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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長安城的工商業市場
唐長安城的工商業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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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長安城是我國著名的歷史文化名城。她規模宏大,豪華壯麗,面積84平方公里(幾乎是今西安城面積的十倍),人口百萬以上,是大唐帝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也是國內、國際工商業貿易中心。
  唐都工商業市場,承襲舊制,采用“集中市制”,將商肆、邸店都集中于專門的市場——東市和西市。唐長安城始建于隋初,唐代又進行了幾次增修,其總體由三部分組成:北部正中為宮城,是皇帝、后妃及太子們居住的地方;次南為皇城,是皇朝政府官員辦公的地方;宮城、皇城的東、西、南三面,為外廓城,是官吏和群眾住宅區及宗教、商業活動區。外廓城有東西向大街14條,南北向大街11條〔1〕,縱橫交叉為一百多個方形區域,從出土唐墓志看,唐人大多稱這些區域為“里”,抑或稱“坊”。外廓城以正中的朱雀大街為界,分街東為萬年縣,街西為長安縣。東西兩市分別座落于皇城的東南和西南,東西對稱,各南北居二坊之地〔2〕。據考古勘查〔3〕,每市周圍有夯筑市墻,四墻開八門。市內沿圍墻有四條寬敞的街道,均廣約14米;市中東西、南北各有兩條平行大街,西市街廣16—18米,東市近30米,在市中央交叉為“井”字形,將市場劃分為九個長方形,每方四面皆臨大街。各方之中,又有小街和曲巷,將其分為更小的區域。這樣,兩市之內街衢如羅網,四通八達,十分便利于貿易交流。
  唐長安城各里坊,皆有名號,且有基層行政組織進行管理。兩市之內是否還劃分里坊,史志均失載。西安碑林博物館藏魯謙墓志銘,記其父“能醫,京中醫人中最得其上。”這家人大概是西市開診所治病賣藥的,其子謙于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終于西市錦行里之私第。 ”大中為唐宣宗李忱年號,已是唐末,坊名不會是沿用隋代舊名。可證唐代市場中仍有里坊之別,西市兩坊中,有一坊名“錦行”。唐東都置三市,《全唐文補遺》一輯陳泰墓志,記夫人常山房氏“以神龍二年十二月七日,終于南市旗亭里第,”亦可參證之。
  東西兩市,隋代分別稱“都會市”、“利人市”。唐王朝沿襲此格局,改稱東市、西市,是唐都手工業生產、工商業貿易和經濟活動的中心。特別至開元天寶年間,隨著王朝社會經濟的高度發展,兩市呈現出異常繁榮的景象。市內將生產和出售同類商品的店肆都集中于同一區域,叫做行;將兼以堆放貨物、代辦出售、又可住宿的處所,叫做邸。兩市皆四面立邸,中間為各類行業的店鋪。據宋敏求《長安志》記載,東市內“貨財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各大街道,行店鱗次櫛比,物品琳瑯滿目,貿易極為繁榮。東市又地近三內(西內宮城、東內大明宮、南內興慶宮),周圍多公卿貴族宅第,吸引“四方珍奇,皆所積集”。史料記載,東市有鐵行、肉行、筆行、雕版印刷業、貨錦繡彩者、賣胡琴者、善卜者、賃驢人、畢羅肆、酒肆、兇肆、雜戲、飯館等等行業。各行各業,皆已有相當規模。會昌三年(公元843年)“六月二十七日夜三更,東市失火,燒東市曹門已西十二行,四千余家,官私錢物、金銀絹藥等總燒盡。〔4〕”可見東市店鋪與貨物之多。
  西市據《長安志》,“市內店肆如東市之制。”而且由于長安王公大臣多居萬年縣,“商賈所湊,多歸西市。”長安縣所領戶口又比萬年為多,加之“浮寄流寓,不可勝計”,故西市較東市更為繁榮熱鬧。據文獻與出土墓志記載,西市有衣肆、帛肆、墳典肆、兇肆、酒肆、絹行、秤行、藥行、麩行(面粉加工及出售)、@①轡行、魚店、食店、油靛店、法燭店、陶器店、寄附鋪、珠寶店、邸店、卜者、牲畜市等等。有的店鋪還附設有加工場或手工作坊。如《太平廣記·治生》記述治生能手竇的竇家店,就雇有庖人、日傭人、役人為之加工法燭。由于西市人口集中及飲食業的發達,據今居唐西市遺址內的市民反映,那里的井水濁而咸,根本不能食飲,也反映了唐代市場對地下水的影響。
  東西兩市除了座莊的店肆外,還有許多小買賣人和流動商販,像賣藥人、販粥者、收寶物的胡商等。如出土于河南的唐代王羊仁墓志銘,記“常閱書于洛陽之市,或賣藥于長安之肆。故曰大隱隱林藪。”可知王羊仁乃一個隱居的流動賣藥人。
  長安還是著名的國際商貿中心。開元以來,海外諸國,日以通商。國力強盛的唐朝,吸引了來自西亞、中亞、南亞、東南亞及新羅、日本等各國各地區的商賈來貿易,其中尤以波斯(今伊朗)、大食(今阿拉伯)商人為最多,唐人稱之謂“胡商”。胡人多識珠寶玉器,《太平廣記》記前述竇一段故事:“又嘗有胡人米亮因饑寒,見,輒與錢帛,凡七年不之問。異日,又見亮,哀其饑寒,又與錢五千文。亮因感激而謂人曰:‘亮終有所報大郎。’(一日,)方閑居,亮且至,謂曰:‘崇賢里有小宅出賣,直二百千文,大郎速買之。……亮工于覽玉,嘗見宅內有異石,人罕知之,是搗衣砧,真于闐玉,大郎且立致富矣’。未之信。亮曰:“延壽坊召玉工觀之。‘玉工大驚曰:‘此,奇貨也,攻之,當得腰帶kuǎ@②二十副,每副百錢,三千貫文。’遂令琢之,果得數百千價。”一個似游手好閑的胡人如此,經營珠玉者更知其善。又《南部新書》記,“西市胡人貴蚌珠而賤蛇珠。蛇珠者,蛇所吐爾,唯胡人辨之。”所以胡人經營的珠寶行生意特別興隆。那時從國外輸入的貨物主要有珍寶、象牙、犀角、香料、藥物等,如胡椒、無花果、白末利(即白茉莉)等,即是唐代輸入我國的。胡人將珍奇異寶賣給中國的官僚貴族,然后換回中國的絲綢、金銀器、紙張、茶葉、陶瓷等物品。有的則僑居下來,開鋪立邸做生意。那時許多外商在西市經營店鋪,如有波斯邸,胡人開設的珠寶店、酒肆等,對中外經濟文化的交流起了促進作用。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了一千多件唐代文物,其中有外國的蘭寶石、珊瑚、綠瑪瑙,日本、波斯、東羅馬等國的金銀幣,也反映了唐長安市場中外貿易的情況。
  隨著兩市經濟的繁榮和貿易的興盛,長安出現了一些巨商大賈,有的日收利數千。高宗時有大賈鄒鳳熾,“其家巨富,金寶不可勝計。常與朝貴游。邸店園宅,遍滿海內,四方貨物,盡為所收〔5〕。” 又如唐玄宗時,長安有巨商名王元寶,玄宗問其家財有多少,王云:“臣請以一縑(唐制布帛四丈為匹,亦謂匹為縑)系陛下南山一樹,南山一樹,南山樹盡,臣縑未窮。”玄宗驚嘆曰:“朕天下之貴,元寶天下之富〔6〕。”唐長安巨富還有前面提到的德宗時的竇, 開元天寶間的劉子逸、衛曠、郭萬金等〔7〕,順宗時的王布〔8〕、僖宗時的王酒胡等等〔9〕。富商又與權貴相交接,真是勢傾朝市。
  唐代流通的貨幣為銅錢,而且不少市場還用實物作交換媒介與錢幣并用,大宗交易十分不便,于是產生了柜坊和飛錢。柜坊代客保管錢財,憑貼或信物領取。不過那時不但無利息,還要向坊主交柜租。如前述竇買崇賢里小宅,即是取西市柜坊之錢。文云:“西市柜坊,鎖錢盈余,即依價出錢市之。”飛錢亦名便換,似今郵政匯兌。《新唐書·食貨志》載:“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侯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柜坊與飛錢的出現,反映了唐代商業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
  兩市不僅是私家交易場所,唐朝政府、皇宮及其它軍政部門也仰給兩市進行交易買賣。《唐六典·太府寺》,記“平準令掌供官市易之事。……凡百司不任用之物,則以時出貨;其沒官物者,亦如之。”1956年西安東郊出土的大和九年(公元875年)賈溫墓志, 首題為《大唐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上柱國、陽武縣開國子、充右神策軍衙前正將、專知兩市huí@③易武威賈公墓志銘》,志文又云:“默記群貨,心計百利,俾之總雙@④賈貿,未幾,裨軍實十五萬貫。”可知賈溫為神策軍中專管東西兩市貿易的長官。“太子賓客”,據《唐六典》品級為正三品。以此推之,神策軍于兩市邸店商鋪規模不會為小。唐大歷年間,即有當權者“以軍儲貨販,列置邸肆,名@⑤軍用,實私其利息〔10〕。”政府曾明令禁止。神策軍,乃皇帝禁軍之一,唐代后期由宦官統領,權傾天下,“人主廢立,皆出其可否〔11〕。”神策軍經營商業,名曰“充軍實”,實乃“飽私囊。”其時軍政之腐敗,可見一斑。
  兩市除了行常物畜交易之外,還沒有人市進行奴婢買賣。奴婢例比馬牛驢之類,唐律明文規定:“奴婢賤人,律比畜產。”《唐六典·太府寺·兩京諸市署》:“凡買賣奴婢、牛馬,用本司、本部公驗以立券。”反映了唐代奴婢非人的社會地位和任人隨意買賣的悲慘狀況。
  唐長安城,除了東西兩市外,曾于高宗時立中市〔12〕、天寶八載立南市〔13〕、元和十二年立新市〔14〕。是三市的陸續設置,反映了隨著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擴大商業市場已是必然趨勢。但三市皆因位置偏南或偏北,比較偏遠,立市不久便皆逐漸廢置了。然而唐中期以后,商業活動開始突破兩市,發展到街道和一些坊里中。通化門至開遠門、春明門至金光門兩條橫街及附近坊里的商業已經比較發達。常樂坊有釀酒作坊,“曲中出美酒,京都稱之”,靖恭坊有集中造毛氈的氈曲,曲江一帶有少數民族開設的酒館,永昌坊有茶肆,豐邑坊有出憑喪葬器物的店鋪,長興坊有西域風味食品畢羅店〔15〕,頒政坊有餛飩曲〔16〕,延壽坊有金銀珠寶店〔17〕,通化門附近有車坊等。靠近東市的崇仁坊,不僅有造樂器的二趙家,而且地近尚書省選院,選人多停留休憩,更是“一街幅輳,遂傾兩市,晝夜喧呼,燈火不絕。〔18〕”大概到唐中晚期,兩市及熱鬧坊里夜市已很普遍,故有“開成五年十二月敕:京夜市宜令禁斷。〔19〕”
  為了中外客商和旅人寄居,長安出現了許多旅邸、客舍。檢《唐兩京城坊考》,萬年、長安兩縣共有旅館十一處,分布于萬年的興道、務本、長興、靖安、親仁、永崇、宣平、道政八坊和長安的布政、崇賢、延福三坊中。然實際絕不止于此數。如《千唐志齋》監門衛長史皇甫慎墓志,記開元十九年,“遘疾在京,終于京兆通義坊之客舍”;《唐代墓志匯編》趙郡李氏殤女墓志,記貞元十七年“終于長安永寧里之旅舍。”前者屬長安縣,后者屬萬年縣。
  東市遺址在今西安市東南咸寧路以南、西安鐵路局以北、安東街以東、交通大學以西范圍內〔20〕,考古實測其南北長1000、東西廣 924米;西市遺址在今西安市西南中國航空器材公司西北分公司以南、東桃園橋以北、東桃園以東、糜家橋以西范圍內〔21〕,實測南北長1031、東西廣927米。西市比東市略大。面對如此規模宏大、行業繁多、人口集中、商貿發達的大市場,唐王朝采取了種種管理手段,使之確保穩定、繁榮、利國、利民。
  第一,建立了比較完備的市場管理系統。首先于兩市中央設立有隸屬太府寺的市署、平準署。出土唐代墓志記載了不少二署官職,如《唐代墓志匯編》載大周雁門縣君田氏墓志,其夫張府君職銜為:“朝散大夫、上柱國、行司府寺東市署令。”按武后光宅元年,改太府寺曰司府寺。中宗即位,復名太府寺。同上天寶二年有《唐故太府寺平準署明府公(俊)墓志》,大足元年趙進墓志云:“尋改營繕左校署令,又改司府寺平準署令〔22〕。”二署的主要職能是管理市場:諸如定時交易,“凡市,日中擊鼓三百以會眾;日入前七刻,擊鉦三百而散〔23〕”;規劃市場,安排行業區范;管理商戶、店肆,使之遵守市場制度,不得擅自占街更造偏鋪〔24〕等。管理交易:平較斗秤尺度,以二物(斗秤)平市,防止量具欺詐;平準物價,以上中下三價均市,以防暴利盤剝〔25〕;檢驗商貨,“諸行以濫物交易者沒官〔26〕。其次,每日“有果毅巡@⑥〔27〕”,維護市場秩序。果毅,乃統領府兵之官吏。唐京師駐大量府兵,來宿衛皇室宗親、王朝政府和道路、城門、市場等。“諸在市及人眾中相驚動令擾亂者,杖八十〔28〕”,欺行霸市者,予以嚴厲處治。再之,諸行均有行頭,負責管理本行行政事務等。嚴密的管理機制,保證了市場的正常運轉。
  第二,置常平倉。唐永徽“六年,京東西二市置常平倉。”“顯慶二年十二月三日,京常平倉置常平署官員〔29〕。”所謂常平,即豐年谷賤,加價收糴;饑饉谷貴,@⑦賤價出糶。“使谷價如一〔30〕”。政府以雄厚的糧食、食鹽儲備為后盾,隨時糴入糶出以平抑物價,災年并賑濟饑民。常平倉的設置,打擊了囤積居奇,暴利剝削的不法商販,對穩定物價、穩定市場無疑有一定積極作用。
  第三,開渠引水,建筑放生池。《長安志》記,東市東北隅和西市西北隅均有放生池。似儲水很多,東市放生池俗名“海地”。放生池的開鑿,保證了兩市商業和居民用水。
  唐代工商業市場看似公買公賣,至公至正。然而畢竟是封建時代,剝削和掠奪還是十分驚人的。唐朝統治者,不僅用重稅盤剝,如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推行兩稅法,規定行商者交稅“三十之一”, 不久則“增商稅為什一”。柳宗元的《捕蛇者說》所揭露的唐代后期賦稅之慘毒,大概于商民亦然。而且貞元末年,京城出現了“宮市”,即由太監在市場上直接采買皇宮中所需物品。經常派數百人遍布街市,人稱“白望”,不持文牒,口稱敕命,“ 率用直百錢物, 買人數千錢物〔31〕”,甚至白拿。致使“市之經商,皆匿名深居,……惴惴衢巷〔32〕。”甚至連“沽漿賣餅之家,皆撤肆塞門〔33〕。”唐代詩人白居易的不朽之作《賣炭翁》所描述的,也正是一賣炭老人遭宮市掠奪的慘景。
  注釋:
  〔1〕〔2〕宋敏求:《長安志·唐京城》。
  〔3〕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唐城發掘隊:《唐代長安城考古紀略》(1963年《考古》11期)、《唐長安城西市遺址發掘》(1961年《考古》5期)。
  〔4〕日本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紀》卷四。
  〔5〕《太平廣記·雜錄》三。
  〔6〕《獨異志》卷中。
  〔7〕《開元天寶遺事》。
  〔8〕《酉陽雜組》前集卷一。
  〔9〕《中朝故事》。
  〔10〕〔13〕《唐會要·市》。
  〔11〕《舊唐書·職官志》。
  〔12〕《長安志·安善坊》。
  〔14〕《唐兩京城坊考·禁苑》注。
  〔15〕〔18〕以上據《唐兩京城坊考·外郭城》。
  〔16〕《陜西金石志》卷十八《堵穎墓志》。
  〔17〕《太平廣記》卷八十四。
  〔19〕《唐會要》卷八十六。
  〔20〕〔21〕常騰蛟、呂家新:《唐長安里坊建筑遺址的地理位置》。
  〔22〕市署、平準署,《長安志》與《唐兩京城坊考》東市、西市,皆謂市局、平準局。出土墓志均記市署、平準署,當以墓志為準。
  〔23〕〔27〕《新唐書·百官志》。
  〔24〕〔26〕〔28〕〔31〕〔32〕《唐會要·市》。
  〔25〕 據《唐六典·太府寺》。
  〔29〕〔30〕《唐會要·倉及常平倉》。
  〔33〕《新唐書·食貨志》。*
  字庫末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革加秋
  @②原字為金旁加夸
  @③原字為這的左部加回
  @④原字為廠加里再加部的右部
  @⑤原字為語的左部加宅下部
  @⑥原字為這左部加世
  @⑦原字貝加寸
  
  
  
人文雜志西安26-29F7經濟史宋英19961996 作者:人文雜志西安26-29F7經濟史宋英19961996
2013-09-10 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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