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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哲學形而上學形態的差異
中西哲學形而上學形態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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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哲學有二千多年的歷史,它是中華民族觀察世界、體察人生的方式的總結,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追求超越的形而上學的表述。自從進入近代以來,中國哲學遇到了嚴重的挑戰,然而中國的學人同時也開始了尋求中國哲學發展的新途徑。在過去一百余年的時間里,翻譯介紹了不少西方重要的哲學著作,也問世了多種版本的中國哲學史。這些都是為了建設新的中國哲學而作出的努力。如何在前輩學者辛勤耕耘的基礎上,在新的歷史時期里開創建設中國哲學的新局面,這是擺在跨世紀一代學人面前的一個嚴肅的問題。中國哲學的建設和發展涉及到多方面的問題,本文擬就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即關于中西哲學的比較研究談一些意見。
      將中西哲學比較研究深入到形而上學中去
  開展中西哲學的比較研究,是建設和發展新時期中國哲學的一項必不可少的基礎性的工作。事實上,對中國哲學提出挑戰、并使之陷入困境的正是西方哲學。現在,當我們談論哲學時,脫口而出的就是唯物主義、唯心主義、實體、屬性、主觀、客觀、本質、現象、必然、偶然、因果性……等等,這些原本都是西方哲學的概念。近年來,隨著中國和西方國家之間在文化學術方面的頻繁交流,尤其是由于現代信息技術的普遍運用,西方一些最新的概念和學說,哪怕它還正在蘊釀之中,如“全球化”、“后現代主義”、“生態倫理學”等等,也幾乎同步出現在中國的學術刊物和著作中。我決不是說,西方哲學的概念不能用于中國哲學,更不是說,不需要追蹤西方哲學的最新發展。相反,我認為對西方哲學的了解不能只停留在概念和觀點的層次上,而是應深入到它的形而上學的核心中去,形而上學是哲學的靈魂,一種缺少形而上學的哲學就像是一座沒有神像的廟。這里說的形而上學在西方即純粹哲學,是亞里士多德以來西方傳統哲學的核心內容,并非指與辯證法相對立的形而上學。中國哲學的形而上學和西方哲學的形而上學是兩種不同形態的形而上學,也就是說,在從事哲學活動時的心思是有區別的。當我們翻譯西方哲學時,不得不創造新的漢語詞匯,有時甚至搜腸刮肚也找不到確切的詞語,這說明在有些方面我們根本就沒有像西方哲學那樣的方式去考慮。把中國哲學譯成西文時的情況也一樣。翻譯時的困難還只是中國和西方兩種形而上學間區別的一種外在表露,至于兩者間內在的、全面的差異,這只有在深入的比較研究中才能得到揭示。這一研究涉及的問題包括:中西兩種哲學各自的最高目標是什么?這種目標各有什么性質?實現各自目標的途徑是什么?其實現的結果又各是什么?以及這兩種形態的形而上學各自的作用和存在的問題是什么?
      中、西形而上學形態的差異
  我們在研究中初步得到的認識是:西方傳統哲學的最高目標在于設立一種純粹的原理,它號稱既是普遍的又是必然的,是在概念的邏輯推論中構造起來的。 這是西方哲學史上形而上學的最核心的內容, 稱為ontology,其流行的譯名是“本體論”。中國傳統哲學則把“道”當作是形而上學的最高的目標,它不是在概念中被把握的東西,而是人們在自己的實際生活中加以體驗的東西。如果說,西方本體論哲學所追求的是黑格爾所謂的“絕對真理”;那么中國傳統哲學在“道”這面旗幟下所追求的是“人生境界”。人的實際生活是多種多樣的,它們都可以成為體悟“道”的途徑。至今我們猶說“茶道”、“書道”、“花道”……,這些都聯系著“為人之道”,是在實際生活升華和超越中一度把握到的人生之“道”。
  以上只是我們對中西兩種不同類型的形而上學的初步概括,對它們還可作多方面的深入的研究,并且可以得出一系列重要的結論,包括對哲學和哲學史定義的重新思考。這里限于篇幅不能盡述。我們所要指出的一點是:承認不承認中國哲學有一種形而上學,并且它的形態是有別于西方形而上學的,這是中西哲學比較研究能否展開的前提。理由很簡單:既然形而上學是哲學的靈魂,沒有形而上學的哲學至少不是一種成熟的哲學,不能與之相比;有形而上學而不是一種不同的形而上學,沒有什么可與之相比。
      西方哲學傳統的框架容不下中國哲學
  黑格爾曾經斷言,中國是沒有哲學的。現在大概沒有人會同意黑格爾的這個論斷了,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有了許多不同版本的中國哲學史著作,有的還是外國人寫的。然而,并不是每一本中國哲學史的著作都刻劃出中國哲學的。有的作者把中國哲學史描述為是概念(范疇)的邏輯發展史,這其實是按照黑格爾的觀點寫的。黑格爾正是把哲學定義為概念自身的邏輯運動。他否定中國有哲學的根據,是認為中國還沒有產生從邏輯上規定的概念。這就把人們引向一個方向去思考:中國古代的思想中究竟是否有邏輯規定性的概念?如果無,那么中國就沒有黑格爾所說的那種意義上的哲學;如果有,那么中國哲學不過是黑格爾所說的那種意義上的哲學。無論有還是無,由于它們在同一個方向上思考,這兩種觀點都在黑格爾觀念的框子里,在這個框子里寫出來的中國哲學史,至少是一部以西方哲學的觀念包裝過的中國哲學史。以那種面目的中國哲學去和西方哲學相比,也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因為那種中國哲學里的形而上學精神被替換過了。
  黑格爾的同胞海德格爾發表了與黑格爾完全不同的觀點。對他來說,中國哲學的存在不僅是無可置疑的,他而且還公開表示過對中國哲學中“道”的觀念的仰慕。他是沖破了以黑格爾為代表的西方傳統本體論的觀念來從事哲學研究的。在他的后期著作中,他甚至還提出了“天道”這個觀念,把語言、詩歌、藝術、技術等,都當作是“天道”在其中得到展現的途徑,在各種是者是其所是的過程中去體察、追尋“是”的意義,也就是對“天道”的追尋和體察。他把自己的哲學稱作“思”,以區別于傳統的哲學觀念。舉出與黑格爾不同的海德格爾例子,決不是暗示說,中國哲學不照黑格爾的路子便要照海德格爾的路子,而是說明,即使在西方,哲學也不只有一種唯一的定義。哲學的靈魂——形而上學原是可以有多種形態的。海德格爾畢竟是從西方傳統哲學中沖出來的反判者,他明白自己是站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中、用西方的語言去探索、表述一種新的形而上學精神。中國哲學的形而上學精神只有中國人自己才能理清。
      不知彼無以知己
  中國哲學的形而上學精神和形態至今沒有得到認真的對待和梳理,這有它的歷史原因。中國原來沒有哲學這個詞,哲學更沒有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大約在上世紀末,中國才初次知道有哲學這個詞和以之為名稱的一門學問。中國的學問原來是不太講究分類的,當西方分門別類的學問傳入中國時,其對問題研究的深入及嚴密的邏輯性的優勢立刻顯示出來了。對于那些自然科學的學科,現成地引入、照搬照抄是不成問題的。但是關于文史哲的學科,情況就不同了,這些領域里我們有自己豐富的歷史遺產,每門學科的建立都要從中選取自己所需的資料。從它們原來的存在方式到成為各學科的填充材料,形而上學的形態就開始發生了變化;在哲學學科的建立中這種變化尤其明顯。蔡元培先生為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書作的序中說,因為中國原來沒有系統的記載,要寫作中國哲學史必備的條件之一,不得不依賴西洋人的哲學史。所以我們現在讀到的關于中國哲學史的著作,幾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西方哲學的影響:從哲學的定義、問題、分類、直到術語——用西方哲學的術語統領、解釋中國哲學的術語。取材的原則往往是,選取可以與西方哲學有關內容對應的材料,有許多雖不對應卻能反映中國哲學精神的材料便被舍棄了。各種不同的中國哲學史著作,其差異大致是由于它們所依傍的西方哲學的不同流派而造成的。在這種情況下,能夠自覺地、較多地體現中國哲學形而上學形態的中國哲學史專著是比較難覓的。
  另一方面,中國哲學的形而上學精神之得不到梳理,也同我們尚未能把握西方傳統的形而上學的真義有關。形而上學是哲學中最精深的部分,對它的把握須假以時日。想當初,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國時起,到以禪宗的產生為標志,佛教真正成為中國人所理解把握的東西,其間大約經過了近七百年時間。我們接觸西方哲學才一百余年,比較起來,這個時間并不算太長。我們暫時還未能吃透西方形而上學精神的一個明顯的證據是,本體論還被人們普遍地當成是關于世界本源或本體的理論。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西方的形而上學就是十分淺薄的東西了。這種誤解多半是出于對“本體論”這個詞的望文生義。據我們的初步研究,本體論初創于柏拉圖的《巴門尼德篇》,逐漸成為西方哲學的純粹原理部分:它是由邏輯上規定的概念的推論組成的;這種概念是由哲學家們利用西方語言的性質從日常語言中選取出來加以改造而成的;黑格爾的《邏輯學》是西方哲學史上最典型的本體論。由于本體論中的概念都稱作“是”或“是者”,于是,就稱這是一門關于“是”或“是者”的學問。“本體論”這個譯名是不確切的,其原文ontology是根據希臘文的詞根構成的,其中on就是指英文中的being, 依不同場合可譯作“是”或“所是”。所以,ontology照字面說,就是“是論”。黑格爾以后,本體論已經衰微,然而本體論所開辟的形而上學的精神,已經積淀在西方的文化中,其推理的方法對理論科學的發展尤其有重大的作用。
  以上的論說似乎有些奇怪,它把中國形而上學形態沒有得到認真梳理的原因,歸結為對西方形而上學形態的不甚了了。其實這并不奇怪,主體之“是什么”反映在它同客體的關系中,不知彼,焉能知己?
      在比較中建設新時期的中國哲學
  提出在形而上學的層面上開展中西哲學的比較研究,也迫使我們更注重于中國哲學本身的形而上學形態,而不是只停留于問題和觀點中。與問題和觀點相比,形而上學才更是哲學的。例如,據《論語》記載,孔子向弟子們問仁,給出過幾種不同的答復。每一個答復都是針對一種具體情況的觀點。這里就有形而上學。使得孔子能隨時隨地作出有針對性的回答的當是一種對內湛然澄明、對外接應萬機的心態,這就是敞開著的智慧狀態。只把握觀點,下次情況變了,不免還要問;進入了智慧狀態,那么答案就由自己出了。還有一個頗能說明問題的例子,即關于當代人的“義利之辯”。這是中國思想史上一個古老的問題,在當時想必有過震撼人心的力量,因為它把義與不義當作是人與禽獸、小人與君子的分野,在對義的追求中,人超越了自然和野蠻狀態,并于此超越中體會到了作為一個社會的、倫理的人。現在重開“義利之辯”,其用意想必是為了抵制市場經濟中出現的某些消極現象,卻并不顯得同樣的功效。因為“義”是利他的,而在市場經濟和相應的法律中,更加通行的是“公正”原則。追求超越是人的形而上學本性,中國哲學史中留下了中國人超越的蹤跡,“義”就曾經是這樣的一條超越的途徑。如果我們在其中找不到關于市場經濟條件下人的超越的途徑,那么,尋找這樣的途徑將是新的中國哲學的任務之一。
  通過在形而上學層面與西方哲學的比較研究,中國哲學的思辨的深度必將向世人顯露出來。它將表明,中國哲學有一種與西方不同形態的形而上學,它是中華民族悠久而獨立的文明的結晶。同時,中國哲學由于生根于中華民族實際生活方式基礎上而產生的自信,將容納、消化和吸收自己所沒有的、西方形而上學精神中的有益部分,發展成為一種新的中國哲學。當初佛學傳入中國,歷經一千余年的消化吸收,終于使中國哲學更為精深,在宋明理學中達到了新的思辨高峰。現在,中國哲學正在與西方哲學交流切磋,它的又一個高峰是完全可以預期的,其出現的時間也不會很久。
  
  
  
文匯報滬⑧B5中國哲學俞宣孟19991999中國哲學史這門學問,從它產生之日起就處在西方哲學觀念的影響下;然而,我們迄今對西方哲學、尤其對它的形而上學形態的把握是不夠準確和深入的。深入的研究將表明,中國傳統哲學有著與西方哲學不同的形而上學形態,這一區別提出了重新思考哲學定義的要求,也增強了我們通過中西哲學比較研究建設新時期中國哲學的信心。 作者:文匯報滬⑧B5中國哲學俞宣孟19991999中國哲學史這門學問,從它產生之日起就處在西方哲學觀念的影響下;然而,我們迄今對西方哲學、尤其對它的形而上學形態的把握是不夠準確和深入的。深入的研究將表明,中國傳統哲學有著與西方哲學不同的形而上學形態,這一區別提出了重新思考哲學定義的要求,也增強了我們通過中西哲學比較研究建設新時期中國哲學的信心。
2013-09-10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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