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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蘇交惡與“文化大革命”
中蘇交惡與“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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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有著廣泛而深刻的蘇聯背景。這種背景,一方面是中蘇兩黨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論戰,它是毛澤東同志階級和階級斗爭理論不斷“左”傾的極其重要的“助劑”。另一方面,赫魯曉夫在蘇聯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為毛澤東同志所誤解,為毛澤東同志提供了“現代修正主義”的藍本,使毛澤東同志進一步看到了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的事實上的危險,終于發動了一場以“反修防修”為目的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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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前爆發的那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澤東同志關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左傾錯誤理論指導下的產物,這種錯誤理論經歷了1957年反右派斗爭擴大化、1959年廬山會議發動的“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1962年的八屆十中全會等幾次嚴重升級,最終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縱觀這一左傾錯誤發展的全過程,我們不難發現,它的每一次升級都有著不容置疑的蘇聯背景。正如《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所指出的:“蘇聯領導人挑起中蘇論戰,并把兩黨之間的原則爭論變為國家爭端,對中國施加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巨大壓力,迫使我們不得不進行反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正義斗爭。在這種情況的影響下,我們在國內進行了反修防修運動,使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迷誤日益深入到黨內,以致黨內同志間不同意見的正常爭論也被當作是所謂修正主義路線的表現,使黨內關系日益緊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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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所周知,自新中國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爆發的10余年間,中蘇關系經歷了一個由友好到對峙的大轉折。一般說來,1957年以前,是中蘇關系的“密月”期,1958年以后,中蘇間的熱情開始降溫,分歧逐漸明顯并開始公開化,兩黨之間的爭論開始惡化為兩國間的對抗。
  早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前后,在以三大改造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革命即將取得完全勝利,黨的工作重心即將由革命轉入建設的關鍵時刻,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就開始了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發表,以及“八大”通過的一系列具有歷史意義的文獻,代表了這種探索的最初成果。在談到《論十大關系》的寫作動機時,毛澤東曾說:十大關系是基本觀點,就是同蘇聯比較,除了蘇聯的辦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別的辦法能比蘇聯、歐洲各國搞得更快更好〔1〕。 因此毛澤東同志論述十大關系的重要目的就是要吸取過去照抄照搬蘇聯的東西過多而走的一些彎路、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損失和浪費等教訓,從蘇聯的教條中擺脫出來,走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能比蘇聯和東歐各國更快更好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據薄一波回憶,當毛澤東同志正在為寫《論十大關系》而作調查研究時,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由米高揚直接送達毛澤東〔2〕, 從而更堅定了他作這種探索的勇氣和信心。
  然而,正是在這個時候,國際形勢也發生了重大變化。1956年,除了蘇共二十大的召開之外,在社會主義陣營內部接連發生了“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而帝國主義陣營的美、英、法等國則出兵中東,武裝干涉伊拉克和埃及內政,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報告不僅在社會主義陣營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造成了混亂,而且給帝國主義以反蘇反共的口實。這種國際背景給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同志的影響是直接的,在總結“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的經驗教訓時,毛澤東曾反復強調, 這是因為兩國的執政黨沒有抓好階級斗爭。 當1957年夏季極少數右派分子向黨進攻之時,毛澤東同志便很自然地聯想到了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并且指出:“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3〕因此,1957 年的反右派斗爭被人為地擴大化了,造成了建國以后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理論的第一次左傾錯誤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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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是中蘇關系由友好走向分歧的關鍵一年,“在中蘇關系發展史上,1958年是個轉折點,國際上普遍這樣認為,赫魯曉夫也在公開場合講過。”〔4〕“為什么說1958年是個轉折點呢?有跡象表明, 蘇聯方面在考慮整個政治戰略部署準備有所改變,給我們的第一個印象是1958年元旦克里姆林宮的新年國宴,在蘇共主席團長桌背后臺上突然發現布置了一盆利用電光裝置的熊熊烈火的盆景,上面寫著‘解凍’。這是明白地宣布,蘇方與西方世界的關系要解凍了,要緩和東西方緊張關系了。”〔5〕為什么會發生這種轉折呢? 除了“蘇聯方面在考慮整個政治戰略部署有所改變”以外,還因為經過一系列黨內斗爭,在1957年蘇共六中全會清除了所謂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反黨集團”以后,赫魯曉夫在蘇聯黨和政府中的地位已經得到鞏固,蘇聯的國防力量也得到了很大的加強,于是,大國沙文主義開始暴露出來了。
  1958年8月,赫魯曉夫匆匆來華,提出由蘇聯出錢、出技術, 由中國提供基地的建立所謂“聯合艦隊”和“長波電臺”的要求,遭到了中國黨的嚴辭拒絕。
  之后,赫魯曉夫等蘇共領導人在不同場合對中國黨的內政外交橫加指責:詆毀“雙百方針”,說我們不該與印度尼赫魯交火,不該炮擊金門,不該放走達賴,甚至攻擊和嘲笑正在進行中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些都是中國領導人,尤其是毛澤東同志所不能容忍的,特別是“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毛澤東同志是極為珍視的,它不僅是人民群眾的創造,也反映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特色,因而任何人都不能染指。1959年7月, 彭德懷同志在廬山會議期間的發言及其意見書中,因為多了幾根觸及“三面紅旗”的“刺”而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同志曾在一個《內參》件上批示:“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曉夫們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從這段批語中,我們不難看出,廬山會議之所以要對彭德懷在黨的原則和紀律規范內的一紙“意見書”上綱上線、大加撻伐,原因在于彭德懷是在黨內替赫魯曉夫說話,何況在廬山會議之前,彭德懷曾率領一個軍事代表團剛訪問過蘇聯和東歐,并被赫魯曉夫稱為“國際英雄”。“‘是不是從外國取了經回來了?’這正是討論時,有人射向彭德懷的一支惡箭。”〔6 〕廬山會議的嚴重惡果是開始把社會上的階級斗爭引向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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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以后,蘇共在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他們毀合同、撤專家,并不顧中國黨和政府的原則立場,單方面將中蘇分歧公諸于世,把兩黨之間的爭論擴大到國家方面。
  1959年6月,蘇聯政府撕毀了中蘇雙方在1957年10 月簽訂的關于國防新技術的協定,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有關的技術資料。
  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突然照會中國政府, 片面決定召回蘇聯專家。7月25日,未等我方答復,蘇方又強行決定自7月28日至9月1日將它在華的專家1390人全部撤回,撕毀了343個專家合同及合同補充書,廢除了257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
  “1961年10月舉行的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是蘇共領導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分裂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新的高峰。”〔7 〕赫魯曉夫在這次大會上將其“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和平過渡”以及“全民黨”“全民國家”的理論系統化,并繼蘇共二十大后又一次集中詆毀斯大林,攻擊中國共產黨,“甚至公然表示支持中共黨內的反黨分子”。
  1962年4月16日,由于蘇聯通過其駐新疆領事的長期策動和誘騙,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塔城,裕民、霍城三縣居民6萬余人逃往蘇聯。5月25日,又制造了伊犁暴亂事件,在中印邊境沖突中,蘇聯在宣傳、物資、武器等方面大力支持印度擴張主義者。
  中蘇交惡的不斷升級,嚴重地影響了中國黨內的政治生活,這種升級與當時黨內和國內出現的所謂“單干風”、“黑暗風”和“翻案風”交相作用,使得毛澤東同志腦子中的那根慣有的階級斗爭之弦一下子拉緊了許多,仿佛一個修正主義的幽靈正在社會主義中國的上空徘徊。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同志首次提到國內修正主義的問題。
  在1962年9月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上, 毛澤東把階段斗爭問題重又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使階級斗爭的觀點進一步系統化,理論化。他斷言: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并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這樣,階級斗爭的迷誤日益深入黨內。“國外帝國主義的壓力和國內資產階級的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思想的根源。在對國外階級敵人進行斗爭的同時,我們必須及時警惕和堅決反對黨內各種機會主義的思想傾向。”〔8〕
  西方一位研究中蘇關系的權威曾說過這樣的話:“莫斯科再一次低估了中國人的自信、決心、能力和對經濟困難——大躍進和意料之外的自然災害的抗擊力。這些挫折,加上蘇聯的高壓,導致倔強的共產黨中國日益抵觸,從而對于中國堅持自己在理論上的立場和在政治上的孤立地位,反而起了強化作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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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以后,中蘇之間的分歧開始由內部爭論轉為公開的論戰。
  1963年初,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轉交蘇共中央給毛澤東主席的一封信,建議兩黨停止爭論,舉行會談。1963年6月14日, 作為對蘇共中央來信的答復,中共中央發表了《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一文。一個月后,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了一封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這是對中共6月14日信件的評價。 “中共中央認為,這封信的內容是不符合事實的,它的觀點是我們不能同意的。 中共中央將在適當的時候予以澄清和評論。 ”〔10 〕于是, 從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 《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先后發表了9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 這些系列文章系統地澄清了中國共產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無產階級專政、民族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等問題上與蘇共的分歧,表明了中國共產黨的原則和立場。中共原來準備寫“十評”,因為赫魯曉夫在1964年10月下臺, 中共從團結的愿望出發, 沒有發表第十評, 并于1964年11月5 日派出了以周恩來為團長的中國黨政代表團到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7周年慶典,希望蘇共新領導的態度能有所改變。可是,中共代表團被勃列日涅夫告知:他們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問題上,在對待中國的問題上,同赫魯曉夫沒有一絲一毫的差別,更有甚者,“在十月革命節的國宴上,當賀龍副團長和蘇方崔可夫元帥在談話時,馬林諾夫斯基向我黨提出無理挑釁,公然出面對兄弟黨的最高領導人施加壓力,幻想改換我國黨領導人,當時被賀龍副團長頂了回去。”〔11〕
  1966年1月,蘇聯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簽訂了為期20 年的“友好互助條約”,據此條約,大批蘇軍進駐中蒙邊界,嚴重威脅中國“三北”地區的安全,中蘇關系惡化到極嚴重的地步。
  在中蘇論戰白熱化,以致出現中蘇、中蒙邊界嚴重軍事對峙的同時,國內階級斗爭的空氣進一步升溫,黨內出修正主義的危險提到了相當嚴重、聳人聽聞的程度。
  從1963年開始,全國城鄉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是毛澤東同志有關階級和階級斗爭理論的一次有針對性的實踐,是“反修防修”的一次預演。
  1964年7月, 毛澤東同志親自審定了第九評——《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其中指出:“對于另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復辟,人們往往不容易看得到,往往不注意,往往不警惕,因而它的危險性也就更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由于黨和國家的領導蛻化變質,走上修正主義道路,走上所謂‘和平演變’的道路”。從這里可以看出,毛澤東同志已經對中央可能出修正主義這一問題提高了警惕。
  1965年1月, 在毛澤東主持制定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中,進一步把社教運動的重點明確為“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1965年底,毛澤東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如果中央出修正主義,你們怎么辦?”至此,原來那種一般意義上的修正主義已經具體化了,這就是后來的“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蕩滌神州”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
  正象有的論者所指出的:“很明顯,在1962年以后,在導致擴大化錯誤加速發展的諸因素中,來自國外的因素——對蘇聯霸權主義的正義斗爭和對社會主義改革的誤解——的作用明顯增加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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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中蘇兩黨在意識形態方面,特別是在有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些原則問題上的爭論造成了毛澤東同志階級和階級斗爭理論的不斷左傾,那么,蘇聯在赫魯曉夫上臺以后,特別是在蘇共二十大以后按赫魯曉夫自己的思維意向所進行的一系列改革使得毛澤東同志進一步看到了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的事實上的危險。
  從1956年的蘇共二十大到1961年的蘇共二十二大,赫魯曉夫基本完成了其改革的理論構建,這種理論的核心,就是曾經為我們口誅筆伐的“三和兩全”論,在這種理論指導下的改革措施,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關于蘇聯的社會政治狀況和階級關系,蘇共認為,早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1936年,蘇聯即已基本建成了社會主義,由于普遍實現了工業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使得蘇聯國內的政治狀況、主要矛盾和階級關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政權問題已經基本上得到了解決,在目前的蘇聯社會里,敵對的階級已經消滅,階級斗爭已不復存在,蘇聯已經進入了“全面展開共產主義建設的時期”。國家已由階級統治的工具變為“代表全民意志的機構”,“已變為全民的國家”。同時工人階級的黨也“成了全體人民的黨”,因此,社會主義國家目前最主要的職能是“組織社會生產和領導經濟”。并且認為:“對社會的一切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就是改善人民的生活,滿足人民的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13〕。赫魯曉夫本人也認為:列寧作為革命的組織者、黨和國家的奠基人而載入史冊;斯大林雖有錯誤,但保證了反對德國法西斯戰爭的勝利;那么,自己的任務就是給人民帶來和平和福利。
  在所有制方面,改變了過去那種單一的公有制形式,允許包括個體經濟在內的多種經濟成份的并存。在經濟的計劃化方面也不象過去那種清一色的指令性計劃,并且開始引進市場機制。
  在管理體制方面,強調部門、地方和企業的自主權;重視利潤、價格等經濟手段在經濟管理中的作用。
  在意識形態領域,強調人們在政治上和道義上的一致;提倡創作自由,認為文藝工作者不應該是根據命令,“而是根據自己的信仰”去創作。
  在外交政策方面,赫魯曉夫也有他自己的新思維。他認為,由于社會主義陣營的加強,維護和平力量的壯大,特別是蘇聯軍事力量的強大,美國不可能輕易地冒打一場核大戰之險。因此,蘇聯應該爭取時間,發展自己的經濟,增強自身的綜合國力。東西方的和平共處和和平競賽是完全有可能的,“和平過渡”是可以通過和平共處和和平競賽來實現的。“或者是和平共處,或者是發動歷史上最具有毀滅性的戰爭。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14〕蘇聯共產黨確信:“哪個制度比較好,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不應當通過使用導彈核武器的世界戰爭來決定,而應當在和平競賽中決定。”〔15〕一旦蘇聯成了世界第一強國,“所有國家的人民就會最后確信社會主義”。
  要恰如其分地評價赫魯曉夫的改革,現在看來還不那么容易。其中有些內容的魯莽和輕率也是顯而易見的,但主要的方面,包括赫魯曉夫勇于改革的膽識,改革給工農業生產帶來的積極影響,特別是在農業方面的積極影響是很大的,一直困擾蘇聯的糧食問題在赫魯曉夫時期基本上得到了解決。他的和平共處,“鑄劍為犁”的口號也是有積極意義的。總之,赫魯曉夫的改革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起到了投石問路的作用,直到今天,還有很多值得借鑒的地方。
  歷史往往表現出一定的偶然性。當赫魯曉夫在蘇聯推行其改革計劃的時候,毛澤東同志也正在探索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在1962年初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曾經說:建國后的頭八年,“因為我們沒有經驗,在經濟建設方面我們只得照搬照抄蘇聯,特別是重工業方面,幾乎一切都抄蘇聯,自己的創造性很少。……從1958年起,我們就確立了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方針。”應該說,這兩種探索的動機是相同的,都是為了證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但內容迥異,毛澤東同志走的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采用的是群眾運動的辦法,用“政治掛帥”“思想領先”作為調動群眾積極性的原動力和維系這種群眾運動的向心力。實踐已經證明,這條道路和這種辦法是階級斗爭擴大化的最好的溫床。而赫魯曉夫在蘇聯推行的,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與“帝國主義陣營”“和平競賽”的道路,運用“利潤掛帥”“物質刺激”等經濟手段提高社會的勞動生產率。這樣,兩條道路、兩種方法之間就有了一道很深的鴻溝。
  本來,在這種情況下,兩條道路并行不悖、互不染指,也就相安無事了。而赫魯曉夫等蘇聯領導人偏偏要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受挫的時候對“三面紅旗”冷嘲熱諷,在我國國民經濟嚴重困難時落井下石。在國內,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領導同志,從實際出發,為克服困難進行了許多糾左的工作,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的提出,為反右傾運動中被錯誤批判的大多數同志進行甄別平反,給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大多數人摘掉了帽子;在農村政策方面實行了以包工包產為中心的,允許超產獎勵的責任制,允許一定程度、一定范圍的家庭副業的存在,重開農村的集市貿易,重新肯定生產小隊的所有權;在工礦企業方面,頒布了《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對工業生產中的管理體制,管理辦法以及各種比例進行了較大的改造和調整;再一次認定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是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意識形態領域又開始活躍起來。
  所有這些,都是符合社會主義原則的,反映了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但與毛澤東同志理想中的社會主義模式格格不入,因此,這些措施和政策在他那里被歸納為“單干風”“翻案風”和“黑暗風”,是在向赫魯曉夫靠拢。恰好在這個時候,美蔣集團又一次把反華、反共、反攻大陸的叫囂推向一個新的高潮。在國內,由于嚴重的經濟困難,社會上一些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分子妄圖變天,配合美蔣行動;同時,在城鄉的一些基層單位里也存在著經濟管理方面的帳目不清、財物不清、倉庫不清等問題;在干部作風方面,有些人搞特殊化,多吃多占,極少數貪污腐化,也有個別壞人混入了組織內部;在意識形態領域,出現了少量格調不高,內容不健康的作品,這些“階級斗爭的新動向”和“單干風”“翻案風”“黑暗風”聯系起來,正好是蘇聯“修正主義”的最好注腳。
  至此,以“反修防修”為原始動機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終于被提上了日程。*
  注釋:
  〔1〕周承恩等:《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
  〔2〕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
  〔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4〕李越然:《外交舞臺上的新中國領袖》。
  〔5〕〔11〕劉曉:《出使蘇聯八年》。
  〔6〕李銳:《廬山會議實錄》。
  〔7〕〔10〕《人民日報》編輯部、《紅旗》雜志編輯部1963年9月6日文章:《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
  〔8〕《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的公報》。
  〔9〕[美國]A·D·洛烏:《龍與熊·中蘇爭端始末》。
  〔12〕鄭謙:《對“文化大革命”發生原因的再認識》,見《十年后的評說》。
  〔13〕赫魯曉夫:1955年2月18日在烏克蘭黨中央全會上的講話。
  〔14〕赫魯曉夫:1956年2 月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的總結報告。
  〔15〕波利揚斯基:1965年11月在慶祝十月革命48周年集會上的講話。
                   責任編輯:章育良
  
  
  
湘潭大學學報:哲社版68-72K4中國現代史宋銀桂19961996 作者:湘潭大學學報:哲社版68-72K4中國現代史宋銀桂19961996
2013-09-10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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