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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開放與產業結構調整
對外開放與產業結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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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紀已經到來,中國經濟在總量規模持續快速擴張的同時,正面臨著非常嚴峻而又緊迫的結構性調整。近代各國的經驗表明,國民經濟的總量增長與結構變遷是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產業結構的演變往往能成為推動經濟總量持續擴張的基礎的啟動因素。顯然,中國經濟已經進入需要以結構變遷來啟動和支撐總量擴張的階段,產業結構的調整步伐將直接地對未來的經濟發展速度產生重大的影響。面對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和知識經濟時代的臨近,我們應當也需要在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的過程中來加速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努力構建與開放型經濟體系運行相適應的產業結構,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更好地拓展國民經濟的成長空間。
  一、開放條件下的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
  當一個國家與外部發生經濟往來時,會引起內部的資源配置效率和產業結構發生顯著的變化,這一點在古典經濟學家那里就引起了廣泛的注意。比如,亞當.斯密指出,一國開展對外貿易能為剩余產品找到出路,有利于深化勞動分工,增加國民財富的總量。大衛.李嘉圖則提出了著名的比較成本原理,即國家之間的貿易以同類產品成本比率的相對差異為基礎,這會導致一國的生產資源流向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部門,使消費者獲得比自給自足狀態下更多商品。類似地,赫克歇爾和俄林也認為,國際貿易可以作為對生產要素在國家之間缺乏流動性的一種替代,能改進各個參與國的資源配置效率和公眾福利。
  H.錢納利等人(1995)進行的實證分析表明,工業化進程與貿易導向之間存在著明顯的關聯。通過對日本、以色列、韓國和臺灣等國家和地區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統計數據的研究,發現制造業等加工部門的增長對出口的依賴很明顯,規模較小的經濟實體在這一點上尤其突出。適當的貿易政策和建立在此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戰略,對于實現長期的經濟發展目標具有重要的意義。能否在貿易的增長過程中有效地實現產業結構調整,直接地影響到一國的貿易條件,從而對經濟總量擴張具有重大的制約作用。
  結構變遷與總量增長之間的相互聯系,在當代各國經濟日益開放的條件下正顯得愈來愈密切,相對而言,前者的地位和影響更為重要。隨著經濟生活全球化進程的加速,知識經濟時代的日益臨近,產業結構的調整越來越多地成為啟動和維持經濟總量增長的前提條件。現實生活中不難觀察到,快速的經濟增長必然以產業結構的深刻變動為源泉,持續的經濟增長必須以產業結構不斷優化為基礎。在當今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一個國家能否有效地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實現產業結構的高級化,實乃對其經濟發展趨勢和國際競爭能力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發展中國家在實行對外開放的過程中,能否有效地實現產業結構的調整,適時地啟動產業結構高級化進程,是決定其能否在開放環境中達到預期發展目標的一個關鍵性因素。只要實行對外開放,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構必然會發生很大的調整,但這種變化并不一定有利于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特別是從長期發展的角度來考慮時,矛盾有時是相當尖銳的。有些發展中國家通過實行對外開放在經濟發展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逐步進入發達經濟的行列;有些則在對外開放之后國民經濟一定時期內有較大發展,但經濟發展中的一些深層次的關鍵沒有得到解決;也有一些發展中國家盡管對外開放的時日并不短,但在經濟發展方面沒有能很好地起步。形成這種差異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各自內部的產業結構不同。從市場經濟運行的角度來分析,在實行對外開放的條件下,一國的產業結構調整需要解決好資源配置方面一些深層次的問題,才能為本國經濟的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首先,現有生產資源的重新組合。發展中國家實行對外開放,意味著要根據比較優勢原則進行生產資源的大規模重新配置。一方面,開放會導致市場需求發生變化;另一方面,開放也會導致生產要素的供給發生變化。通常情況下,發展中國家供給相對豐裕的是簡單勞動力、土地和某些自然資源,因而在勞動力密集或資源密集型商品的生產上具有競爭優勢,可以利用國際市場上的需求來擴大生產規模。但是,發展中國家要將潛在的比較優勢轉變為現實的市場競爭優勢,就需要對產業結構進行改組,把在給定時點上可用的生產資源轉移到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部門中來。為此,發展中國家往往就需要在吸收到外部的資本、技術和管理方法等之后,才能較快地和比較有效地完成生產資源的重新配置過程。應當說,對外開放之后的一國資源重組,是其在開放進程中增進公眾福利水平,加快國民經濟發展步伐的根本保障。不過,這種資源重組往往要付出相應的成本,有時候發展中國家需要承担的這種成本會是相當高的。
  其次,技術要素的積累和更新。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落后,最深層次的制約還在于技術創新不足。產生這個問題的成因可以從需求與供給兩個角度來分析。一方面,發展中國家經濟結構往往是對初級資源和簡單勞動力的利用為主,社會生產過程中技術含量普遍比較低,因而導致市場對知識和技術創新的有效需求不足。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能夠投入到知識和技術創新中去的資源少,往往沒有在社會上形成一個有活力的和有效率的技術創新體系,這直接導致技術創新的供給偏少、成本高、水平低。技術創新不足,嚴重地制約著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結構多樣化和高級化進程。實行對外開放之后,發展中國家通過外貿和引進外資等,能夠較快地吸收到外部的比較先進的技術,但技術創新不足仍然可能是一種長期性的制約。現實生活中不難看到,技術引進并不能保障發展中國家有效地縮小存在的差距,而是容易陷入技術依賴型經濟的困境。即在技術追趕的過程中需要不斷地引進發達國家的技術,而在核心技術的創新方面則長期處于落后的狀況。應當說,技術要素的存量不足,質量偏低,是發展中國家結構高級化過程最難解決的問題之一。
  再次,外部經濟循環的規模擴張。發展中國家在對外開放過程中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很大程度上是取決于其國際經濟循環的參與。比如,出口貿易的規模直接地影響到生產資源朝具有比較優勢產業部門的轉移速度,沒有快速的出口增長,就難以實現較快的結構調整。同時,出口貿易的增長也直接地制約著一國的進口支付能力,后者對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引進和投資規模等都有重大的影響。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成長到一定階段,企業也要走上跨國投資的發展道路,這對于發展中國家擴大出口貿易的規模,吸收國外先進技術等很有幫助(陳飛翔,1992年),從而也有利于推動產業結構的調整。在很大的程度上我們可以說,發展中國家實行對外開放后的經濟結構調整進度,是與其參與國際經濟循環的規模擴張速度成正比的,兩者之間是相輔相成的關系。
  產業結構是資源配置的具體載體,其轉變和發展有著相對的獨立性。這主要表現為一定的產業結構一旦形成,就會具有相對的穩定性或剛性,產業結構的變化有其特定的軌跡。因為一定時點上的產業結構在相當程度上就決定了市場的供求關系,決定了社會集團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任何一種經濟體系的運行都具有其自穩定性,即不斷地再生出先前存在的經濟關系。實行對外開放,從廣義上看會引起市場供求關系的重大變化,引起社會上的經濟利益關系的重大調整,從而導致產業結構較快地發生變化,然而產業結構的重組往往還是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也難免要產生種種矛盾和沖突。
  二、開放型經濟中產業結構的主要特征
  作為市場經濟的一種比較成熟的形態,開放型經濟體系的特征大體上可以從三個方面來進行分析:一是實行雙向交往的開放制度。從制度安排的層面上看,開放型經濟體系的開放是深層次的、內在的開放,不同于由政府主導和推動型的對外開放,比如外向經濟的模式。二是資源的配置達到相對的均衡。從市場經濟的運行層次上來看,開放型經濟在整體上已經實現按照比較優勢原則對生產資源進行配置,比如,外部經濟交流已經直接與改善公眾的消費福利水平密切地聯系在一起,對外開放的重心已經不直接上或不再局限于生產規模的擴張或經濟增長速度的提高。三是保持比較穩定的債權國地位。從國際收支的層面來觀察,開放型經濟具有良好的支付能力。這是因為進口貿易雖然相當活躍但出口競爭力強,資本的輸入規模不小但資本輸出的數量往往更大,因此開放型經濟在世界經濟生活中處于相對有利的位置,比如其貨幣往往成為國際上可自由兌換的貨幣,能在國際結算中得到較廣泛的使用等。
  開放型經濟的這些特征是以其特有的產業結構為基礎的。換言之,正是由于資源配置結構的根本性變化,形成了特定的國民經濟循環流程和市場競爭格局,構建出開放型經濟的運行體系。簡單地說,開放型經濟的特征決不只是表現為其與外部經濟存在著十分密切的聯系,更是因為其內在的資源配置本身具有開放性。開放經濟的產業結構是資源配置達到合理化的具體載體,是經濟制度安排的操作著手處和保持國際收支均衡的基礎。開放型經濟體系需要有合理的產業來支撐,這種結構與封閉性經濟體系的產業結構顯著不同,也與已經奉行開放政策但仍在向開放型經濟轉變的經濟體系有明顯的區別。筆者認為,開放型經濟的產業結構具有三個重要的特點:
  首先,產業結構以高度的開放為前提,出口產業的競爭力強。開放經濟體系是一種均衡性的開放,一種實質性的開放。前者是指不同的產業部門,不同的經濟區域在開放方面都達到了相當的高度,不再在開放程度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后者是指在經濟生活中能基本消除各種隱蔽性的制度障礙。比如,從市場準入的角度來考慮,開放型經濟中受到保護的產業往往是特例,政府的保護措施比較規范和透明。一般產業都直接面對國際市場的競爭,這包括進口商品的關稅較低和外商投資準入的自由度等。整體上的開放程度高,也表現為貿易部門(出口產業和進口競爭產業)占用的生產資源比例較高和相對穩定,其中出口產業的發展則對整個產業結構的形成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這是因為當一國要在參與國際經濟大循環過程中來優化資源配置時,現實的支點是要保持國際收支平衡。出口產業有很強的國際競爭力,則一國在參與國際經濟循環過程中就有較大的回旋空間,沒有具有競爭力的出口產業部門,一國實際上也就不能真正有效地在對外開放過程中實現資源配置的重組。整體上來判斷,經濟上的開放程度高低,對產業結構形成和演變都有直接的重大影響。
  其次,不同產業之間的相互關聯性強,主要產業的比例較為協調。一個國家內部三次產業之間的比較關系怎樣才算合理,需要根據具體的情況來進行判斷,但有兩個基本的準則是廣泛適用的。一是給定時期內的產出符合市場的需要,不存在明顯的過剩與短缺。二是現有的生產資源能得到比較充分的利用。從市場經濟發展的歷史來分析,開放經濟體系中的產業結構在正常情況下符合上述兩個標準,當然經濟危機時期是例外。這是因為高度的市場開放本身有利于避免生產與需求的脫節,防止效率低的產業占用過多的生產資源。開放經濟的高度市場化,促使勞動分工走向深化,不同產業之間的關聯度高。值得注意的是,開放經濟中的產業關聯往往是以面向國際市場的產業為龍頭和中心的。這表現為產業群的形成和變動與國際市場的聯系非常密切,比如,三次產業間的比例和相互關聯以出口產業的發展為中心來構建,第三產業與國際經濟交流的關聯程度高,出口產業的發展對國內其他產業部門的拉動作用非常明顯等。
  再次,產業結構形成的技術基礎較高,主導產業技術創新快。開放經濟的產業結構建立在較高科學技術水平的基礎之上,因而資源配置具有較大的穩定性和合理性。從市場經濟運行的角度來分析,一定時點上使用的生產技術不僅決定單位產品消耗的資源數量,也直接地影響到不同產品的生產在社會資源總量中所占的比重,因此,在生產技術水平較低的情況下,產業結構本身就必然存在著不穩定性和不合理性。從整體上看,開放經濟國家里各類產業都已具有較高的技術水平,尤其是基礎產業和主導產業部門的技術水平較高,整個產業的發展已經進入較高的階段。同時,開放經濟體系中產業結構的演變存在一個重要的現象,即主導產業往往是面向國際市場、出口競爭強,技術創新往往在國內的各類產業處于領先的地位,主導產業部門的技術創新引導著整個國民經濟的結構調整。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這一特點正表現得愈來愈明顯。
  無疑,開放經濟體系的產業結構也是在不斷調整的,并非一成不變。實際上,發達國家現存的具有開放型經濟特征的產業結構,也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從早期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本能式的對外開放,到現代建立起相對成熟的開放型經濟體系,經過多次危機的風暴和漫長的創新與探索。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不斷加速的今天,開放經濟體系以其特有的產業結構呈現出明顯的競爭優勢和充沛的活力,但這種結構本身也是隨著時間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的。比如,在發達國家里,由于信息產業的迅速發展等原因,導致其內部三次產業之間的相對比例關系正在進行新的大調整,也引起了國際分工體系的重大變化。然而,前面討論的開放經濟中產業結構的基本特征卻是不變的。
  三、我國的對外開放與產業結構變動
  以積極參與國際貿易和大規模地引進外資為特征,對外開放使我國的產業結構發生了十分顯著而又深刻的變化,其突出表現是實現對比較利益原則的回歸。從資源利用的角度來分析,近年來產業結構調整中出現的是豐裕型要素對短缺型的有效替代。具體地講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工業部門資本與勞動之間的比例相對降低,如輕工業的上升和勞動密集型加工產品的出口增多等,這一點在開放初期尤其明顯。二是第三產業在整個國民經濟的比重有明顯的上升,顯著提高了勞動要素在國民收入中的貢獻份額。三是由于農業部門中實行了生產責任制等制度方面的創新,單位土地面積上實際投入的有效勞動量大大增加,農村的生產總值規模快速擴張。我國的基本國情是勞動力資源相對豐裕,對外開放之后經濟結構才真正朝著有效利用勞動力資源的方向發展,并由此加速了資本和技術要素的存量積累。應當說,近20年中我國產業結構的轉型既朝著利用現有資源優勢的方向發展,同時又大大地加快了我國資源稟賦狀況轉變的步伐。這一點對我國未來產業結構的演變具有重大的影響。
  近20年間是我國產業結構變動最快的一個時期。一方面,對外開放以來整個國民經濟的工業化進程加快,社會三大產業之間的比例明顯地趨于協調;另一方面,產業發展的高級化進程也明顯加快,這表現為國民經濟各個主要產業部門的技術水平都有相當的進步。作為一個發展中的經濟大國,由于實行對外開放而大大地拓展了產業結構轉換的空間,有效地加快了產業結構轉換的步伐。許多過去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長期苦苦追求的事情,只有到了實行對外開放之后才初步達到預期的目標。顯然,對外開放已成為促使我國產業結構趨向合理化的一個關鍵性因素,其作用是其他因素所難以比擬的。
  然而應當看到的是,我國在產業結構調整方面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從長遠的國民經濟發展目標來考慮,尤其是從當前國際經濟的競爭態勢來看,我國目前的產業結構還存在著許多嚴重的問題。如果說近20多年來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是得益于不斷加大的對外開放,那么潛在的風險恰恰在于現有的產業結構不適應進一步擴大開放的需要。我國目前的經濟體制和產業結構等都與開放經濟體系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產業結構調整更是一個亟待解決的課題。當新的世紀開始的時候,我國擴大和深化對外開放正面臨著嚴重的結構性制約。
  第一,滯后的產業結構嚴重地影響對生產資源的重新組合,從而制約整個經濟生活開放度的擴大。整體上看,現行產業結構仍然存在著兩個不適應:一是不適應國內市場需求的變化,過剩與短缺并存。二是不適應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未能有效地拓展發展的空間。這里著重對后一個方面進行分析。我國的國情是勞動力資源的供給相對豐裕,要使勞動力資源得到充分利用,就需要大力拓展國際市場,同時大規模吸收國外的資本和技術等生產要素。對外開放以來我國在這個方面已經獲得很大的進展,但畢竟還只是初級的進步。一方面,我國出口商品在整體上競爭能力不強,這使我們利用國際市場需求來擴大對供給豐裕的生產要素進行利用的規模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國內落后的產業所占比重仍然相當高,這迫使政府從維持社會安定等角度出發實行較多的保護政策,妨礙著資源配置效率的改進。產業結構不合理,是阻礙我國在對外開放的條件下加快經濟發展步伐的深層因素。
  第二,落后的產業結構嚴重地妨礙經濟運行中的技術創新,因而降低了我國企業參與國際分工的能力。由于傳統產業部門在國民經濟中占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說是主導的地位,這就一方面對使用高新技術的產業部門拓展市場不利。因為傳統產業部門對技術創新的需求不足,并通過產品和勞務的競爭影響消費者的選擇,影響社會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另一方面則阻礙生產資源向技術創新快的產業部門轉移。原因是現行的產業結構本身形成了相對封閉的經濟流程,不利于對生產資源進行動態的重新組合,很不利于推進整個產業結構的高級化。企業總是在特定的市場環境中形成和發展越來的,目前國內以傳統產業為主體的經濟格局,阻礙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現實生活中可以觀察到,引進外資是我國現今參與國際分工的主要方式,即大多是在外商來華投資之后才使得國內的相關生產項目直接成為國際化大生產的一個環節。如果我國的企業本身不成為參與國際分工的活躍主體,對外開放很難卓有成效地繼續加以推進。
  第三,松散的產業結構不能很好地形成產業關聯帶動效應,進而導致對外開放過程中的利益矛盾上升。實行對外開放的20年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二元化現象比前更加明顯。這表現為不同產業之間的差別在擴大,不同地區之間的差別也有拉大的趨勢。一方面,沿海地區的現代產業發展速度不斷加快,正在逐步地形成規模;另一方面則是不少內陸地區仍是傳統產業的一統天下,面臨市場環境和生態環境雙重惡化的困境。造成這種二元現象的深層原因顯然在于產業結構的調整滯后,國內不同產業的發展之間沒有形成很好的相互關聯。比如,近年我國的出口貿易保持著相當高的增長速度,然而加工貿易在出口總額中所占的比重相當大,因而出口增長對國內產業的拉動作用不強,區域輻射能力和技術外溢效應都有限。正是由于產業結構不合理,使在對外開放過程中獲得的利益不能通過市場機制進行有效的傳導和擴散,先前經濟生活中存在的某些矛盾則因實行開放政策而進一步顯示出來,這是從整體上影響我國加快開放步伐的現實因素。
  產業結構調整問題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已經成為當前我國經濟的對外開放走向深化所面臨的各種矛盾的焦點。比如,以現有產業結構為基礎的國民經濟運行過程,是導致國內市場在某些方面仍具有較強封閉性的深層原因,真正有效的市場開放則需要以對產業結構的戰略性重組為前提。現實生活中人們廣泛關注的汽車工業和IT產業的市場開放問題,就是產業結構滯后影響開放深化的突出例子。還應當看到的是,以現有產業結構作為背景的經濟生活中的制度安排,是我國的對外開放在許多方面仍是浮于表面的主要原因,真正實質性的對外開放要求在結構變遷的基礎上進行制度創新。從調整現實的產業結構入手,才能有效地改變經濟生活中的利益關系,形成開放經濟所需要的基本制度框架。
  四、構建與開放型經濟相適應的產業結構
  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人們對中國經濟的未來走向的認識愈來愈明確,建立開放型經濟是我們的必然選擇。市場經濟本質上要求在開放型經濟體系中得到有效的運行,建立開放型經濟體系意味著中國經濟真正融入國際經濟的大循環之中,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來獲得更好的發展。我國的改革開放既意味著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同時也意味著從封閉性經濟向開放型經濟的轉軌,實際上這是二位一體的過程。過去20多年的對外開放已經給我國的產業結構變化帶來了非常深遠的影響,進入21世紀之后,以構建開放經濟體系為目標對我國的產業結構加以重組是唯一明智的選擇。今后一個時期的產業結構調整就是要形成與開放經濟相適應的資源配置方式,經濟運行流程和利益分配機制,在開放經濟的框架中對我國的產業結構進行根本性的戰略重組。
  以構建開放經濟型經濟體系為導向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不只是傳統意義上產業結構調整的延伸。在日益加速的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中,一國的產業結構是否合理,主要的判斷標準之一就是要看其能否適應當今經濟生活國際化的要求。我國近期的產業結構重組首先要考慮更加有效地參與國際分工,增強國際競爭能力。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我國將要進行的產業結構調整不僅需要數量關系的明顯變化,更需要在質量方面有大的改進。具體地講,不應當繼續追求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中大而全的產業結構,不應當局限于國內市場的需求來設定產業發展的目標,而應當以資源利用效率的國際比較來確定不同產業的比例關系和發展重點。整個產業結構的重組應當以參與國際經濟循環為立足點,以提高產業國際競爭力為中心,真正在開放性的經濟運行過程中構建我國未來的產業結構。
  構建與開放型經濟相適應產業結構,應當是在擴大和深化對外開放的過程中來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通過產業結構重組來建立起真正開放型經濟運行體系。具體地說,就是要以擴大對外開放來加速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通過深化對外開放來鞏固產業結構調整的成果。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日益加速為我國的產業結構調整提供了良好的機遇,我國加入WTO之后有更好的條件把擴大對外開放與產業結構調整密切地結合起來,這方面近期可以考慮的選擇主要有:
  第一,繼續努力擴大出口,以出口商品結構的高級化帶動產業結構升級。保持出口貿易的持續增長對于進一步誘導生產資源配置的重組,加速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出口貿易的規模越大,一方面,表明已進入出口領域的產業本身發展速度快,資源利用效率在不斷提高。另一方面,表明有更多的產業部門加入到出口行列中來,這有利于改進整個社會的資源利用效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出口貿易規模增長的同時,出口商品的結構變動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后者直接地影響產業高級化進程。近年來,雖然機電產品等在我國出口貿易中所占的比重迅速提高,但整體上看我國出口商品的資本與技術密集度較低,附加價值相對少。隨著國民經濟總量的迅速增長和國內資源稟賦狀況的轉變,推動我國出口商品結構高級化的條件已初步具備,應當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比如出口信貸等來加速我國出口商品結構的調整,進而拉動整個產業結構的高級化進程。
  第二,改進利用外資的方式,加速技術轉移過程以促進產業結構的高級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利用外資往往是把的重點放在吸收外部資金的流入上,這對于促進國民經濟總量的快速增長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應當看到,由于目前我國經濟整體上已從短缺轉變為過剩,結構調整已經成為保持總量持續增長的重點環節,利用外資的方式和重心也應當適應地進行調整。一方面,應當加快高新技術產業領域的對外開放,把國外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吸引過來加快國內高新技術的發展步伐;另一方面,在利用外資的具體方式上,應當更多地鼓勵外商來華設立技術研究中心,更快地進行技術轉移。應當說,從我國的市場發展前景和生產要素稟賦狀況來看,只要采取適當的鼓勵政策,加速外商直接投資中的技術轉移是完全可能的。技術創新是推動我國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關鍵所在。擴大和深化對外開放,意味著通過強化市場競爭來誘導外商把更多的先進技術更快轉移到中國來,由此能產生廣泛的經濟效應。
  第三,增大市場準入的程度,利用國際市場的競爭調整產業關聯與比例。我國加入WTO之后,隨著市場準入程度的擴大將會使國內市場上的競爭得到明顯的強化,應當充分利用這個機會來加速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一是要合理利用來自外部的競爭打破壟斷,促使資源配置的合理化。壟斷利潤的存在既意味著壟斷部門本身的資源利用效率低,同時也提高了其他產業部門的成本,扭曲市場供求關系,損害公眾福利。市場開放的重點應當加快消除壟斷的步伐,為實現產業結構合理化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二是要積極發揮國外市場的示范效應,為國內產業的發展提供信息。由于人均國民收入和科學技術水平方面等存在的差距,國內市場的發育相對滯后,這也是導致產業結構不合理的一個重要因素。進一步擴大和深化對外開放,通過強化市場競爭來促使生產資源更多地流向出口產業部門,重構不同產業之間的相互關聯,才能真正實現產業結構的合理化。
  第四,鼓勵企業開展海外投資,在國際經濟循環中強化我國產業的競爭力。國際投資在21世紀的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地位更為重要,是各國企業爭奪國際市場的戰略制高點。我國要在全球經濟競爭中來定位產業的發展,從現在起就應當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鼓勵企業積極地開展海外投資,進而為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創造更好的條件。一方面,海外投資能對我國比較優勢模式的重構發揮重大的積極影響。比如,通過跨國投資可以獲得規模經濟效應,這有利于促進資金的積累和加速技術創新,因此,海外投資規模的擴大本身能促使我國有更多的產業培育出國際競爭的優勢。另一方面,海外投資也能對提高我國企業的管理能力和技術創新能力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相對而言,海外投資的風險程度高,市場競爭也往往更為激烈,成功的海外投資是企業發展進入相對成熟階段的重要標志。中國的企業家在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中迅速地成長起來,但還需要通過海外投資的磨煉才能逐步地走向成熟,而這將是中國產業真正具有較強國際競爭能力的基本保障。
《財貿經濟》京16~23F10國民經濟管理陳飛翔20012001國民經濟的總量增長與結構變遷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聯,這一點在當今的開放經濟條件下表現得更為明顯。實行對外開放會導致產業結構發生深刻的變動,開放經濟體系的運行是以特定的產業結構為支撐的。中國經濟正進入需要以新的產業結構調整來啟動和支持國民經濟總量增長的階段,對外開放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仍然面臨結構性制約。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日益加速和知識經濟時代的日益臨近,我們應當以構建開放型經濟為目標來對產業結構進行戰略性重組,在進一步擴大和深化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加速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為實現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對外開放/產業結構調整陳飛翔 同濟大學經濟研究所 200092 作者:《財貿經濟》京16~23F10國民經濟管理陳飛翔20012001國民經濟的總量增長與結構變遷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聯,這一點在當今的開放經濟條件下表現得更為明顯。實行對外開放會導致產業結構發生深刻的變動,開放經濟體系的運行是以特定的產業結構為支撐的。中國經濟正進入需要以新的產業結構調整來啟動和支持國民經濟總量增長的階段,對外開放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仍然面臨結構性制約。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日益加速和知識經濟時代的日益臨近,我們應當以構建開放型經濟為目標來對產業結構進行戰略性重組,在進一步擴大和深化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加速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為實現國民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對外開放/產業結構調整
2013-09-10 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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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鈍初,號漁父,生於中國湖南省桃源縣,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是中華民國初期第一位倡導內閣制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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