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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科學傳統與中國近代科學方法論的形成
中西科學傳統與中國近代科學方法論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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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分類號:C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662(2000)01—0074—03
  中國古代科學雖然很發達,但是長期停留在現象的描述階段,缺乏實驗手段去驗證其普遍性,因而現象的觀察再驚人,也無法歸納為普遍的法則,不能為后來的研究者提供規律性的指導,大大阻礙了數學及其它自然科學的發展。曾紀澤在《幾何原本》的序文中講得很清楚:“蓋我國算術以九章分目,皆因事立名,各為一法,學者泥其跡而求之,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遂有苦其繁而視為絕學者,無他,徒眩其法而不知其理也。……觀其象而通其理,然后立法以求其數,則未睹前人已成之法,創而設之,若合符契。”他對《幾何原本》評價很高,認為“《幾何原本》不言法而言理,括一切有形而概之曰:點、線、面、體。”(注:鐘叔河:《走向世界》。)這樣,由于中國古代算術“皆因事立名,各為一法”,代數的成就沒有產生合理化的體系,幾何的經驗也無人將其理論化、系統化。中國古代許多科學家為后人留下來的大都是“法”而不是“理”。這說明,就個人的研究能力、觀察能力而言,中國人往往是杰出的,但無助于整個科學的開創性發展。如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在國際上也被看作是植物分類學的巨著。但它于中國植物學并沒有起劃時代的推動作用。這里面既有生產的經濟基礎對科學發展造成的限制,也有哲學傳統對科學方法的束縛,如果這種狀況不突破,中國的科技仍然只會在一個規范內徘徊,正是在這點上,近代科技引進的意義是重大的。
      一、中西方傳統科學觀念和思維方式的不同
  中西哲學傳統的不同首先在于西方古代神學統治一切,由此形成西方中世紀的神學自然觀;相反,中國古代政治理論統治一切意識,這使得中國古代的自然觀打上了儒家倫理中心主義的烙印。
  中國古代的科學思想和研究,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它使得有獨立人格和意志的上帝在中國古代科學理論中找不到插足之地。古代理論的產生往往與人們的直接經驗和直觀感受相聯系(當然也不乏天才的想象與推理),這就使得中國古代科學理論往往帶有經驗論的唯物論色彩。它是中國古代科學理論比神學自然觀占統治地位的中世紀西歐更為先進的原因。古代的西方神學統治一切意識;古代中國政治理論統治一切意識。相比之下,中國是人文的,西方是神學的。但是神學的藩籬比較容易沖破,因為它終究是虛的,學術一旦從神學的統治下解放出來,便無所顧忌地發展。而中國的人文主義的傳統倒成了學術自由進步發展的障礙。西方的科學帶有神學的烙印,中世紀時代的人們認為,上帝是萬能的,它給了世界以秩序,因此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其最終歸于上帝。這與科學到處出現規律是相關的,甚至可以說,正是神學啟發了科學精神,因此有許多大科學家是信仰上帝的,他們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為了證明造物主的英明。西方中世紀所流傳的“科學是神學的婢女”就是指此而言。
  以個人經驗的合理外推是儒家認識世界的模式,這種模式給自然科學理論帶來了直觀和思辨的特點。特別是儒家倫理的中心主義使科學理論更趨于保守和缺乏清晰性,無論是董仲舒、朱熹,還是王充、沈括,都以人的行為感受外推解釋自然現象,這就出現了一種較為奇特的現象,在那些用日常經驗和直觀外推所能解釋的領域里,中國科學理論都有過精彩的論述,但一旦越出直觀外推所能把握的領域,中國古代科學理論就顯得含糊不清。儒家的倫理中心主義長期使科學理論擺脫不了稚氣。在這種思想支配下,人們很難把自然界當作認識的對象來研究,并且科學理論有一種倫理化的傾向。中國古代哲學就偏重人的研究,而不去或不過問自然,一直都不把自然真正當作認識的對象去對待。古代先秦的時候有人就說“六合之外存而不論”(上下東西南北為六合),六合之外的東西與人沒有關系,可以不去管它。譬如有些民族,宗教鬼神靈魂觀念非常發達,在中國就不去考慮那些東西。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就是把重點放在人的身上,注重人跟人現實的、當前的利益,而對六合之外的純知識性東西則缺少一種理性主義的態度去研究它,這就不利于自然科學的發展。另一方面,中國古代在研究自然時,喜歡把自然人格化,似乎大自然與人類之間有著某種聯系,所謂“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注:(漢)高誘:《淮南子·天文訓》,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版。),這種自然觀反映在哲學上就是“天人合一”。直至近代,思想家在接受西方近代科學時,仍反映出他們的文化背景來,他們常把不同的知識和概念混為一談,并從中找出共同哲理。譚嗣同甚至可以在科學與宗教之間找出一條理論。(注: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他的《仁學》談到“物質不滅”后提到宇宙無限概念,但譚以佛教的輪回來解釋。中國喜歡把自然人格化,把自然的規律倫理化。阮元在談到西方天文學時還說,西方天文學為了解釋天體運行不勻速的原因,先后提出過本輪勻速論、日心地動說和橢圓面積論。他嘆道:“其法屢變”、“離經叛道”、“吾不知其伊于何底也”。他認為“天道淵微,非人力所能窺測,理論應該言其所當然,而不復強求其所以然,此古人立言之慎也。”只有這樣,理論才能“終古無弊”(注:阮元:《疇人傳》。)。
  中西古代哲學傳統的不同點還表現在中國古代儒家的有機自然觀一直占統治地位,而西方則經歷了由有機自然觀到形而上學自然觀的發展。
  中國古代儒家的有機自然觀對中國古代科學思想的發展起著重要作用。由于認為自然是有機的,這就使得中國人善于整體性思維,而缺少分析性的思維。觀察事物先由整體,然后才由具體,這種思維方法的優點在于有利于把握宏觀,而具體的就不一定了。但是,由于具體的東西把握不準,那么整體性的認識也就處于一種模糊狀態。有機自然觀是自然科學發展的一個階段,它對萌芽時期的科學是必不可少的。中國古代有機自然觀一直占統治地位,而西方則從有機自然觀發展到形而上學自然觀,從而促進了西方自然科學的發展。在18世紀下半葉,“把自然界的事物和過程孤立起來,撇開廣泛的總的聯系去進行考察。因此,不是把他們看成是運動的東西,而是看作靜止的東西;不是看作本質上變化著的東西,而是看作靜止的東西;不是看作活的東西,而是看作死的東西。”(注: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8—19頁。)“雖然十八世紀上半葉自然科學在知識上甚至材料的整理上,高過了希臘古代,但是它在理論地掌握這些材料上,在一般自然觀上都低于希臘古代”。(注:《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0頁。)恩格斯的這段話,說明了歐洲近代自然觀的落后,但在材料的整理與分析研究方面超過了古希臘,也就說明了形而上學在自然科學發展史上的重要作用。中國的有機自然觀在古代一直占統治地位,由于形而上學不發達,故而導致了中國近代以后科學的落后。
      二、新的方法論的形成
  方法論受人的觀念的影響,即有什么樣的世界觀,便有什么樣的方法論。中國近代自從鴉片戰爭以后,特別是洋務運動以后,開始掀起向西方學習的熱潮,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知識和社會知識開始大規模傳入中國。這些知識包含了不同的思想觀念,又包含著近代科學觀念、科學方法,促進了中國近代科學方法論的形成。我們以康有為為例加以闡明中國近代科學方法論是如何形成的。
  中國傳統不重視形式邏輯,所謂方法不過是近似于演繹的釋經學術方法。這種方法很難助人抽象思維,不能推動近代科學的誕生。康有為之前,許多科學家(如李善蘭)在實際科學工作中已經悄悄地突破禁區。康有為則比較自覺地意識到了方法問題,于《實理公法全書》開篇“實字解”一書專門展開了討論,他認為科學方法是能夠使人認識真理(“實理”)的方法,換句話說,可以使人認識真理的方法是科學的方法。此類方法共有三種:一是“實測”之法為格致家考明實理的方法,大約相當于實驗方法;二是“實論”之法,“如古時某人如何教人,則人之受教者如何……,其功效高下,皆可以列為表,而實考之。”大約相當于歸納法;三是虛實之法,“如出自幾何公理之法,則其理較實;出自人立之法,則其理較虛。又幾何公理所出之法,稱為必然之實,亦稱為永遠之實,人立之法稱為兩可之實。”(注:《實理公法全書》,《康有為全集》第1卷。)大約相當于公理法(演繹法)。接著, 康有為大膽嘗試,用當時中國人還比較陌生的公理法和歸納法闡述自己的主張。
  公理法是古希臘亞里士多德創立的邏輯體系,基本思想為從不可證明的必然前提出發,運用證明的三段論,推出所有定理。康有為以公理法編排《實理公法全書》結構:全書分若干門,每門先引若干條“實理”為必然前提,然后從實理中推出人們的一般認識或可能的結論作為“公法”,最后對公法作進一步解釋名曰“比例”。上述三步驟從演繹法考察相當不嚴格甚至荒謬。但是它的意義并不在此,它標志著中國傳統釋經方法已被打破,思想解放的潮頭快要到來了。康有為公理法的直接來源為歐幾里德《幾何原本》的中譯本。《康南海自編年譜》1886年載“作《公理書》,依幾何為之者”的說法,明確肯定了這一點。
  歸納法是培根建立的近代科學方法,它的推理方法是從特殊事物中推出普遍結論。康有為《實理公法全書》比較明確地使用歸納法的一段文字是后來修改時加入的,(注:《實理公法全書》始作于1886年,而該材料為1891年法國巴黎統計資料。)這段文字通過法國巴黎1891年離婚率等多項統計資料,說明凡男女立約“必立終身之約”等比例的“不合實理”(注:《康有為全集》第1卷,第282—283頁。)。 盡管這些材料為后來修改時所加,但康初寫此書時便有應用歸納法的打算,如“禮儀門”下一段說明為:“俟大集五洲各國會通禮列表求之。今如言其大者一二端,以為引例云爾”。此外,“刑罚門”、“教事門”、“治事門”等門下均有類似的說明文字。康有為歸納法的來源可舉出的有兩條:一是1877年《格致匯編》和1878年《萬國公報》上刊登的《格致新法》一文,該文比較詳細、準確地介紹了培根歸納法的內容,如文中有“培根言,獨一真法漸次升高,乃從目睹耳聞習熟之物,即以最小之公論而后升至最高之總論”的描述。一是赫歇爾《談天》一書。赫氏為培根以后發展歸納法的主要人物之一,《談天》一書所用的方法主要是歸納法。
  至于實驗方法的影響,由于當時西學主要成份為自然科學,這種影響比比皆是,無需再加引證。
  康有為1886年前后敏銳地看出科學方法與近代思想之間的深刻聯系,并大膽嘗試了幾種科學方法,在中國近代思想發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愛因斯坦有言:“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的,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得幾何學中)以及通過系統的實驗有可能找出因果關系(在文藝復興時期)。”(注:《愛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574頁。)從這個意義上或許可以說,康有為真正接觸了西方科學的實質,意義還不止于此,引進西方科學方法意味著在認識論上懷疑中國傳統,這種懷疑精神(以后又體現為重新發現和解釋傳統)給中國大地灑下了最初理性的光輝。
  綜上所述,由于中國和西方科學傳統及其方法的不一樣,導致了中西方自然科學發展速度與水平的差異。洋務時期西方自然科學的引進,對于改變中國固有的自然觀,促進中國自然科學的發展起著重大作用。如果從數學史來說,近代雖無大的發展,但引進微積分等新的數學工具以后,對數學的研究得以從宏觀領域進入微觀領域,從研究的相對靜止進入運動的狀態。此外,符號代數學的出現突破了舊有的表達方式,使數學研究大大縮短了時間,有利于科學的發展。科學術語的形成和制訂,建立了近代科學的系統性,尤其是化學中的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法的引進,改變了中國科學的似是而非、模棱兩可的描述,走向實驗階段,而實驗階段的出現沖擊了傳統的“玄”的思辨方式,糾正了中國傳統自然觀的缺陷,改變了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這些引進在當時急劇變化的政治形勢下未能充分顯示出多大的效果,但是,這些工作使中國逐步建立了近代科學的系統性和實驗性,使中國的科學發展在方法論上合上了世界的脈搏,而五四時期民主與科學口號的提出,正是西方科學引進后產生的必然結果。
  收稿日期:1999—11—20
  
  
  
商丘師專學報:黃淮學刊74~76B2科學技術哲學張紅濤20002000由于中西傳統科學觀念不一樣,從而影響了中西近代科學發展的速度與水平。近代西方自然科學傳入中國,促進了中國科學傳統的更新及近代科學方法論的形成。科學觀念/中國近代科學方法論/科學傳統/神學/儒家思想張紅濤,中共洛陽市委黨校理論研究室,河南,471000  張紅濤,(1964—),男,河南省伊川縣人,講師、碩士,主要從事中西科學傳統與方法論的比較研究。 作者:商丘師專學報:黃淮學刊74~76B2科學技術哲學張紅濤20002000由于中西傳統科學觀念不一樣,從而影響了中西近代科學發展的速度與水平。近代西方自然科學傳入中國,促進了中國科學傳統的更新及近代科學方法論的形成。科學觀念/中國近代科學方法論/科學傳統/神學/儒家思想
2013-09-10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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