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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關鍵是要給創業者一副好心情——美國經濟學家劉遵義教授訪談錄
中國經濟:關鍵是要給創業者一副好心情——美國經濟學家劉遵義教授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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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夢《經濟社會體制比較》雜志副主編。
  肖夢:許多人對中國的經濟景況不樂觀,甚至有人挺悲觀。我知道您近年來對中國經濟是持比較肯定態度的,今天我們想請您談一談。您認為,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是什么?
  劉遵義:我覺得最主要的還是經濟預期,因為經濟預期影響經濟行為,消費的行為和投資的行為都是跟預期有關系的。假如我知道今年增長率是8%,而明年不確定,可能下降到4%的話,人們就沒有太大的意愿去消費,更沒有太大的意愿去增加投資,所以,一定要對經濟有比較長期持續性發展的預期才行。其實現在中國面臨好像是在1991年左右同樣的問題,貨幣政策并不緊而是相當的松,但是普遍來講人們就是沒有意愿去投資,后來到1992年,鄧小平先生南巡以后,把整個的預期都改過來了。所以問題的關鍵是怎么樣扭轉現有的預期。并不是沒有錢去做,而是大家沒有這個意愿去做。大家不消費的話,投資就沒有,現在只剩下政府在做投資,已經發行了1600億元國債,今年還要發行1000億。短期這樣做還可以,但長期來講光靠政府投資不是辦法。中國其實真正是有潛力可以成長,8%是絕對沒有問題的。最近這一兩年,非政府的總需求增長沒有達到這個點,1998年7.8%的增長雖然非常好,但主要是靠政府的財政政策支撐出來的,發行國債去投資基礎建設,我是很贊成的,這樣的投資可以把東西部的差距拉近,農村、城市的差距也會拉近,但是一直做下去的話,財政也有很大負担,所以一定要把民間投資的意愿提高。現在的問題是怎么樣把現有的預期打破,創造新的平衡。要扭轉預期就一定要有一些比較長期、持續性的項目提出來。那么,這其中“趁機會”就很重要。比如現在中國要加入WTO,雖要面臨種種挑戰,但也存在種種機會,所以趁這個時機能夠推出一系列的辦法,利用這個機會去做些什么,讓大家覺得經濟還是會很蓬勃地發展,這樣就有意愿去投資,不會把錢只放在銀行里面。
  肖夢:你覺得現在中國經濟最重要的是要從哪些方面入手,才能使經濟活躍?
  劉遵義:我想有兩三個方面可以想辦法。首先可以在住房上面想辦法。從客觀上來講,中國對住房的需求應該是非常大的,人們居住的條件還很差。美國在二戰后的1950-1970年代期間,住房和建筑業是很大的經濟增長的原動力。在香港,從195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中期,住房和建筑業也是一個很大的經濟增長原動力。這也可以變成中國在這個時期的一個很大的原動力。但是要怎么樣發動呢?我想需要政府強有力的創造,不是要政府親身去做,而是要創造一些環境能夠讓人來做。
  首先,一定要有一個需求,需求我們知道是有,但是需求最后一定要有一點財務上的支援。我一向比較贊同的辦法是把房租調高到市價,另外再把薪水同時調高。比如說現在房租是30元錢,市價是500元,那么把薪水調高470元,現在租房子住的人他就沒有損失,薪水和房租調高是同樣的,他就有意愿、也有能力把房子買下來。房租很低的時候買它干什么?嫌貴啊!有房住的人有了產權接著會有家具、裝修等下游的需求。不過最主要意義還是對現在沒有房子的人,一個月薪水調高了470元,這個錢就足夠他到外邊租房也好,或者分期付款買房也好,有能力去做了。這樣就一下子把新的需求創造起來,所以沒有新的需求根本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創造出新的需求,自然就會有人去供應,因為蓋房子是大大小小的國營、私營企業都可以干的行當。
  第二,政府需要提倡的是產權落實。雖然房改在中國開始了很久,各地方的進度也不太一樣,但是需要貫徹的是要有一個很清楚的產權。這個產權,可以是有期限的使用權,其實我個人倒是比較贊成有期限的使用權。在美國夏威夷火奴魯魯島上,90%的地都是租用,都是只有使用權,只讓你用50年、60年到80年,差不多一樣。有限年期的好處是有彈性,原則上土地是國家所有的,使用權租給人家,都市變遷經過七八十年,是誰也說不準的,到期的時候政府就可以收回來,做其它的用途,這樣就比較簡單。香港土地很多也是租,999年期,差不多是永遠了,但是以前在新界很多土地都是有幾十年租期的。我在斯坦福的房子也是租學校的地,然后自己蓋房子,買賣也可以,房子連同土地的使用權,到80年期之后就會完了,但基本上不是太大的問題。落實產權就一定要有絕對的處理轉換權。什么道理呢?道理倒不是說為了房產要轉換,當然如果不能轉換的話,大家買了之后也會有問題。但是最主要的是沒有產權的住房貸不到款,銀行知道收不回來的時候就不會借給你,當你付不起貸款本息的時候銀行有力量把住房拿回去處理,在法律上銀行沒有這個保障就不會借錢給你,所以產權一定要落實。同時有了產權的住房,也一定要沒有其它的限制,不能規定要賣給原來的單位,也不能規定只能賣給什么人,這樣住房才能商品化。一定要有絕對的轉換權,不然,信貸市場就搞不上去,信貸搞不上去的話,需求就又沒有了,有多少人真正能夠全部付現款買房?
  第三,應當同時提倡的是開拓住房的資本市場。要做房產買賣都是很長期的貸款,在美國普通都是30年的貸款,或者30年以上的貸款。在這種長期的貸款之中,就需要一種長期的資本市場能夠提供資金,如果沒有長期的資金市場的話,仍然無法創造大量的住房需求。假如銀行吸收的大都是短期的存款,但要它拿出來做長期的住房貸款,這樣它就不會做固定利率的貸款,自然會去做浮動利率的貸款,而浮動利率在目前中國的環境下并不太適當,因為浮動利率意味著你不知道你每一時期要付的款究竟是什么。如果說,中國的利率現在正處于很低的時候,借了20萬元買房,利率6%,一年是12000元,假如夫婦倆都做事的話,還勉強付得起。如果是浮動利率的話,明年也許利率是9%或者10%,這就有很大的不確定因素。要鼓勵大家有自己的房產就要用固定利率,最少在開始的5-10年不能有太大的變動,比如說現在利率是5%,但是固定利率就高一點定為6%,大家也都愿意,因為以后10年都確定知道自己負担得起。
  現在尤其是中國進入WTO的話,真正大家要研究怎么樣應對進入世貿組織的問題,我是百分之百的贊成,我覺得這對中國來講是很好的。但是WTO來的時候,什么企業不受WTO的影響呢?那就是非貿易的部門。住房是典型的非貿易部門,是中國比較利益最大的地方,應當盡量鼓勵它去發展。舉例來說,香港可以說是全世界最自由貿易和最自由投資的地方。但是你看一看香港的房地產市場,最大的10家地產商,有沒有外國人?沒有!都是李嘉誠等香港本地人。這表示在這些所謂非貿易部門的行業,外國人恐怕怎么樣來,也競爭不過本地人的。所以應當對住房改革的推進再鼓勵提倡一些,把它變成以后經濟發展的原動力。
  肖夢:所以,你對住房改革的強調最主要的著眼點在“擴大需求”,這對中國的經濟是最重要的?
  劉遵義:為什么我常常講住房問題,你覺得住房確定是擴大需求的推動力。住房其實不是那樣簡單,你要有自己的住房就要有家具、家電,再下去就要有裝修,下游就有很多的東西譬如水泥、鋼筋等都可以帶動發展起來。同時,這些都是中小企業能夠供應的產品,這對就業也是有很大意義的。住房對普通人來講是一種投資而不是消費,因為買房是為了住一輩子,然后可以給下一代,所以,其實是一個投資,不算是消費,這個目標不一樣。假如能夠啟動住房產業的發展,帶動其它的下游的行業都會發展,總需求就一直會維持增長。
  住房發展還跟城市化有關聯。中國現在的發展方向是在農村附近就地發展一些一兩百萬人規模的小城市,中國不像有的發展中國家一樣都涌到大城市去,比如墨西哥城,現在上海、北京已經有這個問題。盡量分散就地城市化,東西部的差距也會拉平一點。我想這是一個方向。真的走這個方向的話,政府的投資和房屋的建筑業就可以配合起來,其中基礎設施建設的問題尤為重要。建設新的城市為好好地全盤規劃提供了良機,電車和地鐵等公共交通的建設,住宅區、工作區、商業區設立在何地,規劃分配合理恰當,環境污染的問題也會解決得比較好。公共交通建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大家都要有交通工具,長遠來講中國絕對不能依賴汽車,因為中國要進口汽油,所以汽車不能當主要的交通工具,可能有人不贊成我的想法,那你想一想,如果現在不考慮公眾交通的問題,而是像這樣發展下去,中國現有3億戶,每戶有一部車子就不得了,根本不可想象,要用多少汽油,要增加多少污染,交通也會更擁擠,這個應當是建設新城市開始就解決的,后面再去解決那是很困難的事情,雖然也不是不可能。我在這里更想強調的是“創造需求”的問題。地鐵等為大眾交通解決的“行”,中國都可以自己做。中國這樣大的地方,在城市化的過程中,100萬—200萬的一個新城市,我想可以建立100個。開頭一個新城市建設公共交通需要學習。到第二、第三、第四個城市就很容易做了。這的確是很大的一個內需,好處是不只把“住”解決了,把“行”也解決了。主要的分工就是基礎設施的建設還是要政府去主導,民間去做比較容易做的住房,這就是個分工。因為內需不去推動的話,成長就維持不下來。
  肖夢:成長維持不下來對預期就會更不好,這可能造成惡性循環,你認為這是危機?
  劉遵義:我覺得,中國現在面臨最大的危機就是走上日本那條路。你看日本10年沒有成長。日本就是預期沒有搞好,同時政策也沒有做對。其實現在日本人和中國人面臨的問題都是一樣的,日本人以前都是鐵飯碗,現在不是了,所以不敢消費,減稅也沒用。除非經濟重新好起來。跟中國太像了,就是現在我沒有下崗也怕會不會輪到我,我就不消費了。然而當經濟景氣時,人們不怕下崗,因為下崗還可以再找其它的工作。經濟不太蓬勃的時候,下崗怎么辦?錢還是少用一點。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你減稅,我不會多用,你征利息稅也沒有用,本來我也不會多用。
  所以要把這樣的預期打破。我覺得經濟是可以有多種平衡的,1992年鄧小平先生南巡談話,他就是把中國從一個平衡帶到另一個平衡,把當時的預期扭轉過來了。他南巡之前和之后,中國經濟還是那個樣子,不一樣的就是大家的預期變了。
  肖夢:這就是你們常說的用“政治動員”的辦法打破預期嗎?
  劉遵義:對!所以現在需要有一個東西能夠令大家再有一個信心。大家不愿意消費或投資,由于前景是錢不一定賺得回來,所以大家都停下來,假如你知道明年就會賺錢,你當然會花。所以預期很重要,一定要把現在的預期改過來。我認為,中國應當提一個口號,“20年內,居者有其屋”,落實這個口號,會帶動一些人們的投資和消費意愿。當然,政府要解除種種的管制,在這個關頭,政府的作用只能放在注重住房建設的品質和住房的標準上,監督住房建設不要偷工減料,其它的就不用管。住房不需要政府來蓋,政府要做也行,人家要做也歡迎。我想,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政府要有一個觀點,只要是中國人賺錢都可以,反正外國人你都讓他來賺,對不對?只要是中國人不要再分是國營、集體還是私營,只要是中國人他有本領來賺錢,你就讓他來賺,這要看開一點。WTO來了以后,中國的比較利益在什么地方?都是在非貿易的地方,房屋是一個很重要的選擇項目。你再做,你再開放,人家都不會來做房子的,剛才我說了香港的例子,中國現在有一個比香港更好的規模和報酬。還有就是中小城市的規劃,基礎設施建設的生產量很大,也是一個很大的需求,不需要搶著去制造汽車。老實講,中國衣、食、住、行中的衣、食都不是問題了,住、行這兩個方面還要解決。
  除了住和行之外,科教興國也可以作為一個題目。要想帶動高科技產業發展,有幾個東西可以做。比如要求所有的學校都要有10部電子計算機。小孩越小開始用計算機的話,大了就很方便了。中國那么多學校,每個學校10部,這個量就很大了,這也就是一種基本設施建設。同時,這也不單是配置幾臺機器的問題,還有很好的遠景,學生需要用的計算機,總要有教材放進去;老師可能還不會操作,還要培養教師,就帶來相關的工作崗位,創造出的需求就可以上去了。這是一個相當簡單的辦法,我想大家也會很支持。再比如,中國現在是9年義務教育,如果政府訂一個目標:2005年或者2010年全國都要實行12年義務教育,最主要的困難是師資的問題,現在就可以開始,怎么樣想辦法培訓師資。中國的義務教育能夠從9年擴展到12年,肯定對中國的未來經濟發展意義深遠。同時,假如期望所得分配公平,發展基礎教育其實是最主要的手段,其它的都不管用,其它的實際上是零轉移,無非是從這個人手中拿來給另外一個人。培訓師資、增加教育年限,對所得拉平起很大的作用。大學當然也要發展,現在的情況倒不如大學收費,多收一點也無所謂,因為大學生畢業薪水高,是可以賺回來的,貸款就是了。很多清寒的優秀青年你要給他獎學金,主要的是付得起的都應當要他們付,或者貸款,多余的錢還是要去發展基礎教育。最不好的例子就是變成巴西一樣,巴西高等教育不錯,但基礎教育不行,基礎教育差使得巴西很多工業都發展不上去。一個國家基礎教育沒有辦好,要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工人的工資都談不到,遲早都是問題。所以我覺得,把中小學義務教育再看長一點,真的是非常重要。高等教育由他們自己去發展了,政府要早訂目標的是辦基礎教育。舉個非常有意思的例子,韓國真的很妙,在韓國,公立大學很少,每一個省(道)只有一家,其它都是要交費的私立大學。韓國前三名都是私立的大學,最好的是漢城大學,第三好的是韓國大學。大家都知道,美國私立學校也很多。斯坦福大學學費是很貴的,但是他們60%的學生都有獎學金,60%是很高的比例。同時獎學金要看你經濟情況,有錢的就少給一點,沒錢的就多給一點,主要就是付得起的都要他付,所以學費定得很高。中國其實慢慢可以走這條路,大學并不是一定要走完全公立的路。
  再有,互聯網和信息產業也可以作為一個重點項目。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很多地方可以跳過或說超越人家的發展階段。電話是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我想中國以后一些地方根本不會再鋪設電線,這也是一個超越。另外一個例子,美國人還在用支票,我想中國的個人恐怕永遠不會經過支票這個階段。因為現在可以使用借記卡,或者叫做SMARTCARD,一拉卡就馬上把你的錢過戶到另外一個人的賬戶上去了,根本就不需要用個人支票,超越了支票階段。尤其現在趁著WTO,外國銀行要來,中國可以先走一條新的路。不需要再走其他國家的老路,外國銀行還是老一套,支票還是要銀行劃轉,在這些地方恐怕競爭不過走新路的中國的銀行。只要政府放手,很多金融工具銀行現在就可以去想、可以去做。
  肖夢:除了WTO的壓力,其實“蕭條”也是一個機會,可以做一些產業或產品的結構調整,應該設法增加服務或者是創新產品,但似乎這樣的結果并沒有達到。
  劉遵義:這就要想了,怎么樣去創新。結構調整和重組我也是很贊成的,但是我覺得這里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比較小的問題,你現在不知道需求低是因為根本沒有人要這個東西,還是因為暫時大家沒有買的意愿。另外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真正好的重組一定要同時創造新的就業機會。美國今天的繁榮,是有兩種不同的通道并行。一方面,企業常常會重組,人多就裁員,做得很快,企業生存能力比較強。另一方面,假如光做破產、裁員的“重組”,經濟也會變得蕭條,還是要創造新的就業機會。日本為什么現在情況這樣差呢?就是它沒有一個鼓勵增加新的就業機會的環境,中小企業在日本是很難生存的。在中國現在這個環境下創業也是很困難的。所以我主張在當前的環境下,關鍵是不要把信心弄下去,這就要分清解決問題的先后順序,先把內需弄上去,住房項目進展很快的時候,經濟成長就會維持和發展,當這邊裁員的時候,他們另一邊能找到新的工作崗位,整個重組的過程就比較順利了。不然的話,你這邊一重組、裁員,他就更不敢消費了。現在日本就弄到那個地步,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中國要警惕走上那條路。老實講,這幾年中國政府實行積極財政政策,擴大赤字規模,以做國債融資還是有用的,還是要持續做下去,不能停,要有承諾,以免信心進一步下降。等到代替用的投資,比如住房、高新科技發展啟動,國家投資的比重就可以降下來了。
  肖夢:政府每年要發行1000億國債,持續幾年的承諾嗎?
  劉遵義:我想,政府不要說每年發行1000億元國債,倒不如說,以后5年準備發行3000-4000億元,這樣大家信心就來了,因為大家現在最怕的就是你今年1000億,明年有沒有1000億?看不見,不知道,這樣就太不確定了。為什么今年第3季度增長慢下來,就是今年的錢用完了,下一步是什么不知道,所以大家又停下來觀望等待。政府要有一個認識,不能停停走走,那會增加預期不確定的麻煩。
  大家要有魄力去推動經濟的成長。我在想,大家都知道中小企業現在融資很困難,要讓民間的投資活躍起來,渠道是什么?逼迫銀行貸款給中小企業,遲早也是會有問題的。老實講我也不放心,貸出去,它還不還你都搞不清楚,最后它不還,你也不能把它怎么樣。這并非中國大陸特有的情況,是有東方特色的,在臺灣和香港,中小企業常常因為沒有抵押品而沒有辦法貸到錢。沒有抵押品,借貸就很難做。那么,能否用一個機制保證企業到期還款呢?比如我做生意的支票用遠期合同,可等到你要到銀行去提款的時候發現我的戶頭里面錢不夠,這就應當馬上追究我的刑事責任,政府要有義務把我逮捕送去坐牢。這并不是由政府來做保證,那會產生道德風險,企業就一定不還錢,這個機制等于就是政府做中保,是在企業跟企業做的時候,如不還錢,政府將作出刑事懲罚。大多數人是不愿意坐牢的,有了這個機制就能夠使投融資轉起來了。
  我們下一步要做房改也好,科教興國也好,總得有一個方案弄出來,又打破現有的預期,創造新的平衡。總之,政府要提出一個遠景。我覺得中國其實可以做得很好。
《經濟學消息報》成都F62金融與保險20002000 作者:《經濟學消息報》成都F62金融與保險20002000
2013-09-10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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