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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治經濟學到新政治經濟學(之一)  ——西方政治經濟理論的演變
從政治經濟學到新政治經濟學(之一)  ——西方政治經濟理論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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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F901.34  文獻標識碼:A
  政治與經濟兩大領域的相互聯系與相互制約,是社會歷史的一種客觀存在。但是,作為研究對象而言,在自古希臘即已形成了兩大獨立的學科。直到近代才逐漸形成交叉研究。從歷史上看,政治學的產生早于經濟學,古代王朝的更替為政治研究提供了素材,希臘城邦的民主制和政體的變動催生了政治學,而那時的經濟學還沒有形成。經濟學在近代的產生是從政治經濟學開始的,政治學與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在當時有重合。19世紀中期以后,經濟學力圖擺脫政治內容,專心于市場問題,政治學則傾心在政府及其他政治行為體上。當代政治與經濟的聯系日趨緊密,政治學家關注經濟政策,經濟學家研究政府決策過程,兩者出現交叉,政治經濟學的提法再度出現。這種新的政治經濟學在經濟學界中由幾種影響相當大的流派體現,在政治學中也被當作新的學術動向,引起普遍的關注。當代政治學與經濟學在政府及其有關的問題上出現交叉,政治經濟學再度被提起。由于其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立意不同,故又被稱為“新政治經濟學”。
      一、城邦學說中的政治與經濟
  古希臘的城邦學說已經初步涉及了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這樣的問題。古希臘的社會組織以城邦為單位,城邦中的居民過著共同生活,個人離開城邦難以生存。城邦的作用是保護其公民免受自然的肆虐、統治者的專橫,以及外敵的入侵。城邦(polis )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古希臘還沒有出現國家與社會的分化,“在一般人的理解水平上,‘城邦’的現代同義詞是‘國’(country)”[1]。其中既有國家的成份,也有社會的成份。當時的各門學問以城邦的運作為中心展開,所以有人把那時的學問稱為“城邦學”。城邦學以研究城邦政體為主,社會、經濟、文化等現象都在研究之列。“如果按現代較精確的概念來看,希臘人城邦學說不僅是政治學,而且又是倫理學、社會學和經濟學。”[2]最早出現的學科萌芽有哲學、政治學、倫理學等, 經濟學在當時的雛形是家務管理,尚未成為獨立的學科。古代思想家在正義、善、分工等概念的討論中各自論及了財政、城邦對經濟的管理、所有制,以及商業、貨幣等經濟問題。
  當時的政治制度主要是城邦制度,政治學即關于治理城邦的學問,國家的起源、政體、國家的組織和管理等從那時起就成為政治學的研究對象。古代希臘的自然哲學認定宇宙有自己的規律,所以政治也被看作是自然的過程,城邦的法則與自然法則相似,“整個希臘政治學說中的基本思想是:求得這種共同生活的和諧。”[3]但實際上, 人為因素使城邦的運行帶有許多非自然的成份,“希臘政治哲學就起源于探索這樣一個難題:城邦一方面是自然的產物,另一方面又是人工的創造。”[4]
  希臘時代的家政(即經濟)也有管理的意味,城邦中家庭由奴隸、主人組成,家庭活動也需要管理。政治是城邦的管理,經濟是家庭的管理。當時只有初步的政府通過管理促進經濟的思想,比如古希臘歷史學家色諾芬在其著作《雅典的收入》中,從城邦國家的角度探討了經濟問題,認為城邦可在促進經濟方面起到積極的作用。他建議對僑居雅典的外邦人的利益給予照顧,以吸引更多的人來雅典。這樣不僅可以增進雅典城邦的收入,給城邦國家帶來財富,還可以使外邦人更甘心情愿地處于雅典的統治之下。他還在《經濟論》中主張完善商事法院制度,以促進外貿發展。色諾芬推崇農業輕視手工業,“農業是其他技藝的母親和保姆,因而農業繁榮的時候,其他一切技藝也都興旺。”[5]在西方,他是最早把農業放在產業基礎上的思想家,被認為是近代初期法國重農主義的來源。色諾芬的主張可以說是最早的政治經濟學觀點。盡管如此,《經濟論》并不是他的主要著作。
  古希臘明確和集中地闡述了國家的經濟管理職能的是柏拉圖。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勾畫了理想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從財產所有制、家庭構成、人口繁衍、教育等社會經濟政治各個方面都要由城邦管起來。柏拉圖把私有制與理想國家對立起來,認為私人擁有財產會妨礙公共精神的形成,主張在統治者和保衛者兩個階層中不應有任何私有的東西,妻子、兒女、家庭等都應是共有的,“因為他們一切公有,一身之外別無長物,這使他們之間不會發生糾紛。因為人們之間的糾紛,都是由于財產、兒女與親屬的私有造成的。”[6]柏拉圖看到所有制對個人行為的影響,提出用公有制來糾正私有制的缺陷,可以認為是近代政治經濟學中制度理論的思想淵源之一。柏拉圖還主張兒童的撫養和教育由國家負責,這可能是關于國家公共職能的最早探討。
  柏拉圖學說的核心概念是“正義”。正義體現于秩序之中,個人按上天賦予自己的品質,遵照分工,各盡其職。“每個人必須在國家里執行一種最適合他天性的職務。”[7]從個人的角度, 城邦的建立是因為個人單靠自己無力達到自足,需要分工合作,以滿足個人多方面的需要。國家以社會分工體系為基礎,他把居民分為三個等級:統治者、保衛者、生產者,強調一切經濟和非經濟的活動都受到分工等級的嚴格規定。“這套分工體系完全是從國家整體需要、國家的效率、國家的和諧與秩序來考慮構思的……人都是機械被動的國家的工具,像磚頭和螺絲釘,被固著于國家整體結構之中。”[8]按照分工的觀點,在柏拉圖這里,國家不僅是統治的工具,而且是一種人們在其中可以互換勞務的機制,國家既有政治職能,也有經濟職能。
  柏拉圖考察了希臘城邦政體的演變,提出政體循環的規律,并進而指出了政體變革的動力,認為“從寡頭政治到民主,從民主發展到(一個人心所向的領袖的)僭主政治,這一切發展過程的根源是變動,是經濟變動。”[9]因此, 柏拉圖又是西方歷史上最早發現經濟對政治的決定作用的思想家。他在晚年所著的《法律篇》中,對理想國家的人口規模、產品分配、婚姻制度、財產制度、政府的組成和產生辦法都作出了規定,提出了包括政治、經濟、家庭等完整的城邦制度構想。[10]從現代的意義上,可以說是相當典型的政治經濟學觀點。
  亞里士多德的國家學說從論證個人不能離開城邦而生活入手,主張人的本性是合作和群居,“人天生要過城邦生活”。他的一個著名論斷是“整體大于部分之和”,把個人與城邦比作四肢與全身,一旦全身被毀,手或足也無法獨立地存在。因此國家高于個人,個人應服從城邦。接著,他用目的論來論證國家的全面功能,認為自然不造無用之物,每一件事物都是有目的的。人的目的是過優良的生活,組織的目的是為了實現某種善業,國家的目的是為了最高最廣的善業,即使城邦中的每一個成員都能得到適量的財產、強健的體魄和高尚的道德。
  亞里士多德談國家的經濟管理職能時,是從國家與家庭的關系入手的。他認為國家是家庭(oikia)的聯合而成的, 希臘文oikia 是英文economics的詞源,指的是一個由隸屬關系組成的單位,包括從屬于男人的女人和從屬于主人的奴隸。家庭是國家的最小單位,對國家的管理從對家庭的管理開始。管理城邦須首先研究管理家務,家務管理的對象是奴隸,國家管理的對象為自由人,“家務管理由一個君主式的家長掌握,各家家長以君臣形式統率其附從的家屬;至于政治家所掌握的則為平等的自由人之間所付托的權威。”[11]家財的運用是家庭內部的事,屬于家務管理,但個人獲取財產的途徑和額度則需要城邦國家的監管,亞里士多德反對以經商的方式無限度地斂財。“在交易中損害他人的財富以牟取自己的利益,這不合自然而是應該受到指責的。”[12]管理國家與管理家務的道理是一樣的,即注重善德,不以聚斂財富為惟一的目的。善德的核心是正義,正義的含義是以“城邦整個利益以及全體公民的共同善業為依據。”[13]
  亞里士多德是眾多學科的奠基人,但他的學科分類中還沒有經濟學,有關經濟(家政)的管理放在倫理學中。他認為,倫理學是關于小善——個人的善的學科,政治學是關于大善——城邦的善的學科。管理活動兼有政治與經濟的內容,管理國家與管理家庭的區別在于其所依據的“正義以公共利益為依歸。”[14]除了平等的正義之外,亞里士多德還談到了分配的正義,這也涉及經濟問題。在探討交換的正義時,提出了反壟斷的觀點,并試圖尋求一種定價的公正原則。他從經濟學的角度,認為政體是一種城邦公職的分配制度。亞里士多德沒有獨立的經濟學著作,“他主要的工作以及他主要的興趣,就社會現象而言,都在我們稱之為經濟社會學或者毋寧說是政治社會學的領域之內,而他將經濟社會學與技術意義上的經濟學都隸屬于政治社會學之下。”[15]
      二、政治經濟學在近代出現
  經濟學在近代形成,從一開始就與政治學在國家問題上有重合,政治學和經濟學各自從自己的學科角度研究國家,經歷了從推崇國家到限制國家的觀點演變。
    (一)近代早期推崇“強國家”
  歐洲中世紀是神權的一統天下,對世俗國家的職能也有所涉及,神學家圣托馬斯·阿奎那就曾探討過國家在形成公平價格時的作用。近代資產階級崛起后,他們的任務是爭取政治權力,以維護個人的權利。政治上推崇世俗權力和民族國家,抬高國家和法律的地位,制度上強調中央集權,“強國家”的主張流行。這個時期政治學高揚國家的地位,經濟學則關注國家如何獲得財富,以應付對內統治和對外征戰的需要,強調國家對經濟,特別是貿易的干預。
  政治思想集中體現在國家學說中,從“人的眼光”(馬克思語)出發是當時的主流思潮,思想家們以人為出發點,強調國家在保衛個人財產和權利方面的作用。這種觀點最早的代表之一就是尼·馬基雅維利。面對諸侯割據的意大利,他力主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在國家的建立過程中需要借助君主的權力。馬基雅維利主張強化國家權力,認為國家并不像古代先哲們所說的那樣,以“善”為目的,而是以建立和維護統治權為核心。為了保持國家的權力,君主的行為不受道德的約束,為了實現統治的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另一方面,財產是國家的基礎,國家必須設法保障每個人的財產和安全。馬基雅維利后一個觀點又隱含了限制國家行為的意味。“馬基雅維利力圖揭示社會政治現象的規律性,發現一種國家形式代替另一種國家形式的原因,研究最好的管理形式問題、統治者的權力同人民的關系問題……”[16]這種思想后來發展成為天賦人權說和社會契約論,國家被認為是實現和保護人的天賦權利的力量。
  西方的經濟學在近代形成的時候是以政治經濟學的面目出現的,史稱古典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首次把經濟整體的效果評價問題和國家在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提出,認為經濟的目標是增加財富,國家的任務是保證財富的增加。近代政治經濟學與當時的政治學都關注國家問題,政治學從保護權利的角度研究國家,經濟學從財富增長的角度看待國家。最初的政治經濟學在16和17世紀的代表是重商主義,重商主義是西歐封建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交替時期的經濟政治理論。
  重商主義沒有把生產當作財富的源泉,而是把商業當作增加財富的途徑。重商主義把促進貿易的發展看成是國家最重要的經濟任務,認為國家必須設法增加自己的財富,財富的內容是由金銀鑄成的貨幣,貨幣的多寡是衡量財富的標準。貨幣一旦離開自己的手,就意味著財富的損失和國家的貧困。聚斂貨幣收入只能通過商品交易,不斷地賤買貴賣。重商主義的一個特殊觀點是增加國家財富只能通過對外貿易來增加,他們認為國內商業不能增加一個國家的貨幣量,不過是國內一部分人多得,另一部分人少得,國家的財富沒有因此而增加。在外貿中增加的貨幣量要遵循多賣少買,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則,使國家的出口大于進口,作為貨幣的金銀才能流入本國。由于西歐國家的金銀儲量貧乏,積累金銀主要得自對外貿易,依靠擴大對外出口。
  重商主義強調國家在經濟中的地位,主張國家的干預是國家致富的保證,重商主義把增加財富當作國家的主要功能,國家的經濟政策的目的是獲取金銀。為此,重商主義在政治上主張強化中央集權,以掃除封建割據,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認為封建割據妨礙國內貿易和對外貿易,是國家強大的障礙。實行重商主義的西歐國家利用中央集權政府,采取了統一國內關稅的政策,這與當時強調集權,擴大國家權力的主流政治思想是一致的。重商主義的政策是實行國家保護主義,重商主義認為商業是國家活動的基礎,國家應保護本國商人的利益。國家還應保護工業,扶持手工工場的發展,以增加生產,擴大出口。國家限制貨幣輸出和商品進口,鼓勵出口和貨幣輸入。國家用行政手段來增加貨幣(金銀)財富。西歐許多國家都頒布法令,禁止貨幣輸出,以外貿中的順差來保持貨幣(金銀)輸入本國。托馬斯·孟在《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1630)一書中把商人稱為國家財產的管理者,商人肩負著與其他各國往來的商務。[17]重商主義還主張殖民擴張,壯大軍隊,以保證貨幣財富的不斷流入著重于商業在經濟中的重要作用。法國重商主義者柯爾培爾(1619~1688年)認為,國家擁有的貨幣數量決定著一個國家的政治軍事實力。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期的國家并不是指大眾國家,而是屬于君主。盡管法國重商主義者孟克列欽在歷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經濟學”的名稱,但是是出現于《獻給國王和王后的政治經濟學》(1615)一書中。“在18世紀以前,很少有國王、政治家或政治哲學家認為,國家應當為其人民的經濟福利負起責任,兩者是必然相聯系的。國家的財富僅僅從屬于君主——屬于國王、王后,以及那些設計、資助、指導各種方案來積累外國財富,以便發動戰爭及增加其權力和威望的臣僚——而不是屬于這個國家普通人的福利。”[18]從這點上看,重商主義與當時的政治學說在國家問題上的立場接近,也正是法國學者首次把“經濟”一詞的含義從家務管理擴展到公共行政和國家事務的管理,并加進了政治含義。[19]
  法國的重農學派是近代后期放任主義的經濟學鼻祖,對重商主義的批評首先也是來自他們。18世紀中葉,法國的農業仍在經濟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大部分農村還處于封建經濟階段,柯爾培爾推行的重商主義政策對法國的農村經濟造成很大破壞,國家的財源枯竭。以《經濟表》(1758)一書聞名的法國經濟學家魁奈等人總結了重商主義政策把國家致富之路放在流通領域的教訓,重新提出以生產領域作為富國的根基。自然秩序是重農主義的哲學基礎,重農學派的原文為Physiocrate, 是由希臘文“自然”和“主宰”兩個字組成,意指自然的統治,自然秩序支配著自然界和人類社會,自然秩序是上帝賦予的,人們只能了解和遵循它。復蘇經濟的辦法是使人為秩序符合自然秩序,實現與自然秩序一致的辦法是自由放任,自然秩序的結果會導向以最少的支出獲得最大的滿足。重商主義相信“建立在私人財產和政府權威基礎上的社會自然秩序最有利于保障人類幸福。”[20]重商主義在法國的失敗原因在于違反了自然秩序,魁奈主張取消一切干預政策,對個人的和國家間的經濟活動實行放任政策。
    (二)近代后期流行“自由放任”
  隨著資本主義確立了自己的統治地位,近代后期西方政治學說的主題由為了保護天賦人權而爭取建立國家變成為了維護個人的權利而盡量限制國家。突出個人權利的神圣不可侵犯,限制國家的權力成為主要話題。19世紀西方主要國家的資產階級政治體制差不多全都建立起來,這些國家的政治發展進入穩固資產階級政權的階段,這個時期不需要再強化國家對社會和經濟的介入了,國家的介入被當作個人自由的一種阻礙。英國于19世紀中葉率先完成產業革命,其他歐洲大國也陸續開始產業革命。產業資產階級崛起,逐漸戰勝封建殘余勢力和金融資產階級,成為西方國家中的主導階級。產業資產階級的功利動機更為明顯,其根本的要求是取得“利潤”,“快快發財”。產業資產階級要求更多的個人自由,特別是經濟活動方面的自由。他們認為國家是個“不得不要的禍害”,要求國家“遠離”自己。
  西方意識形態相應地由爭取個人的權利轉為維護個人的自由,“19世紀自由主義思想家突出強調個人自由,捍衛個人自由或個性的自由發展成為首先考慮的問題。……認為現代人所理解的自由并不是指公民平等的政治權利,而是個人自由,即自由經營、自由貿易、個性的自由發展,是自由競爭。國家應該是個人自由的保護者。”[21]個人開始“遠離”國家,要求自由發展,經濟按自己的規律運行,不需求政治權力的幫助了。國家是社會的“守夜人”角色、“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等觀點代表了當時西方的主流國家觀。
  政治思想的基礎也發生了轉變,功利主義原則取代自然法和社會契約論,成為資產階級政治思想的基礎。功利主義者注重經驗和感受,主張以事實為依據,反對從抽象的原則出發。功利主義以個人的物質利益和欲望的滿足程度作為判斷政治制度的依據,主張在個人事務中,個人最有發言權。在社會經濟領域,國家不應干涉個人的活動。個人在有關自己的財產權問題上有最高的支配權,國家無權干預。國家的職能僅僅體現為保護個人的利益不受他人侵犯的范圍內,僅在這個范圍內,國家有權干預個人活動。因此國家是“必要的罪惡”。功利主義者邊沁為個人權利至上制定了一套哲學原則,認為“救樂避苦”是人一切行動的出發點,主張“合理的利已主義”。邊沁認為社會利益由各個單個人的利益總和而成,每個人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時,社會的利益會自然地得到增進。他用功利原則來評價國家,只有能夠實現“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政府才是好的政府。這個時期的國家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指出的,“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22]
  經濟學中出現反對國家干預的主張早在18世紀末就已經出現,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被公推為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他的著作《國富論》(1776)被當作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經典。《國富論》的第4 篇講政治經濟學的體系,在全部9章中有8章批重商主義,其主要傾向是反對國家干預主義。亞當·斯密以自己的人性論作為經濟學的基礎。他認為人的本性是利已,人皆有“交換傾向”,以利人之物來換取利已之物。滿足人的“利已心”的途徑是經濟自由,自由競爭、自由貿易、自由經營。如果每個人都想使自己的產品實現最大價值,“利已”行為的結果是資本的最大利潤。
  亞當·斯密在政治經濟學上的特色還在于他提出了關于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可以自動協調的主張。他認為社會收入是全部個人收入的總和,個人利已行動的極大化會自動地實現整個社會的利益。個體之間相互受益的分散化的交換活動會自動實現對資源的配置。只要每個人都努力擴大自己的個人收入,社會財富就會隨之增加,“由于每個個人都努力把他的資本盡可能用來支持國內產業,都努力管理國內產業,使其生產物的價值能達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會的年收入盡量增大起來。”[23]在他們行事時,“既不打算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其結果卻比任何機構或個人刻意追求公共利益時要好。在亞當·斯密看來,這個結果是在個人充分競爭的基礎上,由一只“看不見的手”來指導的,它使人們“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自由競爭越充分,價值規律越起作用,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越能一致。在關于“看不見的手”的比喻中,亞當·斯密“實際上在《國富論》中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前提:追求自己利益的人們不違反正義律。”[24]這一條從此成為自由主義的基本主張。
  關于政府的職能,亞當·斯密假設面對的是一個有序的社會,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公共產品,即那些對個人極為有益,卻不能由任何個人或群體提供的產品或服務。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使私人提供者無法從受益人處征收足夠的費用,以抵消其成本,比如國防,所以私人不會自動提供。再比如法與秩序、社會公平等,政府的另一項任務是反對壟斷,“獨占是良好經營的大敵”,給予個人充分的經營自由才是符合“正義的法律”的。“斯密向他們提供了適合他們要求的自由放任的意識形態,并為自由企業和政府的自由放任的方式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25]亞當·斯密提出的政府職能的觀點也一直是經濟自由主義和現代政治保守主義政府觀的出發點,在他那里,政治與經濟是不可避免地結合在一起的。這反映了當時的經濟政治現實。“英國經濟在18世紀后期及19世紀初明顯地政治化,從斯密等古典學者的分析中,既產生了對經濟過程的實證理解,也產生了對于特定制度的哲學觀點。關于自由放任主義的規范觀點,與對于在特定的約束結構(主要特點是最低限度的、保護性的或守夜人的政府)的相互作用的實證分析,這二者是(也許是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一起的。”[26]
  18世紀,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等西方經濟學的鼻祖正式以政治經濟學為題目展開自己的學說。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第4 卷導言中提出,“作為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務的科學分支,政治經濟學有兩個明確的目標:首先,它要為人們提供,或更恰當地說,使人們能夠為自己提供豐厚的收入或生活資料;其次,向國家或全體國民提供足以維持公用事業的財源。政治經濟學的目的是要使國富民強。”亞當·斯密接受重農主義的“自由秩序”主張,反對重商主義的國家干涉主義,認為個人利已行動的極大化會自動地實現整個社會的利益。“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一個明顯目的,就是解釋市場如何在沒有詳細的政治指導下運作……證明具有可接受的效率市場之功能與政治指導無關。”[27]亞當·斯密經歷“從重商主義向流行的經濟民主主義轉變的同時,也伴隨著從專制主義向民主制度的政治轉變……由于民主思想和制度的傳播,經濟和政治的壓倒一切的目標從擴大君主的權力轉變成增進國家人民的福利。”[28]
  收稿日期:1999-12-29
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科版11~20F11理論經濟學楊龍20002000古代政治學與經濟學尚未分離,都在城邦學說內萌芽,政治學的形成早于經濟學。近代出現的政治經濟學與當時的政治學都關注國家問題,都經歷了從推崇國家到限制國家的觀念演變。現代初期經濟學曾一度遠離政治學,專注于微觀經濟問題,政治學也開始由專注于國家和制度問題向更廣的領域拓展。50年代經濟學重新關注國家的功能,政治學轉向行為主義,研究中以政府取代了國家。70年代政治經濟學復興,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成了政治學與經濟學共同的中心課題,政治學與經濟學開始交叉,新的政治經濟學出現。新政治經濟學代表了當今西方政治學和經濟學發展的新趨勢。政治經濟學/國家/新政治經濟學  political economics/state/new political economicsFrom political economics to new political economics  ——the evolution of western political economical theories  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There was no divis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ancient times. Both of them developed from the theory ofpolity(city-state).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was born in 17 ~19th centur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were concerned withstate at that time.  Modern economics once departed frompolitics. But from 1950s economics was concerned with thefunction of state.  The political thinkers studied  thegovemment instead of state in the meantime.  The politicaleconomics revived in 1970s. The function of government ineconomy became the primary topic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Politics  and  economics began to overlap and new economicsemerged  which   represented the new developing tendency of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politics and economics.楊龍,南開大學,天津 300071  楊龍,南開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法學博士。 作者: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科版11~20F11理論經濟學楊龍20002000古代政治學與經濟學尚未分離,都在城邦學說內萌芽,政治學的形成早于經濟學。近代出現的政治經濟學與當時的政治學都關注國家問題,都經歷了從推崇國家到限制國家的觀念演變。現代初期經濟學曾一度遠離政治學,專注于微觀經濟問題,政治學也開始由專注于國家和制度問題向更廣的領域拓展。50年代經濟學重新關注國家的功能,政治學轉向行為主義,研究中以政府取代了國家。70年代政治經濟學復興,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成了政治學與經濟學共同的中心課題,政治學與經濟學開始交叉,新的政治經濟學出現。新政治經濟學代表了當今西方政治學和經濟學發展的新趨勢。政治經濟學/國家/新政治經濟學  political economics/state/new political economics
2013-09-10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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