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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與文化的雙重關懷及其困境: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生存樣態解讀  ——以羅家倫為個案的剖析
政治與文化的雙重關懷及其困境: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生存樣態解讀  ——以羅家倫為個案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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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455(2007)03-0095-08
  一、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存境遇與參政熱潮
  近代中國一方面需要擺脫西方列強的侵略,實現民族的獨立和解放,另一方面也面臨著在中西文化沖突交融的歷史背景下,實現傳統文化的現代建構和現代轉換的歷史使命。這就給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提出了雙重任務:作為社會的中堅和政治精英,他們必須肩負起救亡圖存、改造社會的政治任務;作為文化的創造者和知識精英,他們又必須肩負起建構民族新文化的歷史重任。換言之,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必須一身兼任“文化人”與“政治人”的雙重社會角色,具備政治與文化的雙重關懷。但遺憾的是,在近代中國特定的歷史情境下,政治與文化之間總是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與沖突,并由此導致近代中國知識分子難以擺脫的內心困惑與身心煎熬。曾任國立清華大學和中央大學校長的羅家倫①,雖一生歷任要職務,然其中心旨趣卻在學術文化領域。政治與文化的雙重關懷及其沖突與困境在羅家倫身上也清晰地展現出來,成為他內心激烈的沖突、矛盾、斗爭乃至痛苦、迷茫的根源。羅家倫的人生境遇及其思想歷程為我們了解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存樣態提供了極好的范本。
  羅家倫生活的時代是一個新與舊、血與火、生與死、光明與黑暗、正義與邪惡交織斗爭的時代,是中國由傳統的農業社會向近代工業社會轉變從而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引起急劇變革的社會轉型時代。這樣的時代,一方面為知識分子提供了展現自身智慧與才華的大舞臺,使他們能上演一幕幕悲喜交加、威武雄壯的歷史活劇;另一方面,也給知識分子的人生旅程設置了重重波瀾、障礙甚至災難,他們面臨著政治權勢的武力淫威、幾千年傳統文化的巨大惰性、社會普遍的蒙昧混沌……這究竟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幸運還是不幸?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積極關注政治、甚至掀起參政熱潮,大都與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有關。巴黎和會的外交失敗、東北三省的驟然淪陷、盧溝橋畔的隆隆炮聲,都以急迫的形式告訴人們: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危險的關頭!深重的民族危機激發起知識分子強烈的救亡變革心理,催逼著他們走出書齋,走向政壇。羅家倫的參政入世也是與這樣的時代背景聯系在一起的。他是1919年“五四”運動的積極參與者與組織者之一,他把一個五四青年的救國熱忱融入了這一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愛國運動。三、四十年代,為了使中國早日擺脫日本的侵略,他盡心盡力地辦學、辦報,為抗日救亡獻計獻策,從教育、文化、外交等多個方面為救亡出力。他辦理中央政治學校、清華大學和中央大學,主要的出發點在于培養救亡與建國人才,提高民族素質。他對人生觀問題的關注和思考體現了他的“思想革命為一切社會改造之首”的基本觀念。他探討民族理論的主要目的也是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富強和現代化。可以認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富強與復興是羅家倫畢生關注的核心問題,而不斷強化的民族危機則是促使他關注政治并參政入世的重要因素。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參政熱潮固然與外界客觀環境的刺激有關,但同時也與他們內在的文化心理結構有密切聯系。具體來說,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大都繼承了傳統士大夫的憂患意識和積極入世精神,傳統儒家“為王者師”、經世致用的政治文化理念深深地浸潤在他們的內心深處,成為他們的“集體無意識”。羅家倫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如果從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代籍考察,可以將羅家倫歸入五四一代。②他幼年讀過四書五經,受傳統文化影響甚深。雖然也有長達六年的海外留學經歷,有很好的文史哲的專業訓練,對西方文化有比較完整、透徹的認知,但傳統文化由士而仕,由“修身齊家”進而“治國平天下”的傳統士大夫情懷仍潛藏其內心深處。一旦遇到亡國滅種的瓜分威脅,其內心強烈的憂患意識和“以天下為己任”的救世精神就前所未有地高漲起來,驅使他自覺地承担起時代賦予的救亡重任。羅家倫曾在《知識的責任》中指出:“身為知識分子,就應該抱一種舍我其誰至死無悔的態度,去担當領導群眾繼往開來的責任。當民族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知識分子的責任尤為重大。范仲淹主張‘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必須有這種抱負,才配作知識分子。”③出于這樣的文化心理,在民族危急的情況下,將直接參政作為挽救危亡、同時也是為了實現自己“治國平天下”的終南捷徑,就成為許多類似于羅家倫這樣的知識分子的一種選擇。
  二、政治與學術的雙重關懷及其困境
  1927年,就在留學歸國后不久,當北伐軍勝利進軍長江流域之時,羅家倫懷著經邦濟世的雄心壯志,加入了國民黨,并隨后成為蔣介石的親信。在一段時間內,羅家倫得到了蔣介石的寵信,先后担任過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宣傳委員會副主任、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外交委員會委員、教育委員會委員等眾多行政職務,甚至做到考試院副院長和總統府國策顧問這樣的高位。但一旦深入實際的政治,羅家倫才發現,中國的政治遠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樣簡單。他對國民黨內拉幫結派、鉤心斗角、明爭暗斗的場景了然于心,也曾就國民黨的腐敗、保守、效率不高等問題對蔣介石委婉“上諫”,但他的“諍言”對實際政治的作用微乎其微。從羅家倫在國民政府中的地位、身份和作用來看,他充其量不過是蔣介石身邊的“幕僚”。他的職責是在適當時機對若干事件提供咨詢和建議,至于能否采納,就全看蔣介石的意愿了。盡管羅家倫也曾受到蔣介石的信任和重用,但總的來看,他雖身在政府,但并不能對國民黨的重大政治決策、軍國大事有與聞和決策之權,他的實際角色只能是“局內的局外人”。④相對于退居學海的知識分子而言,他已身在“局內”,但相對于國民黨高層決策者而言,他依然不過是個處于政治邊緣的“局外人”。他的這種角色,有點類似于布爾迪厄所說的“統治階級中的被統治者”。⑤羅家倫從政的這種尷尬局面不僅是因為干政治不是他的專長,他對實際的政治并不十分了解,他自己并非一個純粹的政客,而且因為近代中國的政治始終是與以武力為后盾的權勢聯系在一起,國民黨的統治始終未脫專制、獨裁的軌道,這與他心目中理想的西方民主政治相去甚遠。羅家倫自己思想中的一整套社會改造方案與現實社會往往格格不入。這樣,一方面是追求理想政治而不得,另一方面卻還必須對現實的腐敗政治忍氣吞聲。這種內心的煎熬伴隨著國民黨政權的腐敗、專制、獨裁的日益加劇而不斷加深。在這種情況下,他只好自求清高、潔身自好。他曾多次對好友陳紀瀅說:“在政治方面,我是特立獨行的!”⑥但這樣做又使他與一些政治權勢者矛盾加深,致使遭到各方面的排擠、刁難和報復,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羅家倫內心深處的痛苦可想而知。可見,經常抱定書生之見的羅家倫在從政方面并不成功,反而陷入了無盡的煩惱之中。
  另一方面,羅家倫也始終沒有忘記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應當承担的文化責任。科舉制度廢除后,知識分子的職業出現了多元化趨勢。近代知識分子開始自覺地認識到,知識分子建功立業、實現自我價值的基點不必像傳統士大夫那樣投射于政治,而應當放在對學術、文化的追求上,即“以學術為業”。在西方學術文化的沖擊下,在科舉制度廢除、新式教育、知識分子群體開始興起的情況下,知識分子開始了向知識回歸的新的角色認同。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羅家倫受到五四時期知識界“以思想文化解決問題”的文化改造模式影響,逐步形成了文化救國、教育救國、學術救國的信念。早在1920年,他在分析了學生運動的成敗得失后,就明確指出了五四青年今后應當走的兩條道路:一條是社會運動,即投身政治、投身群眾運動;另一條是文化運動,丟開一切事情不管,先充實自己的學業,然后再去建立中國強固的學術基礎。他并且認為自己的天性是在求學方面見長,希望將來能致力于文化運動。⑦此后,他出國留學,在學術和文化方面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回國后,雖很快加入了國民黨,但他所從事的工作主要限于文化、教育和學術領域。他希望從文化方面著手,替中國政治變革和社會改造奠定良好基礎。這一思想與胡適的社會改造模式基本相同。他積極辦理清華大學和中央大學,將學術獨立作為民族和國家獨立的基礎。抗戰期間,他繼續注重從文化上做救亡圖存的努力。對中國傳統人生觀的改造、對中央大學“創立有機體的民族文化”使命的提出,都體現了他作為知識分子的文化關懷。羅家倫將自己努力的重點始終放在文化、學術和教育方面,說明他自覺地意識到了自己作為知識分子的文化創造者的職業角色。毛子水指出,羅家倫是真正的書生,“他時時都秉有讀書人的風范。做官不是他的喜好,讀書才是他的興趣。”⑧正因為如此,他對中國近代文化的主要貢獻就體現在他的辦學和著述上。作為國立清華大學的首任校長,他對清華大學的悉心辦理奠定了清華日后發展的良好基礎;⑨他担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10年,由于他的艱苦努力,“方使中央大學在民國二十年學潮迭起,面臨停課解散的厄運和經過轟炸、播遷等漫長而艱苦的八年抗戰,卻能強固茁壯,發揚光大,浸漸成為大后方最大的學府,奠立了中大安如磐石的基礎。”⑩中央大學為抗戰培養了大批人才,對國家民族有重要貢獻。至于他對中國傳統人生觀的現代闡釋和改造、對中華民族特性及其未來發展道路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借鑒和參考價值。從羅家倫的一生來看,在思想文化方面尤其是辦理大學教育的貢獻是他一生中最為突出,也是對近代中國產生重要影響的歷史性貢獻。
  羅家倫既有強烈的政治關懷,又有濃厚的學術興趣,但二者之間的沖突和矛盾也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成為近代中國壓倒一切的歷史主題,這就使得一切文化、教育與學術事業都必須為救亡圖存的歷史任務服務和讓道。正如五四的啟蒙是為救亡服務的,任何學術或文化努力的最終目標都是為了政治的變革和社會的改造,是一種“迂回”前進的無奈選擇;另一方面,文化、學術事業自身的發展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但在滿目瘡痍的近代中國很難具備適合學術發展的環境和條件。而且,文化和學術事業的發展還經常受到政治強權的粗暴干涉。換言之,從政或是為學只能是魚與熊掌,二者不可得兼。在這種情況下,許多知識分子選擇了“學術救國”、“教育救國”、“文化救國”、“科學救國”的道路,這既是為了履行知識分子文化創造者的本來職責,避免走上充滿險惡的從政道路,也是為了彌補自己在匡時濟世上的失職或欠缺,恢復自己失卻了的心理平衡。羅家倫在從政的同時,將中心旨趣“集中于教育文化學術工作”,也是出于這種考慮。但即便如此,也難以擺脫政治與文化之間的嚴重沖突,他的文化努力經常受挫。1930年,正當羅家倫準備在清華大學努力實現其“學術化”的目標時,北方政局劇變,致使他被逼辭職;1941年,他在就任中央大學校長的第十年最終卸任。此舉原因雖多,但與國民黨內部的派系之爭不無關系。三、四十年代,羅家倫在檢討中國近代教育時曾指出,教育是政治的反光鏡,教育不良直接影響到政治的不良,但政治不安定、不上軌道對教育的影響,較之教育之反射于政治的影響,來得更快更大。“往往因為政治上的復雜情形,腐敗的積習,使得教育全陷入紛亂狀態。”(11)多年“教育救國”的實踐也使他認識到:政治搞不好,教育也搞不好!”晚年,他在臺灣發起簡體字運動,不幸又被險惡的政治風浪所淹沒。羅家倫文化努力的屢屢受挫正是近代中國歷史情境下政治與文化之間沖突的表現。實際上,就羅家倫的一生來說,他始終在政學之間徘徊、周旋。其人生歷程總體上呈現出求學(1897-1926)——參政(1927)——辦學(1927-1941)——從政(1942-1950)——治學(1950-1969)的生命軌跡。這種政學之間的頻繁轉換顯然夾雜著諸多政治方面的因素,多數情況下也是出于無奈,且伴隨著內心的痛苦與煎熬。每當他卷入政海時,卻始終對教育文化本業懷著深深的眷戀之情,尤其是當他從政的努力受挫和失意之時,其內心深處的痛楚和煎熬就更為劇烈。但一旦真的退歸學海,在民族危機的警報聲中,他也難以達到內心的寧靜和心靈的超脫。這樣,他的主體自我陷于永無休止的沖突之中。對于羅家倫在政學之間的經歷及其影響,臺灣學者王聿均指出:“他(指羅家倫——引者)在學問上是一位‘邊緣的人’,也是一位但開風氣不為師的人。他并非專家,實為一通才。此種情形,不僅見于學術方面,亦見于政治方面。他對政治甚有興趣,動機不外是憂國憂民的孤憤情懷。……他只是政治上的理想主義者,對于現實政治,并未做透徹的了解。所以他在言論上的貢獻,大于實際事功的貢獻。”(12)這樣的論斷,大致是準確的。
  細察羅家倫一生的思想軌跡,不難發現,他從政之前與從政之后的思想有不小的變化。或者說,參政之后,由于受到國民黨意識形態和黨派立場的影響,他的思想較五四時期有相當大的倒退。這種倒退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從思想文化和學術上為國民黨一黨專政和專制政體提供理論依據和羅家倫自身思想上的倒退。就前者而言,五四時期的羅家倫是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他對新思潮的敏銳把握、對文學革命的鼓吹助陣、對“五四”運動的熱心參與以及對社會改造的積極關注,體現了一個知識青年探索新知、追求理想的生命軌跡。但是,自從加入國民黨之后,一方面由于自身社會地位、政治立場的改變,另一方面由于受國民黨官方意識形態和國民黨對言論、思想的控制政策的影響,他的一些觀點與國民黨統治集團的意識形態之間開始表現出一致之處。對此,雖然在某些方面(如抗戰期間對于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倡導)可能是出于巧合或“不自覺的一致”,但也無法排除羅家倫主觀上向國民黨自覺靠拢的可能。當然,大多數情況下,他對這些問題的闡釋都是以“學者“的身份和“學術”的立場出現的。在許多文章或演講中,羅家倫都利用自己的學識為國民黨的統治理念進行了一定的“闡釋”,使其具有一定的“學術性”和“科學性”,從而更有利于維護國民黨的統治。例如,1934年,他在南京發表題為《新生活運動中禮義廉恥的意義》的講演,大談特談所謂“禮義廉恥”、“四維八德”的傳統道德,宣揚“新生活運動就是訓練國民實行禮義廉恥的運動”。要求一般國民養成良好的習慣,“整飭國家的紀律,來維持社會”。“這樣的宣揚顯然帶有要求全國人民老老實實做順民,服從國民黨的統治秩序的意圖。抗戰期間,他多次宣揚“先盡人責,再談人權”、“能全能受命”的思想,倡導充滿生力的、意志的、強者的生活方式,多次贊美軍人的整齊、敏捷、服從命令的美德,并主張民族的國家就是中華民國等觀念,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他和國民政府的一致之處。這種利用自己的學識為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做闡釋的工作無異于“幫忙的奴才”,反映出羅家倫入閣后思想上的落伍。
  羅家倫自身思想的倒退也非常明顯。五四時期,對于當時盛行的西方的科學、民主、自由、個性解放等思潮,羅家倫鼓吹不遺余力,在當時也曾產生了相當的影響。但加入國民政府之后,由于國民黨政權的專制性質,羅家倫自覺地認識到,在國民政府中談論“民主”是不適宜的。此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他只談文化、科學、人生觀、民族、國家利益,而很少談甚至根本不談民主了。直到晚年,出于對國民黨專制、復古政策的不滿,他才有限度地重新拾起“民主”的招牌,做必要的開掘。但在當時的臺灣,也只能是秋蟲之鳴,難以產生大的社會影響。另一方面,五四時期和歸國之初,羅家倫的思想總體上可以歸入“西化派”的行列。他的學術、思想總體上體現出較為強烈的“西化”色彩。但入閣之后,在國民黨倡導的儒化三民主義的影響下,羅家倫的思想也漸趨保守。他在思想文化方面逐漸退回到了傳統的儒家文化與道統之中。例如,他的《新人生觀》雖然引進了運動家的風度、榮譽的生存、競爭意識和強者人格等西方觀念,但仍以傳統的“三不朽”論作為人生意義的闡釋基礎。晚年羅家倫更是一度竭力頌揚孔孟之道的價值,體現出思想上的“變通”、“圓滑”和倒退。
  三、雙重困境下知識分子的主體抉擇及其命運之分野
  透過上述分析可以發現,在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一旦進入權力中心,政治權力和統治者的意識形態會在無形中“腐蝕”、“瓦解”知識分子原有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其結果只能是:要么使自己的思想同化于權勢群體,要么做一個在權勢者的思想信念與自身的價值觀念之間不斷“戰斗”的痛苦的“兩棲人”。還有一種選擇就是遠離權勢,退隱書齋。顯然,羅家倫選擇了留在政治權勢網絡中。這樣的選擇對于有著一套自己的獨立思想信念的他來說,只能面臨著自我的“異化”和人格的“屈尊”。歷史的遺憾只能由羅家倫自己負責。
  政治與文化之間的沖突給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帶來的困惑還遠不止此。有學者指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面臨著無窮無盡的“斯芬克斯之謎”和難以索解的現實悖論:“搏擊政海兼善天下與隱居學界獨善其身、變革政制求得‘根本解決’與啟迪民智徐圖社會改造、強化國權以維系國家的統一安定與高揚民權以爭取個性解放、為信念之純潔超然于現實功利之上與求經世致用介入世俗妥協之中、在良心的召喚下不惜震駭一時的犧牲與在痛苦的屈辱中堅持更加韌性的抗爭……”(14)然而,歷史雖然給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提供了相同的時代條件和社會氛圍,但究竟如何選擇歸根到底仍取決于主體自身,即作為個體的知識分子對政治、事業、人生和文化問題的認識。就對待政治與學術的態度及其結果而言,在相同的歷史條件下,不同知識分子的不同選擇就會帶來大相徑庭的結果。我們可以將胡適、傅斯年、蔣廷黻與羅家倫的人生選擇做簡要的比較。
  作為羅家倫的老師兼朋友,胡適對自由主義信念的堅持、對實驗主義方法論的宣揚、對“健全的個人主義”的闡述及其漸進改造的社會文化觀對羅家倫均產生了重要影響。在近代中國的諸多困惑面前,胡適的選擇與羅家倫有所不同。胡適一生也始終在政治與文化之間痛苦躑躅。從留學歸國之初的“二十年不談政治”到1919年的“問題與主義”之爭,胡適堅持在為學的同時不放棄“言論的沖動”。從20年代的“好人政治”到新月時期與國民黨的論戰,再到抗戰期間應邀任駐美大使,直至晚年仍為臺灣國民黨政權做“諍臣”,胡適始終沒有實踐其早年“為學問而學問”的承諾。盡管如此,總體而言,胡適基本上堅守住了“講學復議政”的立場。雖然國民黨政府再三邀他入朝,但胡適始終表示愿“保存這一點獨立的地位”。正因為胡適堅守住了這一底線,又因其對新文化運動的倡導之功和對自由主義理念的闡揚,雖然人們對他的政治立場、學術貢獻乃至學者人格褒貶不一,但卻不能不承認胡適在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胡適的精神生命不是以幾十年來衡量的,胡適的思想價值也不是由片斷的歷史所決定的。……他所奮力開拓的新文化運動,實已成為中國現代化運動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預見,作為思想啟蒙的先驅,胡適所提出的那些具有現代意義的思想命題,仍將在中國人民追求現代化的歷史過程中熠熠閃光;胡適的歷史形象也將在時間的檢驗中,愈見愈大。”(15)
  傅斯年是羅家倫最好的朋友之一。二人早年同在北大讀書,一起創辦《新潮》,又一同留學歐洲,在學術、志趣和性情方面頗為相投。傅斯年畢生以在中國建立“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自居,創辦了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并先后任北京大學、臺灣大學校長。在政治與學術方面,傅斯年同樣選擇了“教育救國”、“學術救國”,與政治保持了適當的距離。雖然傅斯年在政治上堅定地反對共產黨,傾向于國民黨,并一度與國民黨高層保持密切的聯系,但他始終沒有加入國民政府,而將畢生的精力奉獻給了中國近代教育和文化事業。唯其如此,傅斯年才能在學術上成為近代中國有名的史學家,并因此而載入史冊。
  再來看看羅家倫的另一密友蔣廷黻的情況。蔣廷黻早年留學美國,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其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國近代史。1930年,應羅家倫之邀,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蔣廷黻對中國近代史尤其是外交史有過精細的研究,他留下的著作雖然不多,但一部薄薄的《中國近代史大綱》已足以使他名留青史。“蔣廷黻對現代中國史學的貢獻,不僅在于他是中國少數幾位近代化研究的開拓者之一,而且在于為起步不久的近代史研究建構了一個可資參考的分析框架和通史體系。”(16)蔣廷黻對政治同樣極為關注,懷有強烈的入世之心。因此,1935年,當蔣介石邀請他出任行政院政務處長時,蔣廷黻欣然應召入閣。隨后,又出任中國駐蘇大使、臺灣蔣介石政府駐聯合國大使等職務。在積極入世、敢于担當這一點上,蔣廷黻與羅家倫并無不同。他們的參政并非為謀取高官厚祿,而是將政治作為一種志業。但因為他們都不是穩健、保守的技術官僚,因而在官場上作為有限,最終只能成為“局內的局外人”。
  在面臨著政治與學術的兩難抉擇時,胡適、傅斯年基本堅持了“講學復議政”,兩人均在學術文化方面留下豐碩的成果。蔣廷黻則是前半生治學,后半生從政。在入仕之前,他致力于近代外交史的研究,在學術界服務數年,最后留下《中國近代史大綱》這樣有影響的學術作品。相比之下,羅家倫雖也打下了良好的學術根基,但他自留學歸國即直接參政。雖然他也將主要精力致力于教育、文化和學術領域,以辦學、研究為己任,但一入政府,畢竟身不由己。大量繁瑣的行政事務耗費了他的許多精力,復雜多變的政治局勢和錯綜復雜的官場糾紛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的學術研究。而且,身在政府之中,他的研究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很難得到當時學術界的認同。羅家倫雖然在多方面“皆有精湛的創見”,但“甚鮮作專門而深入的研究”,因而沒有留下多少經得起時間檢驗的重量級學術作品。在對中國近代學術、文化乃至思想界的影響方面,盡管羅家倫的著述中不乏閃光之作,但與胡適、傅斯年等人相比,其影響力終究有限。
  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是永遠處于學術與政治之間的。一方面,他必須與現實政治保持一定的距離,以一種超越的姿態專注于文化的創造、建構與傳播。這就要求知識分子的關懷必須超越于世俗之上,排除某些功利性的干擾,做到“為學術而學術”。另一方面,知識分子并不僅僅是從事抽象符號生產或傳播的人,他還必須成為真正的“社會良心”。他應當運用他的學識、智慧對國家政治及社會公共事務進行批判和反思,這就要求知識分子還應當保持一種介入的姿態,肩負起批判社會、監督政府、影響輿論的社會使命。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大多數都自覺意識到了自己的雙重角色,他們也深切地感受到這二者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因此,極力希望在超然與介入之間保持一定的平衡。但在深重的民族危機面前,大多數人都不同程度地選擇了介入,只不過介入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既有少數像陳寅恪、王國維這樣相對“超然治學”的學者,也有許多像胡適、傅斯年這樣“輿論干預”的選擇,還有不少“直接參政”的介入者,如羅家倫、王世杰、朱家驊、蔣廷黻、陳布雷、翁文灝等等。對于羅家倫的直接參政及其對國民黨政權的維護與認同,歸根到底恐怕還是他內心深處儒家經世致用的文化心理起作用的結果。中西文化的雙重熏陶使羅家倫的社會身份、文化教養乃至思想靈魂都是雙重的。他的觀念意識雖然大都是西方的,但他的心態結構、行為模式卻依然是東方的。“羅志希先生是一個深受中國舊文化浸漬——甚至可講被陳年的中國傳統文明釀熟了——的典型人物。他不只舊的文學根底很好;并且在意識形態上、生活情趣上,沒有脫傳統文明的臼。我們常笑志希老可能幼年時受到‘狀元宰相’思想的影響。這可以從他喜歡散文、發議論、草宣言看出來。在某些地方,他的行誼很有點模擬的像范仲淹、王安石。從另一個角度看,他頗具濃郁的溫柔敦厚的詩教氣質。……彬彬有禮的羅志希先生,真可說是滿帶中國舊世家書卷氣的大學士型人物。這是不折不扣的。”(17)從某種意義上說,羅家倫之所以放棄了自己早年“講學復議政”的立場,就是由于過分迷戀介入,從而喪失了與超然的平衡,最后跌入不可自拔的泥沼。他年少氣盛,急于用世,艷羨功名,渴望“立功”,這正是由于他心理深層的儒家意識作祟的結果。正因為如此,即使在發現國民黨腐敗、專制、保守甚至無可救藥時,羅家倫依然執迷不悟。盡管他有自己的理想,有對高尚人格的追求和知識分子的強烈使命感,但在殘酷的現實面前,對社會地位、政治權勢、生活環境乃至生命安全的考慮使他缺乏奮起抗爭的勇氣,反而不惜降低理想、違拗信念去順應現實,以至越陷越深,最終走上了一條令人遺憾的道路。在他自己看來,這樣做仍然是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前途,殊不知實際上只能起到助紂為虐的歷史效應!這正是羅家倫的悲劇所在。
  羅家倫的人生經歷及其遭遇揭示了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角色與地位的歷史困境。他力圖將知識分子的政治關懷與學術關懷結合起來,這本來無可厚非。但他希望在政治權勢和文化學術之間求得平衡,或者說,他寄希望于在政治權勢內部實現其文化追求,這不僅在近代中國,即使是在多元化的當今世界恐怕都是一個巨大的挑戰。21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能否對自身的角色、身份和地位做出準確的定位?但愿,這不再是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
  (本文的寫作得到北京大學歷史系歐陽哲生教授、朱孝遠教授及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許紀霖教授的指導。)
  收稿日期:2007-02-18
  注釋:
  ①羅家倫(1897-1969),字志希,浙江紹興人。新文化運動時期《新潮》雜志的創辦者之一,“五四運動”重要的組織者,后留學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柏林大學、巴黎大學、牛津大學等多所世界知名學府。歸國后歷任國立清華大學、中央大學校長、國民政府新疆監察使、中華民國首任駐印度大使、臺灣國民黨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史館”館長等職,著作收入羅家倫先生文存編輯委員會編,臺北國史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6-1998年出版的《羅家倫先生文存》。
  ②關于中國知識分子的代籍劃分,可參閱許紀霖:《20世紀中國六代知識分子》,收入《中國知識分子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頁。
  ③羅家倫:《知識的責任》,收入《新人生觀》,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頁。
  ④“局內的局外人”是美國馬里蘭大學歷史系教授查爾斯·R.里利對蔣廷黻的評價,參見里利著,張新譯:《蔣廷黻:局內的局外人》,《檔案與史學》,1999年第3期,第72-76頁。筆者認為這一評價也適合羅家倫。
  ⑤布爾迪厄著,包亞明譯:《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布爾迪厄訪談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9-91頁。
  ⑥⑧《羅家倫先生文存》第12冊,第882,585頁。
  ⑦羅家倫:《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的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新潮》第2卷第4號,1920年5月1日出版。
  ⑨有關羅家倫與清華大學的詳細研究,可參看蘇云峰:《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1928-1937)》之第一章,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8-34頁。
  ⑩戴運軌:《悼念羅志希校長》,《中外雜志》第7卷第5期,1970年5月1日出版。
  (11)羅家倫:《民族與教育》,《羅家倫先生文存》第6冊,第591-597頁。
  (12)王聿均:《羅志希先生對史學與文學的貢獻》,《時代文摘》第15卷第4期,1987年10月1日出版。
  (13)羅家倫:《新生活運動中禮義廉恥的意義》,《羅家倫先生文存》第5冊,第418-426頁。
  (14)許紀霖:《無窮的困惑》,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9月第2版,第2頁。
  (15)歐陽哲生:《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之現代闡釋》,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37-438頁。
  (16)沈渭濱:《蔣廷黻與中國近代史研究》,《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4期,第74頁。
  (17)柳長勛:《悼念羅家倫先生》,臺北《“中央”日報》1970年1月4日,第9版。
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廣州95~102K4中國現代史馮夏根20072007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生存樣態/政治與文化的雙重關懷/羅家倫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面臨著雙重任務:作為社會的中堅和政治精英,他們須肩負起救亡圖存、改造社會的政治任務;作為文化的創造者和知識精英,他們又須承担起建構民族新文化的歷史重任。換言之,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必須一身兼任“文化人”與“政治人”的雙重社會角色,具備政治與文化的雙重關懷。遺憾的是,近代中國特殊的歷史情境使得政治與文化的雙重追求之間總是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與沖突,并由此導致近代中國知識分子難以擺脫的內心困惑與身心煎熬。作為近代中國典型的政學兩棲型人物,羅家倫的人生境遇及其思想歷程為我們解讀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存樣態提供了極好的范本。
作者: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廣州95~102K4中國現代史馮夏根20072007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生存樣態/政治與文化的雙重關懷/羅家倫
2013-09-10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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