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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金融發展的實證分析(注:本文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項目編號D961203。)
中國金融發展的實證分析(注:本文是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項目編號D96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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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國金融工具的總量增長及結構分析
  金融發展,是指一國金融結構的變化,因此,研究金融發展必須以有關金融結構在短期或長期內變化的信息為基礎。所謂金融結構是指“一國現存的金融工具與金融機構的種類及相對規模”(戈德史密斯,1996,第3頁)。在我們的分析中,按金融工具發行者的不同,我們把金融工具分為國內非金融部門對國內金融機構的債權、國內金融機構對國內非金融部門的債權、國內非金融部門相互持有的債權、股權和對國外的凈債權五大類。由于對國外的凈債權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并且不容易得到完整的數據,因此,本文將其略去。對我國金融結構的分析首先就是要考察改革開放以來其余四大類金融工具的數量增長和結構變化趨勢。
  (一)非金融部門對金融機構債權
  非金融部門對金融機構的債權,反映到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上就是金融機構的負債。表1給出了1980-1996年國內各金融機構綜合負債的年末余額、增長率及結構變化情況,表2則給出了這些負債的主體—存款貨幣負債1996年年底在不同金融機構的分布情況。
  附圖MF18i07.JPG
  從表1和表2中,我們可以看出近十幾年來我國金融機構負債增長及結構變化的幾個基本特征。
  1.從負債總量的增長情況看,從1980年年底到1996年年底的16年間,中國非金融部門對金融機構的債權由2115.2億元增長到77272.4億元,增長了35.53倍,名義債權年平均增長率為25.2%,在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后,實際的年平均增長率也達到16.36%,遠高于同期GNP年平均10.05%的增長速度。金融機構負債超GNP的增長,可以認為是我國經濟貨幣化的結果。如果我們以金融機構負債的實際增長率與GNP的實際增長率之差作為經濟貨幣化快慢程度的一個衡量指標則可以看到,在1985年年底到1990年年底的5年間,我國經濟的貨幣化進程是最快的(見表3),以后逐漸趨緩,尤其是從1993年年底到1996年年底的3年間,金融機構負債的實際增長率與GNP增長率之差只有4.15個百分點。經濟貨幣化進程的趨緩,表明我國經濟的貨幣化進程已即將到達盡頭。
  附圖MF18i08.JPG
  2.從負債的種類看,其主體仍然是貨幣和準貨幣。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還不存在金融債券、保險公司準備金等形式的負債,因此,金融機構的負債全部為貨幣和準貨幣;改革開放后的十幾年中,雖然各種保險機構相繼出現并有一定的發展,但其規模卻仍然很小,截至1996年年底,保險公司負債占全部金融機構負債的比例也只有1.14%,而在60年代初期的美國,這一比例已經高達34.83%,可見,我國的保險業還大大有待于進一步發展。我們認為,保險業的發展將是今后金融業的發展的一個主要方向,是帶動整個金融業發展主要動力,特別是在目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化、新的社會保險保障體系急需建立、完善的大背景下,保險業的進一步發展就更顯得尤為重要。
  3.從存款貨幣負債主體的類型看,盡管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工、農、中、建)仍然是最大的負債主體,但已呈現出多元化趨勢。1985年,四大國有專業銀行存款負債占全部存款負債的比例為83.7%,農村信用社占16.3%;而到1996年,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存款負債占全部存款負債的比例下降到66.05%,雖然仍是最大的負債主體,但其壟斷地位正逐漸被打破,而其它金融機構已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存款負債的主體正逐漸呈現多元化趨勢。
  4.從存款負債的結構變化看,最明顯的變化就是活期存款所占比重的持續大幅下降和居民儲蓄存款所占比重的持續大幅上升。同時居民儲蓄存款也表現出一種超常增長,16年間增長了95.4倍,名義的年平均增長率達到33.05%,遠遠高于其它類型負債增長水平。居民儲蓄存款超常增長即及居民儲蓄存款在金融機構負債中所占比重持續上升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國民收入分配持續向居民傾斜,國家和集體所得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逐年下降,如1978年我國國民收入的最終分配結果為國家所得占32.1%,集體所得占16.8%,居民所得占51%,而到1996年則為國家所得占14%,集體所得占16.8%,居民所得占69.2%;二是由于部分國有資產通過各種不正當的手段流失到非國有單位及居民少數人手里,進而轉變為這部分人的金融資產。
  居民儲蓄存款在金融機構負債中所占比重的持續大幅上升,意味著金融機構硬約束負債的增多,在目前我國國有企業經營機制還沒有完全轉換,銀行對企業的債權表現為一種軟約束債權的情況下,就要求金融機構要更加有效地使用資金,盡量避免或減少呆賬、壞賬發生,在這方面,東南亞國家金融危機發生的深刻教訓是值得我們深深思考的。
  (二)金融機構對非金融部門的債權
  金融機構對非金融部門的債權包括銀行體系的各種貸款、財政借款、其持有的非金融部門的債券和保險公司的各種貸款、長期和短期投資等。
  附圖MF18i09.JPG
  從表4中可以看出1980-1996的16年間,金融機構對非金融部門的債權總額由1980年的2658.3億元增加到1996年的65072.17億元,增長了23.47倍,名義的年平均增長率達到22.12%。金融機構對非金融部門債權的增長,反映了金融機構對整個社會所提供的融資規模相應擴大。金融機構對非金融部門債權規模擴大的同時,債權的構成也發生很大變化并且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銀行體系內的各金融機構仍然是債權的主體,保險公司債權所占比重依然很小,這意味著保險業的各項功能在我國還沒有得到充分發揮。
  2.政府財政借款所占比重近年來呈下降趨勢,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人民銀行法》頒布實施后,財政向中行借款的道路已被封死,財政赤字的彌補轉向國債發行,這是我國近年來國債發行規模越來越大的一個重要原因。
  3.在各項貸款中,最為突出的變化是固定資產貸款所占比重的持續大幅上升。1980年,固定資產貸款占全部金融機構債權的比重只有2.09%,而到1996年末,這個比重已上升到18.68,上升了16.6個百分點,與此同時,固定資產貸款的年平均增長率達到40.05%。固定資產貸款的超高速增長,首先是80年代初期國家對企業實行基本建設拔改貸的結果;二是由于我國證券市場不發達,社會資金融通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這就使得本應由證券市場承担的一部分為企業籌集固定資產投資資金的功能必須由銀行承担;第三個是企業自身積累機制不完善,自我積累很少,因而生產發展嚴重依賴于外源融資。
  4.對鄉鎮企業、城鎮集體企業貸款比重偏低,與鄉鎮企業、城鎮集體企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地位不相稱并制約了這些經濟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鄉鎮企業、城鎮集體企業和私營、個體等經濟蓬勃發展,尤其鄉鎮企業更是異軍突起,在今天中國的經濟總量中,鄉鎮企業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而在江浙一帶,鄉鎮企業早以占據半壁江山。從表4可以看到,1980-1996年間,金融機構對鄉鎮企業、城鎮集體企業貸款盡管從縱向比較看,增長速度分別達到33.76%和24.6%,但從縱向比較看,其占全部貸款的比重依然偏低。它意味著這些企業的資金需求遠遠不能得到滿足,嚴重制約了它們的進一步發展。
  在這里,我們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目前我國鄉鎮企業的發展正處于困境,其生產總值增長速度已由1995年的42%驟降至今年一季度的10%,“調結構、上檔次、上規模”是鄉鎮企業走出困境所必須跨越的一道坎,而鄉鎮企業要跨過這道坎,光靠自身的積累顯然是不夠的,它需要外源資金的大力支持,因此,加大對鄉鎮企業的貸款份額,從而使其順利實現由量的擴張到質的提高的重大轉折是非常迫切的,否則,鄉鎮企業發展速度下降,對實現“九五”計劃國民經濟增長8%的目標、農業的穩定以及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吸收將造成巨大影響。
  (三)非金融部門相互持有的債權和股權
  非金融部門的債券和股票發行,構成了社會資金融通中的直接融資。在我國,非金融部門發行的債券有國債、國有投資債券、國家投資公司債券和企業債券等。其中,國債包括國庫券、財政債券、國家建設債券、重點建設債券、特種公債和保值公債等;企業債包括地方企業債券、重點企業債券、企業短期融資債券及企業發行的內部債券等。見表5。
  附圖MF18i10.JPG
  由表5中可以看到,截至1996年年底,中國非金融部門發行債券和股票的規模還都很小,并且結構十分簡單,長期以來主要集中于政府債券。我國直接融資規模偏小的原因,一是起步低,在改革開放以前的大一統體制下,直接融資基本上不存在,二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城鄉居民的投資意識還不是很強烈,個人儲蓄轉化為直接投資的貨幣量比較低,從資金來源方面限制了直接融資的發展;三是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相對滯后,從體制方面限制了直接融資的發展。特別是由于意識形態上的種種疑慮,使我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對股票的發行不能有正確認識,直到92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后,股票市場才有了較大發展,尤其從1996年開始,市場的擴容速度越來越快,估計今后隨著企業股份制改革的深入,直接融資還會更快發展。
      二 金融資產總量與國民經濟總量的結構分析
  研究一國金融發展最重要的一個方面,是考察一國金融上層結構與經濟基礎結構之間的關系。為此,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提出了金融相關比率(FIR)這一概念。金融相關比率是指在某一時點上現存金融資產總額與國民財富之比。金融相關比率的變動,反映了金融上層結構與國民經濟基礎結構之間在規模上的變化關系,因此它被用來作為經濟發展過程中衡量金融業發達程度和相對變化趨勢的最基本指標。
  要得到中國的FIR,我們需要計算歷年的金融資產總量和社會財富總量。為了計算金融資產總量亦即金融工具總量,我們只需將上文考察過的幾大類金融工具即非金融部門對金融機構的債權、金融機構對非金融部門的債權、非金融部門相互持有的債權和股權加總就可得到,但是,考慮到近年我國股票大都溢價發行和股票價值變動等因素,1993年后,我們用各年末股票的流通市值來作為各年末的股權余額,得到的各年末金融工具的總量數據列在表6中。
  附圖MF18i11.JPG
  表6表明,在我國的金融資產總量中,債權占97.92%,股權占2.08%,債權比重明顯偏高,股權比重則嚴重不足。例如,在1963年美國的金融資產總量中,股權比重已占到1/4左右,即使在西方國家中股票市場最不發達的德國,1987年的股權也占到金融資產總量的5%。表6中另一個明顯的特征是,1990年以前,金融機構對非金融部門的債權及其占金融資產總量的比重超過非金融部門對金融機構的債權及比重,而1993年以后,情況卻截然相反,非金融部門對金融機構的債權逐漸超過金融機構對非金融部門的債權并且差距在逐漸拉大。對照表1、表4可以看出,這主要是近幾年來金融機構出現存大于貸的直接結果。金融機構存大于貸與貨幣當局堅持實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以及商業銀行按照《商業銀行法》的有關規定嚴格控制貸款有密切關系,但金融機構存大于貸,形成過多的超額儲備,它反映著金融資源的浪費,埋藏著風險,特別是在當前商業銀行不良貸款居高不下且仍有增長趨勢的大背景下,如果銀行每年的資產增量都小于負債增量,那么后果將是要么央行對商業銀行提供貸款支持,使得通貸膨脹重新抬頭,要么出現儲戶擠兌,導致銀行破產。
  在計算出我國歷年金融資產總量的實際數據后,為了得到金融相關比率,我們還需要我國歷年社會財富的總量數據。由于現有的統計資料中沒有關于全面的實物資產存量的統計,因此,我們只能通過相關的統計指標進行估算。以當年價格計算的實物資產存量等于上年的實物資產存量減去折舊后乘以一個物價因子,再加上當年新增加的實物資產存量,即固定資本的形成和存貨增加。這里,我們期初即1980年的實物資產存量數據引自孫尚清等人的研究,折舊率以6.6%計,物價因子以當年的GNP平減指數計,固定資本形成和存貨嗇數據來源于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結構數據,估算出的各年實物資產存量數據列在表7中。
  有人以當年價格計算的金融資產總量數據和實物資產總量數據,我們可以很方便地算出我國各年的金融相關比率。
  附圖MF18i12.JPG
  由表7可以看出,我國的金融相關比率從1980年的29.87%上升到1996年的84.81%,上升了1.84倍,年平均增長6.74個百分點,這說明一方面改革開放促進了中國經濟的貨幣化進程,另一方面隨著改革的深入和整體經濟水平的提高,中國的金融部門和金融產業也取得了長足進展。然而,應該看到,同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金融相關比率還不是很高。如美國1963年這一比率以達到127%,日本1963年達到170%,意大利1961年達到106%,英國1961年達到172%,而且,根據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的研究,金融相關比率應達到100%-150%之間并逐漸趨于穩定。這表明,在我國今后的經濟發展過程中,金融產業的發展和金融資產數量的增長仍有很大空間。由表7還可以發現,1993-1996年,我國的金融相關比率并沒有提高,聯系到我們前文提到的1993-1996年我國經濟貨幣化進程趨緩,我們有理由認為,我國近幾年來金融相關比率的提高,主要是經濟貨幣化程度提高的結果。在我國經濟貨幣化程度即將達到盡頭之際,金融業的進一步發展和金融相關比率的提高就必須依賴于銀行業以外的其它金融產業特別是保險業和證券業的進一步發展。
      三結論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如下主要結論:首先,改革開放十幾年來,我國金融發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金融業的發展結構卻極不平衡,突出表現在以下兩點,一是從行業分類看,保險業、證券業規模偏小,遠遠未能發揮出其應有的功能;二是從銀行體系的貸款結構看,對中小企業貸款比重偏低,限制了中小企業的發展,特別是在目前中小企業經營發生困難的大背景下,這將影響國民經濟整體的發展速度。其次,中國目前的金融發展水平同國外相比還有一定的差距,在即將貨幣化進程即將走到盡頭之際,中國金融發展在量的擴張方面將主要依賴于保險業、證券業的進一步發展,而銀行業的發展應轉到質的提高方面來,在避免和減少不良貸款的同時,特別要注重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和銀行的盈利能力以避免類似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發生。
經濟研究資料京3~8MF1體制改革馮玉明/俞自由19981998作者單位:馮玉明 上海交通大學管理學院, 俞自由 上海財經大學博士生導師 200030 作者:經濟研究資料京3~8MF1體制改革馮玉明/俞自由19981998
2013-09-10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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