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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生命書寫的功能維度與價值論評判
女性生命書寫的功能維度與價值論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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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即效用,從需要的角度出發解釋現象。女性把思維、感覺的觸角伸展到生命意識的深處,收獲以生命意識為基點的性別意識,以真實的生命感覺去觸摸去認知自我、時代和世界。“價值是我們共同生活的意愿的產物,是使我們自己,使人類更出色的愿望的產物”,價值正在指導人們的正常生活,“在絕對的意義上講,價值的消失是根本不可能的”,“那將是人類的崩潰”。價值論的意義在于向人們揭示了一個有別于事實形態的價值形態的存在,前者不必然地和全部地符合人的主體需要,而后者則是按照人自身建立起來的價值體系,包含了對生命的價值和潛力以及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的基本信賴。
  一、批評話語的功能
  薩特在《什么是文學》中指出:“文學的對象,雖然是通過語言本身實現的,卻永遠不能用語言來表達。恰恰相反,從本性上它就是一種靜默,是一種詞的對立物”[1](P108)。從這段話中至少可以分離出功能的三個元素:主體、客體、主客關系。首先,主體的界定,注重人的評價選擇,它尤其具備的特性是自由,這就更能說明面對同一現象(比如死亡)不同的主體有不同的表述,由此生發出不同的功能。其次,客體的界定,指的是由文本本身形態產生的功能,所服務的對象指涉為形式技巧或話語修辭等。最后,辯證地入手看主客關系,主體愿望中客體該具備的功能與實際收獲的功能效應相應。當然,這里所說的功能是指對功能的價值認識而非理性信念,功能是開放的,其實踐比理論優先。
  1.對善的渲染與昭示
  女作家書寫“生命”的終極價值是指它最后的取向,女性與生俱有的心理生理特質,比如敏感細膩,多顏色多聲音等決定她在功能指向上不求綜合統一,只求具體明晰。冰心老人這樣評價女人:“世界上若沒有女人,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冰心《關于女人·后記》)。女人被塑成真善美的化身,“男人寫下的歷史布下的羅網,全部的精華都在于教女人如何做好女人,男人說生存需要必得用惡戰勝惡,因此善和美的職責就只有讓女人來承担了”[2](P186)。畢淑敏說:“醫學與文學面對同樣的標本,它們追求的最終目標是身的康健和心的美好”。千百年來男人對于真善美的需要和女人對真善美的化身的需要默契地融合著,故而女人書寫的功能中便透出了統治結構為證明自身的天經地義、完美無缺所必須壓抑、掩蓋、抹煞的——對真、善、美的昭示。
  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從認識自己的靈魂開始,去追求人性最高目的即——“善”;“美德是一種善”,善是一種關于肉體與靈魂的類似詭辯式的“辯證”。鐵凝稱她的創作前后有著貫穿不變的核心——那就是對人類對生活永遠的善意、愛和體貼。承受是女性原罪,與生俱有,在現實中它已變為一種習慣、責任與容忍,這是“東方女性”的性情,心靈的告白往往是人去樓空后的自我舒展。王蒙說畢淑敏“唯其冷靜才能公正,唯其公正才能好心,唯其好心世界才有希望,自己才有希望,而不至于使自己使讀者使國家使社會陷于萬劫不復的惡性循環里,也許她缺少了應有的批評與憎恨;但至少無愧于、其實是遠遠優于那些缺少應有的愛心與好意的志士。”[3](P290)生命與苦難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生存本是人生的第一需要,當人寧愿舍棄生命而尋求解脫時,那種苦難之深重,不能不令生者為之震動。意欲追求安穩的世俗生活卻被放逐到充滿陷阱的文明之中,茫茫然地失去了精神的依靠。依附男人的女性生命是荒涼的,女性書寫在面對女人痛楚的生存現實時有著近乎自虐式的執著。對生命狀態本身的關注可以有許多種形式,如反映中國人焦慮瑣碎的新寫實主義文學,反映西方人的虛無荒誕的現代派文學等,女作家們以生命的終結來書寫人生的孤獨、寂寞、惆悵、壓抑、悲涼等處境,是因為死亡更能突出地展現生命的苦難,展現人的真實處境。葉文玲的“愛與美”在此岸是當下生存的具體指向,在彼岸是超世滿足的精神需求,十年心靈的創傷,她依靠情感體驗求善,以表現對理想人生、完美人格的塑造。《心香》中的啞女對巖岱的愛是人類本性中個體生命對美的追求,承受是必然的代價;問彬的《心祭》是人到中年的女兒對逝去母親的祭奠與懺悔,母親是承受的典型,作者以情感統馭情節,兩代女人“無我”地讓生命的泯滅得以渲染升華。這是真實而普遍的人情人性傳達,女性承受的背后積淀著傳統的生存觀念。
  女性的書寫中往往蘊含著天性的道德敏感和道德執著,因而對“生命”的書寫就不僅在審美機制方面起作用,更能在道德領域內具化為對道德的反思,這反思中有善的一面也有惡的一面。對善的反思是為了使其更好地弘揚。王安憶的“尋根”勤奮而有個性,僅《小鮑莊》就足以語驚四座,撈渣是最后一個仁義之子,為“仁”而生,為“仁”而死。來到世上就為著贖罪,他的生與“社會子”的死是一種替代,為老絕戶送終雖在情理之外,也該是意料之中。他的死宣布了仁義的徹底崩潰,許多人從他的死中獲得好處,這本身就是非仁義的,也是善的墮落。20世紀80年代的尋根要遠離正宗文化,他們認為中國的正宗文化是被精挑細選好了的政治行為。王安憶在對撈渣之死的祭典中挖掘出善的喻義,在對生命苦難的壓抑中又燃燒著光明與希望。自覺地審丑蘊含著對生命本體意義的思考,放逐了愛與美的永恒依托,對人性的鞭笞就變成了對生命價值虛無的展現。
  2.對話語權力的破壞與遷移
  話語符號的權力中心是由男性而及中性的共識,女性文論體系的確立便是在接受、認同與打破、背叛這一套體系的矛盾之中游走。男性秩序的力量體現在他無需為自己辯解的優勢上,男性中心觀念合法地固定下來,去完成他們的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女人們只能依照虛構的理由變成她們現在的樣子,因而她們首先在自己的心目中承認,她們本來就是權力的對象物,然后再在打破這一對象物的鏡像中顯示自己的威力,這是一份浸潤著憂慮、也不乏希望的對“他人”寓言的重新書寫,在書寫中完成女人的生命更疊。
  女性在這一秩序中所能看到的和寫出的現實(reality),其實是超現實(surreality)的一種幻想。從啟蒙之初便接受的權威話語遂以社會規范、價值準則、倫理要求等方式規約了她們的“自我”,由此建立起與他人、與社會的想象性關系。對于語言的壟斷是男性保證自己的至高無上、女性的微小無形或其他性質的手段之一。只要這種我們與生俱來的語言繼續一成不變地作用于女性,那么男性這種至高無上的地位將永遠存在。海男才語驚四座:“給男人命名的顯然是女人”,為自己構建了一個詞語的烏托邦,“詞已經成為我的護身符,使我的生命沉溺于沙漏之盤的每個時刻——再現著我活著的全部詞……我的存在是如此寧靜,我屬于語言與流傳之詞,屬于護身符所預見的另一個詞:無限的、稍縱即逝的游戲。”[4](P166)
  女人對世界的認知始終處于有限的了解和理想化的理解之中,以權力的遷移來打破男性神話的至尊地位成了女性在市場經濟時期的一種選擇,男人和女人如何被期待獲得和行使權力已成為陳規。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中,按照固有的觀念,等級高的往往是男性,而女人則最多被賦予“位卑”的角色,她們得到權力是非正常的,而通過男人行使“間接性的權力實現”才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在這樣的交換中,女人獲得權力的同時將自己淪為交換物,是充分具備了他性(otherness)的他者(the others)。《只有一個太陽》中張潔成功地進行了性別換位,“巫女”把握住了自己性別和種族的優勢“西嫁”,而“男人”卻在陽光燦爛的海灘上蹈海而去。張潔設置了迥異于曾令兒的結局來顯示處于中西文化碰撞中的男性焦慮。鐵凝的“兩垛”和王安憶的《長恨歌》都明顯地重復了女性的歷史悲劇式輪回。“女人=交換物”曾經是女性力爭擺脫的歷史文化身份,而在面對金錢的生存狀態下,某些女性卻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投入到交換中去。在20世紀80年代初、中期樹立起來的與男性英雄并立天河的女性在商品大潮的沖刷下轟然倒塌,女人重又退回到男性欲望、行為或價值客體的位置,成了血污、疾病、瘋狂的代名詞,以她們不可理喻的方式對抗著由父/子構成的世界。方方在《何處是我家園》里集中寫了女性的被暴露,其目的是為了真實地反映女性在她無法掌權的社會里獨有的生命恐懼和精神苦難,揭示給人的并非是那種赤裸裸的性展覽,而是達到男權批判境地的文化揭秘。方方的書寫在此高度上體現了“一種全體意識”,作品中的女主角盡管“我就是我自己,但我也代表所有婦女。我受壓迫的歷史即是所有婦女受壓迫的歷史”[5](P231)。正是對這種將女性生命推向丑化惡化存在的文化退化的勘察,權力顯出了它的“人本”立場。文化進步與文化退化的依據是女性的生命能否得到優化的保持。
  傳媒的肆意似乎瓦解了受強權支配的傳統的現實符號以及由之而引發的本質、目的、法令和意義,傳媒時代的女性恰到好處地發揮了她們自身的優勢。對她們來說,社會背景是由幻想產生的,現實不過是解讀和摹寫自身思想理念的一種方式,強烈地把幻想當作真實。陳染一直“專注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埋頭走路”,要“保持內省的姿勢,思悟作為一個人的自身的價值”(《潛性逸事·代跋》);經典現實主義的“現實”由福樓拜和托爾斯泰圈定了一種最終與生活相似的客觀世界。90年代女性寫作處在一個異常復雜的精神空間,在理想與現實、前衛與滯后、錯位與匡正之間尋找著獨特的話語模式。陳染在敘述中不斷提到“像頭發一樣紛亂”,傳統男權制社會的那種強制性的邏輯為更多的斷續的、不連貫的、隨意分裂的話語所替代。女性表述越來越自由,越來越直接,在反抗男權文化制度的過程中,女性話語確實是卓有成效的。女人們開始了結群筑盟,現在,這一切的實際含義已不再是針對男人,而是為了關愛自己。
  二、批評話語的價值論評判
  價值(value)即是生命書寫呈現出來后所產生的意義,她有能力創造社會共同的想象關系,或是充當意識形態整合的有效形式,更進一步的是可以作為調節社會精神心理的撫慰手段,在彌合社會的精神裂痕方面,在完成社會無意識的宣泄方面,以及在滿足人們的日常想象需要方面都起到有效的作用。西方的批評是從女權政治而引發的靈感,她們大多注重政治學批評、社會學批評而缺乏更為深入的內在文化價值關照與探析。女性文學的創作是深刻地烙著民族文化的印記的,一定的價值觀也規范著女性的創作與嬗變,反之亦然。
  1.生命理念的表征
  張潔該是女作家中最重理念的一個,她的思想深處同樣是把社會的人當成理念發展的最后、最高階段即絕對精神階段,是理性的實現或現實的理性,她對真正的人無比崇尚,對人的理性充滿信心。她把人的死當成“形而上”的思辨,往往在生死一瞬凝縮著精神潛流的頓悟。黑格爾從“美的理念”出發,演繹全部的現實美和藝術美,張潔反其道,從客觀的對應物出發,塑造追求和把握人世無限感和永恒感的感性形象。張潔著重塑造的女人代表著一種由湮沒到浮現,死亡到再生之間的期待,她們注定是悲劇,是未死方生間的忍受。曾令兒是“無窮思愛”的化身,新婚男青年的死是張潔為突現她的理念設置的,他的死讓曾令兒在幾近絕望的現實中捕捉到了理性的閃光和付諸理想實踐的信念。正如鐘雨期盼的“天國”,死亡在張潔那里不是死滅,而是朝向理念的救贖。
  還有一部分女作家則以生命書寫的總體體驗護衛了生命的芳草地,以原初的激情來謳歌生命的美麗。鐵凝有一個短篇《孕婦和牛》,寫一個懷孕的災婦牽著一頭牛悠悠地趕集去,營構出一種恬靜、溫馨的田園詩意。作者將女性孕育生命、熱愛生命、追求生命的偉大情懷生動傳神地表現出來,在陽光和煦的田野,腹中蠕動的未來使孕婦展開了美好的想象,心中滋生出將要做母親的甜蜜和幸福。汪曾祺十分推崇這個小說,“這是一篇快樂的小說,溫暖的小說,為這個世界祝福的小說”。
  畢淑敏始終是要逼近生命的本質,“回溯我們誕生的過程,兩組生命基因的嵌合,充滿了人所不能把握的偶然性。”《生生不已》中的喬先竹作為母親,對孩子傾注了全部的情感,在悲壯的血祭中顯現著圣潔的光輝。“女人被悲哀蒸發了。殘存的軀體堅硬如鐵,包裹著避孕環,如同一口保險箱”。女人所有的感覺都放在了小生命身上,對生命的孕育的體會成了她唯一關注的事情。獨特的孕育經驗在畢淑敏的筆下得到了細膩的鋪展,使人們對母性多了一份敬意。對喬先竹來說,整個生命孕育的過程其實就是她自己生命一點一點的淪喪的過程,她可以感受到自己身體的疲憊,但是崇高的母性徹底地瓦解了她對自己生命存在的意義的關注,她的所有的一直都不遺余力地凝聚在這個新的小生命上,這樣的疲憊讓她感受到了一種發自內心的神圣。
  2.生命策略的展演
  20年代末的主題是“人”,強國必先新民,新民必先鑄魂,“為人生”、“為救亡”的“為”字功利式地將娜拉們的性別悲劇淹沒在人的悲劇之中,兩性同盟的性別歧視被忽略,女人們以為男女間神圣的共鳴是反封建的最強音,無愛則寧死。白薇坦言離開愛則無生命;丁玲在20年代的創作也往往把戀愛看成是人生唯一追求的目的。愛本無罪,她們錯在不該用整個生命去愛,封閉而無助。愛不擴展為社會生命形式是愛的狹隘,愛若擴展為社會生命形式則不是愛的犧牲就是愛的死亡。“五四”精神之女在自由戀愛的童話中失去自我,作為叛逆者,她們的“死”卻不能讓她們進一步抗爭,緊隨而來的革命思潮淹沒了人道主義對人的重視以及女性對愛的選擇。
  三四十年代階級斗爭血與火的洗禮、民族矛盾生與死的考驗,使女作家們大膽地走向革命,對社會人生和民族命運注目審度。這一時期的“死”已擺脫“娜拉出走”的單一而面向更為深廣嚴峻的現實,不只革命戰士,小資產階級女性、闊太太、下層勞動婦女都走進了女作家塑造的人物畫廊。可喜的是,他們不只寫出生人妻、劉嫂、王阿嫂們無法生存的困窘,更是寫出她們朦朧的覺醒;對于“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的英雄赴死,女作家并不注重直接表現戰爭中生死屠戮和刀光血影的壯懷激烈,她們更注重在前線、在刑場、在集中營等特異環境中革命者的體驗和感受,注重他們打不垮的精神和慨然赴難的氣概、面對苦難和死亡坦然微笑的傲骨。
  “十七年”和“文革”十年,不得不把政治放在一個顯著的位置,中國當代政局變化對中國當代文學的影響幾乎是決定性的。建國初期女作家創作分化嚴重,曾經風光無限的老作家或是創作跟不上形勢(白薇);或是真正走入政治而無法潛心創作(楊剛);或是深居簡出淡出江湖(陳衡哲);再就是認為自己與時代格格不入而遠走他鄉(張愛玲)。白朗、柳溪、柯巖、黃宗英等在革命斗爭中成長起來的女作家沐浴著新中國的春風歌頌光明、歌頌新生活,在政治信仰、人生信仰和文學信仰上絕對正統統一,具有鮮明的社會時代性,人情人性、生命死亡、女性意識在當時被淡出江湖。50年代基本上是對三四十年代的重復與總結。
  80年代是以堅執于高邈理想和拒絕認同世俗現實的精神直面死亡,既不躲避也不尋找,而是在“我是誰”不確定的前提下堅守生命。陸文婷在生死邊界的蒙太奇組接了兩重矛盾:認同傳統的女性角色又反叛傳統對女性的束縛;既想得到社會的關心又對社會進行某種程度的顛覆,要想二者兩全,女人就必須付出生命的代價。再往下發展女作家便選擇舍棄,由“五四”的弒父走向新時期的弒夫,既然能和自己共同撐起藍天的完美男子只是“云”、“光”、“背影”,就不如讓其早夭,這樣的結果是“心理場”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她們往往從內心的向往出發,經過生活的注解演繹再歸從內心,中心價值體系的遺風和個人化的敘述焦點筑成了那一代的“死亡”精神反省樣式。
  世紀之交的文學多元而駁雜,直接的體驗是對死亡的反駁也是對生命的弘揚。其一是符號凸現,死亡不過是符號,與生命一樣有自身屬性,外部世界和內心世界混淆,動機和目的混淆并不影響“死”這一符號的凸現。它既是“麥秸垛”也是“玫瑰門”,既是“饑餓的口袋”又是“嘴唇里的陽光”,生命的原欲成了死亡的預示,為性或是為財。其二是化解理性,“新寫實”原原本本地將生存解釋為本能,死則不是宿命,就是偶然。如果說40年代的生存尚有摸爬滾打后的勝利,到了這里則空余疲憊,生存的目的只在于本能需要的滿足,這恐怕違反了她們要通過生存狀態的關注而達到人文意識覺醒的創作初衷。
  生命書寫的功能維度與價值論評判與女作家本身的書寫取向互為表里,二者并非是女人的獨屬專有,但其作為女性文本的社會文化效用也一樣經過歲月的沖刷日久彌新。女人與男人的功利性不同在于可以入其內也可以出其外,保持客觀化的距離,從而促成敘述的理性高度。從總的趨向看,人性和自主意識使女性的生存體驗和生命意識在越來越深的程度上得以表達。以上對女作家生命書寫的功能“透視”中可以看出“生命”在女性文本中所占的特殊位置,不論其是虛擬的還是體驗的,是對自我的實現還是否定,都似一張朦朧神秘的圖片,不單是世態人生終極的描摹,還迫使觀者對人類生命進程做深沉思索與詩學表達。
遼寧大學學報:哲社版沈陽30~3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巍20082008
女性/生命/功能/價值
生命書寫的功能即女性作家將思維、感覺的觸角伸展到生命意識的最深處所收獲的效用;價值是生命書寫呈規出的意義,可以創造社會共同想象關系、充當意識形態整合的有效形式、調節社會精神心理等,以功能價值論評判女作家的生命書寫,自有其理論和現實意義。
作者:遼寧大學學報:哲社版沈陽30~3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劉巍20082008
女性/生命/功能/價值
2013-09-10 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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