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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學的研究對象和基本問題(下)
傳播學的研究對象和基本問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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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馬克思主義精神交往理論與傳播學
  在前面兩節中,我們從傳播的定義出發,考察了傳播學的對象并論述了傳播學研究的意義。在本節中,我們將探討如何才能學好傳播學的問題。這里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必須從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立場出發,樹立科學的傳播觀。
  解決這個問題,是基于幾種現實需要。第一,在我國,傳播學是從西方國家主要是美國引進的。美國的傳播學研究對傳播學的創立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其中不乏值得借鑒的精華。但是,由于對行為主義和實證主義方法的崇尚,美國的傳播學在許多場合把傳播僅僅作為孤立的精神或心理現象加以考察,導致了他們的傳播理論中也有不少唯心主義的糟粕。為了使傳播學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我們必須從唯物史觀出發重新建構傳播學理論體系。第二,我們前面已經提到,傳播學是以社會信息系統及其運行(即傳播)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它屬于一門社會科學。任何一門社會科學都離不開哲學世界觀的指導,考察人類的傳播活動,同樣必須從科學的傳播觀出發。第三,我們研究傳播學的重要目的之一,是為了探索社會信息系統良性運行的規律,理順我國社會的傳播結構和傳播關系,為我國社會發展服務。這也要求我們必須將唯物史觀貫穿于傳播學研究之中。
  那么,從唯物史觀出發,應該如何看待人類社會的傳播活動呢?對此,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神交往理論為我們提出了幾條重要原則。
  在人類交往活動的大系統中把握傳播
  在確立唯物史觀的第一部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市民社會的成立和發展之際,使用了一個引人注目的概念:“交往”(Verkehr)。
  什么是“交往”?對這個概念,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文中并沒有明確作出一個總體定義。不過,從他們的論述中我們不難看出:第一,如“在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上的一切物質交往”等表述所體現的,它指的是以物為媒介的人與人的交往關系;第二,如“觀念、思維、人的精神交往”等表述所體現的,它同時也指以“語言”為媒介的人與人的精神交往關系。可以說,交往是一個體現人的總體活動之關系性的一個概括性范疇。馬克思和恩格斯寫道:
  各民族之間的相互關系取決于每一個民族的生產力、分工和內部交往的發展程度。這個原理是公認的。然而不僅一個民族與其他民族的關系,而且一個民族本身的整個內部結構都取決于它的生產以及內部和外部的交往的發展程度。(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頁。)
  從這段論述中我們看到,馬克思恩格斯是把交往作為與生產力和分工同等重要的范疇來看待的。他們認為:“生產第一次是隨人口的增長開始的。而生產本身又是以個人之間的交往(Verkehr)為前提的。這種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產決定的。”(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頁。)這就是說,交往與生產從人類誕生那一天起就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沒有生產,就不會有交往;沒有交往,也就不會有生產。分工產生于生產的需要,而交往則是實現生產和分工的保障。生產力、分工和交往的發展程度,不但決定著一個社會或民族的內部結構,而且制約著它們的外部關系。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生產和交往是有機的成對概念。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人類的生產活動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物質生產,即“生產必需的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與此相應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物質交往活動;一類是精神生產,即“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生產,與此相應的則是人與人之間的精神交往。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構成了人類生產活動的總體,而物質交往和精神交往則構成了人類交往活動的總體。物質交往與精神交往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兩者的辯證運動推動著人類交往活動的總體發展。
  我們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神交往理論為確立唯物主義的傳播觀提供了重要的出發點。之所以這樣說,首先是因為在他們的“精神交往”概念與現代的“傳播”概念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如前所述,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精神交往指的是以“語言”為媒介的人與人的社會關系,而在現代傳播學當中,傳播指的是以“信息”(廣義上的語言)為媒介的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兩者涉及的對象和范疇并沒有多大差異。正如我國學者陳力丹在考察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后指出的:事實上,他們在論述精神交往之際,同時也大量使用了現代傳播學的基本概念communication 這個詞(德文是Kommuni kation)。(注:陳力丹:《精神交往論:馬克思恩格斯的傳播觀》,開明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頁。)這說明,我們把精神交往理論看作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傳播觀,并不是一種牽強附會的理解。
  然而,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精神交往理論和西方尤其是美國的行為主義傳播學之間,畢竟存在著本質的區別。這些區別表現在:
  (1)在行為主義傳播學那里,傳播基本上是作為孤立的精神或心理現象來看待的,他們往往單純地就信息研究信息、就傳播研究傳播。而馬克思主義精神交往理論則不同,它要求把精神交往放在人類社會交往的大系統中加以考察,不但要研究人的精神活動本身,而且要研究精神活動與物質活動的關系,與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的關系。這有助于我們更全面地理解人類社會的傳播活動和傳播關系。
  (2)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精神交往是與精神生產相聯系的,離開了精神生產,也就談不上精神交往。精神生產既然屬于一種生產,必然也存在著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運動,因此,人們的精神交往關系也是與一定階段上的精神生產力發展水平以及精神生產資料的占有方式密切相關的。從這個觀點出發來觀察人類的傳播活動,我們首先不能不考察精神生產力的水平對社會傳播發達程度的制約;其次,我們也不能不考察人們在精神生產過程中的地位和精神生產資料的占有方式對傳播關系的制約作用。美國的行為主義傳播學有意無意地回避這些重大問題,因而不能從根本上揭示人與人之間的傳播關系的本質。對這一點,歐洲的批判學者、日本的“大眾傳播總過程理論”的學者都已經進行了大量分析,我們以后還要詳細論及。
  (3)從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精神生產既然是一種生產,就必然有它的產品。精神生產的產品在現代社會更多地表述為信息,從事精神產品生產的行業叫做信息產業。信息既然是產品,也必然凝結著人的勞動,有其價值和使用價值;這是信息產品和其他物質產品的共性。但是,信息又有與物質產品不同的個性,這就是一般物質產品的消費是其本身,而信息的消費則是其精神內容(意義)。物質產品的消費大多是一次性的,而信息產品的消費則一般是多次性的。精神內容的生產與一定的思想、觀念、意識、道德、政治、法律、宗教和意識形態相聯系,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美國行為主義傳播學雖然不否認信息中包含著思想、觀念和價值傾向,然而卻不想從信息的生產過程和生產結構中去尋找這些傾向產生的原因。
  綜上所述,我們不能孤立地考察傳播,而應該把它放在人類生產和交往活動的總體(社會大系統)中加以考察;我們也不能抽象地考察人與人之間的信息互動,而應該把它放在具體條件下、放在與其他社會因素的普遍聯系和相互作用關系中加以考察,這是馬克思恩格斯的精神交往理論給予我們的重要啟發,也是我們考察社會信息系統及其運行規律的基本出發點。
  從物質交往和精神交往的辯證關系中把握傳播
  馬克思恩格斯在論述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的關系時指出:“要研究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之間的關系,首先必須把這種物質生產本身不是當作一般范疇來考察,而是從一定的歷史的形式來考察。例如,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就和與中世紀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不同。如果物質生產本身不是從它的特殊的歷史的形式來看,就不可能理解與它相適應的精神生產以及這兩種生產的相互作用。”(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冊,第296頁。)
  陳力丹認為,這段論述提出了兩個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即第一,一定的精神生產和精神交往與一定的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相適應;第二,它們之間的關系并不是簡單的物質決定精神,而是更多地表現在相互作用之中。(注:陳力丹:《精神交往論:馬克思恩格斯的傳播觀》,開明出版社,1993年版,第9頁。)換言之,馬克思和恩格斯是辯證地看待兩者之間的關系的。同樣,這個辯證關系也是我們理解現代的信息生產和信息傳播,乃至現代信息社會的一把鑰匙。
  一定的精神生產和精神交往與一定的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相適應,這是唯物史觀的一個重要前提。這里包含了以下幾個要點:
  (1)人類的精神生產和精神交往起源于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活動。正像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一旦人們開始生產他們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時候(這一步是由他們的肉體組織所決定的),他們就開始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頁。)物質生產勞動既然創造了人本身,那么作為人的重要屬性的精神活動也不外乎是物質生產勞動的產物。用這個觀點來考察人類社會的信息活動,我們同樣可以看到,信息生產和信息傳播是建立在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的基礎上的,信息生產和信息傳播起源于人類的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的需要。不這樣看問題,我們就容易陷入唯心論或本能論傳播觀的困境。
  (2)物質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對精神生產和精神交往起著重要的制約作用。這就是說,精神生產和精神交往的發展是以物質生產力的發展為基礎的,沒有物質生產的發展,也就不會有精神生產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把城鄉的分離看作是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最大的一次分工”,(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頁。)而這種分工是物質生產力達到一定水平(物質生活資料有了一定節余)的結果。如果我們把近代工農業的分離看作是“第二次分工”,把信息產業的出現看作是“第三次分工”,那么我們就會發現,這些分工也都是建立在物質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之上的。丹尼爾·貝爾對“后工業社會”(信息社會)所作的分析,阿爾文·托福勒對“信息時代”到來的預言,都未敢低估第一產業(農業)、第二產業(工業)發展的作用,因為信息社會并不是空中樓閣,它必須建立在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充分發展的基礎之上;而人類也畢竟不能靠“吃”信息維持生存,我們首先必須解決溫飽問題。信息社會,只能是人類社會物質生產力高度發達的產物。
  (3)精神生產和精神交往關系反映著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關系。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個人的真正的精神財富完全取決于他的現實關系的財富”;(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頁。)而人們在精神生產和精神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他們在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體現。他們在論述階級社會中的精神生產時明確指出:
  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著物質資料生產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的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產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統治階級支配的。(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段論述,闡述了一個歷史的真實。它也提醒我們,研究現代信息社會,決不能忽視精神生產資料的占有方式和社會制度對信息生產和信息傳播的制約作用。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忽略了這一點,我們就不能認識為什么在不同性質社會制度下,信息生產和信息傳播活動會存在本質的區別。
  一定的精神生產和精神交往與一定的物質交往相適應,這只是歷史唯物論的傳播觀的一個方面。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神交往理論還告訴我們,上述兩者并不是簡單的物質決定精神的關系,而是一種辯證的相互作用關系。辨證的相互作用,意味著精神生產和精神交往除了受到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制約的一面以外,還有其獨立性和能動性的一面。這主要表現在:
  第一,精神生產和精神交往的發展,反過來也推動著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發展。按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精神勞動和物質勞動的分工程度,是社會發展的重要標志之一。分工的程度越高,精神生產和精神交往的獨立性越強,對社會整體發展的推動作用也就越大。
  第二,在物質生產達到一定的發達程度之際,精神生產的狀態如何將會成為制約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現代信息社會的進程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在信息社會中,信息成為主要的資源,這并不排斥物質生產的重要性,而是說不發展信息產業,物質生產和整個社會就不能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因此在信息社會,信息的生產與傳播將是制約社會發展的主要因素。信息社會的到來并不是對唯物史觀的否定,相反,它體現了唯物史觀對社會發展進程的科學預見。
  第三,精神生產和精神交往既然與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相區別,意味著它具有與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不同的特殊規律。恩格斯說,當我們考察“我們自己的精神活動的時候,首先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由種種聯系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起來的圖畫。”(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3頁。)這里給我們的啟發是,我們在考察現代社會的信息生產傳播和傳播之際,在考慮到它與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的關系的同時,也必須重視它作為人類精神和心理活動的復雜性和特殊性。而后者,也正是傳播學主要關注的領域。
  馬克思主義的精神交往理論并不取代傳播學,但它為傳播學提供了科學的傳播觀。這種傳播觀就是,我們既不能忽視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的基礎作用,也不能無視作為精神生產和精神交往的信息生產與傳播的特殊規律。僅強調前者,會導致一種簡單的“經濟基礎還原論”;僅強調后者,也只能使傳播學成為一種“頭重腳輕”的理論,這也是歐洲批判學派的一些學者面臨的困境。(注:沙蓮香主編:《傳播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孫旭培主編:《華夏傳播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只有從普遍聯系和相互作用的系統觀點出發,我們才能對人類社會的信息生產與傳播作出科學的闡釋。
  研究傳播學,為中國的社會發展服務
  傳播學進入中國已有20年的歷史。20年來,我國學者在引進和介紹西方傳播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方面作出大量的工作。目前,這個階段可以說已經基本完成。隨著傳播學成為國家二級學科,我們所面臨的重大任務,是如何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傳播學理論體系。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傳播學并不是一句簡單的口號,而是一項需要我國學者付了大量辛勤勞動的工作;這個任務,要比翻譯和引進艱巨得多。概括起來說,完成這項任務,需要我們堅持以下幾項原則:第一,正確處理“批判”和“借鑒”的關系;第二,實現傳播學的本土化和中國化;第三,研究傳播學,要從為中國社會發展服務這一基本宗旨出發。
  正確處理“批判”和“借鑒”的關系,這是一句老話。在傳播學進入中國已經20年的今天,我們還要強調這句老話,是因為在現實當中依然存在著兩種傾向。一種傾向是,一部分人依然對傳播學抱有戒心,認為它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誕生的,屬于資產階級貨色,因而采取拒不承認的態度。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隨著傳播學的科學性和它對社會發展的理論與實踐意義為各界所廣泛承認,持這種態度的人將會越來越少。我們要談的是另一種傾向,這就是對西方傳播學不加分析、全盤接受的態度。毋寧說,后一種傾向正是目前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傳播學體系的主要障礙。我們必須明白,西方的傳播理論,無論是“管理”學派還是“批判”學派,其誕生的環境和考察的對象都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傳播活動,其結論并不能原封不動照搬于中國社會。換句話說,以資本主義社會為研究對象的西方傳播學,并沒有為我們提供一套能夠分析、考察和解決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級階段的中國社會中的傳播問題的現成理論。我們的立場是,對西方傳播學理論必須進行全面、系統、客觀的分析,既不能全盤承認,也不能全盤否認;既要汲取其中具有科學價值的精華,也要對一些意識形態的偏見和唯心主義的糟粕保持清醒的頭腦。把批判和借鑒有機地結合起來,才是我們對西方傳播學唯一可取的態度。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傳播學,需要實現傳播學的本土化或中國化。令人高興的是,這項工作在傳播文化史研究領域已經取得了重要的進展。例如,在已經出版的許多傳播學教材中,編者都或多或少地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傳播思想進行了發掘。1990年,沙蓮香主編的《傳播學》一書設了一個專章論述“中國的傳統傳播方式及其特點”;1997年,孫旭培主編的《華夏傳播論》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傳播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分析和探索。(注:李彬:《反思:傳播學研究本土化的困惑》,載《傳播·社會·發展》論文集,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但是,除了這個領域之外,我們不能不說傳播學在本土化、中國化方面還沒有重大突破,特別是在傳播學基本理論研究的領域,那種“每言及西方總是口若懸河、滔滔不絕,而一言及本土則頓時張口結舌、語無倫次”的狀況可以說依然沒有改變。究其原因,還是因為西方傳播學理論在許多情況下并不能解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傳播實踐問題,生搬硬套,必然缺乏說服力或引起邏輯和思想的混亂。
  要使傳播學成為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具有普遍意義的學科,我們必須把傳播學研究與中國國情、與中國現實密切結合起來。簡言之,我們應該把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社會信息系統及其運行狀況作為主要考察對象,探索中國社會信息傳播活動中的各種理論和實踐課題,包括如何通過理順我國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以及社會的、群體的、組織的、人際的現實傳播關系來推動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等重大問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傳播學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只有依靠中國學者自己的不懈努力才能完成,因為外國學者在這些問題上是幫不上多大忙的。
  
  
  
國際新聞界5京51~55G6新聞學郭慶光19981998郭慶光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 作者:國際新聞界5京51~55G6新聞學郭慶光19981998
2013-09-10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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