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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音樂文化沖突中的音樂學選擇  ——談楊蔭瀏先生的學術思想
中西音樂文化沖突中的音樂學選擇  ——談楊蔭瀏先生的學術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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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曹安和先生撰寫了《楊蔭瀏與音樂史》一文,文中說到(注:見曹安和:《楊蔭瀏與音樂史》載《人民音樂》1985年4期。):
  “……他在畢生孜孜不倦的音樂工作中,為什么選擇這門廣博而艱辛的中國古代音樂史學科,為之終生奮斗?這個問題,他自己雖然未明確講過,但從他一生的言行中,可以找到答案。
  他在圣約翰大學上學時,世界史老師所講的課本是一位著名的英國人撰寫的,文章寫得很漂亮,其內容為長篇大論的歐洲史,英國史……,而中國的悠久歷史卻只寫了短短的幾頁,在世界史上不占地位,甚至埃及、印度的歷史也比中國史寫的多。他們把我們文明古國看成沒有歷史的野蠻民族。蔭瀏為此感到氣憤不平。他常說,一個國家如果沒有自己的傳統,懷疑自己的文化和悠久的歷史,那么人民將失去對祖國的愛,忘記了歷史,便容易為列強所吞滅。……”
  這段話很概括地說出了這位中國當代音樂史家人生事業中最基本的思想精神。
  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人由于自己的國家在政治、經濟、軍事上受到洋人的欺侮,對于西方文化,往往產生一種盲目的崇拜心理。對于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則往往產生懷疑;即便是屬于人文科學方面的藝術,也不能自信。中國傳統文化出現了危機,音樂界也是如此。從二十年代起,一批有作為的音樂界知識分子,開始担當起自己民族國家音樂發展的責任。每個人在自身的條件下作出了為之奮斗一生的事業選擇。其中,有為“世界大同”而振興音樂的鄭覲文,有為中國建立現代專業音樂教育事業的蕭友梅,有為“從東西的調合與合作之中打出一條新路來”進行創作的劉天華,也有“把西洋音樂技術吸收成為自己第二個天性,再用來發揮從中國背景、中國生活、中國環境里的種種情趣”而作曲的趙元任。又有“以整理國樂史料為終身事業,以待國樂創造來者”撰寫《中國音樂史》的王光祈,等等。楊蔭瀏先生,選擇了中國傳統音樂研究。他從音樂學的角度,對中國音樂縱、橫兩方面的展開了深入的研究。應該注意的是,他們每個人的選擇,無論是屬于創作領域,還是屬于音樂學領域;都是面臨著中西音樂文化沖突這樣一個社會現實,都是以對中西音樂文化沖突的深入思考為前提的。
  以中西音樂文化關系而言,當時主要有三種看法:一種是主張“全盤西化”,可稱為“國際派”;一種是主張“復興國樂”,可稱為“國粹派”;另一種是主張“中西融合”。事實上傾向最后一種的學者和音樂家最多。但是,同樣是傾向于“中西融合”,每個人的作為也不盡然相同。這個不盡然相同的原因,不僅僅取決于個人的思想、才華和興趣;更多的是取決于個人對于“中西融合”認識的深度和廣度。楊蔭瀏先生的個人選擇,則是出于他在這方面不同凡響的學術思考。
  楊蔭瀏先生的學術思考,主要發表在他“國樂的前途及其研究”一文(注:“國樂的前途及其研究”原載1942—1944年《樂風》,重刊于《中國音樂學》1989年第4期。 )和《中國音樂史綱》著作之中(注:楊蔭瀏于1944年完成此書,1952年由上海萬葉書店正式出版。)。其主要特點是,他把中西音樂文化沖突問題放在現實與歷史的多角度、多方位觀察視線的交叉之中。因為這樣,他才得出與其他人不同的看法。這些看法又是楊蔭瀏先生后來從事中國音樂研究的思想起點。他的看法可以概括為以下五點:
      一、“國粹派”行不通,“國際派”不可取
  “國粹派”和“國際派”,是中西音樂文化沖突中的兩個極端的觀點。楊蔭瀏先生對這兩者都作了否定。“國樂前途及其研究”中說:
  “一般單看見國樂而全不了解世界音樂的人們,每以崇拜經典的態度來崇拜國樂,堅持著把過去國樂的整體環境,一絲不改地重演于現代;非但在樂器方面,不主張有所改進,并且在技術方面和教學方面,也主張墨守成規;非但在樂律方面牢守著三分損益的舊說,并且在符號方面,也得守著古代譜式不肯接受改進的建議。其實樂器、符號甚至樂律和技術,都不過是國樂表現或流傳的一種手段,并不是國樂真正的本體。”
  “西樂已與我國的文化發生了關系,而且遇見了它在本土從來沒有遇見的問題。例如歌詞配調的節奏與高低問題,有不同背景的民族接近問題等等。音樂欣賞能力的養成,無論淺深,多少總不免雜有一些先入為主的色彩,對于音樂的要求,無論強烈的程度如何,多少總免不了受到一些物質與精神環境的影響。‘音樂是世界的’的一類泛論,有時很有碰壁的可能。因此,在本土的出路原可以無問題的西樂,到有了這樣歷史,這樣地理,這樣生活,這樣背景的我國民族里面,它的出路,便有了問題。”
  “在整個文化中淘汰音樂,在整個音樂中淘汰國樂,在整個國樂中淘汰某一種國樂,……同樣地都有著審慎的必要。”
  楊蔭瀏先生從音樂本身的藝術規律出發,分析了“國粹派”和“國際派”的謬誤。與此相呼應的楊蔭瀏先生在《中國音樂史綱》的撰寫中聲明既不迎合“國粹派”,也不討好“國際派”。他說:
  “……本書從這樣的觀點出發,所以一方面不愿像有些東方的作家那樣,盲目地單注意本國的虛名,為他們本國的文化,粉飾長處,隱瞞短處,而扭曲事實,在讀者心中,結成空中樓閣似的玄虛的幻象;另一方面,也決不愿意過于注意國際讀者興趣的方向,將世界音樂園地中所共有的事實為綱,從本國音樂園地中專門拾取一些與世界音樂貌似相符,而實際無關宏旨的事實,以遷就國際讀者的原有背景,或者從本國音樂園地中,專門拾取一些與世界音樂特殊違異而實際并不重要的事實,作古董的賣弄,一遷就國際讀者好奇的癖性。本書的使命,是忠實介紹中國的音樂史實及與音樂相關的哲學思想,正希望讀者之中,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反響有自由的余地。”
      二、“中西融合”是中國音樂和世界音樂的未來。
  《國樂前途及其研究》中說:
  “我們對于國樂的未來,有時會作這樣幾種預期的想象:有時國樂曲調在世界的交響樂隊中,經多種的世界公共的樂器演奏著;有時,國樂某種具有特殊音色的樂器,經過了適當的改造,成為全世界普遍應用的樂器;有時某種在技術方面原已達到相當水準的國樂樂器,經過國際音樂家們的認識體驗,不斷地進入新的發展境界,被獨奏的人們重視著,被審美的聽眾欣賞著。到了這個時期,國樂的獨特性,好象因了它孤立性和私有性的消失,多少消失了一些,其實可并沒有真正消失,卻是融入了整個的世界音樂,而在整個的世界音樂中建立了自己。”
  “國樂的獨到價值。必須在與世界音樂公開比較之后,始能得到最后正確的估計,國樂的充分發展,必須在與世界音樂經過極度融化之后,才能達到它應有的程度。取這樣觀點來看國樂,便可以覺得拒絕世界音律,拒絕世界樂器;拒絕在國樂曲調上作配和聲的嘗試等等,都非但是不必要的事,而且也是國樂前途充分發展的障礙。”
  “西樂與國樂在我國,有一部分問題,既因相互關系而產生,將來的解決,便必然在它們相互中間求得:而它們各自適當的出路,乃很可能,將是共同的。”
  “國樂有了出路之時,西樂在我國,才能渡過它這‘囫圇吞棗’的異常階段而真正達到它自然消化的理想時期。”
  在“中西融合”派中,從理論上講,比起劉天華、趙元任等人,楊蔭瀏先生的這個觀點是最有深度的。當時,持“中西融合”觀點者是受到“國粹派”和“國際派”兩方面的夾擊。黃翔鵬先生在紀念文章中談到楊蔭瀏曾經開玩笑地說自己是受這兩方面的“夾板氣”,而黃翔鵬先生則稱他是架通中西音樂文化的橋梁(注:見黃翔鵬:“往事皆遺愛,人今方見思”,載《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84年2期。)。
  以這樣的思想為基礎,楊蔭瀏先生又提出中樂研究者也要學習研究西樂。《國樂前途及其研究》中說:
  “研究國樂,固然不能對于西樂抱不求甚解的態度;研究西樂,也似乎不能對于國樂取不加過問的觀點。”
  “國樂最后有于世界音樂互相融合的必然趨勢。為準備這個時期的來臨,為求將來融合的適宜,我們便不得不為了國樂而研究一些西樂的理論與技術。”
  這兩段話,是關及中國音樂文化建設的遠見卓識;即便在今天,對于中國人來說,無論是學國樂的,還是西樂的,都應該去認真思考。
      三、用中國音樂史的史實來說明“中西融合”是唯一的出路
  面對中西音樂文化的沖突,楊蔭瀏先生另一個重要的思考方式是觀察研究中國歷史上發生的類似情況。外國音樂傳入中國,由來已久;有的時期甚至影響非常大,其結果如何?今天的現實,就是明天的歷史;對歷史上這個問題的深入探討,必然有助于今天如何去對待中西音樂。在《中國音樂史綱》里,楊蔭瀏先生有很多段落論述這個問題,如:
  “外來音樂,若不與本國音樂發生關系,若不因與本國音樂發生融合作用,而形成了本國式的外來音樂,或外族式的本國音樂,則它們在大多數本國人的心中,便無從喚起主動的興趣來,而它們在文化中間被一絲不變地囫圇保存的偶然機會,決不能持久。看唐前的北狄與西域的音樂如何?北狄鼓吹,自始就加進了西域音樂和李延年創作的成分。西域音樂中最有力量的龜茲樂,一進中國,便夾入秦聲的成分,不久便有北齊后主高緯的《無愁曲》的創作。西涼樂與高昌樂都是先被中國音樂同化了之后,才重新傳入中國的。但即使這種情況之下,它們仍很多被淘汰的可能。譬如北周‘天和六年(571)武帝罷掖庭四夷樂, ’高昌樂便暫時擱起;反對‘新聲’的隋文帝之后,要不緊接著來一個專好新聲,發動創作的煬帝,則龜茲樂的命運,便很難于想象。所以,可以說,外來音樂的輸入和它們暫時的流行,固有賴于環境所造成的機緣,而它們之所以能根深蒂固地在中國音樂中間永遠保存著一線的生命,卻還是藉著本國新創作的利用它們,因此,它們與本國音樂的融合。”
  “四夷音樂,在不同期間,各自分頭而來,最初藉了本國民族的喜新和好奇的心理,被分開接受,而各自保持著它們本來面目;后來與本國音樂發生接觸,藉了本國文化原有的堅深基礎,和本國民族創作精神在一時期間的特殊活躍,經綜合于融化,它們的本來面目,乃逐漸歸于消失,而在唐代后期的音樂中,與本國音樂,和為一片,成了渾然的一體。在這渾然的一體中,西域音樂所占的成分獨多,它的影響所及,從創作的樂調,應用的樂器,流行的樂律,甚至從音韻學與詩歌的流變,都可以顯然看出。”
  “全部中國音樂史,可以說,是一部民間音樂的發展史,其中,民間音樂的發展,常包含著對于一部分外來音樂的吸收與融化。”
  “全部中國音樂史,是外來音樂的在影響民間音樂,同時也是民間音樂的在融化外來音樂。民間音樂的愛好,似乎會促使外來音樂的輸入,而喚起人們對于外來音樂的注意;同時外來音樂的輸入,似乎也會促起人們對于本國民間音樂的注意,而造成本國民間音樂的新的發展。……若關心音樂的人們,能從實際體驗生活,則生活自然能將民間音樂與外來音樂隨時統一起來,正不必國粹派與國際派為之過分操心。”
  在《中國音樂史綱》的“結論”中,楊蔭瀏先生提出了在整個中國音樂史發展中存在著的四種沖突,其中第三個沖突是“國粹主義與國際主義的沖突” 。楊蔭瀏先生說:
  “國粹派的一貫提倡‘華夏正聲’,反對‘異族邪音’,在實際上,很少得人真正理會;六朝、隋、唐大量外族音樂之被愛好,大量外來樂器之被應用,正如周代之有南音,周末之有楚聲,并未受到多大的阻遏。同時被接受之外來音樂,往往深深地被吸收進人民的生活中間,與他們原來的音樂相融合,而失掉了外族音樂各自的本色;到了后來,雖然,我們從考證方面,所明知道是出于外來音樂的某些曲調,若將它們與來源各國所有的音樂相比,便見得已是面目全非了。”
  楊蔭瀏先生向我們提供了一個中國音樂歷史上不同時期“中外音樂文化沖突”的結果,這是一個歷史發展的結果,它沒有別的選擇,只能是“中外融合”。歷史的結果是這樣,那么我們現在人為的努力應該去做些什么呢?楊蔭瀏先生在《中國音樂史綱》的“尾聲”中把現實與歷史聯系起來說:
  “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又是與外來音樂文化接觸的時代。比之前史與隋唐時期最為相似;而外來音樂文化內容之豐富,與其影響之廣遠,更遠過之。我們在極端歡迎外來音樂文化的時候,更應當努力探求本國音樂的材料,為兩者合理的交融作充分的準備。”
      四、征引外國音樂家對中國及其他民族音樂的看法
  西學風靡的時候,外國的情形和外國人的話是被人看重的;對待中西音樂問題也是如此。楊蔭瀏先生又征引了世界音樂發展的事實和外國音樂家的看法來說明“中西融合”的觀點。《國樂前途及其研究》中說:
  “在中國有相當時髦的人們主張廢棄所有國樂樂器的時候,在更加時髦的蘇聯作曲家中,聽說倒有將東方的一部分樂器介紹到樂隊中去的企圖。在本國有人準備囫圇接受西方整個的音樂文化的時候,不遠的鄰邦,倒搶先一步的研究我國的國樂,并且略略拗曲了一部分事實,以加強它東亞文化主人的荒謬論點。”
  《中國音樂史綱》的“尾聲”中,楊蔭瀏先生引了英國音樂史學家托維的講演、美國馬庫成《美以美宗圣歌集手冊》和斯巴爾丁《音樂為藝術、為語言》中的話。托維講的是巴赫對古代“前規”的發展;馬庫成講的是英國和美國音樂各自的民族特點;斯巴爾丁講的是民歌的價值。而后,楊蔭瀏先生說:
  “這樣話不由得使我們想起:第一,在外國人利用教育,提倡‘文化不分國界’,企圖將他們整個的生活與文化來代替我們的生活與文化的時候,他們彼此之間,是如何看出并承認相互間微細的區別。第二,光跟著西洋跑,我們就永遠不會有好的音樂——所謂‘垂久永遠的音樂’。而況,第三,我們民間,有的是音樂材料——‘前規’,我們難道不能為、不應為我們將來的無數‘巴赫’,開辟道路,讓他們繼承了遺產,建立起我們自己的現代音樂派嗎?”
  楊蔭瀏先生的這些話,足以使“國際派”清醒一些。
      五、國樂和西樂相比,是整理研究上的嚴重落后
  國樂與西樂相比,在諸多不同的因素中,有一個因素非常突出:這就是西樂有“前規”,即有已形成的技術理論;而國樂則沒有。這個“前規”問題的建設,涉及國人認識中西樂之間創作、欣賞及價值評判等諸多方面的問題,更關系到“中西融合”的音樂發展問題。音樂學者對于西樂“前規”的認識,大都沒有疑義;但能深入思考“前規”問題的,則不多。楊蔭瀏提出國樂的落后,在于“前規”的落后。“前規”是需要有人去研究的,不論它有多復雜、多艱難。國樂的“前規”沒有人去研究,國樂就有被世界音樂排擠的可能;只有對國樂的“前規”作全面的整理,才能真正有助于國樂的發展,有助于“中西融合”的發展前景。《國樂前途及其研究》中說:
  “原因是如此,交融的不同文化因素,因交融以前各因素,獨立基礎的強弱,和它準備工夫的充分與否,會形成種種不同的交融結果。全無基礎、全無準備的因素,在基礎穩定,準備充分的因素之前,會全被壓倒,而形成被并吞被消滅的現象。以國樂而論,當前的情形是如此:我們自己還沒有充分準備,世界音樂的力量卻已非常強大。我們若再不準備,便只有讓整個世界音樂,逐漸地來淘汰或排擠了這僅存的一些國樂成分。因此,我們必須準備。但準備的當兒少量的漸次的發現、歸納和發展,似乎很難抵擋得住世界磅礴的潮流。因此,在這樣畸形的環境之下,我們應當給予國樂過度的注意。”
  “西樂演進中所不可少的繼往開來的巴赫,他的創作,雖然是‘摸索’,可是,他有‘從古代前規學到的種種’,他是由這種種發展而成,與空手摸索者,完全不同。
  我們現在還不能說,國樂已經過了相當于西樂中巴赫的階段。反之國樂去巴赫的階段很遠,因為我們對于古代前規的學習還不夠!”
  其中,對國樂面臨的消亡危機作了一而再的論述,《國樂前途及其研究》文中又引他兩年前日記中話:
  “一部分因了外來影響,會隨著時間消失的材料,更非趕快著手,加以整理不可。”
  “西方音樂,隨著時間之流,刻刻前進,這是事實。但西方音樂的史實和材料,記載精詳,搜羅宏富,這也是事實。有了后一個事實,才會有前一個事實。民族音樂,決不是可以憑空創造出來的,可以憑空創造出來的,是另一樣東西,不能說是民族音樂。”
  “他們(指西樂)音樂史料,所以研究得如此透徹詳明,使在又是過去多少努力研究,分析、歸納的結果,我們決不能單看他們成功的結果而忘掉他們所以達到這成功階段的真正原因。”
  這里,楊蔭瀏分析了西樂成功的原因,也同樣提出國樂要想成功,也必須走過艱苦的整理研究的道路。并且整理研究工作的重要性關及民族音樂發展的成功與失敗。《國樂前途及其研究》中說:
  “……史料研究的結果,可以指示我們民族音樂前途一個比較適當的發展方向,所以,它的成功與否,多少決定了整個民族音樂的發展的成功與否。”
  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楊蔭瀏先生進一步提出如何全面整理研究國樂。《國樂前途及其研究》的第九部分“各人的責任”詳細列出了十幾條具體的研究工作,從綜、橫兩方面對中國音樂的研究工作作了全面的規劃。并呼吁學界國人來共同努力:
  “民族音樂的園地太大;過去從任何方面出發的任何研究,實際都非常渺小。不早藉團結與合作,努力進行。難有及時適當的成就,園地中有的是材料,而這些材料需要多人同從偉大而合理的計劃中出發,分頭來將它們把握住了,隨時加入一個整個的系統。”
  這一點,是楊蔭瀏先生在提出“中西融合”是中國音樂和世界音樂未來之后,進而分析國樂的實際狀況所提出的解決辦法。應該說,這是楊蔭瀏先生思考中西音樂文化沖突中最深入、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在這個看法中,體現出楊蔭瀏先生音樂學的理論思維。從“五四”到四十年代,楊蔭瀏看法是具有獨創性的。如果聯系楊蔭瀏先生一生的學術事業,我們更不難看出楊蔭瀏先生正是為改變這個國樂“落后”的現實,作出了自己的音樂學選擇。他對中國音樂縱、橫兩方進行的研究,已越出曹安和先生所說的中國古代音樂史“史”的范疇;然而能使楊蔭瀏先生為此事業奮斗一生的思想精神卻正是曹安和先生所說的,是他在國家受到欺凌、民族文化受到排擠的時候樹立起來的振興民族的遠大志向。
  五十年后的今天,世界和中國的政治、文化社會環境都和以前很不相同了。西方音樂獨尊的現象有所改變,世界各個國家的民族音樂的發展正引起越來越多的學者的注意。在我們國內,中國音樂“前規”的研究比起以前有了不少進展;但是,我們面臨著的仍然是中西音樂文化沖突的現實,在“中西融合”為主要傾向的音樂發展中,國樂的研究仍然落后于發展的現實。“淘汰和排擠國樂”的思想和現象,也時而有之。在這中國音樂發展的曲折道路上,我們可以看到有許多現象是如此反復驗證了楊蔭瀏先生當時的看法。譬如:在創作中,因為不能很好地了解傳統音樂的基本規律(如宮調、旋律、曲式以及樂器組合等),即使想要作品有民族風格,也無法在藝術表現的較高層次上做到“中西融合”。在表演中,因為沒有能比較深入細致地了解傳統音樂的基本規律,有無法把握傳統音樂的風格。等等。所以,直到今天,傳統音樂“前規”研究作為一項事業仍然十分艱巨、繁重。
  回首本世紀初以來中西音樂文化沖突的歷史,我們至少可以看到這樣一個事實:能夠采取“中西融合”態度者,是其中的一部分;能夠通過努力思考、研究,提出國樂的落后在于國樂整理研究工作的落后的,則又是其中的少數;能夠為振興國樂、并以國樂整理研究工作為自己終身事業的,則少之又少;能夠在這樣的整理研究工作中又能作出卓越成就的,則絕無僅有。楊蔭瀏先生就是這樣的人。
  一個學者的學術建樹是人類的財富,一個學者從事學術的思想與精神同樣是人類的財富。楊蔭瀏先生留給后人的,也是如此。
  
  
  
中國音樂京51~56J6音樂、舞蹈研究鄭祖襄20002000鄭祖襄,現在中央音樂學院工作。 作者:中國音樂京51~56J6音樂、舞蹈研究鄭祖襄20002000
2013-09-10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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