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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開放與中國的朝鮮族
對外開放與中國的朝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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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朝鮮族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生了歷史性的巨大變化。尤其令人矚目的是,廣大朝鮮族群眾充分利用地緣、人緣等方面的特點和優勢,在對外開放方面走在了少數民族的前列,為我國的對外交流和開放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一、朝鮮族對外開放局面的形成和發展
  我國朝鮮族的對外開放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與其他邊疆跨界民族相比,有其共同性,也有本民族的鮮明特色。
    (一)我國朝鮮族對外開放的有利條件
  從人口的地理分布看,我國朝鮮族盡管呈現小聚居大散居的布局,但大部分居住在與朝鮮、俄羅斯接壤的邊境地區。根據1990年的人口普查資料,其中僅遼寧省的丹東,吉林省的通化、渾江、延邊,黑龍江省的牡丹江、雞西、密山、佳木斯等與朝鮮和俄羅斯接壤的邊疆地區,就居住著全國一半以上的朝鮮族,其比重達到62.66%。這為我國朝鮮族對外開放提供了便利的地理條件。
  從人緣關系看,我國的朝鮮族與國外朝鮮人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朝鮮族是從17世紀起先后從朝鮮半島遷移過來的,遷移的高潮主要發生在19世紀中葉以后。因此,我國大部分朝鮮族遷入的歷史一般不超過一個世紀,他們在朝鮮半島還有許多親屬。另外,我國的朝鮮族與分布在美國、日本、俄羅斯、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的近300萬朝鮮人有一定的聯系和交往,這有利于我國朝鮮族對外開放的發展。
  從語言文化看,中國的朝鮮族與海外、朝鮮人交往語言相通、風習相同,不存在什么障礙。朝鮮族懂本民族母語在對外交往中其作用相當于掌握一門外語,這得天獨厚的對外開放優勢,許多民族都不具備。
  從周邊環境和國家政策看,我國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就存在著傳統友誼,即使在中蘇嚴重對抗的年代,兩國在大部分時間仍和睦相處,民間往來不斷,這種國家關系為以朝鮮族為主的邊界地區居民之間的交流起了積極的作用。對外開放以來,特別是我國實施沿邊開放戰略及中韓建立外交關系,為朝鮮族地區進一步對外開放提供更為廣闊的歷史舞臺。
    (二)朝鮮族對外開放的發展歷程
  我國朝鮮族的對外開放,得益于優越的人文、地理條件,又受國際環境的影響和制約,在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特點,大體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1、改革開放以前和初期與朝鮮的邊境貿易
  從建國到改革開放之初,由于國際國內原因,這一時期我國朝鮮族對外交流的范圍主要限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我國政府對朝鮮族與朝鮮公民的交往一直采取比較寬松的政策,1953年我國公安部頒發的中朝邊境地區居民過境通行證發放辦法規定,年滿18周歲的公民,因探親訪友、升學、治病、辦理婚喪事宜等正當理由去朝鮮者,向所在地公安機關申請領取通行證即可去朝。以吉林省長白縣為例,這個當年僅有幾萬人的小縣,1957年就有4896人次出境,其中絕大部分是到朝鮮探親訪友的。這種與朝鮮半島的交往以朝鮮為主的格局一直持續到90年代初。1992年長白朝鮮族自治縣出境去朝鮮的就有13487人次,而去韓國的僅為24人次。
  我國朝鮮族與朝鮮的交往,包括經貿、文化、科技等諸多領域,既有政府合作,也有民間行為。以邊貿為例,1954年國務院批準延邊同朝鮮開展邊境小額貿易,到1969年進出口累計完成2456萬元人民幣。后因“文化大革命”中斷一段時間。1982年國家批準恢復對朝邊貿,1993年延邊對朝貿易額達3億美元,創下了歷史最高水平。在中朝邊貿中,我國朝鮮族與在朝鮮的親朋好友的民間往來一直起著重要的作用,近十多年來,中朝雙方邊民利用走親串友的機會,每次攜帶1000元左右的物品,或是以貨易貨,或是現金交易,來回一次一般能賺上千元,每年的規模都很可觀。我方攜帶的物品多為服裝、布匹和生活日用品等,從朝鮮帶回來的主要是海產品,也有部分轉手的第三國電器等。目前這種交易大幅度減少,處于低谷階段。
  2、對俄的“包裹生意”
  1989年原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實現了兩國關系正常化。1992年葉利欽總統訪華,為兩國各方面關系的全面發展打下了基礎。隨著兩國關系的解凍,特別是1992年我國開放東北地區4個邊境城市(其中琿春地處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境內,綏芬河也離延邊很近,周圍就有不少朝鮮族居住),極大地推動了包括朝鮮族聚居地區在內的東北地區對俄經貿關系的迅速發展。
  我國朝鮮族積極參與這種對俄經貿活動。我國朝鮮族在歷史上與曾經居住在原蘇聯遠東地區的朝鮮人關系密切,盡管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蘇聯強行遷移到中亞地區,但隨著韓俄兩國官方關系的解凍,一些在中亞的朝鮮人陸續回到俄羅斯的遠東地區,人數已達約10萬人。中俄關系正常化以后,我國朝鮮族與俄羅斯及中亞地區的朝鮮人恢復聯系,促進了我國朝鮮族與俄進行貿易。這些貿易基本上屬于民間自發性質,盡管搞得紅紅火火,但整體規模仍然比較有限,主要是以“包裹”形式出現的,所以一般叫做“包裹生意”。在東北地區對俄“包裹生意”中,朝鮮族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牡丹江地區目前有3000——4000人在俄做包裹生意,朝鮮族就占一半多。
  3、與韓國的交往
  較長時間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大韓民國沒有建立官方關系,民間往來也很少。進入70年代以后,這種關系開始出現解凍。1974年,兩國建立郵政關系,1975年開始允許兩國公民互相探親訪友和觀光旅游。進入80年代以后,中韓關系逐步進入了全面發展的階段,我國朝鮮族與韓國人的交往也進入了空前繁榮的新時期。
  (1)“藥品生意”階段
  中韓兩國大規模的接觸是從1988年和1990年分別在漢城和北京召開的第24屆奧運會和第10屆亞運會開始的。在這兩次大規模活動中,為數不少的中國朝鮮族參加了翻譯、導游等各種服務工作,從而拉開了我國朝鮮族與韓國人交往的序幕。
  這個時期,兩國間還沒有正式建交,也沒有直接的經貿來往。在這種特殊情況下,我國朝鮮族逐漸充當了建立兩國經貿關系的“排頭兵”。當時,我國的中藥在韓國人中療效十分顯著,被譽為“神藥”。我國朝鮮族就大規模地從事對韓藥品生意,一般是以探親的身份帶入韓國一些中成藥,換回一些外匯及韓國的工業品。最初的利潤極其可觀,一般達200%左右。但這種民間的、自發的經貿活動“好景不長”,隨著兩國經貿關系的逐步發展,也由于“藥品生意”中魚目混雜,大量假藥的混入,使中藥在韓國的信譽一落千丈,民間的“藥品生意”沒幾年就幾乎消聲匿跡了。
  (2)勞務輸出階段
  韓國因勞動力成本的迅速提高,從80年代開始引進外國的廉價勞動力,進入90年代后引進的數量急劇上升。我國朝鮮族因其在語言、人緣和風俗習慣等方面擁有許多優勢,從而在韓國的勞務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
  關于我國朝鮮族和朝鮮族聚居區向國外輸出勞務的情況,僅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截止到1997年,就累計向國外派出各類勞務人員31000多人次(派往俄羅斯、韓國、利比亞、日本、關島、塞班島、新加坡、西班牙、約旦等十幾個國家和地區),創匯1億多美元。現在全州有6500多人在國外從事各種勞務工作。赴國外勞務中,向韓國派遣研修生和近海漁工3620人,朝鮮族的比例占81%。在勞務輸出上,黑龍江的朝鮮族獨領風騷。該省朝鮮族人口雖然僅有近50萬人,但因70%的家庭與韓國有親緣關系(延邊朝鮮族的海外親友多在朝鮮),因此派出的勞務人員也較多。據不完全統計,目前該省赴國外出勞務、經商辦企業的朝鮮族已達8萬余人,接近全省朝鮮族人口的18%,其中去韓國達4萬多人。在該省的興和、民樂、和平、海南4個朝鮮族鄉,去韓國的勞務人員約占朝鮮族勞動力的25一30%。
  另外,據韓國的有關報刊介紹,目前我國朝鮮族以各種身份在韓國打工的約有3——4萬人。
  (3)吸引外資和發展經貿階段
  目前,我國朝鮮族的勞務輸出方興未艾,吸引外資也日趨活躍。如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在“八五”期間簽訂利用外資合同金額5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2.3億美元,分別是“七五”期間的19倍和13倍。批辦外商投資企業823戶,是“七五”期間的24倍。投產開業的外商投資企業256戶,外商投資企業的總產值為1.3億元,利稅3180.7萬元,出口創匯7000萬美元。該州的“琿春邊境經濟合作區”近年來開發工作有了很大的進展,已引進外資7759萬美元,有23家外資企業投產,81%為韓國投資企業,年產值可達2.25億元。其中如“東一”保溫襯衣廠1996年的產值已達1億元人民幣。目前引進的最大的韓資企業“雙菱”紡織,總投資達6900萬美元,投產后年產值將達4億元人民幣。該州利用國外政府貸款也有了新的進展,如利用韓國政府貸款1000萬美元改造和擴建延吉機場,等等。
  其他散雜居地區的朝鮮族在引進外資方面積極牽線搭橋,也取得了可喜成果。遼寧省沈陽市郊區的渾河站朝鮮族鄉就有81戶外商企業,引進外資8000多萬元,并以每年新增10到15戶外資企業的速度遞增。天津市朝鮮族聯誼會至1996年7月,通過該會及其會員牽線搭橋聯系的韓國工商界人士來津有3283人次,由他們直接、間接引進的資金達16.3445億美元和1億日元,由他們直接或參與引進的企業達121個,達成的進出口貿易額有1.8225億美元,向韓國企業推薦了35242名經營管理勞務人員,向韓國派遣了3051名研修生。
      二、對外開放對朝鮮族經濟生活的影響
  對外開放有力地促進了朝鮮族地區的經濟發展。有人說,在少數民族中,朝鮮族是對外開放的最大受惠者,這樣講是有一定道理的。
    (一)促進了朝鮮族地區經濟總量的快速增長
  朝鮮族聚居的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和長白朝鮮族自治縣(這一州一縣的朝鮮族人口占全國朝鮮族總人口的45.6%)1995年的國內生產總值達到98.71億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4364元,財政收入達11.85億元,城鄉居民儲蓄存款123.12億元,均比改革開放初期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
  在改革開放初期,延邊的綜合經濟實力在吉林省列倒數第一、二位,經過一個時期的較快發展,現在已僅次于長春和吉林,列吉林省的第三位。特別是延吉市,有30余項指標,如人均出租汽車占有量等在全國各自治州首府或吉林各城市中名列第一。
  各地鄉鎮企業的發展也比較快。在1990年以前,沈陽地區較有規模的朝鮮族鄉鎮企業約有100家,現已達到500多家。
    (二)促進朝鮮族產業結構發生歷史性變化,已由以農為主向一、二、三產業協調的方向上發展
  在歷史上,朝鮮族是非常典型的農耕民族。長期以來,朝鮮族90%以上的人口一直從事農業生產,傳統的生產方式是沿水而居,以種植水稻為主。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這種傳統意義上的農業社會發生急劇變化。以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為例,各部門經濟所占比重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國內生產總值中第一、二、三產業所占的比例分別由1980年的23.7%、51.1%、25.2%和1990年19.9%、52.1%、28.0%改變為1995年的16.3%、42.2%和41.5%。在出口商品中,工業制成品比重由“七五”時期的46.4%上升到目前的87.3%。
  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促使生產要素的流動,使勞動力和資源得到合理配置。例如在黑龍江省的海林市,現有朝鮮族勞動力中約有1/3的人出國打工,還有1/3的人已從農業生產中分流出來,在全國各地經商或在企業里打工,僅剩下1/3的勞動力留在本地從事農業生產勞動。對外開放有效地解決了當地剩余勞動力和剩余勞動時間問題,從而有可能促使當地農業向集約化、科學化方向發展。如朝鮮族勞務輸出最多和人口外流最多的黑龍江省,朝鮮族水田約有20%已經集中由水稻大戶經營,而他們的糧食產量和給國家的上繳糧分別占全體朝鮮族水稻產量和上繳糧的30%和45%。
    (三)朝鮮族群眾的生活水平顯著提高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我國朝鮮族群眾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從許多地方的統計數字看,農民的人均收入(一般不包括從外地或國外掙回來的“隱形”收入)都接近或超過當地平均水平。如果把這部分隱形收入也包括在內,我國朝鮮族的收入是相當可觀的。到韓國出勞務,一般一年可收入8—10萬元人民幣,扣除各種費用,第一年可積累3—4萬元,第二年可積累10-12萬元,第三年可積累約20萬元。因此,勞務輸出成為一些人在短期內快速脫貧致富的有效捷徑,也成為一些地方加快經濟發展的新的突破口。如在黑龍江省海林市,目前以各種身份正在國外從事勞務的有4000多人,每年可創匯3000多萬美元,人均達9000美元。在延邊朝鮮族自治州,1995年末全州外匯儲蓄余額達8600萬美元,每天承兌210萬元,今年已上升到每天300萬元。如今延吉市儲蓄在10萬元以上的家庭已占全市的10-15%。許多朝鮮族群眾收入增加后,首先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改善了生活條件。有的拆除了祖祖輩輩居住的茅草房建起了磚瓦新居,有的從子女教育、保值投資等考慮,進城購置房產。在撫順市和牡丹江市,一些開發區的商品房(鄰近朝鮮族聚居區)有70—80%是朝鮮族購買的。在文化生活等方面,他們也舍得投入,有些地方朝鮮族出門“打的”和唱“卡拉OK”的消費水平,是一般地方無法相比的。目前,在對外開放搞得比較好的地方,朝鮮族的生活水平普遍高出當地的平均水平。如黑龍江省海林市朝鮮族每年在國外打工的收入可達2億元人民幣,僅此一項,朝鮮族人均收入可達6000元。該市朝鮮族鄉紅星村有1400口人,現在國外打工的有407人,占全村勞力的50%。該村在外打工人員一年可收入2000萬元人民幣,全村人均收入已達1.4萬元,有90%的農戶安了程控電話,有8戶農民已成為百萬富翁。
      三、對外開放對朝鮮族社會生活的影響
  隨著經濟的發展、對外開放規模的擴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國朝鮮族在社會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各個方面都發生了許多可喜的變化。
    (一)人口流動和城市化進程加快
  我國的朝鮮族是移民形成的民族,流動性比較強,不像有的民族那樣安土重遷。對外開放更增強了朝鮮族走出家門、走出國門去闖世界的意識,使其人口的流動性空前加大。我國朝鮮族流動人口的去向,除飄洋過海,流入韓國、日本等國外,主要是在國內的流動,流向內地的大中小城市。流動的結果是使農村的朝鮮族人口急劇減少而使城市的朝鮮族人口大量增加。據統計,在1982—1990年期間,僅從黑龍江和吉林兩省就有9萬多朝鮮族人來到北京等內地城市。進入90年代以后,隨著韓國投資企業的迅速增加,韓資企業雇傭一些懂朝語的人員,朝鮮族人口向北京、天津、沈陽、大連、青島、煙臺、上海、廣州等沿海城市流動的規模迅速擴大,其中僅北京市就有約6萬朝鮮族流動人口。據不完全估計,在1990—1996年期間已有約20萬朝鮮族農村人口轉移到各級城鎮。也就是說在此期間已有占朝鮮族人口總數10%的人遷移到沿海發達城市。這個比例創造了我國56個民族大家庭之最,比起漢族流動人口占其人口總數的6.8%這個比例高出了許多。在這20多萬流動人口中,絕大部分是從東北三省流出去的。而擁有80多萬朝鮮族人口的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向外流動的人口至少也有七八萬之多 (不含州內流動人口)。在該州州內流動的人口也趨于向城市集中,在1990—1995年間,全州8個市縣中有5個市縣的朝鮮族人口呈下降的趨勢,但州府延吉市的人口卻增加了18.95%,我國朝鮮族的城市化進程由此可見一斑。
    (二)競爭意識得到增強,駕馭市場的能力有了提高
  對外開放使廣大朝鮮族群眾從傳統小農生產束縛中解放出來,勇敢參與商品經濟的競爭,走向市場和開拓市場。最初走向市場的是朝鮮族婦女,她們走南闖北經營朝鮮泡菜生意,克服了傳統觀念的束縛和來自家庭、社會的困難和阻力,辛勤勞動,艱苦創業,在城市中逐漸扎下根,并形成了自己的產業特色。早在1990年,朝鮮族婦女從事非農業勞動的就占46.44%,比例之高,居各民族之首。目前從農村向外流動的人口和在城市經營第三產業的大多是朝鮮族婦女。
  從根本上促進朝鮮族市場經濟意識增長,并使他們真正在市場大潮中經受考驗,則是在中韓建交和韓國旅游者大規模涌入之后。許多朝鮮族群眾利用本身的優勢,到韓國獨資、合資企業中打工,或者在貿易、旅游等行業充當韓國企業的代理人,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鍛煉自己。有的積攢資金后自己創辦企業,涌現出一定數量的朝鮮族企業家。目前,朝鮮族所辦的服務業在一些城市和地方占有重要地位,在北京開辦的“卡拉OK”中,約有66%是由朝鮮族創辦和經營的。延吉市的朝鮮族只占人口的60%;但該市1995年從事第三產業的人中,朝鮮族占76%;經營私營企業的人中,朝鮮族占90%。
    (三)民族教育獲得新的發展
  我國朝鮮族有崇尚教育的光榮傳統,五六十年代,在黨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朝鮮族教育空前繁榮發展,一時成為我國民族教育發展的一個樣板。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與其他民族一樣,朝鮮族的教育也遭到嚴重的摧殘,處于日益萎縮的狀態。改革開放以后,朝鮮族的民族文化教育獲得新的發展動力。特別是與韓國、朝鮮經貿來往的迅速擴大,對朝語人才的需求增加,為朝鮮族教育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朝語不僅是傳承朝鮮族民族文化的載體,也成為國際經貿活動中很重要的交流工具。與改革開放之前一些人認為民族語言無用相反,目前朝語人才受到許多涉外行業、企業的重視和歡迎。許多朝鮮族中小學和職業學校不僅吸引了本民族學生,還吸引了一些其他民族的學生前來學習。
  當然,由于人口遷移的原因,我國各地朝鮮族教育的發展也不相同。朝鮮族教育正經歷一場較大規模的調整,農村教育急劇萎縮,城市教育迅速膨脹,而在內地朝鮮族移民和流動人口較多的地方則探索自己的發展新路。1989年,北京成立朝鮮語學校,目前該校已在沈陽、長春、哈爾濱、牡丹江、丹東、蛟河、佳木斯、石家莊、威海等地建立了分校,已培養1000多名學生,輸送到工作崗位。朝鮮族的民族教育正呈現出在調整中生氣勃勃發展的良好態勢。
    (四)民族文化日趨活躍
  朝鮮族是能歌善舞、熱情奔放的民族,比較重視文化活動。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朝鮮族的文體活動具有了比較雄厚的物質基礎和更為廣泛的群眾基礎,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民族文化的投入逐步增加,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在創建模范自治州的活動中,專門投資3300萬元進行文化設施建設,其中用1000萬元在17個邊境鄉鎮建設了“圖們江千里文化長廊”。在朝鮮族聚居的地區,文化娛樂設施比較普及,消費水平也適合普通群眾。朝鮮族群眾比較重視文化普及,1996年全國青少年鋼琴考級,北京參加1000人,而僅有32萬人口的延吉市就有350人參加。群眾性的文體活動也日趨活躍,群眾喜愛的傳統文體活動得到繼承和發揚,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建立了“象毛舞之鄉”、“農民繪畫之鄉”、“民族集體舞之鄉”等12個定向管理民族鄉鎮。主要由朝鮮族組成的吉林敖東足球隊是省隊,是全國甲A隊之一。黑龍 江省四個省級文明村中有三個是朝鮮族村。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朝鮮族講衛生、尊師重教、敬老愛幼、崇尚禮儀的傳統美德得到了進一 步的弘揚。在朝鮮族聚居的地區,每當“六一”兒童節和“八一五”老人節,都舉行規模盛大的紀 念活動,使其成為全民族、全社會的節日。
      四、對外開放促進了民族關系的健康發展
  民族關系的健康發展需要相應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基礎。朝鮮族改革開放的健康發展、經濟的較快增長,以及人們開放意識和現代文明意識的日益提高,也為樹立正確的民族觀和國家觀提供了基礎,為民族關系的和諧發展創造了條件。
    (一)對外開放提高了朝鮮族作為中國人的意識
  人們對自身的了解往往是從與他人的接觸和比較中產生和深化的。與國外特別是與國外朝鮮人交往,不僅開闊了我國朝鮮族群眾的眼界,也提高了他們作為中國人的意識,增強了祖國觀念。在對外開放的初期,我國朝鮮族的一些群眾確實在民族感情等方面有過一些模糊的認識,曾對國外的朝鮮人抱有幻想,認為作為同一民族的人會對自己講點“人情”。然而,隨著交往的日益擴大,特別是大規模勞務隊伍在國外打工,冷冰冰的現實逐步打破了一些人不切實際的幻想。“請”他們打工的“老板”追求的是剩余價值的最大化,而我國朝鮮族打工者要求的則是收益的最大化,兩個“最大化”相互撞擊,“人情”味逐漸地讓位于利益沖突。交往越發展越擴大,不同的社會制度、不同利益之間的沖突越加突出,加上在文化差異、價值觀念、人格尊嚴等方面發生的撞擊,使我國朝鮮族與國外朝鮮人之間的隔閡日益突出。
  1996年8月初發生了震驚我國朝鮮族的事件——“帕斯卡馬號”輪船殺人案。在這艘外國漁船上打工的我國6名朝鮮族工人因不滿船主的非人待遇,面對妻離子散的可能后果,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殺死船主等共11人。圍繞著這個案件,《遼寧朝鮮文報》等我國報紙在對事件進行客觀報道的同時,遣責國外老板虐待我方勞工的事實,要求韓國方面對案件進行公正處理。當事人家鄉等地的人們也自愿發起募捐活動,我國一些朝鮮族律師則自費出國要為當事人辯護。這個案件之所以引起我國朝鮮族的極大關注,根本原因是在這幾年對外交往中,國外一些人對我國朝鮮族的歧視性言行已達到相當嚴重的地步,包括船工在內的一些中國朝鮮族勞工的人身安全受到嚴重威脅。據報道,僅1995年一年,在韓國輪船上就發生125起暴力事件,造成12人死亡。經過“帕斯卡馬號”這樣的案件,我國朝鮮族同胞深深體會到,關鍵時候祖國才是自己的后盾,只有故鄉的親人才會伸出“人情”之手,感受到作為中華民族一員的神圣價值。因此,有的勞工從國外回來一下船就喊“中國萬歲”。
  這幾年朝鮮族地區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不僅沒有削弱我朝鮮族的愛國心,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他們作為中國人的意識。韓國京熙大學黃興允教授所寫的《中國同胞對韓適應實態》一文,曾對此現象做過介紹:“首次來到韓國的同胞(指我國朝鮮族——下同)一般認為與中國朝鮮族相比,韓國人更有前途和希望。韓國人沒有虛榮心,不浪費,內部又很團結。但到回國時,這些同胞的看法往往發生根本的變化。例如在中韓乒乓球比賽時,來韓不久的同胞是聲援韓國的,但即將回國或業已回國的同胞則聲援中國隊。這表明,同胞們訪問故國的效果是逆向的”。在一次對在韓我國朝鮮族的問卷調查中,43%的人表示韓國人歧視過自己,69.3%的人認為自己的勞動未得到應有的報酬,46.2%的人表示在韓除了賺錢外沒有任何其他意義。因此,這位黃教授認為,在韓經歷對我國朝鮮族的作用在于,讓中國朝鮮族重新確認對自己整體性的認識,重新確立了“國粹傾向”,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作為中國人的愛國主義精神。
    (二)民族間發展差距的縮小,促進了民族關系的和諧發展
  對外開放促進了民族地區市場經濟的發展,而市場經濟是平等經濟,經濟平等的逐步實現,也進一步確立了人們的民族平等意識。過去,一談到少數民族,人們往往與經濟文化落后聯系起來。現在,隨著朝鮮族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面對許多朝鮮族群眾生活、文化水平已高于當地平均水平的現實,許多過去瞧不起朝鮮族的人也改變了以往的偏見。在經濟文化發展的同時,朝鮮族群眾的自信心也有了很大提高,許多人不再因自己是少數民族而感到自卑。人們的心理承受能力也在增強,一些小的摩擦也能容忍,不再像過去那樣對一些事情特別敏感。
  對外開放使民族間的共同點逐步增多,民族與民族之間的界限逐步淡化。在朝鮮族聚居的地方,由于民族關系比較和諧,經過長期的相互影響,不同民族之間的各種風俗習慣逐漸失去單一民族的色彩,開始為各民族所接受。例如在延邊,“八一五”(延邊自定的老人節)等活動,過去主要是由朝鮮族參加,漢族一般不參加,但如今已成為當地各民族共同的節日。朝鮮族喜歡吃的狗肉、冷面和泡菜,已為許多民族接受,而且大舉“進軍”到北京、長春、沈陽、大連等大中城市。同樣,朝鮮族也學習和接受了一些其他民族的生活習俗。例如,漢族的包餃子和炒菜等早已成為深受朝鮮族群眾喜愛的食品。就連兄弟民族的烤羊肉串,經過朝鮮族的改造,也具有新的特點,成為發財致富的好門路。
  民族間發展差距的縮小和民族平等觀念的進一步確立,有助于民族關系的和諧發展。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朝鮮族聚居地區從未發生過較嚴重的民族糾紛或沖突,民族關系比較和諧融洽。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和發展,這種較好的民族關系在新的形勢下得到了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例如,到國外打工時,不少朝鮮族群眾也積極為周圍的漢族朋友牽線搭橋,使其他民族的群眾也有機會出國打工,增加收入。在遼寧省的沈陽郊區、黑龍江省的牡丹江地區,都有不少這樣民族團結的先進事跡。
      五、我國朝鮮族在對外開放條件下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
  我們在充分肯定我國朝鮮族在對外開放中取得的成就,進一步堅定對外開放的決心的同時,也應該看到,社會急劇變革的時期,往往也是社會矛盾和問題較多的時期。朝鮮族地區也不例外,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也難免會產生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
    (一)法制不健全,涉外經濟活動不規范,致使群眾容易上當受騙
  在高額利潤的驅使下,勞務輸出活動中詐騙案件不斷,給當事人造成經濟損失。一些境內外的不法分子也乘機互相勾結,利用朝鮮族群眾想盡快出國掙錢的心理,有的組織偷渡,有的進行詐騙活動。根據韓國一些民間團體調查,我國朝鮮族群眾提出的被騙案件涉及10460戶家庭,被騙金額達人民幣3.3億多元(我國一些報紙估計為7億多元)。有人推算,如果把至今掌握的被騙案件估計為實際案件總數的1/3,整個被騙家庭可達3萬多戶,以1戶5口人計算,實際受害人就達到15萬人。如果再把借錢給這些受害人的家庭加起來,以每戶平均從3個家庭借債計算,案件涉及的直接和間接被害人就達到9萬戶45萬人。約有60萬朝鮮族人(占我朝鮮族人口200萬的近1/3)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這些詐騙案的影響。
    (二)人口的非正常流動帶來的沖擊
  一是部分農村人口減少的過快。吉林省的龍市龍門鄉這個歷史上有一定“名氣”的大鄉的朝鮮族人口到1996年只有4000多人,比1985年減少1800多人,降幅達30%以上。人口的嚴重外流引起農村勞動力急劇減少,延邊州農村勞動力已從1990年的44萬名減少到1996年的40萬名,如果單獨看朝鮮族,這種減少更為顯著。大量勞動力的外流,使不少朝鮮族聚居的鄉村勞動力不足,一些村屯老弱戶、病殘戶多達30—40%。
  二是朝鮮族聚居區男女比例嚴重失調。朝鮮族婦女出國和進城比男子多兩個渠道,一是婚嫁到韓國,二是城市第三產業和一些韓資企業愿意招收女工,因此,外流的絕大多數是年輕的女性。據一些報刊的披露,嫁到韓國的朝鮮族婦女,1993年為1463人,1994年為1995人,到1995年猛增到7693人,1996年約10000人,僅4年就達到21000多人。據1990年人口普查資料,1990年年齡在15一25歲之間(到1995年為20一30歲)的全國朝鮮族婦女為198205人。如果把上述的婦女算作屬于這一年齡層,他們就占這一年齡層婦女的10%以上。而在國內流動的朝鮮族婦女更遠遠超過這個數字。年輕婦女的大量外流導致了男女比例失調,農村朝鮮族男青年娶妻難的問題比較突出,有的地方特別是邊境地區的一些村屯,朝鮮族男女比例已達20∶1或30∶1,個別地方甚至更高。
    (三)精神文明建設有待加強,傳統倫理道德受到挑戰
  與全國其他一些地方一樣,在朝鮮族聚居的地方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一手硬、一手軟的現象,精神文明建設的投入嚴重不足。據統計,70年代,東北地區有300多個朝鮮文圖書的發行點,到1988年減少到173個,到1994年進一步減少到21個,其中延邊僅為8個,延邊除外的東北其他地區為13家。在廣播電視方面,只有延邊一個朝鮮語電視臺,制作手段和財力后盾都不是境外電視臺的對手。遼寧省想建一個朝鮮語廣播電臺,因經費難落實遲遲建立不起來。一些朝鮮族語言的書刊、報紙因發行有限,慘淡經營,非常困難。由于我方陣地空虛,境外的各種出版物、音像制品便乘虛而入,有的目前雖無大的問題,但潛移默化的影響不可忽視。
  精神文明建設投入不足,使傳統倫理道德受到挑戰。有的婦女不顧廉恥從事賣淫活動。有的已婚和未婚女青年,為了出國打工,不顧個人的名譽和尊嚴,在國內搞假離婚,與韓國人搞假結婚,有的弄假成真造成家庭破裂。部分農民去韓國打工回國后,不愿再回農村務農,也不愿意做臟差累的工作,一心只想再出國掙“大錢”。他們流進城市閑逛,白天進出飯店、商店,晚上進歌廳、舞廳、夜總會,打架、斗毆、賭博,甚至違法犯罪。這些人的觀念是出國拼命掙錢,回國盡情享受,錢花光了再想辦法出國掙錢。朝鮮族社會的“高消費”有一部分是靠這些人支撐起來的。
    (四)教育面臨新的挑戰
  計劃生育政策造成出生率降低,帶來中小學規模的縮小。延邊朝鮮族小學數量已由1985年的419所,減少到1995年的177所,中學也由1985年的118所減少到1995年的49所。這種情況在散居地區更為突出。在黑龍江省尚志縣,由于生源嚴重不足,朝鮮族學校已由20所減少為4所。教育布局的調整不適應人口流動的需要,一些農村地區原有的教育網點難以為繼,而城市由于農村人口的大量流進,原有的教育規模遠遠滿足不了需要。
  朝鮮族教育質量受到影響。許多地方因離婚或外出、出國打工而無父母雙方,或由單親撫養的孩子,已占到一些學校在校生的30-40%,有的還更嚴重,這些人的生活無人照顧,學習無人輔導,學習成績和思想品德下降。據黑龍江省依蘭縣的調查,該縣朝鮮族初中生的中退率已達到11.1—20%,初中普及率最高也只有71%。
    (五)宗教影響日益增多
  由于精神文明建設投入不足,加上一些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方面存在的一些問題,使朝鮮族聚居和散居地方的宗教有了較快的發展。表現在信教人數有較快的增長,特別是基督教的信教人數增長過快。一些地方豪華的教堂建筑與周圍簡陋的民舍形成反差,私設宗教場所和不正常宗教活動時有發生,這些已經成為影響一些地方社會穩定的問題之一。
    (六)國外敵對勢力的滲透應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國外的敵對勢力利用我國對外開放的機會,對我國進行政治滲透,這是他們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陰謀的一部分。這一問題在我國朝鮮族地區也很突出。特別是隨著近年來朝鮮族地區對外開放規模的迅速擴大,使我國朝鮮族地區滲透與反滲透的問題十分突出。從目前情況看,國外敵對勢力滲透的主要形式和途徑有:利用新聞媒介進行“空中傳播”;利用各種紀念日、節日和文體活動等擴大其“文化布道”;利用宗教培養代理人,策動建立地下教會;利用學術問題掩護為其擴大影響制造輿論,其中包括對一些古代王朝的性質和地位問題、族源問題的所謂“探討”。因此,需要我們準確地把握局勢,高舉起反滲透的大旗,高度重視維護朝鮮族地區的社會穩定和民族團結問題。
      六、加強領導,進一步促進我國朝鮮族地區的對外開放
  我國朝鮮族地區面臨著對外開放的良好機遇,也面臨著國際競爭和境外滲透的挑戰與壓力。我們要根據朝鮮族對外開放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問題,針對具體情況,采取有力措施,進一步促進朝鮮族地區的對外開放健康發展。
    (一)加大投入,加快朝鮮族地區的經濟發展
  延邊州等我國朝鮮族聚居的地區大多地處邊疆,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改革開放以前,由于邊境地區局勢緊張,根據“先打仗,后建設”方針,國家很少對這些地方的建設進行投入。改革開放以來,邊境地區的形勢雖開始好轉,但由于國家的對外開放重點在沿海地區,也由于我國朝鮮族聚居地區面對的朝鮮相對封閉,因此,盡管我國朝鮮族通過勞務輸出等途徑開始富裕起來,地方經濟的發展仍然比較有限。國家應從鞏固邊疆、促進民族團結的戰略高度出發,加大對我國朝鮮族聚居地區主要是對延邊州的投入。一要根據延邊的實際情況進行重點建設,逐步形成延邊州的支柱產業;要在政策上實施傾斜,進一步貫徹落實民族區域自治法,使當地的資源優勢和發展潛力得到充分發揮;三要發揮國家的優勢,為延邊州等地的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創造必要的外部條件;四是積極引導,將勞務輸出積累的資金投入到擴大再生產領域。
    (二)擴大對外開放,增加勞務輸出
  延邊等朝鮮族聚居區對外開放起步較晚,吸引外資的規模遠遠比不上山東、上海等沿海地區。開發區的優惠政策實施的也較晚,力度不大。而俄國毗鄰我方的開發區已經啟動,朝鮮的先鋒—羅津開發區不僅是中央級的開發區,稅收政策比我更為優惠。因此,要進一步完善少數民族優惠政策,加強對包括我國朝鮮族地區在內的廣大民族地區對外開放工作的領導,給予更多的政策支持。
  要打開勞務輸出渠道,發揮我國朝鮮族在對外聯系和語言文化上的優勢,擴大勞務輸出的規模。加強國內勞務市場的管理,改變千軍萬馬都搞勞務,中間程序過多的現象。還要最大限度地降低各種成本,減少勞務人員的負担。據介紹,去韓國打工須交的手續費,泰國為1000美元,越南為1000美元,非律賓為500美元,而我國各種手續費連同抵押金要交五六萬元人民幣,有的地下交易達八萬元,這對于初次出國打工的人來說,是個極其沉重的負担。有的人為了出國,要變買家產,一但受騙,后果極為嚴重。應盡可能減少中間環節,降低手續費用。我國應通過外交渠道與外國合作積極查處各種詐騙案件。
    (三)增加精神文明投入,發展少數民族文化教育事業
  要從民族團結進步的戰略地位出發,高度重視我國朝鮮族地區的精神文明建設問題,真正加大投入,并在人才培養、提高精神產品的質量和打開市場方面采取切實可行的有效措施,使我們自己的精神文化產品能夠抓住我國廣大朝鮮族干部群眾的心靈,為加強和促進民族團結進步事業做出貢獻。
  根據目前朝鮮族地區教育面臨的問題,要加快教育布局的調整工作,使其盡快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在農村地區,要適當集中教育網點,把那些沒有辦學條件的教學點堅決撤下來,同時加強各鄉鎮的重點學校,以扭轉農村教育質量逐年下降的趨勢。在城市,應根據人口迅速增長的情況,增加對教育的投入,擴大教育規模,盡量使朝鮮族流動人口的子女都能上學。目前在延吉、沈陽、牡丹江等地普遍存在朝鮮族教育規模有限,不能滿足需要的問題,應重點加強這些地方朝鮮族教育的投入。另外,在北京等地近年來新建的朝鮮族學校也達到一定規模,但仍未取得合法身份。目前這些學校生源己達到一定規模,在政策允許的范圍內應早日給其適當“身份”。
    (四)警鐘常鳴,提高反滲透的認識
  提高人們反滲透的警惕性,使反滲透成為人們的自覺行動。要教育群眾正確處理國家與民族的關系,增強國家觀念,在大事大非問題上不糊涂。在敵對分子的引誘面前,要自警、自愛、自重,自覺地維護國家的安全和利益。要加強國家安全教育,目前有些法律法規如刑法、國家安全法、保守國家秘密法、國防法等,其中也有不少反滲透的內容,但一般干部和群眾對此知之甚少。根據朝鮮族對外交往較多的情況,應有針對性地加強對朝鮮族部群眾的法制宣傳工作。
    (五)繼續堅持和完善黨的民族政策
  要促進民族地區的穩定和發展,必須堅持和完善黨的民族政策。我國的民族政策是我們的一大優勢,在國內外都產生了非常好的影響。在朝鮮半島以外的國家里,我國的朝鮮族最多,其次是美國,有100多萬人。獨聯體國家也不少,有三四十萬人。但這些國家的朝鮮族都沒有任何自治權,美國那么多韓人,沒有一所朝鮮語學校,第二、三代的韓人大都不懂本民族語言,民族文化特點都已喪失。而我國朝鮮族實行民族區域自治,還較完整地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不僅有用本民族語言授課的小學,還有用本民族語言授課的中學和大學。中國的民族政策使許多不帶偏見的外國朋友感到由衷的贊嘆,都夸中國的民族政策好。我國的朝鮮族以其親身體會感受到作為中華民族一員的溫暖和作為中國人的自豪,在與國外同一民族交往時也常以此夸耀我國的民族政策。經過這幾年與蘇聯東歐巨變的比較,許多人更感到我國的民族政策無比正確。今后,要促進朝鮮族地區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就要繼續堅持和完善黨的民族政策。
  
  
  
民族研究京18~28A849民族研究國家民委民族問題研究中心19981998本文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朝鮮族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生了歷史性的巨大變化。廣大朝鮮族群眾充分利用地緣、人緣等方面的特點和優勢,在對外開放方面走在了少數民族的前列,為我國的對外交流和開放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對外開放增強了朝鮮族干部群眾的競爭意識,使朝鮮族地區經濟快速增長,產業結構日趨合理,群眾的生活水平顯著提高,民族教育獲得新的發展,民族文化日趨活躍,城市化進程加快,民族關系和諧發展。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朝鮮族地區難免也產生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主要是法制不健全,涉外經濟活動不規范,傳統倫理道德受到挑戰,宗教影響日益增多,國外敵對勢力的滲透活動加劇等。我們要根據朝鮮族對外開放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問題,針對具體情況,采取有力措施,進一步促進朝鮮族地區的對外開放健康發展。執筆者王鐵志,1953年生,國家民委民族問題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紅杰,1958年生,國家民委政策研究室助理調研員。 作者:民族研究京18~28A849民族研究國家民委民族問題研究中心19981998本文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朝鮮族地區的經濟和社會發生了歷史性的巨大變化。廣大朝鮮族群眾充分利用地緣、人緣等方面的特點和優勢,在對外開放方面走在了少數民族的前列,為我國的對外交流和開放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對外開放增強了朝鮮族干部群眾的競爭意識,使朝鮮族地區經濟快速增長,產業結構日趨合理,群眾的生活水平顯著提高,民族教育獲得新的發展,民族文化日趨活躍,城市化進程加快,民族關系和諧發展。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朝鮮族地區難免也產生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主要是法制不健全,涉外經濟活動不規范,傳統倫理道德受到挑戰,宗教影響日益增多,國外敵對勢力的滲透活動加劇等。我們要根據朝鮮族對外開放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問題,針對具體情況,采取有力措施,進一步促進朝鮮族地區的對外開放健康發展。
2013-09-10 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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