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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中國家的通貨膨脹與穩定的政治經濟學
發展中國家的通貨膨脹與穩定的政治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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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西巴斯天安·埃德沃爾斯 著 潘天順 譯)
  (原載〔美〕《經濟發展與文化變遷》1994年1月號)
      一、前言
  在發展中國家,關于通貨膨脹傳統的文獻著重在通貨膨脹壓力的三個主要決定因素上:(a)貨幣創造;(b)財政不平衡和;(c )成本推進因素。頭兩個因素已被貨幣主義信念的著作者們強調了,在50和60年代期間,發展的結構主義理論中,成本因素起了關鍵的作用。
  然而,對通貨膨脹和穩定的更新近的分析,他們的注意力已從通貨膨脹傳統的直接經濟的原因(比如貨幣創造)轉向通貨膨脹壓力的政治的與制度的決定因素上面。這種新的文獻,已作為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政治經濟學方法,而廣為人知,它建立在公眾選擇的理論和對策理論的某些重要的見解上面,試圖說明某些政府為何決定維持巨額財政赤字,大大地依賴于通貨膨脹征稅上。典型地,在回答這些問題時,新近的方面潮流已著重在政治的不穩定性、聲譽和政治的輪轉的作用上面。
  雖然,對通貨膨脹的決定因素提供了某些重要的新見解,這種新的文獻有兩個局限性:首先,直到最近,多數這類方面的貢獻,其最重要的含義只是理論上的,沒有提供經驗性檢驗;其次,重點幾乎無例外地放在工業化各國,而忽視了發展中各國。本文在從發展中國家的觀點有選擇地討論這種新的文獻對決策的某些最重要的見解。我想強調這種方法對分析通貨膨脹的政策含義,并討論有關此題目的某些有限的經驗性結果。本文組成如下:第二部分論述在決定貨幣鑄造權上政治不穩定性的作用和跨越各國的對用通貨膨脹籌資的依賴;第三部分著重于在通貨膨脹經驗中及在穩定理論中可信性的作用上。這里我提供了對“外部的機構”,包括如象IMF的多邊機構, 在反通貨膨脹調整方案實施中的作用的討論;第四部分,我集中討論了關于政治事務和預算周期的文獻,并且提供了智利的某些經驗性結果;第五部分論述成功的貶值和穩定方案的政治方面;最后,第六部分包含若干結論性的要點和對未來研究的一些建議。
    Ⅱ.貨幣鑄造權、通貨膨脹和政治的不穩定
  當對有關稅收、開支和貨幣擴張要作出決策時,許多作者最近假設,決策者戰略性地行動,把他們自身的政治的與意識形態的目標考慮進去。這種方法大大地遠離了傳統的觀點,傳統的觀點是把政策行動看成是完全地外生的,或是由那些由仁慈的獨裁者來從事的,這位獨裁者試圖使社會福利的當前的價值最大化。事實上,這種戰略方法的最重要的含義,是政策成了依賴于該國經濟政治和制度特點的內生變量。
  對決策的積極方法,源于傳統的理論無能力來經驗地解釋通貨膨脹的動態。特別是,在不同的發展中國家,通貨膨脹行為的分析,十分清楚地表明,這些分析與最優的稅收理論的含義不相一致。
  A.卡基爾曼.S.愛德華茲和G.塔貝里尼, 新近已發展并檢驗了一種戰略的政府行為和通貨膨脹的模型。他們的分析是以通貨膨脹是征稅的極低效的形式的看法為基礎的。在其模型中,一種低效征稅制度(即:一種便于逃避稅收和倚靠通貨膨脹征稅的制度),起著作為是政府的歲入收集能力的約束因素。然而,這種約束可能會被那些不同意現政府所追求的目標的人所歡迎。特別是,一個政府由于生怕一種更為有效的征稅工具,在將來會被其政治對手用來實行現存政府不喜愛的開支計劃,而故意地決定不去改革稅制,戰略行為的這種類型,在那些有較不穩定的政治制度的因素中更有可能,在這樣的國家中,政府的執政黨在下一段期間不再當政的可能性是高的。因而,在古基爾曼等人的模型中,政治的不穩定是直接與如貨幣鑄造權和交易稅等低效的征稅有聯系的。
  古基爾曼等人,用通過估算如下形式:S=f(x.p )的方程式的數據來對照他們的模型。這里, S=通過貨幣鑄造權收集的總收入的部分;X=衡量現有征稅基礎的變量的向量(如制造業、 礦業和農業部門的規模,進出口的規模,人均收入等等);而P =衡量政治不穩定和或該國兩極分化的政治變量的向量。在這模型的經驗性的運用中,古基爾曼等人運用一種估算的跨國概率單位方程式,以便計算政治不穩定的指數,作為在一定年份里,某特定國家政府變動的概率。這一方程式針對政治變量(暴亂、鎮壓等)經濟變量(消費增長、通貨膨脹、人均收入)和制度變量。回歸了實際的政府變動的例證。
  在政治不穩定指數之外,古基爾曼等人,(在他們的回歸分析中包括了如下的結構性經濟變量:(a)GDP中的農業份額。其符號是正的,因為對農業征稅是相對地代價高的。因此,擁有大的農業部門的各國政府,將會傾向于更嚴重地依賴于諸如貨幣鑄造權和貿易稅這類低管理費用的征稅。(b)礦業和制造業占GDP中的份額。它的符號預期是負的,也由于成本影響的原因;(c)GDP中外貿的比重。其符號預期是正的,因為在一個開放型經濟中,是易于對國際貿易征稅的;(d)人均GDP,其符號預期是負的。越先進的國家越有能力實施更復雜和有效的征稅制度,從而,將傾向于不那么嚴重依賴易于收集高度扭曲的稅收,如貿易稅;而(e)城市化比率,其符號預期為負,因為, 征收城市人口的稅收比之向農村人口征稅相對容易。
  一個包括58個發展中國家的標本,古基爾曼等人,從貨幣鑄造權對政治不穩定與其它結構的變量的工具變量回歸(括號內的e —統計)得到了如下的結果:
  貨幣鑄造權=-0.0541+0.0021農業占GDP的份額-0.0278開放性
         (-1.591)(3.500)      (1.390)
        -0.46 E-5人均GDP+0.0016城市化
         (17.692)    (3.200)
        +0.3220政治不穩定指數 R[2]=0.409 SE=0.052
         (3.067)
  這些結果是極有啟發性的。這個回歸說明了貨幣鑄造權的跨國變異性的高百分比,而且,所有的變量都有著預期的符號。更重要的,政治不穩定指數的系數是極為顯著的。當把國家集團擴大到包括工業化國家在內,其結果與這里所教導的是相似的。總的來說,古基爾曼等人的這些結果,對政治的變量,即使在控制了其他的結構的變量下,在解釋長期跨國通貨膨脹的差異起著重要作用的假設,提供了某種初步的支持。然而,經驗性分析的這種類型面臨著嚴重的問題,涉及到尋找政治不穩定的合適的指數。政治不穩定的最傳統的指標——觀察到的或估計的政府變動頻率——有一系列缺點,包括這種事實,它不能在同一政黨內的政府變更和那些意味著把權力轉移到根本地反對黨手中的政府變更之間,進行區別。實際上,使用所觀察到的政府變動頻率,導致了寧可說是難以置信的結果,意大利是由古基爾曼等人所考慮到的79個國家中最“不穩定”的國家。
  在新近的一篇論文中,G.塔貝里尼和我用了確定某種新的 (而且改善了的)政治不穩定的指數來解決這一問題,我們把它稱為權力轉移的指數。該指數是用政治領導權從執政黨(或在非民主體制下的集團)奪權而轉到反對黨手中的變化,來衡量政治制度的不穩定。在構造這個指數時,我們把權力的轉移解釋為某種情勢,即執政黨(或獨裁者)控制政府權力的一次中斷。更特殊地,在總統制下,如果一個新的政府由先前地處于反對黨的人担任行政首腦,權力的轉移就會出現。在議會制度下,當一層新的政府由先前居于反對地位的政黨來担任首腦,或在聯合政府中由于占優勢的政黨移向成為反對派而使聯盟起重大的變化,權力的轉移,就被記載下來了。然而,政府政黨聯盟的微小變化就不記載下來了,政府的首腦改變,即使如果新的首腦屬于一個不同于正要下臺的首相的政黨,若該聯盟仍基本上不變,也不作為權力的轉移來記載。最后,在一黨制度的情況下,即在獨裁制或君主制情況下,權力的轉移只有在如果國家的首腦被迫變動時才發生。由一位要下臺的獨裁者指定的繼任者(如70年代期間在巴西)也不作為權力的轉移來記載。
  利用這一政治不穩定的新指數,塔貝里尼和我估計了一組跨國回歸,試圖說明隨著通貨膨脹征稅而來的歲入的跨國差異。對包括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76個國家的數據組。我們得到了以下估算值(t—統計值)。
  通貨膨脹征稅=-0.065+0.339 E-2農業份額-0.054開放度
         (-1.107)(2.970)     (0.731)
         -0.325 E-5人均GDP+0.216 E-2城市化 (2)
          (-0.731)    (2.787)
         +0.398權力的轉移 R[2]=0.308
          (2.417)      SE=0.051
  一個特別引人興趣的問題是,在有暴亂的歷史的國家和通過政變實現權力非安排而轉移的國家,比民主的政府展示了依賴于通貨膨脹籌資的更強的傾向。此問題是由古基爾曼等人用兩個不同的方式提出來的。首先,他們把“民主”虛擬變量結合他們的貨幣鑄造權的決定因素的回歸分析中;其次,作為一個補充說明的變量,他們包括了試圖政變的頻率。夠有趣的,他們發現該政變變量具有一個正的和顯著的系數,具有比正常的政權轉移估算超過一個小數點。同樣,他們發現這個虛擬的“民主”有個顯著的負系數,這表明,在其它事情既定下,民主的政府有不那么嚴重倚賴通貨膨脹籌資的傾向。上面討論過的結果,提供了重要的新的經驗性證據,支持了這種觀點,即在控制了結構性因素之后,那些具有較不穩定的政治制度的國家,有著更高水平的通貨膨脹征稅的傾向。從廣泛的政策觀點來看,這些發現的主要含義是,創造(和改革)政治制度,會加強民主且減輕政治不穩定,這在發展中國家的政治改革議事日程中應當有重要的優先權。這些措施不只對世界的政治景觀有直接的影響,而且也會影響通貨膨脹,從而,還會影響較窮國家公民的福利。
    Ⅲ.消耗戰、可信性、外部“強制者”和通貨膨脹
  在通貨膨脹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中,許多新的發展已經正式地應用了對策理論,來描述不同的行動者在決策過程中的相互影響。本節前在簡要評論有關可信性和通貨膨脹的理論性文獻的一些最重要的特性,把特殊的重點放在穩定計劃方案上。
  一般說來,宏觀經濟決策的新近的政治經濟學模型,強調了通貨膨脹與穩定兩者的分配的影響。按這一觀點,政治沖突的存在刺激了通貨膨脹的過程。通過此機制出現了以下情況:社會中的不同集團,(包括不同的政黨,不同意強制實行的那種稅制。這種沖突限制著政府收集歲入的能力,導致了嚴重地倚賴通貨膨脹征稅的低效率稅制。
  這種理論不只說明通貨膨脹的來源,而且也提供了關于穩定的時間的見解。穩定價格水平意味著改變現狀。這種變化的類型對實現穩定所需要的財政調整負担的分攤,能在政治集團之間產生新的爭吵。按此觀點,這些政治論戰會采取“消耗戰”的形式,在此期間,所有的爭斗團體等待著其中之一最終會放棄已見。首先,“瀕臨邊緣”的集團被迫承受該調整的不成比例的負担。這種“消耗戰”造成了穩定的延后。這些模型特別引人興趣的特征是,這種延后是經爭斗集團之間對阻止通貨膨脹壓力所需的調整政策的總型式,有了一般的同意的情勢下發生的。當然,延遲穩定通常地將增大調整的努力,從而加劇了政治的沖突。立足在消耗戰見解基礎上的現有理論模型,在以下的意義上也過于一般,他們未能詳細說明精確的機制,通過這種機制爭斗能最終解決。
  是什么使爭斗者之一撤退呢?為什么在某一點上,人們就能察覺到等待的代價超過了益處呢?政治磋商的作用是什么?第三黨派調解能否幫助使沖突迅速結束?在理論的水平上說清這些問題遠遠超過本文的范圍,但是,在這一領域新的研究中,應當確實將它們放在高度優先的地位上。
  略有差異,但不矛盾,是把研究通貨膨脹和穩定的關系立足于制度和可信性的作用上。在合理預期的革命之后,許多作者強調了在穩定事件上預期的重要性。他們中的有些人,最有名的是,T.薩金特結論說,為了制止任何通貨膨脹過程,必須要有一個貨幣和財政制度的“可信賴”的變化,當一種穩定是不能令人可信時,(那就是,穩定方案不可能預期取得意想的結果)調整的成本會逐步升級,而且成功的穩定的可能性就減低了。
  這種觀點自然會導致人們在穩定過程中去尋找減輕并影響預期的方法。“政策宣布”的作用被作為影響通貨膨脹預期的可能手段來分析的。然而,在這方面,它強調了為了使這些宣布能令人信服,并從而能實際地影響預期,政府自身能事先保證要進行一定的行動,這是必要的。當然,這會證明要做到它是困難的,因為,情況往往是社會缺乏一國政府使自身保證使人信賴的要求的制度的安排。就這方面說,許多作者業已討論了如何選擇制度的安排,比如固定匯率和獨立的中央銀行,來提供這種預先承担義務的技術,以幫助政府縛緊他們自己的手。
  在可信性辯論中,另一個令人感興趣的論證理由的思路,是把聲譽的作用看成是預先承担義務的替代物。按照這一方法,一國政府要維持其聲譽的想望(或甚至,可能地來改善其聲譽的想望),給政府提供有約束力的一組政策選擇。有些作者最近認為預期可以被協調。同時,可信性可以確立起來,如果它為外界的機構所支持,比如20世紀20年代國際聯盟的支持和50年代后的IMF的支持,理由是, 依靠外界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批準印章”給與一項穩定計劃,外界的機構會增強此計劃的信心。原則上,這種“批準印章”是獨立于外界機構所能提供的資金之外。事實上,外界機構卷入的存在,就給實施穩定計劃的政府賦予了某種“承担義務的技術”,它給予了一種保證使這個宣布的計劃會真的能充分地實現。
  在J.桑塔伊拉和我最近的論文中,我使用了在布雷頓體制時代主要的穩定計劃的數據,來檢驗這一假設,當其他情況已知,具有更不穩定的政治制度的各國,比政治上穩定的國家有更為經常尋求IMF 的幫助的傾向,我們認為既然具有長的政治不穩定歷史的國家通常缺乏聲譽,且比具有符合憲法的政府轉換的歷史的政府,從較嚴重的可信性問題上受到困擾,它們就會有更強烈的愿望來尋求IMF的批準印章, 作為聲譽的替代物。48個貶值事件的概率分析對這個看法提供了支持,政治不穩定的每種指數都有著預期的符號,且是統計地顯著的。
  對關于聲譽的文獻的重要貢獻是由T.珀森和G.塔貝里尼提供的,他們構造了建立在3個中心假設基礎上的簡易模型:(a)非預期的政策行動破壞了私營經濟機構的期望的體系(就是說,導致更高的預期通貨膨脹和更高的名義工資);(b)經濟預期的破壞, 對投票者有負的福利影響;(c )經濟的焦點是一套新的政策建議時選舉新的政府來減輕破壞的程度(就是說,穩定預期)。按照這一模型,刺激該政府要保持其聲譽有重要的政治的方面:政策出其不意的代價是該政府很少可能被重新委任執政。公民們認識到:重新委任一個會創造政策意外的政府意味著在將來有更高的通貨膨脹預期,從而,會降低社會福利。因此,他們很少可能會再委任它。如果他們關心繼續執政正如各國政府一直在做,這種“懲罚”會制造刺激不去從事政策意外。
  珀森—塔貝里尼的聲譽模型產生兩個含意,它能夠用作某些經驗性檢驗的形式。首先,通貨膨脹均衡率越高,公民們對他們所傾向的政黨就越不贊成。那是,較兩極分化的社會將通過聲譽的力量來實行低通貨膨脹就有更多的問題。這是因為在高度兩極分化的經濟中,選民們會高度“忠誠”且很少會轉換政黨。其次,均衡的通貨膨脹率越高就更不可能有這種傾向,即當前執政的政府將會被重新委任。這是因為,如果該政府不穩固,聲譽就不會是很有效的。如果政治制度很不穩定,不同的政黨更替執政,聲譽的約束就會比較小,政府就會與聲譽無關而被取代。
  在前面部分中討論過的模型的含意和珀森—塔貝里尼的模型之間有個重要的差異,即是在前者,較高的政治不穩定就與較高的通貨膨脹征稅有關連,而在后者,較高的不穩定性是與由通貨膨脹率或更高貨幣鑄造權的較高歲入有關。上面討論過的通貨膨脹率與權力轉移不穩定指數之間的76國數據的簡單跨國回歸,提供了對珀森·塔貝里尼的聲譽模型的含義有一些初步的支持。當變量被定為1972—82年的平均數時,就會得到下列結果(t-統計量在括弧內):
  通貨膨脹=20.71+44.391 權力的轉移  (3)
       (7.492) (14.987) R[2]=0.321
   ⅠY.政府事務周期、政治預算周期和通貨膨脹
  A.理論的模型
  近年來,與選舉活動對經濟周期和預算周期的關系的許多模型已被開拓出來。這些模型一般地假設,樂觀的政府在選舉期間在其他期間會不同地認為。環繞選舉政府行動的確實本性,基本上取決于該模型的兩個關鍵方面:(a)政府的偏愛和(b)投票者形成他們的(不論是缺乏遠見的或合理的)所通過的機制。為組織可選擇的政治事務周期模型的分析,有的方式是考慮政府偏愛的兩種類型,和兩種可選擇的期望形成機制。就偏愛來說,政府可以或者被他們唯一關心是想被重新選上的動機或是另一種情況,他們可能還有明確的思想體系,并試用追求特定的和(不同的)目標。如果政府完全面向得到執政,我們將會看到在朝的政治家們的相似行為,不管其政治傾向如何(偏右、偏左或偏中)。另一方面,如果是動機思想體系,政治活動家們將顯示出黨派性行為,我們將能區分跨越政黨的不同經濟行動的差別。
  就投票者們說,缺乏遠見和合理預期之間的區別,會對政治家們是否能重復地利用菲利普斯曲線類型的交替換位給予沖擊。本節的其余部分,我對有關政治事務。周期的文獻中,某些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提出些簡要評論。我沒有引伸出新的理論結果的意圖,相反,著重點放在這些理論的經驗性含義。我還討論了檢驗這些理論的不同方法,并從智利的例子提供了某些初步結果。
  在經濟學文獻中,W.諾德豪斯提供了政治事務周期的較早的正式討論。根據諾德豪斯的看法,在政治家們尋求被重新當選的世事中,通貨膨脹(更特定地說貨幣政策),是服從于與選舉競爭密切地聯系的周期。在其最初的論文中,該理論假設存在一條可利用的菲利普斯曲線,在選舉前的一段期間貨幣增長和通貨膨脹都會向上運動,而在選舉之后就會往下降(可能與一次退一起出現)。該方法的一個基本含義是,這種周期的行為對不同政府會有完全相同的傾向,執政黨的思想體系則不重要。從經驗的觀點看,諾爾德豪斯模型,可用下述類型的估計方程式來檢驗。
  (附圖 f620215.JPG
  這里,Ⅱ是通貨膨脹,Ⅴ是決定通貨膨脹的其它變量,DEL 是虛擬變量,在選舉季度中其值取1.否則是零,u是誤差條件,而α、 β和γ則是應估算的參數。被納入方程(1)DEL的滯后數,將取決于我們所相信的政治家們在怎樣接近于選舉期時,開始來刺激經濟。(1 )類型的方程已為好些工業化國家(不論是議會制還是總統制的)所估算。應該注意到,在對總統制的,如美國的許多研究中,只在總統選舉中包括虛擬變量。然而,這是這些研究重要的局限性,因為,從政治的觀點來看,中期國會選舉是極其重要的,常常決定了該政府批準關鍵立法的能力。下面提出的智利例子的經驗性應用中,我明確地把虛擬變量結合到研究中,不論諾德豪斯所建議的政治事務周期行為的類型,是在國會選舉及在總統選舉期間表現出來的。
  在傳統政治科學所發展的某些早期重要著作中,D.希布斯假設政治家們是非常黨派性的,而且,他們力圖進一步引向他們的特定的政治議事日程。這個設想,與諾德豪斯模型極為不同,在諾德豪斯模型中政治家們只是由掌權動機所推動,這意味著政府將不同地行動,取決于他們的政治信念:右翼(左翼)政府比左翼(右翼)政府對通貨膨脹、失業有更大的反感,然而,如在諾德豪斯模型中—希布斯的方法假設,經濟代理人是缺乏遠見的,從而政府能利用菲利普斯曲線的存在。在他們的偏愛差異下,各個政府將在菲利普斯曲線上選擇不同的立場,左翼政府會比右翼政府選擇更高的通貨膨脹率。從經驗的觀點看,希布斯的模型可用估算為下述類型的方程式來檢驗:
  (附圖 f620216.JPG
  這里,DUMRIGHT是虛擬變量,當右翼政府執政時,它取值1, 否則取值零。
  在政治事務周期理論中,最近的發展,已放寬諾德豪斯和希布斯的早期著作中的假設,異用更具有說服力的假設,包括沒有可利用的(長期的)菲利普斯曲線來取代之。比如,有些作者假設,投票者們是“有理性的”;但是沒有充分的信息,且無能力用精確的方法來找出“決策者”有怎樣的“才能”。另一方面,政治家們完全意識到他們自己的“才能”的水平。一旦無遠見的投票者們的假設被不對稱的信息所取代,類似諾德豪斯假設的那些結果,對通貨膨脹和貨幣增長(但不是付出的)仍會得到—就是說,通貨膨脹和貨幣增長會在選舉前增高起來。在“合理的”政府經濟周期模型的這個集團中,事實上仍是決策者將會相似地行動,不論他們的政黨為何。當然,這種情況的理由是,這些模型并不考慮黨派性政治行為的可能性。雖然;羅果夫的模型原本是按“預算周期”的條件來建立的,它們對通貨膨脹和產出仍然有意義。特別是,當一個政府試圖發出其“才能”的程度的信號時,我們將會觀察到通貨膨脹將會比新的政黨(或政黨的集團)當政的頭一個月期間正常的情況更高。不論產出增長會不會表現出選舉周期的行為,產出增長將基本取決于有關合同和總合生產的性質的特定假設。
  其他作者已放寬政治家的目標功能只是“面向執政”的假設,并假設了各政黨有不同的思想意識。比如,A.阿里希娜把巴羅—戈登的框架擴展到兩個政黨對通貨膨脹和失業有不同的偏好(思想意識)情況“右翼”政黨對通貨膨脹有相對的反感,而“左翼”政黨則對失業有相對的反感。在這種框架中,就某些扭曲妨礙產出達到其充分就業水平而論,該政府想達到接近所推想的就業水平,唯一的辦法就是通貨膨脹的突然襲擊。在觀察選舉的結果之前,假定私營部門已形成了關于通貨膨脹的預期,右翼政府執政任期的前半部將會以一次衰退和低通貨膨脹為特征;而左翼當政的前半期,在任何階段均以通貨膨脹擴張和高增長為其特征。當然,巴羅—戈登框架的延申的最大吸引力是,它把帶有很確定的思想意識的黨派性政府的作用帶進了這幅圖景之中。這些模型的經驗的結果是,在解釋宏觀經濟政策產生的結果中,政治的兩極分化起著關鍵的作用。
  表1 中包含了政治事務周期(包括把其作為對政治與通貨膨脹行為之間的經驗的預測)的4個最重要模型的總括。 本節所報導的經驗性分析,它遵循了圍繞這4種政治事務周期方法來再三考慮。
  表1  政治事務周期的幾種模型:綜合的
基本的政治 菲利普斯曲線政府只  所有的政府相似的行為, 通貨膨事務周期(  關心重新當選, 代理  脹(和產出)將在(總統)選舉前 諾德豪斯)  人有無遠見的期望   的期間增長,且在選舉后降低                               思想意識  各政黨有強烈的思想  來自不同政黨的政府有不同的行決策者 (  意識且希望追求達到  為,在政府當政期間此差別持續希布斯)   其計劃經濟代替人有  存在;      無遠見的期望. 左翼  左翼政府會有較高的通貨膨脹率      政黨對失業有強烈的  的傾向.                反感而右翼政黨則對                     通貨膨脹不滿                              合理的政  短期通貨膨脹—產出  所有的政府行為都相似,在(總 治事務周  對消; 代理人有合理  統)選舉之后,貨幣增長且財政 期( 羅果  的期望有選舉預期有  擴增(但產出不必定增長); 選 夫與西伯  最佳成果的政黨; 政  舉后產出和通貨膨脹增長高于"特)     治家們只關心政府的  正常"水平               重新當選                                                  合理的思  短期的產出—通貨膨  左翼政府展示出較高通貨膨脹的想意識決  對消; 合理的期望,  偏向在左 (右) 翼政府執政的開策者( 阿  各政黨有強烈的思想  始時, 產出高于 (或低于) 自然里西娜)   意識; 左翼政黨對失  的水平.                業不滿, 右翼政黨則                     對通貨膨脹有反感
  資料來源:W.諾德豪斯,“政治事務周期”《經濟統計評論》42卷NO.2(1975年4月)、109—90頁;D.希布斯“政黨和宏觀經濟政策”,美國政治科學評論71卷NO.4(1977年12月)1467—87頁;K.羅果夫和西伯特“選舉和宏觀經濟政策周期”《經濟研究評論》55卷NO.1(1988年1月)1—16頁和A.阿里希娜“作為重復游戲的兩黨制下的宏觀經濟政策”;《經濟學雜志季刊》102卷NO.3(1987年8月)651—78頁, 和“已工業化的民主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周期“經濟政策82”(1989年4月),55—98頁。
  這些文獻大都限于兩黨的情況且集中于發達國家的經歷。然而,如柏森和塔貝里尼曾論述過的,原則上,有可能把這些模型中的大多數擴展到多黨制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的經驗性分析,我作了更細致的區分,如“中間派的”政府的存在。
  β.發展中國家的政治事務周期:智利的例子。
  對任何一位熟悉智利經濟史的人來說,對于宣稱該國的宏觀經濟決策是與選舉周期有聯系的,是完全不會感到驚奇的。然而,問題不在于政治和宏觀經濟政策與這個國家有聯系,而在于這種關系的性質和程度究竟是什么?
  宏觀管理差異會不會貫穿在有不同思想意識的政府任期內?或所有政府是否同等地機會主義的在選舉前展示同樣的行為權利?我在本小節使用了一組宏觀經濟時間數列的數據,來研究上面討論過的政治事務周期的基本模型,對智利通貨膨脹的情況是適用的。
  前一節討論過的模型的有用性的主要含義,可以用對通貨膨脹、貨幣創造和產出增長數列,用估算時間系列回歸來加以評價。作為例子請端詳下面的方程式:
  (附圖 f620217.JPG
  這里,使用了下列記號:X[,t]=代表通貨膨脹、貨幣創造、貨幣基礎增長或產出增長的一般變量;
  DUMPOL=掌握執政政府的政治喜愛傾向的虛擬變量,如果政府是右翼它取負1的值;如果政府是中間派取值為0,政府為左翼取值1;
  DUPRES=在總統大選前,虛擬變量取值1;
  DUPAR=在國會或議會選舉前取值1的虛擬變量;
  ELA=在總統大選后一季度取值1和否則是0 值的虛擬變量就是ELAt=DUPRES[,t+2];
  HALFR1=在右翼當政的前半期取值1的虛擬變量
  HALFCE=在中間派政府 HALFLE=在左翼政府
  Yi=χ的其他決定因素;
  ω[,t]=具有標準性質的誤差條件 αβγδεδψ是應當估算的參數。
  上面討論過的四個基本的政治事務周期模型的根本含義,已被套入這個方程式,允許我們直接地和正式地來比較幾個可供選擇的模型的有用性,同時作為研究這些基本方法的某些結合,會不會更合適些。更特殊地說,這些不同的模型將有下列含義:
  1、諾德豪斯的政治事務周期,在此場合,當X是指通貨膨脹和產出增長時,我們可預期ε=O;β=σ=γ=δ1=δ2=δ3=ο。 那就是,按照諾德豪斯的模型,所有政府都相似地行為,在總統大選前期間擴張經濟。2、 希布斯的思想意識的決策者模型 在其最簡單和最嚴格的說法下,該模型對所有這里考慮的4個宏觀變量(貨幣增長、 貨幣基礎創造、通貨膨脹和產出增長。預測β〉ο θ=σ=γ=δ1=δ2=δ3=ο。
  這一經驗性模型的一個引人入勝的延申是,假設在由β所表示的具有不同思想意識的決策者之間,在行為上會有持久的差異之外,在其選舉前的行為上也有差異,而更加傾向左翼的政黨,在選舉前,則有更擴大其行為差異的傾向。希布斯一諾德豪斯模型的含義將是Ψ〉ο;ε〉c;σ〉ο;δ1=δ2=δ3=ο。
  3、合理的政治事務周期 正如我先前討論中指出的, 這類模型對貨幣供應所作出的預測非常類似諾德豪斯模型,(例外的是,在合理的政治事務周期模型下,周期的持續期間則要短些)。然而,在“理性的”投票者們下,我們不應認為,在產出上也會有這樣的周期反應。因而,當x是指貨幣增長上的通貨膨脹時,我們可預期DOPRES〉0,對產出增長我們將預期這個系數為0。此外,K.羅果夫和A. 西伯特所構建的模型暗示了,在總統大選后期間,我們會看到通貨膨脹(還可能有產出)的大幅度上升。
  4、合理的思想意識決策者 按照模型的這個派別, 政治家們會有思想意識的導向,投票者們有合理的期望。如上面所說明的,這時我們會在既定政府的任期的前半期和后半期中預期看到不同的行為,左翼政府會比其他政府在其任期的前一半中會展示出更高的通貨膨脹。從方程(3)來看, 我們會預期看到像在希布斯模型中那種同樣的參數符號,產出增長除外, 對此我們預期δ1〈δ2〈δ3≠ο和β=ε=δ=γ=ο。
  從事對先進國家情況的先前研究,有估計我們的一般方程(3 )部分看法的傾向,沒有把這些不同的假設實際上都套入。這就提出兩個問題,首先,由于沒有套入不同的模型,確實不可能在它們之中區分出來。其次,由于在一段時間內檢驗一個孤立的模型的含義,研究人員就有忽視這些上面討論過的數據會支持把兩個或更多的基本理論公式結合在一起的折中主義模型含義的可能性。
  方程(3)的變式是估算智利1952—73 年期間通貨膨脹的時間數列。是什么使這段時期特別令人感興趣,那是因為政治主張有極大差別的四個政府更替著執政。既然,在總統制下,議會中期選舉是極為重要的,這實際上會決定總統實行他更喜愛的立法的能力,我考慮到了總統和議會選舉兩者,自然會貫穿整個經驗性分析,我都檢驗了環饒這兩種類型的選舉,不論其在政府的行為上是否有顯著的差異。按照在實施的智利立法所分析的整段期間,下議院的全部議員和參議院的一半參議員每4年重選一次。再者,對議員連選連任在次數上是沒有限制的。 另一方面,總統的任期是6年結束而重新當選是被憲法所不許的。表2包含這21年來選舉的詳細日歷日程。圖1展示了在此期間通貨膨脹率的進展。
  三個重要數據問題使把某些防止誤解的說明插入這個分析。首先,這個樣本只包括3次完全的總統任期。阿連德政府在憲法規定的任期前3年,與軍方在1973年9月奪權時,突然宣告結束。 這意味著我所假設的分析,被思想意識推動的政府在執政任期的前半部和后半部期間會不同地行為將受到限制。另外,在檢驗那個特殊假設時,我將限于研究右翼和中間派的決策者之間在行為上會不會出現差異。在政治事務周期回歸的估算中,為了捕捉智利經濟的開放性質,美國的通脹率被包括到作為世界通貨膨脹的一個代表者被包括在回歸自變量內。表3 中報導的結果是十分引人興趣的。它們表明了,如所預期的,在被研究的時期中,智利的通貨膨脹是蒙受了相當大的政治影響。這些結果特別引人入勝的特性是它們并不對政治事務周期的單個模型提供支持;而寧可說,這些回歸表明幾個特定結合的特性這種較折衷的觀點是更為合適的。更特別的是某種思想意識因素,以及選舉前效應有著明顯的證據。
  在包括DUMPOL的任一回歸中,其估算的系數顯然是正的,這表明當其他因素既定時,正如希布斯的理論所建議的,當我們在政治的光譜中從右向左移動時,一般來說,我們會觀察到較高的通貨膨脹率。第二個重要結果是,快要選舉前的期間通貨膨脹有向上升的傾向的證據。更重要的是,這一選舉前效應在總統的和議會兩者的選舉前都有表現。雖然,DUPRES1從來是不顯著的,而DUPRES2的系數在這4個方程式中的3個其顯著性為10%,DUPAR1的系數在這些回歸中的2個,其顯著性為10% 水平。而DUPAR2則總是顯著地正的(在這些方程中的2個其顯著性為5%水平。總的來說,這些回歸表明,對通貨膨脹的最重要的政治周期影響,是在總統與議會選舉之前每個季度發生。再者, 沃爾德對DUPRES2系數和DUPAR2的質量檢驗并不否定這個假設。(這導致X[2]是X[2] 〔1〕= 0.29 )。這一重要結果說明,由于忽視中期議會選舉,對發達國家情況的許多研究,也忽略了一個重要渠道,通過這個渠道政治的考慮與宏觀經濟政策相互作用。
  表3的結果還表明對所研究的時期, 不同的政府在其任期的前半部和后半部期間,并不存在行為的可察覺的差異,如阿里斯希娜的這類模型所預示的那樣。這些結果沒有表明總統選舉之后的周期的影響,如羅果·K·西伯特模型所暗示的。與表3所報導的這些結果有關的潛在問題是,在每一個方程中,п[,t-1]的系數是大于表明智利的通貨膨脹數列的系數,在此期間智利的通貨膨脹數列并不是不變的。為了分析這里報導的結果會不會受此事實影響,許多回歸還進行了通貨膨脹的一階差分估算,所得到的這些結果對表3 提供了充分支持。這些回歸中的一個例子是:
  △π[,t]=0.005+0.596△π[,t-1]+0.2π△π[,t-2]
     (0.379)(5.249)  (2.215)
     -3.693△π[us][,t-1]+0.043DUMPOL[,t-1]+0.017DUPRES1
     (-1.588) (2.219)    (0.260)
     +0.073DUPRES2+0.082DUPAR1+0.105DUPAR2    (7)
     (0.315)  (1.798)    (2.090)
      R[,2]=0.514 D-W=2.083  N=84
  Ⅴ.穩定方案和貶值:  從政治經濟觀點看的初步結果
  在發展中國家宏觀經濟調整和分析中,有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問題,穩定計劃是有關政治經濟學問題的。為什么某些國家在不均衡的第一個訊號出現時,就著手制定穩定計劃,而別的國家卻要幾乎等待到太遲后才進行?為什么有些調整計劃成功了,而別的國家卻悲慘地失敗了呢?雖然已對固定匯率作出承諾,為何某些國家會延長無法支撐的財政政策呢?立足在宏觀經濟政策的理論基礎上,包括那些建立在可信性、聲譽和消耗戰基礎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新的政治經濟學已對這些問題提出了某些重要見解。特別是許多研究人員已認為,政治上強有力的那些政府會發現,它是較為容易來實施所要求的能成功的宏觀經濟調整的政策。對此其理由是,強有力的政府能夠把調整的費用分配給人口中的不同部分,而不必担心會削弱他們的權力。
  在下面的小節中我使用了39個大的貶值事件的數據,來研究成功的調整和政治發展之間的關系。從經驗的觀點來看,這些廣泛的主題,可以在穩定一貶值調整計劃的范圍內予以分析。第一個專門的檢驗將是問(例如用非參數方法)在那些有較不穩定和兩極分化的政治環境的國家中,貶值會不會真的有失敗的傾向。第2 個檢驗將是研究貶值事件的合適時間。既然,在民主制度政府中,通常在其政府開始執政時更強有力,我們可以預期看到大多數貶值意圖是執政政府任期的初期年份內發生的。第3個可能的檢驗是與J.埃珍曼最近建議的, 分散化和政策協調的觀念有關的。一般說來,我們可以預期,在那些具有更分散化(和更兩極分化的)政治制度的國家中,就會更難以實施成功的貶值所要求的財政調整。
  A.數據組合
  我的經驗性調查研究所用的貶值的數據組合,和我對發展中國家實際匯率的一項研究中集合的數據是相一致的。這些事件列在表4, 且已分成了國家組(小組A),它實行一種逐步貶值政策, 而另一國家組(B組)則采用一種貶值后逐漸釘住的政策。如所展示的, 所有貶值都是大幅度的,至少15%。這些貶值所聲稱的目標及其相伴的措施是把高估的實際匯率反轉過來以便解決這些國家的外在危機。就是說,用造成實際匯率貶值的辦法,來改善經常帳戶和改善凈國外財務狀況。1989年,使用2步處理程序我分析了這些貶值的經濟成功率。首先, 我分析了隨著貶值之后的時期中,對外部門一組指標的演變,即實際匯率、經常帳戶和凈國外資產狀況的演變。第二步包含對一組宏觀經濟政策指標的行為的分析。在把這些事件分類為成功的和不成功的時,愛德華茲(1989)集中于緊跟貶值后期間的3個關鍵指標的行為:(1)實際匯率把著重點放在作為名義貶值的事后實際匯率彈性來界定的有效性指數的行為;(2)貨幣系統的凈國外資產的行為;和(3)經常帳戶比率的行為。為了克服與這種二元分類相聯系的某些限制,我又采用了一種三方式分類:成功的、不成功的和有限成功程度的貶值。
  表4包含了我按標準分類的39次事件。如表內顯示的,在29 次逐步貶值的事件中,有13次明顯成功的例子(S),9次明顯失敗(U)和7次有限成功的例子(L)。10次貶值后接著逐漸釘住的例子有3個成功的事件,5個不成功的事件和2個有限成功的例子。這13個成功的逐步貶值者, 能夠在中期支撐相當大的實際貶值。 3 年后的有效指數的平均數是0.66,平均來說表明這些名義貶值的2/3已變成實際的貶值。把這13 個國家作為一組,在危機的3年后實際匯率指數, 平均來說比在即將要貶值前的價值高了66%對有限成功的9個逐步貶值的例子, 有效指數的平均值仍有引人深刻注意的0.49。因而,總的來說,這種證據強有力地表明,絕大部分名義貶值的例子,對產生實際匯率的重新調整是有幫助的。另一方面,對這9個不成功的逐步貶值事件來說,在危機3年之后這個貶值有效性的指數平均值為-0.21,指明在那時的實際匯率比危機即將來到前的價值低20%。對這些貶值例子來說,不僅未能產生實際匯率的重新調整,而且甚至更糟,在貶值3年后, 外部的不均衡的規模是大大地增加了。事實上,隨著這些國家在3年中的貶值, 凈國外資產比率平均降低了10%以上。
  表4 在若干發展中國家中,成功與不成功的貶值調整  
       貶值危機      成功的(S)有限成功國家          貶值的%       的年份       的(L)不成功的(U)逐步貶值 阿根廷    1978    25.0      U玻利維亞   1972    66.6      U玻利維亞   1979    25.0      U哥侖比亞   1962    34.3      U哥侖比亞   1965    50.0      U哥斯達黎加  1974    28.8      S塞普魯斯   1967    16.6      S厄瓜多爾   1961    20.0      L厄瓜多爾   1970    38.8      S埃 及    1962    23.9      L埃 及    1979    78.8      S圭亞那    1967    15.9      S印 度    1966    58.6      S印 尼    1978    50.6      S以色列    1962    66.6      S以色列    1967    16.6      L以色列    1971    20.0      U牙買加    1967    15.9      L牙買加    1978    86.4      U馬爾他    1967    16.6      L尼加拉瓜   1979    43.0      U巴基斯坦   1972   130.1      S秘 魯    1967    44.4      L      貶值危機        成功的(S)有限成功國家          貶值的%       的年份         的(L)不成功的(U)逐步貶值菲律賓    1962    94.0      S菲律賓    1970    63.7      S斯里蘭卡   1967    24.1      S特利尼達   1967    15.9      L委內瑞拉   1964    38.1      S南斯拉夫   1965    66.6      U貶值之后接著逐漸釘住玻利維亞   1982   684.0      U智 利    1982    88.2      S哥侖比亞   1967    16.7      S厄瓜多爾   1982    32.6      U肯尼亞    1981    35.9      L朝 鮮    1980    36.3      S墨西哥    1976    59.6      U墨西哥    1982   267.8      U巴基斯坦   1982    29.6      L秘 魯    1975    16.2      U
  資料來源:S.愛德華茲,實際匯率,貶值與調整(坎布里奇, 麻省:MIT出版社1989年)
  注:官方匯率對美元的貶值。在多重匯率例子下IFS 報導它們最通常的匯率。
  另外,對逐步貶值者的判別式分析,是用來檢驗完全建立在宏觀經濟變量基礎上,在統計上成功與不成功的集群中間是否有可能統計地辨別出來。這兩個國家集團實行的宏觀經濟政策(國內信貸和財政政策),從統計觀點來看顯著的差別。事實上,從判別式分析得到的結果,是十分吸引人的,大體說指出了單在其宏觀經濟政策基礎上,統計地辨別這兩個集團之間的差異是可能的。按照這些結果,貶值后3年, 只有一國被劃成成功的(埃及,1979年)而不隸屬于那個集團,它歸屬于成功的小組以后的可能性只有29%。那么,這些結果就肯定了宏觀經濟(特別是財政)政策和成功的逐步貶值之間強有力且統計地顯著的關系的存在。仍然必須回答的問題是,為什么有些國家確實能沿著貶值而糾正的財政政策,而其他國家都不能。如在前面討論中認為的,我的回答是,這勢必要用財政政策的政治經濟學來解答,本節其余部份,我轉向這個假設的經驗性分析。
  B.貶值時間的選擇和政治制度
  上面講過的對穩定的政治經濟學方法,有一個重要的經驗含義,是各政府有在其當政的初期實行調整政策的傾向。理由是在此時間民主制政府通常比在其任期的后期更強有力,我研究了每一國家確定貶值的時機,來部分地說明該理論的這一預測。我構造了兩個指標:(1 )最近的政府變動和貶值之間的年數;(2) 貶值與下次政府變動間的年數。另外,按其政治制度各國被分成3組:總統民主制, 其大選日期是預先決定的;議會民主制和獨裁制。然而,對某些國家來說,這遠非完全直接地簡單的。兩個特別困難的例子是關于納賽爾領導下的埃及和馬卡利奧領導下的塞浦路斯,在那兒,領導人的任期被延長到超過通常所認為的。然而,兩個例子都被稱為民主的總統制。
  表5包含對39個貶值事件的時間選擇的總括統計。 如理論所暗示的,這個信息是頗吸引人的,它顯出了,在民主制度下,貶值有在每個政府任期的早期時發展的傾向,有少數貶值企圖是在任期的最后幾年出現。該表中另一個令人興趣的信息是,獨裁制在當政前進行其貶值不存在任何證據。
  表5 定好貶值時機的概要統計數
               總統民主制 議會民主制 獨裁制占自最近的政府更迭以來過了2                77.3    70.0    42.9年或幾年的事件的%占在下一次政府更迭前1或幾                31.8    20.0    0年出現貶值事件的%
  C.成功貶值的政治決定因素
  我在前面討論的另一重要的經驗性含義是,具有較弱,更不穩定和兩極分化的政治環境的那些國家,通過只用政治變量預計其貶值成功的程度應是可能的。
  由J.佐迪斯和C.泰勒精心制作的數據組合,被用來為不同的貶值事件界定3個政治的指示器。 第一個數據組合掌握貶值前這些國家的歷史政治環境條件。它關系到好些政治變量,如從1948年(數據集的第一年)以來到貶值前那一年,在既定國家發生的政治比率、成功的政變,等等。第二、第三個數據組合則與貶值后一年和貶值后的3 年期間相關連。
  在為衡量政治不穩定程度的3 組指示器的每一組中實際上使用了10個變量;(1)政治發動的攻擊;(2)與政治有關的死亡;(3 )成功的政變企圖;(4)政治發動的罷工;(5)政治示威和暴動;(6 )政治地推動的暗殺;(7 )或者正常是未安排的(通過政變)的政府更換的頻率;(8)作為抗議、罷工、謀殺、 暗殺企圖和攻擊等的頻率來定義的全面暴力衡量;(9 )不成功的政府更秩(包括不成功的政變)的頻率;(10)作為政府強加使反對者有關的死刑加上政治制裁來計算的政治鎮壓頻率。
  為了用國家大小來校正,這些變量,是按人均數字來界定的。 表6包含對最后4個指標:政府更換的頻率、暴動指數、 不成功的更迭和鎮壓指數的某些概括的統計數。為了對這些數據更清楚明白地顯示出來,我增加了成功政變的頻率。
  表6 貶值期間政治不穩定的概要統計數
          政府更迭         不成功的              政變頻率 暴亂指數    鎮壓指數           頻率          更迭企圖1948年到貶值前一年的歷史指示器:成功的        0.55  0.06   0.05   0.29  0.30有限成功的      0.67  0.07   0.18   0.28  0.25不成功的       0.54  0.13   0.20   0.35  0.15貶值以后3年的指示物:成功的        0.33  0.06   0.07   ...   0.09有限成功的      0.44  0.01   0.36   ...   0.07不成功的       0.73  0.11   0.36   ...   0.08
  這些數據組合一旦被集配起來,這些政治指示物的子集合,就可被用來檢驗是否只在政治環境的基礎上,就可能區別成功與不成功的貶值。所得到的這些結果是非常鼓舞人地表明了,在多數場合,通過用政治的變量,我可以正確地分類大多數貶值事件。頭一個運用的目的是,把貶值事件分為三組:成功的貶值、有限成功和不成功的貶值,在這個辨別的分析中,使用了下面的政治指示物:成功的政變、攻擊、暗殺、謀殺、罷工和暴亂;就是說,我利用了一覽表中1—6的變量。每一個都用該國的政治歷史和貶值后的3年期間兩者來界定,如表7所示,39次貶值事件只有2次被不恰當地分類:牙買加1967和肯尼亞1981。按照表4所概括的經濟分類標準,這兩種貶值是有限的成功。然而,根據政治指示物標準,把它們列在不成功的一類內。這些事件的事后的可能性,屬于成功的貶值的,對牙買加是0.63,對肯尼亞是0.91(見表8的類似結果)。
  表7 由于政治不穩定貶值                
     時期的判別式分析                 
      占被正確分      類的國家%成功的    100.0有限成功的   77.8不成功的   100.0表8 歷史的和貶值后3年的總合               
   不穩定的判別式分析                  
       占被正確分       類的國家%成功的     87.5有限成功的   100.0不成功的    71.4
  總之,這些結果對政治環境與調整和貶值事件的成功程度有密切關系的論點提供了某種支持,看來只有39次事件中的2 次未被正確地分類。然而,這些結果的一個可能的問題是,為了分類的目的,結合了過多的變量,尤其是,人們可能認為,用把緊接貶值后的3 年期的政治指數結合起來,我提供了過多的信息。為了研究這些結果怎樣受到這些考慮的影響,我還一方面獨立地使用歷史的政治變量,另一方面使用貶值后指數來進行判別式分析。
  當單單應用歷史的變量時,這些結果仍然對該理論是支持的:這些事件中只有5次事件未被正確分類。 事件之一作為在經濟背景上成功被分類的(智利)被分類而在政治背景上有限的成功;而當使用政治標準時,有3 次經濟上成功的貶值事件被不正確地分類為不成功的(厄瓜多爾1979;哥侖比亞1967;和埃及1970年)。最后,在經濟背景作為不成功的被分類的一次事件(以色列,1971)當使用政治的準則時,被不正確地分類為只有有限的成功。總之,這些結果仍然是卓越的,只有12.8%的事件未被正確分類。
  在不同的但補充的集合運用中,對政府變動,如全面暴亂,不成功的政變企圖和政治的處死刑清單中7—10 變量的頻率的指示物被用來分析政治的發展和成功的調整計劃間的關系。在開初的分析中,我使用這些信息于所有3個時期:歷史的、貶值后的1年和貶值后的3年。 當這樣做時,所有39次事件都被正確分類了。為了檢查這些結果的健全性,我還進行了判別式檢驗,把這4個政治指示物定為歷史的期間和貶值后3年期間的。表8報導了在此情況下得到的結果。正如所展示的, 它們顯然不是強有力的,39次中只有6次事件被錯誤分類。
  人們可能認為,把39次事件分為3組(成功的、有限成功的、 不成功的)是有點武斷。為了確定這個三方向分類,會不會真的影響我的分析。我把貶值事件重新分成2 組:成功的(如今把先前被看成功的和有限成功的合在一組和不成功的支持這種分類的合理性,對于認為所謂有限的成功事件貶值計劃中某些目的完成了,至少是有些根據的。當把貶值成功程度的這種兩組的分類再做一次判別式分析時,其結果甚至比以前的更好:如今,每一次事件都被正確分類了。在兩組分類判別式分析中使用其他變量群時,其結果也是非常令人滿意的,在多數場合,每一事件都被正確地分類了。
  在我們最近的論文中,桑塔拉和我,在布雷頓森林時代(1950—71年)用48項主要調整和貶值方案制訂出一種數據集,來分析這些方案成功的程度是否和制度的發展有聯系。應用類似于上面描述的一種標準,我們把這48次調整事件分為成功的、不成功的和有限成功的事件。然后,我們應用由佐迪斯和泰勒編制的數據集,來為每個調整方案后的期間界定一些政治指數。特別是,我們一方面界定5 個指數捕捉由調整計劃產生的政治抵抗程度,另一方面,捕捉政府壓制異議者的程度。另外,我們得到了緊隨貶值之后的期間,會不會出現政變企圖的信息。
  我們發現,“失敗的”國家看來確實有更不穩定的政治結構:它們在政治地屐的罷工和暴亂的頻率上比“有效”貶值的國家要高。再者,我們的研究指出了,不成功的國家的政府試圖對不同意見者更嚴格的控制。最后,這些“失敗的”事件也經歷了較高政變的發生。事實上,究竟有多少這些事件之后就隨著發生一次政變企圖(阿根廷的4 次事件、哥侖比亞在1965年、厄瓜多爾在1961年、烏拉圭在1963年和1971年、加納在1971年)是十分發人深思的。
  為了獲得政治不穩定和軟弱對貶值結果的影響的補充見解,桑塔拉和我估算了概率回歸的數列,在此,因變量是作為虛擬變量來界定的,如果該事件或是被列入“成功的”或是被列入“有限成功的”,它就取值1如果該事件是失敗的,則取值0。除了政治不穩定和軟弱的變量以外,我們還包括了政治思想意識、民主和IMF在調整計劃時存在的變量。所得的結果補充統計上的顯著性,就是說帶有更大的政治不穩定的政府和軟弱的政府,是更難實行成功的調整。
    Ⅵ.結論性要點
  本文論述在發展中國家的通貨膨脹和穩定政治經濟學的某些方面。人們會問兩個根本問題:首先,是否有可能來偵查橫跨各國的通貨膨脹的系統的政治決定因素?和第二、什么是成功的穩定計劃的政治及經濟的決定因素?本分析是從政治不穩定的通貨膨脹之間關系的新近開發的一系列模型的討論開始的。特別把注意力放在阿里希娜、庫基爾曼、愛德華茲和塔貝里尼的著作。認為現有跨國證據對通貨膨脹征稅確實取決于被研究國家政治不穩定性程度這一看法提供了支持。此結果似乎對政治不穩定的不同定義都是十分堅定的。另外,我認為這個證據對通貨膨脹籌資的使用是由戰略地行動的政府從事審慎的政策行動的結果這種看法也提供某些支持。
  本文第四部分闡述政治事務和預算周期。我認為在這個題目上的傳統文獻有兩個缺陷。首先,多數著作有忽視議會選舉作用的傾向,第二,當經驗地檢驗它們時,沒有采取任何努力來把競爭理論套進去。這一部分較詳細地討論了1952和1973年間智利的例子。這一經驗性分析支持下述看法,即在此期間,智利有一個明顯的選舉的預算周期。再者,本分析指出,議會選舉的存在對此期間的政治周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討論還評述了穩定與貶值計劃的某些政治方面。判別式分析被用于39次事件的數據集,來研究成功的和不成功的穩定計劃,是否能在這些事件的政治特點基礎上得到判別。所得的結果,對那些具有更易變的政治部門的國家,就很少可能具有成功的穩定,這種看法提供了某種支持。
  總之,本文所報導的結果,在發展中國家政治的變量以有系統的方式影響著其經濟的發展,對這種觀點提供了廣泛的支持。當然,這對仔細研究觀察發展中國家的情景的人來說,并不是新東西。然而,其所以新就新在把這些政治變量有系統地結合到基本經濟分析上。直到最近,主流派經濟學有忽視政府行動背后的政治動機的傾向。這里報導的結果指出,當恰當地解釋和使用新近構建的用來研究工業國家的模型和技術,對說明較不發達國家的某些行為是有幫助的。然而,關于研究的這個方向,不要過分熱情,這是重要的。以模型為基礎的對策理論,提供真正的見解常常是過于一般化,而跨部門回歸分析則不能恰當地來處理因果關系的問題。
  在道路的終端,沒有任何東西能替代深入、仔細和有透徹見解的歷史分析。*
  
  
  
經濟資料譯叢廈門56-69F62金融與保險西巴斯天安·埃德沃爾斯/潘天順19961996 作者:經濟資料譯叢廈門56-69F62金融與保險西巴斯天安·埃德沃爾斯/潘天順19961996
2013-09-10 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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