將難以為繼,甚至恐怕還會有被“開除球籍”的危機咧!這里,有必要重復馬克思的那句至理名言:“一種科學只有在能運用數學的形式時,才算達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
  總之,盡管誰都不敢說經濟學“數學化”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存在“因果關系”,但用一句統計學的術語:經濟學“數學化”強度高的成果,問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概率往往也會高出很多。再則,盡管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并非我們的唯一目標,但作為泱泱大國,若有人能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桂冠,也并非壞事。因為諾貝爾經濟科學獎及其它幾項科學獎,其科學“含金量”是無可置疑、無可厚非的(和平獎及文學獎或許另當別論)。順便指出,我們一貫鼓勵甚至用“舉國體制”確保中國奧運健將去奪冠拿金牌,我們的“國足”盡管很蹩腳、并屢屢令國人痛心疾首,但我們仍然要寄予厚望、一如繼往地用“舉國體制”以確保其屢敗屢戰而不氣餒;我們還極力支持中國的電影導演、影星們去進軍奧斯卡大獎;我們也多么希望中國的畫壇能出幾個凡高、畢加索似的世界級藝術巨匠;我們甚至感嘆為什么中國出不了比爾·蓋茨、洛克菲勒式的富可敵國的、全球重量級的企業家(須知:過去我們給洛克菲勒的定位是大資本家、吸血鬼),而多么渴望中國的企業能擠進世界500強。那么,我們有什么理由不同樣期盼一年一度的、已頒發百余年的諾貝爾獎得主中有中國科學家、經濟學家和作家的名字呢?這可是幾代中國人的夢想!最后,請大家切切記住恩格斯的一句衷告:“一個民族要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17]!
統計與決策武漢F104統計與精算劉開云20062006
定量分析/數學模型/數學化/計量經濟學/諾貝爾經濟學獎
長期以來,在中國經濟學界流行的是定性分析,以文字描述為主;而對定量分析,對數理經濟學、計量經濟學等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則加以排斥。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人們日益對市場經濟理論,對定量分析、數學模型等工具有了新的認識,并愈來愈多地應用于實證研究。當今世界,經濟學研究充分運用統計學、概率論與數理統計及數學方法,并趨向“數學化”。
作者:統計與決策武漢F104統計與精算劉開云20062006
定量分析/數學模型/數學化/計量經濟學/諾貝爾經濟學獎
2013-09-10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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