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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考古學世紀的回顧與前瞻
中國考古學世紀的回顧與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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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的絕大部分時間,基本上是在熱戰和冷戰中度過的。在這個世紀的最后10年,人們終于爭來了能憧憬更美好未來的和平與發展的局面。在此世紀轉換之際,我們這些從事考古學的人們,不時地出現了前瞻性思考,或禁不住要問:21世紀的考古學將會是怎樣的?我們都不是預言家,未來的事情不好預測。不過,前瞻性思考的真理性往往深藏于對往昔的回顧和對今日現實的審察之中。因此,為了思考中國考古學的未來,還得從這個學科的昨天和今天談起。限于篇幅,尤其限于個人能力,在檢討這一問題之前,我想作如下的說明:
  這里將要討論的中國考古學,不包括香港和臺灣兩地的中國考古學,也不含國外的中國考古學研究,是指中國大陸境內的中國考古學。這是一個界定。
  同時,無論是作為大陸境內的中國考古學的援手學科,還是被大陸境內的中國考古學所滲透的學科,范圍都十分廣大,在一般情況下,本文均不涉及。這是第二個界定。
  再次,大陸境內的中國考古學研究的年代下限,早已進入宋元時期,而本文討論所涉及的問題,基本上限于先秦,且只作些鳥瞰。這是第三個界定。
  在此三個界定的前題下,對所擬題目,作些討論。
      一 以往走過的路
  關于這一問題,我在《中國考古學史的幾點認識》一文中,提出過這樣的認識:
  “觀察中國考古學產生以來至今的過程,可認為以下事件表述了中國考古學前進與發展的主流,它們是:
  1.1921年,安特生主持的仰韶村發掘;
  2.1931年,梁思永揭示的后岡三疊層;
  3.1948年,蘇秉琦發表的《瓦鬲的研究》(是1940年寫成的《陜西寶雞斗雞臺所得瓦鬲的研究》一文的摘要,刊《斗雞臺溝東區墓葬》);
  4.1959年,夏鼐發表《關于考古學上文化的定名問題》(刊《考古》1959年第4期);
  5.1975年,蘇秉琦《關于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學術講演(《蘇秉琦考古學論述選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6.1985年,蘇秉琦發表《遼西古文化古城古國——試論當前考古工作重點和大課題》講演(《遼海文物學刊》創刊號,1986年)。
  這樣,以往的中國考古學已走過了五個時期,今天正經歷著它的第六個階段。”〔1〕
  中國考古學的過去與現在,學者選擇研究方向的歧異,學者之間認識的歧見、研究的深淺、水平的高低以及學科地區發展不平衡的狀態,是恒見的現象。我的上述意見,沒有涉及考古學史應該涉及的這些問題,講的只是中國大陸考古學的主流對學科具有導向意義的重要實踐,或對研究對象內在規律的理論揭示,而可作為考古學史分期標志的重大科學事件。這六個階段,是中國大陸考古學對學科內在發展邏輯的揭示過程,是學科承前啟后而具有質變階段性意義的歷史演變。我對中國大陸考古學以往走過的道路的這些認識,是在1993年提出來的。距今已過去了4年,在世紀之交的今天, 中國大陸考古學的發展仍未出現新的質的變化。我自認這些見解,尚合時宜。
  在以往發表的一些文章中,我對這些作為考古學史分期標志的重大科學事件的作用與意義,進行過一些討論。需要說明的是:我只是從學科的理論和方法論建設的角度,來評估那些具有考古學史分期標志的重大科學事件的意義,故未言及包含揭示后岡三疊層的殷墟發掘和包含《瓦鬲的研究》的斗雞臺的發掘。這并非忽視這兩項發掘工作的意義。在傅斯年提出的“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一方針指導下,并由他策劃的殷墟發掘,向世界展示出一個較為完整的燦爛的商代后期文明,奠定了商史研究的基礎,同時把中國考古學的發掘及研究水平推進到當時世界的先進行列,引起了世人的注目。斗雞臺的發掘,確立了西周和先周的考古學分期,揭開了先周文化研究的序幕,證實了周人和商人屬于不同的文化譜系。無論是從中國考古學的形成及其早期發展和對以后的學術傳承產生的影響,還是從對當時史學研究的推進和確立考古學在整個史學中的作用及地位來看,這兩項考古發掘工作,尤其是殷墟的發掘,沖破了時代的藩籬,具有不可動搖的歷史地位,是仰韶村的發掘難以比擬的。
  大家知道,中國考古學者一貫認為:中國考古學是廣義的中國史學的一翼。那么,中國考古學的誕生、形成與發展,在這廣義的中國史學中起著什么作用?占怎樣的地位?它對狹義史學有什么作用和意義?這是我想在這里討論的問題。然而,這個問題不僅大,且是動態的,實不易說清楚。我這里只能講點個人的認識,目的是引起討論,祈求拋磚引玉的作用。
  我國的傳統史學,是通過文字資料研究歷史的狹義史學。金石學只是這個史學的附庸。在上一世紀和本世紀之交,基于我國社會的變革和西方進步思想的傳入,傳統史學出現了近代化的趨勢,隨著新文化運動,尤其是“五四”運動的興起,加快了變革傳統史學的步伐,在20年代,當中國思想史上的啟蒙與救亡的雙重奏演變為科玄論戰的時候,中國古史領域涌現出了新的態勢:一是疑古風潮的興起;二是以仰韶村和周口店的發掘為標志的中國考古學的誕生。前者側重于“破”,后者側重于“立”,同時對傳統史學展開了勇猛的進攻,古史研究出現了革命性的變化。“疑古”廓清了經籍中的關于古代的荒謬傳說,使三皇五帝的神圣地位失去了依據,震動了當時的學術界,對古史研究起了進步的作用,然而,卻不能建設起一座真實的古史大廈。同時,“疑古”往往疑過了頭,從疑經籍走到了疑人疑事,誠如杜正勝所說的“歷史研究本來只能就少數留傳下來的史料論證其史實,也就是據史料之‘有’而說‘有’的史事,不能因為史料不傳而斷定必無其事”〔2〕, 或如傅斯年所指出的“古史者,劫灰中之燼馀也。據此燼馀,若干輪廓有時可以推知,然其不可知者多矣。以不知為不有,以或然為必然,既違邏輯之戒律,又蔽事實之概觀,誠不可以為術也。今日固當據可知者盡力推至邏輯所容許之極度,然若以或然為必然則自陷矣”〔3〕。 故史學隨同“疑古”步入了“迷茫”。
  而考古學在中國的出現,則打破了以文獻為研究對象和附以金石學的狹義歷史學的治學傳統,開拓了新的史學領域,導致廣義史學的產生,并同“疑古”一道促進了史學的近代化。至遲到30年代,在廣義的史學中,考古學已成了一相對獨立的學科,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到30年代中期,考古學者已作了大量的田野工作,積累了相當豐富的資料,產生了一些新的學術認識,現摘要說明如下:
  在鐵器時代,對一些城址進行了調查與勘探,并發掘了燕下都,認識了東周城址的規模和某些城址的文化面貌。在青銅時代,除通過殷墟、辛村衛國墓地和斗雞臺的發掘,揭示出較為完整的燦爛的商代后期文明,奠定了商史研究基礎,認識商周屬于不同文化的譜系,并確立西周和先周的考古學文化分期外,還開始了商文化起源的探索,并認識到除商周青銅文明外,中國境內還存在諸如辛店、寺洼、沙井和鄂爾多斯青銅器以及被后來區分出來的夏家店下、上層文化這類青銅時代的遺存。于新石器時代及銅石并用時代,認識了仰韶、齊家、馬廠、良渚、龍山和以昂昂溪為代表的這些相互區別的文化遺存,展開了仰韶與龍山文化相互關系以及中國文化與文明的討論。在舊石器時代,除發現在世界引起轟動的中國猿人及其遺存外,還在北京周口店和東北、內蒙古及甘肅見到了舊石器時代中、晚期的墓葬及其他遺存,開始認識到中國舊石器時代的文化面貌區別于歐洲,中國猿人的一些體質特征親近于蒙古人種的事實。所有這些發現及研究成果,基本上建立了從舊石器時代至東周時期遺存年代序列,顯示出中國古代文化與文明的多元性與復雜性,與境外同時代的遺存相比,均具有自身特征,在某些方面又存在一些類似性,從而引起了學術界,尤其是史學界的普遍注目,提出了“東西夷夏說”,并在30年代關于中國古代社會性質的論戰中被廣泛引證,從而使史學超出了“疑古”,走出了隨“疑古”俱來的“迷茫”,依靠考古學,史學走上了重建古史的康莊大道。
      二 走向未來的起點
  中國考古學從未停滯在30年代。前進的路,盡管曲折、崎嶇、險峻,但總有人攀登。即使在烽火連天的抗日戰爭中,中國考古學者仍推進了西南和西北地區的考古工作,從1949年以后,尤其是1978年以來,中國考古學無論在具體歷史問題的研究方面,還是于學科的理論建設以及學者個人學術素養方面,均取得了前所未見的進步,完成了重建古史的基本任務。現就個人的理解,作些提要式的說明:
  (一) 舊石器向新石器時代的轉化。在中國境內發現的智人化石,已具備了蒙古人種的基本特征,可稱為原始蒙古人種。他們的某些體質特征,例如鏟形門齒,上可追溯到猿人,下與中國新石器時代居民相聯系。舊石器文化可分為南、北兩大文化譜系,北方又可分為兩個亞系統。在河北、湖南、江西及廣西發現的幾處超萬年前的新石器時代遺存,從文化上還不能說明它們和舊石器時代文化之間的直接傳承關系,但可推定新石器時代文化是從中國境內的舊石器文化發展而來的。同時,據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文化存在的譜系差異來看,可以估定舊石器向新石器時代的文化轉化或演進,無疑是多元的。
  (二) 基本上搞清楚了先秦時期考古學文化的序列與編年,探明了黃河流域、長江中下游與遼河流域及燕山南北地區的諸考古學文化譜系。它們的源頭,均可追溯到公元前五~六千年。這些不同譜系的考古學文化,至遲從公元前五千年起就存在文化、經濟等方面的交往,隨著時間的推移,這類交往愈益密切,以致形成了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為周秦實現政治統一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礎。
  (三) 關于生產技術與經濟,考古學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下面述及的一些認識。
  其一,導致舊石器向新石器時代的轉化,是經濟的發展。黃河流域及長江中、下游地區實現舊石器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同時,發明了粟或稻作農業。據有關資料及稍晚的情況推知,這類農作物在當時人們的食物結構中,仍只占很小的比重;食物的基本來源,仍依靠漁獵和采集。黑龍江、烏蘇里江、松花江、嫩江乃至遼河流域的較早甚或晚至公元前三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居民,尚過著漁獵生活。無疑,可推定他們的祖先是靠漁獵生活。無疑,可推定他們的祖先是靠漁獵經濟的提升,實現從舊石器向新石器時代轉化的。可見,種植農業的出現或農業革命,不是舊石器向新石器時代轉化的唯一前題,同時,即使在那些發明種植農業與舊石器轉化為新石器時代發生聯系的居民經濟中,在很長時間內,種植農業也未處于重要地位。不過,應指出的是,如果種植農業發明的意義,在發明的當時不那么顯著甚至還相當微小的話,那么,在以后的社會生活中則愈益顯突出其重要地位了。
  中國在世界少數幾個農業起源中心中,占了粟作和稻作兩個。在公元前六千年居民的生活中,粟作農業已占據了相當的地位。長江中游的稻作農業可追溯到公元前一萬一兩千年前,公元前四千年的稻作遺跡已被考古學家揭示出來。同時,在漢水上游及淮河流域的公元前第六千年的老官臺文化及裴李崗文化遺址中,發現的稻殼痕跡或稻粒印痕和炭化稻谷及稻米,說明早在此時稻作農業已開始自南向北傳播。
  其二,考古學的發現與研究,使人們認識了磨光、穿孔、制石及治玉工藝的演變過程。直至舊石器時代晚期,人們還普通地使用打擊方法制作石器,但這時期的山頂洞人,卻發明了磨光、穿孔的技術,不過,只限于加工石質飾品而已。直到已進入新石器時代的長江中游的蛤蟆洞中,與最早陶器伴存的仍是打制石器。可見,以磨制技術加工石質生產工具的出現,很可能晚于陶器的發明。至少長江中游是這樣。換言之,使用打制石器而發明了陶器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是舊石器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一個類型。同時,被學術界列入新石器時代的河南許昌的靈井和陜西大荔的沙苑發現的既未見磨光石器,又無陶器的遺存,當屬舊石器向新石器過渡的另一種類型。看來,無論是陶器,還是磨光石器,都難以認作是新石器時代到來的標志。
  公元前第六千紀,出現的切割石材的技術,經過不斷的改進,到公元前四千紀晚期,線割石材技術廣泛流行,雙面鉆孔技術發展到了頂峰。此時,整體拋光、棱角清晰、刃口鋒利及雙面鉆孔的石器廣泛流行起來。公元前三千紀后期,單面鉆孔替代了雙面鉆孔的技術。至此,制石技術發展到了頂峰,此后,似乎再難見到如此時那樣精致加工的石器了。
  公元前四千紀晚期,基于社會需要和制石工藝提供的技術,治玉工藝發展起來,形成了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兩個玉文化中心。這時期的治玉,已運用了切削、陰刻浮雕、桿鉆鉆孔以及旋轉機械工具琢磨及拋光的技術。這樣復雜的技術,導致從石匠中分化出了專門治玉的匠人。
  其三,關于制陶技術的發明與演進。迄今發現的年代最早的陶器,是蛤蟆洞和仙人洞遺址中出土的陶器。經[14]C測定, 兩地陶器的年代,均為公元前一萬二三千年。蛤蟆洞的陶器的陶胎分層,內外表皮均作糙面,顯然是以某種質地的編織物作模或范,以貼塑法制作成型的。自此以后相當長的時間,各地居民均以貼塑法制作陶器,到公元前六千年,長江及黃河流域出現了泥條盤筑技術,遼河流域及廣大東北地區則發明了泥圈套接法制陶技術。至公元前五千年發明了陶輪,半坡文化居民在陶輪上用泥條盤筑法制作陶器,然后輪旋加工口沿,使之造型規整。公元前第四千紀中期偏早,即西陰文化泉護遺址三期的居民,已用陶輪制作小型陶器了。從此,輪制陶器技術逐步推廣,到公元前三千年初期前后,輪制制陶技術已相當普及。順便說一下,這時期還出現了城,發明了水井和用于建筑的土坯。應指出的是,自此包括整個公元前第三千紀,自伊洛河以下的黃河流域和長江中、下游諸文化的輪制制陶技術的普及程度及輪制技術的發展水平,遠遠高于其他地區。公元前二千紀初期前后,吳越及百粵地區出現了用高嶺土制作的印紋硬陶,到商代前期,吳越地區發明的原始瓷器,已在相當廣闊的范圍內流傳開來。在輪制制陶技術普及的同時,很可能已出現了制陶的專業家族,至于從制陶匠人中分離出來的制瓷專業匠人的出現年代,顯然較此晚得多,具體年代,尚待研究。
  其四,冶金技術的出現及其發展。這種比治玉、制陶更復雜的工藝,已在公元前五千紀悄悄地出現了。到公元前第四千紀晚期的馬家窯文化、義井文化和紅山文化,都掌握了制銅技術,采用了冶煉、范鑄和鍛打及戧磨技術制作銅器。從這時始,中國進入了銅石并用時代。在這個時代,整體拋光、棱角清晰、刃口鋒利及雙面鉆孔的石器流行起來,治玉工藝得到了空前的發展,形成了紅山及良渚兩個玉文化中心,輪制制陶技術已相當普及了,發明了水井和用于建筑的土坯。同時,社會分工獲得了縱深發展,出現了制石、制陶、治玉、冶銅等專業家族或專業匠人。聚落分化了,出現了城,社會以家庭為單位出現了貧富分化,巫師和掌握軍權的王成了社會的顯貴。總之,這是個繼舊石器轉化為新石器時代之后,伴隨著技術革命飛躍發展而來的社會大變革時代。往后,歷經龍山時代技術的進步,至夏代進入了青銅時代。盡管目前我們只知道齊家文化經歷了由純銅發展到青銅和四壩文化東灰山居民經歷砷銅到制作青銅的過程,但從夏時期不同譜系的諸考古學文化的銅制品型制存在的差異來看,可以認為中國制銅工藝的起源及其初步發展,當是多元的。夏代諸考古學文化的制銅技術水平,存在著差別。二里頭文化最為先進,其次為四壩文化的火燒溝居民和夏家店下層文化,再次為齊家文化。四壩文化火燒溝居民的制銅業,在四壩文化乃至陜甘寧青地區,就其技術發展水平來說,是一孤島。它的存在,很可能與中西文化交通有關。商文化的青銅工藝顯然繼承于二里頭文化。青銅工藝經歷了商代前期的發展,到商代后期達到了鼎盛。周人承襲了商人的青銅工藝,同時,到西周后期,掌握了制鐵術。中國煉鐵技術的出現,很可能緣于中西文化交流,但由于已掌握了冶煉青銅的高度發達的技藝,使這一新技術獲得了較快的創造性的發展。至春秋晚期,開始用固體還原法生產塊煉鐵,幾乎同時發明了鑄鐵,戰國早期出現了生鐵脫炭農具,戰國時期已能制作被認為是近代科學技術產物的球狀石墨可鍛鑄鐵。鐵農具的出現,使五口之家這樣的個體家庭可能獨立地經營農業,導致井田制之被破壞,為實行郡縣制的中央集權的秦漢帝國的出現提供了前題。
  其五,家畜飼養與主營畜牧經濟居民的出現問題。中國古代居民飼養家畜始于何時,目前仍未搞清楚。最早飼養的動物,可能是豬、狗兩種,其次是雞。至公元前三千紀初期前后,水牛、黃牛、山羊和綿羊,都成了飼養的動物。從目前見到的資料來看,到龍山時代甚或夏代早期,才開始養馬。半坡文化時期,即公元前第五千紀居民的肉食的主要來源,仍然來自漁獵業。到公元前第四千紀,家畜飼養業獲得了發展,此期的西陰文化居民肉食的重要來源,似乎已能依靠家畜飼養業了。在公元前三千紀初期前后,甘青及東北地區的養羊業,增加了其在家畜飼養業中的比重。經夏代及商代前期的長城地帶的某些居民的飼養業乃至畜牧經濟發展之后,到殷墟時期,沿著長城地帶自東而西便出現了主營畜牧經濟,同時兼營農業的一些不同的考古學文化。從這些考古文化譜系觀之,可知其來源有二:一是自漁獵居民轉化而來。他們分布于長城地帶的東部;另一是自農業居民中分離出來的,他們分布在長城地帶西部。從這時期起,黃河流域的農業居民和長城地帶的畜牧居民,以及長城地帶牧民之間,相互長期地展開了拼殺、戰爭和經濟、文化交流。張家口至大同這一地區,似乎具有三岔口地帶的戰略地位,是長城地帶東、西部牧民之間,以及他們和黃河流域農民之間相互爭奪的要地,同時,也是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口岸。正是這些活動,才較廣泛地溝通了歐亞大陸的文化交流。而東西文化經常性、大規模的交往,則是自西漢打通西域之后的事。
  (四) 基于考古學最近十多年來對宗教遺存研究的重視,使我們對宗教有了些新的認識。
  人類社會的宗教觀念出現很早,山頂洞人安葬死者,在尸體上撒些赤鐵礦石,便是出于宗教信仰的行為。近十余年來發現的重要宗教遺存是:濮陽西水坡伴著用蚌殼鋪成動物形象的墓葬,大地灣F411及其地畫表現的行巫場面,福臨堡的陶祖及石祖,牛河梁的“壇、廟、冢”,凌家灘M4隨葬的玉質卜卦器具,反山、瑤山的祭壇和橋村H4的羊肩胛卜骨,等等。至遲,在公元前三千年初期以前,中國諸考古學文化居民的宗教信仰,均還存在著一些區別。例如大汶口文化及以凌家灘M4為代表的文化,使用龜卜,橋村H4為代表的文化則用羊肩胛骨進行骨卜,而良渚文化則以“黃琮禮地”,等等。在以后的歷史進程中,由于文化交流乃至不同考古學文化的融合,經過人們的選擇,這些相異的考古學文化的宗教,便會聚起來而成為融合后的新考古學文化居民的共同信仰。換句話講,上述那些公元前三千年初期前后的宗教遺存所反映的宗教文化,便是以后中國宗教信仰的源頭之一,為后來宗教信仰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宗教信仰是科學不發達的產物,凡是科學占領不到的領域,往往是宗教信仰的所在。在此前題下,宗教信仰是人類所在的自然和社會關系的輻射。自然界不僅不和諧,而且是不平等的。災異威脅植物、動物及人類的安全,動、植物界存在著食物鏈,存在著優勝劣汰、弱肉強食的生存競爭,反映和認識自然界這類關系的宗教信仰,便是個不平等的世界。所以,在平等的社會里產生的宗教信仰的世界中,就存在著不平等,創造了超人類自身及自然而受到人類崇拜和侍奉的神。隨著人們的神觀念的發展,導致神權的產生和對溝通人、神的半人半神的巫師的崇拜。前面提到的公元前五千年濮陽西水坡伴著蚌塑動物和殉人的巫師墓葬,表明在遠離王權出現之前的母權制社會時期的宗教信仰的世界中,就已存在神權和對巫師的崇拜。這在客觀上為以后王權的產生提供了思想環境。以后的歷史發展說明,那些最初為實現權力統治的代表性人物,便是從傳統思想中請出了神權,加以宣揚、擴充,演出政教合一和王權神授這類魔術,以實踐他們的權力。
  馮友蘭在其《中國哲學史》說過:“每個大宗教就是一種哲學加上一定的上層建筑,包括迷信、教條、儀式和組織。這就是我所說的宗教。”〔4〕從這個意義上說,在道教出現前,中國還沒有自己的宗教。從一般意義上講,中國是有宗教的,這就是起源很早而流傳頗久的以敬天祭祖為中心的泛神教。崇拜、神化祖先,祭祖,無疑是社會和宗教發展到一定階段才出現的現象。母權制時代,產生了對女性祖先的崇拜。父權制時代的紅山文化居民祀奉女神,說明其時尚未創造出與現實社會體制相適應的男神的同時,也反映出處于母權制時代的紅山文化先民已有了崇拜女祖的宗教信仰。前面述及的福臨堡的陶、石祖,則是迄今見到的崇拜男性祖先的最早的宗教信仰實證。李大釗說:“君臣關系的‘忠’,完全是父子關系的‘孝’的放大體。因為君主專制制度完全是父權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發達體。”〔5 〕中國的君主專制政體延續了二千余年,所以,敬天祭祖為中心的泛神教長久不衰。
  (五) 考古學的研究,提出了關于古代文明的新認識。蘇秉琦于1985年發表《遼西古文化古城古國》的演講,是他繼提出“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論”之后,指揮中國考古學這支樂隊,演奏出以“古文化、古城、古國”、“古國、方國、帝國”為主題的又一出新的交響樂,啟動了從考古學研究文明起源、形成及走向秦漢專制帝國道路的列車,使中國考古學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升華,進入了黃金時代。從此,關于古代文明的研究,成了熱門話題,使那些懷有成見或持異見的人也卷了進來。這一課題的討論,正在向縱深發展,迄今取得的成果是:
  其一,明確了文明起源與形成的不同含義,認識兩者既存在區別,又有著聯系。恩格斯說:“國家是文明時代的概括”,“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6〕國家的出現是文明形成的同義語的觀點, 已基本上成為考古學界的共識。學界的分歧主要表現在對文明形成的標志的認識上。有的學者認定城市、文字、金屬器和儀禮性建筑,并以這些要素的綜合為文明形成的標志。正如不少學者指出的那樣,由于已被公認的幾個原生的文明古國各自都不同時具備這些要素,所以難以依此探討中國古代文明形成的問題。另外一些學者據“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提出“當祀與戎復雜到需要專人從事這職業,發展到成為凌駕于社會之上的權力,并且已被從事這職業的人予以控制的時候,便進入到國家的階段”〔7〕的認識,作為文明形成的標志。 文明起源是文明形成之前諸文明要素的孕育過程,故需在前國家或文明形成之前的社會中,求索文明的起源。
  其二,關于文明形成于何時的問題,已突破了形成于夏代說,有些學者認為形成于龍山時代,有些學者認為更早,指出公元前三千二三百年的良渚文化和同期即半坡遺址四期的黃河流域及長江中游的其他諸文化已進入文明時代。文明起源及形成的不均衡性和“滿天星斗”說,已基本成為考古學界的共識。
  其三,蘇秉琦探討了中國文明起源、形成的不同道路或模式,中國同中國以外的世界文明的關系等問題,認為可區分為“原生型”、“次生型”和“續生型”,認為面向海洋和歐亞大陸的“中國兩半塊和世界兩半塊”是相互銜接的〔8〕。這些認識,雖有待深入論證, 卻是發人深思的。
  其四,關于古代文明社會的性質與發展階段的問題,除有人堅持奴隸制社會說外,還有更多的學者認為中國先秦未經歷過奴隸制社會階段,杜正勝和日知教授認為中國古代社會是城邦制〔9〕, 蘇秉琦指出中國古代文明發育于發達的古文化,而經過“古城”、“古國”、“方國”,進入到秦漢帝國,論證了從文化的多元一體到政治上多元一統的發展過程〔10〕,而我則認為:包括西周在內的以前的文明社會的“基本內涵是:父權家族、貴族、平民、農村公社(井田制)、神權、王權、宗法制、禮制和分封制。這些內涵的損益及其形成的結構,表現出這時期社會的階段性變化”〔11〕,而將其區分為半坡四期文化及其稍后時期,龍山時期或其后段,夏商時期和西周的四個階段。
  以上僅從重建古史角度檢討了我國考古學,尤其是它最近25年來所取得的成績。據此可知,考古學在改變自身面貌的同時,也使三代及其以前的歷史研究的狀況為之一新。可以說我國考古學已成為三代及其以前的歷史研究的最重要的支柱。
  至于考古學滲透于自然及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及科技參與考古學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則說明考古學已成了研究我國古代的最重要的學科。關于這些以及中國考古學理論、方法的進步,限于篇幅,在此就不一一討論了。
      三 對未來的希望與預測
  我們已檢討了這學科的歷史與現狀。這里,還應指出的是:中國考古學的層位學及類型學的實踐與理論,處于世界最高的水平。為了對未來中國考古學提些希望,我們于此仍需對這學科本身的局限性作點討論。
  考古學和其他學科一樣,存在著天生鑄就的和受制于一定時代科學水平的局限性。考古學是揭示、研究古代遺存及其呈現的時、空矛盾,并據此探討人們社會關系和人與自然關系的一種歷史學科。由于考古學遺存是物質的,就難以研究人們非物質的,需要以文字、語言所表述的那些活動,只能探討人們于物質的及其能體現的精神方面的活動內容,同時,目前的學科手段也難以確切地了解遺存所在的時、空,不能準確地說明留下遺存的那些人們當時所處的自然及人文的環境。只有如實地承認考古學的局限性,并清楚地分辨出哪些是天生鑄就的,哪些是受制于時代科學水平的局限,但能依靠科學的不斷發展而突破的,我們才能避免把考古學研究當作藝術的自由創作,避免幻想,才能對未來的考古學提出切實的希望,科學地預測它的未來。
  這里對今后一二十年中的中國考古學,提出如下幾點希望:
  (一) 填補空白,加強薄弱環節。中國考古學現狀存在如下四個不平衡,即:地區不平衡;同一地區對不同年代或文化遺存的研究不平衡;同期或同文化的遺存類型的研究不平衡;同類型遺存的研究水平不平衡。當務之急,是解決這些不平衡狀態,填補空白,加強薄弱環節,對此試作如下說明:
  其一,地區不平衡問題。在中國考古學研究中,仍以黃河流域及長江中、下游地區最為先進,西南及新疆相對落后,其他地區處于兩者之間。這是就大地區而言。這類地區的不平衡,還可以細分之,如西南諸省之間的考古學研究又存在不平衡,在一省之內還存在地區或河流之間的不平衡,即使在考古學工作做得比較好的地區,例如陜西省的考古工作就存在渭河流域、漢水流域和陜北地區之間的不平衡,等等。
  其二,同一地區的不同年代或文化遺存的研究的不平衡。后進地區不必說,即使先進地區也廣泛存在這類不平衡,例如山東地區龍山文化的研究不如大汶口文化,岳石文化的研究又不如龍山文化;從后岡發現以后,河南省境內的龍山時代的遺存已發現了66年,遺憾的是,我們至今仍說不清楚河南省境內有幾種龍山時代的文化以及它們分布的范圍如何?等等。
  其三,最后,再談談同期或同文化的遺存類型研究和同類型遺存研究的水平的不平衡問題。住地和墓地是任何同期或同文化遺存的基本類型。在這方面,只有半坡文化的住地和墓地都同時進行了較廣泛的研究,至于其他同期或同文化遺存,往往不是僅僅揭示或主要研究了墓地,就是只研究了住址。而紅山文化在注重宗教遺存研究的同時,卻又忽視了住址和普通墓地的研究。其結果是使我們難以全面把握同期或同一文化的內涵。同類型遺存的研究水平不平衡的狀況,也是廣泛存在的。如同一類型的墓地,有的不僅搞清了分期,還明白了它的布局,探討了其時的社會制度,有的則不甚了了。洛陽中州路西工段發掘的260 座東周墓葬,雖不能搞清楚這些墓葬所屬的墓地,但蘇秉琦卻在對這些墓葬作了分型、分期研究的基礎上,探討了東周社會的變化。然而,后此發掘的同時期墓地或墓葬的研究,都未能達到這樣的水平。
  科學發展無止境。在解決舊的不平衡的同時,又將出現新的不平衡。不平衡永遠存在。如果我們以現今先進水平為標準,在今后20年左右時間內把以上提出的幾個不平衡問題解決了,中國考古學將出現嶄新的局面。
  (二) 兩步并成一步走。所謂兩步,是指“區、系、類型研究”和“文明起源、形成及走向秦漢帝國道路的研究”,或“文明起源與形成的研究”。這兩個課題在全國具有普遍性。前者是蘇秉琦于1975年提出來的,后者則是他在1985年提出來的課題。這兩個課題的提出為何存在著先后,自然與其時考古學發展水平有關。然而,自這兩個課題提出來以后至今仍未解決或未基本解決考古學文化序列或譜系的那些地區,對這兩個課題的探討,可不必機械地仍舊分作兩步走,應兩步并成一步走。這樣才能趕超先進地區。
  兩步并成一步走,不僅是出于需要,而且是可以做到的。因為解決考古學文化序列、譜系這類問題的研究,只用打一、二條探溝,甚至沿遺址的斷崖切出適當的剖面的小規模發掘,就可以達到目的。例如蘇秉琦在50年代初用清理斷崖的辦法,就探明了分布于渭河流域的西陰文化、客省莊文化和西周文化的先后順序。解決文明起源與形成問題,則需對考古學遺址做大規模的發掘,甚至全面的揭露。由于兩者所需工作規模不同,加之任何一種考古學文化必定分布在一定地區,而這地區內的某些小區域的文化分布及結構狀況,往往是其所在地區文化分布及結構的縮影,這就使我們能在選擇一探索文明起源或形成的遺址或墓地并進行全面揭露的同時,對這小區域內的遺存進行調查和試掘,以了解該地區的考古學文化的序列與譜系。這種將“區、系、類型”和“文明起源與形成”結合起來做田野考古工作的方法,也完全適合于配合基本建設的考古工作。1958~1959年的配合黃河水庫工程中,我們在大規模和全面揭示泉護村遺址及元君廟墓地的同時,對渭南、華縣作了較仔細的調查與試掘,結果除了探明了元君廟墓地反映的社會制度,也基本上搞清楚了這地區考古學文化的序列與譜系。
  (三) 開展聚落群的研究,探討聚落與聚落群的變異。聚落研究,是中國考古學的一個傳統,80年代以來,聚落考古得到進一步發展,但聚落群的研究,似未引起更多人的注意。揭示聚落同期諸單位的布局,是聚落考古的基本追求。這里所說的同期,最好不是依類型學確定的同一時期,而是據層位學斷定的同一地面。聚落群的研究,則是在探明聚落的前題下,探討同一文化的同時期聚落分布及聚落間的關系,并據此求索由住居于一定數量聚落中的共同體組成的社群的組織結構等方面的情況。這是進行聚落群研究的目的。
  認定聚落群共時,是搞好聚落群考古的關鍵。這對三代及其以前的考古學來講,比起探明聚落內諸單位同期更難。確定聚落共時的最可靠的證據,是聚落間交往的物件和交通聚落間的道路。這類證據很難被保存下來,即使保存了下來,也不易被發現或難以做工作。目前主要是依據碳十四測年和類型學研究,以確認聚落的共時。前者機率過小,不易認定被研究的聚落是否真實共時;后者雖可靠一些,但在類型學確定的期別中,有的期別的年代較長,據此定為共時的聚落,有的實非共時。這是從事聚落群考古時必須注意的。搞清楚同時期諸考古學文化和同一譜系的不同時期考古學文化的聚落與聚落群,就明白了它們的空間變異和時序變遷。聚落形態、內涵、結構與布局和人們所在社會的經濟、人際關系及意識形態乃至生態環境,均存在密切聯系,故聚落與聚落群的研究,能從整體上把握一聚落居民社會經濟、文化,人際及人與生態環境,同一文化同時期居民社群的關系以及同一文化或同譜系的不同時期考古學文化居民社會的歷史變化,不同譜系的諸考古學文化的生態環境、社會現象及社會結構的異同及相互關系。聚落群研究的作用及意義如此重要,故對透物見人、研究歷史為目標的中國考古學來說,當把它作為一極為重要的工作開展起來,并盡力做好。
  (四) 跟上自然科學與技術的發展步伐,積極利用當代自然科學與科技成果,使21世紀的中國考古學獲得更多的支撐和生長點。利用自然科學與技術成果加強考古學研究,是中國考古學的良好傳統。1949年以來將自然科學與技術成果用于考古學研究所經歷的道路,雖有曲折,總的趨勢是使這一傳統得到了光大。至今已在碳十四測年、金屬成分及工藝分析和栽培作物種屬與進化以及人骨性別、年齡及種屬的鑒定等方面進行了大量的工作,攝取了相當系統的信息。同時,對陶瓷成分及燒成溫度、石玉器材料、植物孢粉和野生及馴養動物種屬的鑒定,航空攝影及物理勘探技術運用于考古調查,計算機技術及概率論運用于考古學研究以及開發科技成果用于文物保護等方面,也都獲得了可喜的成績。總之,運用自然科學與科技于考古學研究,提高了資料及文物保存水平,使考古學顯示出更為豐富的內涵及旺盛的生命力,增進了考古學研究的能力。但同時我們應該冷靜地看到目前存在的問題:首先是對自然科學與科技運用于考古學能量的評估,確存在失實的傾向;其次是已做的工作大多缺乏系統性;再次,或許更重要的是,從當今自然科學與科技發展狀況來看,自然科學與科技運用于考古學研究及文物保護,尚未能充分發揮其能量,還存在許多空白,如DNA檢測及分析技術,碳、 氮同位素及微量元素分析,光盤技術,以及概率統計和弗晰數學原則,等等。為了推進新世紀的考古學工作,必須從中國考古學的實際需要出發,本著積極穩妥、實事求是、循序漸進的態度,跟上自然科學與技術的前進步伐,加強文字、圖紙及照相資料的保存,推進文物保護,以多角度、全方位地詮釋考古現象,更全面地揭示中國古代社會的歷史進程。
  概言之,兩步并成一步走,加強薄弱環節,做好以聚落為單位進而探索聚落群的考古學研究,積極利用當代自然科學與科技成果,搞好考古資料的保存、保護與考古研究,使文物保護與利用良性循環,形成可持續發展局面,是我們對邁向新世紀的中國考古學的希望。如果我們能堅持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深化層位學和類型學研究,踏實工作,中國考古學定將于新世紀開拓出新局面。
  注釋:
  〔1〕 張忠培《中國考古學史的幾點認識》, 《中國考古學:實踐、理論、方法》第47~48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2〕 杜正勝《從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學革命》,6頁,臺北,1995年。
  〔3〕 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傅斯年全集》第二冊300頁,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臺北。
  〔4〕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2~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年。
  〔5〕 《李大釗文集》下卷178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北京。
  〔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166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北京。
  〔7〕 張忠培《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處社會階段》, 《文物》1995年第5期。
  〔8〕 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129~136頁,商務印書館,1997年,香港。
  〔9〕 杜正勝《周代的“封建城邦”》, 《古代社會與國家》449~478頁,先晨文化,1992年,臺北;日知《古代城邦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9年,北京。
  〔10〕 同〔8〕,108~129頁。
  〔11〕 張忠培《中國古代文明之形成論綱》, 《考古與文物》1997年第1期。
文物京27~36K1歷史學張忠培19981998Chinese Archaeology: Centinnal Retrospection and ProjectionThe introduction of archaeology into China in the 1920sinitia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narrow- sense histographyfeaturing literal analysis and epigraphy into a broad- sense-one, a process which, combined with the "skepticism of thepast" school of the narrowsense histography,  has modernizedthe historical research in China largely. By the beginning ofthe 1930s,  archaeology had grown into  an  independentdiscipline, and in the mid 1930s, helped historical researchto surpass the limitation of skepticism of the past.  Itslater development after 1949,  especially since 1978,  isimpressive theoretically and in terms of specific study,helping much the reconstruction of early history of China.Archaeology has becom a cornerstone of the research of theera of Xia,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and earlier.  In the coming century,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someweak areas of Chinese archaeology. For example,  the lateProfessor Su Bingqi's theory of regional and sequentialtypology should be applied to certain areas in combinationwith his theory of civilization.  Research of settlement,employment  of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preservation and protection of archaeological data,  etc. ,must also be emphasized.張忠培 故宮博物院 吉林大學 教授  (professor, Palace Museum and Jilin University) 作者:文物京27~36K1歷史學張忠培19981998
2013-09-10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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