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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與人的存在方式
全球化與人的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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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A8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3909(2002)05-0053-04
  究竟如何理解全球化的一般本質?這實際上是理解人的存在方式的前提性問題。對此,看法很多,觀點也各異。馬克思主義認為,人的存在方式,就其實質而言,它是在歷史中形成的,是一種生成的存在。人的存在方式所發生的每一次變革,都是人類發展過程中的某一階段所采取的存在方式。同樣,全球化的發展作為一種現實現象,它在發展的每一階段都必然會引起人的存在方式的變化和更替。這就要求人們要善于從人的存在方式的歷史變化中去把握人的具體的歷史的本性和特征,把握它與全球化之間的這種統一關系。[1]
  不言而喻,全球化是我們認識和處理人的存在方式問題的基本視角和出發點。意大利學者M.I.康帕涅拉說:“全球化不是一種具體、明確的現象。全球化是在特定條件下思考問題的方式。”[17]進一步說,在全球化進程中,人究竟以什么樣的方式存在?
  一、人首先是為追求和滿足自身交往行為的社會化而存在
  全球化必然使人的存在方式發生相應的變化,變化了的存在方式,作為一種“現實人”的“是在”,對人的自我表現方式起著制約作用。因此,對人的存在方式應該將其放到對“現實人”的存在關系以及對人的表現(活動)方式中來分析。從這種意義上來理解,我們便會發現,人的存在方式表現為生存與實現的矛盾。這一方面是因為,需要是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人的需要也是推動現實人充分發揮自己的最大本能去從事各種活動的動力之源。人的需要首先表現為自然生存的需要,人通過自然生存需要的滿足,實現人的身心力量的有機統一,并由此凝聚為一種與自然界相對抗的自然力,人的需要還表現為社會性的意向。正如馬克思所說的,人創造環境,環境也同樣創造人。換言之,人在實現通過對自然的改造而滿足其生存需要的同時,也改造著人的“內自然”,使其向著社會化方向發展。上述兩種需要的統一,要求人們把提高自身的素質和能力作為自己追求的目標。另一方面,人的生存需要的滿足,又要通過社會關系這一中介在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人的社會交往活動中才能實現,生產關系乃至社會關系,就成為人的存在方式的基本構成,對人的存在方式起著制約作用。由于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是一種歷史性的存在,因而,人的生存需要也只能隨著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的變化而獲得歷史性的表述。
  在全球化過程中,人們直接面對的是一個社會化了的全球式開放式的交往體系,在這個交往體系中,每個人都是該系統的一個因素,與其他人之間發生著各種各樣的交往關系,并通過社會化實現對每一個因素功能的有機整合。與以往人們的“單位組織”的存在方式不同,全球化突出了人的存在方式的社會性,在社會這個大舞臺中,人在單位組織下所生成的那種自身存在和發展的資源實現形式、經濟存在的實現形式、政治存在的實現形式以及人的價值存在的實現形式等都讓位給了社會。面對社會,人作為一個追求自身利益的獨立實體,其個人存在之所需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都局限于某一個單位和國家,而是超出了民族和國家的局限,其實現形式也增加了自由選擇的很多機會。人在全球化條件下由于獲得了存在方式的決策權,從而使自己獲得了實現形式的自主選擇權。在這種條件下,人的存在方式就不再是像過去那樣成為一種預成的存在,而是一種實踐著的生成著的存在。它要求人們必須著眼于人的存在方式的這種社會性變化,順應社會化發展的趨勢,提高自身社會化交往的能力。但是也應該看到,在當代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個人的交往活動還要通過民族國家的形式來實現,因此,還存在著在交往活動中,人從本國、本地區、本人利己利益出發的狹隘的利益交往現象,這就使得人的交往活動的社會化還不能在全社會層面上全面展開,還僅僅局限于一定范圍內,不過,這并不影響人們把追求和滿足自身交往的社會化作為全球化過程中的存在方式。隨著生產社會化的發展,人的社會化素質和能力也一定會不斷地得到提高,并最終使人的交往走出地域和民族國家的局限,實現世界歷史性的普遍的交往。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說,全球化必然使人追求人的存在本身的社會化,進而追求自身交往行為的社會化。
  二、人依靠在交往實踐中的不斷創新而存在
  全球化內在要求人要在實踐中崇尚創新。創新是人的一種根本天性,馬克思早在創立他們的思想過程中,就曾從人與動物的區別中,從對人的創造性之意義上論述了人的活動的創新性。馬克思指出:“一個種的全部特性、種的類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動的性質”,也就是說一個物種的存在方式就是看其生命活動的形式。動物是在消極地適應自然過程中維持自己生存的,其存在方式就是其本能活動。動物及每一物種的存在方式都是由其生理結構、特別是其活動器官的結構決定的。與此相反,人有意識的“生產活動就是類生活。這是產生生命的生活。”“生命活動的性質”包含著“一個種的全部特性、種的類特性”,而“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特性”。[2]正是這種特質的類特性把人從動物界提升出來,確證“人之所以為人”。所以,實踐是人類不同于動物的特殊生命形式,即它是社會生命的特殊運動形式,是人類的存在方式。人的這種實踐性存在,使其成為一種自我創造的創新主體存在。人的活動的這一創新特征在全球化條件下表現得更加突出。
  全球化的重要特征是全球經濟的一體化,這種一體化不僅突出了物質資源的重要性,而且也突現了知識經濟的重要性。與農業時代和工業時代的物質資源不同,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資源是一種可以重復使用的資源,它在使用中不僅不會耗損,還會不斷的增值和創新,知識創新要求最大限度的開放與交流,吸收人類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也就是說,知識經濟的前提是把知識作為全人類共同分享的共有財富和資源,這必須建立在全球化的基礎之上。從全球化出發理解知識經濟,全球化意味著知識、智慧、信息必須在全球暢通無阻地交流。在知識面前,每個人都成為天生的平等派,一個人要想在這樣一個時代處于競爭的有利地位,必須崇尚知識,通過創新來實現自身的價值。全球化還突現了市場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全球化即是全球市場的形成。市場本身所具有的逐利性、競爭性、平等性、效率性等特征表明,市場不相信眼淚,它相信能力,能力作為人的基本素質構成創新活動的前提,對能力的追求必然會將人們引導到對創新的追求上來。全球化還突出了科學技術的重要作用。全球化時代是一個科學技術的大爆炸時代,科學技術在全球化進程中的重要作用已經有目共睹,以至于人們常說,誰擁有了技術,誰就擁有世界和未來。現代意義上的競爭,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科學技術的競爭,誰能占領科技的制高點,誰就能取得成功,而這離開了創新能力的提高是不能實現的。全球化還不斷激發人們形成創新的思維和品格。全球化是建立在人類社會發展物質財富相對豐富的基礎上的,當人們的物質需要基本得到滿足的時候,精神需求就會被得升為更高層次的需求。在精神需求中,人們一方面要追求高層次意義上的自我實現,另一方面也要追求低層次上的日常生活的個性化,進而追求消費的個性化,這就對人們的生產提出了個性化的要求。概而言之,人對自我實現、個性生活、個性化生產的追求從本質上都要求要不斷地進行創新。而由此引發的創新,又不斷地對社會發生重要影響作用,推動著社會創新,使創新成為社會發展的一種機制。這樣,在全球化過程中,人實際上是在以不斷創新的思維方式來進行思維和生活的。
  總之,全球化不僅突出了人們追求滿足自身生存需要的物質意義,更重要的是突出了獲得物質財富的文化意義和生活意義。即便是對物質財富的追求,也在著眼于生產效率的提高和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強調生活的未來目標,這些都使人們的創新成為獲得更高生活意義以及自我實現的一種體現。
  三、人把追求共同利益作為價值取向而存在
  全球化要求人們按照人類共同利益的價值取向行事。馬克思很早在“所有相互交往的人們的共同利益”的基礎上提出過共同利益問題。但在馬克思生活的年代,雖然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已經是可以通過經驗確定的事實,但受全球化發展程度的限制,因而真正意義上的世界歷史并未出現,在這種情況下,所謂共同利益既非就是指人類,也非指其具有充分的現實性。馬克思認為,在自發分工的條件下,由于分工還只是局限在地域范圍內,沒有超出一定民族和國度的范圍,因此,共同利益總是以國家的姿態來實現的,它采取的是一種與實際利益相脫離“虛幻的共同利益”的形式。實際上是指的一定民族和國家范圍內“所有互相交往的個人的共同利益”[3]。馬克思雖然在這里沒有明確提到人類共同利益問題,但他的上述思想實際已內涵有這種意義。即當分工超出了民族和國家界限的時候,全體社會成員共同利益就會因其這種超出而實現人們對人類共同利益的追求。
  當代全球化已經使形成了各個民族和國家之間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日益密切和廣泛的聯系,這就使得當代人類已真正在向著一個有機整體的方向發展,使其作為整體來生存、活動和發展,并真正開始以類主體的身份來面對自然、社會和自身。從而使“人類”這一概念擺脫了非人類事物或其他物種的純邏輯預設,使自身以一個有機整體的生存、活動和發展來規定和展示自己的類本性,并獲得它的現實規定性。因此,全球化就其深層意蘊而言,它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產生的及其深遠影響,集中表現為促成了人類共同利益的形成。[4]這與馬克思所論述的全球范圍內“彼此分工的個人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構成“所有相互交往的人們的共同體”的思想是一致的。
  人類共同利益的形成,要求人應該以人類共同利益作為其價值取向來處理人與世界的關系。誠然,在當代的全球性社會,馬克思當年所論述的利益分化和私有制占主導地位的情形還存在,仍然在當代起著自己的作用。這與人類共同利益看似矛盾,但恰恰是這樣一種矛盾存在,為各種不同利益主體的行為設置了一個界限,即人們對自身利益的追求,不要以損害人類共同利益為代價。共同利益不是超乎各種特殊利益之外或之上的東西,它本身就存在于各種特殊利益之中,并為各種特殊利益的實現提供保障作用。因此,人們在考慮問題過程中,即使站在自身特殊利益的立場上,也要自覺或不自覺地把人類共同利益作為自己行為的價值取向。這就要求人在處理與世界的關系中,要始終站在共同利益的基點上,并把是否符合人類共同利益作為評判人們行為和活動合理與否、正當與否、正義與否的標準,以對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矛盾的良好解決,謀求人與世界關系的協調發展。
  四、人在由網絡構成的虛擬空間中存在
  全球化把人帶入了一個網絡組成的虛擬世界,改變著人的存在方式。荷蘭當代技術哲學家E·舒爾曼曾指出:“技術在現代的、充滿活力的文化現實中占據著重要地位。人們愈發廣泛地承認,現代技術是現代文化得以建立的基礎。在很大程度上,我們文化的未來無疑將被技術控制和決定。”[5]在這里,舒爾曼對“文化”一詞的理解,顯然不是從狹義的意義上去理解的,它蘊意著人的一種存在方式。網絡對人的存在方式來說,無疑占據著一種重要地位,時至今日,人們通過自身行動所建構出來的網絡社會系統,不僅構成了我們時代一個最為突出的特征,而且也正在演變為一種全球性力量,人們在網絡化世界中存在,網絡不僅成為人們賴以生存的基本工具,處于當代人類社會經濟和文化生活的核心位置,而且也通過染指人類歷史根基,正在為人類社會匯入具有決定性和控制性的因素。這樣,由網絡化趨勢的擴張所導致的網絡時代的來臨,開始對人類社會和人本身產生了全方位影響。這種影響表現在:網絡改變著人的存在環境。當代的網絡化和數字技術將人們從物質“原子(Atom)”時代帶入“數字”比特(Bit)時代。數字比特所建構的交往空間是一個虛擬的“賽博空間(Cyberspace)”,在這個純粹的人造世界里,人們經驗著以往時代不曾經驗的網上營銷、購物、電子單據、無紙貿易、電子貨幣等活動方式——人類的經濟和其它文化活動都進入了一個數字虛擬現實。如果說作為工業化時代之象征的鐵路、飛機和高速公路等已經極大改變人的生存空間,從而使人產生一種“地球村”的感覺的話,那么今天計算機網絡以及未來的信息高速公路,則更進一步把人們的生活世界縮小到一個小小的監視器屏幕和一只小小的鼠標上面。這就使人們心目中的生存環境的地位和形象發生了轉換,“與希望交流的伙伴的通訊只靠鍵盤的手指尖就能做到,這時候,即使有義務與鄰近交往,但卻不是自己情愿做的事情。我們是遠遠超越自然環境而以廣大的媒體環境為舞臺共存的”[6]。網絡化的力量正引導、決定和改變著人們社會行為的原則和規范。網絡作為人們存在的一個環境,為人們的存在和發展提供了一個必須的活動場域,在這一新的場域中,空間與在場的分離彌合了在場與不在場的界限。吉登斯認為現代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時空分離乃是“現代社會生活的獨特動力本質”,機械時鐘、地圖等不僅使現實的時間和空間發生分離,而且使社會“虛空”化、抽象化,從而使主體生存的時空被分離,主體的生存抽象化。信息傳播媒介的革命使人的現實生存進一步具有全球性,書籍、報紙、廣播、電視、電話等媒體的出現和發展,使主體生存與時空的統一遭到更大的破壞,人的存在開始超越時空的局限,以“虛空”化的方式走向一種普遍性。這意味著我們在任何一個信息端口所觀察到的影像都可能是虛擬的,這種虛擬的結果影響著“預先存在的社會實踐和行為模式”[7],用尼葛洛龐帝的話說就是主體存在于一個“沒有空間的地方”[8],它可以異時異地開展活動。這不僅消解了主體的具體時空特性,而且也消解著現實社會中時空對主體和事件的社會控制機制(如戶籍制度、區域劃分制度等)功能發揮。人們正是通過對時空限制和各種既存社會規范的限制不斷跨越,使許多在過去難以實現的行為目標得以實現或難以實現的價值規范更易實現;網絡化能使人自由地跨越民族與國家的局限,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意愿平等地從事在現實生活中能夠進行的各種活動,自由地同任何一個民族和國家地區的主體進行交往。但由于主體只是以一連串符號進入虛擬的網絡世界中去的,而且這些符號還存在著與主體的裂變性,使其超越自然存在和社會存在,成為一種按照自己所希望的形象任意塑造的主體。這就增加了其存在和活動的模糊性,在交往過程中,交往主體不能真實感知對方的真實存在、現實在場,只能感知到與主體可能存在裂變性的一連串符號,這樣,使現實社會中存在的控制主體的各種活動機制的功能在網絡空間中出現弱化,使主體能夠敢于拋開現實社會中形成的各種面具,主體不再需要掩飾自己,而以一種本能性的存在方式展開活動,展示一個真實的自我;網絡所構成的虛擬環境,可以使主體在其提供的存在和發展的各種可能性中進行體驗和做出選擇。網絡具有極大的寬容性,這種寬容性既為社會和主體的存在和發展展示了各種可能性,也為主體的生存和發展增加了多種選擇性,使主體能夠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生存和發展的道路。
  當然,全球化過程中的人的存在方式具有雙重矛盾性。人一方面要追求自身交往行為的社會化存在,也要追求自身的個體化存在;不僅要依靠不斷地創新而存在,而且也要樹立一種社會責任而存在;不僅要以人類共同利益為價值取向而存在,也要以追求個體利益的不斷滿足而存在;人不僅在網絡空間中存在,也在現實空間中而存在。這樣的存在方式還常常處在一種矛盾之中,但全球化卻內在地把人的雙重存在方式中的前者突出了出來,并構成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全球化要求人們應該圍繞著其內在要求,處理好社會化與個體化、共同利益與個體利益、創新能力與社會責任、虛擬與現實之間的矛盾關系。
理論學刊濟南53~56B1哲學原理賈英健20032003全球化就其一般本質而言,它蘊意著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的存在方式變化的內在根據。人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存在方式主要通過以下四個方面體現出來:人首先是為追求和滿足自身交往行為的社會化而存在;人依靠在交往實踐中的不斷創新而存在;人把追求共同利益作為價值取向而存在;人在由網絡構成的虛擬空間中存在。全球化/人的存在方式/社會化/創新/共同利益/虛擬空間北京師范大學,北京 100875  賈英健(1963— ),男,山東金鄉人,現為北京師范大學價值與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作者:理論學刊濟南53~56B1哲學原理賈英健20032003全球化就其一般本質而言,它蘊意著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的存在方式變化的內在根據。人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存在方式主要通過以下四個方面體現出來:人首先是為追求和滿足自身交往行為的社會化而存在;人依靠在交往實踐中的不斷創新而存在;人把追求共同利益作為價值取向而存在;人在由網絡構成的虛擬空間中存在。全球化/人的存在方式/社會化/創新/共同利益/虛擬空間
2013-09-10 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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