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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公益捐贈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企業公益捐贈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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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捐贈是指企業以自己的名義自愿無償將其有權處分的合法財產贈送給合法的受贈人用于與生產經營活動沒有直接關系的公益事業的行為(《關于加強企業對外捐贈財務管理的通知》財企[2003]95號)。在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中,捐贈已成為企業向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重要方式,分担了政府作為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提供者的責任。在當今社會生活中,企業捐贈對于救濟社會中的弱勢群體,減輕國家的經濟負担發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時,捐贈公益事業提高了企業聲譽、激勵了員工士氣、增加了品牌價值。因此,大力推動企業捐贈公益事業不僅有利于促進和諧社會的構建,而且會增加企業的長期收益,實現可持續發展。
  一、國外研究進展
  企業捐贈公益事業在歐美發達國家已有許多年歷史,西方學者從不同方面對企業捐贈問題進行了理論和實證研究。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企業社會責任、企業捐贈行為、企業捐贈績效評價與管理等三個方面。
  (一)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
  企業公益捐贈的實質是企業通過履行社會責任,實現企業發展目標。國外對于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主要有兩類觀點:
  1.企業經濟目標和社會目標不可兼容論。國外學者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爭論由來已久。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1970年出版的一期《紐約時代雜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中撰文指出:企業的惟一社會責任就是“在法律和規章制度允許的范圍之內,利用它的資源從事旨在增加其利潤的活動”。在《資本主義和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書中,他寫道:“企業是其所有者——股東的一種工具。如果企業進行捐贈,它就剝奪了股東個人自行處置其資金的權利。”弗里德曼的結論是:即便要進行公益捐贈,捐贈人也應該是股東個人,或推而廣之,是員工個人,而非整個企業。顯然,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企業社會責任觀將企業的社會目標和經濟目標看成是不可兼容的兩個方面,即要達到某一目標總以犧牲另一目標為前提。實際上,這種觀點以兩個隱含的假設為基礎:第一是企業的社會目標與經濟目標是相互分離、相互對立的,因此企業造福社會總是以犧牲其經濟利潤為代價的;第二是企業捐贈者為社會福利作出的貢獻比個人捐贈者小[1]。
  2.企業社會責任和經濟目標兼容論。以邁克爾·波特(Michael E.Porter)和馬克·克雷默(Mark R. Kramer)為代表的戰略管理學家則認為,從長遠來看,企業的社會目標和經濟目標本身并不沖突,實際上它們還是互相聯系的。從真正意義上的戰略性角度來思考,企業可以利用公益活動來改善自己的競爭環境。利用公益活動來改善競爭環境可以使社會目標和經濟目標統一起來,并能使企業的長遠業務前景得到改善。企業在改善競爭環境時,能夠做的不只是捐點錢而已,它們還能充分利用自身能力和關系來支持公益事業,由此產生的社會效益遠遠超出了個人捐贈者、基金會甚至政府所能提供的。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企業的任何支出都會帶來社會效益,也不意味著任何社會效益都能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大多數的企業支出只能為其自身帶來利益,而與企業經營無關的公益捐贈能產生的也只是社會效益。只有在企業的支出能同時產生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情況下,企業的公益活動和股東的利益才可能交匯在一起,如圖1所示。
  該圖中兩條虛線之間的部分表示的是企業的公益活動對其競爭環境產生重要影響的區域。正是在這個區域,企業的公益活動才真正具有戰略性[2]。國外許多企業樹立了戰略性企業捐贈理念,并在實踐中日益顯示出它的競爭性。
  (二)對企業公益捐贈行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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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利益交匯
  對企業公益捐贈行為的研究是企業捐贈問題研究的核心,主要包括對產生捐贈行為的動機和影響捐贈行為的因素進行的研究。
  1.對企業捐贈動機的研究
  戈拉斯克維奇(Galaskiewicz)指出,企業的捐贈行為可分為三種:即企業對受益者的直接捐贈、企業對已存在的基金會組織或其他公益機構的捐贈、企業直接捐資成立基金會組織等[3]。不管是哪種捐贈行為,背后都會有它的動機,許多學者對此進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觀點。
  (1)競爭優勢論
  邁克爾·波特(Michael E. Porter)和馬克·克雷默(Mark R. Kramer)提出了戰略性公益捐贈,以競爭環境四要素理論分析了企業捐贈行為,如圖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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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 企業捐贈行為分析的競爭環境四要素模型
  波特(Porter)和克雷默(Kramer)研究指出:企業利用公益活動來改善競爭環境可以使社會目標和經濟目標統一起來,并能使企業的長遠業務前景得到改善。通過仔細分析競爭環境的生產要素、需求情況、戰略和競爭環境、相關和支持性產業等要素,企業可以找到能同時實現社會價值與經濟價值、既能提高自身競爭力又能提高其所在組群競爭力的公益活動領域。并提出公益基金會可以通過四條途徑來創造社會價值,即選擇最佳捐贈對象、向其他捐贈者發出信號、提高受贈方的績效,以及增進該領域知識并改進該領域的實踐,如圖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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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 企業公益活動價值最大化
  企業的公益活動和競爭環境聯系得越緊,其公益捐贈對社會的貢獻就越大,獲得的競爭優勢也就越大[2]。
  (2)企業聲譽論
  斯蒂芬·布雷默(Stephen Brammer)和安德魯·米靈頓(Andrew Millington)總結了其他學者的觀點,提出企業公益捐贈的動機是為了企業聲譽,企業公益捐贈行為能提高企業聲譽,并用英國大工業公司的實例進行了實證分析。他們提出了決定企業聲譽的十二個因素假設,尤其對企業捐贈支出和政策進行了研究,認為公益捐贈額度高的企業擁有更好的聲譽,公益捐贈能彌補企業在社會上不負責任的行為,并且可以保護企業聲譽;企業現金捐贈比職工志愿服務能產生更好的聲譽效果,企業為追逐聲譽效果最大化應采取更多的現金捐贈。研究還指出社會相關政策對企業聲譽沒有任何直接和間接的影響,而企業財務業績直接影響企業的聲譽,即企業業績好,它的聲譽就好[4]。
  (3)利他主義論
  對企業公益捐贈行為動機的另一種解釋是來自于企業的利他主義觀念。克姆拜爾(Campbell)、卡頓(Cowton)、愛德蒙德森和卡羅爾(Edmondson and Carroll)、桑切斯(Sanchez)等學者對此進行了研究[5][6][7][8]。這種動機又被稱作:行使良好的公民權利、不求任何回報的捐贈、使公共福利最大化的一種責任。安德內(Andreoni)的研究證明,企業捐贈是被潛在的利他主義動機和為贏得公眾贊揚的愿望所驅使[9]。
  (4)政治動機論
  內黑塞爾(Neiheisel)綜合了利他主義和利潤最大化理論的觀點,提出了一種企業捐贈的混合模型——政治企業模型,重點考慮了企業的商業環境和相關的政治氣候對企業的影響,他認為,企業為了獲得可靠的利潤和從重大外部公共事件中減少處罚,故而采取公益捐贈行為[10]。
  (5)管理效用論
  哈里(Haley)研究得出企業采取善行很少因為戰略的、利他的或政治的目的,而更多的是由追逐管理效用所致,認為企業捐贈能為達到管理人員所贊成的目標提供支掙[11]。阿拉姆帕拉姆(Arulampalam)和斯通曼(Stoneman)則分析了企業管理者可能利用他們的職位行使捐贈,從而顯示管理者個人的利他主義傾向[12]。
  2.對影響企業捐贈行為因素的研究
  沃玻爾(Werbel)和卡特(Carter)運用代理理論和經營理論研究了CEO對企業公益捐贈的影響問題,驗證了CEO根據個人的興趣進行捐贈的程度,指出CEO參加企業基金會的會議時將對他個人興趣和公益捐贈的關系產生影響,并使用160家企業基金會的樣本數據對此影響進行了驗證,即如果CEO缺席了基金會會議,那么他個人的興趣對公益捐贈的影響就會減少,但不能完全消除[13]。
  克姆拜爾(Campbell)等人也對企業捐贈行為和決策者社會意識的關系進行了論證,認為兩者關系非常密切,企業決策者們個人態度的人性因素互相作用,并對企業是否進行捐贈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研究還揭示了有過捐贈歷史的企業常常用利他主義動機來解釋其捐贈行為,而那些不曾捐贈過的企業則會用商業原因來說明自己為什么不捐贈[5]。
  查爾斯·克勞特菲爾特(Charles T. Clotfelter)對捐贈的經濟學問題進行了研究,尤其是分析了收入和稅收因素對捐贈的影響,這里的收入是指“可支配收入”,也就是“稅后收入”;將收入和價格變量一并運用到統計學模型中以測定它們對捐贈額度的定量影響[14]。
  帕米勒·格林(Pamela Greene)和羅伯特·麥克里蘭(Robert McClelland)分析了稅收激勵對公益捐贈的影響程度,并提出了許多建議,如改變邊際稅率結構、允許納稅人利用標準抵扣額通過捐贈減少應納稅收入、廢除不動產稅等[15]。
  海蘭德(Helland)和史密斯(Smith)運用代理成本理論解釋企業捐贈行為,通過研究發現:第一,企業董事們的較大型的會議和企業更多的現金捐贈、成立企業基金會是正相關的,同時調查了由更多外部或者獨立董事組成的董事會是否會導致較少的企業捐贈問題,得出董事會的組成成份對企業捐贈沒有重大影響。第二,債務對企業捐贈行為的影響是負面的,債權人有效控制的、高負債率的企業很少采取現金捐贈,并且也很少建立企業基金會[16]。
  斯蒂芬·布雷默(Stephen Brammer)和安德魯·米靈頓(Andrew Millington)(2006)通過調查英國300多家公司的樣本數據,比較細致地分析了企業規模、組織透明度、行業性質等對企業捐贈支出的影響。研究發現,企業規模、組織的透明度與企業捐贈支出是正關聯的,一般地,大企業會對公益事業進行更多的捐贈,一旦組織透明度被控制的話,企業規模對企業捐贈影響的程度大概會減少一半。研究還發現組織透明度和企業捐贈正相關的關系與企業規模和企業捐贈正相關的關系大致一樣;行業性質對企業捐贈行為有重要的影響,資源型行業的企業比基礎性行業的企業捐贈得要多。研究中的不足是:在幾個因素交叉組合的模型中,存在一些與因果推論相聯系的固有難題[17]。尤西姆(Useem)等人也對“企業規模影響捐贈”問題進行了研究[18]。
  瑪奎斯(Marquis)、格里恩(Glynn)、戴維斯(Davis)等人提出了共同體同態現象的概念,即企業社會行為(包括現金捐贈、友愛捐贈、志愿服務等)和它所處的共同體中其它企業社會行為有類同之處,共同體內部的企業相互影響和模仿社會行為[19]。
  約翰遜(Johnson)調查研究了產業結構和業績對企業捐贈行為的影響,并得出結論:稅前利潤是企業捐贈的最主要決定因素[20]。馬克·S·萊克萊爾、克里喬頓(Mark S. Leclair, Kelly Gordon)通過實證分析,得出了同樣的結論[21]。斯科沃爾茲(Schwartz)[22]、萊維(Levy)、沙圖(Shatto)[23]論證了企業捐贈和廣告支出之間的關系。
  (三)對企業捐贈的績效評價與管理研究
  1.平衡計分卡方法
  伊庫·依布凱(Eiko Ibuki)認為企業捐贈應該被看作是一種社會投資,而不是施舍,它應該與增加企業價值結合起來,相應地,企業必須重新建立它的社會投資使命,并且在管理愿景中重新配置。作為社會投資,伊庫·依布凱(Eiko Ibuki)提出了五項措施:(1)加強企業內部交流,以達成共識。(2)重新確定基于企業公益捐贈行為的企業使命。(3)分解使命。(4)根據使命和戰略最優分配管理資源。(5)建立有效的和高效率的公益捐贈績效評價系統。
  伊庫·依布凱(Eiko Ibuki)運用使命研究框架分析企業使命的重構問題,并采取平衡計分卡的方法解決關于企業公益捐贈行為的內部交流和使命的分解與分析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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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 平衡計分卡框架圖
  平衡計分卡是通過財務指標與非財務指標考核方法之間的相互補充“平衡”,同時在定量評價與定性評價之間、客觀評價與主觀評價之間、組織的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之間、組織的各部門之間尋求“平衡”的基礎上完成的績效考核與戰略實施過程[24]。
  2.SROI評價方法
  羅伯茨企業發展基金會(Roberts Enterprise Development Fund. REDF)提出了公益投資理念,企業進行公益投資將獲得自身價值和社會回報,因此建立了SROI(Social Return of Investment,投資的社會回報)評價框架。SROI評價框架是要衡量社會性企業所產生的社會經濟價值。該框架將所創造的經濟價值與企業社會價值相結合,使用標準投資分析工具,利用一系列Excel表格,圍繞擴展的價值理念進行調整。
  SROI方法衡量價值和回報兩個方面,主要包括六個衡量尺度,即企業價值、社會目的價值、貸款價值、企業回報指標、社會回報指標和貸款回報指標,如表1所示。
  表1 價值和回報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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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OI方法為企業的捐贈活動提供了一個分析框架,運用該方法可以分析潛在的公益投資和評價以往的投資價值,可以幫助投資者判斷哪類行業才適合他們進行投資,避免盲目性。公益投資與例行的公益活動不同,需要建立信息系統來記錄社會影響,關注資金產生的長期價值而非單純的資金轉移。但是,該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SROI的分析過程需要收集許多資源和信息,很難收集齊所有信息;分析過程不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許多評價需要聘請外部專家等[25]。
  3.企業公益捐贈績效的標桿管理
  為了衡量企業所做的公益活動結果,比較同行業的競爭者和本企業的公益活動業績,FSG(Foundatio Strategy Group)組織提出了企業捐贈績效的標桿管理方法。
  企業捐贈績效的標桿管理能為企業公益計劃帶來很多利益,主要有:第一,標桿管理有助于選擇合適的衡量尺度來計算企業公益活動產生的影響。第二,標桿管理有助于企業了解競爭者的投資情況,從而為企業戰略規劃提供重要參考。第三,標桿管理有助于企業借鑒其他企業的最佳實踐,學習其他企業的成功經驗,從而促使企業更加有效地實現目標。
  FSG組織為企業捐贈績效的標桿管理設計了一個三階段過程:
  階段1:對企業以及主要競爭對手的社會投資情況進行全面分析,包括分析和比較企業捐贈的一些標準變量,如捐贈額度、捐贈方式、捐贈占銷售額的比率和員工參與比率等。還制定了其他一些衡量尺度,如分析捐贈項目領域、地理位置和捐贈的戰略價值等。
  階段2:通過四個評價層次來評價競爭對手的社會投資項目。FSG組織主要是研究競爭對手捐贈項目的商業和社會影響,以及通過價值創造、溝通和競爭對手的捐贈項目戰略產生的影響,如表2所示。
  表2 標桿管理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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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階段3:闡述競爭對手的公益活動對于本企業社會投資戰略的啟示。通過比較和評價,企業總結出以下重要啟示:從其他企業的成功實踐中可以學到什么?企業如何更好地進行差異化捐贈?企業捐贈資金怎樣才能得到更有效的使用?
  FSG組織提出的三階段標桿管理方法為衡量企業公益捐贈活動提供了一個綜合和實用的框架,有助于企業對捐贈活動進行衡量,清楚地了解企業捐贈活動的結果[26]。
  二、國內研究現狀
  企業公益捐贈現象在我國的研究雖與國外有著很大的差距,尚處于起步階段,但已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目前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企業捐贈的會計處理與納稅問題研究
  針對企業捐贈業務的特殊性,我國學者從不同角度分析了企業捐贈業務的會計處理與納稅調整問題。金未、鐘駿華、梅玲基于對現行會計制度和稅法對企業捐贈規定的差異分析,從對外捐贈和接受捐贈兩個角度,闡析了捐贈的日常會計處理、納稅調整及所得稅的核算[27][28]。彭海穎等對不同途徑、不同對象捐贈,現金捐贈與實物捐贈的納稅籌劃問題進行了探討[29]。柴重光、肖妍對企業捐贈行為的所得稅會計處理通過例證進行了分析,指出由于我國目前稅法與會計制度適當分離,因此如何準確理解稅法,進而準確履行納稅義務就顯得格外重要[30]。張國生比較并分析了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美國政府會計準則委員會(GASB)、國際會計師聯合會公共部門委員會(PSC)及我國《民間非營利組織會計制度》對捐贈、捐贈承諾、會員費、凈資產的會計處理的差異[31]。茹長云探討了企業公益、救濟性捐贈支出扣除標準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了規范捐贈支出扣除標準的措施[32]。
  (二)對企業捐贈的法律分析
  企業捐贈是企業承担社會責任的一種方式,涉及到許多法律問題。張莉、脫劍鋒從法律激勵和約束角度對公司捐贈的法律問題進行了分析,指出捐贈是公司應承担的社會責任[33]。劉敏從公司內部本身的章程和外部的相關法律規定兩方面入手,研究了完善公司捐贈行為的約束機制,同時指出為了充分保障股東的利益,法律還應賦予股東一定的訴權,形成對不合理公司捐贈行為的法律救濟[34]。吳勇敏、竺效分析了公益捐贈行為的法理內涵、法律性質、法律效力以及對公益捐贈人利益的法律彌補方法,為公益捐贈法律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素材[35]。他們指出公益捐贈合同除作為其合同主體的捐贈人和受贈人外,還涉及受益人這一公益捐贈合同關系人,合同客體和內容的特殊性反映了這類行為的社會公益性目的。公益捐贈行為的法律涵義決定了它與信托、第三人利益契約和代理法律關系存在著明顯差異。通過比較分析,得出公益捐贈是一種附義務的贈與合同[36]。古小東對公司捐贈行為的價值基礎和理論與現實問題作了分析,研究得出在《公司法》中將公司捐贈的一些具體問題明確規制,對強化公司該行為的管理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37]。
  (三)對企業捐贈運行機制的研究
  國內目前對企業捐贈運行機制的研究較少。楊團等人組成的課題組對上海企業捐贈社會公益情況進行了調查,分析了上海地區企業捐贈的特點、類型等,提出企業捐贈以互惠交換的方式配置社會資源是市場、再分配交換機制的重要補充,并從社會政策的角度為規范、激勵企業捐贈行為提出了相應對策[38][39][40]。農貴新、何靜對捐贈進行了理性分析,提出捐贈理性的基本原理是:通過捐贈行為提高整體經濟效益和優化經濟結構。他們認為捐贈是經濟資源的再分配過程,必將引進社會經濟效益的變動,這種變動可用經濟學上的投入產出曲線進行分析,影響捐贈理性的因素有時間空間、組織建設、政府行為、捐贈物自身和捐贈數量等[41]。
  (四)對企業捐贈行為動機的研究
  我國臺灣的黃國良運用消費者行為理論、社會判斷理論,對高雄發展文教基金會進行了個案研究,通過收集相關募款資料,對非營利組織捐助者的認知行為傾向進行了分析[42]。黃營杉、齊德彰通過對臺灣的高科技電子產業個案的研究,發現企業捐贈公益事業行為的內部動機主要有:順應世界潮流、企業的文化、企業形象與公共關系、得到社區與社會的認同、提升企業知名度、增加員工向心力、促進整體商業環境良性發展、提升國民生活品質、對鄉土國家的熱愛及節稅等;外部動機主要有:企業倫理的實踐、善盡社會責任、支持公益團體(公益機構)等[43]。葛道順通過對北京地區企業捐贈的理念和行為動機實證研究,發現企業捐贈的動機主要有:承担社會責任,追求市場開拓與企業形象的共贏,源于文化傳統,回報社會,與政府、社會建立溝通等[44]。
  (五)對企業捐贈管理方法的研究
  陳龍真從分析項目管理運用于我國企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出發,為我國企業設計了項目管理運用于企業捐贈的分析框架,設計了企業捐贈項目管理的基本內容、基本流程、運用原則和運用技術處理,并探討了項目管理在我國企業捐贈中的運用要點,對我國企業捐贈項目的管理活動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45]。張彬認為企業對非營利組織的捐助能成為獲取競爭優勢的有效途徑,并運用社會網絡理論研究了其形成競爭優勢的內在機理,從企業獲取競爭優勢角度討論了企業對非營利組織捐助的目的動機、行為方式、合作形式等[46]。
  綜上所述,伴隨著企業捐贈的成功實踐,國外學者從不同角度對企業公益捐贈問題進行了大量研究,初步形成了一定的理論體系;與社會經濟發展相適應,我國這方面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與歐美發達國家存在很大差距。企業捐贈既可以救濟社會中的弱勢群體,減輕國家的經濟負担,又可以提高企業聲譽、激勵員工士氣、增加品牌價值,因此,加強對企業公益捐贈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運用管理學、經濟學基本原理,深入分析企業公益捐贈的運行機制、行為特征和管理實踐將成為該領域未來研究的主要任務。
青島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36~42F31企業管理研究羅公利/肖強20072007
企業捐贈/企業社會責任/文獻綜述
企業捐贈公益事業在發達國家已有多年歷史。國外學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業社會責任、企業捐贈行為、企業捐贈績效評價與管理等三個方面。我國對企業公益捐贈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主要集中在企業捐贈的會計處理與納稅、企業捐贈的法律分析等方面,對企業捐贈運行機制、企業捐贈動機和企業捐贈管理方法有一定研究,但很不深入。運用管理學、經濟學基本原理,深入研究企業公益捐贈的運行機制、行為特征和管理實踐將是今后的主要方向。
作者:青島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36~42F31企業管理研究羅公利/肖強20072007
企業捐贈/企業社會責任/文獻綜述
2013-09-10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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