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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發展研究中的文化回歸趨向辨析
政治發展研究中的文化回歸趨向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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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政治發展研究已經將近有半個世紀。在此期間,出現過學派層出不窮,著作汗牛充棟的繁榮景象。然而,這種景象很快就變成了困境。有人甚至宣稱,政治發展研究已是奄奄一息了。于是,當代政治發展研究出現了一種向文化回歸的趨向。這種趨向從最初的在政治發展領域內引入“文化”要素,到冷戰結束后對西方價值形態的“再度造神”,一直延續到目前關于國際政治和東西方文明之間關系的大討論,既深刻地反映了世界政治經濟的格局變動對學科研究的重大影響,也在根本上體現了當代政治發展研究學科歷史發展的軌跡。
      一
  早在本世紀80年代初,政治發展研究就出現了以引入“文化”要素來拓展和深化研究領域,亦即重新注重政治生活中的價值因素的研究取向。
  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塞繆爾·P ·亨廷頓就是這個研究取向的最早的代表人物。他在與邁倫·韋納合編的《了解政治發展》一文中就重點討論了“關于發展的文化問題”。在沿用傳統的政治或經濟模式難以解釋各個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的重大差異之后,亨廷頓開始認為“關鍵性的獨立變項是文化”(注:塞繆爾·亨廷頓:《發展的目標》,1987年(轉引自羅榮渠主編《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第352頁。)。但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樣, 文化是一個不易處理的、錯綜復雜的概念,在某種意義上還是一個政治科學家手中的后備概念(residual category),所以使用起來比較容易。 一旦其他概念都不適用時,人們就會求助于它(注:類似的問題也曾出現在中國的學術界。在90年代初對中國現代化的研究中,一度興起“文化”熱潮,即對許多無法明確解釋的問題全部籠統歸結為“文化”。于是,有人戲稱“文化”成為學術研究的“垃圾箱”,意指什么都能往里扔。)。亨廷頓列舉出世界上主要的九個文化族群,并精辟地提出每一個文化族群是否都有其獨特的政治經濟發展的目標模式這一問題(注:這和他5 年后引起廣泛爭議的《文明的沖突》一文中的分類大致相同。)。他認為非西方世界的各個社會應該建立更適合各國自身文化的現代社會模式。他指出,以往公認的發展目標只是西方文明的產物,在其他文化中“可能得不到什么支持”,因而沒有世界意義,也不存在先驗的全球意義的發展目標。“建立更適合各國自身文化的現代伊斯蘭社會模式、現代儒教社會模式或現代印度教社會模式的時機可能已經到了……第三世界在繼續推進現代化的同時,也有一部分深深卷入并致力于一個非西方化的進程。”(注:塞繆爾·亨廷頓:《發展的目標》,1987年(轉引自羅榮渠主編《現代化:理論與歷史經驗的再探討》, 上海譯文出版社,1993年,第350—357頁。)亨廷頓這種相對主義文化觀對于“西方中心論”的政治發展研究來說,確有一定的“反叛性”。但是,從總的傾向和此后的演變來看,他其實依然看重西方的文化或文明,并未給非西方的文明傳統以同等的重要性。
  盡管如此,當時政治發展研究的這種趨勢并沒有得到很好的延續,亨廷頓的“文化”取向研究也到此嘎然而止。因為當時的國際政治經濟局勢依然是以意識形態沖突為主要基礎,而且西方政治學研究主流觀念從未受到過嚴峻的挑戰,也根本沒有意識到“文化”或“文明”因素的重要性,這就注定了“文化”作為研究取向在當時政治發展學科中只能曇花一現。
  冷戰結束以后,為當代世界提供統一規劃的抱負似乎只能由西方文明來承担了。但是,為柏林墻倒塌而歡呼的聲浪尚未消失,種族、性別、民族、國家、跨國資本、大眾傳媒、全球化等概念以密集的方式涌現出來并很快成為當代世界的關注中心。它們還經常伴隨著對西方“倡議民主與自由主義為普遍價值,維持其軍事優勢與促進其經濟利益的種種努力”的譴責。(注: Huntington,  Samuel P. :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72(1993):31)當代世界圍繞這些問題而出現的文化、政治和經濟訴求嚴重地沖擊著以自由主義為核心的西方文化和價值觀念,并且在全球范圍內激發了以“尋求自主性”為標志的社會活動(包括民族主義、分離主義運動),進而導致了對現存政治制度和國際關系的嚴重質疑。剛剛為部分社會主義國家實踐的失敗而歡欣鼓舞的西方世界,不得不面對在“文化多元主義”籠罩下的另一種挑戰。
  與此同時,原有的理論學說已經逐漸喪失了解釋新的世界關系的能力。在后冷戰時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陣營的思維定勢迅速被拋棄,三個世界模式、邊緣與中心模式、移民理論、過剩與匱乏模式、消費與生產者模式等理論框架也不足以解釋當代世界的復雜性。而文化多元主義、民族主義以及反對殖民主義遺產的斗爭構成了當代世界論爭的中心問題。一方面是各民族國家的經濟和文化日益全球化,另一方面則是各種尋求自主性的社會運動的興起。用哈貝馬斯的話說,這些運動的集體政治目標“主要是從文化角度確定的,雖然其中不乏社會不平等、經濟不平等以及政治依附性等問題。 ”(注: Jurgen  Habermas:"Struggles for Recognition in the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 State",Multiculturalism: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Amy Gutmann,  Princeton,  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pp.116—117 )它們把西方中心主義看作是殖民主義的當代延續。但這些社會運動并不是簡單地反對西方文化霸權,而是以保存民族和文化差異性為根本目標。因此,阿帕杜萊概括說,“今天,全球互動的中心問題是文化同質化與異質化的緊張關系。”(注:Arjun Appadurai:"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Public Culture, Vol. 2, Spring 1990,p.5.)
  正是這樣的歷史背景使當代政治發展研究向文化回歸趨向的出現成為可能和現實。針對文化多元主義的世界圖景,西方政治發展學者的觀點迅速分化成兩類。一類以現實政治為依據,堅持西方中心主義的傳統訴求。由于蘇聯的解體,后冷戰時代迅速到來,他們的目光很快陷入了對西方文明的自我陶醉,重新鼓吹“西方中心論”。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美國前國務院官員、 現在蘭德公司任職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提出的“歷史終結論”(The end of History )。 (注: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1989.)1992年, 福山進一步將其觀點引申成名嘈一時的《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1992)。他認為冷戰的結束,表明西方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經濟體系等贏得了徹底勝利,同時也標志著與西方對立的其他意識形態體系的失敗,西方式的自由民主體制可能形成“人類意識形態的終點”和“人類統治的最后形態”,歷史不再會發展出更新的形態。這一理論實際上構成了當前日益蔓延的“文化霸權”的意識形態基礎。但1990年以后的國際關系發展證明,“回到黑格爾時代”只能是福山的空想。
  于是,另一類觀點便甚囂塵上,這就是亨廷頓于1993年發表并引起爭議的《文明的沖突》一文中提出的新沖突論 ( 注: Huntington, Samuel P.:"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72(1993):22—49)。在這篇文章里,亨廷頓在堅持文明差異的基礎上,第一次提出文明的沖突將取代意識形態的和其他形式的沖突,成為未來左右全球政治的最主要的沖突。同時,他還指出與沖突情形相對應,將出現同質文明內部的結合。該文在重申國際關系日趨非西方化之后得出結論:冷戰后已形成了“西方對抗非西方”的局面,未來世界沖突實際上將是儒教文明、伊斯蘭教文明一起同西方文明之間的沖突。《文明的沖突》遭到包括西方在內的許多學者的批評。對此,亨廷頓反問:假如不是文明,還會是什么?(注:Huntington, Samuel P. : "If not civilization, then what?"Foreign Affairs, November/ Devember1993, pp.186—194)并且賦予了自己的理論以“范式”(PARADIGMS)的涵義。在他看來,文化沖突的范式比其他范式(如兩極霸權模式、三個世界模式、富國—窮國模式、自由世界—共產主義集團模式等等)更能勾勒現實世界的輪廓,揭示本質的特征和解讀重要的事實。
  與此不謀而合的是,堅持西方中心論的理論也紛紛用文化研究裝點自己。美國著名的國際關系理論家約瑟夫·納伊把文化稱為“軟權力”(Soft Power),認為軟權力——文化、價值、信仰等——在當今國際關系中日益顯要。    而赫姆林克則直接提出了“文化同步化”(Culturalsynchronization)的概念, 實際上這是“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imperialism)的一種形式。 “文化同步”就是伴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和市場在全球范圍內的普遍化,要求宗主國文化的發展緊密地與接收國相溝通,當地的社會創造性和文化創造性進程進入混合狀態,或者被摧毀。詹姆斯·羅斯諾在《世界混亂:變化和繼承的理論》中索性就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所謂的“全球文化”(Global Culture)概念。它的核心就是西方的文化和價值觀念。面對文化因素所產生的事實上的“主權侵蝕”(Erosion of Sovereignty),西方和非西方又展開了許多關于“文化霸權”和“文化主權”的對話。1996年,亨廷頓出版了《文明的沖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并且在《外交季刊》上載文宣稱“西方是獨特的,不是普遍的”,號召西方團結起來,固守已有的文化傳統,進則用以抗衡現代化的非西方,退則用以鞏固美歐聯盟。(注:Huntington, Samuel P·:The West:  Unique,  not Universal,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1996. )這一觀點再次在全球范圍內引起爭議。這就使向文化回歸的研究趨向又掀起了新的風波。
      二
  當代政治發展研究中的這種文化回歸趨向的出現,更有學科發展的歷史必然。
  當代政治發展研究在圍繞方法論建構問題上發生過研究取向的分化。這種分化直接起源于對早期現代化研究中“西方中心論”的不同反思,并逐漸形成了兩大流派。一種是主流學派,主張價值與事實分離,學科中立,另一種為非主流學派,積極反對依附西方,宣揚重塑價值觀念。
  最初的現代化理論家都把現代化定義為“西歐和北美產生的制度和價值觀念從十七世紀以后向歐洲其他地區的傳播過程,十八世紀至二十世紀向世界其他地區的傳播過程”(注:勒納:“現代化”,《國際社會科學百科全書》第6卷,紐約,1965年,第324頁。),這實質上是把現代化簡單地理解為西方化。這種觀點從十八世紀以來一直在西方的許多著作中占有統治地位。它也控制了始于50年代初期現代化研究的當代政治發展理論。而當時的政治發展理論往往傾向于把政治發展進程界定為朝著西方式政治民主的發展。
  但是不久,這種具有明顯偏見并忽視各個不同社會內部文化傳統的價值觀,遭到了越來越多的批評。其中比較著名的如布萊克及其有關著作。他認為現代化是傳統的制度和價值觀念在功能上對現代性和傳統性互動關系的研究。由此,現代化研究出現了重要的轉折:其一,那種認為只有照搬西方的全部制度和觀念才能實現現代化的觀點被逐步拋棄;其二,對現代化靜態的研究開始被對現代化動態(互動關系)的研究所替代,“發展”概念凸現出來;其三,發展中國家嚴重的現代化中斷(Breakdown of Modernization)現象表明,缺乏成熟政治保障的經濟增長往往會給國家和社會帶來災難,傳統的現代化理論對此已經無法提供有力的解釋;其四,科學主義的主流思潮促使從事政治發展研究的大部分學者試圖擺脫價值判斷對科學研究的影響,開始只描述事實,而不再判斷政治體系的好壞,也不再說政治體系應該朝什么方向發展。阿爾蒙德和科爾曼的《發展中地區的政治》是這個轉折的標志。阿爾蒙德用“發達的”與“不發達的”或“發展中的”政治體制來區別現代社會和傳統社會(注:Almond, Gabriel and James S.  Coleman:  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P23—24),六年后,阿爾蒙德在他和C ·賓厄姆·小鮑威爾合著的《比較政治學:發展的研究方法》一書中又完善和強化了這個觀點。(注:Almond, Gabriel and G.  Bingham Powell: Comparative Politics: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Boston:  Little Brown, 1966.P13)
  1995年塞繆爾·亨廷頓在《世界政治》雜志上發表了《政治發展和政治衰敗》一文,正式區分了現代化和政治發展,認為把兩者等同起來太多地限制了政治發展這個概念的“時間和空間”,勢必縮小其經驗內涵。(注:Huntington, Samuel P. :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 WorldPolitics, 17(1965):P389—393 )在當時研究政治發展的學者看來,不同類別的政治體系之間,不存在“一類政治體系‘優于’其他政體”,而只是存在著可以用“經驗性的術語”來描述的差異。這種明顯的祛除價值判斷取向,集中體現在阿爾蒙德和C ·賓厄姆·小鮑威爾合著的《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一書中。(注:參閱阿爾蒙德、小鮑威爾:《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這一時期支持從現代化走向發展研究的學者都認為,當初最為重要的價值研究必須放棄,最重要的任務是開發一種理論框架,包括一套概念、范疇、術語和分析方法等,用以識別所有得到充分發展的政治體系。但正如阿爾蒙德所說,重視某一層次或某些問題而無視另一層次或另一些問題,這本身就意味著隱含的價值選擇。”(注:阿爾蒙德、小鮑威爾:《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第27頁。)因此,從事發展研究的學者表面上雖然主張價值中立,實際上依然把西方現有的政治體制看作是最優體制。
  因此,塞繆爾·亨廷頓在1971年發表的《導致變化的變化:現代化、發展和政治》一文認為,政治發展研究實際上依然是目的性的,而非描述性的,依然隱含著把自由民主制度看作是最優政體的價值判斷。(注:塞繆爾·亨廷頓:《導致變化的變化:現代化、發展和政治》,見《比較現代化》(布萊克編,上海譯文出版社,1996)第66—67頁。)他主張把研究工作的中心轉向六十年代末就出現的“變遷”研究。政治科學家作為科學家,必須努力去記錄政治變遷的原始的事實,何時發生,持續多久,向何處變化等。在一個國家或一些國家內發生的所有向或好或壞的目標發展的變化觀念,必須嚴格禁用。(注:塞繆爾·亨廷頓:《導致變化的變化:現代化、發展和政治》,見《比較現代化》(布萊克編,上海譯文出版社,1996)第79頁。)這樣,政治學家就可以沒有任何政治傾向地研究發展中國家大量政治變遷的事實了。
  至此,政治發展研究從努力擺脫西方中心論這一良好愿望出發,走到了另一個極端,試圖徹底祛除價值判斷,然而也恰恰因此陷入了新的困境。二戰以后,新興獨立國家面臨著經濟發展和政治發展的繁重任務,對于有關發展問題的知識有著巨大的需求。許多學者以現代發達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為藍本為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發展出謀劃策,但民主政治制度并未在這些國家生根發芽,許多國家連起碼的政治穩定都未實現,一直處于動蕩和混亂之中。經濟發展缺乏基本的政治基礎和保障,就難免一直經受貧困和饑餓的折磨。祛除價值判斷只不過是回避了現實問題,既違背了政治發展研究的初衷,也使其因缺乏解決問題的能力而喪失了影響力。
  在主流學派因為放棄價值研究而逐漸走向衰弱的時候,一個截然不同的依附理論學派發展起來了。它以激進的拉美學派(包括后來的世界體系理論)為代表,在70年代對政治發展研究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它完全反對西方式的商業共和國,絕不把西方國家看作發展中國家政治發展的目標。實際上試圖回答政治發展研究領域中的一個關鍵問題,即從西方社會抽象出來的一般理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擴展運用于非西方社會。
  和主流學派相比,依附理論主要是用經濟學理論來闡發對政治發展的認識,強調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濟關系對發展中國家政治發展的直接影響。首先,依附理論對“消除發達與發展中國家日益拉大的差距”這一正統觀念提出疑義,(注:“消除發達與發展中國家日益拉大的差距”援引自1974年5月1日《聯合國宣言》第一段。)認為這種觀念有一個先驗設定:只存在一種發展模式,只有一條通向進步和普遍福利的道路。發達國家的現有發展水平及其相應的社會形態,應被發展中國家樹為模式,并作為一個目標而加以接受”。其次,國際社會號召發展中國家消除它們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要求更多的外國援助,并向跨國公司敞開大門,實際上是在要求它們更快的西化。
  應該承認,依附理論為拉美發展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從此,經濟學家再也不能忽視政治學和社會學,政治學家也不能逃避經濟學和社會學了。它也促使發展問題的研究一方面逐漸注意發達國家的援助、貿易、投資以及跨國公司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后果,另一方面開始在經濟生產之外涉及社會的經濟分配問題。但是,依附理論也存在著嚴重的缺陷。它試圖在發展研究領域中擺脫西方中心論,重塑學科價值,固然不錯,但它的價值判斷卻明顯帶有狹隘的意識形態偏見。從理論上看,依附論并沒有將依附的特征形成概念,然后再系統地檢驗研究對象,甚至沒有給自主發展下一個明確的定義。理論標準的缺失和混亂,造成了依附論對現實不正確和片面的分析。從事實上看,依附理論因其漏洞百出而使它解釋問題的能力大打折扣。許多學者對1946至1973年美援條件下的拉美政治經濟進行考察,發現許多和依附論的預言相矛盾的情況。在80年代,許多拉美國家的專制政治紛紛垮臺,民主制度得以建立。同時,許多發展中國家如東亞四小龍等都迅速發展起來了。這些國家恰恰都是嚴重依賴發達國家的投資,又嚴重依賴跨國公司的國家。理論的缺陷和現實的矛盾,很快擊碎了依附論者試圖努力在政治發展領域重塑價值判斷的愿望,使依附理論到80年代就逐漸衰敗下去。
  可見,當代政治發展研究的文化回歸現象誠如下圖所示,是因為經歷了學科研究目標分化的歷程之后為擺脫嚴重的困境而出現的,可以被理解為是西方政治發展學者為擺脫困境所選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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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誠然,以享廷頓為首的西方學者在政治發展和國際政治研究領域內對文化或文明要素的闡發,是在繼承諸如湯因比等前人思想的基礎上,為現代政治發展學科研究引入一個新的觀察維度,具有一定的開創性和不容忽視的學術價值。它符合當前文化問題在全球日益敏感的大趨勢,也為分析和判斷冷戰后的國際政治經濟現象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遺憾的是,為擺脫困境而向文化回歸的研究取向,又使政治發展研究回到最初的困境,為當前引起爭端的文化擴張主義、文化霸權的崛起提供了理論基礎。到此為止,轉向文化研究的政治發展理論實際上已經不再關注發展問題了,它重新陷入了西方中心論的泥潭,其缺陷和弱點是非常明顯的。
  喊出振聾發聵的“歷史終結論”的福山,實際上采用的并不是真正的歷史分析,而是哲學意義上的論證。這個哲學論證建立在他的“無須論證”的前提下,即西方文化和價值觀念是人類社會的最后形態。這個前提是否成立,即便在當前西方學術界尚存疑問。芝加哥大學歷史學家威廉·H·麥克尼爾(William H.McNeil)直言,福山“根本就錯了”。(注:William H.McNeill."History Over, World Goes On. "  The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Jan. 26 1992, p.14, Col.1.)因為他用來支持自己論點的所謂“歷史教訓”,竟然大部分是站不住腳的。福山新近出版的著作《信任》(TRUST), 通過貌似公允的比較東西方文化特性的形式得出一個結論,只有西方社會所孕育出來的“信任”文化才和現代化之間具有必然聯系,從而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否定了非西方文化具備現代性的可能。顯然,這個論證過程的前提和“歷史終結論”如出一轍,而且還暴露出了福山本人對東方文化形態的無知和妄猜。雖然他沒有直接主張“文化霸權”戰略,但是既然他認定西方的意識形態已經成為歷史發展的終點,那么其理論必然構成了“結束主義”(endism),連亨廷頓都斥之為“危險的、富有破壞性”的理論,因為它提供了一個歌舞升平的假象。(注:Huntington, Samuel P."No Exit: TheErrors of Endism", The National Interest, Fall 1989,p.10.)
  在亨廷頓看來,1989年以后出現的所有“結束主義”的觀點,雖然不乏真知灼見,但都“忽視了一個至關重要的、甚至中心的因素”。(注:Huntington, Samuel P. :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 Foreign Affairs, 72(1993):22 )這一因素就是亨廷頓自己竭力渲染的所謂“文明沖突”。但是,他在宣稱“西方文化的實質是大憲章,而不是大麥克(Magna Carta, not the Magna Mac )”的時候, (注:Huntington, Samuel P.: The West:  Unique,  not  Universal,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 December 1996.p.29. )忘記了一個根本的概念,這就是:大憲章是不能和大麥克截然分離的。首先,文化產生于人類的行動和思維。“人類的生態和自然環境為文化的形成提供物質基礎,文化正是這一抽象的歷史凝聚。”(注:克萊德·克魯克洪等:《文化與個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7頁。)而且是必然表現于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傳統要素或隨意性要素”,這其中包括一個民族與他民族的接觸。亨廷頓則完全拋開文化的社會生活基礎和形成的歷史過程,將其抽象為一系列被抹掉社會生活和時代特性的概念,并與非西方文化——也作了同樣抽象——進行簡單和空泛的比較。這種忽視“各民族世界或文明世界研究”的傾向早就遭到過歐洲思想家維科的批評。(注:維科:《新科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第134—135頁。)西方文明的形成本身就是一個不同文化之間不斷接觸、融合、揚棄的發展過程,它實際上包含了多種文化要素。許多西方學者就指出,在具體的文化和文明之間的確存在差異,但這種差異是“程度的差異而不是種類的差異”,“以歐洲文化標準作為比較標準,甚或作為人類價值的普遍尺度是毫無意義的。 ”(注: Frederick  M.  Barnard: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in Modern Times, in Phili P. Wiener,ed.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New York 1968, P.618.)其次,  關于文明沖突的推導,  是建立在嚴格的“假設推論”(hypothetical corollary)基礎之上的。亨廷頓以歷史化約主義所得到的斷然結論是難以成立的。(注:周弘、劉靖華:《評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歐洲》1997年第5期,第80—81頁。)文化是一個變動著的活生生的實踐過程,而不是歷史化約主義者演繹出的幾個概念或幾個特點就能分梳厘定的。任何文明都有普遍和特殊兩面,文明并不必然是沖突的。同時,西方和非西方世界的文化史也說明了文明之間的融合和良性互動是避免文明之間隔閡、沖突的根本動力源泉。亨廷頓一定意義上繼承了湯因比的思想,但他遠未達到湯因比開放、高遠的心態和學術境界,他是從自己設定的“當代世界正在非西方化”的前提中獲得恐懼并作出斷言的。
  對于文明沖突論的爭議實際上使曾經一度擺脫過西方中心論的政治發展理論重新蒙上西方中心論的陰影,并在很大程度上為后“冷戰”時代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沖突提供了人為的理論依據。在文化多元主義的現實背景下,無論是“結束主義”還是“文明沖突論”,都是從西方中心論的前提出發,以不同角度忽略和否定非西方文化的意義,并緊密結合當代世界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發展優勢,試圖從文化或者文明角度掀起再度為西方中心論造神的浪潮。這種所謂“學科價值的回歸”會把政治發展研究引向何方呢?
  第一,就政治學作為一門學科而言。
  政治科學作為科學,在本質上是否能夠進行“價值判斷”?這一問題,政治學者一直處于兩難境地。從科學的角度來說,政治科學的目的是真實、理性地闡釋政治現象,把政治現象看作是一種客觀存在物。作為科學家,他們認為先入為主的意見總是非理性的,所有道德判斷都是相對的,科學地研究道德要求是不可能的。因此,作為科學的政治科學家,不可能也不應該研究價值問題。然而,從政治生活的本質來看,政治生活顯然涉及到對、錯以及一系列互相關聯、互相沖突的道德要求。因此,作為研究政治的政治科學家,不得不研究這些道德要求。這種角色的矛盾構成了政治發展研究發生價值取向分化的內在基礎。
  行為主義的沒落足以證明,政治學是不應該也不能拋棄價值取向的,否則就會喪失其作為學科的內在生命力。對于政治發展研究,恐怕最重要的就是為政治發展研究尋找政治哲學基礎,為政治發展研究提供成熟的價值理念和方法論,使政治發展的實證研究與政治理論聯系起來。不切實際的價值中立和種種帶有這樣那樣狹隘偏見的價值取向,顯然必須放棄。當代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經典原著告訴我們,以世界名義出現的各種觀點實際上均有其價值,而人們所普遍欣賞的種種普遍理性,在特定條件下實際上也是可以懷疑的。這樣就回到了現代自由主義政治學的本源,意味著要反對所有極端的期望,即希望通過理性來設計方案,通過強有力的政權來推行,在發展中國家實行自由民主的憲政制度。重新理解和借鑒自由主義政治哲學,應該可以為政治發展研究提供更富有活力的政治理論基礎,使之走出困境。比如,哈耶克提出的文化規則的進化論辯,就是既反對建構論的唯理主義,又反對“放任自由”。(注:弗里德利希·馮·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三聯書店1997年,上卷,第38頁。)
  第二,就政治發展作為人類實踐而言。
  當代政治發展的困境,從根本上講是理論的困境,同時也是現實的困境。西方的現代化歷程是一個完全合乎其歷史邏輯的過程,它的形成在于西方政治、經濟、歷史、文化、宗教等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和互相協調。然而,當人們將西方這種由“自然發展”所形成的政治模式同它背后的社會經濟背景割裂開來,并盲目地賦予其一般的普適意義時,現實的困境就被預言了。不同的發展邏輯必然隱含不同的政治目標。戰后至今,雖然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經濟上逐漸趨同于世界經濟體系,但是它們在政治、歷史、文化、社會等諸多領域與西方的巨大差異,導致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進程走的是不同于西方歷史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為現代化付出的政治代價實際上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落后的政治必然和迅速納入成熟的經濟發展體系發生尖銳的矛盾。而當代政治發展研究恰恰忽視了這種邏輯的分裂和沖突,一廂情愿地試圖將西方的政治目標強加于發展中國家而最終一無所成。過去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現在所謂向文化回歸的趨向,必然表現為西方自由主義和世界范圍內文化多元主義的遭遇。這不僅不可能為西方自由主義的至尊地位鋪平道路,甚至反過來使西方自由主義面臨可能解體的危險。因為它既嚴重忽視了非西方文化在現代化語境中的內涵和意義,也使自由主義本身與資本主義經濟形態最終消滅差異性這一特質之間的矛盾更加惡化。(注:參見汪暉,陳燕谷主編:《文化與公共性》,三聯書店1998年,導論部分。)
  可見,向文化回歸的趨向及其影響,預示著當代政治發展研究已經處于一個急待大變革的階段。新的政治發展研究關鍵不是回答現代化需要什么樣的政治或者什么樣的政治才能達到現代化,也不是回答以什么樣的特定價值觀念或文化為代表的政治制度具有優越性和普遍適用性,而應當回答在特定的社會條件下和歷史階段中,政治如何通過自身的調整與社會其他系統互相協調,形成良性體系,從而在實現自身的發展的同時,推進社會的整體、和諧、健康的發展。這一點,對于當代發展中國家、甚至發達國家都是很有意義的。因此,在當代政治發展研究中更多地重視文化因素的研究,必將顯示出極其重要和深遠的意義。
  
  
  
復旦學報滬129~135D0政治學戴敏敏20002000本文試圖從學科角度對當代政治發展中的文化回歸趨向進行分析。首先闡釋了所謂“向文化回歸”的內涵、成因和具體表現形式;然后通過對政治發展研究歷史上兩種取向分化的比較,揭示“向文化回歸”趨向背后的學科演變邏輯;最后,在剖析這種趨向的影響與缺陷的基礎上,從政治學的學科建設需要對當代政治發展研究作出初步的總結和建議。文化回歸/價值判斷/政治發展戴敏敏,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碩士研究生 作者:復旦學報滬129~135D0政治學戴敏敏20002000本文試圖從學科角度對當代政治發展中的文化回歸趨向進行分析。首先闡釋了所謂“向文化回歸”的內涵、成因和具體表現形式;然后通過對政治發展研究歷史上兩種取向分化的比較,揭示“向文化回歸”趨向背后的學科演變邏輯;最后,在剖析這種趨向的影響與缺陷的基礎上,從政治學的學科建設需要對當代政治發展研究作出初步的總結和建議。文化回歸/價值判斷/政治發展
2013-09-10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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