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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正當性及其形態演化
政治的正當性及其形態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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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謂政治的正當性?
    政治的正當性作為政治的一個價值判斷,是政治倫理學、政治哲學的一個核心命題。正當性,在非嚴格的意義上,可稱為應當性、合理性和合法性。早期資產階級學者運用這一個概念的初始意義,是針對封建專制國家的正當性、合法性提出質疑,具有反封建的歷史進步意義。馬克斯·韋伯考察西歐資本主義文明的興起,認為政治正當性可分為“價值正當性”和“工具正當性”。所謂政治的“價值正當性”,是關于人類社會政治發展的最一般的價值理念和價值系統,是分析社會的政治系統和政治倫理的參照基點。所謂政治的“工具正當性”,是人類在“價值正當性”的基礎上對政治發展做出的制度創制和組織創制。政治的“價值正當性”是政治正當性的實質,可稱為“實質正當性”;政治的“工具正當性”是政治正當性的形式,可稱為“形式正當性”。政治的“工具正當性”所具有的形式合理性,也是現代社會結構的客觀屬性”[1-1]。
    政治正當性面臨的一個根本問題是人類社會為什么要有政治?什么樣的政治才是理想的政治?對于政治內涵的不同回答,決定著政治理論和政治實踐的不同生命力。長期以來,人們經常把政治的本質同社會的上層建筑、意識形態、國家、階級、政黨、社會集團、權力關系、政治關系、專政、統治、民主、法律、戰爭、戰略、政策、策略等聯系起來。如果用政治的根本問題去衡量,可以發現,這些觀點大都從現象學的意義上解釋政治問題。政治是人類的文明生活方式之一。在現代文明社會中,政治更是人類生存無法回避的事實。“無論一個人是否喜歡,實際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種政治體系之外。……處處都會碰到政治。”[2]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在論述城邦演進的基礎上提出著名論斷:“人在本性上是一個政治動物”。他說:“人類自然是趨向于城邦生活的動物(人類在本性上,也正是一個政治動物)。”這一命題深刻揭示了人類的社會本性。人組成一定形式的社會具有某種客觀必然性。人天生需要公共生活,因為“每一個隔離的個人都不足以自給其生活,必須共同集合于城邦這個整體”。這就需要社會與國家,需要社會組織,需要形成比蜂類或其他群居動物所結合的團體“更高的政治組織。”[3-1]這種“政治組織”——政治體系及其政治規則的構造,正是人之為人的特點之一,因而人成為天生的政治動物。馬克思在評價亞里士多德的這一論斷時指出:“人是最名副其實的政治動物,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4],從而肯定了這一論斷。
    從人是社會的“政治動物”這一基本事實出發,亞里士多德認為,城邦政治的目的在于追求“至善”,道德就是政治所追求的終極目標。就我們個人及社會全體來說,“主要的目的就在于謀取優良的生活。但人類僅僅為了求得生存,就已有合群而組成并維持政治團體的必要了”[3-2]。政治正當性的實質就在于謀取“優良的生活”。
      政治正當性具有優先性
    政治的正當性,是政治秩序獲得承認的價值根本和價值理由,即哈貝馬斯所說的“一種政治秩序被認可的價值”。政治的正當性給予政治以正當的理由,是政治制度、政治組織、政治秩序得以存在和被維護的前提。政治的正當性,在人類的政治生活中具有優先性。“一切經驗表明,沒有任何一種統治自愿地滿足于僅僅以物質的動機,或者僅僅以情緒的動機,或者僅僅以價值合乎理性的動機,作為其繼續存在的機會。勿寧說,任何統治都企圖喚起并維持對它的‘合法性’的信仰。”[1-2]盧梭認為:“即使是最強者也決不會強得足以永遠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強力轉化為權利,把服從轉化為義務。”因為,“強力并不構成權利,而人們只是對合法的權力才有服從的義務”[5]。羅爾斯在深入研究制度的倫理意義時認為,制度倫理與個人倫理相比,具有特別優先的地位,具有優先性。羅爾斯所說的制度優先性,是指制度所具有或所包含的倫理價值的優先性,即政治的正當性具有優先性。“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象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6]。他認為,政治制度的核心是社會正義。當人們談及個人倫理的時候,必然涉及制度倫理,即通過人們的社會存在去理解人,在社會的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去研究人、觀察人。因為,對個人倫理的改造有賴于對社會制度的改造。相應地,對制度的倫理評價應當優先于對個人的倫理評價,有關制度正義的選擇應當優先于個人義務的道德選擇。我們首先要研究的是選擇、優先性、價值問題,而制度、程序和權力則處于第二位[7-1]。
    如上所述,政治的正當性在人類政治生活中的優先性,具有決定意義。
    第一,謀取“優良的生活”,是政治生活和政治發展的根本動力。人類政治發展到今天,面臨五大基本問題:一是國家成員相互間的權利和義務問題,即公民資格問題;二是政府職能的范圍問題;三是權威的來源及合法性問題;四是權力的制度化問題;五是國家規模及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關系問題。任何政治都要回答這些基本問題并且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來。哪里出現這些問題,哪里就有政治;反過來說,哪里有政治,哪里就有這些問題。政治就是處理這些問題的適當方法[7-2]。這些問題都是圍繞著政治的正當性——政治與“優良生活”或“善良生活”的關系而展開的。上述問題中的任何一個發生變革,都會引起一系列變化,但它們本身并不是政治變遷的根本動力。從它們與權力結構及其使用程序的相關度來看,憲法、制度和權力分配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但只有政客和官員們,即那些政治體系的操縱者們,才會最直接地感受到它們的重要性。普通百姓關心的是,政治能夠給他們的日常生活和人生夢想帶來什么。惟有發現現有的方法無法實現自己的需要時,他們才能理解為什么要改革現存制度和重新分配權力。
    第二,謀取“優良的生活”,是國家與社會、政治家與公民有效結合的基礎。政府就是溝通臣民與主權者,以便使兩者互相適合的中間體。它負責執行法律并維持社會的以及政治的自由。對于人類生活而言,“政府不僅是有組織的權力系統,同時也是協調的手段。”[8]作為“公共的政治機構”,國家和政府的基本職能是“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9]。在一定意義上,政治就是人類在競爭與合作這兩種相反的沖動下維持平衡的適當方法。在解決人類社會的重大問題的過程中,政治得到了建設性地運用,從而將善的個人和善的社會結合起來。當政治權力服務于這個理想時,政治的藝術就會走上倫理探索的航程[7-3]。
    第三,謀取“優良的生活”,是政治生活和政治發展的最終歸宿。政治在尋求社會一體化的時候,必須有倫理理想。否則,當權力竊取了福利優先性、沒有了正義的時候,國家與大的搶劫集團有何不同[7-4]?國家起源于人類對安全的需求,統治集團對統治的需要,即需要有組織的暴力。政府最初積聚暴力、最終使用暴力,是為了抵制來自內部、外部的威脅和傷害。從歷史上看,國家處于從安全和秩序到公正和良好生活的發展過程中,并不意味著國家放棄、甚至交出保護其成員的責任和維護統治的職能。但是,國家必須向良好生活的目標前進。這個轉變構成了對現代政治的巨大挑戰。現代政治“要在政治上組織億萬民眾并讓他們保持對這個制度的忠誠,績效比承諾更重要。”[7-5]暴力或權力怎樣與社會公利、社會福利相協調,這是現代政治必須面對的課題。“這種考慮將政治問題從身體安全的起點轉變成倫理的理想。……國家建立在我們需要安全的基本原則之上,發展著給予生活以愛、高貴和有品味的關系,載著人類的政治生活,使社會更加文明”[7-6]。對社會的發展方向負有責任的國家,如何使平等和自由結合起來,如何確保每個人起點平等,如何提供社會發展條件,這些已經成為現代政治的基本尺度。不僅如此,它們指出了通向社會公正的道路。如果社會公利屈從于權力和漠視社會公正,則被視為不人道政治。
    第四,謀取“優良的生活”的不同方法和各種途徑,決定了人類政治生活的變更和形式、解決政治與“善的生活”的關系,構成了政治的本質。這是人類政治永遠無法規避的問題。不同的解決方案使人類得以在不同的取向之間進行選擇和替換。由于變化發生在處理問題的背景中,因此變化本身同樣是持續存在的要素。在條件、技術、方法和制度都發生高度變化的情況下,不同的政治體系對于政治的基本問題和重要問題的解答存在著相似或相異,如古代、中世紀、現代的民族國家。它們的政治體制帶有獨裁、民主、民族主義等不同特性。
      政治正當性的形態演化
    政治的正當性與“優良的生活”,在不同的時空條件下具有不同的內容和形式。在古代,政治的正當性被長期賦予自然和超自然的力量而得到神化。隨著古代文明的發展,對于政治正當性的需要逐漸增長。一方面,早期階級社會的政治制度、政治秩序與政治統治動搖和摧毀了傳統神話式的正當性基礎;另一方面,試圖取代舊政治統治的新政治集團否定已往的政治正當性而建立新的正當性基礎。更為重要的是,人類文明的積累和深化開始拓展人類自身。它挑戰政治與人類生活的關系、政治的本質與目的,因而需要重新證明整個政治秩序的正當性。在不同的文明中,這個目標分別是以宇宙論為基礎的倫理學、高級宗教和哲學來完成的。它們具有可教義化知識的形式,為確立政治的正當性基礎發揮作用,代表人類政治文明的進步。
    在古希臘時代,亞里士多德把政治的正當性看作是適合與滿足“趨向于城邦生活的動物”這一人的天性,而“優良的生活”就是使每個社會成員都能夠具備適量的財物、強健的體魄、高尚的道德和對公共事務的義務。在中世紀,政治的正當性被神學政治家們看作是皈依上帝,認為上帝是絕對正義的化身,“優良的生活”不過是人們侍奉上帝而守其節度,遵守秩序,各司其職。近代以來,在科學發現、文藝復興、哲學啟蒙等造就的世界脫魅格局中,傳統政治正當性的終極地位受到挑戰,政治正當性的基礎轉向黑格爾說的,“不再是通過權力,也很少是通過習慣和風尚,而卻是通過判斷和理由,才成為有效的。……現代世界的原則要求每個人所應承認的東西,對他顯示為某種有權得到承認的東西。”[10]盧梭認為,只是在個人同意而制定契約、個人向社會讓渡其權利時,政府與社會的權利才成為正當。通過政治強制建立的政治和社會的契約論是政治正當性的基礎。霍布斯則認為,如果社會契約本身只是通過外部的物質強制迫使個人聯合起來,這種聯系就是不穩定的,且毫無倫理價值。因為,只有當個人自覺地服從于權力而不是權力強制個人服從時,權利才具有道德價值[11]。信仰契約制度的正當性成為現代政治文明的正當性基礎,理性的形式原則在政治實踐中逐漸取代了諸如自然和上帝一類的物質原則。哈貝馬斯指出:“既然終極基礎不再被認為是合理的,證明的形式條件自身就獲得了合法化力量,理性協議本身的程序和假設前提變成了原則”。證明的程序和假設前提本身就成了正當性的有效基礎。由某種秩序化世界的觀念所決定的合法性讓位于產生某種協議的觀念所決定的現代合法性[12]。
    法理正當性逐漸成為最強勢的正當性形式。符合法理的生活也就是“優良的生活”。法理正當性的確立,使人類政治真正同“人的生活”統一起來。政治的正當性從歷史、法律和價值的角度得到深化和揭示。人民主權、人民認可和實行“法治”,成為現代政治正當性的基本內涵和表現形式。
    在歷史方面,政治正當性的基礎和標準是從人類的理性出發推導出的政治活動和社會活動的一般規則。政治的正當性被要求合乎人們的理性,為多數人的幸福而存在。合乎人類自然理性的生活就是“優良的生活”。羅爾斯說,一個好的社會應當具備兩個條件:第一,社會的目的是為了促進其成員的福利;第二,該社會根據大家共同接受的正義原則進行有效治理。布丹、格老秀斯、霍布斯、洛克等初步提出的資產階級國家理論,從人類假定的自然狀態出發,推演出人們之間存在著最初的契約。格老秀斯指出,全體人民可以根據自己的意志把統治自己的權力通過社會契約轉讓給一個人或多個人。對于破壞契約的人,作為懲罚手段,人民有權起來革命。洛克指出,人們在自然狀態中有許多不便之處,于是通過相互訂立契約,將一部分權利轉讓給統治者,形成至高無上的國家權力。如果統治者違背人民的意愿,人民有權通過革命,推翻統治者。邊沁指出,功利乃是國家和政府的惟一任務、惟一活動原則。如果政府違背了這一原則,那么就喪失了正當性。這種觀點被抽象為政治的運作應當符合自然理性,在人民主權的時代則應當符合社會成員的基本利益。
    在價值和法律方面,政治正當性的基礎和標準是人們對政權價值的判斷尺度和對政府權力的認可程度。對國家權力的正當性作出價值判斷取決于三個方面的因素:一是國家權力的來源,二是國家權力的運作,三是國家權力的成本。綜合起來就是,國家權力正當性的背后是人民的價值和利益。政治正當性的基礎和標準還是政治權力的取得、運用是否符合成文法和習慣法的規定,即是否符合“法治”。美國《獨立宣言》首先奠定了民選產生民主國家的理論基礎,提出統治者的正當權力,來自于被統治者的同意。如果任何一種形式的政府損害了這些要求,人民就有權改變它或廢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公民通過定期選舉選出可信賴的人担當國家領導人,以保證國家權力始終掌握在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手中,以體現國家權力的正當性。政治的正當性從國家權力是否符合人的最高理性,發展成為社會主體對于國家權力的一種價值判斷。社會公眾判斷國家權力的正當性,決定著一個政中共中央黨校學報京56~59D0政治學戴木才20042004政治的正當性問題是政治倫理學和政治哲學的核心命題。自古以來,人類在不同的時空條件下探索和實踐政治正當性的歷程,就是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歷程。政治正當性的實質在于謀取社會“優良的生活”。作為人類政治得以存在的價值根本,政治正當性具有優先性。它是政治發展的根本動力,是國家與社會、政治家與公民有效結合的基礎,是政治生活的最終目的。人類政治真正同“人的生活”相統一,在現代主要表現為人民主權、人民認可和實行“法治”。政治倫理/政治正當性/優先性/政治形態基金項目:國家社科規劃課題:全球化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研究(01BKS002)張小簡,女,1952年生,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世界哲學》編輯部編輯,1007Interpreting Two Doctrine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NI Jia-min
   School of Law,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戴木才(1965-),男,江西吉安人,哲學博士,中共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倫理學博士后。(北京 100091) 作者:中共中央黨校學報京56~59D0政治學戴木才20042004政治的正當性問題是政治倫理學和政治哲學的核心命題。自古以來,人類在不同的時空條件下探索和實踐政治正當性的歷程,就是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歷程。政治正當性的實質在于謀取社會“優良的生活”。作為人類政治得以存在的價值根本,政治正當性具有優先性。它是政治發展的根本動力,是國家與社會、政治家與公民有效結合的基礎,是政治生活的最終目的。人類政治真正同“人的生活”相統一,在現代主要表現為人民主權、人民認可和實行“法治”。政治倫理/政治正當性/優先性/政治形態基金項目:國家社科規劃課題:全球化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研究(01BKS002)
2013-09-10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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