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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轉軌經濟的初步研究
關于轉軌經濟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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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F045.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2)02-0003-08
  對于轉軌經濟的研究,2000年我曾出版了一本專著[1], 試圖以大的時空跨度描述中國20年來的轉軌經濟和轉軌原理;2001年又根據中國轉軌經濟運行狀態正在發生的變化撰文[2], 在科爾內“短缺”的基礎上提出“后短缺時期”的看法。這樣的研究之后仍然感到在宏觀背景的把握和研究方法上存在缺陷,于是才有了本文的進一步探討。
   一、轉軌經濟已成為一個獨特的研究對象
  格澤戈爾茲·W·科勒德克(注:被稱為波蘭改革總設計師、 曾經担任該國副總理、財政部長,至今還担任波蘭總統經濟顧問。)1998年完成了一部名為《從休克到治療/后社會主義轉軌的政治經濟》的專著。論述重點是獨聯體和東歐各國的經濟改革的歷程,但同時也將這一歷程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包括中國和越南進行了比較;其大量的討論集中于1989-1998年這一時期,而回顧和前瞻的時限則擴展到1950-2020年左右。從而給人們提供了一個從更縱深、更開闊視角觀察轉軌經濟的切入口。
  科勒德克估計,21世紀的前夕一共有30多個國家、15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加入后社會主義轉軌過程[3]。作者在這里所稱的“后社會主義”,是特指放棄國家集權的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按照這樣的界定,計有“前蘇聯”15個國家、“東歐”12個國家,再加上中國、越南、蒙古、柬埔寨、老撾、古巴、朝鮮,同時將前東德包括在內,一共是35個國家。科勒德克認為,轉軌進程的啟動緣于人們越來越確信集權的計劃經濟已經走到了盡頭。他將所謂后社會主義國家的變革現象分為兩類:一類是“有限的經濟變化/嚴格限制的政治變革”,被劃定為有意設計(有組織)、漸進主義的市場改革;另一類是“經濟/政治發生根本性變化”,是合乎規范的、以偶然所為(無序的)實現自由化和宏觀經濟穩定的向市場轉軌。按照上述標準,作者將20世紀50年代末期、60年代末期以及70年代早期發生在東歐和前蘇聯針對“正統斯大林制度”的,旨在發揮中央集權計劃經濟和政治制度潛力的一系列改革的嘗試,以“其目的在于對舊制度的完善,而不是引入新制度”為理由,劃入前一類。基于同樣的理由,80年代始于中國、90年代始于越南的改革也被歸入這一類,即只能視為“市場改革”,而不能列入“向市場轉軌”的層次。被作者列入后一類即被視為合乎轉軌規范的“轉軌樣本”,僅包括獨聯體和東歐各國“終于下定決心放棄舊制度”之后從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開始的經濟/政治發生根本性變化的過程。也就是說,富有決定意義的、路徑正確的向市場轉軌的深刻變革在近10年才真正發生了。顯然,科勒德克的“轉軌”的概念和我們所理解的有很大區別(注:筆者認為,“轉軌”應該是一個集合概念,就一般性而言與政治取向無關,其基本內涵是旨在改變經濟資源的基礎配置方式。即將經濟運行機制從計劃控制為主的軌道轉變到由市場調控為主的軌道上去。而改革一詞,通常是與轉軌同義的。)。
  這里重要的不是上述這些分類方法和作者所持觀點本身。如果把“市場改革”和“向市場轉軌”合并起來觀察,那么,這場波及地區廣泛、卷入人口眾多的經濟運行機制轉軌的探索已經進行了半個世紀,是一個值得研究的普遍現象了。
  遺憾的是,迄今為止所有進行從計劃到市場探索的原社會主義國家,都還處于向目標前進的中途,經濟轉軌的實踐無法評判,轉軌中的經濟運行規律、績效、目標也沒有一個公認合理的考察角度。就是在被科勒德克判定是合乎規范地“向市場轉軌”的那些國家里,最近10年的情況也只有衰退,未見奇跡。1998年東歐27個國家和獨聯體國家共同體(CIS)的國內生產總值還不到1989年——這一年通常被用作比較的基準年——轉軌開始前水平的3/4。按照年末的銷售/消費物價水平變化而得出這些國家的“轉軌經濟的通貨膨脹”指標,按國別加總后的平均百分比分別為:1991年166.9、1992年1052.1、1993年228.7、1994年686.0、1995年184.0、1996年49.0、1997年49.3、1998年17.4。截至1998年,這一指標降至兩位數以下的只有阿塞拜疆(4.5)、克羅地亞(5.0)、格魯吉亞(8.0)、哈薩克斯坦(8.5)、拉脫維亞(5.0)、立陶宛(6.8)、馬其頓(5.0)、斯洛伐克(7.0)、斯洛文尼亞(8.0)。按國別分別統計1990-1997年“轉軌經濟的衰退與增長”指標而計算出各國在此期間GDP下降年數,出現2個下降年份的只有波蘭,出現3 個下降年份的有斯洛文尼亞和捷克共和國,6個國家出現了4個下降年份,其余的國家都分別出現了5年、6年、7年或8年(即全部年份)的GDP下降[3]。盡管包括科勒德克在內的一些推崇經濟/政治發生根本性變化轉軌論者將上述轉軌衰退現象界定為短期過程,并對隨著經濟自由化(即私有化)過程或任務完成必然使經濟從復蘇走向持續增長進行了樂觀估計,但是不少跡象表明,即令會出現那種樂觀估計的績效,其前進道路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預期。科勒德克担任改革總設計師并且至今担任總統經濟顧問的波蘭被公認為是90年代以來上述國家當中轉軌成效顯著,結束衰退轉入復蘇最早,并已經顯示出持續增長前景的成功楷模。但是,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不久前公布的數據,該國經濟增長率在去年底急劇減緩后雖然出現過些許復蘇勢頭,但今年的經濟增長率仍將低于上年的4.1%。波蘭政府將2001年的增長指標定為4.5%,而據經合組織預測,該國國內生產總值僅能增長3.8%。同時,自1999年中期以來,波蘭的消費品價格指數就已開始逐漸攀升,當年還維持在7.3%上下,而次年就已超過10%。經濟失衡在經常項目赤字上也有表現,1995年被蘭的這一指標曾經出現過4.6%的順差,而1999、2000年經常項目赤字已分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7.6%和6.2%。有評論稱之為“誤入歧途的波蘭經濟”(注:烏克蘭《明鏡周報》2001年5月18日評論語。)。2000年俄羅斯的經濟增長速度達到創紀錄的8.3%,但政府預測2001年的增長速度只有上年的1/2。普京總統的經濟顧問安德烈·伊拉里奧諾夫認為,就連這種預測看來也是樂觀的。按年率計算,2001年4 月的通貨膨脹率已達到25%,看來政府對全年12%的通貨膨脹率的預測也是過于樂觀了。英國《經濟學家》周刊2001年5月18 日載文對此評論說: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到2002年,俄羅斯經濟將失去在1998年獲得的幾乎所有的競爭力。另據維也納WIFO經濟研究學院2001年5月29 日發表的一份報告中提供的數據顯示,從整個20世紀90年代來看,只有4 個中東歐國家2000年的國內生產總值比體制轉換初期實現了增長(增幅最高的波蘭也只有27%),其他國家都在下降,有的甚至很嚴重。例如愛沙尼亞、克羅地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2000年GDP僅為10年前的3/4,立陶宛、拉脫維亞和俄羅斯GDP是1990年的2/3,烏克蘭的這一指標只有1990年的1/2。
  同樣,對激進主義、漸進主義的爭論也是各執一詞,于轉軌而言,似乎也沒有多大意義。科勒德克認為“中國和越南是成功的漸進式市場化改革的范例,而俄羅斯和烏克蘭至少從目前來看是向市場經濟漸進式轉軌失敗的典型例子”(注:格澤戈爾茲·W ·科勒德克:《從休克到治療/后社會主義轉軌的政治經濟》,上海遠東出版社2000年出版。著重號為筆者所加。)。俄羅斯經濟分析研究所所長安德烈·伊拉里奧諾夫則從若干重要指標入手分析:中國從1978年啟動經濟改革到1997年,使國內總產值增長了4.7倍,年平均增長9.6%。此期間的19年,中國的人均國內總產值增長了3.4倍,勞動生產率提高了2.5倍。在同一時期,俄羅斯的國內總產值卻下降了30%。如果中國1978年的國內總產值比俄羅斯少23%,那么1997年已是俄羅斯的5.2倍。如果中國1978 年的人均國內總產值只占俄羅斯的11%,那么1990年已達到23%,1997年已提高到75%。他認為:“中國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成績,是最近幾十年來世界歷史上的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現在盛行一種觀點:與俄羅斯實行的激進的、‘休克的’改革不同,中國的改革帶有逐步的、漸進的性質,并且國家保持了對經濟的控制,如果不是加強了的話。事實上,一切正相反,中國改革不僅是自由的,而且也許是當代世界實踐中最自由的、最激進的、最休克的改革。中國改革旨在最大限度地縮小國家在經濟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而俄羅斯的改革是斷斷續續的,國家背負著經濟的沉重負担”(注:安德烈·伊拉里奧諾夫:《中國同志是否在推行休克療法?》,俄羅斯《消息報》1998年4月18日。著重號為筆者所加。)。
  既然決定放棄計劃體制,確信無疑地向市場化目標邁進,為什么轉軌就這么難呢?合乎邏輯的推理必然是:不同路徑的市場化進程的探索,可能遇到了同一種阻力,即某種相同或相似的基礎性的障礙。
  歷史地看,不僅是前面比較中提到的中國、越南、俄羅斯、烏克蘭,而是在上個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中誕生的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具有一個共同的背景。即都沒有遵循從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由“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從而“炸毀了”它的“外殼”這樣的路徑來誕生,恰恰相反,卻是從落后國家里基于擺脫貧困和屈辱的強烈愿望,通過反對殖民剝削和民族壓迫的解放斗爭而誕生。因此,筆者認為,不論它們當初如何堅定地選擇了計劃體制因而經歷了已經經歷過的那些曲折的探索,或者近半個世紀以來偏好市場競爭效率選擇了市場體制,因而又經歷了路徑多么不同的偏離計劃軌道的市場化變革的探索,都應被視為一個特定階段的社會主義發展史的組成部分和人類經濟發展史上最重要的經濟活動實踐之一,都一樣值得經濟學人從非意識形態層面去發現值得尊重的共同之點。
  下面是筆者針對此所提出的一種解釋(見圖1)。
  附圖F132d01.JPG
  圖1 轉軌經濟時空錯位的機理分析
  圖1是以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提出的經濟成長階段論為基礎,以發達國家經濟發展階段與經濟體制演進實踐的一致性為參照,制作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階段與經濟體制演進錯位的分析模型。在以先行工業化和先行市場化為標志,并以此為雙重優勢在經濟全球化競爭中占據主導地位的發達國家,其市場化升級是伴隨著經濟結構逐步升級,一步步走過來的,彼此水乳交融、相輔相成。發展中國家則不同,以所謂后社會主義國家放棄國家集權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看,除俄羅斯有些特殊外,幾乎都還處在“為起飛準備條件階段”。與此相適應,對這些工業化過程滯后、自然經濟成份占很大比重的國家來說,它們在經濟運行機制上本應有一個使商品經濟逐步得以發育的較為有利的制度安排,但此時的外部環境已不允許這樣做。這是因為,幾乎所有涉及國際經濟交往的市場經濟規則,已經由先行工業化國家在市場化過程中按照優先考慮其自身利益的原則作了安排,使發展中國家在引進外資和技術時必然遇到障礙。而適宜的規則對這些國家加快發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最終的結果則如我們自己感受到的,轉軌國家經濟成長需要依賴的經濟運行環境與既定的市場規則相沖突,經濟成長與體制成熟的階段之間,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時間錯位”問題。筆者認為,這一層面的制約以及由此形成的制度變遷成本,本能是貫穿于所有轉軌國家轉軌總過程的基礎性制約,它與各國轉軌中的政治取向并無直接聯系,但與政府是否能夠恰當處理“時空錯位”所引致的矛盾困擾,則直接相關。
  在以上討論的基礎上加以歸納,得出以下觀點:
  (1)轉軌所針對的是體制問題,屬生產關系范疇。 經濟成長階段則客觀地反映著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差異。轉軌國家雖然處在較低的經濟成長階段,卻又不能只從較低的市場化模式起步。這里出現的困難,終究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不協調的問題,反饋到體制架構就成為基礎性障礙。排除由二者時空錯位所引致的基礎性障礙,需要由政府進行改革政策的創新;
  (2)始于1978年的中國經濟改革,已經連續實現了超過20 年的持續經濟增長。而被認為是最合乎轉軌標準的一些國家的制度性變革,在近10年左右的實踐后仍沒能擺脫衰退的困擾。由此對比說明,因為必將存在的經濟發展階段與經濟體制“時空錯位”的制約,即使是認為完成了經濟/政治根本性變化的國家也無法獲得經濟運行的預期效率。從這一點來看,作為手段的轉軌過程的路徑選擇、成本支付等有利于彌合“時空錯位”的過渡性安排,至少與作為目標的轉軌后的制度安排同樣重要,或者說,將排除基礎性障礙的著眼點放在改革政策創新的“技術層面”,比所謂優先考慮政治制度轉向要有效;
  (3 )由于轉軌過程對于彌合“時空錯位”可能具備的有效性和漸進性,即過程中量的積累可能帶來的基礎性制約方面質的演進,那么對改革政策創新的績效的判斷,則應落腳于政策的總體適應性和分階段適應性。總體是否適應,應當并可以從一國的基本國情出發加以考慮,分階段的適應性則比較難以把握。這不僅因為每個階段的進展都會是動態的,更因為轉軌總過程中將會出現的階段性轉變與交替的規定性尚無先例可循,而我們事先對其預測又存在很多的困難。正因為如此,研究轉軌經濟也就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和獨特性;
  (4)轉軌國家群體的形成及其已經經歷的轉軌探索, 使轉軌經濟成為一個獨特的研究對象,它們既有基礎條件、目標取向等方面的共性,又有路徑選擇、實施方式、政府應變能力以及國際社會干預等多方面的特殊性。而就目前來看,不管是走了五十步還是一百步,都還處在轉軌的中途,我們有必要也有可能從轉軌國家自身的探索出發展開研究。
   二、轉軌經濟的研究方法需要創新
  目前我們所見到的關于轉軌總過程的階段性表述,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完全遵從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模式來仿制所謂后社會主義國家由社會主義計劃體制過渡到資本主義市場體制的制度變遷總過程。典型的例子是發表在美國《經濟學展望雜志》2000年冬季號的長篇論文《從社會主義到資本主義變化意味著什么》中所闡述的由五特征制度性變化所構造的轉軌總過程模型(注:Kornai·Janos: "Whatthe Change of System from Socialism to Capitalism Does and Does Not Mea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ume 14. Number 1. Winter 2000. pp. 27-22.)。作者認為,判定經濟社會制度的重要標準,是一種被稱之為The System-Specific Attributes(體制的特殊品性)的東西。世界上之所以有不同的經濟社會制度存在,就是因為有此“品性”存在,不同的經濟社會制度也正是由它來支撐和發展的。因此,轉軌即意味著“品性”的改變。“體制的特殊品性”,其實也就是作者所說的制度性特征,它具體表現為:(1)政治力量特征;(2)產權的分配特征;(3)協調機制特征;(4)經濟行為者的典型特征;(5)經濟運行特征。五特征之間既存在順序決定的關系((1)→(2)→(3)→(4)→(5)),更存在“基礎性特征”決定“非基礎性特征”的關系((1)-(3)決定(4)-(5))。判定一個轉軌經濟的轉軌總過程是否真正開始了?是否可以結束了?按照該文作者所持的觀點,(4)-(5)轉軌是否到位并不是主要的衡量標準,(1)-(3)是否轉軌到位才是關鍵。該文作者還認為,(1)-(3)轉軌到位還將自動引導(4)-(5)轉軌到位,簡單地理解即,政治轉軌決定并引導經濟轉軌。依據上述核心觀點,作者認為轉軌經濟的運行特征具體表現為這樣5個特征或“品性”的轉變過程,見圖2。
  附圖F132d02.JPG
  圖2 五特征制度變遷為標準的轉軌總過程模型
  這種觀點的基本出發點是非此即彼,由此及彼就完成了轉軌,其局限是明顯的。且不說此、彼并非處于好壞兩個極端,僅從此岸到彼岸的路徑來評判轉軌經濟的績效是十分機械和教要的作法,即便目標正確唯一,這種研究也忽略了長期存在的轉軌過程的重要性,由于世界經濟格局和生產力水平的變化,客觀條件既不允許任何一個轉軌國家從資本主義的幼牙狀態重新再經歷一遍,同樣也不存在一夜跨入市場經濟的可能。根據專門測算世界數十個國家經濟自由度綜合指數的美國傳統基金會公布的數據,中國和俄羅斯在1995-2000年的指數相差無幾。80年代是中國改革的頭十年,1/2以上的商品價格仍由上面決定,中國的經濟自由度和市場化程度比俄羅斯在90年代時要低得多。但結果卻迥然不同:半自由化的中國經濟發展日益加快,而俄羅斯的自由化經濟卻不斷下滑。弗拉基米爾·波波夫認為,在轉軌過程中,與經濟自由化、市場化的速度相比,一國的起始條件、歷史遺留、計劃經濟體制變動的程度,國家保障正在運作的有效制度的能力,推動增長的宏觀經濟及工業政策是更為決定性的因素(注:《中國經濟成就震驚世界》,《參考消息》2001年6月17日、18日。原文名《中國經濟的穩定性何在/充滿活力的制度是中國取得經濟成就的原因》,載于俄羅斯《獨立報》2001年6月5日,作者是弗拉基米爾·波波夫。)。因此認為只要改換制度就能獲得效率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時空錯位”基礎性制約的存在將使這種轉軌實踐的國家面臨來自各個方面的矛盾。
  關于轉軌總過程階段性劃分的另一類分析方法,是著眼于從計劃到市場的經濟運行機制變化的實踐主線,將轉軌國家政府作出放棄國家集權的計劃經濟、采取市場化的重大政策性決定的年份作為轉軌總過程啟動的基準年;考察改革政策的推進過程與對應的國民經濟運行中的主要矛盾演變過程的關聯性,從中找出各階段的轉折點。例如將迄今為止的中國改革進程作三階段劃分:(1)“邊界上革命”(1978-1984年,以修補舊體制,從計劃邊界上培育商品經濟因素為特征的改革啟動階段);(2)“雙軌下擴張”(1984-1992年,以雙軌制價格、 修補缺損的流通環節、經濟總量迅速擴大、同時經濟環境活與亂交織為特征的雙軌摩擦階段);(3)“磨合中替代”(1992年至今, 以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目標,改革整體推進深層次矛盾集中顯露、市場機制起主導作用的趨勢日益明顯為特征的體制置換階段)。
  該類分析的優點,是緊扣住了20世紀下半葉社會主義國家制度性變革所共同具有的一個特定范疇,即偏離效率不高的計劃體制而承認貨幣和商品交換的合理性,由此引起市場化廣度和深度日益擴大和強化的經濟運行機制層面轉軌的普遍意義,并且注意到轉軌績效與經濟增長績效的同步考察,言之有物而持之有據。不足的是,局限于回顧性總結,缺乏前瞻方面的提示,對當前階段的闡釋往往只是點到為止,顯得過于粗疏,難以建立過程演進的內在邏輯聯系。更為關鍵的是,由于缺少一個“始點”——“終點”這樣一個完整的、系統的、理性的立意作為分析框架,對轉軌總過程和各階段特征、過渡狀態難以進行動態的把握,對當前經濟現象的分析往往只能局限在靜態的體制框架中,或與過去類似的情況作比較,或與成熟市場經濟體制下類似情況作比較,其結果也就很難說是準確的。
  從實踐層面反饋的情況,至少有三件事后來發生的情況與人們事先預測表現出明顯的不一致。
   1.關于“籠中虎”的認識
  隨著改革進程中家庭部門收入逐步增加而中國商業銀行儲蓄存款總額累積到5萬億元起,不僅國內經濟學界也包括國外一些機構, 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把它稱為中國宏觀經濟運行中可能引致重大變動甚至發生危機的“籠中虎”。過多的貨幣積淀蜂涌出籠引發通脹的先例不僅許多國家發生過,在解放前舊中國發生過,而且在中國經濟轉軌開始不久的價格改革“闖關”試驗中,甚至還較為明顯地引發過一次經濟社會震蕩。就經濟學原理說,這樣觀察作出判斷,應該符合宏觀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然而,實踐中的情況卻大出意料。當后來經濟運行環境出現需求不足、在政府從1996年5月起37個月內連續7次降息、一年期存款利率由9.19%下降到2.25%、降息密度和幅度為建國以來所未有的極強刺激下,收效仍然甚微,并且出現了儲蓄繼續增加、物價指數持續下滑很難遏止的趨勢。國家統計局前不久新聞發布的數據顯示,至2001年8 月全國城鄉儲蓄總額已突破7萬億元。
   2.關于財政作用的認識
  中國改革一開始,就出現并一直表現出金融部門效率提升而財政部門職能弱化的強烈對比。普遍的判斷是,這種情況由市場化引致,可能是改革后出現的一個難以改變的常態了。但隨后實踐作出的反饋正好相反:當貨幣政策無力遏制經濟衰退、金融業自身陷入巨大的潛在風險中時,國家財政向銀行連續三年發行了總額達3600億元國債搞基礎設施建設,一般時間后取得顯著績效:既使過剩的生產能力被利用起來遏制了經濟增長率下滑趨勢,近三年每年拉動經濟增長1.5-2個百分點;又使銀行資金轉換為財政投融資資金,巨額“存差”帶來的經營風險得以化解。類似的操作,用單純的凱恩斯理論或羅斯福“新政”實踐都難以全面解釋,而必須在轉軌背景下特別是轉軌中途的矛盾構成中去研究。
   3.關于需求不足的判斷問題
  90年代初中國宏觀經濟運行出現了嚴重的“過熱”問題,國內外經濟學界和境外權威機構均表關注,甚至認為這一問題處理不好,中國的經濟很快就會出大問題。如果發生意外,中國經濟持續多年增長的情況將會結束,一直到20世紀末都很難復現。針對“過熱”問題,中國政府采取了連續數年的強度充分的“雙緊”措施,使“過熱”運行的經濟終于在1996年成功地“軟著陸”。但是,“軟著陸”尚未塵埃落定,另一種表征為“偏冷”的困擾,在事先不被防范的情況下發生了。1996年上半年,監測部門發布了一項重要的監測信息:全國609種主要商品89.4%供求平衡、供過于求商品占5.3%、供不應求商品只占3%。“買方市場”一時成為議論熱點,但是,是否真的出現了“買方市場”?傾向于贊同的意見并不多。稍后,低層次的買方市場的觀點逐漸被普遍接受,但是否可以歸入“需求不足”的范疇?主導的觀點仍表示,不應把情況估計到這一層次。相關課題組在一份標題為《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1997年秋季報告》中,就這樣分析說:“買方市場的出現不僅有利于更有效地實施宏觀調控,而且也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框架中自動實現動態結構調整機制的必要條件。因此,我們不能‘葉公好龍’,一見供大于求的買方市場,就認為出現了‘需求不足’。”隨后在生產資料領域尤其在能源和基礎產業部門,多年制約經濟增長的“瓶頸”部門也出現了過剩現象。1997年全國煤炭產量13.9億噸,而消費量僅為12.5億噸,產出大于需求1.4億噸, 山西系列優質混煤的實際核算價格降至1995年三季度的水平。因煤炭壓港和運量縮減航運企業不得不降低運價“找米下鍋”,秦皇島到廣州和上海港的海運費分別從噸煤44.89 元和21.58元降至30元和19元。正視“需求不足”范疇的經濟學思考,修正“短缺時期”形成的思維定勢的研究進展,是從1998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擴大國內需求、開拓國內市場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立足點和長期戰略方針明確下來,并以啟動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消費信貸等一系列措施刺激投資和消費需求之后,才逐漸取得共識的。在這兩年多的爭論中,事實上中國的轉軌經濟正悄然從一個階段進入了另一個階段。[2]
  筆者認為,對一些重大的屬于基本面的判斷與實際情況出現的差異,除了偶然和意外的因素可能放大其差異程度外,一般不應在“質”的范疇發生問題。但上面說到的例子,應該說含有一定程度的“質”的出入。出現問題的可能原因是,其一,我們正處于并未建成市場經濟體制的環境中,卻引入了適合并來自成熟的現代市場經濟環境的西方經濟學理論為基礎的分析框架和計算模型;其二,我們對轉軌經濟運行中的一般規律和對本國轉軌經濟特殊地運行規律——尤其對轉軌總過程及其轉折點的認識,研究深度不夠而且在方法上出了問題。如果這樣的判斷合理,我們就應該尋求方法論上的改進。
  逐漸脫離原有的理論前提和分析框架,著眼于從轉軌經濟國家自身的探索去尋求規律性的東西,并預見未來可能到達的目標,是方法論創新的立足點。轉軌經濟作為一個獨特的研究對象,逐漸會形成自己獨特的研究觀,目前雖然仍處在轉軌中途,但我們從一些有關轉軌國家的比較研究中已經可以感受到潛在的變化,其中很多經驗來自中國,如改革過程中地區、群體的非平衡發展戰略、初級階段定位與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戰略、建立多種所有制形式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融入全球經濟等(注:《社會主義在中國和歐洲成敗的原因》,《參考消息》,2001年6月11日、12日。原文名《歐洲現實社會主義和中國的改革為何成功?自由主義的破產》,載于保加利亞《社會主義叢書》,作者亞歷山大·利洛夫為保加利亞戰略研究所主任,前保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前社會黨主席。)。中國的轉軌實際上是領先一步的,特別是在1997年前后率先告別以“短缺”為特征的傳統社會主義狀態, 進入“后短缺時期”[8]后,更為轉軌經濟研究方法的創新提供了實踐材料。
  將全人類的1/4卷入其中的從計劃到市場的轉軌進程,正在不同國情的原社會主義國家中繼續探索,目前都還在中途。作為身在其中的研究者,追蹤實踐進行理論探索,突破原有思維定勢而堅持在方法論上改進、創新,建立和開展轉軌經濟學的研究,既是我們的幸運,也是我們的使命。
財經問題研究大連3~10F13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呂煒20022002社會主義國家始于20世紀50年代的變革探索已延續了半個世紀,世界上30多個國家、1/4的人口卷入了這場探索,這些國家可以統稱為轉軌經濟國家。它們的經濟運行既不能簡單地用發達經濟、發展中經濟來界定,也不適合用市場經濟、計劃經濟來界定,而是體現出特有的轉軌經濟共性。轉軌經濟應該成為一個獨特的研究對象,轉軌經濟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從傳統理論或已有體制的視角出發,而應該立足于轉軌經濟國家已經走過的實際歷程,歸納可以作為規律性的東西,尋求方法論上的創新。本文對開展這一研究的初步思考以整個轉軌經濟國家為背景,而以中國經濟轉軌為個案。轉軌經濟/錯位/方法論  Transition Economy/Disorder/MethodologyPrimary Studies on Transition Economy  LU Wei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Liaoning 116025 China)As of 1950s in 20 century, the economic reform, involved in one forth of the world populationand more than 30 socialist countries, where the transition economy is termed, has lasted for over 50years. The economies in those countrie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ition in common, can be definedby neither developed or developing economy nor market or planned one. Transition economy is a specificeconomic phenomenon and, hence, cannot be fully explained by either traditional economics or theexisted economic institutions. We should deal with it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the transiting countries andtry to come to a general conclusion with an original methodology. The author tries to do so in thepaper, taking China as an individual case.呂煒,東北財經大學,遼寧 大連 116025  呂煒(1969-),男,重慶人,博士。 作者:財經問題研究大連3~10F13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呂煒20022002社會主義國家始于20世紀50年代的變革探索已延續了半個世紀,世界上30多個國家、1/4的人口卷入了這場探索,這些國家可以統稱為轉軌經濟國家。它們的經濟運行既不能簡單地用發達經濟、發展中經濟來界定,也不適合用市場經濟、計劃經濟來界定,而是體現出特有的轉軌經濟共性。轉軌經濟應該成為一個獨特的研究對象,轉軌經濟的研究不能局限于從傳統理論或已有體制的視角出發,而應該立足于轉軌經濟國家已經走過的實際歷程,歸納可以作為規律性的東西,尋求方法論上的創新。本文對開展這一研究的初步思考以整個轉軌經濟國家為背景,而以中國經濟轉軌為個案。轉軌經濟/錯位/方法論  Transition Economy/Disorder/Methodology
2013-09-10 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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