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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老乞大》《樸通事》看元與高麗的經濟文化交流
從《老乞大》《樸通事》看元與高麗的經濟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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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與朝鮮半島,相隔一衣帶水,自遠古以來,一直存在著密切的交往。元朝建立時,統治朝鮮半島的是高麗王朝。元與高麗之間,有著頻繁的政治、經濟、文化聯系。《老乞大》和《樸通事》兩書,便是這種聯系的很好的例證。
    一
  《老乞大》和《樸通事》,是朝鮮李朝(公元1392—1910年)時期流行的兩種漢語教科書。一般認為,《老乞大》中的“乞大”即契丹,老乞大即老契丹。《樸通事》中的“通事”是翻譯的稱呼[①a],樸通事即姓樸的翻譯。兩種書名可能暗示作者的身分,但其具體情況已不可考[②a]。
  《老乞大》總共不到二萬字,分上、下卷。此書以高麗商人來中國經商為線索,用對話的形式,表現道路見聞、住宿飲食、買賣貨物等等,中間插入一些宴飲、治病的段落。《樸通事》的字數約比《老乞大》多三分之一,分成上、中、下三卷。全書用對話或一人敘述的方式,介紹中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涉及宴會、買賣、農業、手工業、詞訟、宗教、游藝、景物等多項內容。兩書反映的是中國北方特別是都城的社會生活。從內容來看,兩書顯然又兼有旅行指南、經商指南的作用。著名學者楊聯shēng@①教授說:“《老》、《樸》兩書的史料價值,非常之高。從史學看,有許多難得的關于元、明兩代風俗事物的記載。從語學看,有很多珍貴的元末明初的口語史料。”[③a]這一評價是很恰當的,只是所說時代需稍加修正(見下文)。語言學界已經注意到了兩書的價值[①b],相比之下,史學界似乎還沒有予以足夠的重視。
  關于兩書反映的時代還可以作一些討論。
  朝鮮李朝世宗五年(明永樂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為了便于“讀者傳寫誦習”,政府令“鑄字所印出”《老乞大》、《樸通事》等書[②b]。這是官方文獻中關于兩書的首次記載。世宗八年(明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司譯院在報告中明確說《老乞大》、《樸通事》是“譯學”的教材,要“通事”背誦[③b]。十六世紀初,李朝語言學家崔世珍為《四聲通解》一書作序,其中說:“夫始肆華語者,先讀《老乞大》、《樸通事》二書,以為學語之階梯”[④b]。可見二書在李朝漢語教學中的重要地位。同時,這些記載也說明《老》、《樸》成書應在世宗五年(1423年)以前。
  朝鮮李朝成宗十一年(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十月,侍讀官李昌臣向國王啟奏道:“前者承命質正漢語于頭目戴敬,敬見《老乞大》、《樸通事》曰:‘此乃元朝時語也,與今華語頓異。多有未解處。’即以時語改數節,皆可解讀。請令能漢語者盡改之”。成宗當即下令:“選其能漢語者刪改《老乞大》、《樸通事》。”[⑤b]這條記載說明:(一)《老》、《樸》二書的語言是“元朝時語,”兩者成書應在元代。(二)十五世紀下半期便已開始對兩書從語言角度進行修改。正是在十五世紀,李朝創制了“訓民正音”,也就是諺文,“諺解”(用諺文翻譯漢文書籍)事業便發展了起來。到了十六世紀,崔世珍編寫了《樸通事諺解》和《老樸輯覽》,后一篇是“匯二者要語而注解者”[⑥b],也就是《老》、《樸》兩書的重要詞匯注釋。崔氏的《樸通事諺解》后佚。李朝肅宗三年(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司譯院正邊暹、樸世華等根據《老樸輯覽》重作《樸通事諺解》,此書序文說,“而以《輯覽》及《單字解》附其后”[⑦b]。又有《老乞大諺解》,成書情況不詳。這兩種《諺解》常見的是漢城《奎章閣叢書》本。本文論述即以此為據。但此本《樸通事諺解》后附的是《老乞大集覽》(上、下)和《單字解》,而不是《輯覽》。這是因為原來《老樸輯覽》中與《樸通事》有關部分,已作為注文收入《樸通事諺解》一書中,剩下有關《老乞大》部分,自行成篇,便成了《老乞大集覽》。序文所說以《輯覽》附其后是不夠準確的。從上所述,可以看出,《老》、《樸》兩書在流傳過程中,經過了不斷的加工整理。現在《樸通事諺解》和《單字解》中,提到“新舊原本”(《奎章閣叢書》本第53頁),“舊本”、“今本”(第44頁),“兩書舊本”、“新本”(第404頁),便反映了兩書變化的痕跡。
  關于兩書的寫作年代,太田辰夫先生認為,“大致可以推想它們是在元代產生的”。但同一篇文章中又說:“仍可推測該書原本是在元代寫成的,或是在去元代不遠的明初,或比這再稍遲些。”[①c]說法比較靈活。楊聯shēng@①先生認為,兩書產生于“元、明時代”或“元末明初,”已見前述。朱德熙先生則“根據書中所記故實及典章制度”,斷定是“元代的作品”[②c]。我很同意朱先生的看法。如果單從語言學角度考慮,明初和元代很難說有明顯的區別,判斷兩書產生于元末明初亦可說得過去。但如看重從歷史事實和典章制度方面進行考察,則兩書應斷定為元代作品。朱先生已舉出一些比較重要的例證,我在這里想再作一些補充。例如,朱先生提到大明殿月臺上四個將軍(第310頁),引證《輟耕錄》“大漢”條,注意的顯然是鎮殿將軍。但“大漢將軍”明代尚有,不能充分說明問題,而大明殿則非元代莫屬。它是元代宮城中的正殿。明代宮城中的正殿是奉天殿,后改皇極殿。又如,《樸通事諺解》卷中記買賣人口,文書開頭寫的是:“大都某村住人錢小馬”(第156頁)。大都是元代北京的名稱,明太祖攻下大都,改名北平,成祖時改北京。又如,書中多用達達、回回、漢兒人等稱呼,這正是元代的特色。
  下面還可以舉幾個明顯的例子。
  “哥,你聽的么,京都駕幾時起?”
  “未里,且早里。把田禾都收割了,八月初頭起。”
  “今年錢鈔艱難,京都也沒甚買賣,遭是我不去。往回二千里田地,到那里住三個月,納房錢空費了。”
  “說的是,不去倒快活,省多少盤纏”[③c]。
  這段對話從字面上來看很難理解。“京都”“駕”起,前往何處?為什么要在“八月初頭”?為什么要等“田禾都收割了”?“往回二千里地”又何所指?但只要我們了解元代的兩都制度,這段話就很容易理解了。這里的“京都”,指的元代上都開平(“京都”很可能是后來改的),在今內蒙正藍旗境內。在大都與上都之間,有四條交通路線,來回約二千里左右[④c]。元朝皇帝每年三月前后便由大都出發,前往上都避暑,八、九月間再由上都返回大都。上都是元朝的夏都。皇帝一行,動在萬人以上,隨行馬匹及其他牲畜甚多,沿途騷擾極大。有的皇帝為了表示關心百姓,便下令在秋收以后再返回大都,以免損壞農作物。如元英宗時,“左右以寒甚,請還京師。帝曰:‘兵以牛馬為重,民以稼穡為本。朕遲留,蓋欲馬得芻牧,民得刈獲,一舉兩得,何計乎寒!’”[⑤c]這就是為什么“把田禾都收割了,八月初頭起”的原因。皇帝一行到上都,許多商人也隨之而往,這段對話實際上是兩個大都商人的口氣。
  《樸通事諺解》卷上記,“午門外”“兩個舍人操馬”。其中之一“白絨氈襪上,拴著一付鴉青段子滿刺嬌護膝。”注文中說:“《質問》云:‘以蓮花、荷葉、耦、鴛鴦、蜂、蝶之形,或用五色絨繡,或用彩色畫于段帛上,謂之滿刺嬌。’今按,新、舊原本皆作‘池’,今詳文義作‘刺’是。‘池’與‘刺’音相近而訛。”(第52—53頁)注文作者顯然從刺繡來理解,以為應作“滿刺嬌”,其實不然。元代中期詩人柯九思曾在宮中任職,他的《宮詞一十五首》是膾炙人口之作,其中一首云:“觀蓮太液fàn@②蘭橈,翡翠鴛鴦戲碧苕。說與小娃牢記取,御衫繡作滿池嬌。”柯氏自注云:“天歷間御衣多為池塘小景,名曰滿池嬌。”[①d]天歷是元文宗的年號。時代略晚于柯九思的詩人張昱有《宮中詞》,其一是:“鴛鴦xī@③chì@④滿池嬌,彩繡金茸日幾條。早晚君王天壽節,要將著御大明朝。”[②d]其意與柯九思詩相同。由以上二詩可知“滿池嬌”是一種宮廷中服裝圖案的名稱,描寫的是池塘中的花、鳥景色,因而得名。宮廷中所好必然影響到宮廷之外,首先是上層貴族、官僚。《樸通事諺解》記述的“操馬”“舍人”,無疑是貴族官僚子弟,他們最容易效法宮廷的生活方式。因此,正確的是“池”不是“刺”,《樸通事》的“原本”是對的,《諺解》本改“池”為“刺”是錯的。
  《樸通事諺解》卷上記,有人得到“開詔”的差使,旁人問:“往哪個地面里去?”回答道:“往永平、大寧、遼陽、開元、沈陽等處開去。”(第29—30頁)這是幾個相互毗鄰的地區,位于大都的東北方向,元設大寧、遼陽、開元、沈陽諸路,屬遼陽行省;設永平路,直屬中書省。永平路治盧龍(今河北盧龍),明改永平府。大寧路治大寧(今內蒙寧城境內),明初一度改大寧府,后廢。遼陽路治遼陽(今遼寧遼陽),明初廢,改設遼東都司。開元路治在今吉林農安,明初廢。沈陽路治今遼寧沈陽,明廢,改設沈陽中衛。元代遼陽行省管轄的地區在明代有很大的變化,將永平、大寧、遼陽、開元、沈陽并提,只能是元代的事情。
  《樸通事諺解》卷上還有一段文字記“西湖景”(第122——128頁)。其中說:“西湖是從玉泉里流下來,深淺長短不可量。湖心中有圣旨里蓋來的兩座琉璃閣,遠望高接云霄,近看時遠侵碧漢。”“兩閣中間有三叉石橋,欄干都是白玉石,橋上丁字街中間正面上有官里坐的地白玉玲瓏龍床,西壁廂有太子坐的地石床,東壁也有石床,前面放一個玉石玲瓏卓兒。北岸上有一座大寺,內外大小佛殿、影堂、串廊,兩壁鐘樓、金堂、禪堂、齋堂、碑殿。諸般殿舍且不索說,筆舌難窮”。這里提到的“玉泉”,就是今天北京西郊的玉泉山,而位于玉泉山腳的西湖,就是今天昆明湖的前身,只是范圍有較大的變化。西湖北岸上的大寺叫做大承天護圣寺,建成于元文宗至順三年(1332年),由于它位于西湖之畔,民間便稱之為西湖寺,這個名稱后來亦見之于官方文獻。大承天護圣寺有“二閣在水中坻,東曰園通,有觀音大士像;西曰壽仁,上所御也”[①e]。這二閣就是《樸通事》中所說湖心中的兩座琉璃閣,富麗堂皇,為兩湖增添了景色。元順帝至正年間,“承天護圣寺火,有旨更作,(李稷)乃上言:‘水旱頻仍,公私俱乏,不宜妄舉大役’。議遂寢。”[②e]顯然,這次火災使護圣寺遭到了嚴重的破壞。明代,承天護圣寺改稱功德寺,有關文獻中,再沒有提到湖心雙閣。有的記載說:“功德寺舊名護圣,前有古臺三,相傳元主游樂更衣處,或曰:此看花釣魚臺也。”[③e]這三處古臺無疑就是雙閣和雙閣中間石橋的遺跡,兩閣應毀于元末火災之中。《樸通事》中所描寫的,是大承天護圣寺落成后、火災發生前的西湖景致。
  從以上所述來看,《樸通事》所載,以元朝史實和典章制度為其內容,應該說是沒有問題的。從滿池嬌出現和大承天護圣寺的完成年代,可以斷定此書上限不能早于元文宗至順三年。朱德熙先生根據書中所記高麗僧人步虛的事跡(詳見第三部分),認為“當作于至正六年(1346年)以后、元亡(1368年)以前的二十余年之間”。也是言之成理的。總之,我們可以斷定《樸通事》成書于十四世紀中葉。《老乞大》一書,重點是記載商業活動,此書開頭,記述高麗商人來中國,途中有人對他們說:“從年時天旱田禾不收,饑荒的上頭,生出歹人來”。并舉出兩個攔路打劫的例子(第47—48頁)。同書又記,商人們在一處投宿時,客店主人說:“如今官司好生嚴謹,省會人家不得安下面生歹人。”“新近這里有一個人家,則為教幾個客人宿來,那客人去了的后頭事發,那人們卻是達達人家走出來的。因此將那人家連累,官司見著落跟尋逃走的。似這般帶累人家,怎么敢留你宿!”(第88—90頁)“達達”即蒙古,“達達人家走出來的”指從蒙古人家中逃出來的奴隸(驅口)。政府保護使長(奴隸主人)對奴隸的所有權,逮捕逃奴,“官司見著落跟尋逃走的”即指此。這正是元代社會特有的帶有普遍性的現象,足以說明其成書時代。
  《老乞大》和《樸通事》兩書的語法、詞匯,也富有時代特色。概括起來,有兩個特點。一是兩書都用口語寫成,雖然后來經過修改,但仍保存了許多元代的口語資料。當然,明代初期的口語,與元代相近,因而也可以如楊聯shēng@①先生所說保存了元末明初的白話史料。楊先生已有精辟的論述,此處從略。二是蒙古語法的影響。楊先生指出,兩書中常見“根底”、“上頭”等字樣,“這都像是受了蒙古語法的影響”。他的看法是正確的。這些都是蒙古語語法在硬譯文體中的表現。所謂硬譯文體,就是不顧漢語固有的語法規律和用語習慣,直接從蒙古語原文機械地翻譯過來的文體,在元代相當流行[①f]。原來僅限于公牘,后來影響到其他文體和口語。以“根底”來說,它是硬譯文體中的常用詞,蒙語后置介詞的對譯,有“在”、“向”、“從”、“同”、“把”等多種意思。“上頭”是蒙語介詞的對譯,意思是“因為”、“所以”。楊先生提到的另兩個例子也是很有意思的。一個是“有”的用法。《老乞大》中有一段對話:
  “你的師傅是什么人?”
  “是漢兒人有。”
  “多少年紀?”
  “三十五歲了。”(第11頁)
  這段話,如從漢語角度理解,很可能斷為“是漢兒人。”“有多少年紀?”《老乞大集覽》上對此加以說明:“元時語必于言終用‘有’字,如語助而實非語助,今俗不用。”在句末出現“有”是元代蒙古語硬譯文體的特有現象,《元典章》所載公牘中有很多這樣的語型。它有時用來表示動詞的時態(現在時),有時則用來作系詞(等于“是”)。在《老》、《樸》二書中,這種句型原來一定很多,后來大多被刪去,只有個別被保存了下來[②f]。與此相應,還有“有來”一詞,在硬譯文體中也是常見的,則用來表示過去詞。《樸通事》中便有這樣的例子:“你哪里有來?”(第319頁)意思應是:“你到哪里去了?”除“有”和“有來”以外,還有“么道”。《單字解》中說:“么,……俗用為語助詞,……元語‘么道’,……今不用。”應是原書有“么道”字樣,修改時刪去。“么道”也是元代硬譯文體中常用詞,通常放在引語或某種內容的表述之后,意思等于“云云”。從語法、詞匯的特點,也可證明二書應是反映元代社會生活的作品。
  正如前面已說過那樣,二書在流行過程中曾有過修改,現存二種《諺解》已非原貌。兩書的修改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地名的改動。朱德熙先生已指出,現存《樸通事諺解》中的北京城門名稱,《老乞大諺解》中的北京,都應是后來改動的。類似的例子還有一些,例如《樸通事諺解》中的“南京應天府”,《老乞大諺解》中的“濟南府”、“蘇州”、“南京”,都是明代的名稱。(2)貨幣名稱的改動。兩書中多處提到貨幣,一般均用“銀子”(白銀)和“錢”。《樸通事諺解》卷上載,典當物品“共有二百兩銀子。”注文中說:“今觀所典之物,只得七十兩,而云二百兩銀者,蓋舊本云有二百錠鈔,今本改鈔為銀,仍存鈔之舊數而不改也。”(第44頁)元代通行紙幣,稱為鈔,一錠鈔為五十兩。明初一度亦通行寶鈔,但很快便改以白銀為主,另以銅錢作輔幣。舊本作“鈔”,正反映了元代的制度。現本改作白銀,則是表示明代的制度。但現本個別地方,仍以鈔計數,如卷中一處記競走,得第一名的,“上位(皇帝——引者)賞了一百錠鈔,兩表里段子。”(第243頁)這正是舊本刪改未盡的結果。(3)蒙語硬譯文體的改動。這在上面已說過。這些修改目的在于使李朝漢語教學適應中國社會的變化。但從前面所舉各種例子所說明的時代特色可以看出,兩書的內容基本保持了其本來面目,這是可以確定的。
  總起來說,《老》、《樸》兩書著成于十四世紀中期,其內容主要反映元代末年中國的社會面貌。在其流傳過程中,某些內容作過修改。只要我們了解兩書的著成和流傳情況,注意對其內容加以鑒別,那么,它們對于元朝歷史以及元與高麗關系史的研究,仍是極其可貴的史料。下面,我們便以兩書提供的部分情況,對元與高麗的經濟、文化交流,作一些探討。
    二
  長期以來,中國與朝鮮半島的交通,有陸、海二道。在宋與遼、金對峙時期,高麗與遼、金的交往,主要通過陸路;與宋朝(北宋、南宋)的聯系,則只有通過海道。元朝興起、統一全國以后,和高麗的聯系,既有陸路,又有海道。人員和物資的交流,是很頻繁的。《樸通事諺解》卷中記,有人問高麗來的趙舍:“幾時來了?”趙舍回答:“昨日恰來到。”又問:“你船路上來那,旱路里來?”答:“我只船上來了。”(第162頁)“船路”就是海道,“旱路”就是陸道,可見元代陸、海二道都是通行的。
  關于元朝與高麗的海上交通,我曾在一篇論文中加以論述[①g]。中國與朝鮮半島交往的海港,在宋代主要是慶元(今浙江寧波)和泉州(今福建泉州);到了元代,在慶元、泉州之外,又加上太倉(今江蘇太倉)和直沽(今天津)。慶元、泉州、太倉這幾個港口都在長江以南,直沽則在北方。元代國內海運事業空前發展,主要是將南方的糧食運到北方,供應首都大都。北方的海運港口便是直沽,南方運來的糧食由此上岸,再由直沽運往大都。直沽港與高麗也有來往,這在《老》、《樸》兩書中有所記載。《老乞大諺解》卷上記,高麗商人“從年時正月里,將馬和布子,到京都賣了。五月里到高唐,收起綿絹,到直沽里上船過海。十月里到王京,投到年終,貨物都賣了”(第26—27頁)。高唐在今山東境內,以產絲綢出名。王京是高麗的都城,即今開城。由直沽出海,應是沿海岸線北行,繞過遼東半島,再沿海岸線南下,到達朝鮮半島中部的王京。《樸通事諺解》卷中有一段記載,趙舍回答旁人說自己“船上來了”,已見前引。旁人接著又問:“聽的今年水賊廣,是那不是?”趙舍回答說:“我來時節,五、六個賊船,圍著一個西京來的載黃豆的船,又高麗地面里來載千余筒布子的大船,沖將去了。后頭聽的那賊們把那船上的物件都奪了,把那船上來的打殺了”(第163—164頁)。西京即今平壤。據史籍記載,高麗忠惠王后二年(元至正元年,1341年)“秋七月丙子,大都商人來,言:‘海賊三十余艘,著青黃衣,襲海殺掠人物。’”[①h]可證《樸》書所載,并非虛構,確有事實為據。而由海道前往高麗的“大都商人”只可能由直沽出海。此外,高麗與山東半島亦有海道交往(見下文),但難以斷定是半島上的哪一個海港。
  《老》、《樸》兩書都記述高麗商人到大都的陸路旅程,雖然簡單,但都有據。《老乞大》是以高麗商人的旅程為線索展開的,高麗商人由王京(開城)動身,“過的義州”,就到中國地面。路上曾在夏店用飯,接著便來到順城門(明代的宣武門,此書中仍用元名)客店住下。夏店是個小地方,元朝曾在當地建立驛站,距大都一百里[②h],因而是由東北進入大都的必經之地。又《樸通事》卷中記,丁姓高麗商人趕馬前來,“到遷民鎮口子里抽分了幾個馬,到三河縣抽分了幾個馬,……到通州賣了多一半兒,到城里都賣了”(第164頁)。元代有按一定比例收取實物或貨幣的稅收辦法,稱為“抽分”。“城里”指大都城內。遼置遷民縣,金廢縣立鎮,元因之,就是現在的山海關。這是從東北進入大都的重要通道之一。元文宗即位之初,發生兩都之戰,大都、上都各立朝廷。遼東行省平章禿滿迭兒支持上都,發兵進攻大都,“犯遷民鎮,斬關以入”[③h]。便足以說明它的重要地位。三河縣(今屬河北)在元代是通州的屬縣,夏店站即在三河境內[④h]。《老》、《樸》兩書中提到的夏店、遷民鎮、三河縣幾個地方,都位于高麗與大都的交通線上。
  從《老》、《樸》兩書來看,高麗商人運來中國的貨物多種多樣,而以馬匹最為重要。《老乞大》是以高麗商人前來中國貿易為主題的,這些高麗商人趕馬前來,書中列舉了二十余種馬的名稱(第143—144頁),以及賣馬過程中討價還價、成交以后訂立契約和納稅的情況。《樸通事諺解》卷中有關賣馬的記述,已在上面引用過。高麗產馬是很有名的,元貞二年(1296年),高麗世子,后來的忠宣王王璋到大都,曾分別向元成宗、太后和晉王甘麻刺各獻白馬八十一匹[⑤h],便是一例。有的蒙古貴族還直接向高麗索取馬匹[⑥h]。明朝初年,朱元璋說:“高麗自古出名馬。”[⑦h]他多次要高麗貢馬,一度規定每年千匹,此外還發紡織品(緞子、棉布)和買高麗馬匹。一直到成祖朱棣時,仍然如此。高麗政府答復明廷時曾說:“馬有兩種,曰胡馬者,從北方來者也。曰鄉馬者,國中之所出也。國馬如驢,無從而得良馬。胡馬居百之一、二,亦中國之所知也。”[①i]所謂胡馬,即是蒙古馬。元朝曾在高麗的耽羅(今濟州島)建立牧場,孳養馬匹,胡馬即由此而來。鄉馬則是高麗本國出產的馬匹。后來高麗政府又解釋說:“本國所產馬匹,軀干矮小,其稍大者稀少。然戰倭服遠,負重耐苦,小邦之人,實以賴之。”[②i]可見高麗馬亦有其優點。高麗商人入元賣馬,不見于其他文獻記載,歷來研究高麗與元貿易者亦未注意此事。《老》、《樸》所記,證以高麗王子獻馬和明朝初年對高麗馬匹的需求,應該是事實。在元與高麗的陸路貿易中,馬匹顯然是一項特別重要的商品。
  從《老》、《樸》兩書來看,高麗向元朝出口的貨物,除了馬匹之外,便是毛施布和新羅參。《老乞大諺解》記,高麗商人一行販賣馬匹,“這馬上駝著的些少毛施布,一就待賣去。”(第14頁)商人們到達順城門客店后,就到城里尋找“賣毛施布的高麗客人李舍。”(第129頁)《樸通事諺解》卷上記,高麗來人帶有“十個白毛施布,五個黃毛施布”(第95—96頁)。注文中說:“毛施布,即本國人呼zhù@⑤麻布之稱。漢人皆呼曰zhù@⑤麻布,亦曰麻布,曰木絲布,或書作漢絲布。又曰漂白布,又曰白布。今言毛施布,即沒絲布之訛也。而漢人因麗人之稱,見麗布則直稱此名而呼之。記書者因其相稱而遂以為名也。”可知毛施布即用zhù@⑤麻織成的布,“毛絲”二字是音譯,也可寫作“木絲”、“沒絲”。zhù@⑤布是高麗享有盛名的手工制品。南宋時由慶元(今浙江寧波)進口的高麗物品中就有毛絲布[③i]。在元代,高麗麻布(毛施布)大量輸入中國,受到朝野的普遍歡迎。高麗國王常以“細zhù@⑤布”作為禮物,贈給元朝皇帝、貴族和官員。高麗忠烈王二十一年(元元貞元年,1295年)四月,“又遣中郎將宋瑛等航海往益都府,以麻布一萬四千匹市楮幣”[④i]。益都是路,不是府,此處有誤。元代益都路治所益都縣,即今山東益都,管轄山東半島西部的廣大地區。可知山東半島亦應有與高麗往來的港口,但不知其具體地點。當時高麗世子在大都求婚于元皇室,故出售麻布來換取元朝的貨幣紙鈔,以供婚禮之用。由此亦可看出麻布是高麗向中國輸出的重要商品。元代雜劇中也提到“洗白復生高麗mú@⑥絲布”,可見其在民間是很流行的[⑤i]。因此,《老》、《樸》兩書中關于毛施布的記載是反映了元代實際情況的,人參是高麗的特產,歷來被中國人視為滋補佳品。宋、元二代,由海道輸往中國南方的高麗商品中,人參都在“細色”(貴重貨物)之列[⑥i]。《老乞大諺解》卷中載,高麗商人一行所帶貨物,除馬匹、毛施布之外,便是人參。[①j]。
  高麗的文具都很精巧。北宋時出使高麗的使臣徐兢報告說,高麗的名產有松煙墨、黃毫筆、紙等[②j]。宋代的文人學士對于高麗的各種文具都很贊賞,特別是高麗紙。元代,紙仍在高麗王室向元朝皇帝進獻的禮物之列,如元宗三年(元中統三年,1262年)高麗獻物兩次,一次有黃、白紙各一百張,另一次有紙五百四十張。次年獻物中有表紙五百張,奏紙一千張[③j]。元朝政府屢次向高麗索取紙張,如高麗忠宣王元年(1309年)“元遣使來求佛經紙”[④j]。忠肅王八年(1321年)“前益城君洪淪奉chì@⑦來求藏經紙”[⑤j]。可見高麗紙當時在中國仍是很受歡迎的。《樸通事諺解》卷下記,“高麗來的秀才”韓先生將“高麗筆、墨和二十張大紙”作為禮物送給來訪的中國文人(第383頁)。可以想見,高麗文具特別是紙肯定在向中國出售的貨物之列。
  另一方面,中國出產的一些物品,亦為高麗上下所歡迎。《老乞大諺解》記述,高麗商人在馬匹、毛施布、人參脫手以后,便購買“回去的貨物,”種類繁多(第248—254頁)。歸納起來,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日常生活用品,如針、木梳、盆兒、各種刀子、剪子、錐子、秤、等子、各類珠兒、荷包、帽兒、象棋和化妝用品(面粉、胭脂)等。一類是紡織品,有粗木綿、織錦緞子、素緞子、花樣緞子等。還有一類是書籍(參見第三部分)。
  在上述各類物品中,紡織品最為重要。高麗本土出產的紡織品,歷來以麻布為主,絲織品主要從中國輸入。無論貴族或平民,都爭相服用中國的絲織品。忠讓王三年(1391年),有人上書說:“我朝只用土宜細zhù@⑤麻布,而能多歷年所,上下饒足。今也無貴無賤,爭貿異土之物,路多帝服之奴,巷遍后飾之婢。愿自今士庶工商賤隸,一禁紗羅綾緞之服,金銀珠玉之飾,以弛奢風,以嚴貴賤。”[⑥j]同年五月,又有人上疏說:“今無賴之徒,皆利遠方之物貨,不事本業。……愿自今大小臣僚,皆毋得衣紗羅緞子,敦尚儉素,以絕商販。”[⑦j]這時在中國元朝已亡,明朝建立,在朝鮮半島高麗亦已處于滅亡的前夕,社會奢靡成風。但這種現象由來已久,決非一朝一夕突然發生。可以認為,高麗王朝末期,貴賤上下穿著中國絲織品成為風尚,這些絲織品部分來自元朝政府(后來是明朝政府)的贈與,但更多則應是商人販來。因此,《老乞大諺解》中所記商人購買緞子,正是實際情況的反映。《樸通事諺解》中亦有兩處買緞子的記述。卷上一段記購買緞子時雙方討價還價。貨主說:“舍人敢不識好物么?道地的好胸背。”買方說:“你謾不的我。我又不是生達達、回回。生達達、回回如今也都會了,你怎么謾的我高麗人。”(第131頁)從這段對話可以看出,高麗人對絲織品買賣是很熟悉的,富有經驗的,因而在討價還價中充滿了自信。
  棉花的普遍種植和棉織業在中國的興起,都是元代的事。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朝政府在江、淮以南各地設置木綿提舉司,責民歲輸木綿十萬匹[①k]。大德三年(1299年),在大都的國家倉庫“每年收受各處行省木綿布匹不下五十余萬。”[②k]民間織造進入流通過程的木綿布匹一定為數更多。棉花種籽在十四世紀六十年代由夕益漸傳入高麗,后經鄭天益試種成功,并且制作了紡織棉花的工具,棉布生產才開始在高麗發展起來,這已是元朝滅亡以后的事了[③k]。可以說,有元一代,高麗還不能生產棉布。因而,商人將這種新興的紡織品由中國販運到高麗,必然是受到歡迎并有利可圖的。《老乞大諺解》記載商人購買的物品中,便有“粗木綿一百匹”。事實上,一直到明初,朱元璋還支出大量棉布來和買高麗馬匹。
  《老乞大諺解》所記高麗商人購買的日常生活用品中有“秤三十連,等子十連,那秤、等子都是官做的,秤竿、秤錘、毫星、秤鉤子都有”。秤是檢測物品輕重的衡器,等子是用來檢測珍細物品(如金、銀)輕重的小型衡器。金、元之際,中國北方度量衡制度混亂,忽必烈以藩王身分管理“漠南漢地軍國庶事”時,謀士劉秉忠建議;“宜令權量度均為一法,使錙銖圭撮尺寸皆平,以存信去詐。”[④k]忽必烈登基稱帝后,采取了統一度量衡器具的措施。高麗忠烈王二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高麗國王致書元中書省說:“小邦秤制異于上國,前者蒙賜一十六斤秤一連、十斤半等子一pán@⑧、三斤二兩等子一介用之,中外未可用遍,乞更賜秤子、等子各五百。”[⑤k]可知高麗已采用元朝的衡器。因此,《老乞大諺解》記述商人購買來的秤和等子,也就可以理解了。元朝政府規定,度量衡器由政府統一制造,“行鋪之家凡用斛斗秤尺,須要行使印烙官降法物”[⑥k]。這就是《老乞大諺解》中購買衡器時強調“那秤、等子都是官做的”原因所在。只有官做的,才是合法的、標準的。采用相同的衡器有利于兩國的經濟交流,這是不言而喻的。順便可以提及的是,宋、金秤制有十五斤秤(以十五斤為一秤)和十六斤秤(以十六斤為一秤)兩種,“秤”因此又成為重量的一種計算單位。元代秤法如何,史無明文,說法不一[①l]。但從上引《高麗史》記載來看,元代官方確定的標準顯然是十六斤秤。高麗史料有很多可補我國宋遼金元歷史文獻之不足,此亦一例。
    三
  元朝與高麗的文化交流是多方面的,比起前代來,有很大的發展。韓國學術界在這方面做了很多有價值的工作,最近出版的張東翼教授《高麗后期外交史研究》一書,對此有很好的論述[②l]。在《老》、《樸》兩書中,元與高麗之間的文化交流,也有一定的反映,可以和其他文獻記載相印證。這里想著重討論兩個問題,一是高麗僧侶在中國的求法講經活動,一是中國書籍的輸往高麗。
  在古代,僧侶對于中國與亞洲各國之間的文化交流作過重大的貢獻,這是人所周知的。在唐與新羅、百濟,以及宋、遼、金與高麗的文化交流中,佛教僧侶都起過重要的作用。在元與高麗之間,佛教僧侶仍然扮演著文化使者的角色。《樸通事諺解》的一些記載,可以給我們以啟示。
  《樸通事諺解》卷上的一則記事說:“南城永寧寺里聽說佛法去來。一個見性得道的高麗和尚,法名喚步虛,到江南地面石屋法名的和尚根底,拜他為師傅,得轉衣缽。回來到這永寧寺里,皇帝圣旨里開場說法里。”“說幾個日頭?”“說三日三宿,從今日起后日罷散,諸國人民一切善男善女,不知其數,發大慈悲,都往那里聽佛法去。”(第133—135頁)按,高麗和尚步虛和中國和尚石屋均實有其人,朱德熙先生曾引用《樸通事諺解》的有關注文和佛教史乘《吳都法乘·石屋和尚塔銘》加以論證。該塔銘記臨濟宗僧人石屋清珙生平,其中述及弟子“高麗人”愚太古師事石屋的情況。愚太古即步虛。關于步虛的詳細記載,是高麗著名文學家李穡所作《明高麗太古寺園證國師碑》,見《海東金石苑》卷八。此外在鄭麟趾的《高麗史》中亦有提及。據碑文記載,“國師諱普愚,號大古,俗姓洪氏。……至正丙戌(六年,1346年),師年四十六,游燕都。……至湖州霞霧山,見石屋珙禪師,具陳所得,且獻《大古庵歌》,石屋深器之。……遂以袈裟表信曰:‘老僧今日展腳住矣’。屋臨濟十八代孫也。……回至燕都,道譽騰播,天子聞之,請開堂于永寧寺,賜金lán@⑨袈裟、沉香拂子,皇后、皇太子降香幣,王公士女奔走禮拜。”此后回到高麗,備受國王尊奉。《高麗史》記載說:“普虛號太古,歷諸方入江南,自言傳衣缽于石屋和尚。”[③l]又說:“普愚即普虛。”[④l]《樸通事諺解》中的步虛,與普虛(普愚)實系一人。高麗恭愍王封普愚為王師,與他“行師弟禮”,其聲勢顯赫一時。步虛說法的永寧寺,位于大都南城。南城是金中都舊址,元代新建的大都城稱為北城。永寧寺的具體位置“在殊勝寺北東”,而殊勝寺則“在光泰門近南”[①m]。南城光泰門靠近后來的宣武門,永寧寺應在宣武門附近。
  《樸通事諺解》卷下記,“這十月十五日,是佛解夏之日,慶壽寺里為諸亡靈做盂蘭盆齋,我也是隨喜去來。那壇主是高麗師傅,青旋旋園頂,白凈凈顏面,聰明智慧過人,唱念聲音出眾,經律論皆通,真是一個有德行的和尚。說《目蓮尊者救母經》,僧尼道俗善男信女不知其數,人人盡盤雙足,個個擎拳合掌,側耳聽聲。”(第274—277頁)慶壽寺是元代大都著名的佛寺之一,禪宗臨濟宗的中心。它位于皇城的西南,在今北京西長安街。十三世紀中葉,慶壽寺住持海云和尚與蒙古貴族關系密切,在當時政治生活中起過相當大的作用。有元一代,慶壽寺始終受到元朝政府的特殊照顧,其規模與地位“為京師〔佛寺〕之冠”[②m]。從上述步虛說法一事看來,《樸》書所載高麗僧人在慶壽寺講經也應是實事,可惜的是書中沒有記下他的名字。以慶壽寺的地位,高麗僧人能在其中講經,應該說是一種特殊的優遇。
  《樸通事諺解》中有兩則高麗僧人的記載決非偶然。元代高麗僧人來中國并在大都活動的為數甚多。著名的如式無外上人,與元朝的文人學士有廣泛的交游,張翥、黃潘、陳旅、王沂、宋jiǒng@⑩、吳師道、許有壬、尹廷高等都為他寫下了詩篇。又如檜巖心禪師,“北游燕趙,南抵湖湘,歷參尊宿,為千巖無明長老所印,翰林歐陽承旨作偈以美之”[③m]。按,釋元長,字無明,號千巖,蕭山(今浙江蕭山)人。他住持義烏伏龍山圣壽寺,名重一時,“王公大臣向師之道如仰日月,名傾朝廷,三遣重臣降名香以寵嘉之”。“內而齊魯燕趙秦隴間蜀,外而日本、三韓、八番、羅甸、交趾、留仇,莫不奔走臚拜,咨決心學,留者恒數百人”[④m]。三韓是朝鮮半島古國名,此處指高麗。從檜巖心的經歷,可證確有高麗僧人求法于無明門下。“翰林歐陽承旨”即元末文章大家歐陽玄。又如,高麗僧人元湛及其弟子崇安等,在高麗婦女任夫人資助下,在大都“南城之又南”,建造了一座興福寺,“仍約世以高麗衲子主盟熏席”[⑤m]。興福寺成了一所高麗僧人的寺院。又如,“高麗國比丘”麗月,在朝拜五臺山途中,曾暫住大都郊區房山縣。他募集財物補刻了部分石經經板,為保存這一著名古跡作出了貢獻。“補寫經板”的是“高麗國天臺宗沙門達牧”[①n]。由此數例,可以看出入元高麗僧人的活動是多方面的,而且一般多曾在大都居留過。《樸通事諺解》所記,不過其中杰出者的一、二表現而已。
  唐、宋時期,中國古籍不斷流入朝鮮半島。元代,中國書籍仍是高麗朝鮮喜受之物。高麗官方通過多種渠道獲得中國的書籍。忠肅王元年(元延yòu@⑾元年,1314年)六月,命官員們考閱新購書籍。“初,成均提舉司遣博士柳衍、學諭俞迪于江南購書籍,未達而船敗,衍等赤身登岸。判典校寺事洪淪以太子府參軍在南京,遺衍寶鈔一百五十錠,使購得經籍一萬八百卷而還”[②n]。這次購書經歷了風波之險。元朝末年,割據浙東的方國珍曾多次派人渡海與高麗政府聯系,其中恭愍王十三年(1364年)六月一次,所贈物品中有《玉海》、《通志》等書[③n]。除了官方渠道之外,還有民間的渠道。《老乞大諺解》記載高麗商人購買中國書籍,便是中國書流入高麗的民間渠道之一種。
  從《老乞大諺解》的記載來看,購買的“文書”中有“一部《四書》,都是晦庵集注。又買一部《毛詩》,《尚書》,《周易》,《禮記》,五子書,《韓文》,《柳文》,《東坡詩》,《詩學大成押韻》,《君臣故事》,《資治通鑒》,《翰院新書》,《標題小學》,《貞觀政要》,《三國志評話》”。以上書籍可以分為五類。一類是儒家著作,有《四書》、《毛詩》、《標題小學》、五子書等。一類是《資治通鑒》、《貞觀政要》。《君臣故事》亦應屬于此類[④n]。一類是名家文集,有《韓文》、《柳文》、《東坡詩》,即韓愈、柳宗元和蘇軾的詩文集。一類是備查考用的類書,有《翰院新書》(應即《翰苑新書》,收錄各種書啟表箋文字)[⑤n]。《詩學大成押韻》似亦應屬于此類,此書待考。還有一類是文學作品,有《三國志評話》。
  以上各類書籍中,有兩類最值得注意。
  一是儒家著作。南宋時朱熹將《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稱為《四書》,為之作注,稱為《四書章句集注》,作為學習儒家學說的入門書。所謂“晦庵集注”《四書》,即指此。《標題小學》是朱熹編撰的一本供兒童用的儒學啟蒙著作。五子書的五子,應指宋代五位理學家,即周敦頤、程頤、程顥、張載和朱熹。五子書就是他們五人的作品。
  眾所周知,理學興起于宋代,名家輩出,而以朱熹影響最大。元朝尊崇理學。元代中期恢復科舉,規定考試的基本科目經問(蒙古、色目人)、明經經疑(漢人、南人)都在《四書》內出題,“用朱氏章句集注”[①o]。這樣一來,理學成為官方哲學,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成為士子必讀的課本。這種情況對高麗也產生了影響。十四世紀初,程朱理學開始傳入高麗,“時程、朱之學始行中國,未及東方。[白]頤正在元得而學之,東還,李齊賢、樸忠佐首先師受”[②o]。自此理學逐漸在高麗傳播開來。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也傳入高麗。名學者權溥“嘗以朱子《四書集注》建白刊行,東方性理之學自溥倡”[③o]。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經書至東方者,唯朱子《集注》耳。”但到元末,其他理學著作如胡炳文的《四書通》也已傳入高麗[④o]。商人們從中國販回理學著作,正是適應于高麗文化界對理學的興趣。
  另一是文學作品,即《三國志評話》。“評話”又作“平話”。從現有資料來看,“平話大概是元人稱講史的一種習語”。“‘平話’主要是以長篇歷史故事為內容的,但由于‘平話’一詞在元代廣泛應用,逐漸地也用到其他內容的話本上”[⑤o]。《老乞大諺解》所記《三國志評話》,顯然是講史的一種話本,它應該就是流傳至今的《全相三國志平話》,元至治年間建安虞氏刊本。值得注意的是,《樸通事諺解》卷下有一段買書的對話:
  “我兩個部前買書去來。”
  “買什么文書去?”
  “買《趙太祖飛龍記》、《唐三藏西游記》去。”
  “買時買《四書》、《六經》也好,既讀孔圣之書,必達周公之禮。要怎么那一等平話?”
  “《西游記》熱鬧,悶時節好看有。”(第292—293頁)。
  《趙太祖飛龍記》描寫的應是宋太祖趙匡胤發跡稱帝的故事,亦應屬于講史一類,但《唐三藏西游記》則是神怪故事,可見“評話”(“平話”)的概念已不以講史為限了。《趙太祖飛龍記》已失傳。《唐三藏西游記》亦已失傳。但《樸通事諺解》在上述一段對話以后,緊接著講述“唐三藏、孫行者到車遲國和伯眼大仙斗圣”的故事梗概,和今本吳承恩《西游記》第四十六回“外道弄邪欺正法,心猿顯圣滅諸邪”內容相似。這一段記述的注文中還講述了《唐三藏西游記》的其他一些內容。同書同卷另有一段記述僧人為鑄佛像前往江南沿門請求布施,旁人以唐三藏師傅“西天取經”遭受磨難終成正果來加以鼓勵,注文中亦提到《唐三藏西游記》的某些情節。從這些注文可知《唐三藏西游記》確曾在朝鮮半島流傳過。唐僧取經故事出現很早,在民間長期流傳。宋代產生的《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已經出現了孫行者的形象,顯示了取經故事的輪廊。《樸通事諺解》正文和注文中所載《唐三藏西游記》的內容,表明取經故事在元代已基本定型。明代中期,吳承恩正是在《唐三藏西游記》和以取經故事為題材的雜劇兩者基礎之上,加工、改造、再創作,寫成了不朽名著《西游記》[①p]。《樸通事諺解》中的記述,為我們了解取經故事的演變和《西游記》的成書,提供了極其可貴的線索。
  總之,《老》、《樸》兩書關于“評話”的記述,反映出高麗人民對中國民間文學藝術的愛好,同時也為中國文學史保存了珍貴的資料。這是元與高麗文化交流中很有意義的事情。這件事說明,探索歷史上兩國的文化交流,無疑也有助于中國文化史的研究。
                       (責任編輯:仲偉民)
  〔作者陳高華,1938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①a 周密《癸辛雜識》后集《譯者》:“譯者之稱,見《禮記》,……今北方謂之通事。”
  ②a 參看日本學者太田辰夫《〈老乞大諺解〉〈樸通事諺解〉》,《漢語史通考》,江藍生等譯,重慶出版社1991年版,第166—167頁。
  ③a 《老乞大樸通事里的語法詞匯》,《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九本上。
  ①b 太田辰夫:《〈老乞大〉的語言》,《漢語史通考》,第168—181頁。
  ②b 《李朝世宗實錄》五年六月。
  ③b 《李朝世宗實錄》八年八月。
  ④b 轉引自小倉正平《朝鮮語學史》,第507頁。
  ⑤b 《李朝成宗實錄》十一年十月。
  ⑥b⑦b 李聃命:《〈樸通事諺解〉序》。
  ①c 《漢語史通考》,第168頁。
  ②c 《“老乞大諺解”“樸通事諺解”書后》,《北京大學學報》1958年第2期。
  ③c 《樸通事諺解》卷上,第99—100頁。
  ④c 陳高華、史衛民:《元上都》,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⑤c 《元史》卷二七《英宗紀一》。
  ①d 《草堂雅集》卷一。
  ②d 《張光弼詩集》卷二。
  ①e 虞集:《大承天護圣寺碑》,《道園學古錄》卷二五。
  ②e 《元史》卷一八五《李稷傳》。
  ③e 《日下舊聞考》卷一○○《郊dòng@⑿》引《南壕集》。
  ①f 亦鄰真:《元代硬譯公牘文體》,《元史論叢》第一輯。
  ②f 類似的一個例子是:“《西游記》熱鬧,悶時節好看有。”參看本文第三部分。
  ①g 《元朝與高麗的海上交通》,載《震檀學報》(韓國)第七一、七二合并號。
  ①h 《高麗史》卷三六《忠惠王》。
  ②h 《析津志輯佚》“天下站名”。
  ③h 《元史》卷一三八《燕鐵木兒傳》。
  ④h 《日下舊聞考》卷一一一《京畿·三河縣》。
  ⑤h 《高麗史》卷三三《忠宣王一》。
  ⑥h 《高麗史》卷三○《忠烈王三》。
  ⑦h 《高麗史》卷一三六《辛wú@⒀四》。
  ①i 《高麗史》卷一三七《辛wú@⒀五》。
  ②i 《高麗史》卷四六《恭讓王二》。
  ③i 《寶慶四明志》卷六《敘賦下·市舶》。
  ④i 《高麗史》卷七九《食貨志二·科斂》。
  ⑤i 《朱太守風雪漁樵記》,《元曲選》第865頁。
  ⑥i 《寶慶四明志》卷六《敘賦下·市舶》;《至正四明續志》卷五《土產·市舶物貨》。
  ①j 據中國文獻記載,朝鮮半島出產的人參有百濟參、高麗參、新羅參等名目,見明李時珍《本草綱目》草部卷一二“人參”條。這顯然是根據不同產地而命名的。元代宮廷飲料中有“人參湯”,即用新羅參制成,見《飲膳正要》卷二。
  ②j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二三《土產》。
  ③j 《高麗史》卷二五《元宗一》。
  ④j 《高麗史》卷三三《忠宣王一》。
  ⑤j 《高麗史》卷三五《忠肅王二》。
  ⑥j 《高麗史》卷八五《刑法志二》。
  ⑦j 《高麗史》卷四六《恭讓王二》。
  ①k 《元史》卷一五《世祖紀十二》。
  ②k 《元典章》卷五八《工部一·關防起納匹帛》。
  ③k 《高麗史》卷一一一《文益漸傳》。
  ④k 《元史》卷一五七《劉秉忠傳》。
  ⑤k 《高麗史》卷二八《忠烈王一》。
  ⑥k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一九·斛斗秤尺牙人》。
  ①l 郭正忠:《三至十四世紀中國的權衡度量》,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133頁。
  ②l 韓國漢城—潮閣1994年版。
  ③l 《高麗史》卷三八《巷愍王一》。
  ④l 《高麗史》卷三九《恭愍王二》。
  ①m 《析津志輯佚》“寺觀”門。
  ②m 《(洪武)順天府志》卷七《寺》。
  ③m 李齊賢:《書檜巖心禪師道號堂名后》,《益齋集》卷五。李齊賢是十四世紀高麗杰出的文學家、思想家,在中國生活多年。
  ④m 宋濂:《佛慧園明廣照無邊普利大禪師塔銘》,《宋文憲公全集》卷四二。
  ⑤m 李齊賢:《大都南城興福寺碣》,《益齋集》卷五。
  ①n 賈志道:《重修華嚴堂經本記》,見《日下舊聞考》卷一三一《京畿·房山縣二》。首都博物館編《元大都》刊有此碑照片。
  ②n 《高麗史》卷三四《忠肅王一》。
  ③n 《高麗史》卷四○《恭愍王三》。
  ④n 順帝時,翰林學士兼諭德李好文“集歷代帝王故事,總百有六篇,……以為太子問安余暇之助。”見《元史》卷一八六《李好文傳》。《君臣故事》應是類似的作品。
  ⑤n 此書編者佚名,已收入《四庫全書》。
  ①o 《元史》卷八一《選舉志一》。
  ②o 《高麗史》卷一○六《白文節傳附白正頤》。
  ③o 《高麗史》卷一○七《權dàn@⒁傳附權溥》。
  ④o 《高麗史》卷一一七《鄭夢周傳》。
  ⑤o 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64、167頁。
  ①p 日本學者太田辰夫首先指出《樸通事諺解》中有關取經故事記載的價值,我國學術界對此亦有所論述。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阝加升下加土
  @②原字氵加凡
  @③原字氵加奚加鳥
  @④原字束加力加鳥
  @⑤原字艸加寧
  @⑥原字毛加莫
  @⑦原字束加力
  @⑧原字般下加木
  @⑨原字衤加闌
  @⑩原字耿下加衣
  @⑾原字礻加右
  @⑿原字土加同
  @⒀原字礻加禺
  @⒁原字日加旦
  
  
  
歷史研究京045-060K23中國古代史(二)(宋遼金元明清)陳高華19951995 作者:歷史研究京045-060K23中國古代史(二)(宋遼金元明清)陳高華19951995
2013-09-10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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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孫中山的啟蒙者
近現代的嶺南,湧現出大批引領中國前行的先驅者,近代改良主義者,香港華人領袖何啟便是其中的一位。他不僅是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的老師,更是孫中山走向革命道路的思想導師。
高文費而隱 古德潔無華
楊霽園先生是民國時期寧波的一位大儒,一生致力于教育、述著,著作宏豐,在國學、文學等方面成就卓著,更兼他品行方端、至誠至孝,自1940年去世后,鄉人及門生一直追思不息。但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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