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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環境與世界環境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環境與世界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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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貿易對中國環境與發展的影響
  國際貿易對中國環境的影響較為復雜,但總體看,包括環境改善效應和環境負效應兩個大的方面。
  一、國際貿易的環境改善效應
  國際貿易擴大了資源的配置范圍,使生產和消費活動能夠超出中國自然資源的供給范圍和環境的承載容量,使中國可以通過進口資源和生態服務來解決國內短缺資源的供給問題。
  通過進口原材料和能源,緩解了中國資源短缺和能源供求失衡的矛盾。由于對資源和能源需求的日益擴大,中國進口原材料和能源的數量迅速增加,成為全球原材料和能源重要的進口國。近年來,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和交通運輸行業的飛速發展導致了石油需求的快速增長,國內石油供應趨緊,需通過進口緩解供需矛盾。從1993年起中國由石油凈出口國變為凈進口國。石油消費對進口的依賴程度從2001年的29.1%上升到2006年的47.3%。原材料的直接進口擴大了資源供給,緩解了市場需求矛盾。另一方面,由于資源包涵于進口的產品之中,借助貿易可以實現資源的間接進口。例如,1996年~2001年間通過糧食進口相當于節省了國內1860億立方米水資源。
  通過進口廢棄物資源,補充了資源的直接進口。近年來,中國廢棄物資源進口增長快,目前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廢棄物進口國。進口可利用的廢棄物可以替代部分資源的直接進口,對于中國和全球的資源循環利用具有積極意義。由于發達國家進行廢棄物處置的成本高,而中國的處置成本較為低廉,因此中國在廢舊資源的貿易中具有比較優勢。2006年中國進口廢物資源3895萬噸,進口金額達133.47億美元。在部分產品中,進口廢棄資源占相當高的比重。例如,2006年,中國進口廢鋼鐵418.8萬噸,相當于當年1851萬噸進口鋼材的1/5以上;進口廢紙1962萬噸,相當于當年796萬噸進口紙漿的兩倍多。
  通過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設備,提高了國內資源的利用效率,提高了環境治理水平。積極開展對外貿易活動,還為中國提供了解決環境和發展問題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在目前發達國家的資源利用效率和環境治理水平明顯高于中國的情況下,通過開展技術貿易和貨物貿易,直接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和設備,既可以使中國國內資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明顯提高,也可以迅速提升中國的環境治理水平。近年來,中國服務貿易發展迅速,1982年~2005年間,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從43.4億美元增長到1570.8億美元,20多年間增長了35.5倍。中國已經成為全球高技術產品的重要進口國,其進口額甚至超過了能源等國內短缺資源性產品的進口。例如,2005年中國進口計算機芯片810億美元,是當年原油進口額的1.6倍。
  二、國際貿易的環境負效應
  貿易是貨物或服務的價值交換過程,既承載著一定的經濟價值,又承載著一定的資源消耗與環境污染。隨著中國對世界貿易增長的貢獻越來越大,中國在向全球輸出大量制造業產品,成為全球重要加工基地的同時,全球資源消耗越來越向中國集中,環境污染也呈進一步加劇的趨勢。事實上,中國在迅速積累貨物貿易順差的同時,也在迅速積累環境貿易逆差。
  國際貿易對中國環境的負面環境影響主要表現在3個方面:一是貨物貿易的大量出口,特別是一些高耗能、高污染、資源密集型產品的出口,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環境和資源的壓力,加速了一些地區不可再生資源的過度消耗和生態環境的退化。二是伴隨著中國廢棄物資源進口總量的增長,非法廢棄物進口屢禁不止,造成了嚴重的環境問題。全球數量驚人的電子垃圾中,有80%出口亞洲,其中又有90%進入中國。三是中國進口產品中有許多奢侈品,例如進口大排量豪華轎車帶來3個方面的負面效應:耗油量大,污染嚴重;耗資大,機會成本高,使得投入環境改善的資金減少;促成社會對奢侈消費方式的仿效,客觀上加劇了國內環境壓力。
  1.由于對外貿易迅速增長而付出的資源和環境代價
  近年來,中國對外貿易總量巨大且連續多年出現順差,2006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17606.9億美元,順差1755億美元,經常賬戶余額已經占到GDP的9%左右。過大的貿易順差不僅造成國際收支嚴重失衡,引發貿易爭端,而且中國還為此付出了巨大的資源和環境代價。首先,由于國內資源稅和資源補償費過低,以及環境污染沒有真正計入企業成本,導致資源性產品過度供給,相應地刺激了下游重化工業的過度投資,并且導致高能耗、高污染、資源密集型產品大量出口。這相當于用中國的資源和原材料去補貼國外消費者,同時把大量污染留在國內,造成中國居民福利的凈損失。例如,通過對1999年~2004年中國紡織行業出口商品的環境影響評估發現,紡織行業出口規模擴大的同時,污染物總量和能源消耗也呈相應的增加趨勢。其次,對廢棄物貿易的研究發現,許多進口廢物在中國處理后,提煉回收的資源產品,通過中間商又運回發達國家,沒有起到補充國內資源不足的目的,而只是以污染環境、消耗能源來換取微薄利潤。
  2.從內涵能源(指的是產品生產上游加工、制造、運輸等全過程所消耗的總能源)的凈出口看中國資源、環境問題的實質
  盡管中國不斷提升外貿出口結構,但在國際貿易體系和產品供應鏈中仍處于相對低端。與從發達國家進口的產品相比,中國出口產品的附加值較低,單位出口貿易額的資源能源消耗較高。研究表明,無論從絕對值還是從增長速度看,外貿出口背后的內涵能源都是相當大的。近年來,中國已經成為內涵能源的凈出口國。據測算,從2001年~2006年,中國凈出口內涵能源從2.1億噸標煤增長到6.3億噸標煤,呈穩定快速增長趨勢。其中,2002年中國內涵能源凈出口總量約2.4億噸標煤,占當年國內一次能源消費的16%。內涵能源出口主要流向發達國家,如美國和日本,分別為7524萬噸標煤和4894萬噸標煤,二者之和占凈出口內涵能源總量的50%以上。從部門分析看,一些傳統的出口優勢部門因出口總量較大而位居內涵能源出口的前列。在出口貿易總額中占前3位的服裝及其他纖維制品制造、儀器儀表文化辦公用機械、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是出口內涵能源最多的部門。以2002年為例,3行業分別占內涵能源出口量的13.4%、12.3%和12.5%。此外,化學原料及制品制造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盡管在貿易總額中所占比例不高,分別為3.5%和1%,但其出口商品是典型的能源密集型產品,在內涵能源出口中的比例分別為7.1%和2.3%,大大高于其貿易額的比例。
  中國在內涵能源凈出口的同時,還在國內凈增加大量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排放。根據研究,2004年中國出口的內涵能源為4.62億噸碳,進口的內涵能源1.40億噸碳,相當于凈增國內碳排放3.22億噸碳。此外,通過貿易和環境的平衡核算還發現,“十五”期間每年通過對外貿易造成的SO[,2]逆差約為150萬噸,占每年SO[,2]排放總量的近6%。
  內涵能源的研究揭示了近年來中國能源消耗、主要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快速增長,不僅是國內投資和消費需求增長的結果,而且也是國外市場需求拉動貨物出口迅速增加的結果。發達國家從中國進口商品替代本國生產,在增加中國能源消費和排放的同時,實際上減少了自身的能源消費和排放,是主要的受益方,尤其是美國,占2002年中國凈出口內涵能源總量的31%,其次是日本和歐盟等國。
  由此看來,只考慮貿易順差的財富積累效應是不全面的。盡管貿易能夠推動經濟增長,但同時還應考慮目前的貿易增長方式在拉動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對資源環境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因此,應高度關注目前貿易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推動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和貿易發展方式的優化。
  外國直接投資對中國環境與發展的影響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成為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的重要流入地,利用外國直接投資額長期居發展中國家首位。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2005年全球FDI為9160億美元,中國雖然引進外資政策發生變化,但2005年仍引進FDI 724億美元,是全球第三大FDI接受國,占發展中國家引進FDI的22%。目前,來華投資的國家和地區超過190個,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國公司中有近450家在華投資。
  FDI對中國環境與發展的影響也表現在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兩個方面。
  1.FDI對中國環境與發展的貢獻
  FDI對中國環境與發展的貢獻首先表現在促進了中國的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升級,并提高了治理環境污染的能力。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中國利用外資政策的引導下,許多跨國企業在對中國增加投資的同時還開展了大量的研究開發和技術轉讓活動。對于相關行業而言,技術轉讓的“溢出效應”不但帶來了先進的技術產品和設備,而且還提高了國內企業的管理水平。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額占中國對外貿易進出口總額的60%左右,對推動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起重要作用。在地區分布上,外資在東部沿海地區的集中提高了這一地區產業集聚水平,并發揮示范輻射效應,促進中西部的勞動力轉移和技能提升。
  許多大型跨國公司注重環境保護等方面的社會責任,投資的同時也帶來了先進的污染防治技術和環境管理經驗,并積極開展清潔生產,在中國環境保護領域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2.FDI對中國環境與發展的負面影響
  隨著FDI流入規模的迅速增長,對中國環境與發展的不利影響日益顯現。首先,外資企業以加工貿易為主的大規模出口,助推了近年來貿易順差上升,國際收支不平衡進一步加劇,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大。其次,對外資的“超國民待遇”導致外資對內資形成“擠出效應”,抑制內資企業的發展壯大。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報告指出,在中國已經開放的產業中,每個產業排名前五位的企業幾乎都由外資控制。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中國民族品牌也屢受跨國公司品牌的打壓。第三,中國引資政策的缺陷和引資結構的不平衡加劇了中國產業結構、區域結構和企業結構的不平衡。近年來,中國實際利用外資金額中制造業一般占70%左右,農業和服務業的比重不高。在區域分布中,85%的FDI都集中在東部地區,中西部地區只有15%。
  值得注意的是,FDI所選用的技術雖然高于國內一般水平,但并非國際先進水平,資源效率和環境績效低于發達國家本土的先進技術。由于技術投入的鎖定效應,不可能立即采用更先進的技術,從而推延了中國產業的技術升級和創新。此外,基于跨國公司技術壟斷和技術保密等因素,近年來外商企業獨資的趨勢越來越強,加大了中國利用國際先進的技術的難度。
  隨著中國引入FDI規模的不斷擴大,FDI對中國資源和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在增大。資料表明,外商投資企業正在向資源消耗型、污染密集型產業集中。1995年投資污染密集產業的外商占外商投資企業數的30%左右,到2005年,這一數字上升到84.19%。與此相比,對環保產業的外商投資所占比例不到0.2%。此外,由于東部地區環境標準逐漸提高,受到中西部開發戰略的推動,外資可能轉向中西部發展采掘業和制造業,并轉移東部地區落后的淘汰行業,最終結果可能是向中西部地區進行變相的“污染轉移”。
  綜合考慮FDI對中國發展與環境的影響,在企業和地方層面,FDI帶來的經濟效益明顯,但是,從宏觀層面看,FDI對環境與發展的負面影響需要引起高度關注。之所以在微觀和宏觀上形成較大的反差,是因為中國的引資政策、對地方政府的考核機制和其他相關的政策還不到位,從而導致地方政府產生以環境換資金,把引資數量當成提高政績的錯誤觀念,以及中國資源價格低、環境標準低、環境法規不健全、環境執法不嚴等原因造成的。
  中國經濟發展對全球的影響
  一、中國經濟和貿易增長對全球的貢獻
  中國的貢獻首先表現在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新的動力、成為帶動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增長的新的發動機。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入世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13%,2005年接近29%。其次,通過帶動全球產業結構的變化,使初級產品出口國地位上升,一些發展中國家因此而受益。中國對石油和原材料需求的快速增長和國際市場價格的高漲,使一些發展中國家改善了國際收支狀況,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實現了較快的經濟增長。第三,提高了全球資源配置效率,為國際市場提供了大量物美價廉的商品,促進了發達國家產業結構的調整,抑制了通貨膨脹。例如,歐盟在中國入世之后的5年間,不但大大受益于對中國的投資,而且從中國的進口增長了1倍,價格低廉的商品有助于其抑制通脹和利率上升。第四,中國對外投資迅速增長,中國政府和企業通過投資和援助項目協助發展中國家建立大量的基礎設施,進行人員培訓和技術轉移,促進了非洲等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和就業。
  二、中國日益增長的發展需求對全球環境與發展的壓力
  中國經濟發展在對全球發展帶來積極影響的同時,也對全球資源和環境造成一定的壓力。這種壓力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由于中國經濟迅速增長,以及巨大的生產和消費活動,對全球資源和環境形成較大的壓力。2004年中國GDP約占世界的5%,然而,根據世界銀行的計算,1994年~2004年中國能源消耗占全球新增消耗量的30%,其中煤炭占59%,石油占28%,鋼的消耗占全球新增消耗量一半左右。其次,中國在獲取外部資源、開拓國外市場的過程中,由于受技術因素和經驗不足的制約,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環境狀況也帶來一些負面影響。這些問題本質上是發展過程中的問題,既是由于中國巨大的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引起的,同時也是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國際市場需求推動的結果,最終也會在發展中得到解決。
  中國對外投資及其全球影響
  近年來,中國對外投資迅速增長。1990年~2006年,中國對外投資增長了23.5倍。2002年~2006年,對外投資年均增長60%,位居世界前列。截至2006年底,已有超過5000家國內企業在172個國家建立了近1萬家海外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達906.3億美元。2006年中國直接投資的比重已經占到全球的2.7%,位于發展中國家首位,全球第13位。在地區分布上,南美、亞洲、歐洲和非洲是中國對外投資的主要流向地區。
  伴隨著中國的對外投資,中國服務貿易出口近年來也快速增長。中國服務貿易出口在全球服務貿易出口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從1982年的0.7%提高到2005年的3.3%,世界排名相應由第28位上升到第8位。中國對外投資和服務貿易的發展促進了全球經濟的繁榮和穩定發展。
  中國對外投資的發展經歷了從政府主導向市場導向轉變的過程,其主要表現為:從政治目標導向到商業利益導向;從中央統一調控到地方自主管理和企業導向;從資源獲取的單一目標到尋求資源、技術和市場的多重目的。
  但是,由于受利益導向驅動,加上監督管理不到位,出現了一些中國企業在國外投資開發過程中污染和破壞當地環境的現象,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對此可從企業環境責任著手,將國際上作為自愿性措施的“企業社會責任”融入國家貿易政策、投資政策、金融和信貸等政策,加強政府的引導和管理,促進中國對外投資的持續和健康發展。
  中國不同發展模式選擇對全球的影響
  從世界各國工業化發展的歷程看,先行工業化國家的能耗強度曲線基本呈現先升后降的倒U型走勢,并與產業結構的階段性演變呈現很強的對應關系。根據統計數據,2006年中國能源消耗強度和單位GDP污染物排放開始出現拐點,2007年前三季度,單位GDP能耗在2006年的基礎上繼續下降,同比降低3%,二氧化硫和化學需氧量排放總量由升轉降,同比分別減少1.81%和0.28%,氮氧化物排放總量增幅明顯減小。但目前中國總體上處于資本密集型的工業化階段,也就是能耗強度和污染物排放總量上升時期。預計到2010年左右,中國高能耗、高污染的原材料產業的發展速度將會趨于穩定,而附加價值較高的高加工度制造業將成為工業增長的主導。然而,由于中國巨大的工業規模,將導致能源消費和CO[,2]排放總量繼續增加,在全球大氣環境容量有限、氣候變化的影響明顯顯現的情況下,中國需要進一步做好節能減排工作。
  不同的工業化模式將對能源和環境產生不同的影響。為與傳統的工業化模式相區別,中國政府確定了新型工業化道路。新型工業化是建立在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基礎之上的工業化,既體現傳統工業化的部分特征,同時利用世界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跟蹤先行工業化國家產業發展的基本趨勢,使現代服務業也獲得較快的發展。
  從總體上看,中國所走的是壓縮式的工業化道路,即在工業化的進程上與先行工業化國家相比明顯縮短,但是在短時間內的能源和資源消耗強度明顯上升。對于中國工業化道路、工業化與能源環境的關系,以及對全球能源和環境的影響,有5個基本判斷:第一,中國工業化面臨的約束條件與先行工業化國家的工業化不同,更直接地體現在人口、資源和環境的約束上,雖然資金和技術約束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第二,中國工業化的終點與先行的工業化國家不同,特別是體現在資源消耗和物質財富的人均占有量上。第三,中國擺脫工業化約束條件的路徑與先行工業化國家不同,不是通過殖民掠奪的方式,而是在和平與發展的大環境下,在現有的國際公約和組織框架下進行。第四,中國工業化與先行工業化國家的不同還在于中國工業化的界限是不清晰的,不是整齊劃一的,各種生產要素密集型的產業同時存在,但主體已經完成了工業化。第五,中國工業化是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和中國深層次參與全球化的背景下進行的,中國的資源問題既要在全球范圍內解決,又要考慮由此可能對全球環境帶來的不利影響,這是中國工業化過程中必須妥善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
  對中國環境與發展的政策建議
  一、轉變貿易增長方式,調整貿易和資源環境的關系
  1.利用貿易順差,進口高內涵能源的產品和技術,縮小產品貿易不平衡和由內涵能源凈出口增長所導致的不平衡問題。在直接進口石油、天然氣等能源產品的同時,還應該適當擴大高耗能產品的進口、抑制高耗能產品的出口。
  2.加快對外貿易增長方式的轉變,使貿易增長由主要依靠價格競爭、數量擴張及片面追求速度轉向提高質量、效益和優化結構的方向上來,在減少中國貿易價值量順差的同時,也減少資源環境逆差。應通過調整稅收政策,對高耗能、高污染企業加征環境稅,扭轉目前資源性產品價格較低和企業承担的環境破壞成本較低的狀況。
  3.優化加工貿易的產業結構和區域結構,在促進東部地區加工貿易升級的同時,積極利用中西部地區豐富的人力資源,引入環境友好型的加工貿易。擴大服務貿易的出口,增強中國服務貿易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與此同時,大力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裝備,促進中國的節能減排工作。
  4.加強廢棄物貿易的環境監管,做好全國廢物貿易環境管理和區域規劃;對于可用作原材料的進口廢棄物進行生命周期分析,實行嚴格的環境準入標準;對進口原材料如棉花、木材、礦石等的原產地進行環境影響的綜合評估,防止對原產地環境的不利影響。
  5.逐步建立和完善以綠色產品、技術、服務為主導的投資貿易政策體系。加強國際履約和國內的政策法律監管,遏制危險廢棄物的非法交易。限制進口廢物的加工企業再出口相應的原材料。
  二、加強對跨國企業及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管理,提高企業的環境責任意識
  1.提高投資的環境和技術標準,樹立綠色投資理念,加強國內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社會責任。一方面,對引進外資項目進行環境影響評價,鼓勵環境友好企業和產業進入中國;另一方面,加強政府部門對對外投資活動的引導和管理,通過制定綠色投資指南,在對外投資項目尤其是自然資源開發投資領域中采取設立環境條款等方式督促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減輕對東道國的環境和社會影響。
  2.制定外商投資產業的政策目錄,實行分類指導,依據投資企業的技術水準、污染性大小及投資地區(東中西)的環境容量,分別實行禁止性、限定性或允許性的市場準入政策。
  中外方組長:葉汝求,國務院參事;Christopher Flavin,地球觀察研究所所長
  中外方專家:任勇,國家環保總局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潘家華,中國社科院可持續研究中心執行主任;Jeremy Warford,世界銀行高級經濟學家;Tariq J.Banuri,斯德哥爾摩環境研究所主任
  參加研究單位:國家環保總局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中國社科院可持續研究中心

中國環境報京②N2生態環境與保護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專題政策研究課題組20082008
作者:中國環境報京②N2生態環境與保護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專題政策研究課題組20082008
2013-09-10 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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