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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求共同受益的結合點——中國和香港、韓國及日本之間工業互補與三邊合作
探求共同受益的結合點——中國和香港、韓國及日本之間工業互補與三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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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利因素
  二戰以來至90年代中期,在亞太地區中,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曾一度被譽為“東亞奇跡”。關于東亞經濟的崛起、特別是其工業的迅速發展,存在著各種解釋,但總起來看東亞經濟特別是中國、香港、韓國和日本經濟之間具有極強的互補性。日本屬于經濟發達國家,香港與韓國是新興工業化國家(地區),而中國則是一個資源與市場大國,因此,他們之間存在著很強的依賴與互補關系。自80年代以來,中國、香港地區、韓國與日本之間的經濟聯系越來越密切,貿易依存度越來越高。目前,三國及香港面臨著較為有利的國際環境,區域內各國既有合作的客觀基礎,又有加強合作的強烈愿望。
  1.雙邊合作發展 在80年代經濟合作迅速發展的基礎上,特別是進入90年代后,三國及香港雙邊經濟合作發展迅速,相互依賴性增強。中韓、中日、中國與香港之間的貿易與投資超過后有其他地區的發展。在中國與香港、韓國及日本密切往來的雙邊經濟基礎上,三邊合作的條件越來越成熟。
  2.三國及香港經濟合作加強的內在必然性 “東北亞經濟圈”及“環黃渤海經濟圈”的設想越來越引起有關各方關注,各國之間的合作越來越具有客觀必然性,居于經濟核心地位的三個國家經濟關聯性更強。第一,三國及香港之間經濟上的層次性和互補性要求加強合作。以日本、中國、韓國為核心的東北亞各國在產業結構上表現出明顯的層次性:日本處于最高層,以技術密集型與資本密集型產業為主;韓國處于第二層次,以資本密集型產業為主;香港則以貿易與第三產業為主;中國工業基本以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業為主。上述產業結構的層次性,使得三方在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表現出各自的優勢與劣勢,具有明顯的互補性。第二,經濟合作會給四方帶來很多收益。由于四方在經濟發展上具有較強的互補性,所以,其合作必然帶來規模效益,經濟合作不僅會使其交換范圍擴大,形成大的市場規模,而且市場規模又必然會促使生產規模擴大和生產分工細化,推動生產力水平提高;經濟合作,優勢互補,必然會促進產業結構優化;經濟合作同時會促進技術進小,最終形成區域競爭力。第三,三國及香港的開發、開放政策,有力地推動了資本、技術、勞動力在區域內的轉移。
  3.汽車、電子、紡織行業的合作潛力巨大 在汽車工業方面:在亞洲,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和購買力的提高,汽車需求量正在不斷增加。目前,日本在亞洲汽車市場的占有率超過70%,韓國也有一定的競爭力,而歐美企業也正在與日本、韓國爭奪亞洲市場。亞洲汽車市場正以年均11%的速度增長,預計到2000年將達950萬輛,成為世界最大的市場。日本為穩定中國市場,在原來與中國合作的基礎上,正積極謀求與中國的進一步合作。1993年,日本的豐田、本田、馬自達、日產、鈴木、五十鈴等均在中國成立合資企業與設立經銷點。據日本汽車工業協會調查,上述汽車公司在近6年中,在海外的汽車生產量年均增長155%,而在亞洲地區卻增長了320%,其中,在中國的企業生產增長速度更快。韓國的大宇、現代大型公司也紛紛與中國在汽車行業進行了合作,其中,1992年,現代企業集團就在中國投資1億美元建立汽車裝配廠,大宇與一汽,共同投資15億美元建立汽車零配件合資企業。在紡織工業方面:50~60年代,日本紡織行業已轉移到新興工業化國家,到70~80年代紡織工業在香港、韓國等得到發展之后,80年代末,紡織工業多數已由香港、韓國等新興工業化國家轉移到中國,中國的紡織行業一方面在迎接國際產業轉移,另一方面正在提高水平,獲得競爭力。在電子工業領域:電子行業作為新興產業在中國具有廣闊前景。日本的一些大企業如松下,其海外生產量中,亞洲占了61%;生產廠家有52個,其中有7家在中國。從1993年起JVC公司、日本公司和索尼公司均先后在中國開辦了生產攝相機的工廠,伊藤忠商事已在中國境內成立合資公司達50余家。韓國的大企業三星、金星、現代等主要電子生產廠家,積極推進在中國建立合資廠家,1992年之后,三星等先后在天津建立60萬臺錄相機廠,在廣東建立音響廠,在山東建立半導體裝配廠等,中國已成為韓國最大的海外電子生產基地。
  4.亞洲金融危機的積極影響
  亞洲金融危機盡管使東亞經濟發展受阻,但同時也會給各國提供了一個調整經濟結構、改善經濟增長方式的機會,在客觀上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危機迫使各國調整產業結構,重視產業結構多元化與高級化。由于危機的根源在于亞洲各國經濟結構存在嚴重問題,因此,調整結構勢在必然。東亞各國貨幣貶值在一定程度上擠去了經濟中的泡沫成份,使各國充分了解自己的實際狀況,同時有利于出口。危機使東亞各國普遍整治金融程序,加強金融監管,提高金融管理水平。危機使東亞各國認識到其經濟的關聯性,促使其一體化進程的加快。
  5.經濟全球化仍是大勢所趨
  在國際關系中,經濟因素居于主導地位,為經濟全球化奠定了基礎;市場體制在各國已被廣泛采用,正在起著重要作用;跨國公司的發展與跨國投資的增長,成為推動經濟全球化的基本載體。科學技術與信息化打破了時間與空間界限等等,這些都成為三國經濟合作的良好機遇。
  互補因素:雙邊合作發展迅速;三國及香港經濟合作加強的必然性;巨大的汽車、電子和紡織行業合作潛力;亞洲金融危機的積極作用;經濟全球化大趨勢。
      難以逾越的障礙
  中國、韓國與日本之間存在著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的差別,存在著不同的經濟體制,經濟發展水平懸殊差別,價值觀與消費觀念區別。由于這些差別決定了他們適應經濟一體化與市場化水平的差異。
  各國間的貿易不平衡引起的摩擦將長期存在,這將對中國、韓國、日本之間貿易與投資產生一定的影響。日本基本推行出口導向戰略,對國內市場實行強烈的保護,這必然產生中國、韓國與香港和其貿易的差距。日本對中國、韓國出口的產品往往是附加值高的產品,而進口的產品則是附加值低的原料產品。貿易結果是:日本貿易順差。
  日本、韓國與中國及香港之間的貿易戰略重心有所區別。由于三國的發展重心與開放戰略有所不同,這是影響其合作的一個重要因素。日本過去的經濟政治利益在西方,因此,其發展與開放的重心在西方,雖然近年來這種傾向有所調整,但其貿易與投資的重心一直在歐洲、美國。為維持與歐美的三極關系,日本只關注在組建“雁形分工”中更多地獲得自己的利益,因此,其對以中國、韓國等形成的東北亞經濟圈重視不夠。韓國作為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在亞太經濟格局中面臨著與日本競爭市場的挑戰;為謀取利益,正努力設計打破亞太地區日本壟斷的分工體系,積極開拓市場,促進進出口市場多元化,但開拓新市場的重點在美國。中國是東北亞的重要國家,其面臨著引進外資、技術及開拓國際市場的競爭與挑戰。中國實行“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發展外向型經濟,目標是建立多層次、全方位、多邊的開放格局。中國對與日本、韓國經貿關系與投資往來非常重視,但其財力有限,在這個地區的投資將受到一定的制約。
  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使生機勃勃的亞洲經濟發展受到嚴重的打擊。亞洲金融危機使亞洲各國經濟增長率下跌、失業率上升。由于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韓國、日本經濟增長率均有所下降;日本、韓國的貨幣均有所貶值,通貨膨脹率上升,金融危機加劇了日本經濟危機,日本與亞洲國家貿易占有很大的比例,由于亞洲多數國家貨幣貶值,日本出口受到很大影響,1998年日本對東盟國家出口減少12%,另外,日本對外投資收益大減,如其1996年跨國公司在亞洲的利潤占海外市場40%,危機爆發使其收益大減,中國雖然沒有爆發危機,但受害也在所難免,1997年中國出口商品中服裝、織物、鞋類和玩具占30%多,而這些出口主要在東亞各國,1998年中國出口因此下降近4%;亞洲金融危機導致亞洲市場信心問題,使國際資本投資大幅度減少,資本開始由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轉移,1997年韓國、泰國等外流資金大約1000億美元。總之,金融危機導致東亞經濟在商品市場與資本市場上雙重受損。
  由于三國及香港在政治、意識形態、市場化程度、經濟戰略角度的選擇及經濟發展水平與階段上的差別,造成其合作的不協調,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后所暴露出的種種問題,使三國必然面臨著重新調整產業結構、提高產業競爭力的壓力與挑戰,這從一個新的方位為其提出了只有在競爭中分工合作、相互促進、提高區域競爭水平,才是其經濟發展的唯一選擇。
      政治措施與政府支持
  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不僅促進了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動與配置,而且促使各國在實行對外開放對策方面做出積極的響應。對此,中、日、韓三國及香港政府不但在推進經濟一體化中作出了積極貢獻,同時,在尋找區域合作方面均制定了有利的措施與政策。
  (一)三邊經濟合作中的宏觀政策調整
  本著有利于三國經濟合作與促進次區域經濟發展的目的,中國、日本、韓國及香港政府在經濟發展方面均采取了積極的政策。
  中國將繼續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在貿易自由化方面,根據APEC協議,中國將加快實行貿易投資自由化,進一步降低關稅,減少貿易限制,穩定人民幣匯率,加強與世界各國的經貿關系,特別是發展與東亞各國的經濟往來。中國政府正在推動工業企業改革的步伐,積極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這將擴大吸引民間合作往來,促進中國全方位、多層次開放。中國政府將擴大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力度,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為吸引外資創造條件,政府積極鼓勵外資以BOT的方式進入。為促進我國產業結構升級,中國將積極推行科技興國戰略,積極支持高科技產業的發展,特別對支持中國發展高科技合作的項目給予政策支持與保障,中國政府正在制定產業優惠政策,對地區優惠政策已經作出調整。
  日本在國際經濟中貿易地位的變化決定了其對亞洲貿易政策的調整。日本與亞洲各國的貿易比例越來越大,特別是日本與中國、韓國貿易額的不斷增加,使得日本在對華、對韓貿易政策上出現好的勢頭,日本貿易適度向亞洲傾斜。日本在東亞合作中的分工地位決定日本只有對東亞開放市場,它才有可能獲得東亞的市場。日本支持民間貿易與跨國公司對華、對韓直接投資,這將使三國貿易在多層次上取得進展。
  韓國一貫倡導貿易自由化與貿易立國的政策。韓國的關稅稅率已經很低,特別是其在初級產品方面的稅率遠遠低于制成品的稅率,這將有利于與中國的貿易往來。在出口方面,韓國政府經常通過政策性融資控制銀行信貸,以彈性利率來引導資金流向,為重點產業與企業提供銀行優惠貸款;以差別稅率與關稅減免等手段,抑制消費、擴大積累,鼓勵出口,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當然韓國的這一系列政策均是有利于出口的政策,隨著韓國與中國、日本的貿易增長,其貿易政策也應作出相應的調整。韓國正在推進對中國、日本各國的直接投資,特別是韓國企業看好中國市場。韓國政府對海外企業業務實行低息貸款、提供支付保證及減免營業所得稅等優惠政策;引導民間企業對在海外投資的技術人員提供培訓,并提供咨詢;制定海外建設促進法。
  (二)政府支持產業國際分工的措施
  根據工業發展的不同階段與產業結構調整的需求,各國均采取了有利于工業發展與提高工業競爭力的政策措施,特別是在實行工業產品出口與對外經濟技術合作方面,三國均制定了有利于經濟發展的產業政策。
  政府產業政策均以有利于符合產品競爭的需求結構為目標,體現其在國際分工中的作用。在汽車工業發展上,日本、韓國與中國三國政府都不同程度地采取過積極扶持與保護的措施,推動汽車工業的發展,日本政府針對起步較晚的汽車工業,于1955年確定了汽車工業超小型、大批量,面向國際市場的方針,后又提出組建汽車企業集團,鼓勵汽車零配件生產,在這一過程中日本開發銀行給予貸款支持與財政補貼,同時在關稅方面提高進口汽車關稅。對電子工業支持更為明顯。在發展工業方面,日本政府根據自己的情況與面臨的首要問題認為,在日本,工業發展主要是確定產業發展的優先程序和有效的產業組織結構,因此日本政府制定了嚴格的產業政策,并輔之以各種財政金融政策與措施。韓國對汽車工業一開始就采取扶持政策,取消許可證,使得大宇、現代汽車迅速發展起來。80年代以前,韓國“強人金融”其金融的政府管制與經濟開發政策的關聯性有力地推動了工業重點行業的形成與產業結構的有效變化。中國汽車工業從1991年開始迅速增長,1992年產量達100萬輛,1997年產量超過150萬輛;整車生產企業數1980年是75個,到1997年為123個,而生產能力超過5萬輛以上的僅有8家。其中,1997年中國轎車生產廠家為9家,且多為合資企業。中國汽車工業產業結構不合理,還表現在專業化、多品種、大批量的汽車生產企業不到5%,大多是單一配套品種企業。目前,中國政府正在采取有力措施,實施有效的產業政策,使汽車工業獲得規模經濟,并通過關稅政策即整車與散件進口區別稅率的政策,限制整車的進口,大力扶持汽車零配件企業,特別是那些關鍵零配件,使其大批量、專業化,對與外方的合資、合作,放寬條件,降低中資的比例,允許外方獨資。既保護中國汽車工業國產化率,又積極推動汽車工業與國外企業進行技術、資金、人才方面的合作。日、中、韓三國的產業政策既體現了一個有利于自己產業發展需求的目標,又體現了相互之間產業轉移銜接的需要。
  經濟技術合作必須有一個有利于經濟發展的環境。各國的合作不僅要體現合作的態度,而且要創造一個有利于合作的經濟發展環境。東亞各國在發展經濟中,多數國家采取了“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戰略。韓國在60年代就提出“出口第一主義”的導向戰略,利用其國際分工中的比較優勢,結合利用外資使其產業有效地實現了轉換。直至90年代,韓國一直奉行出口第一戰略,并實施鼓勵政策。日本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也與韓國一樣實施出口立國的政策。中國步其后塵,80年代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并向貿易自由化的方向邁進。
  推進中國(含香港)、日本與韓國三邊合作的分工:合作主體應更多依靠民間企業;合作方式宜通過直接投資調整產業結構;在資源利用和產業布局上應建立有利于世界分工與競爭的格局。
      注重發展區域合作
  以中國(包括香港)、日本、韓國為核心的東北亞地區經濟發展具有三個特點1.經濟增長速度均快于世界平均增長速度。特別是60~80年代之間;2.經濟發展具有不可分割性。根據三國30年的經濟發展,可以看出,他們具有時空上的連續性,并由此形成區域發展的整體性。3.經濟發展上均處于不同的階梯上,其相互間經濟互補十分突出。因此,須找到三國利益的結合點,實現共同受益。尋求亞太區域經濟合作以及建立以中、日、韓為核心的東北亞次區域經濟合作是極其重要的。
  (一)中、日、韓東北亞次區域經濟合作
  中、日、韓三國合作是東北亞地區合作的一個縮影。日本為發達國家,韓國為新興工業化國家、中國為發展中國家,且三國分屬于兩種社會制度。三國間的合作,實際上是整個東北亞地區經濟聯合的縮影。三國合作的成功,將為整個東北亞地區的經濟合作起帶動作用。
  中、日、韓三國合作在東北亞地區經濟合作中居于核心地位。中、日、韓在文化、習俗上有許多共同點,歷史交流淵源流長,因而三國間比較容易溝通,也容易開展合作,近年來,在東北亞地區內貿易中,中、日、韓之間的貿易占了80%;區內投資,中、日、韓三國占了70%,韓國對東北亞的投資基本在中國。實際上,中、日、韓三國的經濟合作,在東北亞地區居于核心地位。
  中、日、韓三國經濟合作成功將會推動東北亞的區域合作順利進行,有利于化解各種矛盾。中、日、韓三國在東北亞的關系具有關聯作用,三方合作有利于協調其他矛盾的解決。
  中、日、韓三方合作使三國產業結構能實現有效互換,達到有機互補。日本具有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的產業、中國擁有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而韓國及香港則擁有中間產業,因此,三國間貿易與產業互補優勢很大、潛力很大。
  (二)推進中國(含香港)、日本與韓國三邊合作的方式
  中國、日本與韓國三邊合作具有一定的基礎,但三邊合作也存在一些難以跨越的障礙。因此,三邊合作應采取較為可行的方式予以推進。
  合作主體的選擇上應更多地依靠民間企業的合作形式來進行。東北亞地區的合作在政治與經濟運行各不相同的情況下,其主體不能依靠各國政府、各經濟團體的正式合作措施來進行官方的制度性聯合,而應更多地以民間企業和地方政府為單位進行功能性的經濟合作。
  在合作方式的選擇上,主要應通過直接投資調整產業結構。通過自由貿易的方式來實現東北亞地區的合作存在一些問題,如市場壁壘、體制障礙等,同時,在經濟運行方式存在差異的東北亞地區,實現貿易自由化,其合作形態只能是基于資源條件表現的垂直分工。這種垂直分工將不利于長遠的均衡發展,為提高經濟發展水平、促進三國及東北亞地區的經濟合作。需要通過不同工業化階段的技術與資本的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予以調整。在一定的基礎上,引進同樣水平的技術投資是必要的,經濟發達國家日本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可以使后發達國家韓國與發展中的中國通過引進直接投資來進行產業結構水平相近的調整,這樣有利于后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水平提高。當然結合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加強自己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發展也是極為重要的。從50~90年代,日、中、韓與香港地區均經歷了由勞動密集型的輕工產業向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產業轉移,再到向技術密集型的產業轉移的一個過程,但由于各國發展的程度不同,使得其產業轉移的速度與產業轉移的程度也不同,因此,通過既有利于自己產業轉移,同時,又能有效實現與獲得先進水平競爭力接近的投資需求是重要的。
  資源利用及產業互補布局設想。中國(含香港)、日本與韓國三方之間處于東北亞的核心部位,各方的差異正是各方互補優勢。90年代之后,東北亞地區的國際分工格局正在或已經打破了過去的雁形分工局面,成為一種相對平衡但又具有垂直分工的互補型合作格局。因此,面對這種產業布局與分工體系,三國之間的合作應建立在一種有利于世界分工與競爭格局的基礎之上。首先,在直接投資越來越成為主要合作手段時,對直接投資結構要與三國之間的分工緊密結合予以選擇。隨著日本、韓國,包括香港產業逐級轉移,對于中國而言,產業選擇與利用自己產業比較優勢極為重要。作為中國具有競爭力的紡織工業,不僅要積極利用外資,而且要注重技術引進,發展印染業,加強對面料的后整理,提高產品的質量和檔次,成為中高檔紡織品及服裝的供應基地。同時,從日本及韓國進口高檔面料及服裝。中國電子工業已與韓國、日本及香港建立了有效的合作,在合作的基礎上,利用自己的后發優勢,加快發展計算機及通信產業,擴大提供各種電子產品及電子元器件。同時從日本及韓國進口高檔的電子元器件。汽車工業的合作應該更多地避免整車合作,進行零配件方面的合作,根據中國市場容量較大的現實,中、日、韓可以考慮在中國東北建立服務于亞洲的汽車配件的生產基地,這既利用了中國市場優勢,又降低了運輸成本,提高了國際競爭力。其次直接投資有利于加快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直接投資不僅能促進東北亞地區各種發展層次的國家產業結構的傳遞與升級,改變區內分工的格局,同時,通過區內投資可促進發達國家技術與管理經驗的輸入,加速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而且直接投資可有效地促進區內相互貿易的迅速發展與擴大,推動后進趕先進,使區內貿易逐漸由垂直貿易向水平貿易發展,日本、韓國在中國擴大投資合作,不僅可使合作生產的中國產品滿足其本國市場需要,而且,可以擴大在中國市場銷售,并向周邊地區出口。同時,日本及韓國可以騰出精力來發展高新技術產品,擴大對中國出口。中、日、韓三邊由雙邊貿易向多邊貿易發展,由低層次、非制度化合作向高層次、制度化的合作方面發展。最后,由于三國的產業合作既是建立在產業轉移、又是建立在國際產業競爭基礎上的,因此,直接投資方式的合作不僅解決了經費問題,而且解決了技術水準問題。當然作為民間投資的小企業越來越成為投資主體時,各國應更多地予以規范。
國際貿易京14~18F52外貿經濟、國際貿易樸光姬20002000樸光姬 博士 中國社科院亞太經濟研究所; 作者:國際貿易京14~18F52外貿經濟、國際貿易樸光姬20002000
2013-09-10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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