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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治經濟學到新政治經濟學(之二)  ——西方政治經濟理論的演變
從政治經濟學到新政治經濟學(之二)  ——西方政治經濟理論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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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F901.34  文獻標識碼:A
  斯密同后繼者大衛·李嘉圖的代表作為《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通過對工資、利潤和地租的研究,發現當時條件下地主與資本家之間的利益沖突。他得出了政治結論:資本主義將導致地主、資本家和工人三大階級的對立。李嘉圖也反對政府干預私人經濟,并把之運用到國際關系中,認為分工和自由貿易將有利于各國。盡管李嘉圖把制度問題列入政治經濟學,以消除制度的不公正,建立一種更人道的制度為目標,但他與亞當·斯密等人都沒有自覺地意識到自己研究的是政治問題。
      三、政治學與經濟學的分離與復興
  政治學與經濟學的結合是國家干預經濟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以后的反映。在這以前,18世紀的政治經濟學大體上是關于管理經濟的學問,主要關心如何指導經濟,增加國家的財富。19世紀的政治經濟學與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關系密切,但其首先關注的仍是管理問題,盡管方向與18世紀相反,不再強調國家的干預,因此其所關心的仍不是商業或個人經濟學。20世紀的前一大半時間是政治學與經濟學分道揚鑣的時代,政治學集中于法制和政府機構上,經濟學則著重在個人和企業行為上。直到20年代以后,政治學與經濟學才又一次趨近,“政治經濟的偉大傳統似乎并沒有在管理專業或政治學專業確立自己的地位,只是近來政治經濟學流行起來。”[29]
    (一)經濟學離開政治領域
  經濟學與政治學在19世紀至20世紀上半葉的分離與社會中國家“遠離”市場密切相關。1848年約翰·穆勒出版《政治經濟學原理》,在維護斯密的自由市場原理的基礎上,針對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提出對資本主義制度的修改。此后,劍橋大學的經濟學家阿·馬歇爾綜合了各派的觀點,在斯密基本主張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個關于自由市場的經濟學體系。馬歇爾于1890年出版了《經濟學原理》,把注意力集中在微觀經濟分析上,把制度當作不變的常量,只考察既定制度下,稀缺資源的配置和效率問題,經濟學研究“誰,為何,如何生產”的問題。從此,西方的經濟學與政治問題脫開,“18世紀原本名為‘政治經濟學’的學科,到了19世紀末變成了‘經濟學’”,[30]史稱新古典經濟學。
  西方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對個人自由的強調也是推動政治經濟學向經濟學轉變的動力,“由于19世紀占據主導地位的是自由經濟理論,因此到了18世紀下半葉,‘政治經濟學’這個術語終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經濟學’一詞。把形容詞‘政治的’去掉以后,經濟學家便可以論證說,經濟行為反映的是一種個體主義心理學,而不是以社會的形式建構起來的各種制度;據此又可以進一步斷定自由放任原則是符合自然的。”[31]經濟學的獨立傾向也與19世紀西方的政治發展密切相關,當時主要國家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確立已有一段時間,并經過不斷地改革逐步完善起來,自由主義的總體政策傾向基本形成。這種政治環境使得經濟學家可以專心地關注經濟問題,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終于發生分裂,“政治經濟學的衰落可以在為經濟學和政治學建立分立的學科組織中略見一斑。”[32]
  這個時期經濟的非政治化強化了政治學已有的獨立發展,“政治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實現了一個更進一步的目標:它把經濟學也合法化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那時,政治經濟學作為一個研究主題已經遭到貶斥,因為人們提出這樣一個論點:國家和市場是按照而且也應該按照各自不同的邏輯來運行。”[33]政治學的一個現代轉向是研究重心由國家轉向政府,隨著自由市場制度在西方世界的普及,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在這個時期也已經成型,穩定為三權分立、代議制、政黨政治等結構,政治學的研究對象也隨之從制度轉向政府,政府的運作過程、政黨政治、官僚體制,以及個人和團體的政治行為等成為政治學主要關注的問題。學科的專業化在工業化專業分工的推動下進一步發展,政治學、經濟學,以及其他學科經歷了強調獨立發展的一段時間。但是“經濟學和政治學并不是通過簡單地割裂19世紀的政治經濟學而創立起來的。”[34]經濟學是從政治經濟學變為經濟學,主要研究對象略有變化,不再關注國家問題,集中于微觀領域。政治學仍以國家為主,但也發生了向政府、團體、個人等研究對象上的微觀化轉向。
    (二)經濟學重新關注國家問題
  政治經濟在現代再次結合的必要性是經濟學家先認識到的。20世紀30年代,爆發了世界性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由自由資本主義走向壟斷階段以后,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以新的方式出現,自由放任的原則已經無法解決。以馬歇爾為代表的,關于市場可以自行調節,經常保持供求平衡的主流經濟學“一夜之間變成了神話”,自由市場的經濟學說無法解釋西方的經濟現實,也無力提出解決經濟危機的藥方,凱恩斯的經濟學應運而生。凱恩斯把經濟危機歸咎于自由市場制度,主張通過國家糾正市場的缺陷,解決經濟危機。凱恩斯用有效需求不足理論來解釋危機,認為生產過剩和失業的原因是在總收入和總消費之間存在差額,且無法依靠私人投資來彌補。因此,必須由國家采取措施,比如擴大財政支出、減少稅收等,來刺激需求,達到社會充分就業水平。“在30年代大蕭條期間,人們曾經突出確認經濟關系對于政治生活的重要性。”[35]凱恩斯的經濟學里國家又一次成為重要問題,他主張“國家最重要的議事日程不是涉及那些由私人已經在完成的活動,而是那些落在個人活動范圍之外,如果國家不出面不會有人去做出決定的事情。對政府來說,重要的不是去干那些正在由私人做的事情,或把這些事做得更好些或更壞些的問題,而是去做那些根本就沒人去做的事。”[36]40年代,凱恩斯主義成為西方經濟學的主流,由于國家再次進入經濟學家的視野,政治學與經濟學在研究對象上又一次融合,也可以說政治經濟學開始回潮,引起經濟學界關注社會整體、國家等政治問題,出現了各種不同的政治經濟學主張。
  經濟學切入政治領域的另一個角度是這個時期出現的福利經濟學,福利經濟學探討如何在均衡條件下實現資源的最優分配,從整體角度評價經濟,也是經濟學向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一種動力。美國經濟學家P.薩繆爾森綜合了凱恩斯和希克斯以及其他經濟學家,包括福利經濟學的思想,建立了一個以西方國家“混合經濟”為藍本的新經濟學體系。他編寫的教科書《經濟學》自1948年問世以來,在西方廣為流傳,到1995年,已經出到第15版。薩繆爾森的觀點被稱為新古典綜合派,其特點是把經濟學分為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兩大部分,分別論述個體經濟行為和總體經濟運行,認為個體經濟領域通行自由放任,總量平衡則需要國家的干預。由于國家被正式納入經濟學體系,新古典綜合派已經包含了政治經濟學的內容。除此之外,源自T.凡勃侖,經J.康芒斯、G.繆爾達爾等人發展的制度經濟學在30年代也開始形成,對制度在經濟中的作用作了大量的研究。凱恩斯以后,國家問題在經濟學中已經無法回避了。
  戰后,各國社會發展中政治與經濟的融合也向政治學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政治學發生變革,與其他學科之間出現交叉。政治學的研究領域得以擴大,研究課題被更新,除了傳統的政治制度、國家形式結構、民主、平等、自由等問題,對于政治系統、政治發展、政治變遷、政治心理、決策、利益集團、政黨、政治文化、輿論、選舉等紛紛進入政治學領域。由于政府政策對經濟的影響,因而政治因素的經濟后果也受到政治學家矚目。這時的政治學走向實證,注重研究實際問題。1987年,美國政治學家伊斯頓在回顧美國政治學發展歷程時,提到50年代末美國經濟從戰后的繁榮消退,引起人們對30年代大蕭條的回憶,學界馬上作出反響,社會科學各學科再度興起對經濟的興趣,“無論在國內政治還是在國際政治研究中,此時都形成了我們今天所熟諳的新的政治經濟學,它再次集中關注隱匿于經濟政策背后的政治活動。關切經濟關系對于政治權力的歸屬和運用之影響。”[37]社會矛盾的發展是促進政治學的這一方向性變化的動力,社會科學的新發展也為政治學與經濟學的結合提供了條件。
    (三)新的政治經濟學出現
  經濟學和政治學共同把目光投向政府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并以出現帶有兩種學科的明顯交叉為標志學說。到那個時期,西方經濟戰后發展的黃金時期結束,各國紛紛陷入滯脹的困境,長期的國家干預主義政策使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財政負担,通貨膨脹高居不下,同時生產停滯,失業率又降不下來。凱恩斯主義失靈,新古典綜合派也遭到沉重打擊,各種其他經濟學紛紛借機登場,其中既有自由主義經濟學,也有激進主義主張。貨幣主義、供給學派、理性預期學派等自由主義傾向的觀點居于主導地位,代表人物有哈耶克(F. A.  Hayek)、費里德曼(M.F.Friedman)、盧卡斯(R.E.Lucas)等人。他們對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學說提出尖銳的批評,認為造成滯脹的原因是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及其錯誤政策,價格機制原本能自發地調節供求。他們討論的是典型的政治經濟學問題。以J.布坎南(J.Buchanan)為代表的弗吉尼亞學派,專注于政府行為研究,認為滯脹源自“政府缺陷”,被稱為公共選擇學派。公共選擇學派專門研究政府失敗的原因,運用經濟學的方法分析政府和政治。另有一批經濟學家專門分析制度因素對經濟的作用,被稱為新制度主義。這些西方經濟學家重新關心政治問題,相對于近代的政治經濟學,他們以及其他重新涉及政治問題的經濟學說,就構成了新的政治經濟學。
  新政治經濟學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經濟學流派,而是指一種研究取向。美國公共選擇派經濟學家布坎南(Buchanan)對新政治經濟學的范圍做出了較為恰當的勾勒:是指那些與古典政治經濟學相對的,力圖突破正統新古典經濟學狹隘領域內的幾個學術流派,包括公共選擇、調節的政治經濟學、法學與經濟學或法律的經濟分析、產權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新經濟史學。[38]公共選擇主要是指布坎南等人的公共選擇理論,奧爾森(Olson)的集團理論、唐斯(Downs)的民主理論等完全以經濟人假設為出發點,以方法論的個人主義為原則,廣義上也包含在公共選擇的學說之中。產權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新經濟史學三者一脈相承,產權理論是其共同的出發點,新經濟史學分析制度因素對經濟的作用,用產權理論分析經濟史,新制度經濟學則提出一套完整的制度理論。另有一些經濟學家以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淵源和發展脈絡進行基礎性研究之后,分別對投票、選舉、政治決策、政府的規模等政治經濟問題進行了專門研究,  他們的著作往往冠以“新政治經濟學”(NewPolitical  Economy or New Political Economics), 在英語的這方面的著作中,Political Economy與Political Economics沒有嚴格的區分,在漢譯中,有的人為了區別是“政治經濟學”(  Political Economy ),他們的觀點被稱之為“政治的經濟學”(  Political Economics)。[39]為了避免與作為一個學術方向的新政治經濟學混淆,我們采用“政治的經濟學”來專指后一種狹義的政治經濟學。
  公共選擇學派是當代西方經濟學的一個分支,美國經濟學家布坎南和塔洛克60年代共同創立。公共選擇理論用經濟學的觀點和方法分析政治學的傳統問題,“簡單地說,是將經濟學應用于政治科學,公共選擇的主題就是政治科學的主題,即國家理論、投票規則、投票者行為、黨派政治學、官方政治等等。”[40]它著重于指出政府行為缺陷的原因,因而也是現代政治學的重要研究領域。公共選擇學派對政治學所紕漏的重要問題重新進行研究,因而有廣闊的研究領域,個體和團體的政治行為、政府的行為、選舉、投票、集體決策的規則等政治學問題都進入其研究視野,吸引了眾多經濟學家投下精力。主要代表人物有詹姆斯·M·布坎南、戈·塔洛克、安·唐斯、威·尼斯坎南、肯·阿羅、科爾曼(J.S.Coleman)等。
  曼瑟爾·奧爾森的學術成就跨經濟學和政治學兩個學科,一生著作頗多,其中影響最大的兩部為《集體行動的邏輯》(1965)和《國家的興衰》(1982),均被譯成多種文字。在這兩部書中,奧爾森以公共選擇理論為出發點,專注于經濟、社會和政治中的團體行為,對集團進行經濟學分析和博弈分析,抓住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之間的矛盾,改變了傳統上對團體行為的看法,并把政治與經濟之間關系的研究引向深入。
  新制度經濟學(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又稱為新制度主義,集中了比較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新經濟史和產權經濟學等流派,他們的特點是以制度為研究對象,改變了制度研究為政治學專有的狹隘學科現象,制度的概念由此向經濟和其他領域擴展。經濟學家從經濟的角度對制度進行研究不僅為經濟學開拓了新的視野,而且使人們對制度的認識有了一個新的角度。新制度經濟學是一個興盛的學派,不斷有經濟學家加盟,當代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國經濟學家D.諾斯、R.科斯、H.德姆塞茨、T.舒爾茨(T.W.Schultz),香港經濟學家張五常,我國經濟學家林毅夫等[41]。其中的諾斯既是新制度經濟學的重要代表人物,又是新經濟史學的創始人之一;科斯既是產權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又是新制度經濟學的重要人物。
  其他的政治經濟學家中有一批被稱為“政治的經濟學”,主要由一批歐美經濟學家組成,包括美國經濟學家D.希布斯、威廉·諾德豪斯、詹姆斯·阿爾特、阿萊克·克萊斯勒等人。“政治的經濟學”是真正意義上新的政治經濟學,他們開始全面探討政治與經濟,政治學與經濟學的關系,并對政治經濟學給出學科交叉性定義。他們與公共選擇理論明顯不同,不是從經濟的角度看待政治,試圖用經濟學統一政治學,而是真正把政治經濟學當成一種政治學與經濟學的合成。
  新的政治經濟學與舊的政治經濟學既有聯系,也有區別。其聯系在于都使用經濟學的基本方法,兩者的區別是主要的,復興以后的政治經濟學的涵義“已經與傳統用法大不相同了。”[42]《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則用Political Economics(中譯為“政治的經濟學”)來區分Political Economy(中譯為“政治經濟學”), 并著重指出了兩者的區別。政治的經濟學“這個術語包括對一系列政治學和經濟學共同關注的問題的分析,它不同于政治經濟學這個術語”,“政治的經濟學的重點在于試圖解釋總體的經濟政策中政治和經濟力量之間的相互作用。”[43]主要研究對象一是經濟狀態如何影響政府的維持或換屆,二是政治因素在經濟政策的形成中發揮作用。政治商業周期、政策的優化、選舉、政黨、政府的規模、公共支出等成為它的主要研究內容。基本方法是“使用現代統計和計量經濟學的技術來檢驗有關經濟和政治組織相互作用的假設。鑒于它用數據來提供相互對立的假設,它幾乎完全擺脫了同傳統的術語——政治經濟學相聯系的意識形態色彩。”[44]政治的經濟學與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在內容的區別如此之大,以致于它已經“成為一種用經濟學作為分析工具研究若干社會政治現象,政治學與經濟學相交的新學科。”[45]
  國家、制度等問題是西方政治學的傳統主題,但政治學一直沒有把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問題納入自己的領域。直到1970年,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戴維·伊斯頓(David Easton)在為《國際社會科學百科全書》撰寫“政治學”條目時,仍沒有提及政治經濟學。與此同時,當代西方經濟學家,特別是非主流的經濟學家,比如極端保守的公共選擇學派,還有像加爾布雷思(J.K.Galbraith)這樣的新左派經濟學家,關注經濟的整體效果,關注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貝克爾和布坎南的研究事業延伸進一般認為無關乎經濟的領域,例如政治、官僚體制、種族主義、家庭、生育率等。如今許多大學的政治學系里都充斥這無所謂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學者,他們用本質上屬于經濟領域的方法,來解釋政治現象。”[46]
  經濟學者向政治領域的挺進使得政治學界“當代對政治經濟學興趣的重新燃起,與其說是政治學家努力的結果,不如說是激進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努力的結果。”[47]經濟學家對政治問題的研究給政治學注入了新的血液,引起政治學從新的角度研究政府、國家、制度等政治問題,政治學的發展得以新的激發。現代政治學開始轉向,走向具體,不僅研究組織、制度,而且研究政策和決策過程,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遂成為政治學的重要研究對象。政治學的這種變化也是社會現實發展的要求。7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普遍實行混合經濟體制,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已經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如何干預,干預到何種程度的問題。政府在管理社會(包括經濟)方面的功能大大強化,政府既是政治學的主要研究對象,也成為經濟學重要研究問題。
  從更廣泛的意義上,社會的分化和專業化、現實的復雜化和多元化在80年代以后又有進一步發展,促使各個學科的研究視野明顯擴大,政治學的研究領域隨之擴展。伊斯頓總結道,“這些變遷使我們在廣泛的領域中對先存的實際狀況之看法和態度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這些領域包括:種族和性別歧視,環境的污染,貧困和經濟不平等的最低限度,政治經濟權力的集中,核軍備的重整,國際范圍內經濟和政治的相互依存等等。”[48]奇爾科特在總結政治學在當代的新進展時認為,性別問題、環境問題、選擇問題、民主問題、資本主義的作用等已成為80年代政治學的主題。[49]上述所面臨的社會問題是綜合性的、多側面的,以整體面目出現的,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單一學科的分別研究,不足以為這些社會問題的解決提供合適的方案,政治學與其他相關學科共同研究重要的社會問題成為現實需要。
  到90年代,西方政治學者明確主張“政治學研究不能孤立于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之外。”[50]經濟學也在發生變化,更關注宏觀問題,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政府的職能等問題被普遍當作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政治經濟學的再次出現得到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的肯定。當代西方出現政治理論與經濟理論相結合的趨勢,《韋氏第三版新國際詞典》中把政治經濟學定義為“處理政治和經濟過程的相互關系的一門社會科學。”伊斯頓于90年代意識到了總結70年代以來的美國政治學發展時,注意到了政治經濟學的復興,他被認為這是政治學在后行為主義時期走向應用,注重政策研究的總趨勢的一種表現,也是現實中經濟狀態與政治事件之間聯系日益密切的反映。[51]
    (四)政治經濟學復興的意義
  政治經濟學的復興反映了當代學界多學科融合的趨勢,“舊政治經濟學及其近來的復興,能夠比范圍較狹隘的經濟學和政治科學更好地認識和研究存在于主要政治和經濟制度(國家、公司、尤其是市場)中各種形式的復雜的相互依賴。它們還能較好地研究和理解對于政治和經濟制度都非常重要的基本的社會進程。這些進程包括‘把稀缺手段分配用于相互競爭的目標’以及討價還價和行使權力。”[52]由美國社會學家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主持的“古本根重建社會科學委員會”(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于1994年和1995年組織了來自社會科學、 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10位學者進行討論,認為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這三門以探尋普遍規律為宗旨的傳統社會科學在當代日益相互重合。
  首先是社會學,于50年代提出了“政治社會學”和“經濟社會學”,并把它們作為自己的兩個分支。政治學家步其后塵,也將自己的研究范圍擴大到正規的政府建制之外。像壓力集團、抗議活動和社區組織等,只要是有政治意味的社會現象,都被納入政治學的研究領域。華勒斯坦等人認為“政治經濟學”的重新使用是社會學家的手筆,“當某些具有批判精神的社會學家重新使用‘政治經濟學’這個術語時,另外一些不那么具有批判精神的政治學有所作出的回應是力圖賦予它以一種更加偏于古典的意蘊,即注重對普遍規律的研究。”[53]結果促使政治學家更加關注經濟過程,經濟學中的凱恩斯主義的流行重新喚起了對“宏觀經濟學”的關注,“于是經濟學于政治學之間的分界線變得不那么清晰了,因為分析的對象主要是政府的政策以及各類政府間機構。”再以后,一些非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家主張用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分析模式去研究傳統上歸于社會學的各類主題,比如家庭、犯罪等。
  新政治經濟學的出現也是政治學吸納經濟學方法的結果。經濟學對政治學的“邊界入侵”受到政治學家的歡迎,“一些在政治學方面被看作較有獨到見解的和比較有用的著作,是由經濟學家所撰寫的,他們把自己學科的工具箱中取出的合理的概念和模式應用到政治學上。”[54]這使得一些政治學家沿著與經濟學家相似的路線來重建政治學,比如把政治學中的“權力”相當于經濟學中的“財富”。因此經濟學是作為一種模式和一種研究方法進入政治學的,“這時政治經濟學的獨到之處,是它對于方法論的杰出貢獻。迄今為止,惟有經濟學因此而著稱于世。理性的行動者模式,一般是以演繹推論為基礎的,但它時常也需要對于行為世界予以正確的參照。這種模式代表了技術從某個學科向其他學科——實際上是從經濟學向一系列其他學科的轉移,這種轉移的速度之迅速、范圍之廣泛,在社會科學史上是鮮有先例的。正因為如此,人們才聽到有關‘經濟學大帝國主義’的議論,當然,其涵義即是指其他社會科學在進行理性建模時已發現了經濟學的威力。”[55]在這方面,政治學不僅吸收了經濟學的方法,而且還吸收了心理學、社會學,甚至若干自然科學的方法。“‘入侵者’常常受到歡迎,并且被看作對政治研究作出了有用的貢獻。”[56]對于政治學和經濟學這兩個學科來講,“最重要的情況是,近年來為建立新的政治經濟學(即,為更緊密地、更系統地結合,無論是什么名稱,也無論最終學科的重新安排是什么)提出了有力的論證,這一論證顯得很有說服力。”[57]
  從古典政治經濟學到新政治經濟學也是一個重提價值觀問題的過程,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在某種意義上把政治經濟學當作道德科學,他的《道德情操論》發表在《國富論》之前。新政治經濟學關注的是古典時期以后經濟學家不再研究的問題:產權、利益集團的沖突、國家、官僚制度、自由、正義、秩序等政治現象和政治哲學問題,“保守主義經濟學不僅僅是一種經濟理論,同時也是一種規范的政治理論。”[58]這與西方政治學走向后行為主義,重提價值問題,向國家的回歸等的學術趨勢是一致的。伊斯頓認為,政治經濟學的回歸形成了政治研究新的方法:理性人和公共選擇模式,這種方法先是被政治行為研究所采用,爾后又推廣到道德問題等其他政治學領域。他舉了羅爾斯(JohnRawls )對正義問題研究的進展為例,羅爾斯在《正義論》(1971 )運用了理性人和博弈等模式,給出有說服力的、準確的正義標準。伊斯頓得出結論:“理性的模式使得新的政治哲學有可能要求與經濟學本身無分伯仲的邏輯性和精確性。因而,各種價值標準亦以一種合意的方式,覓見了自己返還科學研究的途徑。”[59]而在行為主義時期,規范性問題涉及價值觀,一直被當作主觀性的東西而排斥在政治科學之外。
  當代西方學術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是學科的融合與交叉,社會科學中的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相互融合,出現了一些邊緣學科,如政治社會學、經濟社會學、政治經濟學等。其中一些經濟學家關注政治問題,進入以往政治學的研究領域,出現了一批研究政治問題的經濟學家。他們不僅對政治制度、國家、政府、選舉、自由、平等、民主等傳統的政治問題從經濟學的角度進行研究,得出自己獨特的結論,而且還專門分析了投票規則、代議制民主與財政政策的關系等新的問題。經濟學家“侵入”政治學,給政治學這一古老的學科帶來了新的研究視角,開辟了新的研究領域。如何回應經濟學的“入侵”,如何從政治學的角度評價經濟學家的政治研究,是擺在政治學者面前的重要任務。
  收稿日期:1999-12-29
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科版11~20F11理論經濟學楊龍20002000古代政治學與經濟學尚未分離,都在城邦學說內萌芽,政治學的形成早于經濟學。近代出現的政治經濟學與當時的政治學都關注國家問題,都經歷了從推崇國家到限制國家的觀念演變。現代初期經濟學曾一度遠離政治學,專注于微觀經濟問題,政治學也開始由專注于國家和制度問題向更廣的領域拓展。50年代經濟學重新關注國家的功能,政治學轉向行為主義,研究中以政府取代了國家。70年代政治經濟學復興,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成了政治學與經濟學共同的中心課題,政治學與經濟學開始交叉,新的政治經濟學出現。新政治經濟學代表了當今西方政治學和經濟學發展的新趨勢。政治經濟學/國家/新政治經濟學  political economics/state/new political economicsFrom political economics to new political economics  ——the evolution of western political economical theories  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There was no divis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ancient times. Both of them developed from the theory ofpolity(city-state).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was born in 17 ~19th centur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were concerned withstate at that time.  Modern economics once departed frompolitics. But from 1950s economics was concerned with thefunction of state.  The political thinkers studied  thegovemment instead of state in the meantime.  The politicaleconomics revived in 1970s. The function of government ineconomy became the primary topic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Politics  and  economics began to overlap and new economicsemerged  which   represented the new developing tendency of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politics and economics.楊龍,南開大學,天津 300071  楊龍,南開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法學博士。 作者: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科版11~20F11理論經濟學楊龍20002000古代政治學與經濟學尚未分離,都在城邦學說內萌芽,政治學的形成早于經濟學。近代出現的政治經濟學與當時的政治學都關注國家問題,都經歷了從推崇國家到限制國家的觀念演變。現代初期經濟學曾一度遠離政治學,專注于微觀經濟問題,政治學也開始由專注于國家和制度問題向更廣的領域拓展。50年代經濟學重新關注國家的功能,政治學轉向行為主義,研究中以政府取代了國家。70年代政治經濟學復興,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成了政治學與經濟學共同的中心課題,政治學與經濟學開始交叉,新的政治經濟學出現。新政治經濟學代表了當今西方政治學和經濟學發展的新趨勢。政治經濟學/國家/新政治經濟學  political economics/state/new political economics
2013-09-10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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